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朦胧睡去，脑子里一片混乱。我想起了外祖母基塔。我到达尼日尼的第二天，母亲从悉尼给我打电话，说外祖母因心律不齐住进医院。令人欣慰的是，她的病情现在稳定了。但她毕竟已是85岁高龄，我明白，她的日子屈指可数了。然而，我不能想象没有她的世界。
我把在档案馆发现的材料告诉母亲时，她竟然无动于衷。显然，她认为我应该赶快返回悉尼陪伴外祖母，而不是在世界的另一边查阅过去的什么材料。
我相信，倘若外祖母知道我正在做的事情，她肯定会理解我。她总是毫无保留地信任我。但我没有告诉她，我正在搜寻前克格勃的档案；也没有告诉她，我已经发现她的亲人的命运。我想，经过这么多年风雨的剥蚀，我的发现只能唤起她痛苦的回忆。不过，我曾把1992年从里加带回去的照片给她看，她还认出许多来自白俄罗斯和中国的朋友的面孔。
到了1996年，她的记忆已经不总是那么清晰了。有时候，她回忆起熟悉的名字、面貌以及和他们有关的故事，好像那些事情发生在昨天。另外一些时候，她却连亲属也认不出来。值得欣慰的是，1991年，有一次我访问亚洲回来，把和她的长谈录了音。这次谈话涉及到她记忆中的早年生活，并把她历年来对我讲过的许多片断串连在一起。就像我从里加带回来的照片一样，基塔讲述的珍贵往事为档案中的信息提供了背景资料，并且帮助我把奥尼库尔一家人的生活片断拼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