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走向反对派(1927.7-1932.10) .2
于是，陈独秀于8月11日给中央写了第三封信。
信中强调他上封信是讲党的宣传策略重要性，而中央常委对他的意见“根本不曾了解”，他认为再深入谈这个问题是“我对于党的责任”。
他不承认自己是跟着群众落后意识跑，而是讲要通过宣传方法，策略上改变，拉来群众，不是脱离群众。
陈独秀认为群众的觉悟并没有达到都认识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这正是你们素来以‘主观为客观’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
8月22日，任弼时在江苏省委联席会议上说：“如果不觉悟，坚持错误，制造派别活动，对其中的领袖分子可以作进一步的解决。
任弼时去年10月在安徽南陵被捕，今年3月才放出。
他没有参加“六大”，但在“六大”上选为中央委员，出狱后负责江苏省委工作。
陈独秀9月初在郑超麟家见到从苏联回上海的刘仁静。
刘仁静说：“我这次路过土耳其，专门去伊斯坦布尔住了20多天，看到了托洛茨基同志。
陈独秀一听，立即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忙请刘仁静说下去。
刘仁静说：“托洛茨基专门口授了《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的任务》一书，由他儿子打字。
三封信(2)
陈独秀忙问：“这本书带来了吗?”郑超麟接过话说：“在我那儿，我们打算分头翻译出来。
陈独秀点头说：“抓紧翻出来。
谈了一会话，谈到30期《红旗》上刊出的陈独秀8月11日给中央的信以及《批评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意见的机会主义》的长篇文章。
这篇文章认为，陈独秀的观点，“有害于党对中东路问题的整个路线，必须给以严肃的批评”，这封信“攻击党中央”、“攻击党的路线”。
陈独秀不满中央拒绝在党报上公布其8月5日的信件，说：“他们不刊登我的信，无非是用专横态度来掩护错误。
这一日，3个人谈得很投机。
临别，陈独秀对刘仁静说：“没有事就过来坐坐。
刘仁静答应了，他也很希望和陈独秀多来往。
开除党籍(1)
对陈独秀等人的托派活动，不少人主张进行警告和挽救工作。
1929年8月30日被枪杀的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在关押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的几天里，曾传书信“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需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
1929年9月，陈独秀开始感到处境不妙。
《布尔塞维克》2卷10号上“韶玉”写的《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一文，说他在中东路问题上犯了7个错误，表现了5种机会主义的特点。
彭述之告诉他：“这人叫陈韶禹，六安人，小矬子，大舌条，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现在沪东区委工作。
谈到9月2日《红旗》43期刊登的中央通告，彭述之说：“他们要开除我们了。
通告上写着：“党除对于其思想给予严重驳斥外，并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无留恋地开除出去。
陈独秀说：“他们不敢开除，反对派人多，如果开除党籍造成党分裂，责任也是他们。
9月18日，中央发了49号通告，说发现了小组织活动，反党的宣传，无异于反革命的行动，便应毫不犹豫地予以组织上的制裁。
陈独秀生气地说：“什么是小组织活动?什么是反党的宣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给中央写信，叫反党宣传么?”彭述之说：“‘我们的话派’几个人搞了一些油印小册子，刊登了托洛茨基文章。
“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不能扯到一块去。
陈独秀说。
彭述之说：“梁干乔、区芳他们正在出版托洛茨基的《列宁传》和拉狄克的《中国革命问题》。
陈独秀点头，“噢”了一声。
拉狄克1927年被俄共（布）开除出党。
彭述之说：“我们不如组织一个反对派，多拉一些人，他们要开除我们，也不容易。
陈独秀高兴地说：“好呀，可以把人联络一下，人越多越好。
彭述之说干就干，说：“我去通知郑超麟、尹宽他们。
隔日，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在陈独秀寓所里凑名单，一下子凑了几十个人：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高语罕、李季、汪泽楷、王独清、何资深、刘伯垂、李仲三、马玉夫、罗世藩、蔡振德、薛农山、任曙、孙煦、彭桂生、彭桂秋、蒋振东、韩俊、吴季严、杜晨之、刘静贞、张以森等。
刘仁静因为被“我们的话派”开除，名单上没有列他。
陈独秀将名单看了几遍说：“我们先不忙公开我们的旗帜，看看那边情况再说。
”陈独秀和彭述之等人组织“无产者派”小组织，中央察觉后，于10月6日向陈独秀提出书面警告，“你以及和你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立即停止这种活动”、“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周内做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
4天后，陈独秀写信向中央“作一次最后的警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们：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在我……
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
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收到陈独秀的信，中央政治局10月15日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指出陈独秀8月5日的信是“很明显的公开的反共产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党的路线”。
指示各级党部如发现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从组织上制裁参与者；如坚持错误，开除出党；陈独秀必须“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同月，周恩来作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演讲。
江苏省委将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开除出党后，彭述之对陈独秀说：“他们说我们是反对派，我们就以反对派名义去封信，你看怎么样?”陈独秀说：“可以，现在我们党内正需要这种反对派。
过了片刻，陈独秀说：“以我们两人名义来写，不要扯上别人。
这时，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信，指出“党应当实行无情的斗争，来反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主张”，“党应当铲除自己队伍内的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和暗藏的取消派”。
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决议开除陈独秀党籍，同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4人党籍。
中央在决议中强调了拥护党的决议及铁的纪律一条。
但郑超麟在支部会议上仍然抗议开除陈独秀出党。
开除陈独秀党籍后，《红旗》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慕石”（王明）的文章《论陈独秀》，把他说成是无产阶级叛徒。
11月下旬一天，在井冈山根据地的毛泽东收到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陈独秀会走得这么远。
他立即给李立三写信：“陈独秀近来行动竟岂有此理。
中央的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
开除陈独秀党籍传到莫斯科，王若飞不主张立即开除陈独秀党籍，主张先与陈独秀进行辩论，并向党内群众进行解释。
开除党籍(2)
他的主张受到共产国际和瞿秋白等的批评，并停止他参加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农民国际的工作。
此时，瞿秋白已受到米夫的打击，其三弟瞿景白在莫斯科因退出联共(布)而莫名其妙的“失踪”。
告全党同志书(1)
陈独秀被开除党籍以后，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常来坐坐。
彭述之来时，习惯坐在陈独秀对面的木椅上。
他们经常讨论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
12月10日，陈独秀写了12000字的《告全党同志书》。
关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陈独秀在“六大”前表示不为自己辩护，也不批评别人。
党籍开除后，陈独秀转了180度，既为自己辩解，也批评别人了。
陈独秀写道：“如果我在思想上行动上有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样不愿意掩护……我不能有瞿秋白和李立三那样的自信力……
长期追随列宁学习的斯大林与布哈林，现在也犯了可耻的机会主义……
我坚决的认为，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上原因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党的机会主义之错误，即对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策之错误。
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尤其是我，都应该公开的勇敢的承认过去这种政策毫无疑义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了……
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我说：‘武汉国民党乃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了蒋介石的道路了。
’当时只有任弼时说了一声：‘是的呀！’和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搞工农运动是方便多了，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
’其余的人仍是以沉默答复了我的提议。
记得当时瞿秋白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
鲍罗廷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允许。
“我们应该坦白的很客观的认识过去以至现在的机会主义政策，都是来自国际，国际是应该负责任的。
幼稚的中国党领导机关应该负责任的。
若是互相推诿，大家都各自以为没有什么错误，难道是群众的错误吗？……
我们只知道托洛茨基是坚决反对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政策的……
称托洛茨基为同志，中央便说我们‘已经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走向反革命’而将我们开除了。
这封《告全党同志书》被油印成册，后来翻译成了英、日、德、俄文，流传到国外。
蒋介石听说陈独秀写了《告全党同志书》，命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迅速查获。
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在“审查报告”上分析说，这篇《告全党同志书》我们可以看出几点：1.陈独秀自去年8月，即开始积极的反中央工作。
2.陈完全站在托洛茨基之下活动。
3.陈开始在党内组织小组织。
4.该党内部日见分裂。
此件存于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档案，上标《反动刊物共产党首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12月中旬，陈独秀和彭述之讨论拟一个宣言提纲，请大家签名。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凑了6条建议：如公召回托洛茨基等反对派，恢复托洛茨基同志的领导工作；重新审查五六年来联共中央及国际领导机关所犯的政治上的组织上的错误；恢复中国党因反对中央机会主义路线而被开除的同志之党籍等。
隔日，郑超麟通知尹宽、吴季严等人来到陈独秀家中，商议签名名单。
考虑不把陈独秀放在第一位，决定按姓氏笔画顺序来排。
经过商量，凑了81人名单，如郑超麟、尹宽、刘伯庄、李季、彭述之、彭述之妻陈碧兰、汪泽楷、杜琳、谢庄、薛农山、何资深、张以森、庄季贞、陆沉、刘毅、彭桂秋、段浩、朱崇文、郑超麟之妻刘静贞、王永庆等。
第一个是子虚乌有的王阿荣，陈独秀名字摆在第47位。
其中，留学德国、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李季曾写过《马克思传》。
他对未经本人同意，列入他的真名不满，认为会导致不安全。
开除党籍后，陈独秀正式成立“无产者社”，树起反对派的旗帜。
陈独秀任总书记，彭述之、尹宽为常委，何资深任秘书长。
“无产者社”常委是清一色“老干”。
陈独秀原来在中共中央就是总书记，彭述之是政治局常委，尹宽曾任福建省负责人，何资深曾任山东省委秘书长、上海总工会秘书长。
郑超麟没有进入常委，与他曾任《布尔塞维克》编辑的经历也有关。
刘仁静拒绝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上签字，因此被“无产者社”拒之门外。
陈独秀请刘仁静作说客，和“我们的话派”商量：陈独秀派以个人名义加入上海的托派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
当然，陈独秀、彭述之要进“总干”领导。
“我们的话派”有梁干乔、史唐、陈亦谋、李梅五、宋逢春、张特、陆渊、肖冰洋、区芳、唐月波、徐正庵等人。
干事长区芳对刘仁静说：“陈独秀需答应3个条件：公开宣布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批判自己过去机会主义错误、解散自己独立小组织。
梁干乔认为区芳接受陈独秀是阴谋，目的是排斥梁。
梁干乔是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1927年10月，苏联在红场举行十月革命10周年游行，他在人群中呼喊“拥护托洛茨基”，年底被遣送回国。
告全党同志书(2)
刘仁静将区芳、梁干乔的话传给陈独秀、彭述之，陈大骂：“猴儿崽子，门罗主义，想学斯大林太早了。
刘仁静给托洛茨基去信，要与“我们的话派”决裂。
《我们的意见书》上有81人签名，除了子虚乌有者外，中共中央按图索骥，将何资深、张以森、庄季贞、陆沉、刘毅、黎彩莲、叶英、吴季严、王文元、周庆崇等开除出党；中共江苏省委将郑超麟、刘伯庄、尹宽、李季、陈碧兰、杜琳、薛农山、彭桂秋、段浩、朱崇文、刘静贞、王永庆等开除出党。
81人中没有刘仁静，后发现他以“列尔士”名写托派文章，将他开除出党。
托洛茨基听说陈独秀等没有完全站到反对派的立场，给刘仁静回信，叫他不要急于和陈独秀统一。
和“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闹僵后，刘仁静另起炉灶，和王文元、宋逢春等十人成立了中国第三个托派小组织“十月社”。
王文元1928年夏秋之际从苏联回国，在中央组织部任干事，因没有参加81人签名，党籍未开除。
宋逢春1928年１月参加了“我们的话派”成立大会，是中国托派“元老”之一，负责华北的活动。
1929年秋因“我们的话派”“二大”，和“总干”决裂，分离出来。
中国问题学术讨论会(1)
1930年２月，陈独秀收到中共中央转来的共产国际电报，要他去莫斯科，“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政治书记部审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的决定的会议”，“如果你对此提议置之不理……
这一问题将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日程中去讨论”。
陈独秀接到电报后，心事重重。
他不知道共产国际为什么还在挽救他？不错，他曾答应春天去莫斯科，但现在情况变了。
他的党籍已被开除，他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导演了81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成立了“无产者社”，当上了“总书记”……
难道这些活动产生了作用？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坚持陈独秀这样的老顽固去莫斯科感到纳闷，瞿秋白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清楚共产国际给陈独秀拍电报的背景。
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1月下旬和2月上旬举行了3次学术讨论会。
第一次会议1930年1月25日举行。
科穆纳尔发言说：陈独秀认为“国民党是个阶级合作的政党，它既保卫资产阶级的利益，又保卫无产阶级的利益。
斯大林同志则完全不是这样看的。
他说：国民党是几个阶级的联盟的党，……
其他阶级除参与这种共同的联盟之外，还有他们自己的政党……
我们再谈谈陈独秀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异同。
乍一看，似乎这是两种严重对立的思潮，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而另一种是极左思潮。
但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实质上是一致的”。
第二次会议于1月29日举行。
张彪（张国焘）说：“陈独秀在入党前和入党后，始终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的思想严重不纯，杂夹着某些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成分……他对国民党几乎总是采取摇摆不定的态度。他的公式是：……要么干脆退出国民党，要么索性同国民党合并……武汉政府叛变后，陈独秀与一位同志的谈话……中国革命完蛋了，不知何时才能东山再起。他说：‘我待在家里，对革命不抱希望了。’”斯特拉霍夫（瞿秋白）在张国焘之后发言：“陈独秀主义是中国现实的独特现象，是独特的中国孟什维克主义……
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主张只有到中国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时才可以进行真正共产的无产阶级革命。
因此他进一步指出，不必没收土地，不必采取过火行为……
陈独秀关于党的学说，已自成系统……
‘五大’形式上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的指示，但只字未提陈独秀的路线，既不指责他的政策，也不为纠正旧领导机关的路线、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为提拔无产阶级干部作任何工作。
不但如此，现已开除出共产国际的罗易及其他人在代表大会宣称：……
国内不会有孟什维克主义了……鲍罗廷在张国焘、瞿秋白之后发言：“在很大的程度上，陈独秀主义要对我们过去所蒙受的失败负责……
我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在中国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我，也犯过严重的错误……
我的错误之一就在于，我与陈独秀之间虽发生过意见分歧，甚至是极其严重的分歧，但没有把这些分歧引向公开的斗争……在研究中共党史、革命史和中共失败的原因时，不要只局限于研究陈独秀主义，因为我已说过，尽管在很大程度上陈独秀要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责任，但也有其他一些原因，我们必须把这些原因揭示出来。
维经斯基发言说：“中东路问题揭示了陈独秀主义整个根源，指出了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斗争的道路。
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自然而然地会把陈独秀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对待该问题的态度加以比较并联系起来……
起初，我也反对北伐。
陈独秀一开始反对北伐，继而犹豫不决。
但是北伐已经事实进行时，他却采取如下的观点：现在不能与国民党发生摩擦，既然不允许与国民党发生摩擦，这时他自然就轻视发动土地革命的问题。
诚然，他并没有公开反对土地革命，也没有说什么反对土地革命的话。
他确实没有说过这类话。
萨法洛夫问鲍罗廷：“鲍罗廷同志，是该谈错误的时候了。
这完全正确。
在陈独秀犯有错误的那页历史上，也有其他人的名字，但有必要更明确地说说。
当然，我将怀着极大的兴趣等待鲍罗廷同志的报告……
我和同志们私下交谈时，不得不跟大家争论如下问题：在现阶段，陈独秀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是不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不应有任何怀疑。
在这个问题上，不必考虑这些人曾经如何如何。
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于2月6日进行。
吉德科夫说：“我们的讨论有以下几点不足……
同志们在提及往事时，避而不谈自己的错误……
同志们在揭露陈独秀主义时，未能把它同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主要危险——党内的右倾危险联系起来。
斯特拉霍夫（瞿秋白）说得对，光讲反对陈独秀主义，不提右倾危险，那是一种最坏的机会主义错误。
中国问题学术讨论会(2)
对于鲍罗廷同志在此发表奇谈怪论，大家是无法保持沉默的……
为此，我认为我有权利谈谈鲍罗廷同志的发言……
他试图承认自己的错误，可惜他这方面做得很不够。
鲍罗廷同志不是布尔什维克式地、明确地承认错误，而是掩饰错误……
鲍罗廷同志和陈独秀之间的争论，只能说是关于哪个革命资产阶级理应充当领导者的争论。
这不是布尔什维克路线和孟什维克路线之间的争论，而是孟什维克路线和民粹派路线之间的表面争论。
（笑声）……
共产国际路线的最重要方面，就是提出了国民党的民主化问题（鲍罗廷：没有提出）。
这是污蔑。
问题在于鲍罗廷同志不明白共产国际有关我们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路线。
这天，维经斯基发言也将矛头指向鲍罗廷，“说他承认自己的错误，可一发言就犯新的错误，总而言之，尽说空话……
在具体争夺领导权问题上，我们犯了极其重大的错误，这些错以及客观原因导致了中国革命的失败……
在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个问题上，鲍罗廷同志和陈独秀同志在看法上不谋而合……
本应同国民党进行决定性的战斗，然而鲍罗廷同志却说，要放弃根本性变革，以便继续向北推进……我指出鲍罗廷同志的看法，这并不是想说明我的看法就是正确的。
恰恰相反，我的看法也是错误的。
我曾反对过北伐……
我不知道谁的错误要大些……
中央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没有经历布尔什维克的锻炼。
对这一切负责任的不光是陈独秀。
还有我，当然陈独秀本人并不愿意执行党中央、党历次全会和代表大会的决议。
在他眼中这只不过是敷衍塞责的官样文章。
我也总是不强调这些问题，没有把这些问题提到应有的高度……
但中共留在国民党内时处境异常困难。
萨法洛夫说：“鲍罗廷同志的做法很不对头，他没有再次发言。
想回避政治观点是不行的……
陈独秀和鲍罗廷同志对群众的过火行为总是感到非常不安……
我们的许多同志犯了错误，不管哪位同志犯了错误，都应当剖析错误，应当站出来说说自己的所作所为，说说自己的观点，鲍罗廷在此发言时，理应谈谈无法掩盖的东西，谈谈本应向大家真实说明的情况……
对维经斯基还有一点意见。
我认为只对错误策略作出解释是不够的。
要作出比我更确切的解释。
维经斯基的检讨(1)
中共中央在转给陈独秀电文时附言说：“这是共产国际的来电，希望你于一星期内给以书面答复，好使我们有所准备，并对国际有所回答。
陈独秀写道：共产国际把大革命失败“几乎简单的归过我个人……
中国党领导机关现在正忙于政治投机和土匪式的骚扰!……
因为你们的蒙蔽与封锁，直到半年前，我们才得到托洛茨基同志关于中国问题及一切苏联问题的文件”。
窗外阴雨连绵，因为触动伤疤，陈独秀顿生春雨愁城之感。
3000字的《答国际的信》，陈独秀停停写写，竟写了一天。
中午，他啃了一个面包，喝了几杯开水。
信写好后，陈独秀认真誊抄了一遍，留下了底稿。
1930年3月初，《无产者》创刊。
陈独秀在《本报发刊词》中指出刊物宗旨，一是宣传推翻国民党，一是批评共产党。
在这期《无产者》上，陈独秀发表《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认为国民党政权相当稳定，主张参加国民会议，使之走向革命高潮。
后来《红旗》载文，批驳陈独秀讴歌国民党“稳定”。
这时，陈独秀生活十分困难，开除党籍以后，中共中央停发每月30元的生活费。
陈独秀给《无产者》写稿没有稿费，完全是精神寄托。
一次，赵济到尹宽家，遇到陈独秀在啃面包，赵济说：“你的胃不好，吃这个行吗?”陈独秀态度十分谦和，说：“不要紧的，填饱肚子就行。
赵济和一些青年人问陈一些大革命为什么失败的话题，陈独秀侃侃而谈，十分有劲，精神并不显颓唐。
郑超麟从外面进来，见陈独秀说得津津有味，也在一旁听，陈独秀对郑超麟说：“和这些青年人谈话，就好像五四运动时代、建党时期与青年人谈话一样。
郑超麟约陈独秀到他家去坐坐，陈说：“不了，改日再坐，我现在已养成了习惯，晚上可以坐下来，写一些东西。
郑超麟知道陈独秀回去写文字学书稿，不再挽留陈独秀。
现在，写作几乎是陈的惟一生活来源了。
4月上旬，李立三在《红旗》上发表文章，反驳托洛茨基对中国红军运动的污蔑。
在这之前，向忠发发表文章批驳陈独秀政治意见书。
几天后，陈独秀写《关于所谓“红军”问题》长文，认为红军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湘鄂交界的贺龙第二军都是贺大哥的旧部，向来没有党及农民的关系。
湘鄂赣的第五军，彭德怀骂王佐、袁文才是土匪，王佐骂彭德怀是军阀。
赣东横峰、弋阳一带，方志敏、邵式平所收编的是当地土匪、景德镇附近的溃兵。
当时，蒋介石正在忙于蒋、阎、冯中原大战，无暇顾及红军。
看完陈独秀文章，蒋介石说：“陈独秀当过共产党的总书记，他说的话很有用处，可以在围剿江西红军的时候，到处散发陈独秀的文章，帮我们宣传。
李立三见到陈独秀文章，十分生气，“陈独秀们竟与国民党改组派豪绅资产阶级一样的骂红军为土匪，可见陈独秀们走到什么地方去了”。
当时周恩来已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
中国问题学术研究会后，维经斯基写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革命中的错误》，在苏联《中国问题》1930年第4—5期刊出，其中说：“对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
同时还应当说，托洛茨基反对派胡说什么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是有过失的，这根本不是事实……
我和中共中央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是由于没有正确理解这一指示要求将反帝革命与土地革命紧密结合的全部意义……
实际没有贯彻这一指示……
我认为，陈独秀在一些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言论，偏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不够理解所致，而不是一个业已形成世界观的人所表达的观点……
我以为，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其他同志，在革命知识分子中，后来又在无产阶级中享有很高威信……
陈独秀也可能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者。
当然，这就要求按这个方向在思想上影响陈独秀……
我对待陈独秀的观点和方针的态度当然是错误的……
不能把陈独秀的观念和观点的发展，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混为一谈……
我不能同意一些同志的意见，他们认为，中国革命在1927年失败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和整个领导受陈独秀的影响很深……《中国问题》1930年第4—5期在刊登维经斯基文章时附编辑部言：“维经斯基同志在其检讨错误的文章发出以后，又在红色教授学院讨论萨法罗夫同志的发言中，提出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
后来，在讨论过程中，他修正了这些错误，承认同志们批评他的不彻底性是正确的。
编辑部认为，维经斯基同志按照党的要求，改正了自己过去的错误。
至于鲍罗廷同志，他在当时犯的决非是小错误，后来他又多方掩饰这些错误。
因而，编辑部对于鲍罗廷同志的沉默，表示惊讶。
维经斯基的检讨(2)
这种沉默尤其不能令人理解的是，几个月前，在中国研究所讨论会上，鲍罗廷同志曾声言，最近他要作出相应的报告。
鲍罗廷同志作为一个党员，他的义务是，应当记得自我批评的必要性。
陈独秀污蔑红军的文章，在党内引起了共愤，《红旗》组织了一批文章进行反驳。
6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罗绮园化名“易元”发表《红军与陈独秀先生》；6月18日，《红旗》发表《陈独秀的嗅觉》；6月21日，王明以“韶玉”笔名发表《什么是流氓与匪?》；7月5日，徐德发表《论红军的前途——复陈独秀》等。
8月下旬，刘仁静到提篮桥陈独秀家，带来托洛茨基的来信。
托洛茨基说，他看到《告全党同志书》，十分欣赏，说：“我觉得这封信是一个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
特别在民主专政问题上，陈独秀同志采取了完全正确的立场。
《告全党同志书》是刘仁静寄给托洛茨基的。
早在4月下旬，刘仁静收到了托洛茨基来信，说：“你的信上说陈独秀的声明有81人签名，务请将他的声明忠实地翻译出来，寄给我。
此事很重要，我请您翻译时尽可能地完美与确切。
这次，托洛茨基对陈独秀评价说：“但我们有了像陈独秀那样的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党籍，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能够不理他呢?他能知道许多像陈独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
反对派中许多青年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
托氏在信中对刘仁静说：“请你代表我向他问候，读了他去年12月10日的信，我非常欢喜，我坚决相信我们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
陈独秀读完信，喜上眉梢，说：“也请你转达我对他的问候。
在这之前，“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十月社”吵吵嚷嚷，互相攻击，主要目标是刘仁静。
“我们的话派”甚至出版“反列尔士专刊”，做出将刘仁静、宋逢春开除出“总干”的决议。
同时，“我们的话派”在区芳主持下，将梁干乔、张师开除出“总干”。
刘仁静搜集了不少老托文章、著作，视为私人财产，不愿轻易与人。
因此“十月社”同伙虽然认为刘仁静理论知识丰富，但因自私，与人相处不来。
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的董汝成一气之下，离开“十月社”，回陕西老家去了。
到了十月中旬，刘仁静本人被“十月社”开除。
这时，刘仁静日子很难过，老托来信，帮他靠近了陈独秀。
潘兰珍(1)
1930年下半年，陈独秀从提篮桥一带搬到熙华德路一幢石库门房子住。
在陈独秀住的石库门房子的亭子间，住着一位年轻的单身女士，圆圆脸，扑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从穿着举止看，不像是坏女人。
陈独秀找了一个机会和她攀谈，知道她叫潘兰珍，是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
潘兰珍是苏北南通县人，4岁时，父母带她逃荒到上海，父亲在外滩码头搬东西，母亲捡煤渣。
后来父亲到英美烟草公司当工人。
潘兰珍13岁到纺织厂当童工，因受一个流氓的哄骗，同居后生了一个小孩。
小孩夭折后，潘兰珍被抛弃。
陈独秀见潘兰珍是工人，顿生好感，见面时话也多了起来。
陈独秀自称姓李，南京人。
大约是想到高君曼在南京住。
两人都是独身，又都无依无靠，闲时，潘兰珍帮陈独秀洗洗衣服收捡房间，陈独秀帮潘兰珍识字学文化。
一来二去，两人生了感情，搬到一起同居了。
潘兰珍生于1908年，这年23岁；陈独秀生于1879年，这年52岁，两人相差30岁。
不知道的人以为他们是父女，不以为怪。
谁也想不到他们俩是一对夫妻。
秋天，赵济、刘胤、王平一、徐乃达、闵荫昌、解叔达、来燕堂7人成立了托派小组织“战斗社”。
其中只有来燕堂一人没有留苏，其他人都是留苏学生。
赵济、刘胤、王平一、徐乃达、解叔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政治班，闵荫昌在东方大学军事班。
赵济在大革命时，曾是中共党员，在唐生智36军做政治部秘书，后到苏联转为托派。
成立“战斗社”，他自任书记。
出版“战斗”刊物。
另3派瞧不起这一派，“战斗社”不仅人数少，刊物也空乏无物。
就在这时，“十月社”、“陈独秀派”收到托洛茨基9月1日的来信，信上说：“(一)国际局的立场并不袒护中国左派反对派的某一派来反对另一派……
(二)因此任何中国左派反对派的哪一派都不能认为自己是国际反对派的代表以此对另外的派别。
(三)对于陈独秀的派，也是如此……
我未看出来为什么几个中国同志继续称陈独秀同志的派为‘右派’的理由。
老托以“国际局”的口气讲话，4派决定各派两名代表，组成协议委员会。
“无产者社”代表马玉夫、吴季严；“我们的话派”代表区芳、陈亦谋；“十月社”代表王文元、宋逢春；“战斗社”代表赵济、来燕堂。
陈独秀、彭述之因为是“老干”，不做代表。
刘仁静受到“十月社”排济，进不了协议委员会。
11月，他写信给陈独秀，希望加入“无产者社”。
彭述之不同意，说：“坏就坏在刘仁静身上，他以正统自居，以自我为中心，和谁都搞不好。
”陈独秀说：“原指望他把大家组织起来，现在争来争去，无非是咬文嚼字。
陈独秀给刘仁静回信，劝他不必加入“无产者社”，同时希望刘仁静“对统一运动特别努力，以弥补过去的缺陷”。
4派开协议会时，马玉夫根据彭述之意见，提出“统一大会代表应按人数多少的比例选出”。
赵济、来燕堂反对，因为他们只有7人，“无产者社”签意见书就有81人。
区芳、王文元等人也反对以“无产者社”为中心。
筹备会议开不下去了。
其他几派给老托去信：“‘无产者社’以多欺少”，没法统一了。
托洛茨基回信说，他赞成“无产者社”意见，大会代表不以单位为代表，而以人数之比例推选。
赵济等人见老托偏袒陈独秀派，嘴上答应，心里不服，开会仍消极，软磨硬拖。
尹宽干着急，想找陈独秀商量，到了熙华德路陈宅，才知道陈已搬家了。
年底的一天，潘兰珍和陈独秀闲谈，说：“我们亭子间住着一个老西。
“老西”（老C）指共产党。
陈独秀吃了一惊，说：“这是政治事，不是闹着玩的，你不要管这些事。
陈独秀和郑超麟商量说：“老西和我们住一起，不好工作，要是国民党特务，更麻烦了。
郑超麟问：“潘女士可靠吗?”陈独秀说：“可靠，她什么也不懂。
她不知道我是谁。
郑超麟劝陈独秀搬家，不要告诉别人新地址。
几天后，陈独秀在郑超麟帮助下搬到周家咀一条弄堂。
陈独秀告诉彭述之，“找我先找一家裁缝店，裁缝店前楼就是。
一天，尹宽在路上遇到陈独秀，像是遇到救命稻草，忙拉陈独秀到自己家中。
一坐下来，尹宽就说：“你搬家后，我几次找你，问彭述之你的住址，他都是含含糊糊。
陈独秀笑着说：“那不怪他，我叫他不要和别人讲。
尹宽说：“你知道统一大会的筹备情况吗?”陈独秀说：“述之和我说了一些，讲有一些争论。
尹宽气呼呼地说：“彭述之想进统一大会领导机关，他在操纵马玉夫、吴季严，要以‘无产者社’为中心，现在马玉夫、吴季严和赵济、王文元他们处得很僵。
潘兰珍(2)
”陈独秀说：“噢，有这回事?”“不如你亲自参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