撒翁(1)
1927年7月底的一天，陈独秀向临时中央提出的3点建议：一、把一切工会、农会及政权机关转移给国民党左派；二、我们在国民党政权下进行下层工作；三、暂时来做反帝运动，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以回避大的牺牲和破坏。
但临时中央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8月7日上午，党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一位俄国侨民的寓所里举行紧急会议。
共产国际新派遣的代表罗明纳兹到汉口后，态度异常严厉，主张立即惩罚陈独秀、谭平山、李维汉，骂张国焘等不赞成土地革命，不配当中央领导人，并向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声明：“如果你们反对开中央改组会，我直接召集各地代表开会。
鲍罗廷已经回苏联。
联共中央政治局7月21日决定：建议银行家立即动身回莫斯科。
会客厅的条凳上挤挤地坐着21人，他们是瞿秋白、李维汉、张国焘、苏兆征、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项英、向忠发、张太雷、卢福坦、顾顺章、王荷波、彭湃、邓中夏、彭公达、任弼时、陈乔年、汪泽楷。
新来的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出席了会议。
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列席了会议。
这个名单是根据蔡和森意见修改的。
国际代表与常委商量决定的出席名单，除加苏兆征、罗亦农，其余都是旧人，而王荷波、向忠发、顾顺章等工人和毛泽东、彭公达等都不在出席之列。
蔡和森提议：“新中央只留秋白，毛泽东应加入，太雷应出外工作而不应留秘书厅……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在临川休整部队，没有出席会议。
陈独秀没有出席会议。
张国焘想邀请陈独秀参加，但罗明纳兹反对。
临时中央常委有两人不在场，只有张国焘、李维汉、张太雷到会，会议由李维汉主持。
到处是枪杀共产党人的枪声，这个秘密会议越短越好，会议笼罩着紧张的气氛。
李维汉说：“今天的会议为紧急讨论会。
此会虽无权改组中央，但有权选举临时中央局。
在罗明纳兹发言后，代表们休息半小时吃饭，然后又接着开会。
这时，毛泽东第一个发言：“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
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空房子主人的决心。
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
其后有一部分人主张产业工人也加入，闻湖北亦有此决定，但仅是纸上空文，未能执行。
过去群众中有偶然不听中央命令的和住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当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
直到现在，才改变了策略，使工农群众进国民党去当主人。
大家都被毛泽东妙语连珠的语言惹笑了，会场紧张的气氛顿时松弛了下来。
“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
广大的党内党外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
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
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
接下来毛泽东开始谈武装斗争问题：“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
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
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在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发言后，任弼时发言说：“国际对中央的批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的倾向……
党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使党失了独立的作用。
谈到陈独秀，任弼时说：“老头子可去莫斯科。
选举政治局委员时，任弼时得14票，第一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罗明纳兹强调工人成分，工人出身的苏兆征、向忠发得满票20票。
隔日，政治局委员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3人为政治局常委。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离开汉口去长沙准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蔡和森到北方局工作。
他打算写一本《党的机会主义史》。
8月中旬的一天，瞿秋白、李维汉来到陈独秀隐蔽的纸行楼上传达了“八七”会议情况。
重点是劝陈独秀去莫斯科。
陈独秀对不让自己出席会议反感，说：“大革命失败，国际有责任，不能全记在中央的账上。
瞿秋白、李维汉走后，陈独秀闷闷不乐，生了一场病，黄玠然不敢请医生，悄悄的上街抓了药。
一天晚上,陈乔年、汪原放都来了。
汪原放当时任中央出版局局长，领导长江书店、长江印刷厂等工作，同时任《国民日报》编辑。
陈独秀摇着扇子对汪原放说：“我在打算，要到上海去。
撒翁(2)
可是对于那里的情形一点不知道。
我想，你到上海去跑一次，问问孟邹，看看我可去不可去。
乔年同意父亲到上海去躲一躲。
汪精卫到南京，蒋介石到日本，上海局势可能好些。
汪原放正想回上海，于是答应回一趟上海。
1927年9月上旬的一天，黄玠然从汉口回到武昌，对陈独秀说：“中央通知你明天随英国船去上海。
陈独秀一听，忙叫黄然再去通知汪原放。
这时汪原放已根据陈独秀意见，将长江印刷厂两部对开印刷机拆下，装船运到上海。
汪原放上楼后，陈独秀说：“都是乔年，怎么把你入了党，作一个同情者，站在外面不一样吗?你叔叔胆小怕事，怕入党，不也挺好?”汪原放笑笑，不置可否。
“上次找光升，请他和柏文蔚说说话，给你谋个差事，这么个小事也难办了。
不久前，陈独秀想给汪原放在柏文蔚的33军办事处谋一个差事，结果事没有办成。
“不去也好。
汪原放无所谓地说。
9月10日，阴历八月十五日，陈独秀、黄文容、汪原放及亚东职员陈啸青4人上了英国“公和”号船去上海。
在船上，陈独秀想，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船主不知道几位客人的来路，但他已觉察到他们身份不同。
那位东家模样的老头子，白天从不到船上的甲板露面，甚至吃饭、大小便，都有随同的几个年轻人料理。
船到九江，一轮圆月升过树梢，亮如白昼。
半夜，黄文容和汪原放叫陈独秀上甲板赏月。
陈独秀说：“抬头看明月，低头思故乡。
我的老家在安庆，明天就到了。
汪原放问：“要不要下去看看，过几日再回上海?”陈独秀没有做声。
黄文容若有所思地说：“中途下船怕不好。
陈独秀点头说：“安庆很复杂，不能这样没头没脑的下去。
大家不再做声。
大革命失败后，人人自危，连鲁迅也受到别人的威胁。
9月4日，鲁迅在南方写《而已·答有恒先生》：“不过我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
曾经有一位青年，想以独秀办《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来证明我是共产党。
但即被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时连独秀也还未讲共产。
退一步，‘亲共派’罢，终于也没有弄成功。
9月15日，鲁迅看到北京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禁止白话文令，写《而已·扣丝杂感》：“白话则始于《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独秀所办。
今天看见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话的消息，我逆料《语丝》必将有几句感慨，但我实在是无动于衷。
9月20日后，瞿秋白、杨之华以及郑超麟等人乘日军舰去上海。
到上海后，瞿秋白、李维汉去酱园弄彭礼合家中看陈独秀。
瞿秋白说：“我刚到上海两三天，中央决定重新办一个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还请你常写文章。
瞿秋白和李维汉商量，陈独秀不去莫斯科，要慢慢来，目前请他写文章是一个好办法。
白色恐怖下，急需制造革命舆论。
陈独秀正寂寞得慌，满口答应了，说：“写文章我很乐意，只是文章写不长。
李维汉笑着说：“现在形势严酷，写短文更适合。
《布尔塞维克》有“寸铁”栏，专发短文章。
当时陈独秀隐蔽在家，无事就翻看当天的报纸，找些写文的话引子。
双十节时，《申报》刊出汪精卫讲话，说：“从共产党与腐化分子的夹攻中，悉力奋斗，为国民革命求一出路。
陈独秀一气写了《汪精卫的出路在哪里?》、《斯文扫地民众爬上来》、《蒋介石的进步真快呀!》3篇杂谈，考虑到安全和自己眼下的处境，陈独秀取了一个笔名“撒翁”。
国际代表的报告
1927年9月17日下午，罗易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作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
罗易回莫斯科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成立的“罗易事件调查委员”8月30日建议：“罗易同志把1927年5月31日发给他、鲍罗廷的电报内容告诉汪精卫是犯了错误，因此政治书记处决定把罗易同志召回是正确的……
向中共中央通报以下内容：‘罗易同志被召回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政治错误，相反，在关于土地革命和镇压湖南反革命分子的基本问题上，罗易同志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罗易同志被召回只是因为他犯了一个组织性的错误。
’”当天，罗易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拍电报：“向汪精卫讲述莫斯科来电的部分内容，从我这方面来说是错误的。
但我仍然相信，这并未提供把我从中国召回的理由……
担任负责工作的其他同志曾犯过更严重的错误……
但并没有这样严厉地对待他们。
给我指出错误并作出处分也就够了。
考虑罗易的错误性质可能旁骛共产国际的责任，斯大林没有处理他。
9月9日，罗易给斯大林写信：“作为您建议我撰写的关于中国的一本书的补充，我想发表另一本暂定名为《中国革命濒临死亡边缘》的小册子。
在罗易报告结束后，维经斯基当场提问：“既然不存在发生决裂的客观原因，那么为了避免武汉国民党同政府的决裂，当时能采取某些措施吗？”
维经斯基回莫斯科后，7月23日，福京、纳索诺夫和曼达良给联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写信，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继续安排维经斯基在东方书记处工作。
但根据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无政策错误的观点，没有追究维经斯基。
皮亚特尼茨基9月13日给莫洛托夫写信：“我们已经让维经斯基同志返回听候联共中央调用。
我们请求把他留在莫斯科工作，以便我们能够利用他对东方问题的了解。
在罗易回答维经斯基问题后，赖特问他：“在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中鲍罗廷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罗易回答：“关于鲍罗廷的作用。
我不想在这里回答这个问题。
（座位上有人喊道：为什么？）噢，很简单，因为我不愿意回答。
法因贝格问：“请设想一下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曾出现的那种形势。
如果共产党在当时提出一些更革命的口号，您是否认为形势会是另一种样子？”
罗易回答：“法因贝格的下一个问题，涉及到五大期间的形势，也就是说，若是共产党提出更激进的口号，形势就会是另一种样子。
当然，形势会是另一种样子。
但是不能得出，似乎失败仅仅是共产党的错误和策略所致。
失败是无法控制的阶级力量对比所致，而主观上也与之有关。
维经斯基又问：“罗易同志对现在的领导怎么看？它能否采取正确的方针？”
罗易回答：“我只知道，对党的错误负有直接责任的几个同志已经离开党的领导岗位……
现在的领导岗位看上去要比以前的领导好一些……
这几次武装起义是由我们发动和组织的，这证明党的领导已经改善。
会议于4时30分结束。
国际代表中，鲍罗廷的日子最不好过。
拉宾10月10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和联共中央写书面报告说：“后来我得知，鲍罗廷于6月17日给我们作指示的时候，他已经得到了最高领导机构关于开展土地运动的指示，而在7月3日他已经得到关于同冯决裂的确切指示。
这样，鲍罗廷一方面向我们隐瞒了党的指示，另一方面又向我们下达了与这些指示相反的他自己的指示……
他这样做给我们在中国的革命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损害。
鲍罗廷10月23日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大会上所作的《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报告中说：“关于中共在最后的武汉时期的领导工作：我多次建议把中央迁往广州，但都没有得到著名的中央委员陈独秀等人的响应……
我在广州的一次会议，即中央局会议上说过，我觉得中共中央像一个图书评论员：他等待着书籍的出版，然后阅读，写书评——加以赞扬或指责。
中共中央先了解广州做了什么事情，尔后或证明其正确，或给以批评。
陈乔年被捕
莫斯科希望陈独秀到苏联，承认自己的错误。
深秋的一天，中央派人找陈独秀谈话，劝他和谭平山去苏联，参加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陈独秀表示，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这是排挤我这个老头子，党要牺牲我们两个人，一个是我陈独秀，一个是谭平山。
因为我们两人年龄大些。
见陈独秀不去莫斯科，李立三请黄玠然多找陈独秀谈谈。
黄玠然问陈独秀：“你为什么不去?到苏联研究中国问题比在上海好。
陈独秀敷衍说：“有什么研究哇?又没有中国的材料。
第二天，黄玠然把陈独秀的话告诉了中央，瞿秋白回答：“你告诉他，他要研究什么，我们给他送材料，要什么书，我们帮他送什么书。
黄玠然把中央的话转告给陈独秀，陈仍然不同意，说：“这样费事，不如在中国研究。
黄玠然生气了。
在台上是家长制，现在下台了，还是自以为是，于是说：“一个党员要不要服从党?”陈独秀很不高兴，半天没有吭声。
黄玠然知道陈独秀生气了，见没有办法再谈下去，只好不谈。
隔了几日，黄玠然又提到去莫斯科的事。
陈独秀怀疑有人指使黄玠然，对黄玠然的问话不理不睬，或者硬邦邦一句顶回去。
黄玠然想，我们两个人一天到晚在一起，又没有其他工作好做，又没有其他问题研究，你这么严肃干什么。
黄玠然不想干了，他对陈独秀说，我还是另做点工作。
不久，黄玠然调到党报，和郑超麟一起编辑《布尔塞维克》。
11月11日，陈独秀针对刚结束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给中共中央写信，主张以经济斗争来代替以暴动夺取政权的幻想。
提出农民运动应提不收租、不负粮、不纳税、不退债，“四不”口号。
等了很长时间，中央没有给陈独秀回信，陈独秀已不打算有回信了。
12月中旬的一天，陈独秀收到中共中央的回信，同意他提出“四不”口号，但不同意他对形势的分析，驳斥他反对工农武装暴动以夺取政权的观点。
陈独秀接到中央来信，连夜给中央回信，赞成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广州暴动，并对如何进行广州暴动，提出5点建议。
几天后，广州暴动失败，张太雷牺牲，尽管陈独秀建议已过时，中央还是给他回了信。
年底的一天，刚从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任上调到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和爱人史静仪来看陈独秀。
不久前，陈乔年做媒，鄂省组织部长汪泽楷和杜琳结婚。
哥哥牺牲了，乔年感到应该来看看职务被解除的父亲。
但他不喜欢父亲在《布尔什维克》上连篇累牍写杂文，他已听到一些讥笑了。
（注：从《布尔塞维克》创刊到1928年2月27日第十九期停刊，陈独秀在《布尔什维克》上发了140多篇杂文）陈独秀见儿子来了，很高兴，但一谈到大革命失败原因，父子俩话不投机。
乔年参加了“八七”会议，说：“失败你是有责任的，你对汪精卫过于相信。
陈独秀说：“我有什么责任，国际代表天天坐在那儿指挥，什么事不要经过他?”史静仪见父子俩动了气，忙向乔年使眼色，说：“你们很少见面，还是不谈这些吧。
”史静仪原是刘仁静女友，和彭述之夫人陈碧兰都是湖北人，是最先到苏俄学习的女共产党员。
从苏联回国后，与刘仁静分手，在北京工作期间认识乔年。
和乔年结合后生过一个男孩，高君曼曾到武汉史家看望，后来不幸夭折。
1928年2月16日，江苏省委在陈乔年的主持下，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
由于叛徒唐瑞林告密，敌人突然包围了会址。
陈乔年等江苏省委机关的负责同志被捕。
陈乔年等人被拘押在英租界新闸捕房拘留所。
次日，被引渡到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起初，陈乔年化名王某，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因他来沪不久，叛徒唐瑞林不认识他。
敌人用了种种手段，想探明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都未得逞。
乔年被捕后，50岁的陈独秀无心再写“寸铁”，桌上《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书稿也停了下来。
偶尔，汪孟邹来坐坐，陪仲甫说说话。
汪孟邹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了，他害怕提共产党。
中共“六大”(1)
1928年2月28日，胡适给吴稚晖写了一封信，其中说：“本来是我认为先生盛德之累，忠心耿耿，不能释然，直到几个月之后方才有续作此文的兴致。
今日重提此事，不过表白一个敬爱先生的人对先生的一种责望，先生或不见怪罢？”
吴敬恒见胡适把自己写进思想史，很高兴，但提到陈延年的死，吴敬恒情绪很激动，说：“马克思煽出来那班恶魔，是会归天的。
言下之意，他对陈延年的死没有什么忏悔的。
不错，自己狂易了，破产了，怂恿杀朋友，开口骂朋友，也同那班畜类是一丘之貉了，后者骂的是陈独秀等共产党。
胡适收到吴稚晖信，回信反对他“以暴止暴”，怪吴敬恒痛恨共产党，似犹未免有一分以律己之道律人的意味。
即此一分律人的态度便可以养成“以理杀人”的冷酷风气而有余了。
但胡适没有将信寄出。
3月，中央派人通知陈独秀，请他参加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
陈独秀仍然享受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被大会直接点名出席大会。
享受这种待遇的人并不多，如蔡和森、罗章龙、张国焘、邓中夏、彭述之等人。
陈独秀不去，但他鼓励张国焘去。
春天，张国焘常到陈独秀处坐坐，发发牢骚。
张国焘在南昌起义部队打散后，逃亡香港，于去年10月中旬到上海。
张国焘在南昌起义时反对暴动，临时中央政治局于11月上旬作出《关于处分张国焘的决议》，开除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
一次，张国焘向陈独秀建议组织一个工农党。
陈独秀问：“工农党和共产党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张国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遥控。
陈独秀对张国焘的建议十分感兴趣，但他觉得这个计划实行起来很难。
他说：“首先是共产国际不会平心静气的考虑这个建议，仅会予我们无情的打击。
同时西欧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重视东方问题，自不会予我们以有力的支持。
“但我们可以靠本国的力量啊。
“就内部状况来说，即使多数同志同意我们的见解，经费问题也是难以解决的。
陈独秀感到，现在的经费来源比建党初期还要差，作为蒋介石，汪精卫通缉的要犯，陈独秀已无公开谋职谋生的自由。
他见张国焘情绪低落，说：“组织工农党的事可以暂时搁置一下，作为我们的最后步骤。
中共中央“六大” 6月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项英、关向英、向忠发、邓中夏、苏兆征、张国焘、汪泽楷等人。
不少代表问陈独秀为什么没有来参加？瞿秋白解释说，我们和国际一直劝陈独秀来莫斯科，但陈始终不肯。
瞿秋白在大会上代表上一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说：“关于过去的事，或者国焘是对的，秋白对的，独秀对的，这些问题讨论起来是有意义的，但不能同我们目前任务相比。
瞿秋白口头报告有7万字，讲了很长时间。
张国焘因是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代表，在“六大”上受到批评。
但他批判瞿秋白盲动主义说：“你一个人讲了九个钟头，七七八八讲了一大批。
两人常大争特争。
布哈林说：“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
代表们在讨论报告时，批评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也批评了瞿秋白盲动主义错误。
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作政治报告说：“无产阶级政党可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以反对封建和外来的敌人呢？……
我们试问一下自己：‘在中国革命的相当时期内，曾经有没有允许工人阶级在革命的相当阶段上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的条件呢？’我们的回答：‘曾经是有过的’……
加入国民党是否一个错误呢？是否后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根基就在这一点呢？……
我想对于这问题，下一个否定的回答……
把国民党变成一个很大的收集我们自己共产党力量的源泉。
这种条件是曾经有可能的……
但是这希望的现实，是曾经以共产党方面一定的政治手腕能力当先决条件的。
然而这种政治手腕的能力，在共产党方面却差得很远，机会主义的根源恰恰就在这里。
布哈林批评陈独秀机会主义时，也批评了鲍罗廷，说“不过这是另一问题”。
他认为鲍罗廷有许多过错，如没把莫斯科寄到中国的训令传达给中共中央。
王若飞发言时反对把错误推在陈独秀一人身上，认为应该由党中央集体负责，并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
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开扩大会议时，王若飞就在会上反对不让陈独秀参加会议的做法。
中共“六大”(2)
“六大”后，新任宣传部长蔡和森与总书记向忠发、秘书长李立三等回国。
政治局委员瞿秋白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张国焘对执行陈独秀机会主义作了检讨，因而重新选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瞿秋白、邓中夏、余飞、王若飞留莫斯科。
陈独秀没有选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六大”后也没有再分配工作，仅保留了党籍。
瞿秋白后来写道：“是否责任由他一个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
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带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
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
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
蔡和森后来也写道，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后的机会主义，“不是秋白同志和独秀同志个人的责任”。
在井冈山创立根据地的毛泽东认为“六大”有进步意义，但他不赞成第三国际居高临下。
他认为，大革命失败，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的责任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
乔年牺牲(1)
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枫林桥英勇牺牲。
陈乔年等人被捕后，狱外的党组织曾多方营救。
与乔年同时被捕的郑覆他、许白昊等商议准备利用敌人不认识乔年，使周之楚顶替乔年的身份和职务，以瞒过敌人。
周之楚也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护乔年。
周之楚父亲是华侨大商人，他在国外得知儿子被捕，赶来营救。
结果，敌人弄清了周之楚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乔年也因此暴露。
敌人为了得到更多的机密，对乔年多次使用酷刑，他始终咬紧牙关，坚贞不屈。
最后，敌人准备杀害陈乔年、郑覆他、许白昊三人。
在将他们押走前，陈乔年对大家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同志们问乔年：“你对党、对家庭有何遗言?”陈乔年回答：“对家庭毫无牵挂，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
去年6月26日，29岁的哥哥陈延年在龙华被刀斩，弟兄俩牺牲时间相差不到一年。
姐姐筱秀从安庆赶到上海，料理弟弟后事，见到弟弟牺牲的惨状，筱秀伤心刺激过度，不久病逝，年28岁。
后事由汪孟邹帮助料理。
陈乔年牺牲时，爱人史静仪已怀孕在身。
后生下遗腹女。
（注：1969年史静仪去世时，曾嘱家人函告其妹和妹婿杨纤如帮助寻找。）一日，潘赞化到陈独秀家串门，正逢高君曼在家大哭，面前有两垛正在燃烧的表纸。
高君曼抽泣地说，“为延年兄弟家中设位，剪纸招魂啦。
陈独秀见潘赞化来，忙让坐。
他望着高君曼背影，摇摇头说，“迂腐”。
潘赞化不赞同，说，“人应有情，是该如此。
陈独秀一年内走掉三个儿女，但他不愿轻易在人前流露悲哀。
女儿病危期间，不能去探视，死后不能见遗容，加上大革命失败，“六大”的落选，国民党的通缉，50岁的老头子东躲西藏，陈独秀悲怆欲绝、欲哭无泪，身心在悲愤、惊吓和恶梦中煎熬。
秋季，原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从苏联回来，告诉陈独秀“六大”情况，劝陈独秀反对党中央。
陈独秀表示“我不来，我要来时就另外创造一个新党”。
后接到留在莫斯科的王若飞转来的信，劝他不要消极。
“六大”后，中央仍然每月补助他30元生活费。
没有其他事，陈独秀重操旧业，相继编写《中国拼音文字草案》。
斯大林不清楚陈独秀在干什么，11月初，他约瞿秋白、张国焘谈话，问：“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
张国焘知道，斯大林担心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一样反对国际，说：“陈独秀办不起一张有力量的报。
1929年春，陈独秀大姐的儿子、外甥吴季严找到住在北四川路西边老耙子路(今武进路)，见到了舅舅陈独秀。
他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来，向陈独秀说了不少苏联的情况。
吴季严说，1926年7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联盟，反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今年2月，托洛茨基被驱逐到土耳其去了。
去年中共“六大”开会期间，托洛茨基写《中国革命的回顾及其前途》中还说：“在领导上却发生了一种怪现象，简直是历史的悲剧，他们用苏联，布尔什维克的党和共产国际的威权，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帮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
接着，吴季严谈到，东方大学不少中国留苏学生都受到牵连，开除党籍好几百人。
吴季严也受牵连。
他说：“斯大林在苏联没有威信，老百姓叫他‘专制暴君’、‘红色沙皇’。
“真有此事?”陈独秀睁大了眼睛。
“斯大林不适合任总书记，托洛茨基适合，老托在苏联深受人民信仰。
陈独秀将椅子往前拉了拉，说：“讲下去，讲下去，我很爱听。
于是，吴季严将他在苏联所听所闻，在陈独秀面前大大讲了一通。
临走，还将托洛茨基的文章丢下几篇。
吴季严走后，陈独秀如饥似渴地看托洛茨基的文章，这时他才发现，在中国大革命的许多问题上，托洛茨基许多观点是支持自己的。
托洛茨基说：“无论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党不能加入到别的阶级的政党与别的阶级混合组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党从国民党中退出，并通过它的左派和这个组织联合，证明是无比正确的提案”；“蒋介石‘四·一二’政变是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妥协路线所造成”；“中国共产党必须完全取消在组织上、政治上对国民党的依赖”。
陈独秀读了托氏文章，像注入兴奋剂，精神十分亢奋，一夜没有睡意。
他没有想到，国际也不是铁板一块，他陈独秀的观点，在苏联也有人支持。
初夏，陈独秀去住在昆明路上的彭述之、汪泽楷家坐。
在彭述之家中，两人很快又谈起托洛茨基。
彭述之翻出两本小册子递给陈独秀，说是从尹宽处拿的。
陈独秀一看，是托洛茨基写的《中国革命的阶级关系》和《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
乔年牺牲(2)
陈独秀迅速地翻了起来，说：“我那天从我的外甥处也看到了一些，我完全同意托洛茨基的观点。
彭述之说：“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有家新开的书店，你知道吗?”“哦，知道，离郑超麟家很近，是‘新宇宙书店’吧?我去过那里，有些好书。
“那是从苏联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托派学生办的，这两本材料就是尹宽向他们借的。
“你是讲‘我们的话派’?”“是的，这些人中有一个梁干乔，看样子很能干，据他自己说，他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见过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叫他回中国组织小组织。
此后，几个人常去彭述之、汪泽楷家讨论。
尹宽也常去。
尹宽是桐城人，和陈独秀是很近的老乡。
尹宽在大革命失败后，到广东工作，中途跑回桐城住了一个月，张太雷找不到人，见到后发了一顿火。
“六大”前任中共安徽临委书记，不久回到了上海。
三十三、四岁的尹宽发现，老头子总坚持他的意见，仍然有些家长制的味道。
但下次来时这个不同意见消失了，接受了尹宽等人的意见，但又提出另一个不同意见，争论不休。
但有的意见，陈独秀始终不改变，即赞成托洛茨基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不赞成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的分析，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
有时，陈独秀也写文章，阐述这些观点。
三封信(1)
1929年5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科学院开展对陈独秀主义的讨论，蔡和森在会上几次发言，详细谈了陈独秀错误形成的过程，揭露、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后来，他把这些发言整理成《论陈独秀主义》一文，发表在党刊《布尔什维克》4卷5期上。
这篇文章强调“中国革命和我们党的危险”，“主要的是右倾危险”。
“六大”后，由于联共(布)党内反对布哈林右倾错误的消息传到了中国，李立三在党内也发起反“右倾”，蔡和森因反对冒险进攻中心城市，被斥为“右倾”，开除出政治局，撤销宣传部长职务，再次去苏联。
6月，党中央发现了陈独秀反对派行为，总书记向忠发和组织部长周恩来去老耙子路陈独秀家中，劝他回到党的路线上来，陈独秀未予接受。
同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对陈独秀托派活动进行了不点名的警告，提出对托派小组织，“党必须坚决予以制裁”。
此外，周恩来起草了中央通告44号《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指出：“中国党除掉思想上与反对派作坚决的斗争外，并要从组织上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与无产阶级的最高原则，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党的一致。
周恩来还说：“只要承认错误，可以留在党内。
这时，发生了中东路事件。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下的苏联政府在第一次对华宣言中说，“愿将中国中东路及租让之一切矿产、森林全部及其他一切产业”，“一概无条件归还中国，毫不索价”，但一直没有归还中东路，大革命时期，斯大林仍不同意将中东路归还给中国。
5月27日，哈尔滨市警方借口苏联在哈尔滨总领事馆召开远东大会，奉命搜查苏联领事馆，挑起了中东路事件。
7月10日，中东路督办吕荣寰(中东路中方理事长)下令武力接管中东路，将苏联高级职员59人遣送回国。
7月13日，苏联政府向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7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与中国断交；7月21日，中国收回中东路，中苏边境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连续对我党发出指示，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
中共中央于6月26日发表《“八一”日的口号》，提出“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革命胜利”、“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等口号。
7月28日，陈独秀给中央写信，对中共中央的宣传口号和策略提出了疑问。
他认为不能光喊“拥护苏联”的口号，这种口号“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
他对中央42号通告中的一些话也提出了不同意见。
如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会引起本国工人阶级革命，造成世界革命高潮等说法。
陈独秀认为，这样说，反以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件好事了。
此后，陈独秀于8月5日以“撒翁”笔名给中央写了第二封信，写成了12条意见和建议。
这封信一面对“六大”纠正盲动主义、命令主义感到甚幸，一面指责目前中央政策的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和抹煞党内民主。
陈独秀分析，革命高潮“不会快要到来”，不要“随便把他们(群众)领到街上玩弄”。
有不同意见，公然出来争辩，都是党内民主所允许的，革命战争紧急时刻除外。
他举例说，有不少同志与中央有意见，但是不敢讲，怕离开工作被开除出党。
最后，他希望中央将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在全党进行讨论。
就在这时，他的7月28日给中央的信刊登在《红旗》报37期上。
《红旗》同时刊出了《中央答复撒翁同志的信》，信上说：陈独秀是跟着群众落后的意识跑，从根本上离开了无产阶级的观点，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