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斯娜和亚沙探亲之后又过了几年，我们全家在1959年离开哈尔滨去了澳大利亚。那时，曾经兴旺发达的哈尔滨俄罗斯人社区已经变成一个只有大约一千多人的，时代错误造就的少数民族聚集地。
20世纪60年代在悉尼长大的俄罗斯人，没有一个能逃脱冷战的阴影。1954年，苏联特工人员彼得罗夫夫妇叛逃之后，澳大利亚人对间谍这种颇具戏剧性的事件极感兴趣，几年之后，依然记忆犹新。那时候，人们常常问我从哪儿来。每逢这时，我就觉得难堪。
"中国。"我回答道。
"不会吧，你看起来不像中国人呀。"
"是呀，我是俄罗斯人。"
"你是共产主义者吗？"下一个问题可能就是，"你是"白俄"，还是"红俄"？"绝大多数我这个年纪的澳大利亚小孩儿可用不着回答这样的问题。
"不，我是从中国来的俄罗斯人。我从来没去过苏联。"
"哦，你的父母亲呢？"
"他们也没去过。"
我在星期六去一个俄语学校上学有10年之久。学校很看重苏联人与俄罗斯流亡者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为了使孩子们保持民族传统，组织我们学习俄语、文学和历史，还学习唱歌与芭蕾舞。总的来说，这个学校的教学水平很高，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把俄语作为大学入学考试的附加课程创造了条件。不过，学校有它自己的独特风格。
我们用的教科书虽然都是在苏联印刷的，但是发下来之前，教材都经过校方的审查和删定。也就是说，凡是涉及苏联、共产党、少年先锋队（大多数苏联儿童参加的少年组织）以及集体农庄和其他与苏联有关的概念，都用纸贴上了。插图上苏联的标志，比如镰刀斧头的图案，甚至克里姆林宫塔上的红星，也用纸糊了起来。
教我们俄罗斯历史的是位女教师。她梳着高高的发髻，穿着做工考究的服装，我们便给她起了个绰号--"叶卡捷琳娜一世"。可以预料，她教的俄罗斯历史到1917年罗曼诺夫王朝 垮台为止。"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故意问她。事实上，我对这段历史了如指掌，上高中时我们就已经学过十月革命了。老师一脸不以为然，好像我问她孩子从哪儿来的似的，还让我回家去问妈妈。
我还知道，在"那边"，在"铁幕"后面，有我也许永远见不到的亲戚。我的曾外祖母切斯娜和祖母托尼娅，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已经在苏联去世。基塔的弟弟亚沙和妻子加里娅依然居住在里加。亚沙是位医生，在苏联民航总局的机场工作。他总是很有规律地和我外祖母通信，有时还给我寄来书籍和拉脱维亚的纪念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