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关你的前途，亲爱的，"他说，这使我想起我们早些时候的谈话，"你考虑过情报工作吗？"
我目瞪口呆。只有一个情报部门出现在脑海之中--ASIO，国内安全局--这可不是一个立场坚定、思想左倾的自由主义者的去处。
"我看起来像那种能为国内安全局工作的人吗？"我问。
"我看起来像为他们招聘工作人员的人吗？"他回答说。
"不像。"我嘴上说，心里却说"像"。
事实上，"大使"指的是国家顾问办事处，一个新建立的情报评估机构，为政府提供国际问题的战略分析。他感觉到我的疑虑，解释说那是一个"类似学术研究的智囊团"，因为有关部门要他留意有潜力的候选人。如果我感兴趣，他就把我的简历送给他们。
我虽然如饥似渴地读过格雷姆·格林 和约翰·勒·卡雷的小说，但从来没有打算到情报部门工作，在最狂热的梦想中也没有。那么，倘若到这个部门工作，我会失掉什么呢？这是一个新建的、有声望的机构，直接向总理提交报告，一定很有趣。
几次面试和严格的政审之后，我获得从事绝密工作的资格，成了一名战略分析员。谁能相信，一个背景如此复杂的移民，会得到这样的信任。澳大利亚真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家！我就职的时候，有关人员警告我，必须小心敌方的情报部门，并且让我明白，以后不能到苏联、中国以及其他东方共产主义集团国家旅行。不管怎么说，这事儿已经不在我的考虑之列了。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在澳大利亚政府工作，一干就是12年。搞了4年情报工作以后，由于堪培拉政策上的原因，我进入外交界，以部长顾问的身份到曼谷大使馆，担任一个高级职务。正是在这里，我参与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澳大利亚为实现柬埔寨和平而开始的努力。柬埔寨及其人民征服了我的心和我的想象。1992年，就在这个被战争毁坏的国家开始重建的时候，我转到商业机构，在金边主持澳大利亚国家电信公司（Telstra）在柬埔寨的工作。
1992年7月，我离开柬埔寨，前往莫斯科，和我的朋友奥尔加、布雷德里·怀尼一起度过了一个酝酿很久的短假。奥尔加在莫斯科的澳大利亚大使馆的任期即将届满。
事实上，1988年以前，在短期担任报道外国事务的新闻记者期间，我曾经去过一次莫斯科。那时候，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依然试图在共产主义的框架内改造苏联。他的新口号"改革与开放"成了每个人的口头禅。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戈尔巴乔夫虽然逃过了共产党强硬派发动的政变，但黯然下台。他的竞争对手叶利钦是激进的改革派，曾经集结力量反对那场政变，现在则成了俄罗斯联邦政府第一任民选总统。苏联共产党的镰刀斧头红旗被沙皇时代的红、白、蓝三色旗取代，只是少了"双头鹰"。苏联落下最后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