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德里解释说,那是一个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工作,一场揭露斯大林统治的真相和纪念受害者的运动。纪念碑的建立是持续了3年之久的群众运动的高潮。"1987年,戈尔巴乔夫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说,现在是补写苏联历史的"空白"的时候了!纪念碑就应声而立了。"
几天以后,布雷德里陪我去卢卞卡,一则满足他的好奇心,二则确保我不至于惹上什么麻烦。我们试着给联邦安全局打电话,想事先询问一下我们应该去哪个部门,但电话一直占线。我开始领教莫斯科典型的,运转不灵的公用电话系统了。"我们直接去卢卞卡,然后敲门打听。"我颇有点虚张声势地说。
我们带着奥尼库尔一家人的证书,乘地铁前往卢卞卡广场。实际上,我们两人都不相信会有什么具体结果。我们对司空见惯的、官僚主义的推诿搪塞--填写表格、验证身份、被告知"不行,不行,不行"--早已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不过,这也没什么了不起!澳大利亚驻俄罗斯大使是我在堪培拉的同事。我已经试探过他,倘若我直接交涉不能奏效,他打算代表我,正式要求俄方提供有关我亲戚的信息。
在联邦安全局接待台,简单的问讯之后,有关人员让我们绕过拐角的一幢楼房,然后沿库兹涅茨基大街去另一幢大楼。接待人员事先打电话通知那里的工作人员,说我们一会儿就过去。
22号楼是一幢优雅而古老的房子,显然是沙俄时期富商的宅第。一个警卫指给我们去接待室的路。楼内,捷尔任斯基的金属半身塑像依然监视着人们的行动。我很想把它拍摄下来,但布雷德里看出了我的心思。"连想也别想,"他警告我,"只记得你为什么而来就行了。"他会意地向墙上安装的双向镜瞥了一眼。
一位身穿蓝色牛仔裤、浅蓝色开襟短袖衬衫的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他一头亚麻色短发,显然刚从部队下来。
"下午好。我是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他说一口带俄国口音的美国英语。那副随随便便的样子让我非常惊讶,以致没听清他的姓。我和布雷德里分别用俄语作了自我介绍,然后说明来意。
"接待处告诉我,你们是澳大利亚人……"他用英语说,我不明白,他是为了让布雷德里听懂,还是为了卖弄,"可是你的俄语讲得太棒了,简直听不出是你的第二语言。不过正如他们所说,你显然不是"我们的人"。"他说,扬了扬眉毛表示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