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打算走回汽车，一位衣着考究、神态威严的中年妇女走出楼门。她回转身，问我们是否在寻找什么特别的东西。
"是的，"我说，"1936年的汽车厂牙科诊所。"
她微微一笑，说："就在这幢楼里。"啊，终于找到了！这就是玛亚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我感到一丝欣慰，没有让阿廖沙跟着我白跑。
离开汽车厂区之前，瓦季姆又驱车前往基洛夫大街，寻访安全局信中提到的第二个地址--23号楼15号。别的亲戚被捕8个月之后，我的曾外祖母切斯娜在这个公寓被捕。
基洛夫大街上，宏伟的公寓大楼鳞次栉比，其建筑风格显然是斯大林主义的--新古典主义与功利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可是，23号大楼已经无影无踪了。我想起在奥克佳勃尔斯卡娅大街上那位老人的话--时代变了。也许，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里一幢幢大楼的门牌号码早已被重新编排过了。我突然感到疑惑，其他人被捕之后，切斯娜为什么跑到离奥克佳勃尔斯卡娅大街这么远的地方居住？而亚沙和玛亚又是怎样在位于城市两端的汽车厂和家之间乘公共汽车上下班的呢？
在高尔基市游览了一天之后，我回到奥尔加·阿列克谢耶芙娜家。虽然疲倦，但心里感到几分高兴。这座城市毕竟还有我的亲人们在比较幸福的年月居住和生活过的几个地方。面对他们的不幸，把这种意象保 留在心里也是一种慰藉。
第二天早晨,我们动身去位于斯图登切斯卡娅大街上的档案馆。对于将会看到什么，或者将经受怎样一个官僚主义推诿过程，我一无所知。但我肯定，会有一个过程。我随身带着作为身份证明的护照、奥尼库尔一家人平反证书的复印件、尼日尼安全局的信函以及我给涅姆索夫市长办公室发的传真。阿廖沙坚持在上班途中送我到档案馆，以防不测。事实证明，幸好这么做了。
档案馆副馆长是位和蔼可亲、办事认真的女士。她有事就办事，不浪费时间闲谈。这很中我的意，我本来就是来办事的嘛。
"我虽然知道你很想查阅档案材料，又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是，你首先得办理正式手续。如果想让我为你提供进一步的帮助，请毫不犹豫地提出来。"她留下我与办事员办理书面手续。
"早晨好。"我客气地说。办事员没有回应。在俄罗斯，一些行政人员依然保留着苏联制度下那种好摆官架子的陋习。这位办事员便是其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