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创立共产党(1920.1-1923.1) .2
”古应芬是广东省财政厅厅长。陈独秀说：“怕没有那么容易。”陈炯明说：“要不，增加教育委员，避免反对派集矢于你？”陈独秀说：“我不反对。我正要抽出时间来对付广东的谣言。”
回到看云楼，陈公博来坐。陈独秀解开黑色对襟褂子，双手向后拢了拢头发，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步，说：“原来想北方腐败，想不到南方风气也这样恶浊。”
“这些恶势力中，除了政客、资本家、教徒，还有少数自称无政府主义者。”陈公博说。
“这样吧，我先写一篇辟谣的东西，用在《广东群报》上。你和平山、植棠商量一下，我们开个会，尽快把广东共产党组织成立起来。”最近因忙着到处演讲，陈独秀将成立广东共产党小组事耽搁了。
这天下午，陈独秀“看云楼”寓所窗门紧闭。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刘尔菘、包惠僧及一姓李的教员围坐在一起，一个特殊的会议正在举行。陈独秀说：“现在孙中山和陈炯明在广东已建立了军政府，正是开展民众运动的好时机。但是，领导民众运动，个人的力量是比不上组织的领导的，就是一个小团体，也担负不起领导民众运动的历史重任……我的意见，广东也应该建立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去担负起领导民众运动的任务。”这次会议决定正式成立广州共产党小组，陈独秀任书记。根据陈独秀建议，谭平山任副书记，谭植棠管组织，陈公博管宣传。《广州群报》改为广州共产党小组机关报。
广州共产党小组成立后，广州工人运动发展很快，三四月份成立工会21个，罢工次数增多。陈独秀对谭平山说：“找个时间，把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梁冰弦等人叫来，看看我们能不能绑在一起。”开会那天，来了不少人，有陈独秀、维经斯基、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朱诺尔、别斯林、梁冰弦、黄鹃声、区声白、谭祖荫、黄凌霜等。
黄凌霜提出，个人加入和退出团体有绝对自由，不能捆住手脚。陈独秀说：“团体和社会组织、生产事业一样，必须有持续联合的方法……”陈独秀明确表示，反对他们用公意代替法律、主张善良教育等观点。讨论党纲时，听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区声白说：“这一条我们断难接受。”会议不欢而散。
此后，发生了陈独秀和区声白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区声白讲陈独秀是卢布主义！
陈独秀讲“说谎话是最可耻”，争得不可开交。
区声白讲陈独秀是卢布主义，不是无源之水。4月21日，共产国际远东部书记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这样评价陈独秀：“迄今党的实际领导权还在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手里。这个杂志是由我们资助在上海用中文出版的，主编是陈独秀教授，当地人称他是‘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即天才的政论家和善于发动群众的宣传员。”其中“资助”二字，有些冤枉陈独秀。如果共产国际远东部有足够的经费补贴，李汉俊大约不会不知道，陈独秀的经费也不会紧张。
共产党总书记(1)
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希夫廖特）1921年6月3日到上海后，提议各地共产党小组派代表6月20日到上海开共产党成立会。接到通知，北京小组推荐张国焘和刘仁静出席“一大”。李大钊6月3日到新华门总统府请愿时，头部被刺刀戳伤，不能出席会议。
张国焘到上海后，给陈独秀写信说，北京、上海、武汉、湖南、山东的代表来了一部分，有的在路上，惟有广东代表没有消息。收到张国焘的信后，陈独秀和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包惠僧等人商量，决定请陈公博和包惠僧出席上海的会议。陈公博新娶了一位漂亮的妻子，想去上海玩一玩。包惠僧不是广东小组的，陈独秀写信请他带上，出席上海的会议。信中，陈独秀提出了4点意见：“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
6月29日，毛泽东和何叔衡到沪，住博文女校。见人未到齐，他们到宁、杭跑了一圈。
7月23日晚8点，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谭秋、王烬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陈公博、包惠僧13人，分头集中到上海法租界贝勃路村德里3号（现兴业路76号）。这是一间高大敞亮的穿坊木质结构房子，进门的一面被隔成三开门，每扇门的上半部分镶着8块玻璃。红漆地板光洁明亮，摆着小巧玲珑的茶具、烟缸的长方形桌子旁，放着十来张小圆鼓凳子，进门两侧依墙放着几张椅子、茶几。
张国焘主持会议，他介绍北京小组时说：“同志们，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仅仅是在十个月以前才产生。此外，加入这个年轻的组织的，只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多半缺乏革命经验，由于时局本身的变化，我们整个活动遇到了不少困难，所以，我们的工作成果是微不足道的……”根据会议要求，毛泽东发言介绍了湖南小组的情况。刘仁静注意到，毛泽东“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
慢慢的，陈独秀提出的4条意见成为会议讨论的中心。李汉俊说：“中国革命怎么搞，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怎么形成，我主张先派人到苏联去考察，先不急于定党纲。目前的工作是支持孙中山先生的广州政府。”有的代表说：“仲甫现在议及群众政权问题，为时过早。”
大多数代表发言没有支持李汉俊不需要固定党纲的观点。刘仁静参加了北方小组翻译工作，讲话中用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批评党内议会派的词语。陈公博则说：“陈独秀在广州任教育委员长，说明南方政府比北方政府进步。”
会议连续开了几天。在望志路李公馆李汉俊家开会时，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也参加了。会议开了不久，一个陌生人挑开门帘往里闯。守门的佣人连声叫嚷：“你是谁？你找什么人？”陌生人推开门，眼睛乱扫，见到一屋人围桌而坐。马上堆起笑脸，说：“对不起，我走错了门。”说完又看了一下屋里的人，转身走了。马林问：“这个人你们认识？”李汉俊摇摇头，说：“没有见过这个人。”马林盯着李汉俊问：“以前有这样的事？”李汉俊说：“以前也有过，大都是些不务正业，包打听的人。”房屋里的气氛一下变得紧张了起来。马林沉吟了一下，说：“这里已经不安全，我们必须马上转移，或者停止会议。”
8月5日上午，代表们乘火车到嘉兴，在南湖的一艘画舫上继续开会。画舫租金8元，包括3元茶水费。船到湖心，张国焘宣布开会。陈公博惊魂未定，没有来；马林是外国人，易引起注意，也没有来。会议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影响大，代表们都说要选陈独秀，结果陈独秀被选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李达主编《共产党》月刊，任宣传；张国焘个性外露，组织能力强，任组织。
散会时，代表们又议论到陈独秀人在广州，书记一职空缺，应该有一个代理书记。张国焘提议请周佛海暂时代理书记一职。会议结束时，代表们轻呼“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等口号。到火车站时，已是夕阳西下。
“一大”结束后，马林嘱包惠僧回广州请陈独秀到上海。他说：“陈独秀先生现在是中央局书记了，既然是书记，就要回到上海，负起责任来。”
1921年8月1日，陈独秀给蔡和森写了一封信。蔡的信是2月11日寄自法国，距今已6个月，大意是他从毛泽东处知道陈先生的反张东荪的驳论，深感遗憾的是“未得而见”。蔡和森提出马克思主义精髓在于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引起了陈独秀的兴趣。9卷4号《新青年》还缺一点稿件，陈独秀作答说，经济制度的革命是创造历史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他不同意把唯物史观等同于自然进化说。陈独秀不知道蔡和森是什么派别，信尾说：“很盼望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加以详细的讨论。”
8月中旬，包惠僧到“看云楼”向陈独秀汇报“一大”情况。看完张国焘的信，陈独秀沉吟了一下，说：“看来是打马回程的时候了。”最近，广东省议员伍光谣说陈独秀“几欲取中国数千年五伦之数根本取消以为快”。旅沪粤人的“广肇公所”致电广州政府，要将陈独秀逐出广州。《民国日报》总编叶楚怆发表文章说：“平心而论，广东教育无论发展到怎样，不应归功于陈独秀一人……不许陈独秀据为己有的。”
共产党总书记(2)
8月17日，正在桂林指挥粤军与陆荣廷作战的陈炯明，接到陈独秀的胃病严重，需回上海养病的辞呈，于8月24日复电说：“仍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态为妥，至于一切障碍，我当能为委员长扫除之。”陈独秀决定先斩后奏，一走了之。
这时，胡适已离开上海回到北京。这次考察商务印书馆，呆了许久，还去看了仲甫家眷高君曼。第一次陈夫人不在，打麻将去了，第二次才遇上。高君曼在胡适来访的次日，买了食品回拜胡适，尽了礼节。胡适觉得奇怪，人家总说仲甫曾力劝自己离婚，甚至拍桌骂自己，而自己不肯。这真是厚污陈独秀而过誉胡适之了！大概人情世故喜欢抑此扬彼，他们想骂独秀，所以不知不觉大造此谣言！
包惠僧在广州呆了一星期后，和陈独秀一起离粤。在船上，包惠僧问：“中国革命怎么革法？”陈独秀说：“中国革命要一步一步地走，怎么革法？我也一下说不清，但有几条是清楚的，中国革命信仰马克思主义，依靠工人阶级，推翻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9月11日，船到上海，陈独秀回到渔阳里2号。包惠僧住到马霍路马德里3号楼上。
李达高兴地说：“特立昨天还问陈先生回来没有。”不一会，张国焘来了。他遇到丁竹倩（默村）,知道陈独秀回来了。张国焘进门就说：“这几天周佛海出了一点事，我正担心周佛海一走，谁来任代理书记呢。”原来，周佛海在湖南娶妻生子，到上海来又与杨小姐谈恋爱，被人捅到《时事新报》。杨小姐父亲是上海工商会主任秘书，这几天正和周佛海过不去，周佛海准备去日本读帝国大学。
张国焘提出要给劳动组合书记部十几个人发薪金，陈独秀说：“这不是‘雇佣革命’么？……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负责的，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的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李达也不满张国焘，觉得他像个少爷，坐在办公室，一个星期接触不到两三个工人。一个多月来，一个工会也没有成立。但马林则归咎于青红帮干扰和共产党组织的非法性。
和马林见面后，陈独秀在成都南路辅德里625号李达新寓所说：“摆什么资格，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我们干我们的，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张太雷也帮助马林说话，可气。”张太雷劝他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张太雷二十二、三岁，刚出席国际“三大”回来。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我们有多大能力干多大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上第三国际这顶帽子。”说着，陈独秀拿起皮包要走。张太雷连忙笑嘻嘻地挽留，说：“陈先生，意见不一致，我们再商量嘛。”
过了几天，陈独秀到李达处坐了一会。李达说：“先生看上去有些憔悴，近日我和特立常找不到你，连你家太太也说不知道你去了什么地方。”陈独秀问：“高君曼说什么了吗？”李达迟疑了一下说：“你太太没说什么，有人怀疑你住小房间，白相去了。”陈独秀说：“舆论自由，随人怎么说。”李达小心翼翼地说：“马林那儿你还没有去？”提到马林，陈独秀生气地说：“我现在情绪不好，不想见他，见了也没有好处，以后再说吧。”
召开第一次中央扩大会议时，负责北方书记部的罗章龙说：“北方工人运动范围甚广，工作繁难，最好另由中央选派经验较丰富的同志前往负责。”陈独秀说：“你说谁有经验？大家不都是一样！你不做谁做？你回去做，有什么为难的地方来信，大家商量，必要时，以后可补充人员。你不要舍近求远，应把读书计划全部放弃，再来向我讲话。”罗章龙提出调王烬美到北京，加强北方工作，但山东不同意。最后决定山东书记部与北京合并，调王烬美到北京。
第二次被捕(1)
1921年9月25日，陈独秀给鲁迅写信，告知已从广州回到上海，仍住渔阳里2号，希望周氏三弟兄来稿。鲁迅收到载有《故乡》的《新青年》9卷1号，想到书坊再买一本，没有买到。他怀疑书坊怕侦探将《新青年》没收了去，不敢将书拿出来。陈独秀在这期“编辑室杂记”上写道：“本社社员某人因患肋膜炎不能执笔，我们希望他早日痊愈，本志次期就能登出他的著作。”指在香山碧云寺调养肺病的周作人。上月底，鲁迅收到刘半农从巴黎寄来两篇文章，他抱怨看不到《新青年》，说陈独秀不给他写信。在这之前，鲁迅听说陈独秀在上海劫住人家带给刘半农的吃的东西，自己吃了。
接到陈独秀信的第二天，鲁迅将二弟、三弟及自己的译稿各一篇寄给了陈独秀。
山东人宫竹心月初来信要借《新青年》，鲁迅回信说：“这种杂志大抵看后随手散失，所以无从奉借，很抱歉。”
10月4日中午，杨明斋、周佛海、柯庆施到渔阳里2号陈宅楼下和高君曼打麻将。
过了一会，包惠僧来了。他对周佛海说：“你好啊，把杨小姐一个人丢在外面，自己跑到这儿打麻将来了。”于是，包惠僧代替周佛海继续打麻将。
正在打牌，有两三个陌生人进来说找陈独秀。听说陈先生不在家，这几个人还要往里走，中间有一个尖脸猴腮的说：“我们要买几本《新青年》。”包惠僧说：“大自鸣钟下有的卖，那儿是专卖《新青年》的。”一个看见了地上堆的9卷5号《新青年》，说：“这儿不是有《新青年》吗？”在楼上午睡的陈独秀知道出岔子了，下楼准备走后门，见一个戴礼帽的大个子陌生人站在那儿，又退了回来。
这时屋外传来巡捕房的汽车声，来人将陈独秀、高君曼、杨明斋、柯庆施、包惠僧5人带上汽车，又将《新青年》杂志和其他书刊资料一部分搬到另一辆汽车上。
到了巡捕房，陈独秀填了王坦甫。包惠僧填了杨一如，高君曼填了林氏，杨明斋、柯庆施填了牟有德、胡树人，然后按了手印。巡警见陈独秀没抓到，在渔阳里2号留了几个便衣。
这时，上海法院院长褚辅成及《民国日报·觉悟》主编邵力子来到陈家，被巡捕带到了巡捕房。巡捕房的头头问褚：“你可认识陈？”“当然认识陈。”“那好，我带你去看看。”陈独秀见是褚辅成，忙摆手暗示褚不要叫他，可褚辅成一张嘴话就出来了：“仲甫，怎么回事，到你家就被带到这儿来了？”这样，陈独秀身份就暴露了。巡捕房的头头见“王坦甫”就是陈独秀，一边放了褚辅成、邵力子，一边叫人去陈家，通知撤人。
傍晚，陈望道到了辅德里周佛海家，说到陈独秀等人被捉，周佛海说：“怪不得了，我刚才去陈家，门口一个大汉很凶，他不让我进门。”杨淑慧忙问：“他们是什么时候被捉去的?”陈望道说：“大约是下午3点。”杨淑慧望了一眼周佛海说：“亏了佛海，不然我们也被捉进去了。”见陈望道困惑，周佛海说：“我中午在陈先生家打麻将，后来包惠僧见到我，说淑慧在等我，我便出来了。中间我们去了法国公园，淑慧想去看他们打麻将，我没有答应。”杨淑慧阿弥陀佛地说：“不然，被抓的就不是包惠僧，而是佛海了。”
陈望道问周佛海：“你怎么刚才又去陈先生家?”“我下午去了马林家，马林叫我带一封信给陈先生，我去陈家，是专门送信的……幸亏没有搜我的身，要不然，我不但要坐牢，陈先生他们也要罪加一等。”马林信上写道：“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陈望道说：“陈先生和马林的关系一直紧张，现在顾不上了。”
陈望道走后，张国焘神色慌张地来到周佛海家。刚才，他去陈独秀家，后门一个陌生大汉问他：“找谁？”张国焘说，“找陈太太”。“找陈太太做什么？”“收裁缝工钱。”“你为什么不说上海话？”“我的老板是湖南人，我们在上海开裁缝店。”张国焘顺口诌了一家裁缝店。那大汉打量了张国焘一番，说陈太太不在家，就把后门关上了。
听了周佛海介绍，张国焘起身说：“我到马林家去一趟。”
晚上，陈独秀等4人关在一间牢房里。牢房里边放着一缸冷水、一个马桶。牢房没有窗户，过道上发黄的灯光从铁栅门里射了进来。高君曼关在隔壁，可以听到她叹气的声音。包探叫狱卒对这几个人好一点，说这些人都是教育界的名人。过了一会，狱卒送来了两床被子。4个人拿一条被子垫，一条被子盖勉强对付了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9点，陈独秀等人被带到公堂会审。审讯官说：“陈独秀编辑过激书籍，有过激行为，被侦处查实，已搜出此类书籍甚多，因此有害租界治安。” 马林花钱请的法国律师巴和说：“这些书籍虽然被搜出，但是否有过激性质，我需要详细察看一下，请求法庭延期审讯。在审讯之前，希望将陈独秀保出候审。”法官说：“我们同意保出陈独秀和林氏，但要人钱并保，需交500两保金。其余几位，等你们找出保人，交足保金，即可放回候审。”回到牢房，陈独秀情绪好转，说：“马林这个人，看来还不错，只是有些居高临下，许多事还要我们继续做工作。过去我们的观点，可能偏颇了些。”
第二次被捕(2)
10月6日，上海的《申报》报道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夜里，顾名君从上海打电话给北京的胡适，陈独秀被捕了！胡适给蔡元培打电话，请他向法使馆方面设法。
放下电话，胡适骂了一句：“法国人真不要脸！”次日，天津的《大公报》、北京的《益世报》于显著的位置报道了陈独秀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的消息。
从北京赶回上海的张太雷和李达拟了电报，请孙中山出面援救陈独秀。李达说：“张国焘近日印发了一些援救陈先生的传单，上面写了陈先生以前写的话，出了研究室就进牢房，出了牢房又坐研究室……”张太雷说：“巡捕房说他过激，这样做是抱薪救火。”
蔡元培和胡适给上海法领事拍了电报后，孙中山也打了电报，请他们释放陈独秀。10月19日，法国会审公堂再审陈独秀等人。巴和律师说：“《新青年》已移到广州出版，并没有在法租界出售。《劳动界》是以前出版的，已经停止出版。《共产党》是以前二房客留下的，不是陈独秀办的。”二房客是指李达、陈望道。
法官问陈独秀：“报纸讲你在广东主张公妻，你是否有此主张?”陈独秀答：“这是绝对造谣。”最后，法官宣布将陈独秀等人先放出，但7天后陈独秀需到堂听会审结果。
陈独秀回家后，写了启事，刊登在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觉悟》上。邵力子对巡捕房无故抓人，找不到罪证，竟拿报上的谣言作罪证也很反感。
10月26日，法领事当堂宣布陈独秀“判罚洋100元了案”。
马林：共产党“诞生得太早了”(1)
结案两天后，张国焘、张太雷陪陈独秀去看马林。这次，陈独秀非常满意马林的态度。
冬日的一天，《小说月报》主编沈雁冰来坐。沈雁冰和王云五商量，请陈先生担任商务印书馆名誉编辑，月薪300元。陈独秀将自己翻译的《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交给沈雁冰，王云五刚任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副主任，他将书稿转给胡适，请他把关。
11月下旬的一天，陈独秀起草了一份中央局决议，要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5个区在明年7月以前，各发展党员30人以上，全国团员达2000人以上，出共产主义书籍20种以上，全力组织铁路工会，并告知很快寄出青年团及女界联合会章程。这时从法国回来的蔡和森、李立三来见陈独秀。陈独秀说：“我们的工作刚刚开始，任务很重，你们回来正好。” 陈独秀和陈公博介绍他们入党后，蔡和森留上海，李立三回湖南工作。
鲁迅12月4日起在《晨报》连载《阿Q正传》，他在“序”里说：“先前，我也曾问过赵太爷的儿子茂才先生，谁料博雅如此公，竟也茫然，但据结论说，是因为陈独秀办了《新青年》提倡洋字，所以国粹沦亡，无可查考了。”陈独秀办《新青年》提倡洋字，指1918年前后在《新青年》杂志上开展关于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母拼音的讨论一事。“茂才”即秀才。
12月的一天，陈独秀正在为汪原放新标点的《西游记》写序。这时，张太雷来坐。作为翻译，他将在12月10日陪马林去西南地区看看，如有可能，去桂林拜访一下孙中山。马林对陈独秀和中央局的工作不满意，认为陈独秀他们没有转出宣传的圈子。
1922年1月15日，为纪念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女士被害三周年，共产党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举行了群众大会。陈独秀、陈望道、沈玄庐等在上海集会上发表了演说。正月初一，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新世界等地发新年贺卡60000份，背面是告工人书的两种传单，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的陈望道起草了贺新年的《太平歌》：“天下要太平，劳工须团结。万恶财主铜钱多，都是劳工汗和血。谁也晓得：为富不仁是盗贼……”
１月21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一大”在莫斯科开幕。张国焘、王烬美、邓恩铭、高君宇和《晨报》记者瞿秋白等出席了会议。列宁尽管身体不好，坚持接见了中国代表。列宁和张国焘及国民党代表张秋白谈到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的话题。张国焘表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可以合作好。不过，两党合作会发生一些困难。
马林去南方，张国焘去莫斯科后，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在上海举行了黄爱、庞人铨追悼会，陈独秀等人还就非宗教同盟事，和昔日的朋友钱玄同、周作人、沈兼士、沈士远和马叙伦进行论战。
马林从广州回上海后，和陈独秀再次闹僵。他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里写道：“这次南方旅行，我觉得是我在中国逗留期间最重要的时期，在上海我听到关于中国运动及其发展前景的印象是消极的，但在南方我却看到那里有可能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并会取得成功的。”马林认为，南方所做的一切，正是中国革命所不可缺少的，而中国共产党“诞生得太早了”，应该尽快与国民党合作。他向陈独秀建议，中国共产党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与国民党实现彻底的合作。陈独秀不同意，说：“国民党有很多毛病，投机取巧，易于妥协，勾结土匪，联张作霖、联段祺瑞，在广东之外，国民党被视为争权夺利之党。”
征求广州、北京、上海、长沙、武昌等地区同志的意见，大都反对马林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方案。４月６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提出6条意见反对马林的提议，如两党革命宗旨不同、革命依据不同、盟友不同等。4月24日，马林离开上海回莫斯科，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４月底，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到广州，和先期到达的达林、张太雷等会合。马林走后，达林建议开一次中共中央负责干部会议讨论国共合作的争论，因第一次劳动大会和团“一大”都在广州开，于是陈独秀决定去广州主持会议。
达林将马林的建议作了一点修改，提出在保持共产党的政治独立性的条件下，整个组织加入国民党。但大多数人发言反对加入国民党。
加入国民党涉及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关系问题。林伯渠表示：我们应该支持孙中山，他反军阀、反吴佩孚的态度是坚决的。张太雷同意林伯渠的意见，说：“陈炯明与北洋军阀有牵连。”谭植棠不同意，说：“我们犯不着与孙中山联合去得罪陈炯明，陈炯明在广东有威信，也有实力，要依靠他的军事力量。”谭平山也说：“陈炯明治粤有功，他提出联省自治，也不完全错。”
张国焘说：“我们与国民党搞联合，我持保留态度，因为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那不成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搞联合了吗？小资产阶级有很多消极性。”达林不同意张国焘的话：“我昨天见了孙先生……我提到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事，孙中山不同意这样做。尽管这样，我认为共产党还要支持孙中山，孙先生是实干派。”
陈独秀说：“大家的意见差距很大，我提个建议，暂时不形成决定，等我们再观察一下孙中山与陈炯明的矛盾再说。我个人同意结成统一战线，但与国民党的关系，我主张党外的联合。”达林说：“我赞成在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关系上，先不急着决定，但对陈先生党外联合的主张，我保留个人的意见。”回到寓所，陈独秀提笔给维经斯基写信，再次陈述自己的意见，并希望到苏联汇报工作。
马林：共产党“诞生得太早了”(2)
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幕，陈独秀发表了《劳动节由来与意义》演讲，次日，孙中山接见了大会代表，并作了简短的讲话。
会议期间，应陈炯明邀请，陈独秀在陈公博、陈秋霖和陈炯明的秘书黄居素陪伴下，去了一趟惠州。他们先乘火车到石龙，然后连夜乘船到惠州。在到陈炯明司令部的路上，哨卡林立，除了来来往往的军人，没有其他行人。见陈炯明桌上摆满了军用电话，墙上挂了一张张军事地图，陈独秀说：“司令军务在身，我们不便久留，明天即回广州。”回到广州，陈独秀和林伯渠说，“陈炯明难以与孙先生弥合，粤军警备森严，久之怕有兵变。”林伯渠点头，忧虑地说，“孙总统也有此担心，已成心腹之患。”
5月下旬，陈独秀回上海后改组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徐梅坤、沈雁冰和俞秀松当选。陈望道因不满陈独秀，改组前提出了辞呈。陈望道、李汉俊提出辞呈后，部分青年指责他们是投机革命。陈望道想，不与陈独秀发生关系，照样可以干革命，干脆提出了退党的要求。这时，胡适等人提出“好政府主义”。胡适认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要求，是要有“好政府”，好政府至少能监督不法官吏，为社会谋福利，容纳个人自由。李大钊、梁漱溟、蔡元培、高一涵等16人在胡适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了名。事后，李大钊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好人政府”是当前混乱局势中一种差强人意的办法。
６月15日，陈独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说“好政府主义”等办法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主张”提出建立民主主义的革命联合战线：“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陈独秀认为，“好人政府”的主张会阻碍革命思潮发展，将一般人引导到改良幻想的歧途。考虑到李大钊已经签名，陈独秀请张国焘去北京，和李大钊交换意见。
次日凌晨，陈炯明炮轰孙中山总统府，推迟了共产国际将中央局移到南方的计划。5月，华工全权代表利金提议将中央局的重心移到广州，得到季诺维也夫和维经斯基的肯定。
第三次被捕
陈炯明兵变后，张继和陈独秀会晤，希望陈独秀站在孙中山北伐军一边。陈独秀表示立即与陈炯明断绝关系。不料谭植棠、陈公博、谭平山在广州报上发表文章，公开支持陈炯明联省自治。陈独秀写了《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说：“武人割据是中国惟一的乱源。”其后中央做出决定，开除谭植棠党籍，对陈公博处以严重警告，撤销谭平山广东支部书记职务。
1922年夏日的一天，朱德拜访陈独秀。“我在北京没有见到共产党的负责人，来上海见你，想加入共产党。”他说。陈独秀望着这位出身华西军阀、远道而来的将军，说：“朱将军，从你个人经历看，你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诚意的申请。因为加入共产党要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准备为他献出生命。”听了陈独秀的话，朱德遗憾地离去。军阀的大门，他不愿意进，共产党的大门又不愿意开，惟一的路只有走出国门了。
７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都路一间房子里召开“二大”。陈独秀和张国焘等人商议，代表不经各地支部推荐，而以从莫斯科回国的人是哪一省的就作为哪一省的代表。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高君宇、王烬美、向警予、施存统等12人，代表全国党员195人。会前，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了《宣言》起草委员会。
大会通过的《宣言》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低纲领，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的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最高纲领，即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张国焘在“二大”前进行小组织活动，引起许多同志不满。小组会讨论时，张国焘一言不发。到大会上李达介绍本组讨论情况时，张国焘首先发言批评。李达质问他：“昨天在小组会讨论时你为什么不提出你的意见，要留到今天才发挥？”
张国焘说：“昨天没有仔细想到。”大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任委员长，蔡和森接替李达任宣传委员，张国焘任组织委员。
８月９日上午，总巡捕房特别机关探目长西德纳、督察员黄金荣等包围上海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2号，将陈独秀逮捕，罪名是家中藏有违禁书籍。上午11点，他们将陈独秀及抄查的书籍带到上海芦家湾总巡捕房。记讯问笔录时，他们量了陈独秀的个子：1米63。陈独秀比高君曼高0.5米，高君曼身高1米58。
法公堂预审时，法国探长说：“我们接到探报，陈独秀家中藏有违禁书籍，现已查出违禁书籍、鼓吹过激主义书刊报纸多种。”博勒律师说：“巡捕房称陈独秀私藏违禁书籍和过激书刊，我们尚未研究，请法官延期审讯。”法官宣布陈独秀仍拘留在押，7天后复审。
8月13日夜里，李大钊打电话给胡适说：“听说前天独秀案开庭，公堂不准交保。”胡适刚收到汪孟邹快信，说：“我知道了，法捕房搜出许多证据了……不知是些什么证据。”隔日，《晨报》刊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会”等十个团体《为陈独秀被捕事敬告国人》的宣言。探长西德纳见报纸骂法国人横暴，讲陈独秀是一个革命家，说：“这恐怕对陈独秀更加不利。”
收到汪孟邹来信后，胡适8月16日给顾少川写信，说法国人近年做的事，实在大伤中国青年的感情。胡适说：“我并不是为独秀一个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监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不得不请他出点力。”给顾少川写过信，胡适请蔡元培和法使约谈一次。
次日，陈独秀在拘押所翻着闲书，看押的狱卒悄悄告诉陈独秀《时事新报》上的消息：蔡元培质问法国大使，长辛店工会发营救陈独秀电报。
8月18日，继续法庭辩论。博勒律师说：“捕房讲陈独秀是共产党，证据不足。陈独秀在著作中提到共产党，只是说说而已，并无共产党之实……陈独秀家中确实有《新青年》杂志，但他家仅有此书，并无印刷设备，因此也不违背法租界条例。”法副领事拿着一张条子问：“上次我们在陈家搜查到了陈独秀写的40000元收条，能说清此款用途吗？”博勒说：“该款是广东政府用来办教育的，陈独秀是原广东省教育委员长，由他经手拨给学校。”最后，法官判罚陈独秀大洋400元，由保人保出，所抄书籍，一律销毁。
这次被捕，陈独秀最恼恨的是他家那张收广东政府40000元收条事。这张收条因广州战乱，写好后没有寄出，也没有毁掉，因为是很平常的公务，陈独秀不当一回事。没有想到法国巡捕房横插一杠子，闹得他与陈炯明关系不干不净。
傍晚，汪孟邹来坐，说：“《独秀文存》编好了，你自己写个自序吧？”去年，汪孟邹出版《胡适文存》第一集，以后劝陈独秀出版《独秀文存》。陈独秀觉得胡适是教授，专门著书立说的，自己的东西虽说不少，却没有文学价值，也没有著书传世的价值。汪原放认为，仲叔的文集谈的多是民主与科学话题多，同样有印行的价值。陈独秀也赞成出版了。
陈独秀出狱这天，外交总长顾少川的秘书打电话告诉胡适，陈独秀已经放了。放下电话，胡适给顾少川写了一封感谢信。
西湖会议(1)
1922年8月中旬，马林返回中国。7月底，他带着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名义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命令和共产国际7月30日作出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等文件起程。前者要求中央“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后者指出，“居于领导地位的孙中山的党对工人阶级也有着明显的影响，无产阶级同这一组织之间甚至有内部联系。而共产党小组未能充分利用这一形势去加强联系工人群众。他们推行宗派主义政策……”
维经斯基在给陈独秀私人信里说：“你们的组织已开始走出马克思主义小组状态，并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而站立起来。”他指示共产党与国民党保持密切联系，以便建立民主统一战线。
马林到上海后，建议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考虑到陈独秀可能被法租界监视，加上马林出入不方便，会议决定在杭州西湖开。
8月20日，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5位新中央执委及国际代表马林、翻译张太雷聚集到杭州西湖。陈独秀主持会议，他请马林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
马林将共产国际的指示信读了一遍后，陈独秀说：“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张国焘说：“党内联合，混合了阶级组织，会牵制我们独立的政治。”李大钊说：“共产党是个独立的政治组织，加入国民党，怎么做到不放弃党的独立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蔡和森说：“我赞同大家的意见，国民党成分很复杂，里面有军阀和封建官僚，陈炯明叛乱就是个例子。我们加入进去，很多事情要受他们的牵制。”陈独秀听了很高兴，说：“关键是我们的纲领和革命目标不一致。”
见新的中央局5人全都反对，马林示意大家停止发言，说：“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我想提醒大家一句，加入国民党，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陈独秀说：“我作为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长，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是，我是有条件的服从。孙先生的国民党有一套封建式的加入方法，如打手模，宣誓服从他个人，我是不会接受这些封建方法的，只有孙先生用民主主义方法改造了国民党，我才同意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我也要反对。”说罢，陈独秀生气地起身，走到门外。
马林听完张太雷翻译后，笑着说：“陈独秀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我们加入国民党，可以取消国民党的繁琐方式。”李大钊建议，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明天继续讨论。
第二天，会议的气氛明显好转。马林说：“研究与国民党合作的具体步骤，可以弥补‘二大’关于联合战线问题的空洞性决议。我认为共产党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是建立联合战线的惟一可行的步骤。”李大钊表示同意马林的意见，说：“国民党虽然时间长，但它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共产党员加入进去，不会受到约束。”陈独秀强调说：“我是考虑到服从共产国际的纪律，才接受这一建议的。
”马林情绪高昂地说：“既然大家没有明确的反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那么，我宣布这条统一战线的实际步骤算是正式通过了。”
根据“二大”安排，李达不适宜继续主持《共产党》刊物。会议决定新出版中央刊物《向导》周报，由蔡和森主持。8月22日，会议结束当天，马林给越飞写信，希望提供经费支持《向导》周报。收信后，越飞拨3000墨西哥元给马林，并叮嘱“让我能收回这笔钱”。共产党成立后，从1921年到1922年6月，党费支出17655元，其中国际资助16655元，募捐1000元，只占很小的部分。陈独秀希望共产国际继续“有所接济”。与此同时，陈独秀给汪原放写信说，“用最好的纸印4000份，需款若干，请向各印局询明示知”。汪原放建议《向导》周报和《新青年》一样，印成16开。
马林向共产国际汇报说：“问题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参加讨论的执委会委员们一致认为，通过积极参加这个民族主义运动可以为我们的工作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回到上海，陈独秀、李大钊约见林伯渠，请他将西湖会议的精神转告孙中山。反击陈炯明失败后，孙中山于8月14日回到上海。他在月底给越飞回信说，陈炯明“是个坏人。一个政治追随者，因为在一个基本政策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而与其政治领袖分道扬镳，这可以理解。但是，当这种分裂采取谋杀领袖的形式，整个政治生命就彻底葬送了”。听说李大钊、陈独秀要见他，商讨加入国民党问题，孙中山十分兴奋。
8月23日，李大钊在上海拜见孙中山。听了李大钊关于“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主张，孙中山像打了强心剂，说：“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两人尽兴畅谈，几乎忘记了吃饭。临别时，李大钊说：“仲甫、马林近日要来拜见你，仲甫希望加入国民党取消打手模和取消宣誓你个人的办法。”
几天后，陈独秀、李大钊在张继、林伯渠等陪同下拜见孙中山。孙中山说：“我同意共产党立即加入国民党，我为国民革命奋斗至今，其中屈折无数，深知靠一党两党，难以取胜。陈炯明要叛离我，共产党要加入我，足见共产党的诚意。至于原有入党方法，完全可以取消。”这次见面，确定成立改组国民党的专门组织，并邀请共产党同志参加。因李大钊要回北京，由张继、林伯渠等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李大钊先加入国民党，其后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蔡和森、夏曦、刘少奇、彭湃等人加入了国民党，成为第一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
西湖会议(2)
9月4日，孙中山主持改进党务的座谈会。国民党要人及马林、陈独秀、张太雷等50多人参加。马林觉得，国民党领导层中有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人，他们决不比在我们共产主义团体中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逊色。会后，孙中山指定陈独秀参加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国民党党纲和党章草案。陈独秀提出一份新纲领和组合机构草案后，有人问张继：“国民党要变更主义了么?”张继说：“中山先生只讲变通入党手续，并未讲变动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陈独秀的草案在起草委员会没有被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