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舟车之有两轮
1915年初夏，陈独秀回到上海，住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
隔日，陈独秀和汪孟邹谈到新办杂志事，汪孟邹说：“亚东图书馆已经担负了几家杂志发行任务，怕无力再接受新的任务。我有两位朋友，是弟兄俩，叫陈子沛、陈子寿，开了一家群益书社。不如明天我同他们谈谈，看看他们能否承担发行”。陈独秀说：“那就试试吧。”
第二天，汪孟邹带陈独秀到了群益书社。陈氏兄弟表示愿意承担新杂志发行工作。但提出每期编辑费、稿费只能定在200元。陈独秀说：“200元就200元吧。”
一日，陈独秀到搬到上海的《甲寅》编辑部闲坐。章士钊拿出李大钊《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说：“你的那篇《爱国心与自觉心》引出来的风波还没有了结，守常这篇文章颇有见解，我打算用在《甲寅》一卷八号上。”李大钊说陈独秀“义中厌世之辞，嫌自泰多，自觉之义，嫌其泰少”，劝陈独秀“奋生花之笔，扬木铎之声”，“不要自迫于消极之宿命论”。陈独秀频频点头：“近日我在筹办新杂志，正合守常‘奋生花之笔，扬木铎之声’之说。至于宿命论，肚子一填饱，早已丢到爪洼国去了。”
9月15日，16开本的《青年》杂志月刊第一期问世，开始发行仅千册。陈独秀对汪孟邹和陈氏兄弟说：“开始有千册就不错了。有十年八年功夫，《青年》杂志一定有很大影响。”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发刊词)，提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举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为避免文字狱，陈独秀提出办杂志的宗旨：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批时评政，非其旨也”。
《青年》杂志创刊号刊出后，汪孟邹对陈独秀说，“我有位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的老乡，此翁聪明好学，小说文论俱佳。”“你是说胡适么?”陈独秀冲口而出。“你怎么知道?”汪孟邹感到奇怪。“《甲寅》在日本曾收到一位留美青年的信，提出输入外国文明，要有明达君子的赞助。我印象极深，想不到竟是你的老乡。”陈独秀边说边找出几本《青年》杂志，要汪孟邹寄给胡适：“代我向他约稿，言语写恳切些。”
回到四马路惠福里亚东图书馆，汪孟邹给胡适去信说：“今日邮呈群益出版青年杂志一册，乃炼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与秋桐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拟请吾兄于梭课之暇担任青年撰述，或论文，或小说戏曲均所欢迎。每期多因更佳，至少亦有一种。”信中所说“炼”，即汪孟邹自称，“秋桐”指章士钊。
此后每新出一期，陈独秀都要问汪孟邹：“你的美国老乡有消息吗?”汪孟邹给胡适写信说：“陈君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为再三转达。每期不过一篇，且短篇亦无不可，务求拨冗为之，以增该杂志光宠，至祷，至祷。否则，陈君见面必问，炼穷于应付也。”
1916年2月3日，胡适第一次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绩溪同乡汪孟邹几次来信，约他给《青年》杂志写稿。看了《青年》杂志上的陈君文章，胡适觉得这位安徽老乡在文学革命上有不少和自己相通之处，可谓神交。今日冒出文学改良的新思想，也急需找到新的知音。胡适给陈独秀的信中，提出“今日欲为祖国造此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也”。
收到胡适信，陈独秀高兴地对汪孟邹说：“适之第一次来信，就提出改造新文学的意见，使人耳目一新。”汪孟邹也高兴，给胡适写信说：“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来函云新年中当有见赐，何以至今仍然寂寂，务请吾兄陆续撰寄。”
春日载阳
1916年初春的一日，阳光明媚，东风送暖，东京郊外高田村一间简陋民房“月印精舍”门前池塘厚厚的冰块终于化去了。受着国内反袁斗争形势的鼓舞和陈独秀《青年》杂志的感染，李大钊满怀激情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充满革命者活力的《青春》一文。“，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邦。肃杀郁塞之象，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文章结尾，李大钊纵笔放歌，发出内心的呼唤：“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守常其文如其人啊！”接到李大钊寄来的《青春》，陈独秀一气读完，深深为李大钊浩然正气所触动。“才不如识，识不如德。”此时他才体会到章士钊评价李大钊的话恰如其分。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叫陈独秀头痛的事。因为嫉妒《青年》杂志的影响，上海青年会气冲冲地写了一封信到群益书社，指责《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杂志雷同，奉劝《青年杂志》及早更名。上海青年会态度硬，陈子沛、陈子寿胆子小，陈独秀执拗了几个月，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改名。9月复刊吧，《青年杂志》到9月正好一周年。
夏历三伏，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谊里21号陈独秀寓所，主人正一手挥扇，一手执笔，加紧编排更名后的《青年》杂志2卷1号，新杂志取名《新青年》。陈独秀对来访的汪孟邹说：“新青年旧青年间有绝对鸿沟。我主张新青年要身体强壮，斩尽做官发财思想，自力创造幸福，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汪孟邹说：“你把延年、乔年放到外边，大约是这个思想的实验吧?”陈独秀点头说：“他们补习法语，不是坏事。我向来主张靠自己力量创造前途。”去年夏天，陈独秀带信到安庆，叫在全皖中学读书的延年带弟弟乔年到上海。这时，家中还有女儿玉莹及小儿子松年，生活来源主要靠昔凡留下来的一点店面、田产租金。延年、乔年刚到上海时和父亲、姨妈住一起，后来延年到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学校学习法语，半工半读，弟兄俩便搬出来独居，自闯人生。
听到讲延年、乔年，高君曼对汪孟邹说：“我留他们弟兄俩住家里，老的不同意，小的不愿意。传出去，都是我不好。”“没有的事，延年、乔年人小志气高，现在学了法文，将来可去法国留学，是件好事，是件好事。”汪孟邹安慰高君曼说。
高君曼不忍心，几次在陈独秀面前嘀咕：“还是让孩子回来住吧，怪可怜的。再说，人家怎么说我呀？”陈独秀不耐烦地说：“让他们吃点苦，没有错。你这样做是姑息养奸呐。”
《新青年》在国内有发行处74处，国外已发行到新加坡，陈独秀计划撮合“亚东”和“群益”两书店，合并成一家。他决定和汪孟邹去北京集资招股。
8月21日，胡适翻看去年的1卷3号《青年》杂志，见陈独秀称赞谢无量长律为“希世之音”，称为“子云、相如而后，仅为斯篇”，觉得陈独秀也太夸张其词了。
陈独秀提出废除古典主义，而谢无量长律少说也有100处用古典套语。而且用得不当！不对！不工！不过押韵罢了，在长律中只能算得上下品。不要说子云、相如，就是元白柳刘，又哪里能比呢？他在给陈独秀的信里，谈到了最近思考的文学革命八事。文学革命必须要8个条件，即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不摹仿古人、须言之有物。这8个条件，也是自己以前提到的文言文三大病的补充。在美国的朋友反对自己的活文学的实验，胡适希望在国内找到支持者。
信发出不久，胡适收到陈独秀8月13日的来信，可谓心有灵犀，去信和来信在路上撞车了。自己信中的几个问题，陈独秀都提到了：《决斗》译文将在《青年》杂志2卷1号刊出，他要自己利用功课之暇，为《新青年》多译短篇名著如《决斗》者，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
中国文学界的雷声
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2卷2号出版。康有为9月20日发表致总统总理书，主张“以孔子为大教，纳入宪法”。陈独秀则主张学习西洋文明，“不必远道乞灵于孔教”。陈独秀没有意识到，他已吹起了打倒孔家店的进军号角。
另一件使陈独秀得意的事是，他第一次发表了大洋彼岸胡适几个月前寄来的信，尽管这位未见面的朋友，对他在1卷3号谢无量长诗前写的按语不以为然，字里行间流露了不屑一顾诸子的神气。陈独秀和谢1904年就在一起办《国民日日报》，胡适当然不知道这层关系。但胡适在信中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不主义，眼光敏锐，令陈独秀嗟哦半日。胡适在信中称赞陈独秀“洞悉世界文学之趋势，又有文学改革之宏愿，故敢贡其一得之急”，这几句话，更使陈独秀心里乐悠悠的。细读胡适的八不主义，除第五条讲文法之结构，第八条讲言之有物，陈独秀感到不甚理解外，其余几条，陈独秀视之为中国文学界的雷声。
胡适的名字由此风靡学界，这也是陈独秀、胡适本人始料不及的。
10月5日，陈独秀给胡适写信，希望他作写实文学，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这一期《新青年》刊出胡适小说译作《决斗》，但校对失误不少。陈独秀说：“下次来文当亲为校对，以赎前愆。”
11月28日，陈独秀和汪孟邹住进北京前门中西旅馆64号。一天，陈独秀在琉璃厂附近遇到在北大教书的沈尹默(沈君默)，两人喜出望外。分手后，沈尹默在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面前推荐陈独秀，说：“如见蔡校长，可引荐陈君。”汤尔和早就认识陈独秀，光绪廿八年冬，他们在日本一起发起成立了“青年会”。
事后，汤尔和对蔡元培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蔡元培翻了翻沈尹默留给汤尔和的《新青年》，说：“陈仲甫，知道。日俄战争时，我在上海编《警钟》日报，刘申叔告诉我，陈仲甫一个人坚持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
二次革命失败后，蔡元培偕夫人黄振玉赴法，一去三年，因此没有看到《新青年》。翻了翻《新青年》，蔡元培决定聘陈独秀。12月26日上午，陈独秀起床开门，发现蔡元培端坐在门外的凳子上等候，大吃一惊。头天晚上，陈独秀和汪孟邹出门看戏，回来迟了，早上贪睡了一会，想不到让这位老翰林久等了。“蔡先生德高望重，怎敢屈你大驾光临？”陈独秀满面笑容，急忙将蔡元培引入室内。蔡元培50岁，和十几年前在上海组织暗杀团相比，明显老多了。但乌黑的分头，精巧的金丝眼镜，浅浅的山羊胡子，除了保留了当年朴实敦厚之外，又增添了学者深邃智慧的风度。
谈了一会分别后的情形，蔡元培说：“我初到北大，急需一班积学而热心的学者名流到北大，以改造校风，推进学术研究，不知仲甫可有此意？”陈独秀说：“蔡校长登门谒贤，令人感动。前日沈尹默见到我，也提到此事。从前我在安徽公学、安徽师范学校任教，却没有到名牌校园任过教授，怕难以胜任。”“仲甫客气。我想请你任文科学长，有你这些思想，足可胜任。”蔡元培目视了一下桌上的《新青年》说。
陈独秀犹豫地说：“因为要办《新青年》，上海那一头恐怕走不开。”“没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办好了。”蔡元培劝道：“北大要聘一大批名流学者，正可帮你编杂志呢。”陈独秀不好推辞了。能到名牌大学任文科学长，月薪300元，对陈独秀也有吸引力。
听说北大要聘一大批名流学者，陈独秀说：“我有一位朋友留学美国，是个哲学博士，此翁年龄比我小，学识不薄，诗书文论俱佳，能有他任文科学长最好。”
见陈独秀提胡适，在一旁的汪孟邹笑容满面，连连点头。蔡元培沉吟了一下，说：“仲甫推荐的人才，想必不差，不妨请仲甫代劳，替我写一封求贤信，言辞写恳切些。若不当学长，文学教授、哲学教授请他任选，你看如何？”听得出，蔡元培还是希望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同时也聘胡适。
陈独秀点头说：“我一回上海，就给他去信。”蔡元培说：“我这头近日就给教育部呈文，相信不日就能批下呈文，莫让我在北京久盼。”现任教育部长范源濂当年是蔡元培的部下。民国元年，蔡元培任唐绍仪内阁教育总长，范源濂任教育次长。陈独秀说：“我对文科学长之任，决而未下，能否胜任，实在是个问号，能否试行3个月，那时再作决定？”“仲甫过虑，就依你的主意，该行了吧。”陈独秀不好再说什么了。
蔡元培因为要去中央公园参加信教自由会的会议，告辞了。送走蔡元培，汪孟邹问：“真的来？”“来！和这位翰林共事，令人愉快。再说，我在北京有利于书局向北方发展。”陈独秀情绪亢奋，眉飞色舞地安慰汪孟邹。“孑民把适之也聘了，这事你还要谢我呢。”“那也是。”提到蔡元培聘胡适，汪孟邹露出了笑脸。“我看蔡先生很平易近人，一定好处的。”这次北上，书局招股十余万元，南方认股数万元，加上“亚东”、“群益”旧有财产，共有30余万资金，因此书局成立在望，也不负汪孟邹此行。
品学兼优
1917年新年伊始，从北京回到上海的陈独秀收到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胡适写道：“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之价值，故草成此论，以为海外留心此问题作一草案。”陈独秀一口气读下来，快慰无比。以前他和人议论施耐庵、曹雪芹的价值，远远高于散文家归有光、姚鼐，别人总是疑惑不解。想不到胡适也是这个观点，陈独秀乐不可支。
编好《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兴冲冲地加了读后感：“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见其成，则大幸也！”又趁兴给胡适去信说：“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之。”
来自四川成都的吴虞(又陵)的文章和信，也使陈独秀喜出望外。当年，陈独秀帮章士钊编《甲寅》，曾编过吴虞寄来的《辛亥杂诗》。吴虞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抱怨说，他“写了一些非孔非庄的文章，成都不愿刊登”。陈独秀正缺别的刊物不敢登的文章。他写信希望吴虞“将所写文章全部寄来，分载《新青年》和《甲寅》，以嘉惠后学”。
住在峨眉山下的吴虞和潘力山谈起陈独秀来信，潘说：“陈独秀，我知道，大约40来岁，安徽人。辛亥革命前，喜欢读《易经》，写一手好小篆。在杭州作了不少游山玩水的诗。辛亥革命后，到处讲学，个性发生了很大变化。”吴虞将潘力山的话写进了当天的日记。
编《新青年》2卷5号时，陈独秀收入了《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一文。这是去年12月26日蔡元培的演说。陈独秀记得，这天正是蔡公去旅社看他的日子。
高君曼听说陈独秀要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十分高兴。北京可是她的母校所在地呀。惟独把延年、乔年丢在上海，高君曼有些不自在。近一年时间，延年兄弟俩在外自谋生活，边打工边学习，晚上住《新青年》社编辑部，经常蓬头垢面，主餐是大烧饼，渴了喝自来水。但兄弟俩有骨气，从来不伸手找父亲要钱，陈独秀也顾不上他们。
一日，邻居潘赞化来坐。碰巧陈独秀不在家，高君曼说起陈独秀不让延年兄弟回家住的事，眼泪就掉下来了：“仲甫脾气倔，不听我的话，已有几次和我争翻了脸。”后来，潘赞化和陈独秀谈延年、乔年的事，陈独秀说：“高君曼是妇人之见，你不要和她一般见识。现在看起来是关心他们，其实是害了他们。社会这样险恶，从小不吃点苦，长大能干什么事?”潘赞化见不是路子，忙说别的去了。
上北京之前，陈独秀关照汪孟邹，每月从《新青年》发行费中拿出十几元补贴延年、乔年。汪孟邹连忙答应了，说：“应该!应该!小弟兄俩怪可怜的。高君曼有怜悯之心，堪称女中之杰。”邻居岳相如过来贺喜。陈独秀说：“能干就干下去，不能干，3个月后还回来。”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大任校长，接替胡仁源。1月11日，蔡元培起草致教育部函：“请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附了陈独秀履历表。隔日，教育部以函字13号送达北京大学：“贵校函开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文科学长之任……当经本部核准在案，除令行外，相就函复。”
1月13日，北大校园里一群人在围看蔡校长任职后的第三张告示：“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已辞职，兹奉部令派陈独秀为本校文科学长。”校园里一时议论纷纷，赞同与贬斥沸沸扬扬。反对陈独秀任文科学长的是桐城派的古文家以及章太炎一派弟子黄侃、马裕藻等人。陈独秀鼓吹打倒孔家店，主张白话文运动，桐城派的古文家视之为同乡中的叛逆。黄侃等人主张晋宋文风，但其音韵考据之学，同样因袭古人，同属《新青年》扫荡范围。他们认为陈独秀只会写一些笔记性文章，不配在高等学府任教授，不能胜任文科学长一职。黄侃、马裕藻等人不愿在陈独秀任下执教，除了陈君激进外，还有对前任夏锡祺的感情因素。黄侃不容陈独秀，还有一个陈年老账。黄侃即当年陈独秀在日本《民报》馆无意中得罪的湖北人黄季刚。
支持陈独秀的教授主要是沈尹默及安徽籍的同乡。他们提出安徽自戴震(戴东原)之后，安徽人士研究文字学已成传统，在这些人士中，陈独秀对训诂研究造诣甚高，写过《字义类列》。于是蔡元培说：“陈独秀先生精通训诂音韵，有著作，能胜任文科学长一职。”
风波平息下去后，陈独秀携高君曼及子美、喜子住北京市箭杆胡同9号(今20号)。
《新青年》编辑部同时搬到北京。
寻找友军
1917年1月底，陈独秀忙着编《新青年》2卷6号。作为文学革命倡导者，在急先锋胡适写出《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后，自己必须表明态度，树起大旗。他写《文学革命论》道：“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结尾，他宣称“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4月9日早上，在纽约正杀青博士论文的胡适收到了《新青年》2卷6号。他发现陈独秀在该期发表了响应自己的文章，支持文学革命，特别快活，回信表示“均极赞同”。胡适对钱玄同的通信很感兴趣，只是觉得这位未见面的大教授火气太盛。
不久，在湖南长沙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看到《新青年》3卷2号登出了他写的《体育之研究》（署名“二十八划生”），不禁喜出望外。该文是请去北大任教的杨昌济先生转给陈独秀的。傍晚，毛泽东、张昆弟在湘江游泳后到蔡和森家坐。
毛泽东感慨道：“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说所可比拟。”以前，毛泽东喜欢读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文章，现在他喜欢读陈独秀和胡适的文章。
季春一日，古典音韵学教授钱玄同来陈独秀家坐。陈独秀拿出刚收到的胡适信给他看，钱玄同说：“胡先生驳林琴南，我很赞成，划分文学时期，以宋元为一时期，我却不敢苟合。”“我主张建安为古代期，建安到唐为中古期，唐宋为近代期。”陈独秀认为中国的文学一变于魏，二变于唐。“唐宋放在一起，比宋元放在一起似更有理。”钱玄同表示赞同。
5月9日，胡适收到《新青年》3卷1号，通信栏中有钱玄同的信，是针对自己的《文学改良刍议》的。钱玄同很赏识胡适关于称谓、骈散文、文法等问题的论述，但胡适文章中也有不恰当的地方。譬如，用典一段所举5例不恰当，所举江君二典不确切等。
第二天，胡适写《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对钱玄同的一些提法提出商榷，如钱玄同说《聊斋志异》“全篇不通”；将《西游记》和《封神传》相提并论，不应在文学上有一席地位；《七侠五义》是诲盗的书；抬高《说岳》，与《三国演义》相提并论等。
立秋后，天气凉爽多了。一天晚上，戴着眼镜、理着平头的钱玄同咚咚咚敲响了S会馆的大门。白底黑字的门匾悬在门庭的上方，门前的狗跟在他后面叫，使他心狂跳了几下。60多岁的长班齐“老太爷”因吸鸦片,已很瘦弱,他慢慢吞吞地开了门,见是大先生的客人,一边喝退吠叫的狗，一边侧过身让钱玄同进来了。穿过会馆南部的前院，绕过仰蕺堂的南墙,经过月亮形的门，便进了鲁迅住的补树书屋院内。补树书屋风门朝西，南偏室木窗前有一棵大槐树。这里曾有一位姨太太吊死，没人敢住，鲁迅不怕鬼，喜欢这里清静，蚊子又少，便于去年夏天从“藤花馆”搬了进来。
脱去长衫，放下手上的大皮夹，钱玄同接过鲁迅递过来的蒲扇，用力扇了几下：“豫才，老抄古碑有什么用？”说话时钱玄同扫视了一下房间，和上次来时一样，南墙壁下的书桌上，有几本金石拓本，堂间的书架和方桌上也堆满了这些东西。“没什么用。”坐在藤椅上的鲁迅点了一支烟，歪着头看钱玄同翻他的古碑抄本，他不知道钱玄同什么用意。周树人走路有点外八字，喜欢穿着黑色旧布长袍,前额方正,眉骨突出,上髭留着浓密短须。“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钱玄同放下手中的抄本。“没有什么意思。”“我看你可以做点文章。”钱玄同说。鲁迅突然想到，钱玄同和陈独秀几个人在办《新青年》，正到处寻找友军，似乎这个刊物还无大的影响，没有赞同者，也没有反对者，大约寂寞了，于是说：“你们把要闷死的人从熟睡中喊醒，对得起他们么？”“或许，从梦中醒来，不至于死呢？你不能说他们决没有生的希望。”钱玄同说。鲁迅也知道明日总是有希望的，答应钱玄同做篇小说。
同人刊物
1917年9月10日，胡适到北京。他是7月10日回到上海的，为了和陈独秀见面，在上海住了12天，然后回家乡绩溪。今天本来是北大开学的日子，由于张勋复辟，推迟了。当天下午，胡适去北大拜访蔡元培，没有人。幸好陈独秀在家，两人高兴地谈了一下午。
一天，胡适和刘半农在北大河散步。北大周围的风景，就是三院的河可看。皇城边的河，居民太多，乱糟糟的。什刹海在后门外，虽然可看，太远。北海可看，可惜还没有开放呢！胡适说：“不知道为什么，独秀近来颇不起劲。”刘半农抓了抓头皮，说：“我也不知是何道理？”
胡适到北大后，陈独秀和胡适、钱玄同商量，想把《新青年》办成同人刊物。陈独秀说：“我现在忙着文科学制改革，一个人办《新青年》，着实忙不过来。”
钱玄同立即表示赞同：“众人拾柴火焰高，办同人刊物好，现在适之来了，守常、半农来了，加上尹默、一涵、豫才、启明，光北大就有七八个同人了。”胡适12月16日要回家乡完婚，近来喜气洋洋的，他说：“文学革命不是一个人的事，有大家齐心协力，我们把火再烧旺些。”
1918年年初，陈独秀在北大召集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鲁迅、周作人等同人开会。周氏兄弟来后，钱玄同起身招呼鲁迅坐到自己身边。落座时，沈尹默和鲁迅打了个招呼。1909年秋，他与鲁迅同在杭州任教。
穿着鱼皮鞋的刘半农忙招呼周作人坐到自己身边来。周作人脱下大绒帽，解开马夫式的大衣，坐了下来。在刘半农眼里，留着浓髯、性格温和的启明，颇有点像俄国英雄。周作人也喜欢和性格活泼、好与人抬杠的刘复交往。第一次见到刘半农，见他“头大，眼有芒角”，还以为遇到了奇才。
陈独秀递了几期去年编的《新青年》给鲁迅。最后一期3卷6号还是去年8月1日印的。钱玄同告诉他，《新青年》将改横行印刷。鲁迅点点头。陈独秀见鲁迅看出版日期，解释说，“上海的群益书社嫌发行少，耽误了。”“新的一期何时出版？”鲁迅对独秀《三答钱玄同〈文字符号与小说〉》很感兴趣。“本月15号”。
陈独秀说。人到差不多了后，陈独秀说：“去年《新青年》发行了10000多册，书社仍嫌其过少，将《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新青年》一定会有大的发展。”“办同人刊物，宜实行轮流编辑，集体讨论制度。”这是北大图书馆主任、住在皮库胡同的李大钊的声音。李大钊平头，戴了个无边眼镜，蓄着八字胡，方正的面庞更加成熟了。见李大钊说话慢条斯理，坐在对面的陈独秀心里想，守常像是教私塾的好好先生。鲁迅是第一次见李大钊，他对李的第一印象是：诚实、谦和，不多说话。
回到家里，鲁迅给许寿裳写信说：“《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鲁迅用“独秀辈”，是因为戴着眼镜、浓眉短髭的老夫子许寿裳对《新青年》评价并不高，说过“这里面颇有谬论，可以一驳”。但二弟看了，倒觉得没有什么可驳。
不屑与辩
1918年2月3日，新郎胡适回到北京。看到《新青年》4卷1号刊登的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白话诗后，胡适对陈独秀说：“仲甫，你这急先锋何时也尝试尝试呀？”这次胡适回家乡，写了《新婚杂诗》。陈独秀2月10日写了《丁巳除夕歌》，他请胡适看，诗中写到：“古往今来忽有我，岁岁年年都过他，明年我已四十岁，他的年纪不知是几何？……人生如梦，日月如梭，我有千言万语说不出，十年不作除夕歌，世界之大大如斗，装满悲欢装不了他，万人如海北京城，谁知道有人愁似我？”
胡适问：“不是说你家很有钱吗？” 胡适听说陈独秀到北大后，嗣父陈昔凡在北京的铺子掌柜找到陈独秀，请“小东人”赏个脸去一趟铺子。陈独秀说：“嗣父曾经发了一点财，不久就破产了。而且，因为恋爱和别的事，嗣父生前就和我断绝了关系。”
胡适哪里知道，陈独秀写“除夕歌”另有苦衷。这时，高君曼和陈独秀已有磕磕碰碰。高君曼听信流言，认为陈独秀常逛八大胡同、拈花惹草，吵嘴时骂陈是无耻之徒。陈独秀讥讽高君曼故作清高、资本主义情调。清官难断家务事。胡适不好问，陈独秀也不说。因为有这难言之隐，所以陈独秀说“万人如海北京城，谁知道有人愁似我？”
陈独秀《丁巳除夕歌》刊在3月15日《新青年》4卷3号上。同期刊出王敬轩《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和记者《复王敬轩》两文。“王敬轩是谁？”胡适睁大眼睛问陈独秀。“玄同呀。”陈独秀没有注意胡适吃惊的脸。“‘记者’，是你么？”胡适又问，依然是吃惊的神色。“是半农。”这回，陈独秀注意瞧了一眼胡适。刘半农在这之前给钱玄同写信说：“比如做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坐’；‘当仁不让’，是毁是誉，也不管他……”“一定是刘半农的主意。”胡适说。去年2月8日，林纾（林琴南）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论古文之宜废》反对陈独秀、胡适的白话文运动。为了出这口气，钱玄同、刘半农演了这台双簧戏，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扮作林纾支持者，再由刘半农写文章反驳王敬轩。
“这样制造一点气氛，也无不可。”陈独秀说。鲁迅也赞成，对钱玄同说，“王敬轩”的“双簧戏”表演是一场“大仗”。“我不这样看。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外人知道了，也会笑话《新青年》。”胡适话中有气。胡适对刘半农出言不逊，事出有因。胡适认为刘半农有些浮夸，刘半农认为胡适喜欢抬高自己。胡适讲过，北大有三只兔子，老兔子蔡元培（生于同治元年丁卯），中兔子陈独秀（生于光绪五年己卯），小兔子是胡适（生于光绪十七年辛卯）。刘半农和胡适同年生，也属兔。
一个月后，一位自称“崇敬王敬轩先生者”写信质问《新青年》记者为什么对王敬轩议论肆口诲骂。陈独秀复信说：“对于违背常识，闭眼胡说的妄人，不屑与辩，唯有痛骂一法。”
４月２日是个晴天，鲁迅心情愉快，吃过午饭后游了一下小市。他想轻松一下，晚上集中精力做篇小说。因为答应了钱玄同，陈独秀便天天催钱玄同，钱简直成了跑龙套的， 光上个月就跑了3趟，弄得鲁迅也不好意思，成了一块心病。
晚饭后，鲁迅习惯地依靠在藤椅上，一言不发。家人都知道大先生是在起草腹稿了。桌子上放着前年10月11日的日记。他想起姨表兄弟久孙当时从太原到北京，得了“迫害狂”病，后来鲁迅送他去池田医院看了一个星期，没有效果，11月6日鲁迅请蓝德将久孙送回绍兴。鲁迅脑中常浮现久孙那种惊恐万状的影子，他决定以久孙为原型，写成一篇小说，题目叫《狂人日记》。
天亮时，小说写好了，约5000来字，末尾想了想，第一次用了“鲁迅”笔名。趁着余兴，鲁迅用隔夜水重新泡了一杯清茶，吃了几块点心，重燃了烟嘴上的半截纸烟，又将《狂人日记》上可有可无的字划去。他想尽快将稿誊清，然后请钱玄同交给陈独秀。
成绩品
1918年清明节晚上，钱玄同、刘半农顶风去了半截胡同，见到这篇小说，钱刘两人急急地看了一遍。鲁迅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两人唏嘘了半天,说算得上《新青年》之。
第二天，钱玄同将《狂人日记》交陈独秀。“玄同，你立了大功劳哪。”陈独秀高兴地说。“其实，他也写新诗。”钱玄同记得在鲁迅家看过他写的诗《梦》。
陈独秀说：“何不一块找豫才要了来，4卷5号上还有空。”
过了几天,钱玄同将鲁迅的新诗拿来了,一共3首。其中《桃花》诗云：“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桃花可是生气了,满面涨作‘杨妃红’。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气红了面孔。我的话可并没得罪你，你怎的便涨红了面孔！唉！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6月9日晚上，胡适作东请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等人吃饭。
和江冬秀结婚时，胡适收到不少结婚贺礼。请送贺礼的同事吃一顿，是推不掉的事。所以，胡适年初在绩溪给钱玄同写信，就许诺请客，当时还说如章士钊把我的研究公孙龙的文章发表了，拿了稿费就请客。回到北大，事情一多，就耽误了。钱玄同笑着说：“你再不请客，也好，我们就等嫂子来了再喝喜酒，岂不快哉！”此话一激，果然有效。
喝酒时，大家都敬胡适的酒，胡适心里时时提醒自己：一定少喝！结果还是喝得烂醉如泥。回到家里，仆人阎海给胡适喝了许多开水，半夜就吐了。胡适对阎海说：“我这是第一次醉酒，以前还没有吐过。”阎海不知道胡适是在说醉话了。
7月9日下午两点三刻，住北京饭店19号的张元济（张菊生）到北大，和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马幼渔、沈尹默、朱逖先、李石曾等谈有关大学出版教材事宜。
上月20日，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由天津乘京奉通车到北京。到北京一周后，张元济拜访陈独秀未遇。
讨论编辑教育书和改订本版教科书事时，蔡校长问：“排印速度如何？” “如无图表就快了。”张元济52岁，和蔡元培同岁。“只有石曾所编生物学有几幅插图，其他的很少有插图。”说着，蔡元培将已写好的书稿《人类学》、《心理学大纲》和《欧洲文学史》给张元济看。
谈到板式和字号，胡适说：“可以用四号字横行。书照‘科学’式，用五号。如何校对呢？”上海印刷，北京校对，毕竟不方便。张元济说：“制成纸版，打样后送校，少则挖改，多则附勘误表。”陈独秀问：“合同所限字数，每册不得过15万字，恐难免逾越。”陈独秀准备的是文字学考证方面的书。张元济说：“合同本来有彼此协商的话，此不过希望出书价格稍廉，易于推销，避免降低编辑人员的兴趣。”陈独秀点头，说：“这样就好。”
会议结束后，陈独秀问张元济：“每书另订契约一节，我还不明白。是否说本约已满，而每书之专约仍有效？”张元济说：“就是这个意思。”陈独秀问：“每本印多少册？”张元济说：“约500册。”胡适在一旁听了，说：“太少了。”张元济说：“有纸版，随时可以补印。”
初见毛泽东
1918年7月20日，已近大暑。下午下了几滴小雨，可惜一会儿就停了。吃过晚饭，鲁迅写了《我之节烈观》。写之前，他将今年已印出的几期《新青年》翻了翻,4卷3号上有陈独秀《驳康有为〈共和平议〉》长篇大论,鲁迅写道：“康有为，指手划脚的说‘虚君共和’才好，陈独秀便斥他不兴……”他先列出陈独秀、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及胡适在《新青年》上的文章，以为呼应。因为是周末，鲁迅写了一个通宵，好在第二天是星期天，上午一般是没有人来坐的。天亮时，文章写好了，5000多字。
8月下旬的一天，一位来自岳麓山下的年轻人风尘仆仆走进北大校园，他便是杨昌济推荐到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的毛泽东。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毛泽东见到了陈独秀。听到毛泽东提到《体育之研究》一文，陈独秀眯着眼笑了：“对了，对了，毛泽东，正好二十八画呀。”
在北大，毛泽东和李大钊接触最多，此外还拜访了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人，并与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康白情、段锡朋、陈公博、谭平山等学生交往，但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秋日的一天，北大德文预科班的罗章龙，和另外两位代表找到陈独秀在北大红楼的文科学长办公室。上月15日，罗章龙和毛泽东、张昆弟、李维汉等十余人，离长沙到北京。9月，罗章龙考进北大预科，住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
罗章龙班上的学生德文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是外交人员的子女，在德国生活过，有的在青岛大学学过德文，还有的就是罗章龙这样的，只在中学学过。因为水平不齐，大家的学习进度意见不一，最后决定三种类型的学生各推一名代表，请校方出面解决。
“你们来干什么？”陈独秀问。罗章龙等谈了情况，提出分班的要求。“分班？办不到，目前教员和教室都没有多余的。”陈独秀说。罗章龙说：“是否可采取甄别的办法，部分同学经过考试合格后，可升到本科学习。”陈独秀听了不耐烦，打断了他的话：“你们学生是想读书，还是想早毕业？你们希望早毕业好做官宦？多读两年书有何不好？”
一位代表申辩说：“不是这个意思。再说早毕业进入社会、转入仕途也不是坏事。”陈独秀近来情绪不好，发火说：“你们根本不想认真读书。你们平时对社会上的重大问题也不愿研究，只知道考虑个人……”见陈独秀发脾气了，罗章龙等同学知道问题不能解决，赶忙离开。陈独秀见同学们“诺诺”转身，不欢而散，起身送他们到门口。他对走在后面的罗章龙说：“你是哪里人？”“湖南人，湖南联合中学毕业生。”罗章龙说。陈独秀点头说：“你且留下，我们再谈谈。”
回到办公室，陈独秀问：“你说说看，这事该怎么办？”罗章龙说：“同学们的意见是合理的，并不过分。没有教员和教室也不是您的责任，可以转告学校有关部门，让他们解决！”陈独秀点点头。罗章龙继续说：“同学们要求通过甄别考试，提前毕业，也是正当的。有人想做官入仕，不能说我们都是怀着做官的思想。今天没有解决问题，大家不会就此罢休。”陈独秀若有所思，点点头。罗章龙便告辞了。
回来后，大家果然不同意陈独秀的答复，请三人再找陈独秀交涉。这次，陈独秀答应向学校反映学生分班的要求。他说：“提前毕业还要教育部核准。”
《每周评论》
1918年11月4日，天已渐冷，鲁迅写通信《渡河与引路》。起因是夏天玄同编5卷2号时，冒出一句“唐俟也不反对Esperanto，以及可以一齐讨论”的话。Esperanto（世界语）是波兰柴门霍甫1887年创造的一种国际辅助语。《新青年》第2卷3号（1916年11月1日）起，陆续发表讨论世界语的通信，当时孙国璋、区声白、钱玄同等主张全力提倡，陶孟和等坚决反对，胡适主张停止讨论。因此，钱玄同在5卷2号（1918年8月15日）“通信”栏里说：“刘半农、唐俟、周启明、沈尹默诸先生，我平日听他们的言论，对于Esperanto，都不反对，吾亦愿其腾出工夫来讨论Esperanto究竟是否可行。”
鲁迅知道，陈独秀赞成世界语，认为有利于世界将来去国别、归大同。鲁迅也说：“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言语；所以赞成Esperanto。”但鲁迅和陈独秀不尽同，认为将来是否必有一种共同的言语，现在没有讨论的必要。
11月24日上午，胡适接到母亲病逝电报后，到北大红楼向蔡元培请假，顺便到文科学长室和陈独秀打招呼。听说胡母去世，陈独秀说：“啊？这实在不幸！后天讲好商议创刊《每周评论》的事，你是参加不上了。”“回头你和守常、作人说说……”胡适喉咙有些嘶哑了。对于陈独秀等人热心办《每周评论》，胡适似乎没有多大的热情。他尤其对李大钊写《Bolshevism的胜利》不感兴趣。胡适曾和陈独秀说过，《新青年》应该坚持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主张。因此，《每周评论》的创办是有尊重胡适主张的成分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政治有很浓的兴趣，为了尊重胡适的意见，也为了自己的政治上的兴趣，所以办了这张小报，专门发表政见、批评时事和策动政治改革。但陈独秀不希望胡适站在《每周评论》的外面，叮嘱说：“如回家有诗作，望尽快寄来。”
陈独秀、李大钊办《周评》的意见，得到张申府、周作人、高一涵的支持，加上胡适、钱玄同、刘复、马裕藻、沈尹默等人对《每周评论》也支持，最后确定《每周评论》编辑部设在北大红楼文科学长办公室，发行所设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安徽泾县会馆。参加的人交5元大洋，做开办经费。
12月21日，旧历冬至的前夜，北京的夜已很冷了。李大钊和张申府到宣外大街北京《晨报》的印刷所。无论如何，他们必须在今夜完成《每周评论》第一号最后的校对。陈独秀在《发刊词》里写道：“《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这一夜，两人校到凌晨4点。第一期组稿，为了模糊警察厅的注意，登了一些不痛不痒的文章，连高一涵看后都说，尽是些迂腐的议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