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走向反对派(1927.7-1932.10) .3
尹宽建议道。
“刘仁静就希望我参加。
看来非我参加不可了。
让马玉夫、吴季严退回来，改为我和你参加。
陈独秀说。
尹宽高兴地说：“有你出马，统一大会一定会很快开起来。
彭述之听说改派代表，很不高兴，表示反对四派统一。
但陈独秀、尹宽、何资深赞成统一。
最后，“无产者社”以4比1通过《反对派统一问题》的决议。
1931年春天，陈独秀分别和取代区芳作代表的梁干乔及王文元等人谈话，说：“共产国际宣布‘立三路线’破产，实际是掩饰自己错误。
我们现在还未统一，简直是罪恶。
阻碍统一，是罪恶之罪恶。
我主张既要考虑派别，又要照顾人数，像赵济他们，只有7个人，就要照顾人数。
王文元说：“我们都听你的。
陈独秀说：“我已经老了，别人骂我是‘光棍’、‘孤家寡人’，由人说去。
但今后反对派的工作，主要靠年轻的革命者担负。
我主张选一些年轻的代表，‘无产者社’中则‘老人’太多了。
梁干乔、王文元听得出，陈独秀除了指他自己，也含彭述之、郑超麟等人。
反对派书记(1)
1931年5月1日，4个托派小组在上海提篮桥舟山路一个住所召开托派统一大会。
出席大会代表17人，列席4人，陈独秀任主席团主席。
大会开始，陈独秀首先提议为中国革命牺牲的同志默哀3分钟，然后作了政治建议草案报告。
陈独秀说，现在是世界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世界革命是将来的事，因此提出纲领上只能写“人民政权”，不要写无产阶级专政。
认为“当前中心口号是为国民会议而斗争”。
王文元不同意，说：“人民政权提法不妥，不能突出我们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和奋斗目标。
濮德治也说：“国民议会这个口号作我们的工作中心，和国民党的中心工作太一致，容易引起误解。
陈独秀反驳说：“你们怕提人民政权和国民议会，是左倾名词拜物教。
只提左倾名词，是形而上学。
当时国民党召开国民会议，托洛茨基希望中国托派派代表参加。
开会回家，陈独秀见到何资深转来的彭述之信，因为没有被选入“中央”，彭述之骂大会“虚伪”、“无聊”。
陈独秀和其他代表商量了一下，把彭述之补了进来。
接下来开会，彭述之来了，陈独秀问他：“大会还虚伪、无聊么?”彭述之脸一阵红、一阵白，无言以对。
大会选举托派中委9人：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王文元、宋逢春、陈亦谋、罗汉、濮德治、区芳。
前4人是“中常委”。
刘仁静被“十月社”开除后，想加入“无产者社”，又被拒绝。
年初，一个人成立了“明天社”，要求以团体代表身份参加这次统一大会。
遭到拒绝后，他表示反对这次大会。
“战斗社”赵济等7人一个没有选入“中委”，“十月社”有4人进了托派中委。
郑超麟等人提议增补刘仁静、赵济入中委，陈独秀说：“这怎么行，中委是选出来的，不是可以随便补的。
会议结束后，5月5日，秘书罗汉草拟“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执行委员会”给托洛茨基的报喜电报，宣称：“从今以后，中国反对派是一个单一的组织了。
因为会前，他们知道托洛茨基图书室被焚毁，信中说：“为得重建您的图书室，我们已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进行募捐。
5月9日，反对派陈独秀（书记处书记）、陈亦谋（组织部主任）、郑超麟（宣传部主任）、王文元（党报主编）、宋逢春（书记处秘书）给托洛茨基写信，再次提到为托洛茨基的图书室募捐。
不到20天，托派中央就遭到大破获。
5月23日，国民党抄查了托派中央机关。
逮捕了托派中委郑超麟、王文元、陈亦谋、宋逢春、濮德治5人，此外被捕的有何资深、何妻张以森、江常师、楼国华、郑超麟妻子刘静贞及一姓王的工人，王妻、子、女儿共14人。
后来搞清楚，是因为马玉夫没有选上托派中委，到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告密。
马玉夫不知道陈独秀、彭述之家，两人幸免。
陈独秀捶胸跺地：“我不识人，马玉夫是工人，哪里想到他会如此下流。
彭述之劝陈独秀搬家。
陈独秀摇摇头说：“我相信郑超麟，他不会出卖我。
郑超麟等人被抓后，罗汉、区芳躲了起来，王平一在徐家汇开了纸烟店，梁干乔没有当上托派中委，到南京投靠了戴笠，后来当上了“复兴社”十三太保。
陈独秀和潘兰珍从周家嘴路搬到岳州路永吉里11号后，对尹宽说：“你再找几个人，多做些工作。
郑超麟他们不出来，我们先成立一个临时中央。
尹宽又找了宋敬修、蒋振东等人。
陈独秀听了很高兴，觉得尹宽还能干事，比彭述之好。
8月的一天，宋敬修、尹宽、蒋振东、金鸿图、孙玉杰等人在上海英租界振华旅馆开会，被国民党全部抓获。
这是托派机关第二次大破获。
陈独秀重振旗鼓的愿望随之落空。
宋敬修等人被捕后，陈独秀、彭述之和刘仁静重归于好，恢复托派中央活动。
9月初，托派刊物《火花》创刊。
由温州人曾猛在建业里租房印刷，陈独秀解决油印的油墨、腊纸、纸张。
“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以托派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告民众书”，在《火花》上发文，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罪行。
10月，陈独秀代表托派中央起草《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第二次告民众书》，号召推翻国民党。
他对彭述之、刘仁静说：“我主张抗日要依靠革命的民众武装参加，单靠国民党一点脆弱的军队，不堪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一击。
此后他在《火花》上发表了《此次抗日救国运动之康庄大道》、《抗日救国与赤化》等文。
12月，国内形势发展很快，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离开南京。
陈独秀又恢复了积极性，提议创办了《热潮》月刊。
几乎每一期《热潮》上，都有他的短文七八篇。
陈独秀写短文化名“顽石”和“三户”。
反对派书记(2)
刘仁静说：“‘顽石’表示不屈不挠，‘三户’作何解?”陈独秀笑着说：“‘楚有三户、亡秦必楚’，我自喻三户，表示虽势单力薄，但有信心能治国平天下。
此外，中共中央曾设“三曾里”，这里只有三户人家，陈独秀取“三户”，内心有怀旧的意思。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沪淞战争爆发。
当时蒋介石重返南京，与汪精卫联合执政。
陈独秀写文章提出赶走蒋介石及其召集的国民会议。
隔日，陈独秀向彭述之、罗汉提议，向中共中央提出合作抗日。
罗汉大革命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
当时，王明已去莫斯科，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周恩来去了江西中央苏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组成，博古任总负责。
彭述之和罗汉都表示同意。
陈独秀说：“向忠发死了后，中共中央的联络地点都换了，怎么找他们?”事后，罗汉找到施小君夫人，请她转信。
中共中央收到陈、彭、罗3人信件后，认为这是维持在工人中的欺骗活动。
在给国际的信件中，明确表示，“党不能与陈独秀派开联席会议，革命的共产党与反革命的陈独秀是不能联合在一起的”。
2月10日，托派中央委员会讨论陈独秀起草的政治决议案《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提出各地托派分子“组织及参加各地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的义勇军运动，使之坚决地举起反日及国民党的旗帜……
在已有的农民苏维埃的省份，城市苏维埃或义勇军占领的城市。
这时陈独秀已改变了以前对红军的诬蔑的态度。
会议在讨论时发生了争论。
反对陈独秀的主要是刘仁静及托派法南区委陈岱青、陈其昌、赵济、王平一、李特等人。
陈岱青早年就读莫斯科东方大学，后加入“战斗社”，托派统一后，任法南区委书记。
他不赞成陈独秀与苏维埃红军汇合行动的主张，认为这仍然是机会主义投降了斯大林派的主张。
刘仁静认为，陈独秀先国民会议后苏维埃政权，违背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他们提出要与陈独秀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
陈独秀则说他们是取消主义。
与此同时，托派北方区临委汪泽楷(即“赤声”)及分裂出来的任曙(即“晴光”)一派都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
这使陈独秀很伤脑筋。
4月份，托派“常委”开会，派刘伯庄为特派员去北京调停。
汪泽楷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任曙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书记，两人一个不服一个。
刘伯庄曾是中共北京地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党中央候补委员，资历比汪泽楷、任曙老。
但刘伯庄到北京后，赤声、晴光仍不买他的账，不愿组织新特委。
6月，刘伯庄回到上海给托派常委去信：“我因不能执行兄方的决议，遂一无所成而回来了。
于是，陈独秀给晴光以警告处分，给擅自离京的刘伯庄留党察看一个月的处分。
在这之前，彭述之因赵济、陈其昌、王平一、陈岱青、李特继续反对托派常委关于“九·一八”事变后的政策，将法南区委解散。
春天，和郑超麟一起被捕的宋逢春、濮德治因狱中流行时疫，保外就医。
濮德治是陈独秀亲戚，托派开统一大会时，被选入托派中央委员。
从狱中出来后，想找个工作混口饭吃。
想来想去，陈独秀打算再给蔡元培去一封信。
桌上的肠胃药还是蔡元培令亲周仲奇先生开的处方。
去年深秋，为陈训丹找工作，陈独秀也给蔡先生去过函。
陈独秀请柏文蔚将信转给蔡元培，蔡元培四处托人为濮德治找工作，找了中山大学罗家伦校长暨大沈鹏飞校长，又找了商学院裴复恒校长等 ，因为陈独秀讲濮曾在沪、皖任教，所以蔡在大学为濮找事。
后来濮德治几经周折，在上海招商局月刊任编辑。
濮德治保外就医后，陈独秀拼凑了一个托派中常委：陈独秀、彭述之、罗世凡、宋逢春、濮德治、谢德盘任秘书长。
新托派常委给“北方特委”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提出“谁表示不干，就让谁滚出去”。
这一阵，陈独秀常和潘兰珍吵架。
潘兰珍一气之下，赌气跑到浦东娘家去了。
潘兰珍走后，陈独秀将潘兰珍的羊皮袍及驼绒被当了，将当票和潘兰珍一点值钱的东西用一个小布袋装好，放到中间抽屉里面。
他想，潘兰珍气消了，会回来的。
但陈独秀万万没有想到，他等不到潘兰珍回来了。
托洛茨基于9月下旬和10月上旬给陈独秀连写了3封信，陈独秀也无法收到了。
中国托派统一才一年多，就连遭三次大破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