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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落榜后，他开始自学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从线装古书《史记》、《孙子兵法》到《新约》、《旧约》，他都去读。

1960年底，他响应政府号召，去京郊红星公社当了个农业工人。尽管那里条件艰苦，但他仍忘不了不断吸取知识。在集体宿舍里，自制的床头灯和土台灯出现了，新的探索也开始了。

1963年，他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处女作。其影评文章《蘑菇碉堡和菜花老人》、《评影片〈刘三姐〉》虽然只在报刊上占了很小一个位置，但他内心里的喜悦是难以言表的。多少次退稿后，现在终于有人开始赏识了，他为之一振。高考落榜的阴影渐渐消散，他似乎又看见了新生活的一缕阳光。

1964年，遇罗克从京郊农村返城，进工厂当了个学徒工。此时，他除了仍坚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外，还自修俄语和日语，在知识的领域中孜孜不倦地探求。

然而，无情的历史却在前方设置了更大的不幸，像只凶猛的野兽，正等待着这位二十多岁的戴眼镜的文弱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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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抛出了《评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翘起大拇指，夸姚文元是“红秀才”。作为在北京工厂最底层当小学徒的遇罗克，当然不可能知晓其内幕和背景，仅仅凭直觉，他嗅出异常的味道，提笔写下了《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两篇文稿，分别寄给《红旗》杂志和《文汇报》。

《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被《红旗》杂志社退回来了。遇罗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一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

另一篇文稿《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在1966年2月13日的《文汇报》上登了出来，然而，遇罗克很快发现，从版面的编排上对他很不利。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文章俨然是工人的农民的反面教材了。但是，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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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大革命被逐渐发动起来，进入1966年5月以后，局势变得明朗了。遇罗克发现，他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那篇文章，已经将自己置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上。

到了1966年8月，破四旧兴起，北京市抄家风甚烈，遇罗克敏感地意识到，他平时记下的日记和读书笔记一旦落入抄家者手中，自己的厄运将可想而知，也许还会株连九族，牵累家人。经过一番痛苦的决择，他将自己心爱的日记和读书笔记全部付之一炬，只留下那本蓝皮的“北京日记”，舍不得烧。因为那是他近期思想的精华，是他思考得较成熟的那部分。

遇罗克想起了自己已懂事的小妹遇罗锦，他找来了小妹，告诉她自己的打算，希望她成为这些日记和读书笔记的唯一读者，成为最早了解自己思想的人，并希望她帮助藏匿那本蓝皮封面的“北京日记”。

然而在藏匿“北京日记”时却出现了痛心的失误。那天晚上，遇罗锦四处寻找，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放心相托的人，天黑了下来，她情急之下将那裹着日记的花布包藏放在她从未见打开过的文化宫大门内侧，准备第二天来取走，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可是第二天，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广场上人潮滚滚，水泄不通。北京市很多地方实行戒严。到下午戒严取消后，她赶到文化宫时，只见那打开着的大门空空荡荡的，像是张开的一张巨大的口，在无情地嘲笑着她。她遍地寻找，哪里还有什么花布包的影子？

遇罗锦回到家里，在父亲“愚蠢，真愚蠢！”的责骂声中，她轻声啜泣起来。她很清楚，自己犯了多么大的过错！“北京日记”中写着哥哥对姚文元、陈伯达等人的看法，写着哥哥对社会的种种批判。

她在惊恐万状之中，遇罗克走过来，只轻轻说了一句：“小妹，我不怪你。”说完，遇罗克默默走回房间去了。

那本蓝色封面的“北京日记”被一个红卫兵拾到了，他交给一家派出所。警察翻看日记内容，无异于爆炸了一枚重磅炸弹。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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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月23日

完成一篇约3000字的评论，《从马克思的一封信想到的》，借题批判近来报刊上显赫一时的姚文元的机械主义观点，他反对吴晗的《论海瑞》，认为历史上无所谓清官。

2月6日

《人民公敌蒋介石》系陈伯达所作。……但陈亦不可称高明理论家。其颂毛为“智勇双全”、“弥天大勇”，足令人齿寒……依陈的推理，毛岂不成了“独裁者”了吗？人民的力量何在呢？当然，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主编《红旗》，诚大难矣！

2月7日

我为什么要读逻辑著作呢？因为姚文元等人的文章，之所以得出谬误的结论，其逻辑错误必为原因之一，故读此以批判之。

2月10日

寄去《红旗》的《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给悄无声息地退回来了。报纸上一些无聊的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上面划得满是大杠杠、小杠杠，我重读了一遍，又给日报寄去了。

2月15日

……买来《文汇报》（13日）一看，果然有我的文章。发表一篇文章真是难得很！……整个版面的安排对我也纯属不利。我的文章俨然成了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凭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分删得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也还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没有把我逼垮，难道我还有可顾虑的吗？天下之大，谁敢如我般全盘否定姚文元呢？那些折中的文章，名为否定实为肯定的作者，可有我的态度鲜明、立场坚定？

这时候，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甚至想，如是《北京日报》发表我那篇《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就更好了。……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5月10日

大力批判邓拓，必有更高级的人物倒了霉。

5月13日

文化大革命，闹得不可开交。都是“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言又都一个调门。我想这次假如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上说姚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身上了。

6月4日

市委易人……大家当然都拥护中央的决定。看来，要是中央易人，大家也同样会敲锣打鼓的——热情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学校大哗，每个学生都仿效北大七同学，给领导刷大字报。所谓北大七人的大字报，也无非骗局而已。

6月12日

晚上看到受批判的电影《红日》。这么一部深受束缚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为里面有些东西是真实的。今天要求的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这确实能够蒙骗一部分没有实际经验的知识分子。……但是，在事实面前，当权者永远觉得会有压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这么不正常，即可以作为明证。

6月26日

读《中国散文选》，是五四诸家选本。……五四是出人才的时代，而今天的文化大革命是没法比拟的。

7月18日

读完《五四小说选讲》。能够自由地阐述自己思想的作品是有出息的作品。非如此就不能真实地刻划一个时代的面貌。由此看来，今天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较之五四时代，真是相形见绌了。

8月5日

近来听说“红卫兵”！亦即中学生，身穿军人服，戴袖章……都是革干子弟。今天给我们送来一张大字报，“资产阶级狗崽子”等词出现了好几处。说有人对他们行凶了。谁敢呢？这都是流氓把戏罢了……实在太嚣张了。

8月21日

这个星期着力与出身方面的论文，改名为《略论家庭出身的几个问题》，这几天所以搁笔，是因为毛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过份攻击红卫兵的话只得不说了。

8月23日

去王府井，果然不成样子，各种纸条贴满了墙壁，门面完全被砸了。据说，红卫兵砸了人的家，理由是没有主席像，或在像后面放了别人的像，他们翻到翻译小说就烧掉，好一个焚书坑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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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的角度看，遇罗克的这些日记无非是说出了一点内心里的秘密，可是在长期残酷政治斗争的挤压下，人们的内心世界变形了，能说点真实想法的人太少。而且，从常识上说，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是作者自己同自己的谈心，别人无权干涉。

但是在政治并非修明的时代，阳光被强行垄断，真理成了某些人的专利。在经历了1957年反右那样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成了缩头乌龟，小心翼翼倦缩在一个并不坚硬的“硬壳”里。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起来，一场大风暴在即，习惯于缩头的中国人更是将头死死埋下，并美其名曰：以静制动。

遇罗克这时候出头，无异于飞蛾扑火。飞蛾扑火是为追求光明，却只能落得个烧得焦糊的下场，这是中国人一场永远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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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事件发生后，遇罗克被他本厂的一帮红卫兵带走，在学习班里检讨批评。

风波渐渐平息，如果遇罗克就此放弃他的探索，那么他完全可以活下来，在中国后来兴起的思想解放浪潮中充当一名勇敢的冲浪者。但是他没有停下来，即使前面是带血的刺刀，他也迎着寒光闪闪的刀尖勇敢地走上前去。

随着运动的升级，红色恐怖之风越刮越猛，一些饱受岐视的狗崽子们，连最基本的自下而上权也被剥夺。当遇罗克听说北京大兴县对黑五类及其子女大开杀戒，甚至连出生才38天的婴儿也惨遭杀害的消息时，他震惊，他愤怒。

闪烁的眼镜镜片后面，他的眼睛因痛苦而微微闭上，心在抽搐，滚过一次次阵痛。小时候他看电影《流浪者》时，为拉兹的不公正命运掉过眼泪，如今他为自己国家千百万拉兹掉眼泪了。难道说“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

“鬼见愁”对联的出笼和“血统论”的全面泛滥，促使遇罗克迅速站到了斗争的最前列。他把自己的生活费用压缩到最低限度，从每月的18元学徒工资中节约出钱来，买蜡纸、钢板、铁笔和白纸，将洋洋万余言的《出身论》刻印出100多份，署名为“家庭问题研究小组”，分头寄给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然后大量张贴在北京街头。在传单贴出的地方，总是围着大群的人群，议论纷纷。

《出身论》指出，“鬼见愁”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说穿了，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认为老子超过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因为，每个人都是“稍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具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领导的教导，报纸、书藉、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薰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如果按照对联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相反，“人是能够选择自己前进的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真的承认内因起决定作用吗？那么，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什么都强大。”遇罗克在文章中呼吁：“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

《出身论》还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了“血统论”对青年的影响和伤害，特别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压抑和打击。“不少大学几乎不招黑七类”，社会上有“禁止黑七类串连的，有用出身问题攻击敢于写大字报的同学的，有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战斗组织的，有借出身问题挑动群众斗群众折……这些大家都不感到意外，可见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是常事……在工厂，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出身好的……农村中，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财会、行政、保管等各项工作，也不能外调……”文章希望大家行动起来，努力“填平这人为的鸿沟”。

用《出身论》来抨击“血统论”，对于那些生下来就低着头的狗崽子们来说，无异于一声惊雷。他们在一望无边的沙漠中跋涉，忽然看见了一丛绿树、一口清水井，他们多么欣喜！然而心里头也隐隐有一丝担忧，担忧暴虐的烈日会毁掉那丛绿树、那口清水井。

《出身论》的文章出现后，人们争相传抄，纷纷议论，影响迅速波及开来。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王建复等人，为《出身论》的观点和论证深深折服，按照油印稿上的联络地址，他们找到了作者本人。

遇罗克和他们握了握手，然后请入陋室就坐。遇罗克说，他开始《出身论》方面的思考，源于他的出身和个人不平静的经历，也源于他对各个学科知识的不断汲取。他之所以取名“家庭问题研究小组”，是因为他不喜欢战斗队之类的名字，而启用这个名称，是希望能启发全国亿万个家庭，愿每一个家庭都能认真思考，研究一下出身问题。

一番交谈，牟志京、王建复等人对遇罗克的崇敬之情又添了几分。经过商议，决定对《出身论》稍作修改，删掉某些太露锋芒的言论，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的名义，向全社会推出。

短暂的筹备和忙碌后，《出身论》在《中学文革报》上登出，首期3　　份被一抢而空。有一次，遇罗克的小弟弟遇罗勉在卖报时，发现买报的队伍有骚动，为避免被哄抢，亿收了摊，抱着未售完的《中学文革报》就跑。跑着跑着，一回头，后面跟着一长队想买报的人群。

和传播谭力夫的讲话一样，《出身论》迅速向全国范围内幅射，引起了一阵阵强烈的反响。

在此期间，为《中学文革报》所设的接待站也异常繁忙。记者、工人、学生等纷纷来访或索报。50年代以来一直不敢涉及的出身问题，现在被公开捅到了社会上，并且有人站出来公开为出身不好的“贱民”说话，使不少“贱民”受到了鼓舞，感到振奋。来访的人群中，那一张张焦灼痛苦的脸，使遇罗克也感到痛苦。他不断出击，先后在《中学文革报》的后几期上，发表了《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文章，对“血统论”作了系统的批判。

坚持“血统论”的人，对有人胆敢如此大胆的公开挑战，感到怒不可遏。经常有人叫阵，点名要同遇罗克辩论。每每有“血统论”观点的大群人，围着遇罗克辩论，进行口舌围攻。但是每次都被遇罗克雄辩的能力所遏制，被支持《出身论》观点的另一派群众解围。

在辩论台上，遇罗克像是真理的卫士，词锋犀利，言辞中处处闪烁着智慧的火花。他有时候轻松地一笑，幽默地说：“我甚至不屑于同谭力夫之流辩论。因为辩论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人污蔑的过程。这样的辩论的最好结果，无非说明他们不是个混蛋而已。”有时候，他又会异常严肃，脸色铁青地论证道：“‘鬼见愁’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处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

遇罗克还不知道，他的面前，是一场更加严峻、更加残酷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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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为数不少的《出身论》的支持者——包括遇罗克本人，都曾天真地希望毛泽东能读到这篇文章。他们的“希望”并非凭空而来，在“八·一八”大检阅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之后，在毛泽东亲笔写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信之后，《出身论》的拥护者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希望”。

在他们尚且纯真的心灵中，毛泽东看过这篇文章后，一定会奇迹般地“表示热烈的支持”。因为，据说毛泽东家庭出身也是富农，毛泽东一定会同情、理解他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子女。

基于这种“希望”，遇罗克曾先后5次给毛泽东写信，呈上洋洋万余言的《出身论》，并为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他要求给一个机会，让他向中央汇报《出身论》的写作依据，阐述《出身论》产生的社会背景。

信一封封发出去了，他和同伴们耐心地等待着。

然而奇迹始终都没有发生。

倒是等来了另一个坏消息：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表态：“《出身论》是大毒草，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戚本禹的表态，宣判了《出身论》的死刑，遇罗克随时都面临被“专政”的危险。

面对冷酷的现实，遇罗克无声地低下了头，他失败了。真理又一次输给了邪恶，又一次输给了权势。他的失败，意味着正义被污辱，意味着亿万出身不好的“狗崽子”将坠入更黑暗的深渊。

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遇罗克写道：“无论怎么讲，围绕《出身论》的斗争，我是失败的一方，也许是‘光荣’的失败，也许是‘暂时’的失败，但归根到底还是失败。”但是“这个问题终究是会解决的。把一部分人的尊严建筑在另一部分人的侮辱之上，是不合理的。这种尊严是维持不住的，这种手段也是不能奏效的。”在给另一位友人的信中他写道：“我们不是阴暗角落里的跳蚤，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事都那么脉络分明。整个一部历史，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即使将来真相会大白于天下。”

他已经预感到了前途不会平安，遇罗克坦然地对伙伴们说：“把一切都放到我身上好了，你们不必去承担什么，因为那样也不会减轻我身上的罪名，反而只能给你们自己找麻烦。”

中央文革不相信《出身论》会出自一个20多岁的青年工人之手，他们怀疑在遇罗克的身后一定有背景，有黑手操纵。于是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方法，跟踪、盯梢、邮件屡屡被检查。凡是与遇罗克有关系的人，也一个个遭到了各种各样的审查和“帮助”。

在被捕的前几天，遇罗克在一则日记中写道：“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索真理之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我要做一名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1968年元旦，新年带给遇罗克的是一份黑色的礼物。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亲自批准逮捕了遇罗克；1月5日，一辆囚车开过来，在阵阵凄迷的警笛声中，遇罗克被投进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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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最优秀的儿女，被共和国剥夺了所有的权利。历史就是这么无情。历史就是这么辛酸。历史就是这么沉重。

遇罗克却依然那么执着，他还是坚持他的真理。

在狱中他说：“历史是会评价我的功过的。”

是的，历史总有一天会把这所有的一切重新评说。但是很多人等不到那一天了——比如遇罗克。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指控犯有“恶毒攻击罪”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罪”，“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决死刑，立即执行。”

一声枪响，大地也在抖动。

追求真理，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难怪在这个国家追求真理的人总是少得可怜。

为追求真理，失去生命的何止遇罗克一人！在北京，一名少不更事的少年因为贴了张“《出身论》作者永垂不朽！”的标语，被判处8年徒刑；受《出身论》的感召而与遇罗克联系过的人，被定为“遇罗克反革命集团”成员，横遭迫害；北京市地质学院附中女学生郑小舟，珍藏并宣传《出身论》，公开提出18个问题向中央文革挑战，最后身陷囹圄，惨死狱中……。

现在已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人为此付出过代价了。

悲凉吗？惨痛吗？当然是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样悲凉、惨痛的人间戏剧何其多，遇罗克的悲剧，只是无数幕悲剧中的普通一幕。

让我们以生者的名义请求历史记住：人类曾有过这黑暗的一页！人类不应该再出现这黑暗的一页！

3—3、老红卫兵失宠

“联动”诞生前后

“血统论”与《出身论》经过一番厮杀，两败俱伤，谁也没逃脱掉失败的下场。伤虽伤矣，但程度仍有所不同。当遇罗克用鲜血和生命祭奠了《出身论》时，《出身论》事实上已经粉身碎骨地入下阵来，在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恐怕再也没有谁有勇气去重新举起这面浸满鲜血的大旗了。而“血统论”的受伤，只是伤在表皮上。在有数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血统论”有根深蒂固的基础。刚在文化大革命中兴起的红卫兵运动，更是同“血统论”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随着谭力夫被批判，从表面上看，“血统论”开始遭人唾骂，然而在人们思想深处，“血统论”依然牢固地占据着原先的地盘，一时半会肯定不会退出。在这种背景下，实际存在的血统论，被批判的“血统论”以及潜伏在人们思想深处的血统论，三者扭结在一起，以三种变形的形式各自发展着。

“联动”的诞生，便是其中一种形式的发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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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四旧后，开始大串连。牛皖平，北京大学附中一位品学兼优的高材生，约了几个红卫兵战友去外地开开眼界。这位天真的学生预备党员，以一腔热诚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真挚地向往全国都能成为一所“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在大串连途中，他甚至还和红卫兵战友在一起商议过，是不是把北大附中搬到东北或内蒙古，搞成半工半读、半牧半读的学校呢？

很快，现实和理想发生了冲突。在牛皖平和他的红卫兵战友所到之地，“炮轰”不断升级，省委、市委的各级领导班子基本瘫痪，党委和党委负责人纷纷落马成了黑帮……。

如果说这一切还能容忍的话，回到北京之后，他们亲眼看见自己的父母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造反带来的灾难已经降落到了他们自己的头上，他们原先“红色贵族”的地位正在动摇，甚至还有可能坠入社会的最底层，成为连云黑帮后代，成为新的“狗崽子”。

他们愤怒了。他们突然清醒过来，共和国的危机和自身的危机纠缠在一起，使他们卷入漩涡之中。他们开始了一轮新的思考和战斗。

这些敏感的老红卫兵们，即使在愤怒之中也没有忘记斗争策略。他们中间，有着极其复杂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条条根脉甚至可以把他们同中南海直接联系起来。从各种途径，他们已经听出了中央有两种不太一样的声音。

他们得选择其中的一个声音。他们知道，如果中央的两个声音都不支持他们的话，他们的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

在喧嚣的声浪中，他们的耳朵在搜寻着。

10月22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红卫兵多数派代表时说：“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在另一次接见全国红卫兵的会上，周恩来又说：“是不是所有的领导机关都是黑帮呢？我们，你们，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看的。对于任何一个问题都要一分为二。犯了路线性错误而没有实际的反党行为，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一般犯错误的人不能采取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态度。”

陈毅大声疾呼，仗义直言：“有人要搞垮我们党，我们要警惕他们的阴谋诡计！”

叶剑英说：“有的干部心脏病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还不让人家走。我对这件事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

徐向前说：“我们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要开得动。”

周恩来和几位老帅的讲话使老红卫兵兴奋不已。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们的信心，鼓舞了他们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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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正酝酿一项重要的决定。参加会议的是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工业大学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他们大多数是革干、军干子弟，历史的使命感和严峻的现实使他们紧紧地抱作一团，努力要形成一只铁拳头，准备朝他们认为应该打击的地方打过去。

“联动”成立之后，所办的会刊名为《准备！》，鲜红的封皮上写着血淋淋的“准备”二字，准备什么？封面下方是一片空白，只有“准备”二字后边拖着个巨大的惊叹号，像虎视眈眈的炸弹悬在半空中，随时“准备”落下来爆炸。

11月27日的会议是由牛皖平主持的。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当前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会议开始后，气氛渐渐热烈起来，共同的遭遇和相同的命运使老红卫兵们的话题集中到了一点：

“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党中央，对它有意见为何提不得？”

“现在谁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这岂不是国民党作风？”

“我们中学红卫兵应该联合起来，和蒯大富、聂元梓之流干到底！”

此建议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会议室里几十个人的一致响应。

关于这个组织的名称，会议上进行了一些推敲。有提议叫“红卫兵第四司令部”的，以示与蒯大富的“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相抗衡；也有的提议叫“造反兵团”，意思是要再造一次那些一窝蜂出现的造反派的反。经过协商，大多数人赞成用“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字，并且在前面加上“首都中学红卫兵”的字样，和大学红卫兵有所区别。

会议还决定，“联动”的组织机构采用集体协商的办法，由各校派出一名联络员主持常务工作，总部设在北大附中，总联络员由北京工业大学附中红卫兵于增寿担任，组织工作由北京石油学院附中负责，并委托北大附中红卫兵宫小吉起草《“联动”宣言》。

经过几天的筹备，12月5日，“联动”宣告正式成立。当天夜里，“联动”成员冒着刺骨寒风倾巢出动，四处张贴标语和《“联动”宣言》。北京工业大学附中邹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成了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这幅标语，发出了向中央文革进攻的信号弹。此时《“联动”宣言》已经撒遍了北京城，在这份宣言中他们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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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

本委员会誓死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为了粉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时刻准备施行必要的行动。

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夺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

它，威胁着我们！

只有一条道路：拉起队伍来，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革命的权利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的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联动”成立，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刷几条标语，散发几摞传单。12月6日，也就是“联动”宣告成立后的第二天，牛皖平带领十几个“联动”成员来到蒯大富控制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点名要求辩论揪斗老干部的问题。

“联动”成员大多有背景，是“红色贵族”，在文革初期他们秘密成立红卫兵组织，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更是出尽了风头，有浓烈的优越感。可是那些大学中的红卫兵更非庸常之辈，他们是在人生道路上经历了种种拼搏之后，才跨进大学门槛，考进高等院校的，他们并不把“红色贵族”怎么放在眼里。

在大门口，牛皖平等“联动”成员即遭到几十名大学红卫兵的围攻，眼看寡不敌众，牛皖平等人只好夺路而逃。

习惯了凯旋归来，又岂能容忍这般近似耻辱的失败？第二天，“联动”再次派出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农业大学附中20余名红卫兵，来到“三司”所在地。谁知道，对方竟用电话迅速调集了上千名红卫兵，将“联动”成员团团围住。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对“联动”这样一个新出现的红卫兵组织，周恩来从一开始就关注着。从理智上讲，他希望这一批“红色贵族”在文革的风雨中迅速成长，共和国需要这一代人快点成熟；从感情上讲，他更是与这些“红色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联动”成员的父母，有许多是他的老同事、老部下，他有责任帮他们一把。但是，面对文化大革命这样极其复杂的局面，他自己也得步步提防。红卫兵中派性已经产生，明显支持“联动”一派，等于否定另一派，甚至有可能挑动两派大动干戈，这是周恩来极不愿意看到的。另外，“联动”所攻击的目标是毛泽东所依赖的中央文革小组，支持“联动”，等于将自己置身于毛泽东的对立面，这更是周恩来不愿意的。何况，“联动”成立前后，其前身主体“西纠”、“东纠”等红卫兵纠察队组织大搞“红色恐怖”，打人抓人甚至杀人，在北京城的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些过激行为，周恩来无论如何也是不赞同的。

但是处理过无数复杂场面的周恩来，意识到两派冲突如不及时调解，将有可能酿成大乱。因此在得知“联动”成员被围困的消息后，他立即派出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前往调解。

“三司”上千名红卫兵，怎能让周荣鑫轻松地将20多个“联动”成员带走？在周荣鑫的耐心劝说下，直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钟，他们才勉强同意放人，并要求得到明确的答服：“联动”不得再来冲击“三司”总部。

与此同时，12月7日，在民族文化宫，廖承志主持的“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筹备会上，“联动”又与“三司”发生了一场冲突。

冲突的焦点是联欢会的主持权。“三司”红卫兵代表提出，联欢会应由他们来主持，而“联动”代表马晓军等人则坚决反对，双方为此争执不下。

作为筹备会的召集人，廖承志的倾向性是偏向“联动”一边，“三司”红卫兵发现蛛丝马迹后，先是提出严重抗议，然后退场。

时间已是深夜，民族文化宫恢复了以往的宁静。廖承志将“联动”成员引到他自己的房间，要作促膝长谈。

“联动”成员，其父母有着辉煌的历史，文革初期秘密组建红卫兵，他们也有着辉煌的过去。没想到全国人民都起来造反了，他们感到失落，眼下四处受挫，他们更是感到委屈和辛酸。此时，他们围着廖公，心中的不平和忿懑算是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地方。

廖承志听着听着，一声长叹，说道：“总理是理解你们的。”

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几个年轻人眼里，有泪光闪动。

廖承志深思一会，继续说：“你们要懂得，作为一个革命者，在革命高潮时应该跟着党，在受到冤枉委屈时，也要跟着党干革命。我从小参加革命，可是到了革命队伍又遭到不信任，长征时我是戴着手铐走过来的。后来是总理救了我。希望你们要以革命利益为重，经得起斗争考验。现在我白天挨斗，晚上还会见外宾……”

说到这儿，廖承志脸上苦笑一下，停住了。

停住，是因为有人敲门。

门打开了，两名身着便衣的《解放军报》记者走进来，亮了亮记者证，坐下，要求旁听。

“联动”成员感到突然，当场有几位站出来，坚决要求那两名记者退出会场。

廖承志摊开双手，耸耸肩：“既然孩子们不欢迎你们，你们就请出去吧。”

“我们是搞内参的。”其中一名记者说。

“内参，我们自己会写。”廖承志说。

“你？”说话的那个记者怀疑地打量着廖公。

“年轻人，我当新华社社长的时候，这个世上还没有你哪！”廖承志说着轻轻笑了。

这件事，给廖承志惹下了祸端。

当天晚上的后半夜，廖承志刚刚上床，突然被一阵急骤的电话铃声惊起。

电话是江青打来的：“你连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都敢撵，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

廖承志想申辩几句，对方“喀”地一下将电话挂死了。

两天后，12月9日中南海小礼堂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发难，就轰走记者一事逼廖承志作检讨。从此，廖承志被“打倒”了。

廖承志的倒台，使“联动”成员眼中的希望之光又暗淡了几分。他们预感到，廖承志的倒台，意味着中央文革已开始向周恩来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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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中央文革的反击非常迅猛。

12月16日，北京市中学红卫兵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上，重点批判了“鬼见愁”对联，批评了“西纠”、“东纠”等红卫兵纠察队的过激行为，并决定解散各种红卫兵纠察队。

江青在大会上发言。她点名批评了国务院正副秘书长周荣鑫、雍文涛，说他们是保守组织的后台，要他们低头认罪。提到“血统论”时，江青轻蔑地说：“血统高贵？是什么东西！”

周恩来也出席了这天的集会。在主席台的一侧，从不抽烟的周恩来拿起了一支香烟，默默吸着，神色十分严峻。

会后，公安部对红卫兵纠察队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捣毁据点，严惩“首恶分子”，囚车拉着警报，凄厉地驶过大街小巷。

老红卫兵开始失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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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岁诞辰。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意，这一天，老红卫兵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匆匆谢幕。悲壮的尾声，成了他们献给最高统帅毛泽东的生日礼品。

这天，“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会议由北大附中周春英主持，清华附中等4个学校的“联动”代表就运动以来本红卫兵组织的成绩和缺点作“破私立公”发言。

台上，麦克风将“联动”红卫兵代表的声音传遍会场，不时被一阵阵掌声打断。

但是就在发言过程中，一份份署名“红后代”的传单从红卫兵头上纷纷扬扬落下，会场上起了一阵骚乱。抢到了传单的，脸上满是兴奋；未抢到传单的，伸长了脖子四处打听。红卫兵三五成群，围在一起热烈地议论，会议暂时开不下去了。

石油学院附中“联动”负责人马晓军、贺邯生等人，索性走上主席台，向大家宣读这份口号传单：

“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

话音落地，会场沉默了一会，接下来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再往下念传单，每读一句，会场就会有一阵巨大的反响。

“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干、军干子弟的行为！”

“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郐子手‘三司’！”

“沉默就是死亡，战斗就是生存！”

“揪出‘三司’后台，抢毙‘三司’后台！”

“反对乱揪老前辈！”

马晓军将中气运得足足的，每念一句口号，他都要停顿一下，台下异口同声叫一个“好”字，震得整个会场都在抖颤。当台下的喧哗声渐渐平息下来，马晓军才接着念下一句口号。这个情景，像俄国作家肖霍洛夫在《静静的顿河》中所描述过的高加索兵营中的一组镜头。

当马晓军喊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这句口号时，全场几千人愣住了，一秒，两秒，三秒……突然，仿佛平地里卷起一团风暴，掌声大作。“联动”红卫兵们发疯似的蹦起来，跳到桌子上、椅子上，拼命鼓掌，大声叫好，鞋子、帽子、头巾、传单等物件抛向空中，在圆形屋顶下飘舞着。不知谁弄来了鞭炮，噼哩啪拉，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在剧场中炸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