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和加里娅一起度过的短暂时光里，我详细告诉她我拿到奥尼库尔一家人的平反证之后发生的事情，又让她看了尼日尼安全局寄给我的那份文件。我说，我准备去尼日尼，内务部有关奥尼库尔一家的档案一直保存在那儿的档案馆里。加里娅听了这些消息之后非常激动，但怀疑我的执著，摇了摇头。
"亚沙对您讲过他在劳改营受的折磨吗？"我问。
她的回答令人惊愕，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什么都没有对我讲过！我只知道他们家的其他人都被捕过，后来都恢复了名誉。他连自己被捕的事情也没提过，更别说去集中营了。"
我目瞪口呆。她真的对丈夫一生中如此重要的经历一无所知？她是羞于回答，还是怕我提出更多的问题？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她声称的"一无所知"，反正我离开了里加。
夜里，躺在从莫斯科开往尼日尼的火车上，我不知道，在旅程另一端的档案馆里究竟能找到什么。虽然已经是11月份，但车窗紧闭的车厢里热得喘不过气来。尼日尼--高尔基市，尼日尼--高尔基市--我反复念叨着这座城市的新名和旧名，想使自己尽快入睡，但毫无效果。我对去档案馆，既感到困惑紧张，又充满期待。
最终，我还是向失眠症屈服了。我打开铺位旁边昏暗的灯，又看了一遍那两页关于奥尼库尔一家在高尔基市的命运的简要报告。玛亚、亚沙、基尔什和切斯娜，4个人都被指控"为日本进行间谍活动"。为什么？我知道后来他们都被宣告无罪。可是，他们一到这个地方便被怀疑犯有间谍罪，难道他们真的做过什么吗？我感到困惑不解。
我想起这天晚上临去火车站前和母亲的谈话。满怀着在尼日尼档案馆已经发现奥尼库尔一家档案的激动，我给悉尼的母亲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终于要踏上前往尼日尼的征程了。此刻，火车上的孤独与焦躁不安，加上最后时刻的满腹疑虑，使得母亲的话又回响在耳边："你已经知道那个家庭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你还想找到什么？你为什么不能消停下来呢？"
尽管时代变迁，历史发展，但冷战时期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我的母亲，她依然心有余悸。但她的警告从来没有吓住我。相反，我现在就想知道在尼日尼我能够找到什么。也许只是一些尘封已久的、通篇都是费解的"苏联式语言"的档案。我想起自己硬着头皮阅读《真理报》和《消息报》的情景。那些档案总比报纸更值得期待吧！这样一想，加上车轮有节奏的隆隆声，我终于平静下来，进入了梦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