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重水复(1)
在傅斯年家，陈独秀见《大公报》发表的短评《陈独秀减刑了》有“深知悔悟”句，1937年8月25日给申报馆编辑部写了一个短函说：“爱国诚意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
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
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间有所讹误。
这天，胡适来看陈独秀。
59岁的陈独秀眼光迟顿，明显衰老了，但态度谦和多了，和以前判若两人。
陈独秀说：“这次出狱，又给你增加麻烦。
胡适问陈独秀下一步打算。
陈独秀说：“这一把老骨头，真不知还能干什么事呢？”
“我觉得仲甫可以进‘国防参政会’，现在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中正、兆铭都有此意，我现在也是国防参政会参议员，仲甫若进来，我们又可以轰轰烈烈在一起干了。
胡适一面吸烟，一面笑嘻嘻地说。
陈独秀摇了摇头，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
胡适见陈独秀提到陈延年、陈乔年之死，知道陈独秀是说内心话，叫他和蒋、汪共事，是不可能的了。
见胡适默不作声，陈独秀也有所悟，便换了语气说：“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胡适走后，傅斯年和陈独秀谈到目前的战争，有些悲观，说：“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
陈独秀劝他不要悲观，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时的黑暗只是人类进化大流中一个短时间的逆流。
傅斯年不得不佩服这位老斗士，坐了5年牢，还这么乐观。
一天，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朱家骅来见陈独秀，说：“中正很关心你，我向他建议，由你再组织一个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给你们10万元经费和5个名额，你看如何?”陈独秀说：“以前我主张开国民大会，主张参加国民参政会，是从独立的共产党出发，现在叫我再成立一个共产党，在别人缝隙中过日子，那完全成了装点门面。
朱家骅见陈独秀话很硬，坐了一会就走了。
8月下旬，罗汉来见陈独秀。
陈独秀被捕时，罗汉因不是托派常委逃脱。
此后躲到苏州一家私营漆染厂做事。
抗战爆发后，经上海到南京。
他对陈独秀说：“陈清晨希望你回上海领导反对派工作。
陈独秀摇头，说：“上海那一班人搞不出什么名堂。
罗汉又说：“我到南京后，见到了叶剑英，叶叫我根据我知道的情况，开个保释名单。
陈独秀立即来了精神，两人又捡起5年前的话题。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陈独秀、罗汉、彭述之3人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联合抗日，没有得到回音。
陈独秀问：“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对我们怎么样?”罗汉说：“很好，没有反对情形。
陈独秀沉吟半晌，说：“你再和叶剑英谈谈，看看他们是什么意思。
他不知道，此时，在延安写《矛盾论》的毛泽东写道：“我们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思想和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
8月29日，和郑超麟一起关在军人监狱的贺贤深（何资深）已经放出去9天了。
这天早晨，中央军人监狱教诲所所长沈炳铨对郑超麟说：“蔡元培写信给何应钦保释你，何应钦已经批准，但不需要保释手续，你今天就可以出去。
郑超麟不知道是陈独秀找的蔡元培，蔡元培找了何应钦。
何开始在其信函上批道：“此老爱管闲事，相应不理可也。
陈独秀出狱后，8月25日，何应钦改变念头，复函蔡元培，“通知本人觅保保出监就医矣”。
见到郑超麟，陈独秀很伤感，说：“你还好?”郑超麟摇摇头：“一身病，想到安徽乡下养病。
这时，彭述之、罗世凡去了上海，濮德治回了安庆老家。
“去不去上海?”郑超麟问。
陈独秀摇摇头，说：“反对派的活动，不会有结果。”晚上，陈独秀和潘兰珍睡床上，郑超麟夫妇睡地板，4人连夜长谈。
第二天，陈独秀送郑超麟出门，走了很长一段路。
陈独秀心里清楚，两人从此各奔前程，很可能见不上面了。
从街上回来，潘兰珍老远就喊：“包先生来了。
陈独秀知道是包惠僧，忙带快了脚步。
包惠僧是国民党内政部参事。
中午，陈独秀、潘兰珍留包惠僧吃饭，包惠僧问：“傅先生呢?”潘兰珍说：“前几日这里炸了，傅先生见这里不安全，搬走了。
包惠僧忙问：“你们住在这里行吗?”陈独秀说：“可以，还可以。
包惠僧住在莫愁路一家独院，想接陈独秀夫妇去住。
陈独秀说：“不去了。
哪儿住都一样，常见面就可以了。
隔日，陈独秀、潘兰珍搬到陈仲凡家。
陈仲凡将楼上腾出，让陈独秀、潘兰珍住。
在陈仲凡家，陈独秀上街买来宣纸，抄了岳飞《满江红》一段，“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山重水复(2)
上款题：“赠惠僧老兄”，落款“独秀”，等墨迹干后，陈独秀换了一件深青色对襟褂子，用报纸夹了刚着墨的宣纸，到了莫愁路包家。
包惠僧见陈先生来了。
忙叫妻子夏松云去做饭。
谈话时，包惠僧说：“听佛海说，胡适推荐你去一家美国图书公司写自传?”陈独秀说：“我生活简单，不用去美国。
我也怕见生人。
胡适去美国前，请人捎信给陈独秀，问他可愿意去美国写自传。
当时美国一家图书公司看中了陈独秀在狱中写的《实庵自传》前两章。
陈独秀不去，还因为外语不行，身体也不好。
老头子坐了几年牢，大约是怕见生人。
周佛海请陈独秀参加“低调谈话会”，好说歹说，总算把陈先生劝去了，陈先生去了以后，一言不发。
问到他，他才应付地点点头。
谈到今后，包惠僧说：“听潘兰珍说，蒋介石答应你当劳动部长?”陈独秀说：“适之、佛海还叫我参加‘国防参议会’呢。
我怎么能答应呢?蒋介石的双手沾满了我们同志的鲜血，我的两个儿子也死在他手里，我和蒋介石不共戴天。
他叫我当劳动部长，参加国防参议会，真是异想天开。
我要是做他的走卒，也不用等到今天。
包惠僧劝陈独秀赶快离开南京，这几天日本飞机轰炸更紧，码头上早已水泄不通。
陈独秀本来想等罗汉回来，听听延安消息。
但南京气氛越来越紧张，陈独秀决定去武汉再说。
临行之前，陈仲凡赠诗给陈独秀，诗云：“荒荒人海里，聒目几天民?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 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
陈独秀写了《和玄兄赠诗原韵》：“暮色薄大地，憔悴苦斯民。
豺狼骋郊邑，兼之惩尘频。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
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
回延安的三个条件(1)
1937年9月12日，陈独秀、潘兰珍拎着大包小箱，挤在逃难的人群中登上开往汉口的轮船。
在船上，陈独秀思考写一本抗战小册子。
包惠僧是武汉人，在陈独秀动身前给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去信，请他关照陈独秀。
又给同学程仲伯写信，请他去码头接陈独秀。
何成浚请公安局长蔡孟坚照顾陈独秀，这蔡孟坚不是别人，1931年，正是蔡孟坚打开顾顺章缺口，追捕钱壮飞，逮捕诱降向忠发，导致恽代英、蔡和森、柔石、冯铿、殷夫等20多人被杀。
蔡孟坚见到陈独秀就盘问起来，弄得陈独秀很不高兴。
蔡孟坚走后，陈独秀大怪包惠僧办事不牢。
这时武昌一个姓兰的慕陈独秀名气，接陈独秀、潘兰珍到他家住。
陈独秀给耕野(汪孟邹)写了一封信，叫他来信寄武昌城内双柏庙后街26号陈仲甫收。
几天前他叫汪孟邹来信寄到武昌武汉大学王抚五校长收转。
10天功夫，陈独秀两次去信上海，也不知汪孟邹收到没有。
陈独秀给汪孟邹写信，是因为亚东是陈独秀主要经济来源。
上海《东方杂志》、《宇宙风》杂志给陈独秀的稿费，也是由亚东转给陈。
收到陈独秀的信后，汪孟邹写信和陈独秀商量，由亚东图书馆出《实庵自传》单行本，先将《宇宙风》刊出的前两章印出来，等陈独秀抓紧时间写出其余部分，再出全本。
陈独秀满口答应了。
陈独秀搬到双柏庙后街26号不久，罗汉风尘仆仆地找上门来。
罗汉8月底启程，在傅厚岗叶剑英、李克农手中领了路费及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开了介绍信，和李侠公于9月2日到西安后宰门旁边的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党代表是林伯渠，两人是熟人。
罗汉北伐时任四军政治部主任，打南昌时四、六军配合过。
经过长征，林伯渠头发胡子几乎全白了，但身体很硬朗。
林伯渠说，“和仲甫一晃有十年未见面了，他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内的历史，有比别人不同的地位。
说到这里，林伯渠皱了皱眉头，说：“只是脾气太倔。
罗汉问：“陈先生想回延安，能让他去么？”
“仲甫能否回延安，关键在他自己，如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
林伯渠说。
“仲甫与党中央有过争论，我担心延安不让他回去。
罗汉吞吞吐吐地说。
林伯渠安慰他说：“仲甫曾经站在时代前头，我希望他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的一切是是非非都无需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辩。
“听林主席这样一说，我就放心了。
罗汉笑道。
“现在山洪爆发，我一时去不了延安……林伯渠沉思了一下，说，“此事须党中央拿意见，我即给延安拍电报，请示中央，你稍住几天”。
林伯渠给延安电报的大意是，仲甫等已出狱，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
弟意中央为集中整个力量着眼，可联合他们回党工作。
七贤庄以前是外国人经营的旅馆，有几座西式庭院，又宽敞又安静，罗汉便和李侠公住了下来，等候延安回电。
当晚，刚从太原来陕的王若飞来看罗汉，他说：“因延安有事甚忙，否则可随同南下去晤独秀一次。
王若飞在“六大”上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被否决。
大会后，留在莫斯科任中国农会驻农民国际代表。
1931年回国，被国民党逮捕，几乎和陈独秀同时放出，此时任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长。
9月10日，接到林伯渠电报后，毛泽东和张闻天商量，给林伯渠发了一个电报，提出陈独秀回党工作的3个条件：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
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
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见到中共中央电报后，罗汉打道回宁。
到南京后，才知道陈独秀去了武汉。
在傅家岗，罗汉见到了博古、叶剑英。
他们告诉罗汉，陈独秀去武汉前，和叶剑英、博古谈过一次话，以后又和叶剑英单独谈过一次，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博古说：“本想和陈独秀谈一次，但因为自己党龄太浅，与独秀个人没有私人接触，恐难于谈出任何具体结果。
如果由润之来谈也不适宜，因为他们两人的个性都很强，都有闹翻的危险。
不如候周恩来南下后，约他一同去谈，成绩或者会圆满些。
且不久必武会回武汉，他自然和独秀先行交换意见。
博古30来岁，自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至遵义会议，任中共中央总负责。
听了罗汉的前后叙述，陈独秀又看了看中共中央的“三项条件”，说：“前一条我已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
说着，陈独秀找出一份手稿，上面写到：“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安徽怀宁人。
回延安的三个条件(2)
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
”陈独秀曾请包惠僧将声明交《中央日报》总编辑程苍波，他答应帮忙，但没有刊登。
武汉抗日演讲(1)
1937年10月2日初的一天，华中大学学生会的许俊千和同学焦传统找到陈独秀住的四合院，穿着旗袍的潘兰珍开了门，问：“找谁？”
许俊千说：“要见陈独秀先生。
说着，将同学会的邀请信递了上去。
潘兰珍看了说：“呵，你们是大学生。
说着，请客人到天井旁边一简陋的书房等候。
一会儿，陈独秀来了。
许俊千和焦传统起来向陈独秀鞠躬。
陈独秀笑嘻嘻的，伸手让坐。
陈独秀头发灰白，背有点驼，一口安庆地方话。
声音也不大洪亮，但态度谦和。
许俊千道出了来意后，陈独秀低头沉思了一下，点头答应了。
因为离学校只有几百米，约定了演讲的日期后，客人告辞出门。
10月6日早晨，许俊千和焦传统到了陈独秀家，陈独秀穿了新的绿色长袍、布鞋。
潘兰珍整理了一下陈独秀的衣领，对许俊千两人说：“同学们慢走。
怕其他人围观，许俊千和焦传统带陈独秀走女生宿舍后侧进了武昌华中大学大礼堂。
这天，武汉文化界也想邀请陈独秀去演讲，陈独秀因和华中大学事先约好，推辞了。
陈独秀上了讲台，掌声不绝。
窗前门后，都挤满了人。
陈独秀说了一声“大家好”，开始了《抗日战争之意义》的演讲：“全国要求的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了。
为什么要抗战？一般的说法，是因为日本欺压我们太厉害。
这话固然不错，可是，未免过于肤浅了，一般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应该明了更深的一点的意义，抗战不是基于一时的感情，而有深长的历史意义。
陈独秀的讲话，不断的引起热烈的掌声。
结束时，许俊千等人请陈独秀走后门回家。
在校园，陈独秀精神很好，留连忘返。
到了家，潘兰珍请许俊千等进去坐，许俊千见陈独秀的书桌上有纸笔，想请陈独秀题字，但又不好开口。
出门时，还是忍不住说了。
陈独秀满口答应，说：“你去弄点宣纸来。
许、焦二人在外面买了两张宣纸，并在小纸上写了“敬求大笔，赐乎俊千”字样。
陈独秀嘱他过两天来取。
焦传统也留下了名字。
陈独秀给许俊千题了“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给焦传统题了四字横联。
他们来拿书法作品时，陈独秀谈到，中国的历史书太少，只有夏曾佑编的《中国史》上下册可读。
毕竟坐牢久亏，从华中大学演讲回来，陈独秀就病倒了。
双十节前一日，淅淅沥沥下起雨来，雨水顺着屋檐往下淋，天空灰暗一片。
这时一位陌生的年轻人撑着雨伞敲门，见潘兰珍开门，忙拿出名片说：“我是《抗战》周刊记者，想采访陈先生。
躺在床上的陈独秀见记者上门，忙穿衣起床。
记者说：“明天是国庆节，所以今天冒雨来了，想不到先生病了。
陈独秀笑着说：“不妨，不妨，难得雨中来客。
问了一些集中现金、征集壮丁问题后，记者问：“听说陈先生要办一个刊物，确否?”陈独秀说：“没有这个意思，现在各派杂志都肯登我的文章，我何必自己办刊物呢?”“报纸上说，陈先生今后要去做文化运动，不做政治运动了，是不是呢?”“我的个性不大适宜做官，但政治运动则每个人都应该参加的。
“明天是国庆日了，陈先生准备发表一点东西吗?”陈独秀说：“武汉日报约我写一篇国庆论文。
打算只写几百千把字就够了，这个时候，没有人愿意看长文章。
记者看了一下表，已是下午6点钟，起身告辞，说：“我还要过江。
10月15日，陈独秀恢复了一点精力，到汉口青年会讲演《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胜利》。
在这次演讲中，他提出不能盲目反对唯武器论。
《扫荡报》刊登了陈独秀在华中的讲演稿后，有关方面下了禁令“暂缓登载”。
陈独秀演讲热情不减，他打算请亚东图书馆出版《我对于抗战的意见》小册子。
在汉口青年会讲演后，罗汉偕董必武来见陈独秀。
谈到“三个条件”，董必武说：“我劝你还是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书面检讨，回党工作。
”陈独秀说：“回党固我所愿，唯书面检讨，碍难从命。
董必武见陈独秀任性，不好再劝。
事后，陈独秀写了关于抗战的七条纲领交给罗汉，请他去南京。
罗汉去南京又找了博古和叶剑英。
博古说，陈独秀的抗战七条纲领和中央路线并无大的分歧，但根据中央电报，陈独秀还要有一个书面检查。
闲时，陈独秀给濮德治写了几封信，说：“我无时不念兄，而兄忘念我耶?……
故乡非久留之地，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也。
濮德治将家里安顿好了后，11月中旬来到武汉，在武昌双柏巷找到了陈独秀。
陈独秀见濮德治来了，十分高兴。
递了《宇宙风》49期给他看，上面有《实庵自传》广告，称之为：“传记文学之瑰宝。”陈独秀说：“现在亢德又来信催我要稿，怪我没有按时写下文。
武汉抗日演讲(2)
他抱怨说：“一日几千字我也不愿意。
现在市场坏书充斥，都是一日赶几千字人造出来的，有谁看啦?”谈到上海那一班人，陈独秀将罗世凡、孙煦、陈其昌等人来信给濮德治看。
濮德治看完信说：“他们对罗汉意见很大，担心你与斯大林派合作?”“与斯派合作，原则上是可以的，他们这些人，乱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理论，现在反斯派，至少策略上不对。
世凡、其昌不对，超麟更不对。
真是牛头不对马嘴。
陈独秀越说越气。
“彭述之没有来信?”“老彭这个人，即使和我意见相同，我也誓不与之共事。
还有长子。
陈独秀说。
濮德治知道，“长子”(尹宽个子矮，绰号长子)和彭述之打得火热。
“他们对你似乎很失望。
濮德治又掠了一眼陈其昌的信。
陈独秀说：“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我绝对不怕孤立。
11月1日，托洛茨基致伊罗生信：“关于马林与陈独秀之间（关于中共加入国民党）的争论。
你确实是袒护马林而没有公平对待陈独秀了。
一天，陈独秀对濮德治说：“听说罗章龙在河南大学教书，你去一趟郑州，看看罗可愿意出来，我们一起合作还可以干点事。
罗章龙1931年1月因反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与何孟雄等人成立了“第二中央”，被开除党籍。
在这之前，罗章龙、何孟雄等人曾发起“调和派运动”，其中也反对开除陈独秀党籍。
濮德治去郑州回来说，罗章龙致力于教学，无意搞政治活动。
他房间有一个摩登女士，两人像是谈恋爱。
陈独秀说：“差不多了。
“托匪汉奸”案(1)
1937年12月，刚出狱不久的王文元(即王凡西)到了武汉，住到双柏巷陈独秀家中。
陈独秀曾托人到国民党中统局打听王文元被捕后的下落。
王文元来了后，常和陈独秀、濮德治谈论局势。
王文元提出办刊物，陈独秀不同意，说：“旧的一套工作方法必得抛弃，必须采取新的方法。
陈独秀主张和第三党、救国会及一部分民主人士接触，组织一个联合战线。
不拥国，不阿共，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
当时，谭平山、朱家骅想拉陈独秀组织第三党，但陈独秀不愿受人摆布，没有同意。
提到组织联合战线，濮德治想起陈独秀上月刊登在《宇宙风》52期上《我对于鲁迅之认识》文章，陈独秀认为鲁迅并不根本反对联合战线政策，但反对与土豪、劣绅等都一概联合。
当时宋哲元部下179师师长何基沣在汉口养伤，陈独秀计划让王文元、濮德治到何基沣军队做政治工作。
何基沣很尊敬陈独秀，见面执弟子礼。
他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准备带王凡西到师部，平汉路的车票已经买了，不料动身前夜，何基沣被免职，3人计划落空。
与何基沣联合的计划失败后，王文元、濮德治热情一落千丈。
12月24日，吴甲原到陈独秀家，看同乡王凡西。
吴甲原是个画家，他请陈独秀题字，陈独秀便写了“公理没有强权，便是无力的废物；强权不讲公理，终于崩溃。
题赠甲原先生”和吴甲原同来的青年，也乘机请陈独秀赐墨宝。
陈独秀有求必应，写了不少字，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写得最多的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时，罗汉从宜兴逃难到武汉。
他赞成陈独秀独树一帜的“联合战线”思想，鞍前马后为之奔波。
就在这时，王明、康生在报刊上讲陈独秀、罗汉是日本间谍。
两人大吃一惊。
11月29日，王明从苏联飞抵延安，到延安后第五天，《解放》刊出王明《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斗争的新时期》一文，称“日寇侦探机关……
首先是从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分子当中，吸收作这种卑劣险毒工作的干部”。
半个月前，《解放》刊登署名“冰”的文章《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希望他“重振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
于今，《解放》的调子突然转了180度。
罗汉也疑惑，在南京时，周恩来曾告诉他，“在中国托派中，陈独秀和你是主张抗日的。
赞成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不能千篇一律。
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
他们不知道，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与他们有关的政治局会议。
会上谈到中共中央提出的与陈独秀合作抗日的三项条件，王明反对说：“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
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
针对“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的反驳，王明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
陈独秀他们是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杀人犯……
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
当时，苏联正在审判布哈林、李可夫“右派和托派反苏联联盟案”。
1938年新年伊始，刚创刊的《新华日报》及《群众》、《解放》杂志突然登出许多文章，说陈独秀是“托匪汉奸”、“托洛茨基匪首”、“日寇侦探”等。
其中，康生在《解放》周刊29、30期上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道出了陈独秀当日寇侦探的“事实”：“1931年‘3·18’事变……
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津贴，待有成就后再增加之。
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了……
美国的托匪格拉斯……
联合着陈独秀、彭述之、罗汉……
在上海北方建立托匪日探组织……
虽然陈匪独秀从九一八以来就与日寇勾结，然而他还可以在武汉演讲，使用其老奸巨滑的侦探技术……
这无怪鲁迅先生痛骂陈独秀等托匪是有悖于中国人为人的道德。
3月16日，王星拱、傅汝霖、高一涵、段锡朋、梁寒操、周佛海等人在《大公报》、《武汉日报》发表信函，为陈独秀鸣不平。
信上说，“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
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特此为表白。
第二天，《扫荡报》也将此信转载。
《新华日报》发表了“幸之”的短评，驳斥王星拱等人来信，谓“此风不可长”。
“托匪汉奸”案(2)
林庚白看了报上的信，发现与原来签字的信有出入，原文是“为新文化运动起见，”现在成了“为正义为友谊。
于是林庚白去信《新华日报》，提出对该信不负责任。
民主人士沈钧儒也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不赞成给陈独秀扣上汉奸的帽子。
《新华日报》发表了一个短评《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说这个问题“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为为断”。
陈独秀看了这个评论，十分气恼，原来是这样定我为汉奸的呀!他对罗汉说：“他们见我不跟他们走，便捏造罪名陷害我，真是不讲道德。
当晚，陈独秀写了一封《给〈新华日报〉的信》，信上怒气冲冲，《新华日报》拒绝发表陈独秀的信。
在其短评《不容含糊和小心上当》中，有“我们再一次坦白声明，陈独秀现在还是否托派汉奸，要由陈独秀本人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托派汉奸行动以为断”的话。
陈独秀把他给《新华日报》的信寄给了《扫荡报》，后者于3月20日刊出。
陈独秀在信中说：“我如果发现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
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严重问题，决不能够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当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失；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
中国是否有托派组织存在，我不甚知道，我在南京和剑英谈话时，曾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
我们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来武汉后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态度。
最后他质问康生等人：“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是这样吗?!”次日，《新华日报》发出短评说：“以曾经是中国托派首领身份的陈独秀，声明他今天未参加汉奸党派……
在托派汉奸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公敌时，陈独秀有这种表示，足见其尚有羞耻之心，这是值得赞同的事……
可是，他仍然不愿意起来反对他过去的伙伴和部属，不愿意起来反对那些丧尽天良的托派汉奸，而且还力为洗刷辩护……
不能掩饰陈独秀的不愿反对日本间谍的托派汉奸的本意，这首先是因为陈独秀在今天思想上仍然是与托派汉奸联结在一起不是没有理由的。
同时，《新华日报》刊出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给《新华日报》的信，叙述了他们3次和陈独秀会见的经过。
说明陈独秀始终不愿公开表示脱离和反对托派的情况。
于是，陈独秀将去年11月21日给陈其昌的信公开发表。
《新华日报》没有立即做出什么反应。
战争阴影下的武汉报纸，因陈独秀是否汉奸闹剧，热闹了一阵子，终于安静了。
4月，徐特立约何之瑜(何资深)从长沙到汉口，调解这场笔墨官司。
这期间，周恩来也托人到陈独秀寓所，劝他“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
徐特立来看他说：“事情是解决了的。
4月8日，陈独秀给长沙化名贺松生的何之瑜去信说：“关于我，恐怕永无解决之一日，他们自己既然没有继续说到我，而他们正在指使他们在汉口及香港的外围在刊物上，在口头上仍然大肆其造谣诬蔑……
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集材料，将来到法庭算总账。
何之瑜2月初写信邀陈独秀避住长沙，陈担心乡间土匪多，写信称“湖南非乐土”，没有答应。
因为康生文章中几次提到罗汉有汉奸行为，罗汉写了一封《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4月24日在汉口《正报》发表，他在信上说：“康生君一文，真可谓极尽诬蔑造谣之能事……
以这样严重的卖国谈判，参加者又有当时政府要人在内，而其结果，乃以300元成交。
真可谓廉价之高峰……
康生君说去年六七月间我和独秀曾与美国侦探接洽，先生们，你们只管造谣高兴，竟连陈、彭那时尚在南京狱中的事实也忘记得干干净净了!”此事后来传到晋察冀阜平聂荣臻的司令部，萧克对聂荣臻说：“康生在延安发表过一篇文章，说陈独秀是汉奸，每月从日本人那里领取300块大洋。
聂荣臻沉默了一下，说：“陈独秀是300块大洋能买到了的吗？”
入川(1)
1938年4月3日，阴历三月三，张国焘以祭黄陵为名，逃向汉口。
中共中央于4月19日发出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提到张国焘脱党前“曾见过陈独秀一次”，在党外去寻找反党的同盟者。
看到报纸的当天，陈独秀给贺松生（何之瑜）写信说，“张特立到武汉事，你们想已在报上看见(今天的新华及大公)，我并未遇见他，有人造谣他已来见我，真可笑”。
但几天后，张国焘在汉口公安局长、特务蔡孟坚的帮助下，找到了搬到汉口德润里的陈独秀。
10多年没有见面，又都是被中共开除党籍之人，两人免不了唏嘘一番。
张国焘富态多了，肥头大耳，腆着肚子。
但气色不好，松松塌塌的方脸膛看上去很疲惫。
陈独秀说：“你不是一直干得很好吗?”张国焘长征到达延安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张国焘唉声叹气，将长征途中另立中央事说了一遍，接着说：“现在王明回来了，我的日子更不好过，和软禁一样。
听说张国焘投靠老蒋，陈独秀顿生反感。
嘴里有一句没一句应付张国焘。
张国焘仍然兴致勃勃，提出重建第三党事。
陈独秀说：“我以前就说过，你我都是亲身经历过来的人。
成立一个党不是容易事，我们当时费了那么大的劲，现在看来，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党，我们再搞，能搞得比毛泽东现在搞的要好?”“你好像没信心?”“没有信心也没有耐心。
话不投机三句多，张国焘告辞了。
4月的一天，安徽太平老乡、武汉大学文学院老师苏雪林拜访了陈独秀。
苏雪林反对鲁迅，自视为胡适派。
她最初听到陈独秀的名字，是“五四”前在安庆听陈慎登先生上课，谈到陈独秀办《新青年》诋毁纲常，老先生因生气晕倒在堂上。
课后，大家议论开除陈独秀的乡籍，苏雪林说：“顶好带一支枪上北京找到陈独秀，叫他吃一颗子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第一次见陈独秀，是上一年年底在武汉大学听陈独秀演讲《动员民众》，但那天人多，苏雪林无法和陈独秀单独交谈。
这天，陈独秀家客人很多，等人陆续走了，苏雪林才有机会和陈独秀讲话。
陈独秀说：“我读过你的作品，你的《唐诗概论》和《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见解独到，多发前人未发之论，足见很下一番功夫。
听说苏雪林不久随校入川，陈独秀说：“拟到重庆，或许能在渝碰面。
一天，刘仁静来访，陈独秀很不愿意见到他。
去年10月，刘仁静还给李福仁、伊罗生写信，对陈独秀汉口演讲表示失望。
刘仁静来说：“你公开发表给陈其昌的信后，老彭他们很生气。
他们认为你采取了‘超党’、‘超阶级’的立场，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
陈独秀说：“老彭不是还骂我是托派的败类吗?我不怕，现在有人骂我是汉奸，有人骂我是叛徒，随他骂去，我和老彭他们到此为止。
刘仁静走后，陈独秀对潘兰珍说：“他明天还要来的，我明天到外面看看朋友。
潘兰珍说：“他要是坐等不走，怎么办呢?”陈独秀想了一会，写了个条子递给潘兰珍，说：“你把条子递给他，他就不等了。
第二天，陈独秀早早出了门。
果然刘仁静又来了，见陈独秀不在家，又丢了条子，知道陈独秀不想见他，条子上说：“我不是托派，也不愿和有托派关系的人来往。
他请刘仁静好自为之。
刘仁静没有落座便走了。
潘兰珍知道老头子不喜欢他，也没有留他再坐。
春天，邓绳侯外孙葛康寿随其五兄葛康俞由安庆到武汉。
一夜，他们去看陈独秀。
陈独秀老了，穿着布衣，须发斑白，但精神饱满。
见到葛康寿，惊讶地说：“真像他爸爸。
葛康俞妻子是陈独秀二姐的小女儿，因此随妻子称陈独秀“舅”，与陈松年以兄弟相称。
葛康寿、葛康俞母亲是邓绳侯之女，邓仲纯、邓季宣之姐。
因此称邓仲纯、邓季宣也称舅。
因为是亲戚，谈到陈年旧事，时间很快，直到二鼓，客人才告辞出门。
6月，武汉形势开始紧张，陈独秀请包惠僧帮他找船，打算离鄂入川。
川资是以前刘辅丞给的500元钱。
包惠僧从南京到汉口时，陶希圣拿出200元钱交给包惠僧，请他转交给陈独秀，说是北大的几个同学凑的。
当时，国民党决议恢复毛泽东、陈独秀等人的国民党党籍，“你打算怎么办?”包惠僧到德润里和陈独秀谈起此事，陈说：“由它去吧，当初国民党开除我，我没有声明，现在恢复我，也用不着声明。
6月12日，日军侵占安庆。
陈独秀请包惠僧找了一条军用火轮，将刚从安庆逃难来的嗣母谢氏（陈昔凡夫人）、儿子陈松年、儿媳窦珩光和春天才出世的孙女长玮送到了四川宜昌。
谢氏因孙子、孙女、媳妇的死，打击太重，两眼已经失明了。
隔日，陈独秀给小儿子陈松年去信，叫他到宜昌二马路平和里17号找史岳门，陈独秀准备明后日乘行营开往重庆的差船，在宜昌换船时，上岸找他们。
入川(2)
信是寄给宜昌天后宫29号夏智安转恽子世，再转陈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