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 子
好奇心
二十岁刚刚出头的时候，我从外祖母的抽屉里偷偷拿走玛亚的照片，那时候我对她还知之甚少。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她对于我十分重要。我悄悄地，小心翼翼地把那张照片放到一个不太大的中式皮革面相册里。这本相册是我从家里珍藏的哈尔滨的物品中找到的。每一页都有为了镶嵌照片挖空的小框。
玛亚是我外祖母基塔的妹妹。把她的照片镶嵌在紧挨基塔照片的那个长方形小框里,十分得体。基塔的那张照片是1927年，她和外祖父结婚前4个月时送给外祖父的，上面还有她的题字。
16岁的基塔是个古典美人儿。她那双水灵灵的黑眼睛,凝视着照片外面的天地，连衣裙领子上镶着白色花边,素净、淡雅--也许是校服--映衬出她的天真烂漫。我非常爱外祖母，但却不想过她那样的生活--对于我，囿于婚姻和家庭，简直无法想象。
玛亚显得与众不同。照片上的她，刚刚二十多岁，看起来精明老练又有现代情趣。她身穿一件开领风衣，黑色的秀发披至肩头，凝眸远眺，好像正在旅途中，具有20世纪30年代那种迷人的美。虽然从来没有见过玛亚，但我觉得她和我息息相通、心心相印。
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向外祖母要那张照片呢？我明明知道，无论何时，她都不会拒绝我提出的任何要求。但直觉告诉我，偷偷拿走这张照片，在外祖母心里引起的痛苦可能会小一些。此外，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把自己和家人的照片一起放到那个小相册里的原因。有些照片是在悉尼拍摄的，但多数照片拍自哈尔滨。那是中国北方的一座城市，也是我的出生之地。那段时间，我对"俄罗斯人的哈尔滨"--那个已经不复存在的世界的迷恋渐渐淡漠。我想跨越几大洲、几代人，把一个家族弥合起来的愿望，甚至连自己都不明确。
俄罗斯犹太人有一个传统，用已故亲戚的名字给自己的孩子命名。我实际上就与玛亚同名。在俄语里，玛亚的全称是玛丽亚。大伙儿管我叫玛丽亚娜，因为玛丽亚娜和玛丽亚起源于同一个希伯来语词根。到我这儿,就简化为俄语中的玛拉。为什么不叫玛亚呢？在20世纪50年代的哈尔滨，我的家人认为，那个名字太容易让人想起白俄罗斯的那些犹太小村庄。20世纪初，为了躲避贫穷和沙俄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我的曾外祖父背井离乡，远赴中国。
我长大之后，只知道玛亚曾经是位牙科医生，后来，和她的父亲基尔什、哥哥阿勃拉姆一起死于大清洗。那年她才26岁。"她长什么样？他们为什么要杀害她？"我记得不止一次问过父母这样的问题，得到的答复总是："她不像你外祖母那样漂亮，但非常聪明。至于她的死，你知道，她死在大清洗中。那时候杀人是不需要理由的。"
我从外祖母那里得知，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则为了躲避日本人的骚扰迫害，二则为了去苏联开创新生活，玛亚、她的父亲基尔什·奥尼库尔和母亲切斯娜·奥尼库尔、哥哥阿勃拉姆、弟弟亚沙离开了哈尔滨西北的草原小镇海拉尔。那时,基塔已经结婚,就和我的外祖父莫佳·扎列茨基，还有我母亲伊娜一起留在哈尔滨。
就这样，奥尼库尔一家去了高尔基市。我知道，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权活动家安德烈·萨哈罗夫被放逐的地方。它以前叫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因为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出生在这里，苏联时期就改名为高尔基市。俄语中，"高尔基"是"苦难"的意思，名字起得何等贴切啊！事后想起来，真让人觉得奇怪，奥尼库尔一家在中国东北生活了27年，却偏偏选择在大清洗前夕回到苏联。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生活在日本占领下的东北的俄罗斯人饱受侵扰，尤其像奥尼库尔那样持有苏联身份证的人。
20世纪30年代后期，奥尼库尔一家陷入斯大林主义的大清洗之中，接着又是连绵不断的战争，而我外祖父扎列茨基一家则在日本傀儡政权统治的伪满洲国谋生，许多年，两家一直杳无音信。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斯大林死后，奥尼库尔家的两个成员--基塔的母亲切斯娜和弟弟亚沙--在大清洗中幸免遇难的消息才传到哈尔滨。50年代末期，切斯娜和亚沙奇迹般地从里加来哈尔滨探亲。里加是拉脱维亚的首府，他们那时居住在那里。切斯娜带来丈夫基尔什和另外两个孩子玛亚与阿勃拉姆的死讯。那时候，我年纪还小，不懂得这些事情意味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