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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雅雅，早期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作为最早接受毛泽东检阅的一批老红卫兵，1966年8月18日，她组织北京市戏剧专科学校的红卫兵们唱着歌，打着竹板，列着方阵通过天安门广场。这帮艺术院校的学生们，很懂得表演性质的艺术效果，为了显示得更加革命一些，几个男红卫兵特意去剃了光头。他们穿着略嫌肥大的旧军装，腰间扎着皮带，头上戴着军帽。行进的过程中，他们一边唱歌，一边用竹板打出“啪啪”响的节奏，特别神气威风，也特别引人注目。

也许因为徐雅雅是戏剧学校表演系学生的缘故，“八·一八”大检阅后，毛泽东又一次检阅红卫兵，通知徐雅雅去领喊口号。

天安门广场，一个万众欢呼的红色海洋。红旗、红袖章、红语录本……在阳光下闪耀着、翻腾着。徐雅雅回忆说，当时令她最为激动的是，每当她喊口号的声音刚一落下，那片红色的海洋里就会随之响起山呼海啸般的回声。徐雅雅是女中音，声音不算很高，她喊“毛主席万岁”这句口号，很脆地把声音提到顶，尾音拖得长长的，然后慢慢往下滑：“毛——主席万万岁——！”那天，她的弟妹们正好也在广场上，听见了姐姐的声音，激动地涌出了泪花。

徐雅雅兴本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我们清醒，却又糊涂，我们造反，却又盲从。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只要是毛泽东说过的，指示过的，甚至暗示过的，我们都会为之肝脑涂地。从我们一出生，父母、学校、社会、党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不，从我们的父母一代就接受过这样的教育，他们以遗传基因的方式，将这些教育注入我们的血肉与生命。生活不容许我们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如果有一点这种念头，那也可怕得如同叛逆。当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错了时，我们的痛苦比别人深重一百倍。生活，永远，永远没错；真理，依然是真理！错就错在我们的生存！时代，为我们的生存，安排好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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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作家陶正，曾是清华附中红卫兵，也是流行一时的长诗《理想之歌》的执笔者之一。他是这样回顾那段历史的：

“当初我们参加红卫兵，是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的。我也参加写了《理想之歌》，今天回头看看那些‘理想’的内涵是些什么？有没有‘农民造反’或‘皇权主义’成分在内？有没有封建主义的酵母？那个‘理想’是否完全符合时代潮流的大方向？……这一切都要重新地、冷静地思考和估量。20多年过去了，人到中年了，应当比年轻时减少点蒙昧，添点聪明。”

清华附中领头扯旗造反的红卫兵卜大华，命运坎坷不平，“造反”后才4个月，因“炮打中央文革”投入囚笼，随后又被撵出北京，下放到陕北的山沟里当知青。卜大华现在在北京一所大学的图书资料中心咨询开发部工作，他回顾这一切时说：

“当初参加红卫兵，真诚地相信，戴上红袖章，喊几声‘反修防修’的口号，在社会上冲几冲，就能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当初，我是从‘天上’看世界。到了陕北的山沟里，住进破窑洞，我第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落后、贫穷的地方！那些曾为革命洒过热血的老红军、老贫农，仍在吃糠咽菜，看到这些，我流下了眼泪。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和人民的愿望相距十万八千里！这时，我是站在地上看世界，在这里，我发现一种与城里人的狂热膜拜相对照的普遍心理：农民在迷信中忍耐，在保守中缄默。这不正是我们民族的精神重负吗？迷信的时代多么需要清明的理性呀……”

1966年8月18日，百万红卫兵集会在天安门广场。其时，另一个红卫兵李冬明还因为反工作组被当作“反革命”关押在一所中学里。后来毛泽东需要革命的“孙猴子”，李冬明成了北京中学生红卫兵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曾任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主任。经历了一系列人生灾难，李冬明现在在某社科研究单位工作，主编了几十万言的专著《社会指标》，由当年“激化社会矛盾”的红卫兵变成了今天“协调社会矛盾”的学者。对红卫兵运动，他感慨万千：

“带着一颗纯真的童心，带着幻想和稚气进入学校，本指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文革卷狂飙，满心希望跟着‘红司令’干一番事业。没曾想到，却干了不少蠢事。难道我李冬明天生就有几根‘反骨’？我也是红旗下长大的呀！这场动乱，涉及几亿人，危及党、国家和中华民族。不光查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责任，还要深刻思索：社会之所以发生十年之久的大动乱，究竟有哪些不和谐的因素？有哪些‘指标’失去平衡？当少数人滥用职权胡作妄为时，为什么党和国家不能及时地、有力地扭转乾坤？”

徐祝庄、陈小川在《为了忘却的纪念——对“八·一八”的历史反思》一文中说道：

“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们喊得最响的是所谓‘三忠于’、‘四无限’，唱得最多的莫过于‘大海航行靠舵手’、‘他是人民大救星’，这里反映出来的不正是封建主义的忠君思想和把一切希望寄托于一个‘最高权威’的观念吗？他们在‘反修防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对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动辄抄家批斗，刑讯逼供，生杀予夺，决于一口。这里反映出来的不正是无视、践踏人的最基本的民主权利的‘草民思想’吗？他们信奉‘路线斗争决定一切’，实际上则‘以人划线’，只要认为路线正确哪怕是对一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也提倡绝对服从，这里反映出来的不正是抹杀独立的自我意识的人身依附吗？他们电感自豪的是所谓出身‘红五类’，以至于公开宣布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里反映出来的不正是封建宗法思想和血统观念吗？诸如此类的事实说明了一点，尽管红卫兵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词句时时挂在嘴上，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占据他们头脑的支配他们行动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几千年来积淀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封建主义的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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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安门广场的大检阅，上海复旦大学名噪一时的红卫兵怀念安文江，在青春祭文《我不忏悔》中有一段回忆：

“1966年9月，我怀惴战友们拼凑的百余元钱，瞒着父母赴京串联。火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我好不容易在座位底下占得一席之地，身边还躺着位捷足先登的女红卫兵，外语学院的。车过泰安，气温陡降，我们还合盖一件风雨衣，这幅图景今天看来挺粉色的。但当时的我比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还柳下惠。伊斯兰教徒到麦加朝圣的虔诚‘净化’了我们。

“我在北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等，参加了关锋接见，又经人大附中、清华大学几名高干子弟疏通，登上城楼参加了‘九·一五’红卫兵检阅。当《东方红》乐曲骤然响起，毛主席身穿绿军装，臂佩红卫兵袖章在林彪、周恩来陪同下，向我们步步走近时，我的神经都在抖颤，每个细胞都在扩张，眼泪哗哗地滚下来。我身后的一个女红卫兵幸福得昏死了过去……接见完毕已是黄昏，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进电报大楼。楼厅里正播送‘凡拍发毛主席接见内容的电报概不收费’的通知。太好啦！我一口气速写四份，每份电文都长达400字。我要让复旦、定海、妈妈和兄嫂及定山的贫下中农分享我的幸福！若干年后，在四川甘孜地区，我目睹一长串佛门弟子三步一拜，叩得满头鲜血的情状，我才理解这种‘幸福感’所包容的愚昧。

“我冲腾着幻灭的激情和由此引发的要厮打的冲动。与此同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越加鲜明地支持红卫兵造反，强调‘造反有理’，‘红卫兵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警告各级领导‘不要干预他们的革命行动’。

“蛊惑、诱骗在光明正大的幌子下进行，本就缺乏辨别力的我们格外有恃无恐。在小说《雾》中，我把红卫兵比喻为西班牙斗牛士。‘斗牛是悍勇且又可悲的。斗牛士用大红布挑逗它，撩拨它，它野性悖发喷着鼻息低着脑壳，冲撞，踢踏，搏杀。结果是长矛戳入背脊，短剑穿透心脏，在狂热的欢呼声中訇然倒下！’这是我的自画像，也是一代红卫兵的群像。”

又是一个红卫兵身临其境的描述和醒悟后的沉重感叹。写这篇文章时，作者安文江在江西的一所中学里当语文老师，一次，他所执教的高三学生中有几位在作文中痛骂“丧尽天良的红卫兵暴徒”，安文江只能报之于苦笑。他对同学们说：“你们把红卫兵看作希特勒空投的党卫军或是威虎山潜伏下来的土匪，这是大误会。我安文江当年就是红卫兵，而且是‘司令’，你们觉得我象不象座山雕？”课后，一个女学生怯生生地问：“安老师，你说笑话吓我们吧？”女学生用了一个“吓”字，可见他们心目中的红卫兵是何等狰狞恐怖。

其实，当年的红卫兵也就是他们现在这个年龄，十六七岁，十七八岁，却被历史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遭人唾骂，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回顾历史需要客观，回顾历史也需要赤诚，历史不是任人贪得侮辱的妓女。遗憾的是，中国的历史往往被人误写误编误读。中国的红卫兵，总数加起来超过一亿人，后人可以抨击，可以鄙夷，但不可以怀疑他们善良虔诚的动机，不能怀疑因热血沸腾涌起的忠诚——今天看来那确实是愚忠。安文江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深沉地说道：“假如历史不能给予他们真实的描绘、客观的评价，未来必将遭受历史无情的惩罚。”

另一位当年也是红卫兵，后来成为著名影星的刘晓庆，在回顾那些“幸福时光”时，仍然饱含热情，在她的回忆文章《我在毛泽东时代》中有这样的叙述：

“8月31日，凌晨6点钟，我们全部从睡梦中惊醒……集合齐，坐上车，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我们一队一队排好坐下来，天安门广场变成一片绿海。我们睁大眼睛等着、看着。天空中逐渐透出晨曦，天安门广场显现出它雄伟庄严的轮廓，太阳升起来了，我们开始热了。我们等啊，等啊，眼睛望穿了……有的红卫兵开始打瞌睡，他们把头趴在膝盖上，一会儿突然从膝盖上滑到地上，马上爬起来，睁开眼睛看一下周围，然后又趴到膝盖上，重复着艰难的睡觉动作公式。有的红卫兵干脆躺在地上，枕着帽子和书包，进入了梦乡。我站起来，看看天安门广场，长达几公里的广场上盖满了东倒西歪的红卫兵们，像激战以后的战场。我坐下来，也不由得上下眼皮打架，眼睛一眨一眨，被笼罩在困倦之中。

“突然，一阵从弱到强的鼓声响起，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喇叭在最强的鼓声之后用极大的音量播放《东方红》的前奏曲，紧接着浩瀚澎湃的《东方红》交响乐惊天动地地奏响，所有的红卫兵都从地上跳起来。我的心蹦到了嗓子眼，我清楚地感觉到了它在嘴唇边、头上、脖子上一起跳动，百万红卫兵眼巴巴地紧紧盯着天安门城楼。

“中央领导人出来了！在几位首长之后是谁？我们突然看到了毛主席！成千上万的声音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呼喊，我们扔下帽子、挎包、面包、水壶，拼命地奔向天安门城楼！几公里的人海不见了，压缩成一堆绿色的山坡，我们像橄榄球员一样，一个摞一个拼命地呼喊：‘毛主席万岁！’参差不齐的口号声逐渐变成有节奏的呼喊，千千万万的红卫兵对领袖的热爱像维苏威火山爆发，像岩浆在翻滚，像泥石流在崩裂，像钢水在沸腾！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大家一起喊着，眼泪不知不觉间流下来、流下来。我恨它们不停地挡住我看毛主席的双眼，我恨我为什么是近视眼，我居然看不清楚毛主席，在这宝贵的时刻！我苦苦央求前面有望远镜的红卫兵，他正拿着望远镜目不转睛地盯着城楼上，他的泪水流到嘴边、脖子上，滴在衣服上，满脸是幸福的笑容。我不断地央求他给我看一眼，就一小眼，一下，一分钟，一秒钟！拿过来一下就还你！我说话算话！向毛主席保证！向现在就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保证！他被我闹晕了，居然把望远镜递给了我，我接过来，立刻以最快的速度放在眼睛上。可是我找不到毛主席！我为什么看不到毛主席？！毛主席不在天安门城楼！突然，滚滚的人海铺天盖地地朝我们这边压过来，我趴在了地上，背上是数不清的燃烧得近乎疯狂的红卫兵。我的双手撑在地上，支撑着全身的重量，我感觉我透不过气，我拼命挣扎，力气在一点一点耗尽，我的手支不住了，我的脸贴在地上，我的颧骨被挤压着，我听见我的骨头在响，我喊不出声，我觉得窒息，我想我恐怕要死了。还没有见到毛主席就要死去，太不值得了，太遗憾了！一股求生的本能使我奋力向外冲撞，不顾我将会遍体鳞伤。人群突然神奇地闪开了一个缺口，我的面前出现了一条宽阔的大道，在这瞬间，我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他坐在敞蓬车上，正徐徐向我们驶过来，他像一座雕像，和天一样高，穿一身军装，频频向我们招手。随着他手掌的挥舞，千万道阳光向我们洒过来，洒在我们的脸上、身上，渗透进我们的心里。我全身瘫软，被架空在无数红卫兵的身上，从头到脚暖洋洋的，无限地幸福笼罩了全身，我的眼泪湿透了绿军装的前胸，我忘记了一切，什么学习成绩，什么前途，什么生命，都是那么渺小，那么无足轻重，那么不值一提，一切都不能和这个瞬间相比，因为我们见到了毛主席！

“当然，我还有个深深的遗憾，我没有同毛主席老人家握手。我虽然恨不得变成神仙和大侠，从人群中飞跃过去到毛主席的身边，当然我不可能做到。那一天，同毛主席握过手的成了我们最高等的幸运儿，我们所在的二等、三等幸运儿都扑上去拉着他的手，久久不放，差一点把他撕得四分五裂！”

刘晓庆回忆中的狂喜岂止是一个人的狂喜，这是1000多万在天安门广场上接受过大检阅的幸运儿的共同记忆，是铭刻在一代人心灵深处的悲喜交加的青春画面。

2－1、大串连

北京发出了总动员令

早在1966年6月初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这样表达了他的想法：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毛泽东要“天下大乱”，所以有此想法。

8月4日，汪东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华东组会议上说：最近每天有上千学生、上百批来中南海接待室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若是一些是外地来的，实际上成了串连。8月16日，陈伯达在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上讲话，他根据毛泽东在杭州讲话的精神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经过很多辛苦，不怕大风大雨，你们的行动很对！”陈伯达当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的讲话，实际上是大串连的一个号召和动员。

8月18日，毛泽东对红卫兵大检阅。毛泽东是个诗人，他的浪漫气质使他选择了大检阅的方式来发动群众，而大检阅确实也使刚刚兴起的红卫兵运动迅速掀起了第一次浪潮。大检阅后，各地红卫兵纷纷发出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声：“我们也要到北京！我们也要见毛主席！”

于是，北上，南下，西进，东征。大串连轰轰烈烈兴起，红卫兵一次又一次地被接见，被怂恿，被煽动。大批量青年学生从全国各地云集北京，虔诚地等待毛泽东的接见，然后，他们又把革命的“火种”带往神州大地的四面八方。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此《通知》中说：

“外地高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革命师生，除了有病的、已经来过或有其他原因不能来的以外，都可以组织来北京参观；高等学校教职工可按每5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1人参加。

“外地中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和普通中学）按每10名学生选出革命学生代表1人；教职工按每10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1人参加。

“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

“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时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

毛泽东常常突发奇想，做一番惊人之举。

1958年12月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三国志》里的《张鲁传》，并且写下长长的批语。毛泽东非常欣赏《张鲁传》中的置义米肉、置义舍、以神道治病等作法，认为张鲁的五斗米道“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入道的信教者出五斗米，就可以吃饭不要钱，还有义舍可住，有神道治病，何其乐哉！毛泽东大赞张鲁的五斗米道，是为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叫好，借古喻今，是毛泽东常用的手法。

然而，效仿张鲁的五斗米道创办的人民公社“天堂”的神话，只是一阙让人扼腕叹息的苍凉悲歌。

毛泽东的性格魅力在于他的永不服输。即使实践证明是失败了的东西，他也能看到其成绩和光明的一面。毫无疑问，大串连中的“免费乘坐火车”、“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等作法借鉴了人民公社的一些“经验”，目的仍是为达到“天下大乱”。这样史无前例的《通知》，导致了数以千万人计的大串连。

经毛泽东批准大量印发的陈伯达1966年10月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大串连、红卫兵，这些都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大串连，这一直是毛主席极力支持的，并且主张把这种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大大推广。”“这种串连，将使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各以相互交流，把全国文化大革命打成一片，同时，可以使人们识别谁是真革命，谁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是真正的毛主席的学生，还可以使人们识别什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而不是相反。”这里明白无误地道出了支持大串连的意图。支持大串连，推广这种形式、这种方式，完全是为了鼓动造反。

在学生大串连如火如荼之时，各地工人也纷纷到北京、到各大城市串连。交通顿时十分拥挤，铁路运输不堪其负担，连车厢厕所内也挤进了六七个人，车厢下的弹簧到了要断裂的程度。周恩来同中央文革小组商量，并经毛泽东批准，号召徒步串连，号召有准备有计划的“长征”。可是只有少数学生徒步，多数学生依然乘车，周游全国。大量的生活物资和生产资料难以调运，危及了国家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

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11月16日、12月1日又连续发出通知：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连。时届严冬，已有10万人挤到大寨，又有10万人挤到井冈山，还不知有多少万人挤在韶山。天冷，粮缺，路塞，一些地方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告急。军队动员了一部分部队连夜赶做大饼，并派直升飞机到大寨、井冈山空投大饼、衣服、毯子。在空投现场，成千上万红卫兵噙着热泪，连声高呼“毛主席万岁！”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大串连的兴趣依然浓厚。1966年12月间，他提出了在全国设立兵站以接待串连者。这个计划很庞大，实施起来有一定困难，终于只好告吹。但是毛泽东对大串连所寄予的厚望由此可窥一斑。

北上，南下，西进，东征……

当年的红卫兵们谁不记得那场规模空前的大串连？串连的往事和串连路上的漫天飞雪搅和在一起，已被深深掩埋到了记忆深处，大串连的日子，是和充满浪漫气息的青春联系在一起的，提起它，当年的红卫兵们谁都能讲几个动情的故事。在他们那一代人的心中，这样的故事多如路边繁花，亮如天上星斗。

南方的一个小镇上，生活按部就班地缓慢推进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大检阅的消息传到这里，已是强弩之末，但仍然还是掀起了一圈圈涟漪。刚跨进中学的5个少年集合在昏暗的路灯下，悄悄酝酿他们“长征”的宏伟计划。

老实说，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他们缺乏最起码的了解，连饱经沧桑的刘少奇也感叹“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这几个才十二三岁的孩子，又能苛求他们了解什么呢？他们要去串连，说穿了，是图个新鲜好玩，是少年们对外部世界的憧憬和向往。

临到出发的前一天，他们才把这个秘密告诉家人。其中的一位家长坚决不依，将少年反锁在屋子里，不许串连。可是这名充满奇思异想的少年却翻窗而出，冲到长江边，扬言要投河，以死抗争。少年的家长跪在长江边，请求儿子回来，“有话好说”。尽管如此，那个少年的家长仍落了个阻拦革命小将串连的罪名。

少年背着背包和他的几个战友一起出发了，然而他再也没有回来。在韶山，少年死于一场车祸。当电报将这恶梦般的消息传回小镇时，少年的母亲当场昏死了过去。

许多年之后，这位母亲仍然生活在儿子早夭的阴影中，她反复向人述说她的懊悔：“我真不该让他去的，我真不该－－”南方的这座小镇，又多了一位现代祥林嫂。

少年的故事很是平常，和后来在武斗中死去的那么多红卫兵相比，大串连中的死者为数并不算多。更多的红卫兵高擎一杆“长征”的旗帜，在迷蒙的风雪中且走且唱，不停地散发传单和毛主席语录片。大串连，是红卫兵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操练和预演。

红卫兵大串连的洪流犹如春沙沙泛滥时涌出的条条山溪，迅速在全中国形成了无数条布满红旗、红袖章的河流。北京、延安、井冈山、韶山、大寨、瑞金、遵义待革命圣地聚集了密密层层的头戴身穿绿军装、头戴绿军帽的红卫兵。

据不完全资料统计，1966年8月到12月，滞留在北京的红卫兵最多时达到250万，大寨20余万，韶山40余万，井冈山茨坪仅三平方公里也聚集了20万，仅只有400个铺位的井冈山大厦挤进了一万多人。夜幕降临，天空下着大雪，红卫兵们却三人合盖一条被子，有的没拿到被子的，则六七个人围坐成一团，中间放条被子取暖，有的则干脆在身上搭件衣服，将就着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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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幸运也最实惠的是北上到北京串连的红卫兵。毛泽东天安门城楼上的大检阅，煽动起了他们心中潜藏的冲天豪情，天安门成了千百万红卫兵们心中最为向往的革命圣地。

而且，北京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能一个子儿不花到那里串连，当然是件幸福的事。对于南方的红卫兵来说，心中还有一个激动人心的秘密：到了北京，就能够看见雪啦！有的红卫兵则一心只想着尝一尝北京烤鸭。尽管北京气候寒冷，天寒地冻，但是上头有明文规定，“在接待站每个红卫兵可凭串连证领借一件大衣”，如此照顾红卫兵，红卫兵的滚滚洪流更是从四面八方向北京涌来。

从内蒙古草原的牧羊少女，到西藏高原的翻身农奴；从天山脚下的维吾尔青年，到图们江畔的朝鲜族小将……红卫兵跨越万水千山，聚集到了祖国的心脏－－首都北京。

一个红卫兵在讲述他串连途中的种种困难和险境，另一个红卫兵在汇报他家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更多的红卫兵则来到清华、北大校园，学习革命经验，摘抄大字报。

在接受过毛泽东检阅过的千百万红卫兵中，有一位来自西藏的翻身农奴，这个17岁的红卫兵手捧一条雪白的哈达，口口声声说要亲手交给毛主席。那条雪白的哈达上，有他们全村100多人的深重嘱托和签名。

然而，当毛泽东所乘坐的汽车缓缓通过天安门广场时，这位双手将哈达高高举过头顶的西藏红卫兵才发现，毛泽东离他仍然十分遥远。他看见的毛泽东只是一点模糊的影子，距离那么远，中间还隔着那么多人，这个全村人选出的唯一的代表，实在无法完成乡亲们交给他的深重嘱托，他“哇”地一声，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当时的报刊上登载的一篇采访报道中写道：“时间啊，请你收住脚步；汽车啊，请你开得慢些。翻身农奴的后代，西藏高原的红卫兵，要把人民救星毛主席多看一眼啊！在那‘百年魔怪舞翩跹’的黑暗日子里，他的阿爸被狠毒的领主用马活活拖死在戈壁滩上；他三岁那年，阿妈因为打碎了奴隶主的一个玻璃杯，就被打断了双手双脚，含恨离开了人间。从此，他小小年岁，就成了这座人间地狱中的奴隶。是人民救星毛主席指挥解放军进军西藏，使他和百万翻身农奴一起，翻身见到了太阳！今天，见到了日夜想念的大救星，这个翻身农奴的后代怎么能够平静呢？”

这位红卫兵离开首都北京返回西藏之前，专门从住地跑到天安门的红墙下，捧起一把泥土包进布袋里，他激动万分地说：“我要把这包天安门下的红土带回西藏，撒在布达拉宫下。天安门和布达拉宫，是西藏人民最神圣电景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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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大连海院15名红卫兵举着“大连－－北京长征红卫队”的旗帜出发了。一个背包，一个红袖章，一张尚未成熟的娃娃脸，却有与年龄不大相称的沉稳和严峻。他们此行，是要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徒步2000余公里，到达红太阳的身边。经过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胜利抵达目的地。为此，《人民日报》立即发出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文中写道：

“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连，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希望各地的革命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

这样，一支支“长征队”组成了。有的红卫兵长征队索性按照当年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路线再走一遍，以示继承光荣革命传统的气魄和决心。

有的红卫兵甚至搞起了世界大串连，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种点遍全球。

1966年9月的一天，一辆国际列车在海拉尔被几十名红卫兵小将卧轨拦截。列车喘着粗气缓慢停下，没等到车停稳，红卫兵一拥而上，挤进车厢，向苏联、东欧等一些国家的乘客散发“红宝书”、语录片和红卫兵战报之类的传单，要外国人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列车被迫晚点5个多小时，后经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国际列车又才恢复了正常。

同年11月4日，北京第100中学高三学生赵建军、武热河与北京56中学学生孙智忠、北航附中学生瞿绍东4人，私自偷越国境进入越南，要求参加抗美援越战斗。

中国驻越大使馆将4名中国红卫兵到越南串连的消息报告了国务院，很快，就接到了周恩来亲笔签署的电文：

“朱大使并告四位革命小将：

他们未经中越双方批准，私自越境，使我们感到为难。但他们在援越部队锻练一个时期，在部队轮换时回国。如胡主席接见革命小将，应由大使陪同。请将4人姓名、年龄、出身、家庭及住址等情况一并报来。此事下不为例。”

这种事，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外交上的被动。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气候，这4名红卫兵的行动也被视作“革命”。此后，周恩来曾与陶铸等人谈过这方面的问题。

陶铸找到周恩来那儿，皱着眉说：“听说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涉及国外，特别是东南亚。”

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能强加于人。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有全局观念。事情复杂，我们的头脑就不能简单。”

说归说，但是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和直接支持下，红卫兵大串连的势头已不可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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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向往的革命圣地之一。

据井冈山外事办公室保存的井冈山革命斗争博物馆1966年的来宾登记表上反映，红卫兵赴井冈山串连始于当年9月。

这个月到井冈山的有：东北农学院红卫兵、哈尔滨红卫兵、江西九江红卫兵、桂林红卫兵、北京红卫兵、上海交大红卫兵、哈尔滨工学院红卫兵、井冈山共大红卫兵、北京农业大学红卫兵、北京43中红卫兵、人大附中红卫兵、北大附中红卫兵、湖南水利学院红卫兵、北京红卫兵战校、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等。

10月份的记载，顿显粗略，似有无法详细记载之难。月末的统计数字是：“红卫兵共计40批，5743人。”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够完整的。

报告文学作家胡平、张胜友在《历史深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二十周年祭》一文中，对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的情况作了精彩详细的描述，文中写道：

“一夜之间，井冈山的肩头，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一道，承受了当时中国最沉重的负荷；一夜之间，所有的机关、所有的商店、所有的家庭、所有的学校，有了压倒一切的任务。山上的中枢机构是红卫兵接待办公室，下设宣传组、秘书组、生活组、保卫组。仅生活组，就配备50余名干部。接待办公室下辖17个接待站，在茨坪就有7个。沟边、拿山、厦坪、石狮口、罗浮、桐木岭、朱沙冲、黄坳、大井等处也分别设有接待站。大部分接待站，由井冈山附近的吉安、泰和、荷花、宁冈、遂川、安福、永新、永丰等县负责，每一个接待站由一个县来一套人马，从管理干部，到工作人员、炊事人员，从搭棚到购置锅盆碗盏，全包了。所需经费和粮食，则由接待办公室拨付。仅17个接待站的炊事员，加起来就有近千名。”

天南海北奔涌而来的红卫兵们走进苍茫的十万大山中，领略“苍山似海，残阳如血”的诗画意境，心中的豪情又增几分。他们顾不得放下行李、落实住处，也顾不得拂去满身灰尘、弄盆热水来揩把脸、泡泡脚，红卫兵们登上井冈山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博物馆中厅的毛泽东雕像前，齐声高诵《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巍巍五百里井冈作回音壁，那一字一句不像是从嗓子眼里流出来的，倒更像是从血管里涌出来的鲜红的波涛。

背诵过语录后，一个个红卫兵在自己长征队的旗帜上写下各人的名字，“在厅的两侧，摆满了献上的旗帜。谁都想让自己的队旗享有一个醒目的位置，占据更大的面积。为此，工作人员每天都要收走一批。到大串连结束时，博物馆收到的旗帜，叠在一起，下至地板，上至天花板，整整塞满了一个房间。”

大概是11月的最后几天，井冈山便下了第一场大雪。雪花纷纷扬扬，飘舞飞扬，漫山遍野银装素裹，白雪铠铠，颇有诗情画意。尤其是那些广东、福建的红卫兵，生平很少见到过雪景，更不用说大山区中的雪景了，他们高兴得手舞足蹈，久久看着那一派冰清玉洁的风光，流连忘返。

然而，欢乐很快被寒冷冲淡了。

气温迅速下降，树枝变成了一串冰条。屋檐下，长短不一的凌冰悬挂下来，像是冬天寒冷的音符。红卫兵们躲进了接待站的竹棚子里，围拢在一堆堆嘶嘶叫唤的炭火前，暖和一下哆嗦个不停的身体。

但是他们心中的热量似乎并没有降温。有消息说，毛泽东要来井冈山接待红卫兵！而且这消息被红卫兵战报的各种传单和号外喧染得有声有色。时间：12月9日；地点：茨坪；陪同参加接见的人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陈伯达……。

各个接待站都在辟谣：毛主席不会来！毛主席不会来！我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任何通知！

各个接待站都在疏导，乃至采取强制性措施，规定每个红卫兵在茨坪只能呆两天，如果到时不走，就收回借的被子。

但是不取作用。先上山的红卫兵滞留下来，始终不愿离开这里；外省知道这个消息的红卫兵已经到达南昌，不会不来井冈山；由南昌出发的红卫兵，到了吉安、拿山，更是不能不上井冈山。

红卫兵固执地坚信，他们在运动初期在同工作组的斗争中遭受了那么深的压抑，在步行串连途中经受了那么多的磨练，毛泽东不会不来接见他们！还有，毛泽东多次表示要“重上井冈山”，如果今天在井冈山接见红卫兵，不是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吗！

不能说红卫兵想得没道理。毛泽东是一个具有诗人气氛的政治领袖，诗的艺术是象征的艺术。他能在武汉率领千万游泳健儿劈波斩浪，能在天安门广场大检阅动员全国红卫兵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奋勇冲击，又为什么不能来井冈山接见红卫兵，再来一次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壮烈活剧呢？

毛泽东一定会来井冈山接见红卫兵的想法，如此根深蒂固地扎在上了井冈山的红卫兵们的心里，“毛主席今天要来慰问我们红卫兵！”这话不知从谁的口中传出，经过千百万红卫兵的耳朵和嘴，假话传得越来越像真话。终于有一天，一架运送治疗脑膜炎药品的飞机在茨坪降落下来，谣传多日的消息幻化出了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景。

胡平、张胜友在报告文学中写道：

“所有的眼睛都瞪着灰蒙蒙的天空，所有的耳朵都竖起来，力求捕捉到那非同凡响的声音在大气层里引起的第一阵颤动……

“我们，还有这片人山人海，不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却胜似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历史，还没有给我们认识自己、也认识同一代人的机会。

“世界上难有这样漫长的等待，世界上找不到这样耐心的观众。衣服单薄的红卫兵们在零下二三度的旷野，等了半天，等了一天……

“那天上午，那片凝固了的、巨大的‘银幕’上，终于隐隐有了什么：由弱而强了，是发动机的轰鸣声；由远而近了，是一架涂有八一红星军徽的直升飞机。

“顷刻间，那海，发生了海啸：‘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那山，上下起落，左右错位，似乎是一座火山，即将要有一次伟大的爆发；那圈子，则像一只四面受强气压挤压的脆弱的气球，随时都有可能破碎……

“直升飞机并没有立即着陆。它在低空作了多次的盘旋，那道道灼热的气流，纷纷扫落树枝上的冰壳、冰凌，强大得像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在俯视人世间的芸芸众生；它几次像是要着陆了，又猛地升上去，似乎又有蜻蜓般的小心翼翼，生怕让什么东西吃了，或缠了去……

“身子向后顶去，脚板向前蹬去，解放军战士们的手拉得更紧了，彼此的五指，宛如一道铁钩。

“这一刹那，站在高坡上的胡平看见，往前涌的人海扯出了后面的几个口子，口子里都有结着一层薄冰的粪坑，粪坑里不断有闪避不及、被撞下来的红卫兵，其势正如中国的改革者在1985年纷纷中箭落马！已挤到圈子边的张胜友看到：一个十五六岁、操着宁波口音的红卫兵喊了一句：‘我要第一个和毛主席握手！’话音还未落地，他和另一个红卫兵竟冲进了圈内，仅跑了七八米，许是被发动机喷出的气流那巫师般的力量摄影住，他不动了，身体又往左侧了一下，旋即，飞机头部的螺旋桨劈将下来，一股白色、粘稠的脑液似从高压水龙头里喷射出来，他的两颗眼珠子，也被打出七八丈远……

“前面的红卫兵都呆住了！圈子内的另一个红卫兵更是呆住了，几秒，十几秒……足足半分钟之后，他走过去，双手捧起地上的一摊脑浆，将它们放回到同伴的冒着热气的大半边脑壳里，似乎这样能够起死回生。

“上帝没有被感动。所有的欣喜，所有的痴迷，同时被螺旋桨劈得粉碎……直升飞机运来的是几箱贵重药品——进口的阿拉明、新福林，还有血管紧张素等抢救休克的针剂。

“红卫兵散去后，在这半边水田里，拾到了两大筐鞋子、袜子……

“直升飞机只能暂时停在了茨坪，螺旋桨劈坏了，在等着从南昌的向塘机场运送新的螺旋桨来换……

“惊愕、愤怒的红卫兵们向空军造反了，他们誓死要揪出杀害红卫兵小将的郐子手和幕后策划者……。”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毛泽东的挑战性格和造反情趣在红卫兵大串连中得到了一次满足。他自信他代表着人民的利益、正义的事业和人类崇高的理想。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对手，无论处于什么样艰难险阻的境地，他相信自己支都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很好。一次毛泽东曾对外国友人这样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现在他自认为找到了这种形式，毛泽东高兴得不得了。大串连，红卫兵四处点火，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终于成迅猛燃烧之势，这更使毛泽东感觉到兴奋。

早在大串连开始之前，一次讲到西安交大工作组限制学生打电话、电报、上京告状时，毛泽东就说：“为什么不准包围省市委、报馆、国务院？西安交大不让人家打电话，不让人家派人到中央，为什么怕人到中央？让他们来包围国务院！”在后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

这样的话，只有毛泽东才敢讲，也只有毛泽东才能讲，毛泽东有不同常人的气魄，他曾经说：“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红卫兵要学习毛泽东，让天下大乱，让历史乱得斑驳陆离。

数以千万人计的红卫兵奔走在千山万水间，蔚为古今奇观。同时，北京的红卫兵纷纷南下，散布文化大革命的火种。这些最早发起红卫兵运动的先锋，因为得天时地利之便，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声音听得最多，领会最深，他们的大串连也就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

每到一地，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贴大字报，搭辩论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批判谁？当然是批判当地的“黑省委”、“黑市委”。他们颐指气使的“天生革命家”派头使许多人不满，连当地揭竿而起造反的红卫兵也被他们的革命阵势吓住了，连代表一个省份的共产党最高层头头也能批斗？当地的红卫兵感到惊奇、疑惑和不理解。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向南下的北京红卫兵提出疑问，继而产生严重分歧。北京派出的红卫兵先后在各地受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