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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老红卫兵的血液像火一样燃烧着。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也有头脑还清醒的部分红卫兵意识到，在这种时候，过激的行为可能导致更严重的事端，会把“联动”引向彻底毁灭。

在秦晓鹰、马利所采写的报告文学《老红卫兵梦呓录》中，当年的“联动”成员、北京市八中老红卫兵计三猛有这样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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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大会是一部分老红卫兵准备决一死战的宣言。我意识到了一种危险性，我觉得过激的行为可能导致不幸的后果，立即上台发言。

我对有些过激的口号表示不赞成，说道：“我们不能以自己的境遇为出发点，一旦失宠就牢骚满腹……”

我的话，激起听众们极大的不满。台下骚动着，大声喧哗着，把桔子皮、饼干直往台上扔，同时大声叫喊着要我滚下台去！

“你是干什么的？”

“哪里来的狗崽子！”

“你是什么出身？”

“滚下去！滚下去！……”

有的红卫兵一边喊口号，一边从主席台两侧往上冲，想抢走麦克风，不让我继续往下说。还有人叫着要把我从台上摔下去。我一点也不惊慌，这是革命中司空见惯的场面了。

我们西城区的红卫兵纠察队抢先冲上台来，他们手挽着手，组成一道人墙，把我围在中间，保护着我继续讲演。

我当时的发言，完全是即兴的，没有任何准备。我们是接到“联动”大会的通知以后来参加会议的，但会议的具体内容我们完全不知道。我想尽力阻止过激行为，以防止老红卫兵全军覆没。也许我的发言太理性化了，成了浇向大会的一盆冷水。历史证明他们是对的。他们以切身体验，以直觉感受到中央文革一伙人的错误，这些人正是后来的四人帮。但是，我却是最早地预感到了危险性，我是从这伙人的淫威中预感到的。我不忍心看着同伴们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

我声嘶力竭地继续往下讲着。当我讲到我弟弟被公安局逮捕时，下面渐渐安静下来。我弟弟是35中学的初中生，他们几个红卫兵看大字报时与“三司”的大学红卫兵发生口角，被抓了起来。谢富治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名，抓了一大批对中央文革不满的老红卫兵。

接着我又谈到了我的父母亲，当时我父亲是一位局长，母亲是处长，他们都是1937年就参加了抗日的老革命了。现在他们统统被关进了“牛棚”，我们兄弟几个，每天轮流给他们做饭送饭。

这时，台下完全安静下来了。我知道，台下许多人正和我一样，他们的父母亲，也正关在各种“牛棚”里，有的甚至更惨。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情绪慢慢勾通了，我的话才慢慢进入他们的心灵。

当时，大会上所表现出的分岐，实际上代表红卫兵末期的两个流派，一种中鱼死网破，决一死战；另一种是想力挽狂澜，采取温和的渐进方式，退一步，进两步，希望把红卫兵运动延续下去。实际上，不论用哪一种方法，都无法挽救老红卫兵衰落的命运。中央文革的意图十分明确，老红卫兵的任务已经完成，他们现在可以退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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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的大会上，决心决一死战、拼个鱼死网破的观点占了上风。他们高呼口号，于12月16日、28日、31日和1967年1月6日、7日、11日先后六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在公安部的墙壁上，他们刷上“公安部执行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火烧谢富治！”等大标语。

在“联动”组织的冤家对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出版的红卫兵战报《井冈山》上，有“联动”六冲公安部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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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冲：1966年12月26日晚上，“北航红旗”将两个企图偷摩托车并行凶打人的“联动”分子扭送到公安部。正在公安部接待室与公安人员接洽时，一伙“联动”暴徒冲进了接待室，抢走凶手并打伤“北航红旗”战士。公安部的同志请双方安静下来，有话慢慢说，不要动手打人。这些暴徒非但不听，反而破口大骂，用身体冲撞公安部的工作人员，动手打一位前来解决问题的副部长，接着对其他工作人员进行围攻殴打，嚣张至极。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公安人员只得将其中打人最凶的几个拘留起来，继续对他们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拘留期间，工作人员帮助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收语录本的还发了语录本。这样，他们终于做了检讨。可是释放出来以后，却反咬一口，说公安部乱抓人。

二冲：1966年12月28日上午，“联动”调来了二三百名暴徒，强占了接待室的八个办公室，无理殴打在里边办公的同志，迫使这些同志离开办公室。他们还大肆破坏，砸碎玻璃窗、电话机，将痰盂、茶杯、墨水瓶等向公安部院里扔。工作人员在院内向他们喊话，请他们派代表来谈，却被这伙暴徒用弹弓打伤一个同志的眼睛，用石头打伤另一个同志的头部。中午，又有十多个暴徒跳进院内动手打人，当即被公安人员扣下，让他们吃了饭，又对他们作了仁至义尽的说服。他们都先后承认了错误。到下午三四点钟，在接待室的暴徒，又从窗口跳进院里，将工作人员团团围住，连骂带打。另一部分暴徒围攻一位患心脏病的女同志。该女同志当场昏倒，而暴徒不让抢救。经过两小时的努力，病人才被营救出来。这帮暴徒又闯入大礼堂，把里面的商务砸了个乱七八糟。他们在礼堂里野驴般尖声吼叫：“高干子弟要掌权！”“打倒‘三司’！”“打倒公安部！”“抢毙‘三司’后台！”“中央文革支持‘三司’乱抓人！”“公安部权力下放！”等反动口号，并撕下墙上的毛主席语录，把一些反动口号涂在墙上。这天半夜，一位副部长要找他们谈话，他们拒不理会，反而大骂什么“狗崽子”、“混蛋”等，把副部长赶出礼堂。第二天，即29日早上，他们把被扣押的两个打人凶手抢走，并将三个公安人员用绳子绑架到礼堂，进行围攻、谩骂。有一个同志被他们用绳子勒住脖子，差点儿咽气。他们还把装大便纸的篓子扣在工作人员的头上。30日，革命工人、学生前来支援公安部，他们才陆陆续续溜走了。

三冲：事隔一天，即12月31日，“联动”又纠集近百名暴徒，再次冲击公安部接待室，强占了两间办公室，工作人员请他们派代表来解决问题，他们置之不理，并动手析人，当场推倒一名女同志，踢伤一名男同志。经公安部同志耐心说服，他们到1月1日下半夜才灰溜溜地逃掉了。

四冲：1967年1月6日上午11时左右，“联动”纠集100多名暴徒第四次冲击公安部。这次他们公然从公安部大门冲了进去，在里面大撒反动传单，写着什么“活着干，死了算”、“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等，。以后又冲入礼堂，于次捣毁礼堂的设备，包括电话机、配电室等，并在礼堂内点燃鞭炮，涂写反动标语。第二天早上，公安部广播室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广播出去，他们着慌了，企图捣毁广播室，但没找着，便到处割电线、砸喇叭。他们又想冲进南大楼，没有得逞，转而进食堂，把食堂四五十斤粉肠和五六十斤猪头肉抢吞一空。他们一边吃一边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革命行动”，“他妈的，公安部的猪头肉真好吃。”以后，革命群众闻讯赶来，这伙暴徒谎称总部来电话要他们回去，一溜烟地仓惶遁去。其实，电话早被他们砸坏了。

五冲：一天之后，他们又一次纠集五六百人，带着菜刀、匕首等凶器企图冲入公安部。他们一路上大喊“打倒‘三司’！”，甚至喊“打倒江青！”由于不少革命群众闻讯自动赶来保卫公安部，“联动”的企图没有得逞。但他们竟将“二踢脚”装上铁钉，向负责守卫公安部的解放军同志脸上扔去，使好和个战士受伤。

六冲：1967年1月11日，他们再次纠集五六百名暴徒第六次冲击公安部。这次自动前来保卫公安部的革命群众更多了。“联动”没有冲成，居然还无耻地向公安部提出了所谓“最后通牒”，临走时还喊出“油煎江青！”、“打倒周恩来！”、“打倒陈伯达！”“刘少奇万岁！”等极端反动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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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份材料出自红卫兵小报，而且出自“联动”对立派的“井冈山兵团”之手，其倾向性显而易见。但是它所记载下来的事件经过，据参加过冲击公安部的“联动”红卫兵回忆，基本上还是比较客观真实的。

“联动”六冲公安部，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也是一段难忘的记忆。岁月沧桑，流走了多少时间，但那一段记忆却始终被保存在心灵的深处。现在回忆起来，他们对自己年轻狂热的过去，有一种不敢辨认的感觉。

他们臂戴红袖章，骑着自行车，疾驰在大街小巷，高喊各种口号，竭力发泄心中郁积的怨愤和不满。在老红卫兵集中的校园里，他们的情绪更是找到了发泄口：撕毁图书，砸烂教学仪器，劈掉课桌的椅子取暖，或者以各种物质修筑工事、营堡……。

这是一种撕裂自己伤口的作法。这种作法的结果不但不能止痛，还会带来更剧烈的惨痛。

就在这样一种绝望的情绪中，失宠的老红卫兵迎来1967年。

元旦这天，部分“联动”成员困兽犹斗，以中共中央革干子弟、中共北京市委革干子弟、国务院革干子弟、人大常委会革干子弟、中央军委军干子弟、国防部军干子弟、十六省市委革干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中央秘字[003]号《通告》。《通告》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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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1966年10月1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挥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的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2、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产生的各种反动造反组织。

3、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4、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5、保卫党的各级优秀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

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

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

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参加。

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行动指示。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她的成员要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恶劣影响，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我们一定要英勇、忠实、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种工作，迎接大反攻的到来。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血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无数的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英勇地就义牺牲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女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的啊！人民盼望着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作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全人类和所有的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流鲜血，受迫害有何所惧！我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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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谢富治讲话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1月31日出版发行的《红旗》杂志1967年第三期，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文中明确指出：“对反动派，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

在此前后，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给“三司”红卫兵一位负责人打电话时指责道：“在‘联动’问题上，你们是不是手太软了？这个‘联动’都对付不了，今后还想当左派？”

铰杀令已下，“联动”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1月21日，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接着，“联动”设在北京101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师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等校园内的“联动”据点先后被摧毁，分散在上海、沈阳、武汉、南京、广州、长沙、新疆等全国各地的“联动”力量均遭到镇压，大批“联动”头头被逮捕。

“红卫兵监狱”

张春桥曾经把老红卫兵比作俄国的十二月党人，不少老红卫兵觉得这个比喻很确切。至少，其中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像是被历史着意导演过的一样。

在一些老红卫兵眼里，十二月党人大失败后的流放也是充满诗意的。闭上眼睛，他们能想像到那位贵族青年军官的漂亮妻子在风雪中蹒跚而行，她在地上跪下，亲吻丈夫脚下冰冷的脚镣……。

现在，轮到老红卫兵失败了。

即使失败，他们也不愿低下高贵的头颅。

1月19日下午，“三司”为首的上万名红卫兵包围了“联动”组织部所在的石油学院附中，谢富治派出警察，以公安部的名义将任志明、马小军等“联动”成员逮捕。当那些老红卫兵戴上手铐、押上卡车时，他们迎着寒风唱起了《国际歌》，仿佛像是电影中慷慨就义的烈士。

在北大附中的“联动”总部里，“联动”总联络员于增寿死死抱着电话机不撒手，几个红卫兵冲上来，粗暴地指着他，从他怀里抢走了电话机……望着血洗后的总部，于增寿禁不住大放悲声。

1月25日下午，公安部与“三司”红卫兵配合，调集了三万多名人员，要拔掉“联动”的最后一个据点——八一学校。他们把八一学校围得水泄不通，师生一概只许出不许进。下午五点钟左右，逮捕开始。这一天，共抓走了32名“联动”红卫兵。

随后不久，在八一学校内举办了“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这个展览，在北京曾名噪一时，其中的罪证，有一些确是“联动”成员搞“红色恐怖”时的凶器，更多的则是故弄玄虚似的栽赃，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辞”。

展览会期间，残存的“联动”成员多次组织冲击展览会场，高呼“还我‘联动’！”“‘联动’永存！”等口号。在北京101中学，一百余名降下国旗，升上老红卫兵的旗帜，并且降半旗致哀。部分“联动”成员贴出大字报，认为文化大革命“如同黑暗的旧社会”，质问“社会向何处去？党向何处去？”，甚至还出现了“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之类的大标语。

但是，老红卫兵的这些反抗都只能是强弩之末。“联动”的头头大部分已经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们将面临另一场考验。

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因为关押了“联动”的老红卫兵，被人们称作“红卫兵监狱”。

狱中的生活是艰苦的。一日两餐，四个窝头，饭量大的一顿都不够。每天除去学习外，还要坚持“劳动改造”。对于熟读了《红岩》的这些老红卫兵来说，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想想许云峰、江姐这样的革命先烈，他们胸中回荡着一股浩然正气。在狱中，他们互相鼓励着，每当一个老红卫兵提审归来，就有许多战友围上去，询问提审的情况，安慰他或者她受伤的心灵。

夜里，他们望着窗口透出的一点星光，辗转难眠，痛苦地思索着。

学着革命先烈的斗争经验，老红卫兵在各个牢房之间建立起了秘密通道，相互联系，相互传递信息。有人还编起了歌谣：“想起当年送沙果，江青阿姨真爱我。可怜今天送果人，戴着手铐把牢坐。”看见纸条上这首歌谣的人，无不会心一笑——那笑纹中，分明有几分苦涩。

据一位当年蹲过红卫兵监狱的老红卫兵回忆，当时为了有一只笔，他们想尽了办法。起初，只能用牙膏皮写字，后来一位老红卫兵的哥哥在送进来的牙膏皮中夹了几只圆珠笔芯，这才解决了笔的问题。

有了笔，老红卫兵之间便开始写信，互相传递信息。写得最多的是各种诗词。有一首《忆秦娥》的词中写道：

莫悲伤，

何必惆怅，泪满眶，

应学青松挺胸膛，

断头不惧，

岂畏秋霜……

另一首《沁园春》的词中写道：

从心愿，

变耕牛一只，

踏雪驰骋。

笑颜仰啼戏春风，

岂料向谁吟。

在一首《七律》中，老红卫兵互相鼓励：

一见同志喜心狂，

欲言不能急断肠。

眼神能传千言语，

相视一笑友谊长。

在狱中，他们仍然十分关注高墙外边的形势。每当有新的“联动”成员被关进来，他们便乘着放风的时间打听消息。当听说中央斗争很激烈，老帅们在怀仁堂掀了桌子时，他们感到了振奋；可是过了不久，消息变得沉重起来，全国开始批判“二月逆流”，“联动”被指控为“二月逆流”的急先锋，老帅们又被点名批判了，老红卫兵的眉头紧锁着，胸口像堵了一块铅团。

在最苦闷的时候，他们唱起了《长征组歌》：“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女红卫兵则唱起了童年时的歌曲：“谁给我们金色的童年？谁哺育我们成长？少先队员都知道，是毛主席和共产党……”唱着唱着，泪水从眼角涌出，顺着脸颊，默默无声地往下流。

时间无情地流逝。春天了，高墙外探过来的树枝上，挑着一点嫩芽，报道春的消息。可是对于监狱里的老红卫兵来说，春天与他们无缘。每天，他们依然如旧，日复一日地“劳动改造”。

虽然，在口头上，他们一遍遍背诵革命先烈的诗句：“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可是在心底里，他们多么渴望能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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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红卫兵监狱中涌动起一阵小小的骚动。

监狱管理员走过来，拿着个小本本，挨着一个个牢房点名。凡被点了名的，就被带到放风的灯光球场上，依次排队。在惨白的灯光下，这些年青的囚犯们脸上布满了疑惑、困顿和不安。

有人在悄声打听：“干什么？带我们去哪儿？”

被打听的人同样疑惑，摇摇头说：“管它呢，大不了是一场批斗。”

第三个人插进来悄声说：“这回有戏看了，一百多个红卫兵往台上一站，看他们怎么批？”

循着话音，几个老红卫兵往球场上看去，灯光下，人影黑压压一片，尽是些熟悉的面孔。

几辆大轿车开过来了，一百多名“小政治犯”排队上车，在车上，他们仍在心里猜测命运未卜的前程。

大轿车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前停住了。老红卫兵看见了天安门，看见了天安门广场，看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眼前熟悉的一切使他们想起了昨天一幕幕生动的情景。昨日已成黄花，老红卫兵心上悄然爬上一种名为苍凉的东西。

老红卫兵们下车，被带进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安排在东大厅的会议室等候。一分钟，两分钟……突然，大厅的门开了，老红卫兵们看见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人走进来，“哗”地一下全体起立。

“坐下，坐下。”周恩来做着手势，示意让老红卫兵坐下。

会议室渐渐安静下来。江青酝酿着情绪，以沉重的表情说了句：“委屈你们大家了。”

就这么一句话，在场的老红卫兵都哭了。“委屈”二字，使他们想到了当初秘密组建红卫兵的一幕幕情景，也想到了“联动”被捣毁、他们一个个被捕入狱的情景……开头是两三个人小声抽泣，接着抽泣声转为呜咽声，越来越多的人心酸了，眼泪簌簌往下掉，几个月来的委屈，在这一刻找到了发泄口，会议室哭声大作，女孩子们凄厉的哭泣声中夹杂着男孩子们狼嚎般的哭叫，连成一片悲怆的交响曲。

台上，周恩来的表情很严肃，他的眼眶也有些红了。周恩来向前走了两步，用低沉的声音问道：“有没有清华附中的？”

清华附中老红卫兵卜大华站起来，他想开口回答，可哭声不止，说不成一句完整的话。他的身前身后，几个清华附中的老红卫兵和他一样呆立着，像几尊雕塑。毛泽东曾经“表示热烈地支持”过的这些老红卫兵，衣衫褴褛，眼泡浮肿，头发乱蓬蓬像是刺猬一般……毛泽东对他们始爱终弃，他们尝到了被人遗弃的滋味。

周恩来继续问：“董良翮在不在？”

满面泪痕的董良翮站起来，大厅里一阵沉默。谁都知道，董良翮是董必武的儿子。

周恩来接着问：“谁是孔丹？”

孔丹站了起来。因为难过，也因为激动，他低着头，不知说什么好。

周恩来说：“你父母的情况我都了解。你不要难过，你们是党和人民一手抚育大的，你们是党和人民的孩子，受了挫折不要灰心，要继续跟党走，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孔丹抬起了头，他的目光和周恩来的目光碰在一起，他发现周恩来的目光中，有一种难于言说的爱和凄楚。

在场的老红卫兵，周恩来认识不少，他们大多数人的父母亲是周恩来的老熟人、老部下。周恩来一一叫着他们的名字，亲切地交谈着。前排有的老红卫兵发现，周恩来眼角也闪着泪花。

周恩来努力克制内心中的感情，在台上说道：

“这次在这里见到大家，是毛主席的意思。我送外宾到广州，发现抓了许多人，都是些孩子，这怎么行呢？不能不教而诛嘛！回京后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不要抓嘛，放回去嘛。’……你们回去后，不要搞向毛主席请罪的活动，这样不好，这也是毛主席一贯反对的，应当以实际行动跟着党干革命。”

江青在一旁插话：“你们不要把自己划成小团体，会引起误会，你们自己考虑。”

顿了一下，江青问道：“谁是牛皖平？”

牛皖平站了起来。

江青笑了笑，用讽刺的口吻说道：“啊，久闻大名，今天才见到。听说你们有些人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

牛皖平没有回答。

江青说：“骂吧，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不怕骂的，也是骂不倒的。你们还小，还不懂得斗争是艰巨的，也是复杂的——”说到这儿，她停下来，意味深长地向全场打量着。

大厅里，一片沉默。

午夜时分，一百多名“联动”成员走出人民大会堂时，月亮在乌云中穿行，时隐时现，朦胧的月色中，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那几个镌金的大字显得格外清晰……。老红卫兵从监狱里取回了衣物，步行回家，他们心中回荡着的不知是激动、是悲怆、还是别的什么？

痛苦的涅磐

4月22日，一百多名“联动”骨干成员被释放出狱，又一次刺激了“联动”的狂热性。既然放人了，就说明当初中央文革抓人是错误的，至少，是中央文革的失策。基于此种认识，他们中间少部分人更加大胆、也更加顽强地以各种方式来显示他们的力量。

不少学校的“联动”成员召开了“老红卫兵新生大会”，并参与当时中学生中势均力敌的“四·三派”与“四·四派”的派性斗争。5月初，“联动”部分成员串连在一起，与北京28中的“四·三派”发生武斗，占领北京28中达3天之久，还在全市搜捕对立派观点的人。

失而复得的自由使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发泄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仇恨。这时的“联动”，不可能把矛头再次直接对准中央文革，就拿一切出身不好的“狗崽子”开刀。他们高喊“把狗崽子斩尽杀绝！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叫他们尸骨成山，血流成河，要杀尽这些狗崽子！”

这种歇斯底里的情绪只能使他们加速走向悲剧性的结局，只能在群众中煽起对老红卫兵更大的反感、更深的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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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联动”成员在经历了这一次的磨难后，对政治产生了厌倦情绪。

一个老红卫兵说：“我再也不过问政治了。”

另一个老红卫兵焚烧了“联动”袖章和以前保存的全部传单、日记，含泪同昨天告别：“让我去醉死梦生吧，太阳出来了我要睡觉。”

当时，有相当数量的“联动”老红卫兵情绪消沉，不再与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相呼应。他们组织地下沙龙，读“黄书”（被封禁的中外小说，以前苏联小说居多），练小提琴，传唱外国歌曲，聚餐，游山玩水……。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老红卫兵是在“颓废”中积蓄力量，在“沉沦”中汲取养分，等待着在下一轮角逐中再展露头角。但是在当时，他们被人们普遍认为已经“跨掉了”。

他们在“跨掉”的过程中发现了另一个更为广阔的天空。在“跨掉”的过程中，他们认识了普希金、莱蒙托夫、蒲宁、叶赛宁、艾特玛托夫、叶甫图申科以及萨特、加谬、赛林格等等一批人类的天才和疯子，他们在“跨掉”中体验到了幸福，享受到了乐趣，也为重新崛起奠定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当时的情况是：他们的“跨掉”为人不耻，不被人接受，即使是在其他“联动”老红卫兵中，也难为“革命战友”理解。

有一部当时颇有影响的老红卫兵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其《后记》中作者写道：“把历史的教训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是为了教育那些由于犯了错误而失去信心、希望、醉死梦生的老红卫兵，提醒他们，过去的战斗生活，是多么充满战斗激情和令人含泪的回顾呵！再看看你们今天的生活，你不羞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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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红卫兵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中，老红卫兵徐雅雅是创作的核心。

徐雅雅，这位北京戏剧专科学校的尖子学生，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她有七次在场。有一次，她还被指定领喊口号。她属于最早起来造反的那一拨老红卫兵之一，运动初期，她编了不少红卫兵文艺节目，在老红卫兵中享有好名声。

1966年国庆节，徐雅雅所在的戏剧专科学校与北京戏曲学院联合赶排了《红灯记》，徐雅雅在剧中饰李铁梅。剧本经过修改，采用了跨越时空的手法，当李玉和牺牲后，台上便出现了红卫兵，唱起了《造反歌》：“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在一阵紧锣密鼓的打击乐的伴奏声中，一名红卫兵扛着红卫兵战旗上场，作“龙摆尾”的“急急风”，在台上挥舞大旗。锣鼓猛地一停，红卫兵战旗收住，走上高台，在李玉和就义处，铁梅把红灯交给红卫兵，在磨刀人的指引下，用铁梅作诱饵引出鸠山，最后，红卫兵刀劈鸠山，谢幕。

这出《红灯记》的第一次演出是在人民大会堂三层楼的小礼堂里。康生、江青、陈毅等人到场观看。演出前，徐雅雅还作了即兴发言。

演出过程中，当李铁梅从李奶奶手中接过红灯时，说道：“红灯呀，红灯，我现在明白了，这就叫老子革命儿接班！”这句台词念过，全场老红卫兵热烈鼓掌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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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26日以后，“联动”组织被摧毁，骨干成员大多数被捕，徐雅雅所在的戏剧专科学校，老红卫兵的势力也土崩瓦解，几乎全军覆没，最后只剩下她和另外两个男红卫兵，“苟延残喘”般成立了一个“五敢纵队”。

可是，“五敢纵队”在学校内外完全呈孤立之势。

广播里经常喊道：“徐雅雅，到‘爱霜雪’战斗队来！”来干什么？接受战斗队的批判。这样的批判有时候一天就得经受七八次之多。

当时的徐雅雅，诚心诚意觉得自己有错误。在“联动”被宣判为反革命组织的当天晚上，徐雅雅与一名烈士子弟以“党之子”的署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主席呀，我们虽然喝了几口水，可我们不怕，我们要坚持革命……”

1967年4月初，北京外语学院附中一位老红卫兵慕名而来，找到徐雅雅，请她为该校写一出歌颂红卫兵英雄业绩的话剧。

几天后，徐雅雅拿出了初稿。这就是后来颇有影响的老红卫兵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出戏的导演是徐雅雅。在剧中，她还饰演了校党支部副书记。实际上，徐雅雅是集编、导、演为一身，对这出话剧作出了重要贡献。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共分八场，从1966年清华附中高三·二班几名同学罢考，到校外荒郊圆明园遗址处秘密组建红卫兵，再到与工作组作斗争、挨整、毛泽东“八·一八”接见。实际上集中了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北航附中等几所中学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组织红卫兵的经历。

剧情以老红卫兵彭路生等人撕毁考卷罢考开始，以校长、工作组组织学生揭发围攻红卫兵、“上纲上线”整红卫兵，将戏推向高潮。最后，校党支部副书记洪松站出来，支持红卫兵，并揭发工作组组长刘加君实际上是出卖过彭路生母亲的叛徒，广大革命同学纷纷觉醒。各中学红卫兵前来支援，并带来毛泽东将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特大喜讯。

这出话剧中，还真实记录了红卫兵诞生初期的一些生活片断。如第一场：彭路生等人参加红卫兵秘密会议，半夜从下水道钻回，被洞口带刺的铁丝挂伤，红卫兵念毛主席语录“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第二场《荒郊》：怒云蔽空，古柏耸立，20多个红卫兵列队宣誓：“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宣誓声中，音乐伴奏，还伴有旁诵，从1927年大革命被镇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旁诵声接近尾声时，响起了悲壮的国际歌声：“英特奈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台上演出的红卫兵和台下观看的红卫兵一同加入到歌声之中，场面蔚为壮观。

整出话剧的演出从始到终，都充满革命的激情。演员们有时在台上边演边流泪。在《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油印剧本（后记）中，徐雅雅饱含深情地写道：“这部不成熟的剧本，是几个还没有失掉希望、依然在摸索着前进的红卫兵战士历经了多少不眠之夜，苦心沥血，用血汗凝成的。”

这出话剧，原来计划在1967年5月29日红卫兵诞生一周年的日子里演出的，可是5月29日那天未能演成。剧组在北京长安剧院、天津宁园铁路工人俱乐部和石家庄剧场等处演出了几场，反响很好。

若干年后，徐雅雅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悲愤地说：“我们准备了一台诗歌朗诵和一台话剧，准备分别在5月29日和8月18日的纪念会上演出，可是后来5月29日的那个会没有开成就夭折了。大家觉得很丧气。这件事搞不成，就等于我们红卫兵已经死了。5月29日这个会的夭折，等于又往棺材上再钉上了一颗钉子，钉得更加死了。”

殊不知，老红卫兵的失宠，仅仅只是整个红卫兵运动悲剧的一个开始。

４－１、共和国主席一家的沉沦

刘少奇痛苦不堪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各大区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中央各部委党组织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10月16日的全体会议上，陈伯达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按惯例，讲话稿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了的。这篇讲话，重点讲了以下八个问题：

第一，高度评价、热烈歌颂了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他说，“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整个社会，而且震动了全世界。红卫兵运动的战果辉煌。可以无愧地说，整个文化革命运动，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来几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来得更深刻，更汹涌澎湃。这是国际上最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第二，点名攻击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在这以前，不许《炮打司令部》在社会上传播，禁止传抄。此次会议之后，社会上公开出现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则明显持支持态度。

第三，解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要怎么只就怎么办”；而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则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

第四，明确指出“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而且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使文化革命的斗争步步升级。

第五，批评了“怕字派”。

第六，提出对提出和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要区别对待。

第七，批判了“血统论”。

第八，提出了“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问题。他说，“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看来，离开阶级分析，来看多数或少数，也是完全错误的。”此话的真实涵义是支持“少数派”即造反派。

10月24日，毛泽东在陈伯达讲稿的送审稿上写了批语：“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

10月25日，毛泽东作了讲话。

毛泽东诙谐地说：“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红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毛泽东点火，中央文革吹风，火势迅猛地燃烧起来。到了十二月份，熊熊燃烧的大火连毛泽东也感到有些为难了。按照他原来的设想，文化革命要经历斗、批、改三个阶段，时间为半年左右。可是现在，半年已过，文化革命却似乎才刚刚开始。12月26日，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生日晚宴上，这位74岁的老人举起酒杯，半是认真半是自嘲地对他的同事们说道：“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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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对刘少奇的斗争开始升级。

12月18日，张春桥派人，把“三司”红卫兵怀念蒯大富请到中南海密谈。张春桥把首先在社会上煽动“打倒刘少奇”这样重大的行动，秘密交给蒯大富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不是无缘无故的。

蒯大富，江苏滨海县一户农家之子。1963年他8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就读于工程化学系。1966年，不安宁的岁月，蒯大富也不甘寂寞，扯起“井冈山兵团”的大旗呐喊于清华园。9月6日，跨院校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三司”）成立，蒯大富被推选为一号头头。

10月18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中宣部废除了原来为这次接见而拟定的标语口号，删去一些过长的文字，另发了一个呼喊口号。蒯大富得知这一消息后，率领“三司”红卫兵起来造反，提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结果，竟使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了“三司”提出的一系列“革命口号”。

在其后对“联动”的斗争中，蒯大富所领导的“三司”也取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时，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蒯大富和“三司”都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

张春桥当然不愿意放弃这支力量。

在中南海西门的传达室里，张春桥对蒯大富款款而谈：“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