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身份证和证书呢？请出示。"她打起了官腔。
我拿出护照和1992年收到的尼日尼安全局寄给我的信函复印件。
"手续固然齐全，可是你用什么证明你是奥尼库尔家的亲戚呢？何况你和他们也不是同姓呀。"办事员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你有证明吗？"
这个女人当真相信我能拿出一纸文书，证明"穆斯塔芬"是已故的奥尼库尔一家人的亲戚吗？"我怎么证明呢？我出生前，他们中的多数人就去世了。"我回答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连克格勃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对阿廖沙说，故意提高嗓门，让她听见。尽管阿廖沙主要让我去交涉，但对他的在场我还是非常感激的。
等待了那么久的档案近在咫尺，我本来异常激动，现在偏偏栽在这个老派苏联恶棍手里。我好不伤心，不由得哭了起来。我对自己情绪失控感到难堪，但又决定利用这种失控扭转局面。"好吧，看来我只能感谢涅姆索夫办公室让我来试试，不过得告诉他们，因为没有恰当的证明，无法满足档案馆的要求。"我以轻蔑的口吻对阿廖沙说。
"稍等一下。"那个办事员匆匆离开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副馆长和一位男子走了进来。这个男人原来是档案馆的馆长。因为他是涅姆索夫办公室叫我联系的人员之一，所以名字很熟悉。"不要激动，小姐，别哭。"他说，"你需要的档案马上就拿来，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或者需要其他帮助，请直接提出来。"
阿廖沙上班去了。我被领到阅览室，里面有一排排桌子，好像是学校的教室。有几个人坐着，仔细查阅档案。除了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和偶尔有人压低嗓门儿的说话声之外，阅览室里一片寂静。我坐在桌子旁边等待着，仿佛过了好久好久。实际上，档案保管员在几分钟内就返回来了。
5卷早已褪色的红棕色档案摆在我的面前，每一卷都用变了色的布条牢牢地捆扎着。我盯着档案。现在怎么办？我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这一时刻会来临。
打开第一卷--玛亚的档案--一股寒气顺着我的脊柱向下窜去。头一页是张便条，是高尔基地区内务部国家安全局局长工整的手迹，日期是1937年10月7日。上面说，依据刑法第58条第6款之规定，玛亚被指控"为某一外国情报部门从事间谍活动"，现被拘押在高尔基市监狱。后面是一张搜捕令，日期是10月2日。接下去是一份有关个人详细情况的登记表。然后是一页页手写的审讯记录"问/答"、"问/答"。映入眼帘的名字，有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也有的似曾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