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勃拉姆的情况怎样？"我问廖瓦舅姥爷，"你见过他吗？"
"没见过。他没来过高尔基市或莫斯科。他去符拉迪沃斯托克学习过，后来被招募到苏联内务部--秘密警察部门。"他眼睛眨也不眨地说，"后来，他们指控他是日本间谍，就把他枪决了。强盗！"
"什么？"我大舅姥爷是苏联间谍？我简直不敢相信。
可是仔细想想，为什么不可能呢？阿勃拉姆一直是苏联公民，为苏联内务部工作不是什么罪过。正如美国人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我自己也曾为澳大利亚情报评估机构工作并且认识情报部门的人一样，难道为苏联内务部工作有什么不同吗？
"阿勃拉姆为苏联内务部做什么工作呢？"我天真地问廖瓦舅姥爷。"我怎么知道呢？我从来没见过他。"他回答道，"即使见过，他也不会告诉我。"
我把在里加从加里娅那儿拿到平反证的事和在联邦安全局与弗拉基米尔会面的情况告诉了这些亲戚。"你曾外祖母切斯娜为了证明亲人们无罪到处奔波，"廖瓦对我说，"尽管经历了那么多艰难，她从不放弃。"
"也许联邦安全局会就这些事情给我提供更多的信息。"我满怀希望地说。
"我们要活下去，我们要看一看。"廖瓦舅姥爷引用了一句古老的俄罗斯谚语。自从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他目睹了太多的风云变幻，不会轻易相信什么。"那些同志们也许学了点儿新的工作作风，但我不相信他们骨子里会有多大改变。"
3天以后，我返回正值雨季的金边，注意力迅速转移到把先进的国际通讯设施引进到一个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家所面临的挑战。面前有各种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各类需要进行的谈判，于是，短暂的莫斯科之行仿佛变成遥远的过去。
不出所料，我们从联邦安全局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几个月之后，想到怀尼夫妇在莫斯科的任期行将结束，我便打电话给奥尔加，问她有没有从联邦安全局听到关于奥尼库尔一家人的消息。一无所有。我们看法一致，到了催促一下新克格勃同志们的时候了。
奥尔加按照弗拉基米尔留给我的电话号码给他打电话时,又受到前苏联式的搪塞--没有人愿意主事或负责。"是的，我是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不，那天我只是在办公室值班罢了。我没有处理过任何这类的问题。你给9219627打个电话，那儿是值班室。"
"是的，03214号案件于7月21日交给维克多·阿历克塞耶维奇处理了，但他现在正在医院。也许你可以给叶芙金妮·尼古拉耶维奇打个电话，号码是92116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