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俄罗斯档案方面，我当然是个生手，没有从"战略"上仔细考虑过如何做这件事情。允许拍照吗？如果允许，得拍多少？
我仔细查看面前的档案。每卷上有一个名字和一个编号。玛亚、基尔什、切斯娜和亚沙，每人一卷。第5卷是谁的呢？档案上的名字写着"伊萨克·瑙莫维奇·奥尼库尔"。因为家族成员的姓名常常萦绕在脑海之中，所以我立刻认定，这是玛亚和亚沙的堂弟。我想起姨姥姥罗尼娅在悉尼曾经谈到过她的弟弟萨尼亚，在20世纪30年代，从海拉尔去了苏联，也是杳无音讯。萨尼亚是伊萨克的缩写，因此档案上这个人肯定是他!罗尼娅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过萨尼亚去过高尔基市，因此我从来没有问过他的档案，尼日尼安全局寄来的那份简明扼要的报告中也没提到过他。多么意外的收获！
正在这时，那位值班的档案管理员向我走过来。"一切都顺利吗？"她问。
我应该感谢她额外提供给我的那卷档案吗？转念一想，我改变了主意。她也许会把它拿走呢！"要读的那么多，时间又那么少，"我叹了一口气，"可以复印这些档案吗？"
档案保管员向我解释了有关规定。全部复印是不可能的。也不允许复印除家庭成员以外的任何人的证明材料。她建议，如果我想复印，今天下午就把尽可能多的材料交给她。剩下的第二天下午交给她。她解释说，档案馆只有一台复印机，而且，为了使我毫无困难地把材料从俄罗斯带走，不被其他执法部门刁难，还有许多文书工作要完成。
我尽可能多地抄录档案，越发看出在所谓的审讯中编造出来的案件是多么的荒唐。这使我深感悲伤。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毁灭生命。但是手头正在做的工作又要求我聚精会神。我注意到，档案材料被重新整理和编号时，真正丢失的页数不多。所有的名字无一缺失--我的亲戚、审讯人、告发人。这和我在澳大利亚档案馆查阅过的档案相比真有天壤之别。那些档案常常整行整行被涂抹掉。下午晚些时候，我是档案馆中惟一的"来访者"了。这时，馆长走进来了解我的进展。他拿给我几册尼日尼政府出版的过去的秘密文件。这些材料揭露了大清洗时期高尔基市发生的一幕幕悲剧。他说，这也许有助于我把亲戚们的遭遇和当时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他还说，第一本《纪念册》正在编排，上面列着大清洗遇难者的名字。他问我是否有玛亚或者她父亲的照片，如果有，可以附在《纪念册》中。我想，这是当地请愿运动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对受害者的纪念，于是从提包里找到玛亚的几张照片，愉快地交给他们去复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