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约建党(1)
1920年1月底，陈独秀接受湖北学生联合会邀请，去汉口讲学。与此同时，陈延年、陈乔年登上一艘海轮，从上海开出，经香港、海防、西贡、新加坡、科伦坡、吉布提、苏伊士运河、塞得港向马赛驶去，开始了漫长的赴法勤工俭学生活。
在上海住了4夜，2月2日凌晨，陈独秀乘大通轮去武汉。船过家乡安庆，雄巍的振风塔挺拔如故，塔檐下的风铃光秃秃地悬挂空中，轮廓明快清晰，使人增添了萧瑟苍凉的感觉。塔的不远处，陈家大洋房已失却了昔日的豪华，掩没在一片错杂不齐的民宅之间。站在船舷边，陈独秀一阵难过，产生了一种未曾有的负疚感。
2月5日上午，武汉学生联合会、文华学生协会在文华大学召开千人大会，欢迎陈独秀的到来。陈独秀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中国存亡与社会改革的关系”几个大字。陈先生的字迹流利遒劲，引起了台下学生的啧啧赞叹。陈独秀说：“中国的存亡决定于社会改造，而求之于根本之解决，又非从教育上着手不可。”陈独秀的演讲引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演讲结束，鼓乐声和掌声交织在一起，响成一片。
“陈先生，您的演讲精彩极了，我想找您做一次专访。”散场后，一位青年记者紧跟在陈独秀身后说。陈独秀接过青年人递过来的名片，笑着说：“可以，可以。”名片上写着“包惠僧”三个字，一个出家人的名字。
陈独秀演讲安排得很满，两天安排了4场演讲。2月7日傍晚，包惠僧来见陈独秀，因为要到普海春赴宴。陈独秀和包惠僧握手说：“这次来汉，有负诸君厚望，还望你转达我的歉意，请诸君原谅。”走到门外，陈独秀放低声说：“湖北官吏惟恐我在汉多呆一日，当局如此压迫言论自由，和北方没有两样。这种局面，倒是最令人担忧的。”当晚7点，陈独秀由大智门登车回北京。
陈独秀哪里知道，在北京，一张捕捉他的大网正在加紧编织之中。1月底，陈独秀刚一离开北京，警探就发现出了问题，陈独秀不见了。陈独秀在武汉演讲的消息经华中报纸传开后，引起北京政府的愤怒，限期要警察署交人。警察署慌张一团，纷纷到火车站和陈宅侦查陈独秀行踪，打算一等陈独秀回来，立即逮捕归案。
高一涵等人听到风声，和李大钊商议，派人到西车站等候陈独秀，但派的人在西车站没有接到陈独秀。陈独秀糊里糊涂回到寓所，他稍事休息，坐下来写了几份请柬，邀请胡适等人来家中晤谈。这时一位警察进来了，他已在陈家门前转了几天，发现陈独秀在家，大吃一惊。“啊，陈先生，你怎么没跟我们打声招呼就离开北京了啊？”警察说。陈独秀忙解释：“一点急事，家里的事情，时间不长，就没有和你们打招呼了。”为了缓和口气，警察点燃一支烟说：“你现在是名人了，能不能给一张名片啊？”陈独秀递了一张名片给他，警察放在口袋里，又闲扯了几句，急急走了。
陈独秀警觉起来，他前脚进门，警察后脚步进来，十分蹊跷。他立即带上随身要用的东西，去了胡适家。一看胡适家不是藏身之处，又去了李大钊家。陈独秀将他回家遇到警察的事对李大钊说了一遍。“仲甫，北京呆不下去了，想法子回南方吧。”李大钊担心地说。陈炯明支持办西南大学，陈独秀回南方是个机会。“我也这样想。”陈独秀现在已被北洋政府盯上了，不走也得走了。“只是乘火车和小汽车是万万不行了。”陈独秀想起家中遇到的那个警察。李大钊决定亲自送陈独秀逃离北京，说：“我们先到天津，再从天津乘船去上海。”
连夜，陈独秀、李大钊二人来到北大化学系教授王星拱（抚五）家，王星拱是安庆怀宁高河埠人，和陈独秀是正经老乡。王星拱忙给陈独秀戴上一顶毡帽，穿上王家厨师穿的一件油渍斑斑的背心，装成病人。李大钊装成生意人，携带几本账本及店家用的红底片子，两人雇了一辆骡车，连夜出了朝阳门，直奔天津。
雪后的夜晚，大地是白茫茫的一片，旷野里偶尔传来几声狗叫，骡身上的铃铛有节奏地响着，急急地向前奔去。两只轱辘在脆嘣嘣的雪地上留下了崭新的辙印。
进入旷野以后，李大钊和陈独秀松了口气，因为兴奋，两人一点倦意也没有。“仲甫，你看我们中国是否也走苏俄的道路，成立Bolshevism式的政党？”李大钊决定利用送陈独秀的机会，和他交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看法。“好啊。我以前是反对成立为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的。倘若那个时候你要我成立一个新党，我是不干的。”陈独秀欢快地说。上个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宣言》中说，永远不加入“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
“哦？现在怎么变了呢？”李大钊问。“没有变。苏俄式政党是谋求全社会幸福的政党，再说……”陈独秀用力吸了一口烟说，“我声明不加入这样的党，并没有声明不发起一个自己信仰的党啊？！”“说得好。”李大钊话音刚落，两人不约而同地一起纵情大笑起来。赶车人受到情绪感染，随着轻轻的一声吆喝，“叭”的甩出了一个响鞭，骡车欢快地跑了起来，客人的笑声与有节奏的骡铃声车轱辘声响成一片，在白雪映照的空旷原野上久久回荡……
这一夜，两人亲密地交谈分头在南北筹划建党事宜，只到拂晓。一团血红的日光冲破黑暗投向大地，皑皑白雪被反衬得眩人眼目。这是新世纪的曙光，五彩纷披，光芒万丈。
相约建党(2)
在天津分手时，李大钊握着换了新装的陈独秀的手说，“我马上给许德珩、张国焘他们拍电报，让他们给你联系房子。你只管放心的在船上睡觉”。陈独秀紧紧地拉着李大钊的手，用力摇了摇，“你也要保重”。一夜未眠的交谈之后，陈独秀感到和李大钊的感情又近了许多。自长兄去世后，陈独秀多年没有体会到这种手足亲情了。
维经斯基来华
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乘坐外国船到达上海，住进了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高高的门楣上方，有一个砖砌的“A”字形的门檐。以前这里是柏文蔚的住宅。许德珩、张国焘等人接到李大钊的电报，帮陈独秀找到房子。
陈独秀到上海后，去汪孟邹家坐。潘赞化连忙来见，几句话一讲，潘赞化就提到了延年、乔年。赴法前，兄弟俩回了一趟家乡安庆，与祖母谢氏、母亲及亲友道别。家里人见两人脸色憔悴，衣服破旧，十分伤感。祖母要给他们添置衣服，两人见家境不好，拒绝了。陈独秀到上海的同时，延年兄弟俩到达了马赛。2月3日，到达巴黎，住凯旋门附近哥伯凡街32号。为了解决二陈出国所必须的400元旅费(三等舱300元一张票)，吴稚晖于去年11月23日给上海留法勤工俭学执事沈仲俊写信说：“陈先生昆仲为陈独秀先生之令嗣，志行为弟等所敬佩。”希望沈仲俊“大力设法为之招待，俾得早日成行”。一个月后，吴稚晖又写信请沈仲俊为陈延年等人“觅得船位西行”。陈独秀担心儿子和吴稚晖靠得太近，成了无政府主义者。
正月里，鲁迅和二弟谈到刊印《域外小说集》的事。这本书是宣统元年在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印刷的。两人决定请陈独秀帮忙，找群益书店出版，但版权不给群益。周作人给陈独秀写信时，将鲁迅《〈一个青年梦〉的正误》附寄。陈独秀给周作人写回信说：“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
陈独秀到上海后，向记者发表谈话说，“北京市民还没有觉醒，仅仅只有学界运动，力量薄弱。广东人民活泼勇健，腐败空气没有北京厉害，因此，改造广州社会比改造北京容易些。” 他不赞成吴稚晖的主张，把西南大学办在上海租界，因为设在租界倚人为生，寄人篱下，大学失去了独立性难以发展。他更不赞成李石曾提出在巴黎办中国大学的主张。
3月4日，旧历正月十四日，张元济到上海霞飞路221申江医院，看望住在这里的陈独秀。张元济今年辞去了商务印书馆经理，改任监理，忙着出版《四库全书》，并请沈雁冰主持《小说月报》。谈到今后的打算，陈独秀说，准备和章行严、汪精卫等办西南大学。汪精卫、吴稚晖、章士钊、李石曾等人已先期去广州。陈独秀打算等邮船一到，即去广州与他们会合。次日，章士钊从广州拍来电报：西南大学办学大纲已经政务会议通过。但校址因广州政潮突起，决定迁回上海。章士钊、汪精卫日内即回上海。陈独秀只好取消广州之行。
就是这时，上海陈独秀寓所来了一位李大钊介绍来的俄国客人，改变了陈独秀的人生之路。来人是伊尔库茨克第三国际远东局的维经斯基（吴廷康），同行的有夫人库茨涅佐娃及担任翻译的俄籍华人杨明斋。还在陈独秀关押在监狱时，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了在东亚各国人民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得到了俄共中央政治局的同意，并派他作为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的身份，抵达远东具体实施这个提纲。当时的交通不发达，东亚书记处所在地伊尔库茨克与中国的联系有4条道路。
李大钊在信中介绍了维经斯基一行的目的：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说：“我和李大钊多次谈论过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党，这次吴先生和杨先生来华，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杨明斋将陈独秀话翻译后，吴廷康说：“我这次来华的任务，是了解中国情况，与中国先进分子、革命社团建立联系，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维经斯基中等身材，态度沉默，一口流利的英语。陈独秀说：“吴先生想和中国先进分子取得广泛联系，到上海是最适合的地点。这里集中了各个学派和社团的各种各样的人物。这几天，你们先休息一下，隔日，我给你们介绍情况，安排你们见面。”
一段时间后，维经斯基已经接触了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主义、基尔特主义等各式各样的人物，如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李季、袁振英、沈雁冰、周佛海、刘大白、沈仲九、蔚克冰、丁宝林、戴季陶、张东荪等人。维经斯基感到中国新思想十分活跃，但思想不统一，而且，这些学者主要停留在讲演、写文章上面，没有组织和实际行动。但维经斯基对陈独秀的印象不错，他第一个写信向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介绍了陈独秀，称他是“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
4月下旬，陈独秀编辑《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编，共400页码。为了“劳动节纪念号”，李大钊赶写了《五一运动史》。编好7卷6号，陈独秀就今后编辑《新青年》的事，给李大钊、胡适诸同人写信，说今后编辑《新青年》要么北京诸人轮流编，要么北京一人编，要么陈独秀一人在上海担任。
陈氏的坚决信仰
1920年5月，经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维经斯基同意，在上海成立了“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这意味着中国的革命运动即将并入共产国际运动的洪流。
这时，毛泽东在驱张运动取得胜利后，取道上海回长沙。在上海，毛泽东去拜访了陈独秀。陈独秀寓所分上下两层，窗明几亮、清新开阔。这次，毛泽东和陈独秀谈到回湖南组织一个“改造湖南联盟”（类似工读互助团）的计划。北京成立工读互助团时，陈独秀是热心人之一，当时还捐款大洋30元。但胡适、李大钊、戴季陶、王光祈认为工读互助团办不下去，陈独秀认为办得下去。因为工读互助团不需养家，不需还利息，不被资本家夺去剩余价值，来上海后，陈独秀主张在上海也办一个工读互助团。
谈话中，陈独秀劝毛泽东读一点马克思的书。向他推荐了陈望道最近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以及《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陈独秀说：“马克思说，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 见毛泽东兴趣很浓地听自己侃侃而谈，陈独秀呷了一口茶，又将自己读书的感受大大地畅叙了一番。
分手时，陈独秀答应请亚东、群益书社周转经费，帮毛泽东在湖南创办文化书社，介绍俄罗斯和马克思主义著作。从这时起，毛泽东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6年后（1936年），毛泽东和斯诺提到这次晤谈：“陈氏的坚决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脑中，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在我的生活中，这一个转变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夏天，金陵大学肆业生陈公培去法国勤工俭学，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托他带给延年、乔年。看了父亲的信。延年满脸不高兴，因为陈独秀劝延年脱离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独秀那个人，你别理他。”延年将信扫了一遍，放进口袋里说。延年比陈公培长两岁，此时也才二十二、三岁，陈公培没想到延年对其父直呼其名。
此时，延年对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印象好，对胡适、陈独秀却不屑一顾。延年在给友人雄东即丁肇青信中说，“学生中尚有如此妄人，不是说‘胡某思想好，我与他通过信’，就说是‘陈某真不错，我的朋友与他相好，我也曾会过他’”。陈延年不喜欢受人制约，不赞成跟着陈独秀、胡适后面跑。
7月初的一天傍晚，汪孟邹摇着一把纸扇，夹着一本新标点的《水浒》，来到渔阳里2号陈宅请陈独秀作序。陈独秀说：“‘赤日炎炎似火烧，田中禾黍半枯焦。农夫心里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我最欣赏《水浒传》里这首诗。施耐庵写《水浒传》，主旨尽在其中。所以《水浒传》大家都喜欢看。现在的富人，吃荷兰冰淇淋还嫌不凉，吃西瓜还嫌不甜。”汪孟邹点头说：“就按你说的写。”
住在陈独秀家楼下的李达理个光头，平常话不多，专心在房间里写文章。过了几天，张国焘从北京到上海。张国焘此次来上海，一则受学联之托和刘清扬到南洋去募捐，再则受李大钊之托，来上海了解一下上海发起组进展情况。张国焘和李达住在一起，陈独秀和夫人高君曼及小孩住楼上。张国焘喜欢交际应酬，有时很晚才回来。有一次高君曼问他：“张先生是扎马路去了吧？”这时张国焘二十四五岁，他不好意思地说：“哪里，哪里。”
陈独秀这时非常忙。上午写作，中午休息一会，下午应酬来人和参加各种社交活动，晚上继续写文章。
戴季陶夫妇住渔阳里6号楼，和陈独秀是邻居。对于这位《星期评论》主编，维经斯基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同时，维经斯基对《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印象也很好。他希望陈独秀和戴季陶、张东荪为主发起组织共产党。但张东荪参加一次碰头会后，就不见人影。起草党纲时，戴季陶看到 “党员不做资产阶级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时，说：“我和孙文关系非同一般，这一条，弟断不敢接受。”在这之前，孙中山知道戴季陶准备组建中国共产党，将戴季陶骂了一顿。张东荪、戴季陶中途退出后，沈仲九、刘大白等人也提出不能接受党纲，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人类不应该有一切政治的组织，他们反对清朝的封建君主的政治，也反对西欧的民主政治。
夏日的一天， 李大钊和张申府在北大西斋学生宿舍“亢慕义斋”(德文共产主义直译音)讨论陈独秀的来信。陈独秀在考虑党章时，对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拿不定主意。维经斯基的意思，各国共产党名称不一致，不必强求。于是陈独秀写信征求北方同志的意见。李大钊认为，俄国以前叫社会民主工党，现在已改为共产党了，还是叫共产党吧。
社会主义青年团(1)
1920年7月14—18日，4天的直皖战争速战速决，曹锟和张作霖的直奉联军战胜了段祺瑞的皖军，段祺瑞被迫下野。直皖战争结束的第二天，维经斯基、陈独秀等人在上海举行了“最积极的中国人会议”，这是酝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各革命团体的联合会议。
7月19日的会议后，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维经斯基和陈独秀、李汉俊等4位中国革命者组成。下设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三个部。李汉俊负责出版部，刊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米宁的《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等小册子。
宣传报道部由杨明斋负责，为中国31家报纸提供消息。他的消息来源，主要是翻译俄国远东报纸和苏联的一些重要报纸上的消息，此外，就是刚成立的革命局成员提供的材料。
8月初是一年中最热的几天，鲁迅因大热，加上家人一个个闹病，休息了几天。5号午前去山本医院取药，回来后静下心来，开始写小说《风波》。《新潮》的傅斯年也来催过稿，但鲁迅还是打算寄给《新青年》。5月1日陈独秀出“劳动节专号”，向二弟约译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鲁迅没有写，他认为旧状无以维持，但转变也是一塌糊涂而已，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现状，也非新学家鼓吹的新式。但有一点是明白的，鲁迅并不反对介绍俄国思潮到国内。
立秋头一天是周六，鲁迅将抄好的《风波》寄给陈仲甫，这次他没有请二弟转寄，是自己到铭伯先生家去，顺路到邮驿的。
8月22日，发行2000份的《劳动界》周报出版，这是工会成立后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因为对象主要是工人，周报很便宜，一分钱一份。上海的工人生活费在增加，而工资在减少，工人的贫困化促使了自发的罢工次数增多，为上海工人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在《劳动界》创刊的同一天，根据陈独秀的建议，俞秀松、罗亦农等人在陈独秀家中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以个人名义承租渔阳里6号楼房一幢，作为活动场所。在这之前，维经斯基给俄共中央西伯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中，谈到了在这个月内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前，维经斯基、杨明斋来到陈独秀家，谈了一晚上。
收到鲁迅寄来的小说《风波》后，陈独秀评价说：“豫才的小说，我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很有结集重新出版的价值。”鲁迅写到：“九斤老太早已做过八十大寿，仍然不平而且健康。六斤的双丫角，已经变成一支大辫子了；伊虽然新近裹脚，却还能帮同七斤嫂做事，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
“打算用在《新青年》上么？”张国焘问。“嗯”，陈独秀点了一下头。“你对近来编的《新青年》有什么看法？”张国焘说：“谈政治多，革命色彩更浓了。”
青年团成立后，俞秀松主持团的工作，陈独秀和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上海党小组发起人也参加了团组织。任弼时、肖劲光、任作民、王一飞、柯庆施、刘少奇、卜士奇、彭述之等人作为第一批团员，参加了青年团各项活动。
陈独秀编《新青年》8卷1号时，群益书社的陈氏兄弟请汪孟邹转告陈独秀，因“五一”劳动节专号太厚，这一期《新青年》要加价。陈独秀一听，生气地说：“加什么价，去年我在北京，就讲订数少，不想发行。不发行好了，我自己发行。
”汪孟邹胆子小，说：“怕不好，合同没有到期，群益会诉讼。”“不怕！北京吴总监的牢都坐了，还怕他们诉讼，让他们诉讼好了。是他们先加价，先违背合约。”陈独秀大声说。
这时陈望道来坐。汪孟邹又劝了几句告辞走了。陈独秀怒气冲天，说：“群益书社想加价，我打算自己发行《新青年》，你来得正好。将《新青年》办成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机关刊物如何？”陈独秀见到陈望道，火气顿时消了下去。
陈望道提醒陈独秀说：“《新青年》这样公开宣传共产党，会不会有麻烦？”陈独秀想了一下，说：“先开辟一个专栏，介绍马克思著作。”陈独秀的活动，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9月，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时提到，上海“杂志《新青年》（是月刊，由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博士出版）”。但他不知道，陈独秀其实没有博士学位。
9月中旬，胡适在北大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说到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时说：“我自己是赌咒不干的，我也不希望你们北大同学加入。”胡适主张，要搞新文化运动，只要做两件事，一是“普及”，二是“提高”。怎么提高呢？那就是少讲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陈独秀要谈政治，胡适不谈政治，陈胡二人一南一北公开摆起了擂台。
秋天，张申府到上海，和陈独秀谈到发起共产党的事。回北京后，张申府和李大钊吸收张国焘入党。此后，又吸收了罗章龙、刘仁静、张太雷、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李骏等人入党，建立了共产党北京支部。北京共产党小组开第一次会议时，黄凌霜等人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说开会不拘形式，结果决定不设会议主席，不作会议记录。讨论工作分配时，黄凌霜提出，“各项职务不必用什么确定的名义”。张国焘问，“那工作怎么分配呢？”“先定下哪些事该做，然后由各人自由分担。”李大钊提出，此事以后再交换意见。
社会主义青年团(2)
因小组成员大都没有工作，李大钊每月从他个人薪俸中拿出80元作活动经费。
广州政府阁员(1)
1920年11月22日，张申府经上海去法国讲学，抽时间到渔阳里2号和陈独秀话别。
谈到黄凌霜等人中途退出北京党组织，陈独秀说：“不要紧的。上海这边，无政府主义者也退出了。”最近，陈独秀四处联系发展建党事宜：湖南找了第一师范附小主事毛泽东和何叔衡；山东找了齐鲁书社的王乐平，此君转荐办《励新》杂志的王烬美、邓恩铭；湖北李汉俊推荐了董必武、刘伯垂来上海，陈独秀又请刘伯垂去找董必武。
次日晚上7时，上海一品香饭馆前门前窄窄的路面上来了不少文弱教书匠，他们都是在沪的北大同人，相约在这里为蔡元培饯行。因为是送蔡校长，高君曼也去了。
见到陈独秀、马寅初等人，穿着旧式棉袍的蔡元培忙上前拉手，说：“又惊动大家了。”蔡元培剃去了山羊胡子，分头也改成头发后梳。和蔡元培同来的有罗文干、汤尔和、张申府等人。陈独秀应付地和汤尔和拉拉手，寒暄了几句。
菜上桌后，陈独秀代表东道讲话，说蔡先生之精神力用之于对付反对者三分之二，用之于整理校务者，仅三分之一耳。闲谈时，陈独秀对蔡元培说：“见到9月15日的《时事新报》，我就知曹锟、张作霖上台是换汤不换药，老蔡呆不住了。”
夏末秋初，曹锟、张作霖在中央公园宴请各部总次长及军警长官。张作霖突然问：“诸公可曾听说北京有个姓蔡的闹得很凶么？”曹锟应道，“是不是那个男女同校的姓蔡的？”张作霖说：“可不是。”曹锟转身对王怀庆说：“老弟何不看管他起来。”
11月24日，蔡元培、汤尔和、陈大齐、刘清扬、张申府等离申赴法，陈独秀登上拖轮，一直将他们送上停泊在吴淞口的法国“高尔基号”海轮上。
送走张申府，陈独秀回到寓所写了两封信，一封致罗素，一封致张东荪。陈独秀对罗素很失望：“罗素主张中国不必提倡社会主义，这不是误中国人么？”他在信中说：“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陈独秀给罗素面子，也是给胡适、张申府的面子。
给张东荪写信时，陈独秀从一堆旧报纸中找出11月6日《时事新报》，上面有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张东荪夏天退出发起共产党后，这次借罗素来华演讲，挑起了这场社会主义的论战。陈独秀这封信写了几天，写了五六千字，写信的口气也比致罗素的信强硬，提出中国非铲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12月1日，陈独秀将鲁迅译的《幸福》登在《新青年》8卷4号上，同时开辟了一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文章，陈独秀写的《复张东荪先生的信》也刊在其中。
12月上旬，林伯渠带着李大钊的推荐信拜访陈独秀。李大钊在信中说，祖涵是老同盟会员，现在是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愿意加入C.P，希望陈独秀和他本人作林伯渠的入党介绍人。陈独秀高兴地说：“我们的组织刚刚成立，特别需要发展好的党员，你是孙先生多年的同志，能加入我们的共产党，这说明我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和林伯渠一番诚恳交谈后，陈独秀彻底打消了顾虑，对于孙中山的左右追随者，陈独秀在日本即有一种成见，有好评的并不多。
陈独秀建议林伯渠作秘密党员，这也是吸取戴季陶的教训。几个月前，戴季陶就以曾宣誓效忠孙中山为由，拒绝参与发起共产党。林伯渠十分赞成。1914年夏天，林伯渠参加中华革命党时，曾打手印宣誓五条，其中有“服从命令”，“誓共生死”条。如果孙中山知道他现在加入了别的党，会怎么想呢？
张东荪在12月15日出版的《改造》3卷4号上发表《现在与将来》一文，反驳陈独秀。因陈独秀打算离沪赴粤，暂时中断了与张东荪的论战。北洋政府逼走蔡元培后，陆军部又给上海镇守使何丰林密电，说：“据探报，俄过激党陈独秀等，在沪每星期出浅易小说煽惑工商各界劳动之人……扩张过激主义。”密电要其查禁《劳动界》，并对陈独秀“缉拿惩办，以遏乱源”。这一举动，促使陈独秀离开上海。
这年10月22日，陈炯明的粤军占领广州。11月14日，孙中山率领国民党中央由上海迁往广州。孙中山去广州前几天，根据陈独秀建议，维经斯基拜访了孙中山。
孙中山房子很大，有许多书橱。他54岁，看上去只有四十五、六岁，身材挺秀，举止谦和，身穿朴素的草绿色青年学生制服，上衣扣得紧紧的，矮矮的衣领。孙中山抱怨说：“广州的地理位置使我们没有可能与远方的俄国的斗争建立联系。”
孙中山到广州不久，陈炯明致电陈独秀，请他来广州办教育。广州政府的阁员是：孙中山（内务部长）、唐继尧（交通部长）、徐谦（司法部长）、伍廷芳（外交部长）、陈独秀（教育部长）、陈炯明（陆军部长）、李烈均（参谋部长）。
除了共产党陈独秀和无党派李烈均，其他都是国民党员。“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声望大增，连波达波夫将军在其本月提交给契切林的报告中，也称作家和教授陈独秀是“新大学创始者”。
接到陈炯明来电后，陈独秀给李大钊去信征求意见，同时给陈炯明写信，提出他出任广东教育委员长的3个条件：“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以广东全省收入十分之一拨作教育经费，以及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作统一趋势。”
广州政府阁员(2)
陈炯明全部答应了陈独秀的条件，李大钊复信也同意他去广东，促使陈独秀赴粤。
决定去粤后，陈独秀于1920年12月中旬处理了几件事。一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只有几句话，大意是说，近日要去广州，不能来长沙参加湖南青年团成立大会了。上月下旬，他还没有决定去广州，给毛泽东写信，答应来长沙参加青年团成立大会。毛泽东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张文亮，并叮嘱他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和《共产党》月刊准备好，以备开成立会时用。没有想到，让他白等了两星期。
再就是把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人邀到一块，将上海共产党小组和《新青年》社的事嘱托给他们。李汉俊不希望陈独秀去广州当官，见李大钊来信同意，没有办法。陈独秀请他代理上海共产党小组书记一职，《新青年》社的事便委托给陈望道。他叮嘱陈望道：“《新青年》这一阵子政治气氛浓厚了一些，北京同人大多不来文章了。我走后，你可以缓缓调子。”陈独秀走后，陈望道搬到陈家住，每月编辑部薪水100元。
送走陈望道等人后，陈独秀给守常、玄同、适之、孟和、一涵、慰慈、豫才、启明、抚五共9位北京同人去信，告诉他们自己将去广东，委托陈望道负责《新青年》社。
12月16日晚，陈独秀动身去广州，与陈独秀同行的有维经斯基、李季、袁振英等人。到了广州，陈独秀和维经斯基一起见了陈炯明。陈炯明给人意志坚强，很能自控的印象。谈吐像个清教徒，他敬重孙中山，但认为孙中山是理想家和脱离实际的人。
陈独秀先住在大东酒店，后住距离江边不远的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1号“看云楼”。谭平山、谭植棠和陈公博3人夏天刚从北大毕业，8月在广东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经常来看陈独秀。
广东高校很多，青年学生听说陈独秀到广州来了，都想一睹陈先生的风采。各校校长一个一个拜访陈先生，请他务必赏光，生怕陈独秀去迟，学生会骂校长无能。一些社会组织也慕名请陈独秀去演讲，陈独秀来而不辞，一一答应下来。陈独秀演讲没有什么固定的内容，演讲稿也是根据演讲对象临时准备。
1921年1月2日，陈独秀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作演讲《新教育是什么？》。这篇东西类似教育委员长施政演说，结果内容和风格上反而没有平时洒脱。他认为旧教育是个人的、教训的，因而是主观的；新教育是社会的、启发的，因而是客观的。
1月19日，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做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演讲，回答了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应讲何种社会主义等3个问题，要讲社会主义，是针对北京的胡适；能讲社会主义，是针对上海的张东荪；讲何种社会主义，是针对广东的黄凌霜、区声白。法政学校的学生大多初步接触社会主义宣传，对陈先生的长篇大论听得津津有味，外界不少人也来听陈独秀演讲。
这篇演讲后来刊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办的《广东群报》上。
《新青年》风波(1)
陈独秀离沪赴粤前给胡适等人的信，胡适一直到1920年12月27日才收到。这年秋以来，胡适经常生病，所以回信拖到了1921年年初。他在回信中提出《新青年》的3种解决办法，一种办法是听任《新青年》办为一种有特别色彩的杂志，而另办一个哲学文学杂志。这一条是针对《新青年》宣传共产主义太鲜明而言；第二个办法，是改变《新青年》宗旨，不谈政治。这一条，北京同人原有戒约，但仲甫偏要大谈政治，所以胡适用了“改变”这个词。胡适提出，可以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由北京同人发表一个不谈政治的声明。去年4月份，陈独秀来信中也提到搬到北京来办；前日，陶孟和谈起《新青年》听说被邮局停寄了，提出何不暂时停办？胡适觉得这可以算作第三种办法。
信写好后，胡适誊抄一份交北京同人传阅，另一份寄给了陈独秀。元月3日,在八道湾寓中的鲁迅收到胡适的信。拿着胡适的信，鲁迅到后院去找二弟。周作人身体不好，卧床休息，医生怀疑他是肺炎。“三个办法中，我以为第二个办法最好。”周作人说。第二个办法是把《新青年》拿到北京来办。“我以为三个办法都可以。”“仲甫不愿示人以弱，不愿发表不谈政治宣言。其实北京同人发与不发，也是一样，官场总是头痛的。”鲁迅说话时，仰着脖子看了一眼屋外自己种下的两棵花椒，现在叶已退光，只剩下光秃秃的杆。
平时是周作人写信多，这次鲁迅给胡适写了回信。1月22日，李大钊给胡适写信道：“我还是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这条办法就是指在京另办一个刊物。李大钊不赞成停办，因为停办比分裂还不好。他的用意，是为上海共产党小组留下一个谈政治的阵地。
接到胡适来信，陈独秀大动肝火：“另办刊物？办好了，和《新青年》有什么关系，不过是适之反对我个人的办法罢了。叫《新青年》发表宣言不谈政治，万万办不到，不过《新青年》分裂就是。”陈独秀在藤椅上靠坐了一会，压了一下性子，给“孟和兄”写了回信。
陈望道接到陈独秀转来的胡适信后，1月下旬寄给胡适一张明信片，声明“《新青年》内容问题，我不愿意多说话，因为8卷4号以前我纯粹是一个读者，5号以后我也只依照多数意思进行”。
陈独秀在给陶孟和的信中说：“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陈独秀知道，胡适和梁启超交往多，经常在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和上海的《时事新报》上发文章。胡适生气地说：“真是可笑，40多岁的人了，耳朵这么软。”既然陈独秀生气，胡适想，我收回其他建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该可以了吧？《新青年》现在差不多成了苏维埃俄罗斯汉译本了，听任自流，落于素不相识的陈望道手里，不如移回北京，反正也亟需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这样想着，胡适提笔给守常、玄同、豫才、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8位北京同人写信，请他们评理。
1月底一天，鲁迅到高等师范学校讲《中国小说史》,回来重看适之头天来信。根据胡适的意见，鲁迅在胡适附寄的陈独秀信上圈下自己名字，再转寄给没有打圈子的钱玄同。封口前，鲁迅写了几个字，说不必争《新青年》名目。三天后，钱玄同给胡适写信，不无生气地说：“与其彼此隐忍迁就的合并，还是分裂的好。”他赞成鲁迅的意见，只是语气更强烈：“断不在乎《新青年》的金字招牌。”
胡适整理8位北京同人的意见，不外三种：慰慈、一涵、守常同意胡适意见，赞成移北京编辑；周氏兄弟和钱玄同主张在北京办，并表示不争《新青年》名目，即可以另办一个杂志。这条意见比适之意见进了一步。抚五、孟和认为，如不迁到北京编，不如停办，以不给外人话柄。
北京风波未平，上海又起风浪，这时，李汉俊的一封告急信已先期到了“看云楼”。2月初，法租界巡捕局查封了《新青年》社，没收了已编好的《新青年》8卷6号，罚款5000元，并勒令不准再在上海出版发行。不久前，李汉俊来信说，上海党组织每月需要200元活动经费，党员大多数没有职业，他想每个月从《新青年》社拨200元。陈独秀不同意，《新青年》的经费本来就紧张，每个月拿200元，《新青年》还办得下去吗？《新青年》没有按月出版，还欠了陈望道100元编辑费。
现在，罚款5000元，如何是好？
针对陈独秀怀疑自己与段祺瑞的研究系关系事，2月6日，胡适给仲甫写信说：“你真是一个卤莽的人！我实在有点怪你。你在北京的日子也很久了，何以竟深信外间那种绝对无稽的谣言！”胡适觉得语气过重，又说，“我究竟不深怪你，因为你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在给陈望道的明信片里，胡适说：“我不是反对你编辑《新青年》，而是反对你把《新青年》作宣传共产主义之用。”陈望道于2月中旬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说，“我也并不想要在《新青年》上占一段时间的历史，并且我是一个不信实验主义的人，对于招牌无意留恋。不过适之先生的态度，我却断定说，不能信任。”陈望道列出胡适《少谈主义》、《争自由》等文证明，胡适口头称不谈政治，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新青年》风波(2)
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安排在广州后，给胡适写了回信，这回口气婉转多了：“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好报不多，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总不差。”但他明确表示对于他们新办的报，他没有工夫做文章。他继续上次的观点，说：“你要我对于朋友不要太多疑，我承认是我应该时常不可忘却的忠告，但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给胡适写信后，陈独秀给周氏兄弟写了短函：“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了，惟有求助于你两位。”
2月8日是旧历春节，鲁迅将刚写好的小说《故乡》寄给上海的陈望道。他不知道，新青年社两天前被法捕房封闭了。收到鲁迅稿件，陈望道很感动，他当天就写信给周作人，对周氏兄弟病中替《新青年》做文章表示感谢，说：“办《新青年》不能靠胡适，要靠你。”
万恶孝为首
1921年春日的一天，包惠僧从上海来到广州，转达李汉俊的话。李汉俊不想当代理书记，他请陈独秀回上海当书记，要么把党的机构放到广东来。包惠僧想出国留学，到上海没有钱了，被李汉俊抓了差。陈独秀拒绝拨200元后，李汉俊对李达说，陈独秀私欲很重。
陈独秀不同意把党的机构放到广东，广州的无政府主义太集中，地理位置上广东太偏南，没有上海适中。他觉得李汉俊性子太急。中国搞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得很。3月，李汉俊来信说，他不赞成陈先生起草的党章说中央集权制，他主张地方分权制。陈独秀回话说：“中国革命才开始，都搞地方分权，岂不成了无政府主义。”李汉俊见陈独秀不赞成他的地方分权制，并在来信中指责上海的党员反对他，便将党的名册、一些文件交给了李达，请他做代理书记。这时，广州保守势力正紧锣密鼓，掀起了一场驱陈运动。起因是陈独秀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广东女界联合会的演说。陈独秀说，中国的家庭，家姑压迫媳妇，小姑压迫嫂嫂等事情非常之多，女子在未婚时服从父母，既婚之后，服从丈夫，丈夫死了，还要服从所生的孩子，都是不正当的人生。
满堂听众忘了对陈先生迟到的怨气，此时都睁大眼睛，一个个听了出神。
攻击也随之而来。3月8日政学会机关报上海《中华新报》载文：陈独秀“开章明义即言废德仇孝，每天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旨趣，青年子弟多具有好奇模效之性，一闻此说，莫不倾耳谛听，模仿实行……凡社会上嚣张浮浪之徒无不乐闻其说，谓父子为路人，谓奸合为天性！……闻现时广州各校学生多因仿效此等风气，家长父兄甚为惶恐，饬令子弟退学者络绎不绝”。
广东高等师范守旧派乘机给省长陈炯明呈文道：“陈委员为人，其道德学问已为职教员等所熟知，若任令操纵广东教育之权，广东教育前途，必不堪问……如不收回成命，必全体辞职。”
4月，陈独秀在《新青年》8卷6号“什么话”栏转载了上海《中华新报》的谣言，并声明没有说过这类话。陈炯明将信将疑，在一次宴会上问陈独秀：“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陈独秀说：“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己便是一个从小就没有父亲的孩子。”在座的人听了哈哈大笑，也有人睁大眼睛看着陈独秀没有笑。陈独秀一口安庆地方话和粤语大相径庭，常常有人听不懂他的话。
笑毕，陈炯明说：“高师风波，我和古应芬意见，坚持原议，委员长尽可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