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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问安吉！

　　　　　　　　　　　　　　　　　　　 毛泽东

　　　　　　　　　　　　　　　　　　　　 3月10日

随信附来的，是当时中央所整理的有关刘少奇罪状的材料。章士钊读了这些材料之后，仰天长叹，良久不语。

3月28日，满腹悲戚的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呈述他对《清宫秘史》问题的看法和事情经过。

但是这封信却如泥牛入海。

3月3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红旗》1967年第5期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戚本禹的文章中引述了毛泽东对《清宫秘史》的说法：“《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就使戚本禹的文章更有重量。在文末，戚本禹一连提出了八个为什么，并作出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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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1962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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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这篇文章是经毛泽东看过的。这篇文章，从政治上已经宣判了刘少奇的死刑。他头脑中的最后一丝幻想破灭了，醒来之后，已无路可走。悲愤之极的刘少奇把刊有这篇文章的《红旗》往桌上一摔，说道：“假话！造谣！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什么时候说过要当‘红色卖办’？这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

刘少奇的悲愤只能向家人倾诉。

4月6日晚，中南海造反派再一次闯进刘少奇的办公室，喊着口号，大声勒令刘少奇从即日起，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并呵斥刘少奇回答戚本禹文章中的八个“为什么”。

4月7日，刘少奇交出关于“八大罪状”的答辩，以澄清部分事实真相。工作人员将答辩原件上送，并抄了一份大字报在中南海内贴出。几个小时后，那张答辩就被撕成了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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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刘少奇，莫说保持共和国主席的尊严，甚至连起码的做人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在批斗会上，只要他一开口，就有人用语录本打他的脸和嘴，美其名曰：“不谁放毒！”

他实质上过的是半幽禁的生活。每天，除了看看报纸，到中南海大院里看看大字报，他的活动天地就是自己的住宅。他所能见到的人，只有亲属、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和不时撞进住所里来的造反派。

进入1967年夏天之后，揪斗刘少奇的高潮继续高涨。

6月3日上午，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井冈山”“前锋”、“革命造反联络站”等红卫兵组织召开红卫兵联席会议，主要议题是“肃清刘少奇在建工学院几次讲话的流毒”。会上，经各红卫兵组织共同协商，决定成立“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

当天下午，一支红卫兵的先遣部队开到了中南海西门，架起帐蓬，安营扎寨，誓死要把刘少奇“揪出来”。

当时的报纸上作了这样的喧染：“揪刘战士，赤胆红心，在中南海西门摆开了与刘贼血战的战场。他们把大地当课桌，蹲着，半卧着，全神贯注地抄写那些直捣刘贼心脏的大字报。醒目的大标语，每天都象排炮一样向刘贼射过去……”

红卫兵往中南海西门前一住下，自然就是巨大的影响和压力。每天，都有一些红卫兵组织前来声援。到六月底，前来声援并住下“并肩战斗”的各种红卫兵造反组织已有700多个。全北京市所有高、中院校的红卫兵都组织人马来中南海西门扎下营寨，竞相亮出自己组织的旗号，架起高音喇叭，冲着中南海喊：“刘少奇，你这个坏东西……”

7月4日凌晨3点多钟，戚本禹驱车来到“揪刘火线”，来向红卫兵表示慰问。显然，红卫兵“揪刘”的行动已经惊动了中南海，派出戚本禹来安抚，只不过是一种策略。

果然，当晚，中央办公厅通知刘少奇，要他向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写一份书面检查。

5天后，刘少奇的检查写出来了。此时的刘少奇身心交瘁，检查由王光美代写。洋洋五千言，分为三部分。检查中写道：“我要向受过以我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压制和伤害的革命师生赔礼道歉。希望同志们在对我进行大揭发、大批判的过程中，形成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的大联合和‘三结合’，把建工学院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检查结尾处，写下了一连串的“万岁”之后，签下了刘少奇的名字。

刘少奇的检查通过中央办公厅汪东兴，转到了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红卫兵们手里。早已被狂热的造反精神煽动起来的红卫兵，被刘少奇这种冷静客观的检查再一次激怒。事实上，在当时的情形下，刘少奇无论写出怎样诚恳的检查，也是难于过关的。“新八一战斗团”回敬了刘少奇一份“勒令”：

刘少奇：

你交上来的是他妈的什么“检查”！又臭又长的五千余字，无处不在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无处不在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妄图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为你翻案，真是猖狂之极，混蛋透顶！

你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借检查之名，行反扑之实，妄图向无产阶级革命反攻倒算。螳臂挡车，自不量力，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刘少奇，你别白日作梦了。

你的所谓“检查”，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宣扬书，是鼓动大大小小牛鬼蛇神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反扑的动员令，我们要迎头痛击，彻底粉碎，不把你这条老狗揪出中南海公审，我们决不收兵！……刘少奇，我们正告你：毛主席的红卫兵是不好惹的！你这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有什么资格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象你们这样的牛鬼蛇神，老反革命，就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如若乱说乱动，立即取缔！

我们勒令：你必须老老实实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于本月25日零点交出你的第二份检查！

不得有误！！

　　　　　　　　　　　　　　　　　　　　　　　红代会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

　　　　　　　　　　　　　　　　　　　　　1967年7月15日

同时，几乎所有的红卫兵小报都以大量篇幅报导了中南海西门前的场景。有的引用毛泽东批判胡风的话，说刘少奇是“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因此，“必须加倍提高警惕，决不可中了他们假投降的诡计。”

据此，揪斗刘少奇的呼声更高了。

7月17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发出《最紧急最严正声明》，再次“勒令刘少奇于7月22日零时以前和王光美一起‘滚’出中南海”，否则，他们将采取“最紧急、最坚决、最强硬的革命行动”。

7月18日零点，“新八一战斗团”部分成员宣布“绝食”，并发表《绝食誓词》：“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饭可不吃，觉可不睡，头可断，血可流，绝食到底，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让全世界人民斗倒斗臭，我们誓不罢休。”

当天晚上，北京市100多个造反组织数十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上百个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叫喊着、喧嚷着。

也就在这一天，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得近水楼台之便，分别将刘少奇和王光美揪到中南海的两个食堂里进行批斗。批斗会上，强按着刘少奇低头弯腰站了两个小时。刘少奇掏出手绢，想擦一下汗，立刻被旁边的人狠狠一掌，手绢打落，汗水滴在了地上……

斗争会后，刘少奇和王光美分别被隔离开来。只有他们的儿女依然住在原来的住所里，能看见前院里的父亲，也能看见后院里的母亲，但是咫尺天涯，虽能看见，却不准说话。

这里有着多少的痛楚与辛酸！

7月19日，全国各地红卫兵组织纷纷表示对“揪刘绝食”和“揪刘火线”的支持。不久，即成立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批判刘少奇火线联络站”。从此，中南海墙外，红色旗标，红色横幅标语如海如潮，苇席棚一个连着一个，苇席棚里，日夜坐着、躺着“揪刘”的红卫兵们。

此时的中南海内，仿佛是漩涡的中心，在一阵阵喧嚣之后，是让人难耐的沉寂。

刘少奇家住中南海深处，离西门很远，他只能听见隐隐的口号声、语录声和战歌声。而周恩来的办公室离围墙很近，他日夜被高音喇叭的叫喊搔扰着。

中南海有五个大门。“揪刘火线”的红卫兵们一会儿冲击这个门，一会儿冲击那个门，高呼口号：“不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不下火线！”每当大门吃紧，门卫与冲击的人群相持不下时，就紧急电告，请周恩来出面处理。往往这个门还没劝说下来，另一个门又被冲击，周恩来有点接应不暇了。

有一次，上百个人叫喊着口号，冲进了中南海北门。周恩来赶到之后，严厉地说道：“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是不能冲的。如果你们一定要冲，就从我身上踏过去吧。”摄于周恩来的威信，“揪刘火线”的红卫兵们这才止步。

　　　　　　　※　　　　　　　 ※　　　　　　　　 ※

1967年8月5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张贴一周年。《人民日报》登载了大字报全文，并发表《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论。为纪念毛泽东的大字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300万人的誓师大会。

同一天，在中南海内，召开了“批斗刘、邓、陶大会”，与天安门广场的誓师大会相呼应。江青说：批斗会要“拍电影，拍成纪录片，好放给全国人民看。”

8月的北京，酷热难当。刘少奇、王光美被几个彪形大汉架进了会场。拳打脚踢，坐“喷气式”，大汉们揪着刘少奇稀疏的白发，强迫他抬起头来，拍照录像。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批斗会上，刘少奇不断遭到野蛮的谩骂和扭打。他的每一次答辩，都被一阵阵口号声所打断，随之，一本本语录本劈面打来，刘少奇鼻青脸肿。

会毕，刘少奇、王光美被押到会场一角，被强按着头，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小将鞠躬。

鼻青脸肿的刘少奇，鞋子不知什么时候被踩掉了，他穿着袜子，双腿象灌了铅似的一跛一跛走回了办公室。

他叫机要秘书拿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怒气冲冲地抗议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一定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当刘少奇想到宪法的神圣，人民的权利应受到宪法保护时，可惜已经晚了。1957年，若干生命遭到侮辱和践踏，中国领导人没有谁去想到还有宪法；文革之初，无数家庭被抄，无数无辜的人被批斗、逮捕和杀害，也没有谁去提到还有宪法。

在极度痛苦中，刘少奇再一次给毛泽东写信，书面请求辞去国家主席等职务，并绝望地写道：“我已失去自由。”

此后，刘少奇彻底地沉沦了。

４－２、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十二月黑风”

自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第一支红卫兵组织秘密组建以后，各种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了。随着红卫兵组织的增多，在北京出现了“多数派”和“少数派”。如果细加分析、考察，这里面的情形相当复杂，而且经常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但一般来说，“多数派”侧重于造“牛鬼蛇神”的反，对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持保守观望态度；而“少数派”则侧重于造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反。

“多数派”以“联动”最为著名；“少数派”以“三司”和中学里的“四·三派”为代表。

到了1966年12月，在“多数派”中，出现了炮打林彪和中央文革的情况，当时称之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亦称“十二月黑风”。

11月15日，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红卫兵伊林·涤西，针对1966年9月18日林彪在军事院校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写出了《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对林彪连续六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的某些内容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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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9月15日的讲话来说，这个讲话过早过分地强调了“一小撮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性，其实各省市“炮打司令部”火热的大多数是学生，即使提出者之中，大多数也不肯定“炮打司令部”所指的就是黑司令部，而是放几炮轰轰看，或炮打其中个别一些人，或“司令部”某些强大的保守措施，可您没讲清“炮打司令部”这方面的意义，您强调“我们国家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强调专政的正确方面，──不需要改进的方面。却没有敏锐地察觉到文化大革命展开来突出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政府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前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这些没有强大火力的摧毁，没有强大炮轰的震撼，没有高温度的熔练，实现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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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林·涤西的这封《公开信》，以大字报的形式于11月15日清晨张贴在清华大学,当即被当作“毒草”被撕毁。此后，伊林·涤西又于11月18日将《公开信》印成传单，在北京城里四处散发。

12月1日，北京林学院红卫兵李洪山在辩论中提出：“中央文革的产生不符合《十六条》。”同一天，林学院贴出大字报《给中央文革的一封公开信》，批判中央文革小组。

第二天，李洪山到解放军报社接待站公开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央文革小组多数成员都犯了挑动群众斗群众和包办代替的方向性错误。李洪山说，已联合了50多所学校，要求解散中央文革小组。

在此前后，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纵队”和“八一野战团”，连续贴出《一问中央文革小组》、《二问中央文革小组》、《三问中央文革小组》和《也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对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少数派”却没有注意团结其他红卫兵，甚至扩大了红卫兵之间的矛盾的做法提出了质问。大字报说：“最近又有一些人采用新的形式，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把另一批人打成‘反革命’、‘右派’、‘保皇派’、‘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并且全国通辑，四处捉拿，封街道，开斗争会，搞人身攻击，与前一阶段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2月4日，清华园贴出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必须批判》。同日，在清华园和北京城内出现了大标语“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

12月5日，北京23个学校的红卫兵集会，联合反对中央文革小组。

12月7日，北京地院“穷棒子造反兵团”发表第一号公告，指出中央文革小组形“左”实右。

12月9日，清华园贴出《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指出“10月3日之后，北京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同日，“捍卫团”在红星电影院集会，会上有人呼喊“刘少奇万岁”的口号。

12月10日，北大“虎山行”贴出大字报《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大字报提出“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的关键”，并质问道：“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就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头？！”

12月11日，清华“雪莲”印出传单《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一切》，点名批评陈伯达、江青。

12月12日，林院贴出大字报《江青同志的讲话把运动引向何处？──评江青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的讲话》。

北京钢铁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矿业学院等院校的各种红卫兵组织分别贴出了《甩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踢开中央文革，紧跟毛主席闹革命》、《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路线必须批判》、《陈伯达必须给打成修正主义红卫兵的各种红卫兵组织平反》、《坚决罢掉关锋、戚本禹的官》、《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等大字报，大标语，天安门两侧观礼台上，还出现了《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标语。

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也组织了反击。

12月4日，北京“三司”红卫兵举行了“12·4大反击”大会，在天安门广场四周贴满了《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的大横幅。会毕，“三司”红卫兵开动宣传车在全市游说，高音喇叭大喊口号。

12月12日，《红旗》1966年第15期发表了社论《夺取新的胜利》，社论中说：“斗争的矛头对准什么，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12月14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与“三司”、北航“红旗”等红卫兵组织的代表座谈，康生在会上说：“对反革命分子实行最严厉的镇压，这是最大的民主。”江青说，“别忘了咱们是无产阶级专政。”

12月中旬以后，公安机关开始出动囚车和警察，陆续逮捕了参与“十二月黑风”的红卫兵。12月16日，北京林学院召开“批判斗争李洪山之流反革命活动大会”。第二天，北京市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的誓师大会”，陈伯达在会上宣布：“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会后，公安机关逮捕了李洪山。

同日，谭力夫也被扭送公安部。

几乎在同一时间，伊林·涤西也被捕入狱。

紧跟着，开始大规模抓人。如前所述的“联动”成员纷纷入狱，即为典型的例子。

中央党校“失火”

中央党校是党的最高学府。学员中，地位高的有省、市委书记和省长、市长；地位低的有宣传部门的笔杆子。这里藏龙卧虎，有着相当多的足智多谋有人物。

建国之初，由刘少奇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五十年代末期，中央让康生分管中央党校。

1966年，文化革命兴起，康生自然就琢磨着得好好利用一下中央党校这块阵地。

当时，中央党校的两大派红卫兵组织分别是“红战团”和“红旗”。

运动之初，两派都刷出大标语：“我们坚决拥护康老！”“谁反对康老，我们就和谁血战到底！”

康生捋着下巴，得意地笑着。

他要出一道考题，看看究竟哪一派是真心跟他。考题是：批判林枫。林枫，当时中央党校的校长，康生认为林是刘少奇培植的亲信，必须坚决打倒。

结果，两派都很卖劲。双方喊声震天，不相上下，数以千计的大字报，贴满校园。

对这样的结果，康生自然满意。

但是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1967年1月中旬，清华大学校园里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揭发康生罪行”的大字报。

大字报用的是爆炸性语言：

“康生明里是人，暗里是鬼。演鬼戏，是他鼓动的。凭着三寸不乱之舌，煽动文艺界去演鬼戏。他拍着胸，打保票，夸下海口：‘不要怕，大胆地去演，出了问题，说是康生批准的，一切后果，由我承担。’可是一转身，又由他康生把演鬼戏的、写鬼戏的都打成‘黑帮分子’，有的已经迫害死了。”

“康生诡计多端，心黑手狠，是玩弄权术的阴谋家。《二月提纲》从头到尾他都是参与了的，可是到节骨眼上，反咬一口，说彭真是背着他搞的。他又是一贯正确，入污泥而一尘不染；不但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还立了功劳。”

“康生不是治世之能臣，而是乱世之奸雄。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成了多事之秋、是非之地。他吃人的法术很多，施阴谋，设陷阱，残害多少国家栋梁，他是两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康生是冯道式的人物，两面三刀，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什么他都能干，什么他都出卖。”

…………

冯道是五代时宦海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在后唐、后晋历任宰相；契丹、后汉、后周又任太师，事过五个国君。国君像走马灯似的下台了，冯道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机应变，神通广大，一直身居高位。他的决窍就是看这个国君要垮了，立即廉价出卖，笑脸去迎新的国君。把康生比作冯道，无疑使康生大为恼怒。

三天之后，康生的后院──中央党校终于“失火”了。党校大礼堂前贴出了打倒康生的大、小字报。其中，有一张“勒令”尤为引人注目：“正告老奸巨滑的康生，你这个制造天下大乱、祸国殃民、残害无辜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刽子手，你作恶多端，罄竹难书，限你24小时之内，必须交代你的滔天罪行。如不交代，誓与你血战到底！”

这把火是惹事的火。谁不知道康生时任中央文革顾问，代表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大字报栏前看大、小字报的人，有的惊愕、紧张，有的恐惧、担忧，即使有从心底里觉得高兴、解气的，也不敢有多少表露。

　　　　　　　※　　　　　　　 ※　　　　　　　　 ※

果然，这批大、小字报贴出后不久，中央党校“红旗”的头头即得到消息，立刻驱车前往中南海钓鱼台，要向江青面奏。

康生不在家。他去一号楼陈伯达家里去了。“红旗”的人又往一号楼，找到了康生。

“红战团贴出打倒您的大字报了！”“红旗”的头头向康生汇报着。

康生一听，脸色煞白。很快，他镇定下来，要“红旗”的头头扼要汇报一下“红战团”贴大字报的情况。

“这不单是打倒康老个人的问题，”坐在一旁静听的关锋慷慨激昂地说：“你们胆大包天，竟造反到我们头上来了！这是反对整个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这是一股反动逆流。对待反动逆流，决不能手软。先把他们的头面人物抓起来，坚决打退他们的猖狂进攻。”

康生面色阴沉，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说道：“贴这些大字报的人，都有历史背景的。他们的老子大多数是被打倒的‘黑帮分子’。”接着，康生搿着指头说起来：“张际春的女儿，宋之光的儿子，彭真干将任彬的儿子……他们的老子被打成‘黑帮分子’，他们能不咬牙切齿来破坏文化大革命吗？”

停了一会儿，康生又说：“他们攻击的不是我个人，我个人无足轻重。他们是疯狂地攻击文化大革命。他们磨刀霍霍，是想同我们展开一场血战。”

当场，康生作出了以下部署：

第一，明确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立即取缔；

第二，立即逮捕“红战团”的几个反动头头，抓人由公安部负责；

第三，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红卫兵组织，来对付“红战团”；

第四，要向蒯大富明确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不准暗中支持。

陈伯达自告奋勇：“由我向蒯大富宣布这次会议的决定。”

第二天早上，陈伯达在电话里对蒯大富说：“我是陈伯达，现在正式通知你一件事。”陈伯达使用“正式通知”的字眼，表示事情已经不可更改。蒯大富一听，紧张起来，只得说道：“是，我们一定执行中央文革的决定。”

于是，“红战团”迅速被孤立了。

1月20日深夜，中央党校大礼堂里灯火通明。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语录播放完毕之后，是“紧急通知”：

“全校革命同志到大礼堂紧急集合！快！快！快！”

“紧急通知”一遍遍播送着，在一月的寒风中更加感到寒冷。

很快，会场上便坐满了人。身穿草绿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的“红旗”头头在台上大声说：“最近，我校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接下来，一声断喝：

“把反动组织‘红战团’头头揪出来！”

一声令下，一群彪形大汉立即把“红战团”的几个头头揪到台前，个个脑袋被按在地上，腰脊弯曲，象虾米似的。顷刻，一场暴行开始了。几个人窜到台前，下死劲地拳打脚踢，打得这几个“红战团”的头头人人鼻青脸肿、头破血流。

号称有三百战士的“红战团”，迅速土崩瓦解。几个头头被推进囚车，送到监狱。其组织成员和上千名家属，面临着被揪斗、审讯、折磨、关押、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暗淡前途。

５－１、“７·２０事件”

毛泽东南巡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据长江中游，扼南北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毛泽东当年曾饱含激情地歌吟：“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浩浩长江，烟雨蒙蒙，江面上船帆点点，百舸争流，这幅图景确实能鼓起诗人心中的诗情。

1967年春，毛泽东开始巡视全国。

此时的中国大地上，哪里还有一块安静的地盘？政治气温伴随着炎热的夏天一天天升温，红卫兵们分成了若干派系，像一场新的军阀割据，占山为王，忙于修筑工事、营垒。按照毛泽东后来一次谈话中所说的：“中国象是分成了八百诸侯国。”

1970年12月，毛泽东同他的友人、美国著名左派作家斯诺的谈话中，坦露了那次南巡的心迹。毛泽东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我也掌握不了局势了。”

局势如此严峻，毛泽东不再诙谐。

在夜幕的虚掩下，毛泽东的专列悄然南下，驶进了武昌南站。

毛泽东住进了东湖风景区西南侧的“梅岭一号”别墅。

“梅岭一号”的内部装璜和陈设，与毛泽东中南海居室和韶山滴水洞的风格一致，庄重、宽敝、简洁、实用。这座“回”字形单层建筑，中间为小天井，从车廊步入门厅，左边是兼作会客厅的会议室，穿越过厅，是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卧室。右边依次为餐厅、秘书室、警卫室、江青卧室及办公室。会议室的外走廊有一条密闭式长廊，直通“梅岭三号”，那里有小礼堂、会议室、游泳池等设施。

毛泽东南巡，就住在武汉的“梅岭一号”。住在这样一个“闹中取静”的别墅里，既不是度假休养，也不单是体察民情，而是换个地方办公，照常住持全党全国的工作。

在这里，毛泽东曾多次召开中央会议，起草过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接见过如金日成、艾地、蒙哥马利等重要外宾。当时，这些会见大部分冠以北京地名，甚至以北京新华门作为背景。

可以这么说，除北京外，武汉东湖边的“梅岭一号”别墅，大概是毛泽东解放后居住时间最多最长的地方。

1967年夏,毛泽东在这里处理了惊心动魄的“７·２０事件”。

此时的武汉，对立的两大派别组织“百万雄师”和“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钢工总”）剑拔弩张，一场大搏斗，爆发在即。

早在1967年2月初，这场大搏斗就已开始。

2月初，在上海“一月风暴”的鼓动下，“钢工总”与北京南下的一部分红卫兵联合冲击了汉口红旗大楼，接管了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并于2月8日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

《声明》中说：“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乱深、乱透……”

2月9日，“钢工总”继续在《长江日报》上发表社论，说这次接管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进行的。

当时的情况是，确实有一部分来自北京的军内造反派支持“钢工总”。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复杂形势中，军队内部也是分裂的，北京的军内造反派支持“钢工总”，并不等于武汉军区也支持“钢工总”。事实上，武汉军区以及其司令员陈再道的倾向性很明确，是支持另一个派别组织“百万雄师”的。

2月28日，武汉军区征得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同意后，发表了一份《严正声明》。这份《严正声明》中，明确亮出了武汉军区的观点：武汉军区并不支持《二·八声明》。

3月21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宣布解散“钢工总”等造反组织。

对武汉军区的这些表现，中央文革小组自然是不满意的。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意在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不要压制红卫兵和造反派。

4月6日，又颁布了中央军委《十条命令》。

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武汉“钢工总”提出了要粉碎武汉地区“二月逆流”，揪出“武老谭”（武汉地区谭震林式的人物）。

4月16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道：“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到4月底、5月初，武汉“百万雄师”与“钢工总”的派别斗争已处于尖锐对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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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武汉两派的派别斗争只是北京中央高层斗争在地方上的一种变形反映。

早在1967年初，在康生的主张下，中央文革向林彪写了一份“揪军内一小撮”的报告。报告认为经过几个回合的冲杀，刘少奇在党政机关内的党羽已收拾得差不多了，但军内仍有死角，颇感不安。

军队是林彪的势力范围，即使经常领受圣旨的中央文革，也不敢轻举妄动。要“揪军内一小撮”，得先向林彪“报告”。

林彪则另有打算。在军队中，也并非全是他的心腹，正好可以借中央文革这把刀，来砍杀一下军队内的“反骨”人物。于是，林彪大笔一挥，在报告上批了四个字：“完全同意。”

报告批发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揪各大军区司令员的歪风。在武汉，陈再道首当其冲。

因为，林彪对陈再道“不放心”。

“反革命兵变”真相

7月14日，在四川处理问题的“中央代表团”成员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被电召从重庆到达武汉。

在此之前，毛泽东、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等也已先后不到武汉。

7月15日和16日，毛泽东在武汉“梅岭一号”再次召集会议，听取有关云南、贵州、四川和武汉等地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汇报。在谈到武汉问题时，毛泽东作了如下指示：要给“钢工总”平反，放掉朱鸿霞等人；“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人作他们的工作；武汉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要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

会议之中，周恩来插话，要谢富治、王力等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不要公开露面。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此时的想法都是尽量化解矛盾，使对立的两派组织能联合起来。如果仔细分析，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态度也有微妙的区别。毛泽东尽管也要两派化解矛盾，但他的基本倾向是倒向造反派一边的。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周恩来等人多次做陈再道的思想工作，要他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陈再道怎么也不肯接受这样的说法。

7月18日，周恩来陪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会见毛泽东。当周恩来介绍陈再道不愿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毛泽东宽容地笑了笑，说：“这怕什么呀？”

毛泽东对身边的谢富治、王力说，做工作要慢慢来，不能着急，首先要把部队的工作做好，再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开设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思想工作。说着，毛泽东转过身对陈再道表示“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拥护你们为止。”

看得出，毛泽东对陈再道在尽量安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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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毛泽东的另一个声音同时也在积极发挥作用。

7月14日晚，谢富治、王力上街看大字报，在湖北大学门口，他们下车与造反派谈话，有意识地公开亮出了身份。

第二天，“钢工总”等造反派组织纷纷贴出大幅标语：“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谢富治、王力的身份已经公开，自然要解决问题。不然，两派都会失望。周恩来只好让谢富治、王力提前到群众组织中去做工作。

7月15日、16日晚，谢富治、王力到造反派的据点，登台接见并发表讲话，表示慰问和支持。

谢富治、王力所代表的“中央代表团”一屁股坐在“钢工总”一边，自然引起了“百万雄师”的极端不满。“百万雄师”是在武汉军区扶持下组建起来的，号称120万人马，历来是宠儿，其愤懑便尤为激烈。7月17日，他们上街贴出了针对性很强的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下车伊始，哇喇哇喇！”“反对钦差大臣！”“我们不是阿斗！”“王力下连队当兵去！”

7月18日，周恩来离开武汉回北京，谢富治、王力等人去机场送行。

送行回来，他们一汽车开到水电学院的造反派总部，佩戴着造反组织“钢二司”的袖章，发表演说。王力说道：“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近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当晚的会上，王力还讲了“四点指示”：一，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二，要为“钢工总”平反；三，“钢工总”等造反派是革命左派；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7月19日，“钢工总”等造反派组织开动宣传车，沿街用高音喇叭大声播放王力的“四点指示”。

当天，被激怒的“百万雄师”在武汉街头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质问“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

是日深夜，“百万雄师”两千多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27辆卡车和8辆消防车，来到军区大院。他们高呼口号：“解散‘钢工总’，镇压反革命！”并提出四个问题要求谢富治、王力回答。现场指挥站当众宣布：如不答复问题，明天有可能全市总罢工。

与此同时，另一拨200多人的“百万雄师”人马冲进了东湖。他们口口声声“要找王力算帐”，来势汹汹。

当时，陈再道正好在谢富治的房间里。起初，王力躲在隔壁的房间，静观动态。见陈再道、谢富治与“百万雄师”的人马还谈得来，王力便也走了出来，和陈再道、谢富治坐在了一起。

恰在此时，以武汉军区独立师和29师士兵为首的数百人冲了进来，叫喊着要抓王力。王力慌乱之中跑回隔壁房间，被追进去抓住。虽然有跟随“中央代表团”的北航“红旗”红卫兵力保，但人单力薄，王力还是被抓进去塞进了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4号楼。

此时，武汉三镇工厂停工，交通中断，街道堵塞，到处是打倒谢富治、王力的大幅标语和口号声。“百万雄师”出动的200多辆汽车，数万人马，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在大街上游行。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近千人也参加了示威游行。独立师的几百名军人，佩戴“百万雄师”袖章，枪上刺刀，在汽车上架起机枪，公开与“百万雄师”联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