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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湖北省掀起了抓“南下一小撮”的活动，当地群众、红卫兵在辩论台上与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展开激烈辩论，随之“革命”升温，北京南下的红卫兵被围攻、谩骂甚至被关押。

在上海，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受到昼夜围攻。

在贵阳，数万名当地革命群众对南下的北京红卫兵层层包围。

……

但是，局势很快逆转，中央关于大串连的《通知》和中央文革首长们的讲话，给红卫兵串连者们以极大的鼓舞，他们反过来号召当地革命群众对操纵围攻北京红卫兵的当地党政领导展开反攻。很快，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和当地另一部分红卫兵联合起来，形成极其浩大的声势。北京红卫兵犹如中国国内战争时期第二国际派来的“联络员”，他们人数不多，权力极大，能耐也极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操纵掌握着当地的运动势头。

11月4日，四川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10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会议期间，北京来四川点火的红卫兵驾到，造了省委的反，三级干部会议停开，延长到12月初才结束。到了12月底，北京红卫兵进驻西南局机关和四川省委，局、省委负责人被拉上街头轮番批斗。此时，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工作实际上已经中断。

12月初，北京聂元梓、蒯大富到南京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他们号召当地红卫兵“踢开党委闹革命”，“要炮打司令部，矛头对准省党委。”果然，南京市及江苏省的文化大革命烈火熊熊燃烧起来了。

除了批判之外，外出串连的北京红卫兵还有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一次次发誓，要把全国变成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变成一片不掺任何杂质的红彤彤的汪洋大海。

这一想法最初是由北航“红旗”战斗队的红卫兵想出来的。红卫兵人人佩戴毛泽东像章，手捧毛主席语录。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他们组织各地红卫兵，在数天之内，把全国各地大小街道的店铺门面、房屋墙壁统统涂上红色油漆，写上巨幅标语，连小胡同里的建筑物也不肯放过。在商店、住房等处，红卫兵号召革命群众用红纸剪辑各种忠于毛泽东的标志，贴上墙壁，大门也刷成了鲜红的颜色。在农村，则竖起一块块红色牌坊，书写毛主席语录。那些在破四旧中已经改名的工厂、商店、街道、学校，则一律都非得用红颜色书写不可。

“红海洋”开始泛滥，这种狂热的个人崇拜，其结果是形式主义盛行，造就和影响了当时以及后来相当一段时间内的社会风尚。宗教仪式般的“早请示晚汇报”出现了；红小兵扛着红缨枪拦在路口，要过路者背诵毛主席语录的镜头出现了；一尊尊毛泽东的巨幅塑像在城乡各地出现了……与此同时，一幕幕人间悲剧也重复出现了。一位教师写标语发生了笔误，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坐牢20年；一个农民因背不出毛主席语录，被绑押游街，他妻子因此投井自杀；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为把毛泽东画像上的灰尘掸掉，用手去扶那尊塑像的脖子，被说成“企图掐死伟大领袖”的恶魔，全家被押送下乡改造……。

虔诚的红卫兵，没有想到他们的狂热和迷误会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如此恶劣的后果。走过了文化大革命那一段泥泞的路途后，再回首当年的路，面对一枚枚青涩的果子，他们无言，只有痛苦在嚼啃心灵，使灵魂难于安宁。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有这么一段论述：“产生各国人民运动的，不是如史学家所想的权力，不是精神活动，也不是两者的结合，而是参与事件的一切人们的活动，并且他们总是这样的结合的，即：最直接参与事件的人，负的责任最小；反之亦然。”

在毛泽东要“天下大乱”的思想影响下，要那些当时才十七八岁的红卫兵先行先觉，能预见由于他们的过失造成的严重恶果，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公正的。红卫兵大串连，甘洒一腔热血，他们此时此刻的行动是迷狂的，是不计后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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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上，造反的第一颗火种，是由东北农学院的红卫兵点燃的。

9月的一天，井冈山大厦前，十几个红卫兵和数十位于此数的当地干部、群众，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辩论。

红卫兵一方的观点是：“炮打司令部！炮打井冈山管理局党委！”

与之对抗的观点是：“井冈山人不是阿斗，井冈山是文化大革命不需要外界插手！”

针锋相对，火药味甚浓。一边是外来红卫兵，是毛泽东呼唤出来造反的“孙猴子”；另一边是革命圣地井冈山的儿女，是从里红到外的无产阶级。双方都能从毛泽东的语录中找到杀伤力极强的武器。

“吃共产党的饭，穿共产党的衣，进共产党的学堂，现在倒跑到井冈山上来造共产党的反了！”显然，井冈山儿女们的生活节奏慢了半拍，他们似乎还不知道北京的造反形势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辩论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愤怒的井冈山儿女情急之下，有人动手打人了。红卫兵揪出几个打手，周围更多的人群一拥而上，说是劝架，推推搡搡中不断有人向外地红卫兵暗送拳头。红卫兵跌跌撞撞后退。一场关于如何革命的争论演变成了街头地痞似的打斗。

井冈山造反的第一粒火种熄灭了。熄灭得窝囊，让人总觉得不甘心。接待站拒绝再留宿，当晚，这一行红卫兵只得怏怏下山。

11月，东北农学院的红卫兵再度上山。

这回情况不一样了。连毛泽东都在“炮打司令部”，井冈山党委岂有不许造反的道理？

在罗浮，红卫兵首次揪斗了山上的一批领导干部。

在茨坪，红卫兵直奔公安局：“你们打电话去学院调查我们的成分、表现，现在必须把黑材料交出来！”红卫兵听毛泽东的话起来造反，公安局却在背后整“黑材料”，企图“秋后算帐”，红卫兵们的气愤可想而知。他们抡起斧头，把文件柜、办公桌乱砸一气，木屑纷飞，纸张遍地。堂堂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在造反的红卫兵面前，第一次丧失了威风。

在井冈山博物馆里，红卫兵在第一展厅的“八一起义”部分，涂写了“朱德是个大军阀”、“贺龙是土匪”、“陈毅是老机（机会主义）、老右”等字句；在第三展厅的一幅朱德毛泽东会师、成立红四军的巨型油画上，朱德的腿上被打了叉叉；在第四展厅红五军坚持井冈山斗争部分，张贴了“这是为大阴谋家、野心家彭德怀歌功颂德！”的标语；在几排起装饰作用的松柏木雕图案上，红卫兵发现12根叶针组成一圈，无疑象征着国民党的党徽，当即撬下，作为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追查谁是设计者及其家庭成分、社会背景；朱德题书的“井冈山革命斗争博物馆”横匾被倒了过来，并书上“批判馆”三个大字取而代之……。

1967年1月，红卫兵正式封闭了井冈山博物馆。

揪出黑后台

1966年12月30日，晚10点。中南海小礼堂里，湖北省高等院校“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红卫兵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语录歌》和“谁要不革命，就滚，滚，滚，滚它妈的蛋”的《造反歌》，等待陶铸的会见。

红卫兵的歌声在中南海上空回旋着。

时针指向11点。红卫兵不耐烦了，愤怒地喊道：“陶铸，快出来！”“陶铸，快出来！”“快！快！快！陶铸快出来！”一阵有节奏的喊声过后，又齐声唱起了《语录歌》：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也在行动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

歌声停止下来，满脸倦容的陶铸刚刚结束了一个会议，匆匆忙忙赶到这儿来了。

以下是红卫兵和陶铸的对话：

红卫兵：（呼口号）炮轰中南局！打倒王任重！打倒调和主义！打倒折衷主义！……

陶铸：你们这种会议形式，对我是不恰当的，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组成员，是接见你们。你们这种形式我不赞成。不能跑到中南海来闹事。

红卫兵：通令上讲得很清楚，我们要求解决问题，不是接见。

陶铸：你们觉得不是接见，这个会可以不开。

红卫兵：不开就不开。我们是要解决问题，被说成是斗争你，这个说法我们不能接受。

陶铸：我现在是代表中央接见。你们80个人总不可能都谈，你们由5个人提出问题，我来回答，如谈不完，还可再谈。

红卫兵：既然讲代表，就得15个代表。

陶铸：不行。原来讲座谈会是15个代表。

红卫兵：按你的要求，15个代表座谈，其他红卫兵听一听，算哪门子事儿？看来，今天陶铸没有诚意。

陶铸：今天把江苏的代表都回绝了，怎么没有诚意？

红卫兵：是因为我们绝食才见到你。

陶铸：绝食我不赞成。你们要是不吃饭，我今天还不接见你们。

红卫兵：晓得这个样，应该不吃饭，看你出不出来见。

陶铸：别扯这个。今天讲5个，超过了5个就不讲。我来回答问题。

…………

红卫兵揪王任重的原因和背景已是一笔混乱的历史旧帐，梳不清理还乱。红卫兵应用绝食的方式来求得陶铸的接见，其政治热情不能说不高亢，他们的全部过错在于，整个红卫兵运动就是一场错误，于是红卫兵所有严肃的斗争（包括拿生命赌博的绝食）就不仅显得微不足道，而且有些荒唐可笑了。

红卫兵不知道，仅凭他们的一腔热血是能于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重大课题的。何况，由于他们所冲击的方向是错误的，他们的热血便像西班牙斗牛场上被刺倒的公牛身上淌下的血液，只配遭到历史无情的嘲笑。

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例会上，陈毅在打瞌睡。朦胧中，陈毅感到有人在碰自己的胳膊，他扭头一看，是叶剑英元帅。叶帅使个眼色，递给陈毅一张纸条，努努嘴，没多吭声。陈毅戴上眼镜细看，叶帅递来的纸条上写着一首词：

串连炮轰何时了，

罢官知多少？

沙场赫赫旧威风，

顶住小将轮番几回冲！

严冬过尽艰难在，

思想幡然改。

全心全意一为公，

共产宏图大道已朝东。

陈毅默读一遍，回过头来又默读一遍，心有所动。他提笔在信笺上飞快划了龙飞凤舞的四个字：“绝妙好词！”后面的惊叹号又粗又重，浓缩进了陈毅此刻胸中的激昂情感。

过一会，陈毅再次伸手，要过信笺，掏出笔记本，把信笺夹进笔记本中，叶剑英明白，诗人陈毅一定是要唱和一首吧。

但是陈毅的诗始终没有唱和出来。红卫兵的冲击，使陈毅坠入惊涛骇浪中，而陈毅不屈服的性格，更是激怒了红卫兵，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掀陈”高潮。

在北京外语学院的档案资料里，至今还保存着周恩来总理接见红卫兵的谈话记录，其中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底，短短50天里，周恩来接见红卫兵达5次之多，累计20多小时，谈话记录中，有一半的篇幅是为了说服红卫兵正确对待陈毅。陈毅生性直爽、豁达，敢说敢做，不是周恩来用身体挡住那些明枪暗箭，恐怕十个陈毅也早已搁倒了。

1967年1月19日晚9时，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北侧的窗户前，周恩来总理揭开紫红色天鹅绒窗帘的一角，注视着人民大会堂正门前方万头攒动的红卫兵和卫戍区战士用身体组成的警戒线。

坐在沙发上的陈毅，像头困在笼子里的美洲虎，再一次站起来说：“总理，还是让我出去和小将们谈谈。”

“不行，我不准你去见红卫兵。”周恩来说。

下午，周恩来和陈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还是被几万名红卫兵围困住了。红卫兵一次次冲击警戒线，一遍遍呼喊口号：“打倒陈毅！”“交出陈毅！”3个多小时过去了，这片由高音喇叭、手提话筒和几万条喉咙管组成的喧嚣声浪仍然没有平息的迹象。在天安门东侧，送面包和茶水的汽车不断开来，一队队红卫兵轮流到汽车旁吃饭，同时，人民大会堂的几个大门仍被围得水泄不通。

周恩来心情沉重。一边，是要求造反揪斗的红卫兵；一边，是红卫兵要揪斗的对象陈毅。周恩来知道，情急之下，红卫兵是有可能做出任何过激的行动的。

在一次揪斗会上，陈毅被叫到台前讲话，刚开口不久，会场发生了打斗，骚乱中，一个腰扎皮带的红卫兵跳上主席台，重重打了陈毅一个耳光。在周恩来的保护下，把陈毅带到了后台，骚乱才渐趋平缓。

还有一次，红卫兵当着陈毅和外国大使的面，把驻某国大使的皮鞋拉下，挂在他的脖子上，硬是勒令他下跪、爬行，陈毅上去制止，红卫兵毫不理睬，还扬言要将陈毅一起批斗。

这样的例子太多。周恩来觉得有责任要保护好陈毅。

负责警戒的卫戍区一位团长进来报告，第二道警戒线已被红卫兵冲垮，请求调来武装部队。

周恩来断然拒绝：“不行。”

在这个时候调来武装部队，无异于火上加油。周恩来侧过头对陈毅交待：“记住，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你都不准出去。”

周恩来出现在人民大会堂汉白玉的台阶上。借着广场上探照灯的光柱，他看到了一幅惊心动魄的图画——

红卫兵挥舞着密密匝匝的拳头，砸向手挽着手的军人。此刻，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只得用自己的头和脸，去承受一场非战争的战争。那堵人墙微微波动着、颤抖着，显然已经承受不住超负荷的压力，像洪水前即将坍塌的大堤。

周恩来心中滚过一阵复杂的感情，他猛地推开警卫员，走下台阶，扶起一个头上还渗着血迹的战士。一道探照灯雪白的光从面前划过，冲在前边的红卫兵看见了周恩来，飞向战士的拳头停在半空中，再也砸不下去了。

处理过无数错综复杂情况的周恩来，还从没有遇到过如此复杂的场面：

一边是红领章，红帽徽；

一边是红袖章，红语录。

周恩来深吸一口气，调理一下内心里的情绪，然后大步走过去，从一个军人手中夺过手提话筒，大声向红卫兵喊话：

“你们今天一定要冲进人民大会堂，那就从我周恩来身上踏过去！”

周恩来的眼睛微微有些潮湿。他的声音在几万名红卫兵中间传送着，冲到前边的红卫兵，一个个立信了，随即似湍急的江水打了个旋，往回卷去……。

“别往前挤了，停下，停下！”

“安静，听周总理讲话。”

红卫兵冲击的浪潮渐渐平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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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红卫兵揪黑后台，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指使暗示的。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被粉碎后，所陆续披露的大量材料证实了这一点，相信关注文革史的读者也会关注这一事实，即：红卫兵只是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打狗棒的角色。狗打过了，打狗棒也就被扔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揪斗彭德怀的情况。

揪彭德怀，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最先提出来的。江青、康生全力支持，王力、关锋一哄而上。

有后台撑腰，戚本禹亲自给当时北京名噪一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打电话，戚本禹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深入，你们可以到四川把“海瑞”揪回北京。

1966年12月的一个冬夜，成都市永兴巷7号彭德怀住宅被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包围了。

红卫兵翻墙而入，宣布中央文革的指示，要把彭德怀押往北京。

北京，党中央所在地，没有什么惧怕的。身经百战、突破过敌人无数次封锁线的彭大将军，随红卫兵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12月28日，火车抵达北京，红卫兵立即向戚本禹报到。当时，戚本禹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碰头会”，他站起来，眉飞色舞地向与会者通报：“当代‘海瑞’彭德怀已由红卫兵押回北京！”

周恩来一愣，迅速在心中作出决定。他站起来，说道：“此事由我来处理，由我派人去接。”说毕，周恩来离开了会议室，亲自将彭德怀安置在京郊的一个军营里。

在当时的情况下，连陶铸、陈毅这样步步紧跟毛泽东的干部都难逃批斗、挨打的厄运，彭德怀作为人们心目中毛泽东的强硬对立派人物，其遭遇是可以想象的。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周恩来尽他的努力保护着一批共产党的干部。

彭德怀被监护后，于1967年元旦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

“主席：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彭德怀。1966年1月1日。”

这封信中有些字句的错乱，或许能证明彭大将军当时心中的惊恐情绪吧。

由于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在1966年底到1967年的上半年，彭德怀虽然被关押，但还没有受到后来那种非人道的折磨和摧残。1967年的酷暑季节，康生、陈伯达、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领袖韩爱晶等，下达了折磨摧残彭德怀的指令。戚本禹明确地说：“你们要彭德怀交待反毛主席的罪行。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

有中央文革的支持，红卫兵开会揪斗彭德怀。年近七旬的彭德怀七次被“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据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向中央文革送交的一份报告中记载：“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问韩爱晶为什么武斗，他说中央文革小组讲‘不要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太多（意不大武斗即可）’，并说总理的‘五不’指示是过时的，中央文革是最新指示。”

在一份《关于彭德怀的监护情况》的原始资料中，对彭德怀的情况有这么一段记录：

“自19日参加斗争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到22日精神稍好，起来后有点发牢骚，不断出长气……又躲在床上，但一夜未睡好。20日说：‘今天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我一下，不然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在为样一种危难的处境中，彭德怀依然忧国忧民。一天看《人民日报》，一则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天的《人民日报》上登了一条消息，说到国际市场上销售镁的情况，彭德怀浮想连翩，忍不住起身写信：

“总理：前日阅《人民日报》……因而记得去年四月到石棉矿厂（安顺场下游20公里）考察时，该厂矿渣很好，堆积大渡河两岸，未曾利用，已流失不少。此种矿渣含大量钙镁，其次是磷，还有其他矿物质。加工后即成钙镁磷肥，用于农作物的底肥是很好的。石棉矿渣（矿余）占95%，年产四五十吨，设备简单，成本当然是很低的。……此事可能被搁置。小事情本不应打扰您，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顺祝您永远健康。石穿。1967年4月20日晚。”

石穿是彭德怀的号。彭德怀信奉“水滴石穿”的哲学。他忧国忧民，身处厄境还在想着钙镁磷肥。遗憾的是，现在红卫兵也在忧国忧民，在红卫兵的忧国忧民面前，彭德怀的忧国忧民似乎太微不足道，应该让步。

2—2、破四旧

红祸弥漫

“八·一八”红卫兵接受大检阅时，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中第一次提到“破四旧”。林彪说：“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所谓“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是个很复杂的社会现象，决不是红卫兵一朝一夕能破得了的。但是北京的红卫兵并不那么认为，他们觉得破四旧容易实行，且能立竿见影。何况破四旧可以使红卫兵从校园冲向社会，能充分体现红卫兵的威风。

一开始，红卫兵破四旧是小心翼翼地试探。

从8月20日开始，一些红卫兵走上首都街头，张贴大字报，集会，发表演说，散发关于破四旧的传单。

中共中央的宣传喉舌迅速作出了反应。8月2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11期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紧接着，8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发布消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广大革命群众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在消息旁边还配以社论《好得很！》。社论中说：

“我们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

“北京解放已经十七年了，可在修正主义的前北京市委长期把持、压制下，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名，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旧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

“这是破旧立新的革命行动。闪耀着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新名称，新风俗，新习惯诞生在我们伟大的首都，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增添了无限的光彩。

“处处是革命的标志和文字，处处是革命的语言和歌声。每个街道，每个商店，每个行业，都要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宣传、执行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毛泽东思想正在照亮每一个角落。这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将使我们的首都和人民永葆青春。”

有中共中央宣传喉舌助威，红卫兵破四旧的红祸迅速向全国蔓延开来。上海、天津、杭州、武汉、广州、长沙、济南、郑州、南京、福州、哈尔滨、长春、沈阳、成都、南宁、西宁、银川、南昌、呼和浩特、乌鲁木齐等几乎所有省会城市和相当部分中等城市，也开始破四旧。新华社8月25日播发了一则新闻稿，详细报导了“各地革命小将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总攻击”的情况，并且声称，红卫兵破四旧“受到了广大工人和贫农、下中农群众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

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向红卫兵致敬！》的社论，社论中说道：

“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倒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躲在阴暗角落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接见大会上讲话。他说：“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的整个社会面貌。”

林彪的讲话，是经过毛泽东审阅的。对其中有些提法，毛泽东有另外的看法（如林彪在讲话中提出的“四个伟大”，毛泽东就持保留意见，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对卡博·巴布库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毛泽东这么说，不知是“伟大的谦虚”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毛泽东毕竟是个伟大的战略家，出于从全局着眼的考虑，他同意了林彪的讲话。毛泽东知道，经过了半年多时间的酝酿、点火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火总算点起来了，这很不容易，决不能轻易给自己点的这把火泼冷水。毛泽东要天下大乱，红卫兵的这些行动“正合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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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喉舌的推波助澜，红卫兵破四旧的“革命行动”迅速升级，抄家，砸文物，批斗黑帮，最后发展到对黑五类大开杀戒。

早在7月28日，江青就在一次会上煽动打人，她说：“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

8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转发了公安部给毛泽东、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负责公安工作的谢富治在甘肃、陕西、湖北和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有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撑腰，红卫兵就像天兵天将下凡，“破四旧去——”一声呼喊，掀起一阵红色风暴，降下一阵滂沱大雨，倾盆大雨浇打着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砸！砸它个稀巴烂！

自元朝建都以来，北京就是历代封建王朝的京城，历史悠久，文物古迹遍地都是。对于红卫兵来说，这里无疑是破四旧最好的战场。

8月20日，北京打响了破四旧的第一枪。北京市第二中学三千多名红卫兵充当了“尖刀连”的角色，他们首先冲向市内各主要街道路口，张贴革命宣言《向世界宣战》，其宣言中写道：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统统都在当破之列。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冲击着资产阶级老爷们盘踞的各个阵地，资产阶级的温床保不住了！

“‘飞机头’、‘螺旋宝塔式’等稀奇古怪的发型，‘牛仔裤’、‘牛仔衫’和各式各样的港式衣裙，以及黄色照片书刊，正在受到严重的谴责。我们不要小看这些问题，资产阶级复辟的大门，正是从这些地方打开的。我们要彻底铲除这些资产阶级的温床和苗子。为此，我们向理发、缝纫、照相等行业的革命职工倡议：港式的发型不理！港式的衣裙不做！下流的像不照！黄色的书不卖！

“我们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毁黄色书刊和下流照片。‘牛仔裤’可以改为短裤，余下部分可以做补丁。‘火箭鞋’可以削平，改为凉鞋，高跟鞋改为平底鞋，坏书坏照片做废品处理。

“我们要管。我们要管到底。我们一定要堵住一切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决不留情！”

1966年8月的北京城，仿佛是一个处于临战状态的战场，哪怕一点细微的颤抖，也会引发一场灾难性的地震。北京第二中学红卫兵贴上街头的宣言，像一颗红色信号弹，宣告红卫兵已经出击，并且抢占了制高点，形势十分鼓舞人心。被政治狂热煽动起来的红卫兵谁也不甘示弱，纷纷杀出校园，杀向社会，要在文化大革命的战斗中争抢头功。

破四旧从改名开始。红卫兵指出，北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大街上岂能容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留下的臭名字？红卫兵在市民们的配合和支持下，将商店、工厂、学校、公社等统统改成具有革命意味的名字。“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王府井大街”改为“防修路”，“光华路”改为“援越路”，“王府井商场”改为“北京市百货商店”，“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

“尖刀连”大获全胜，大兵团全面出动，大军压境。8月20日傍晚，北京市25中、63中、15中、36中等其他中学的上万名红卫兵也开始动手了。

挂了70多年的“全聚德”招牌被砸了个稀巴烂，正式换成了“北京烤鸭店”的新招牌；

“亨得利钟表店”改名为“首都钟表店”，革命职工“无不拍手称快”；

当红卫兵把沿用资本家名字命名的“顺昌服装店”改为“东风服装店”时，街道上顿时响起一片掌声，革命群众齐声高呼：“东风压倒西风！”“毛主席万岁！”……；

在荣宝斋的玻璃橱窗里，挂着一张醒目的大字报，标题为《砸碎荣宝斋！》大字报署名为“抗大美术学校（原中央美院附中）红卫兵”，其文中称：

“‘荣宝斋’是个黑画店！几十年来，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为资产阶级小姐、少爷、太太、老爷服务，为封建地主阔老阔少服务，甚至于甘当洋奴才，为外国的大资本家吸血鬼服务。一句话，就是不为工农兵服务，不为社会主义服务。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头子邓拓是你们的大老板，老主顾！黑画家‘驴贩子’黄胄就是你们的黑后台……你们这里已成了黑帮画家的交易所了！直到无产阶级的进军号角已经吹响，你们仍然在橱窗里大挂邓拓的黑字画，‘荣宝斋’完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阵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你们休想溜过去，这是不行的，办不到的。我们红卫兵坚决不答应。我们就是要把‘荣宝斋’打个身败名裂！让它永世不得翻身抬头！”

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红卫兵的这一张大字报也许算是“温和型”的。更多的大字报则会加上“火烧”、“油炸”、“砸烂狗头”、“千刀万剐”之类的咒语。

破四旧，决不仅仅停留在贴标语和街道商店改名的浅层次上，贴标语和改名只是前奏曲，只是急风暴雨到来之前掠过大地的第一阵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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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破四旧开始，红卫兵的形象变得狰狞起来。运动之初就十分激昂的政治激情经过一次次煽动，渐渐变成了歇斯底里般的大发泄。红卫兵把粗野当革命，上演一场场残暴的街头活报剧。是的，一代红卫兵在自己的悲剧上演之前，先为社会编排了一幕悲剧，这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实。

8月23日，燥热沉闷的空气似乎要爆炸一般，在“滚，滚，滚，滚它妈的蛋”的《造反歌》鼓舞下，一队腰扎皮带、头戴军帽的红卫兵少男少女闯进北京市文联、文化局大院。先冲进编辑部，把刊物、稿件撕碎；又冲进会议室，用剪刀将精神贵族们养尊处优的一张张沙发戳上大窟窿；然后翻箱倒柜，将库室中的刀枪剑戟、蟒袍罗衫等京剧戏装和道具堆积到国子监（孔庙）大院中央，遍洒汽油，纵火焚烧。火点燃后，红卫兵命令那些精神贵族们在浓烟四周跪成一圈，并用木刀向他们身体上、脑袋上砍去。

8月23日，同一天，北京体育学院“八·一八”红卫兵200多人到颐和园砸碎了释迦牟尼的塑像。

在此前后，破四旧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山东2中的红卫兵和革命教师，想到了要砸武训墓。柳林农业中学、卫生学校的红卫兵前来声援，一齐砸向坟墓，挖出武训尸体，抬尸游行，并在柳林北门外场院举行审判大会，最后将尸骨砸烂焚烧。

位于我国最北端城市哈尔滨市的名寺——极乐寺，被一群红卫兵捣毁，寺庙墙上贴满了标语，红卫兵勒令和尚们举着“什么佛经全是放屁”的大横幅在寺院门前示众，然后焚烧经书，捣毁佛陀塑像。

河南洛阳，砸掉了价值连城的龙门石窟无数小佛像的头颅。

最南端的海南岛，捣毁了海瑞墓。

进入9月，破四旧砸风更盛。据同兴撰写的《十年浩劫——京城血泪》一文记载：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被毁掉，其中大多数毁于1966年8、9月间的破四旧中。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仅从各个炼铜厂里就抢救出来各类金属文物117吨；从造纸厂抢救出图书资料320吨；从各个查抄物资的集中点挑拣出字画十八万五千件，古旧图书236万册，其他各类杂项文物53万多件。

在破四旧中，牛鬼蛇神们理所当然遭到了打骂、凌辱、抄家等无端污辱。1966年8、9月间，仅北京市被赶出城市遣回原藉者就达到85198人。在上海，从8月23日到9月8日，红卫兵抄家84222户，其中高级知识分子和教师1231户。在有东方威尼斯之称的苏州，被抄家者64056户。查抄搜缴财产中，仅图书、字画、文物三样就达17万件以上，其中包括知名人士周瘦鹃视若生命的“饮马图”、“石孚”和“裂云穿石”的三盆盆景。各地所抄出的财物，大量是生活用品，有家具、衣物、被褥、化妆品、鞋袜、毛巾、电视机、钢琴、手风琴等等，一律置放在光天化日下，任凭风吹雨打，日晒夜露。破四旧后期，这些财物大多数被作廉价处理。

仅仅一个多月，北京市抄家所抄走的黄金10.31万两，白银34.52万两，现金5545.99万元，文物和玉器61.36万件。据目击者称，每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天安门广场总是一片狼藉，在丢弃的鞋帽和红宝书中，竟然夹杂着不少的金银饰品。同样，在北京，非法没收私房52万间，其中私人自住房82230间，共有124万平方米的私房遭此厄运。

一张红卫兵的通令

破四旧的活靶子是那些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这些“封、资、修”的代表人物，人还在，心不死，必须对他们实行最严厉的革命行动。结果，除民建外，其他所有民主党派在京中央委员100余人被红卫兵斗争或抄家，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民革中央委员31人，民盟36人，民进8人，农工民主党8人，九三学社8人。工商联仅在8月24日下午被揪斗者就有13人。这些民主党派在当天接到红卫兵的“最后通牒”，限期72小时内全部解散，并登报声明。第二天，各民主党派机关纷纷贴出“通告”，声称“我们坚决接受红卫兵的意见，从即日起停止办公”。

一切都像是喝醉酒的醉汉胡编滥造写成的街头闹剧，却又比任何一部最成功的荒诞剧更加真实可信。只是，看这幕剧时，谁都忍不住会有满眶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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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四闹市区附近前厂胡同的一个院落里，住着四位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唐生明，湖南东安人，唐生智的胞弟，黄埔四期出身，国民党中将，1956年从香港起义归来。唐的夫人徐来是解放前的著名影星，有“标准美人”之称，曾主演过《渔家女》等影片。

郑庭芨，海南文昌人，郑介民的堂弟，黄埔五期出身，国民党中将军长。1959年12月特赦后与家人团聚，举家搬进了古老的四合院。

宋希濂，湖南湘乡人，黄埔一期出身，原国民党中将副司令长官兼兵团司令。1959年12月特赦后，经候镜如夫妇介绍，与易吟先女士结婚，搬进该院中安度晚年。

杜聿明，陕西榆林人，黄埔一期出身，国民党中将副司令长官。1959年12月特赦后，其夫人曹秀清从美国绕道瑞士返回北京，与杜聿明团聚，并决定在此长期定居。

在中国现代史的风风雨雨中，这四个人的身影颇为引人注目。他们经历了太多的沉与浮，现在的职务有的是全国政协委员，有的是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开会，学习，撰写史料，成了他们后半生的主要事情。四个人在同一个单位，同一个办公室上班，由政协按月发给工资。工作学习之余，他们在院子里栽栽花，种几株果树，体味着昔日军戎生涯中难以体味到的清静和幽雅，日子过得也还算有些韵味。

突如一夜寒风来，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再一次打破了他们的宁静。

从5月起，政治风声便越来越紧，他们心上那根无形的弦也就越绷越紧。各种小道消息使他们忐忑不安，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夹起尾巴做人”。上班时在机关埋头工作，下班后各自回家，关上门，决不多说一句话。

破四旧了，红卫兵杀向社会，令人心惊肉跳的残酷斗争开始了，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终于，有一天下班后，他们看见大院的门口贴着一张红卫兵的《通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