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不解的是，亚沙寄来的所有邮件的寄信人地址一栏，总是写着他妻子加里娅的名字。我母亲解释说，亚沙担心，和国外人联系对他的前途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我在外祖母写给他的信上，总要写几行字。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曾在一封信里提及，我访问了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几个地中海沿岸国家。母亲看后，划掉了这句话。"苏联和以色列也有外交关系呀。"我争辩道。"这句话可能给他惹麻烦。这种事儿，你永远也不会懂。"母亲回答说。
这种交流常常提醒我，生活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靠法律治理的国家，生活在一个重视人道和文明的社会，我把什么都视作理所当然。我们的亲戚伊拉·科甘从哈萨克斯坦来信，总是说我们家走运，成功地移民到澳大利亚。20世纪60年代初，她们没能得到澳大利亚的入境签证。而这种事儿本来也完全可能落到我们头上。
从某种意义上讲，也许正是由于我的家族跨越国界和政治制度而迁徙的历史，才使我在20世纪70年代上大学时选择了政治与国际关系专业。我读过许多关于苏联历史的书籍，但我关注的焦点却是当代苏联政治，以及两极世界的动态。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在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学位。拿到学位之后，还有可能得到攻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那时候我就想过，像我们家这样的"哈尔滨人"的经历，应当记录下来，因为它是与俄罗斯和中国许多特别事件有关的一段非常宝贵的历史。但我却忙于重要的政治课题--美苏紧张关系的缓和、中东冲突、欧洲共产主义 。我那时一心想当学者，认为以后总会有时间研究哈尔滨的课题，于是就把它束之高阁了。
可是，硕士学位读到一半，我便开始怀疑我的职业方向。读了5年书，我迫不及待地想离开学校，走向社会，或者至少进入外交界。让我懊恼的是，外交部不招聘新成员。有一次，我偶然对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谈到我的失望。他是一位已经退休的著名的外交官，当过大使，办公室就设在我们系里。几个月后，我正在校园的湖畔参加年末的户外聚会，他的秘书通知我，说他有急事要见我。
"现在就去?"我有点沮丧地问，看看自己身上的紧身红色牛仔裤和黑色T恤衫--"无政府主义者"的颜色。
"是的，如果可以的话。"
我挺了挺胸，尽量让自己振作起来，立刻向那位声名卓著的前外交官的办公室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