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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泽东尖刻的批评，刘少奇感情很复杂。一方面，他对毛泽东一直很敬佩，毛泽东离京期间，他没有当好这个“家”，内心有些愧疚；另一方面，刘少奇对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并不摸底，而毛泽东那些模棱两可的指示，总使人有如坠入云山雾海之中。派工作组，是怕出大乱，现在却被说成是和北洋军阀一样镇压学生运动的人，他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被毛泽东批评之后，刘少奇不敢怠慢，下令工作组不要再与学生对抗，要集中火力批判黑帮。他企图用转移斗争焦点的方式来挽回派工作组所形成的败局。刘少奇此举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因为一旦彻底否定了工作组，他自己也将被否定。

于是，各校工作组不再将红卫兵打成“反革命组织”，也不再与红卫兵辩论，纷纷把斗争目标对准本单位有为样那样问题的人，寻找“死老虎”来当作“活靶子”批斗，以显示他们的一贯革命性和正确性。

这一下又害苦了那些教书先生。这些“流泪的红腊烛”们，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总是被动地扮演着不光彩的丑角人物，任何一次政治运动，他们都属于被改造的对象，七整八整，最后他们大多数像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似的活着：既遭人唾弃，自己也觉得活得少了人的滋味。已经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使他们又有大祸临头的感觉，成天战战惊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尽管这样，现在灾难依然降临到他们头上来了。

更加糟糕的是，那些红卫兵们看见工作组在他们革命的对象身上打主意，岂能善罢甘休？工作组在摘“桃子”，红卫兵也要摘“桃子”，就这样，一场揪人斗人的竞赛在各个校园里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可怜的“红腊烛”们真的流泪了，上午刚刚挨过工作组的批斗，下午又被红卫兵勒令迅速赶到另一个会场，继续接受下一场批斗。挨批挨斗，成了“流泪的红腊烛”们现在的新职业。

演出这种荒唐的闹剧，并没有能改变工作组的厄运。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要打倒刘少奇，夺回被刘少奇控制的中央领导权。否定工作组，只是打倒刘少奇的第一步。因此，无论工作组表现得多么“革命”，也难以逃脱倒霉的结局。

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议，作出了撤消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说着毛泽东做了个挥之即去的手势：“工作组，统统驱逐之！”

7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运动，势必变成反革命。”

7月26日，毛泽东干脆下了这样的断言：“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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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依靠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一帮秀才。有个外国人曾这样形容说：“江青是毛泽东的探雷器。”在文革发动初期，情况确实如此。

江青最初是在毛泽东身边吹耳边风，引起毛泽东对某个问题的重视。然后，江青、陈伯达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去搞一些社会调查，情况反馈回来，再由毛泽东综合分析，并作出具体指示，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频繁在公众场合讲话，从此指导和推动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

在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也是采取这种办法。

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游泳，北京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由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当时，会场的气氛很紧张。

否定工作组，刘少奇有些不服，他拍着桌子上的一摞材料：“我怎么是偏听偏信包庇工作组呢？我收到北大等许多学校的同志来信，反映的情况与工作组汇报的情况是一致的嘛！总不能说打人、戴高帽是革命行动吧？”

康生把茶杯“咚”地往桌上一放，蛮横地顶撞说：“我们也有材料，工作组就是镇压群众运动！”

陈伯达操着难懂的福建话，大骂对外文委工作组是全国最坏的一个工作组，外语学院工作组血腥镇压学生的革命行动等等。总之，工作组里没有一个好人。

一贯沉稳冷静的邓小平被激怒了，猛然拍案而起：“好，我们都撤，你去搞搞看……”

就在这天的会议上，江青提着个黑色皮包，悄悄走进会场，在无人注意的记录席上落坐。会议还没结束，她又象来时一样，没有惊动任何一个人，踮着脚，悄然离去……。

这一切，在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当然都一一作了添油加醋的汇报。

于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恼怒又增添了一分。

根据毛泽东的旨意，从7月22日起，江青、陈伯达等人去北大、清华等院校调查情况，搜集有关运动的材料。

演员出身的江青有着强烈的表现欲。就在毛泽东明确表示“工作组，统统驱逐之”的第二天晚上，也就是7月25日晚，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一起再次来到北京大学，在东操场，江青亲自主持召开了万人辩论大会，对工作组前一阶段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揭发批判。

亭台楼阁掩映在绿树丛中，颇有校园诗意。天气闷热，比天气更加闷热的是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政治空气。江青登上一个高台，她的两边，分别站着康生和陈伯达。

“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江青站在麦克风前大声说，她尖细的声音在浮躁的夜空中颤抖，响应这尖细的声音的，是一阵阵激动人心的欢呼声和口号声。

江青的情绪在欢呼声口号声中激动起来。然而江青接下来的表演，却是任何名导演都不敢相信的一个场景。

江青说，她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来到校园，是与毛岸青之妻韶华辩论来了。“他妈的是个政治骗子！韶华是趁毛岸青神志不清的同他发生性关系的，是骗他和她结婚的。”说着说着，江青又一次加大音量：“我从来不承认她是毛主席的儿媳，毛主席本人也不承认。”

江青这一番话，使刚才热血沸腾的学生们不知所措，他们不明白，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怎么忽然间变成了一场纠缠不清的婆媳之战。站在江青旁边的康生、陈伯达也觉得有些尴尬。

陈伯达有意识地走到江青跟前，想提醒她别把话题扯远了。江青却视而不见，又转而攻击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刘松林是韶华的姐姐。江青把家事和文化大革命牵强附会地扯在一起，确实是一幕不大不小的闹剧。陈伯达不得不上去碰了碰江青的肩膀：“这些事不要在这里说了。”

“我的确非常烦恼。”江青泪水迷离地昂起头，放低音量说：“这十年来我一直受着这个女人和她一家的气，这是我烦恼的原因。”

麦克风把中国第一夫人的声音真实地扩散到在场的上万人的耳朵里，像一幕荒诞电影中的镜头。

当然这只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

江青“控诉”完毕之后，由康生继续讲话，康生在台上大声说：“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实际上这话是把中央内部的分歧捅向了社会。红卫兵们如梦初醒，毛泽东没派工作组？原来中央内部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也有斗争？

最后是陈伯达发言，他说：“我建议撤消以张承先为首的北京大学工作组。这个阻碍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撤掉这个障碍物。”

顿时，台下群情激奋，雀跃欢呼。受到压制的红卫兵终于拨开云雾见到了太阳，一种翻身感、解放感在全身涌动。当场有不少红卫兵激动地哭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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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文革小组频频找机会接触红卫兵的同时，红卫兵也在向中央文革小组迅速靠拢。在他们看来，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司令部的人，代表的是毛泽东的声音。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就等于有毛泽东的支持。还有什么比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更加幸福、更加让人激动兴奋的呢？

在清华园里，以蒯大富为首的造反学生针对工作组长叶林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大字报热嘲冷讽，将造反派和工作组以及“保皇派”的冲突推向白热化。“保皇派”学生在群众大会上发动了反击，其代表人物是刘少奇的女儿。在激烈的唇枪舌箭中她脱口而出：“我母亲也认为工作组是正确的。”

她的母亲是身份显赫的王光美。

后台一个电话要过去，王光美匆匆赶到。王光美在这种场合露面，自然加强了“保皇派”的地位和份量。但是造反的学生们不甘示弱，决心战斗到底，并且把目标直指“保皇派”背后的“黑保护伞”。局势迅速恶化。蒯大富被关了起来，他以绝食进行反抗斗争。

蒯大富被关押的消息是压在中央文革小组心上的一块石头，要利用红卫兵反工作组，必须首先放出蒯大富。否则，红卫兵心有余悸。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小组长的年轻成员关锋、王力赶赴清华大学，看望被工作组关押的蒯大富，表示慰问和支持。

中央文革小组在红卫兵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和提高。

7月28日，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次红卫兵集会上，渴望得到最高统帅支持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们想出了一个高招。他们把那三篇颇有影响的“三论”大字报底稿交给了到会的江青，请她转交给毛泽东。江青扶扶眼镜，点着头说：“红卫兵小将的要求我一定办到。”

之后，这几篇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底稿很快转到了毛泽东的手里。

通过调查和搜集材料，毛泽东对刘少奇的“错误”已心中有底，在党的高层，打击异已的行动正在孕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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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和红卫兵的联合反击下，工作组节节溃退。可是刘少奇依然不愿撤离他的最后一道防线。

他汇集了在京的中央负责人对工作组的看法，并作出“工作组有三种类型”的结论。刘少奇认为，工作组一种是实行“三同”，同左派一起斗牛鬼蛇神；另一种是当官做老爷，脱离群众；第三种是更加脱离群众。然而，这么大的运动，来势又如此猛烈，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去实现，这个形式就是工作组，有了工作组就比较主动。大部分工作组还是好的，因此对工作组不能采取消极撤换的办法。

这样的一些观点，显然是和毛泽东背道而驰的。

到了7月27日，撤工作组已成定势，工作组犹如风雨飘摇中的一只漏船，眼看即将沉没。刘少奇仍然找到康生，要求单独谈话。刘少奇深知康生已成为毛泽东眼中的“红秀才”，但是当康生说“蒯大富是革命的”时，刘少奇还是坚持说：“不是。”

7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在会上，刘少奇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作了检查。刘少奇说：“怎么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刘少奇把这一情况说成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说：“我们是想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文化大革命是伟大的，但我们用老眼光看待了新问题，工作组取到了对文化大革命发展不利的作用，我代表中央向红卫兵小将作检讨……”

说着说着，刘少奇动了感情：“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连自己也莫明其妙。”

有人走上去给刘少奇递了个字条，刘少奇看过之后，声音又由低沉转为激昂，他热情地大声宣布说：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毛主席看望我们大家来了！”

人民大会堂大厅里沸腾起来，全体起立，掌声雷动。在一片欢呼声中，毛泽东从大会堂的台后走上来，在台口转了一圈，既没同刘少奇握手，也没有同他打一声招呼，只是向欢呼的红卫兵挥挥手，显示了一下最高统帅的风度。毛泽东对刘少奇如此冷淡，连台下不知中央内幕的红卫兵都看出来了。当毛泽东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节拍率先离开会场时，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心境大概有着天壤之别吧。

刘少奇是个顾全大局的人。悲凉的心境并没有在他身上停留多久，又将全付精力扑到了工作上。他没有想到，一场更加猛烈的攻势马上就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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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在这时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论”大字报底稿由江青转到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看过后觉得颇对味口，应该抓住这件事做点文章。尤其是红卫兵在大字报中引用他昔日那句“造反有理”的语录，更使他感到高兴。8月1日，毛泽东欣然命笔，写下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定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还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考虑。”

信的下款，签名的“毛泽东”三个字，龙飞凤舞。

8月3日，王任重把清华附中的三个红卫兵代表召到中南海钓鱼台，向他们展示了毛泽东这封信，红卫兵惊喜万分。当即，他们打电话到清华附中红卫兵办公室，将这个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告诉给红卫兵战友们。

关于这封信在红卫兵中引起的反响，当时的一份红卫兵战报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这特大的喜讯像春风一样在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战士中间传开了，巨大的暖流激起心头的热浪，引下了满眶的泪水。他们唱啊，跳啊，一片欢腾。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毛主席的来信，这是亲切的教诲，深情的嘱托，热烈的支持，语重心长的叮咛。毛主席的话，像催征的战鼓，敲击着红卫兵战士灼热的胸膛；毛主席的信，像春天的雨露，滋润着革命青少年坦荡的心田……毛主席的这封信，是我们红卫兵运动的总纲领。它阐明了红卫兵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指出了红卫兵运动的斗争方向。毛主席这封信，是我们红卫兵战士继续革命的方向盘。它提出了对红卫兵的革命要求，把‘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和‘解放全人类’的金色大字写到了红卫兵的战旗上。毛主席的信，迅速地传向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此，英雄的红卫兵运动遍及了全中国，震憾了全世界！”

毛泽东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稳住红卫兵的阵脚，鼓动他们更加大胆地起来造反。毛泽东支持红卫兵的消息不径而走，红卫兵立即成了最光彩的称号，各大学校的学生组织放弃原来五花八门的组织名称，纷纷改成了“红卫兵”。至此，红卫兵运动开始蔓延全国。

“炮打司令部”

8月1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开幕，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

会上，谢富治首先发难。显然是毛泽东事前给这位公安部长交了度，不然谢富治炮轰起刘少奇来，就不会如此有恃无恐。

接下来文革小组那几个头面人物发言，会场气氛沉闷压抑，人人紧张自危。

突然，江青开口了。她走到刘少奇对面，手指着他的鼻子：“刘少奇，你派工作组残酷镇压革命小将，罪大恶极，罄竹难书！你必须亲自去向受迫害的革命小将赔礼道歉！”说着，她看一眼会议桌两边的其他人，尖着嗓子喊道：“我认为，刘少奇必须到北大、清华去检讨，必须到北大清华听取革命小将的控诉和批判！我强烈要求主席批准这个革命要求！”

会场哑雀无声，大家被这突如其来的风波震惊了，不知这里究竟是党的高层会议，还是红卫兵小将的斗争会场。

沉默中，刘少奇叹了一口气，歉意地开口了：“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

毛泽东冷笑一声：“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毛泽东天生一副好斗的性格。有一次，西方一位记者谈到中国人的性格时，用“温和”二字概括，毛泽东当场反驳：“不，中国人是好斗性格。”停了一会他又补了一句：“我就是好斗的。”

博古通今的毛泽东开始讲话了：“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文革小组。”毛泽东引经据典的讲话略微深奥了些，但是其中有内涵有深意，并且直接关系到在场许多人的命运，不能不仔细听。“中央许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毛泽东说着把话题一转，谈到了工作组：“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

这样的话，只有毛泽东才敢说。毛泽东越说越激动，点燃一支烟，站了起来，一只手叉在腰眼上：“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律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毛泽东的大声指责，使在场的人谁也不敢再开口。

最后，叶剑英打破沉默，说了句为双方开脱的话：“中国有这么大的地盘，还有几百万军队，我们不用怕牛鬼蛇神。”

毛泽东回头看叶剑英一眼，坚决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会议无法再开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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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加对刘少奇等人的威慑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还抓了这么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抓笔杆子：8月5日，毛泽东亲自动笔，在一张《北京日报》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第二件事是抓枪杆子：8月6日晚，毛泽东要他的秘书徐业夫通知在大连养病的林彪到会，林彪在吴法宪的陪同下，乘专列返京，这意味着毛泽东已经牢牢掌握住了军队。

下面就这两件事分别叙述一下。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大字报铅印后，发给了与会的全体代表，并附有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毛泽东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的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张大字报，标志着毛泽东与中央第一线在政治上的决裂。以这张大字报在十一中全会上的发表为开端，文化大革命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为了表示军队对毛泽东的“紧跟”，会上由林彪作了重点发言。林彪谦卑地说：“没别的本事，就是依靠主席的指示；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群众的智慧。”然后林彪把所谓考察干部的标准归纳为三条：第一条，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第二条，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的，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第三条，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干劲的，罢官。林彪说：“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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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带头向刘少奇开炮，刘少奇的日子自然不好过了。即使回到家里，他的心情也难于平复。在饭桌上吃饭，儿女们谁也不说话，他们隐约听说父亲犯了错误，不知该怎么办。刘少奇看着孩子们忧郁的眼睛，似乎明白了他们的心事，微微笑着说：“你们的心情我知道，放心，爸爸会努力认识自己的错误的。”说完他脸上依然微微笑着，孩子们却潸然泪下。

一位跟随刘少奇多年的老工作人员走过来，迟疑了一下开口说道：“派工作组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请示主席呢？”说着老工作人员声音哽咽了，“我们盼着你为国家做更多的事，可你怎么就犯了错误呢……”

刘少奇默默听着，沉思着。一连几个小时，他不停地抽烟。最后刘少奇站起来说了一句话：

“我不理解，但我要跟上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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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已经晚了。就在这一次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大的改组。出乎到会绝大多数人的意外，林彪的名字紧排在毛泽东之后，居第二位；而刘少奇的名字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

从此，毛泽东把中央的权力牢牢掌握到了他个人的手中。

1—4、红海洋

进攻！再进攻！

中央八届十一中会会闭幕之前，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就在《十六条》通过的当天，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时作了长篇讲话，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会夭折、中断，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

第二天，全国各地主要报刊均在头版头条位置以套红大字标题全文刊登了《十六条》。在各种宣传工具的鼓动下，报喜和欢呼的人流涌向了各省、市委机关所在地。北京市有组织的群众队伍川流不息地涌到设在中南海西门附近的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祝贺。锣鼓声、鞭炮声以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连居住在中南海深处的人也为之震动。

在狂喜的人潮中，毛泽东却在冷静地思索着。群众逐步动起来了，这是天大的好事，但是运动的阻力依然不小。就在刚刚结束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也有很多人思想不通。他的头号政敌刘少奇最后虽然让步了，但抵触情绪很多明显。刘少奇说：“派工作组是经过中央讨论并请示主席同意了的，说工作组有缺点可以，但不能说是镇压学生运动，更不能说是反革命。”多数委员听了刘少奇这番话后，在会上持观望态度，有的甚至当面顶撞毛泽东。在毛泽东使用非正常手段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后，刘少奇表示有“保留意见”，并且表示说，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无意的，是认识问题，他并没有搞什么“背后活动”。

种种迹象表明，刘少奇采取的是一种有分寸的退却方式。用毛泽东的话说，他这是僵而不死，有了机会之后还会反扑过来。

对此，毛泽东态度十分明确：进攻！再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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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的办法是放手发动群众。现在，毛泽东对他所不信任的那个中央已经采取了组织措施，而以他为首的新的中央刚组建，急需要得到某一方面的支持。他认为这个“某一方面”应该是亿万革命群众。

8月10日晚7时15分，毛泽东来到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会见了前来祝贺《十六条》的首都革命群众。当满怀激情的群众看见毛泽东神话般出现在眼前时，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片刻后，他们“全身的血液沸腾了，千万双手尽力伸着，希望能碰一碰毛主席那神圣的身躯，更希望能同他握握手”。毛泽东连连说：“同志们好！同志们好！”他被群众簇拥着登上了接待站讲台上。

在讲台上，毛泽东操着地道的湖南腔大声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异样的颤音，在空气中颤动着。群众欢呼起来，像潮水般涌动着，激动万分。当时的《人民日报》刊登的《毛主席会见革命群众》一文中，有这样的描写：

“许多和毛主席握过手的人，他们逢人就说：‘你们赶快来和我握手啊！我的手刚和毛主席握过的！’还有一些人随后赶来，他们说，能够走到毛主席刚刚同革命群众见面的地方，也是莫大的幸福啊！”

面对成千上万狂热的群众，毛泽东并不惊讶，这样的欢腾场面他已经习惯了。1958年以前，毛泽东是反对个人崇拜的，那时他对个人崇拜保持警惕，甚至有些厌恶。历史的记忆中，保存着一帧帧共和国领袖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鱼水相依的画面。可是1958年以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逐渐在党内滋生、发展并向社会上蔓延。毛泽东也一改初衷，在对个人崇拜问题的态度上发生了明显的倒退。在一次会议上他揣出了自己的看法：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恩、列、斯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毛泽东这番话，将领袖与真理划等号，貌似有理，实则不然。

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毛泽东决定小小地利用一下群众的这种个人崇拜心理。在8月10日这天接见群众的大会上，毛泽东得到了一个启示：他在群众中有着意想不到的巨大威望，直接与群众见面并发出指示，可以迅速掀起运动的高潮。于是他决定多利用这种公开接见的形式，来组织千百万文化大革命的大军。

不久，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先后8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神圣大检阅

1966年8月18日，是千百万红卫兵难忘的一个日子，也是他们政治生活中一个激动人心的日子。

午夜刚过不久，北京城便苏醒过来。街上响起了红卫兵的笑声、歌声和呼喊声。在中央文革的精心安排和组织下，一辆辆军车把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们从各个招待所运到天安门广场，在那里，有组织严密的首都红卫兵将他们安排在指定的区域。

广场上的排列是精心安排的。金水桥两侧由5000名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组成的人墙；在他们前面是北京卫戍区的解放军警戒线；警戒线之外，分别是北京东城西城区的80万红卫兵方队；再往后，才是那些千里迢迢赶到北京来接受毛泽东检阅的外省红卫兵。而天安门城楼两侧的观礼台上，是1500名红卫兵的精英，他们大多数来自清华、北大、北航、清华附中、25中、八一中学等这样的名头甚响亮的高、中等学府。

红卫兵们每人手里握着红宝书，臂上戴着鲜艳夺目的红卫兵袖章。大片大片的红色燃烧着，照耀着他们，炽烤着他们。

天安门广场上，各种标语层出不穷，让人目不暇接：“毛主席万岁！”、“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运用十六条！”、“为实现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伟大号召而努力奋斗！”……。

东方破晓，人群像蚂蚁一样聚集拢来，并向东西长安街两头溢出，上百万颗年轻的人头拥护着，攒动着，把整个广场附近挤得水泄不通。期盼与等待的喧闹声如决堤而出的黄河之水，浩浩荡荡，汹涌奔腾。

上午7点30分，庄严的《东方红》乐曲从数十个高音嗽叭里响起；陡地绷紧了百万红卫兵们的神经。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特大喜事啊。这时，广场上的百万红卫兵屏住呼吸，目光集中到一个方向，心中只有一个声音在回荡：毛主席就要来了，毛主席就要来了……

红卫兵中出现了骚动。人群沸腾起来了，有的尽力踮起脚尖，有的拼尽全力往前挤，一个女红卫兵用尖厉的嗓音喊了声“毛主席万岁！”顷刻间，天安门广场地动山摇，震天撼地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久久回荡。

在一个女红卫兵的陪伴下，毛泽东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出现在红卫兵们眼前，他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毛泽东走过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广场上的红卫兵招手致意。

毛泽东穿着绿军装，无非是向中央高层显示他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心：“革资产阶级的命，大不了我再上一次井冈山。”毛泽东以72岁高龄要重上井冈山打游击，不过是一句气话，但是中央高层的领导谁也不敢怠慢他。这一天，几乎所有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央领导人全都穿上了绿军装，林彪的夫人叶群因为没能穿上绿军装，满腹怨气，她把警卫处处长叫到跟前说：“你看，别的军委副主席今天都穿军装，就贺龙跟我过不去，昨天还特别通知了一回，他还是不送军装过来。”穿军装，成了一种特殊的殊荣，也成了是否紧跟毛泽东的一块试金石。

在大会进行中，北师大女子附中的红卫兵方阵里神情更加紧张专注。这些十六七岁的女红卫兵们密谋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这个计划一旦实现，全国全世界都将对红卫兵刮目相看。毛泽东走过了金水桥，走到了人群中，高三年级的女红卫兵代表宋彬彬一摔羊角辫，正一正绿色军装上的领子，拉一拉军装下摆，冲出队伍一路向毛泽东小跑过去。

宋彬彬用激动发抖的手向毛泽东献上一只标有“红卫兵”三个字的红袖章，毛泽东左臂往上抬，让为名女红卫兵把红卫兵的袖章往他胳膊上戴。毛泽东始终微笑地看着这一切，并同她握手，此时，毛泽东感觉到女红卫兵的手微微抖颤着，是太紧张太兴奋了。

毛泽东笑着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宋彬彬激动万分地回答：“叫宋彬彬。”

“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

“是。”

毛泽东笑了笑，说：“要武嘛。”

“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了！”广场上的红卫兵们迅速传送着这一消息，相互热情拥抱，使劲地拍手庆贺，刚刚擦去的喜悦的眼泪，再一次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红卫兵们纵情高呼：“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是红卫兵的红司令。”

毛泽东明白他接受这只红卫兵袖章意味着什么。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当上了红卫兵的“红司令”，是出于要“天下大乱”的需要。但是，他也许还没有仔细想过，一旦“天下大乱”之后，再进行“天下大治”，这些红卫兵将会变成什么？

——阴沟盖上的几个烟头。

——人行道上一堆嚼尽了汁液的甘蔗屑。

——扔在路边的谁都可以踢上一脚的打狗棒。

——甚至是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遭人唾骂的恶魔。

红卫兵的悲剧性命运，事实上从它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而历史总是在人们回首往事时才显现出其真实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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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闭禁锢了的中国，在被冲天豪情冲击得疯狂了的中国人中间，谁都不会——也不可能去关注我们这颗星球上同时还在发生着什么。

1966年，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同时，罗马城西北角的梵蒂冈——一座宏伟的、具有佛罗伦萨古典建筑风格的教堂里，闪动着一片昏暗的烛光。徐缓的钟声飘荡着，赞美诗的乐曲低沉地响起来，使人想到庄严肃穆的天国。

教皇保罗六世戴着镶有金刚钻石、缀有几束金色流苏的法冠，穿一身洁白的法衣，走上了教坛。他身后的十字架上，一幅痛苦的耶稣受难图使教徒们的心境变得十分宁静。

在保罗六世的圣诞祈祷中有如下的一段话：

“我们必须警惕现代偶像崇拜的危险。如今有个人正竭力树立自己的个人崇拜。想把自己树立为不仅仅是思想和历史、而且是整个现实社会的最高典范。他似乎已相信依靠本身的力量，他就能创造出真正的进步与发达，并求得自己的超凡入圣。换句话说，他竭力寻求他个人的神圣光荣，而不是上帝的光荣。”

保罗六世在说这番话时，神情暗淡，声音沉郁。特地坐飞机从欧洲、美洲等地赶来参加这次祈祷的众多教徒们和教皇一样，又为这个充满了困惑的非理性世界添了一份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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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历史记载。“八·一八”红卫兵大检阅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宋彬彬在《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一文中写道：

“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回到家中，我心中一直不能平静，耳边总回响着毛主席的声音：‘要武嘛。’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使我看到了自己离毛主席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

多少年后，宋彬彬在回顾段历史时说了一句让人心酸的话：“青春是美好的，青春在历史的大树上结下的果子却是苦涩的。”苦涩的历史、往日的幸福与激动全都化作一缕轻烟随风飘散，留下来的回忆中，便只剩下一大堆尴尬。

《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文章：《毛主席接见了我们“红卫兵”》，文章中写道：

“今天真是我们全体红卫兵战士最幸福的大喜日子！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我们红卫兵代表，我们日夜盼望的最最幸福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八点零五分，红卫兵战士宋柏林、骆小海、韩军，实在忍不住无比激动的心情，奔进了天安门城楼，来到了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身边！他们一见到毛主席，什么都忘了，只是一个劲地喊：‘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微笑地站了起来，和他们一一握手。这是多么有力、多么坚强的手啊！就是这双手，挥笔写出了革命真理；就是这双手，指出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就是这双手，指挥着我们打下了人民的江山；就是这双手，指挥着我们保卫着人民的江山！紧握这双革命的手，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毛主席好！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主席慈祥地微笑着说：‘好，好，好！’红卫兵战士这才想起还没有通报姓名，连忙说：‘我们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毛主席问：‘哪一个？’红卫兵战士=齐声答：‘都是清华附中红卫兵。’

“红卫兵战士激动地对毛主席说：‘我们永远做您最忠实的小兵’，‘我们要革命，要造反到底！’毛主席说：‘我坚决支持你们！’巨大的鼓舞激励着红卫兵战士，大家什么都忘了，只有一个念头道出来：‘毛主席万岁！’他们再三和毛主席握手，恋恋不舍地走了出来。

“‘毛主席接见我们了！’好消息像闪电一样传开了。全体红卫兵战士顿时沸腾了。大家齐声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造反歌》，异口同声地说：‘祝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天安门城楼上，红卫兵们个个意气风发，同声欢唱，大家的心啊，早就飞到了毛主席身旁……”

幼稚的笔端流淌出如火的热情，这一团团火，能点燃整个世界，红卫兵们当时的情绪，大概只能用“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这句话来形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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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一八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上，林彪作了长篇讲话。林彪的讲话是经毛泽东亲自审阅过的，通篇充满了“打倒”之类的字眼，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总动员令。

林彪在讲话中说：“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这次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

周恩来也在大会上讲了话。林彪的讲话是高调，周恩来的讲话是低调。周恩来在讲话中说：“一切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我希望北京市的革命同学和各地来的同学，要相互学习，相互支持，交流革命经验，加强革命的团结。”“无论是北京市的革命师生，还是各地的革命师生，主要的任务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八·一八”大检阅，是一场充满宗教色彩的神圣布礼。毛泽东站立在天安门城楼上，犹如站立在罩着光环的神坛上的宗教领袖，使中国六十年代那一群体充满政治热情、誓以解放全人类为已任、衷心拥护和爱戴毛泽东的热血青年——红卫兵们，走向了个人崇拜的祭坛。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他们将以满腔热血甚至生命来血祭这个祭坛。

毛泽东的迷误，使红卫兵运动一开始就站到了一个错误的起点上。千百万红卫兵们将终生这毛泽东的这一错误付出沉痛的代价。

几个红卫兵的回顾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