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林彪一家三口能登上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出逃，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他们的幸运和成功，因为他们是在驻北戴河８３４１部队的严密监视下，在周恩来对停候在山海关机场的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下达了封锁令，并且前有拦截、后有追击的情况下，得以脱身的。当飞机在恐怖的枪声中摇摇摆摆地冲向跑道，在刺耳的发动机声中慌慌张张地隐入茫茫夜空的时候，林彪、叶群、林立果肯定有一种死里逃生松一口气的感觉。
然而，在他们面前，希望只是那么一闪，便稍纵即逝了，他们怎么也逃不脱命运的安排。事情的最后结局是，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在空中飞行了１小时５３分钟后，于１３日凌晨２时２５分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坠毁了。机上包括林彪、叶群、林立果在内的９名乘员，全部丧生。
林彪生命的最后两个小时，充满了仓皇、恐怖和惊险，也充满了侥幸、无奈和神秘。后世种种猜测，种种流言，种种未知之数，也自然而然地由此而生。
林彪座机在温都尔汗坠毁（1）
（一）周恩来下令封锁２５６号专机，意在阻止林彪起飞
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１２日晚飞往山海关机场一事本身，并不具有多么特别重大的意义，也并没有引起从空军，到北戴河８３４１部队，再到林彪身边所有工作人员的特别注意。因为，林彪一家动用飞机，就像其他高级干部动用小轿车一样，太普通，太平常了。当时，由于毛泽东不坐飞机——早在１９５８年中央就有决定，出于安全原因禁止毛泽东乘坐飞机，这样，林彪就成了中央乘坐飞机的最高领导人。以前，林彪经常乘坐英制子爵号飞机。１９７０年，中国从巴基斯坦转手引进了４架英制三叉戟飞机，其中２５６号是里面最好的一架，经过对其机舱和有关设备进行改装、更换，就固定成了林彪的专机。此后，林彪、叶群包括其子女只要一动，就是２５６号专机伺候。原本调动专机有一套制度规定，但副统帅用飞机，还有谁敢说个“不”字呢？再加上林立果在空军，有众多的亲信，吴法宪还有著名的“两个一切”——“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所谓请示报告，就成了形式，最多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和中央办公厅打个招呼，备个案，有时甚至连招呼都不打。特权，使规章制度变为形式，有时甚至连形式、程序都不要了，这就为林立果从事阴谋活动创造了便利。
正是基于如此情况，周恩来开始接到北戴河的报告，一开始无从判断，只是原则上讲“注意观察，有情况随时报告”。待到北戴河几次报告，并且同叶群通话之后，他才判断出情况严重，说不定真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林彪起飞前，周恩来并不知道林彪要逃往苏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周恩来知道林彪只要一起飞，问题就有些复杂，甚至凶多吉少。因为１２日晚北戴河８３４１部队的副团长张宏打电话向张耀祠报告说：“林立衡讲，林立果、叶群正在商量要挟持林彪今天晚上逃跑，还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林立衡让我立刻直接向张耀祠副主任报告，保卫好毛主席。”（张耀祠：《张耀祠回忆毛主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０９页）张耀祠立即报告了汪东兴，汪东兴随即报告了周恩来。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对林彪、对党内斗争形势了如指掌的周恩来深知，此时不论真假，他所要做的，是无论如何阻止林彪起飞。
精明过人的周恩来，采取的最果断、最关键的措施是：封锁２５６号专机。只要飞机不动，所谓林彪的逃跑就无法实现。
周恩来封锁２５６号专机的部署是先后对吴法宪、李作鹏下了两道命令：第一道是命令吴法宪：２５６号飞机立即飞回北京，不许带任何人进京。第二道是命令李作鹏：既然２５６号飞机有故障，飞机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后马上回来。而且，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４个人联合下命令，飞机才能起飞。周恩来并要李作鹏马上打电话通知山海关机场负责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８１页）
周恩来关于４个人联合下命令才能放飞的命令，其实是把２５６号飞机控制在自己手中，又不使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感到不被信任。
林彪座机在温都尔汗坠毁（2）
（二）李作鹏篡改周恩来的命令，放跑了林彪
李作鹏是林彪的老部下，也是林彪的亲信。“文化大革命”中，李作鹏受冲击时，林彪说过这样的话：“我活着不准反李作鹏，我死了以后也不准反李作鹏。”林彪信任、器重李作鹏，李作鹏忠于、听命于林彪，这都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李作鹏在多大程度上知悉林彪“空中动”的内容，李作鹏篡改周恩来指示的动机何在？
周恩来１２日晚第一次向李作鹏询问山海关机场有无空军的一架飞机，李作鹏并未引起多大重视。当周恩来严肃地向他下达了封锁２５６号专机的命令，脑子灵活、点子甚多的他肯定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接下来，他既不敢公然违抗周恩来的命令，又不想、也不敢对林彪绝对不利，于是采取了“耍滑头”的策略，放跑了林彪。
２３时０５分，李作鹏直接打电话给山海关机场航行调度室，询问下午是否来了一架飞机，几点落地的，走没走。值班员李万香把李作鹏来电话的情况立即报告了场站站长潘浩。潘浩当时认为，可能是哪位首长要用飞机，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
２３时３５分，山海关机场航行调度室值班员又接到李作鹏的电话。这一次，李作鹏首先询问了值班员的姓名，然后说：“告诉你们，它（指２５６号专机）的行动，要听北京周总理指示，黄总长指示，吴副总长指示和我的指示，以上四人其中一位首长指示放飞，才能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
１３日０时０６分，李作鹏又给山海关机场航行调度室来电话，再一次通知：“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能放飞。谁来指示，要报告我，要负责任。”
像李作鹏这样级别的首长，直接把电话打给一个机场的值班员，而且不止一次，自然非同寻常，也自然会引起机场领导的特别重视。就在李作鹏第二次来电话后，机场的几位领导感到，有关２５６号飞机的情况复杂，关系重大，必须慎重处置。
０时１０分左右，山海关场站站长潘浩等来到航行调度室，鉴于李作鹏三次来电话，而此时三叉戟飞机已经要了加油车，情况紧急，必须再给李作鹏打个电话，问明情况。电话上，李作鹏把已经通知的内容，又重复了一遍。潘浩问李作鹏：“现在飞机正在加油（实际上没有来得及加油——作者注）。如果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回答：“飞机如果强行起飞，可直接报告周总理。”潘浩一听，感到为难，因为以前从没有因事直接请示过周总理的先例。但他不好再说什么，想到飞机能不能起飞，关键在于飞行员，他已经知道这架飞机的飞行员是空军航空兵某师的副政委潘景寅。于是便问李作鹏：“中央首长的指示，是不是给××师潘副政委传达？”李作鹏表示同意。
潘站长放下电话，已是０时２０分。他和场站政委急忙去找潘景寅。而０时１８分，林彪的红旗轿车已经驶进机场。潘站长等迅速跑到潘景寅的房间，潘景寅已经不在了，他们又立即回头向停机坪跑去，但还未等跑到，飞机已经发动了。（邵一海：《“联合舰队”的覆灭》，春秋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８３～２８６页）
０时２８分，山海关机场航行调度室向李作鹏打来紧急电话：“飞机已强行滑出！”李作鹏问：“飞机到了哪里？”调度室回答：“快到跑道了。”李作鹏反倒轻松地说了一句：“就这样吧！”
林彪座机在温都尔汗坠毁（3）
李作鹏的几次电话是大有文章的。他将“四人联合下达命令才能放飞”篡改为“其中一人下达命令才能放飞”，是否估计到其中有一人会下达放飞的命令呢？他讲如果飞机强行起飞“可直接报告周总理”，显然是既故意拖延时间，又把责任推到周恩来身上。他在得知飞机正在加油、眼看要强行起飞的情况后，并没有下令采取阻拦的其他措施，而要阻拦，还是完全来得及的。
参谋出身的李作鹏，当然知道传达命令的程序和严肃性。事后，他指示秘书要山海关机场修改电话记录，遭到拒绝。他心中有鬼，在秘书抄清的电话记录中，把０时０６分那次通话中的“四个首长其中一个指示放飞才放飞”，亲笔改为“四个首长联合命令才放飞，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改毕，他叫秘书重抄一份，由他签字，上报周恩来，并交代给他另抄一份留存。（肖思科：《超级审判》上册，济南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３８～３３９页）
李作鹏所做的手脚，客观上导致了林彪的登机出逃及机毁人亡。根据事后掌握的材料，李作鹏并不知悉林立果的暗杀阴谋，也不知悉林彪１３日要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更不知悉林彪要逃往苏联。但是，他知悉毛泽东南巡谈话的部分内容，知道毛泽东已经把矛头对准了林彪，判断出林彪遇到了严重麻烦。他肯定是同情林彪的，不想为难林彪，而想巧妙而策略地对林彪网开一面。这如同林立衡向中央的报告，原本想挽救林彪，结果却事与愿违，促成了林彪行动的提前、决心的下定、方向的改变和大难的临头。这些都是当事人所始料未及的。
（三）２５６号专机因叶群、林立果的催促而油未加成，
机组人员未上齐就强行起飞，结果自己亲手埋葬了自己
据林彪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林彪离开北戴河９６号楼的时间是晚上１１时５０分左右。据山海关机场工作人员目击者称，林彪的红旗牌轿车驶进机场的时间是０时１８分，靠近２５６号专机，开始登机的时间是０时２２分。这就是说，从北戴河９６号楼到机场约４０公里，那时没有高速公路，路况并不特别的好，林彪的轿车行驶了３０分钟左右，已经是高速疾驶，２５６号机组有３０分钟的准备时间。
潘景寅如何知道林彪马上要起飞的？途径有二：一是空军航空兵某专机师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李克修被派驻山海关机场，他的宿舍里安装了两台保密电话，一台通北京，一台通北戴河林彪所住的９６号楼。林彪离开北戴河前往机场前，林立果肯定给潘景寅通了电话，告诉他立即准备好，等林彪一到，马上起飞。二是晚上１１时４０分左右，胡萍用保密机从北京给潘景寅打来电话，李克修在旁，只听潘景寅连声应道：“好的，好的。”最后说了一句：“明白。”潘景寅放下电话，就把三位地勤人员李平、张延奎、邰起良叫起来，并要李克修给飞机加２吨半油。（邵一海：《“联合舰队”的覆灭》，春秋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８７页）
潘景寅叫醒三个机组人员起床加油是０时０５分。这对他来讲是个突然变化，因为头天晚上他交代机组的是：明早６点起床，６点３０分吃饭，然后上机场准备飞机。副驾驶康廷梓事后认为，潘景寅似乎认为有人要害林彪，他要捍卫林彪。康廷梓还认为，潘景寅不叫康廷梓等人，估计是林立果叛逃时，不需要那么多人，怕反抗。（康廷梓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３０日在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所谈）
林彪座机在温都尔汗坠毁（4）
吴法宪也从北京西郊机场给潘景寅打来电话，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当时在电话里，潘景寅满口答应。
吴法宪是０时左右给潘景寅打来电话下命令的，此前他已接到周恩来给他的电话：“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了北戴河，车正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
潘景寅最后还是紧急布置了机组的起飞，他没有听从吴法宪的命令。
潘景寅此时要加２吨半油是个十分重要的情节，这是从山海关到广州需要的油量。这说明，在他的脑海里，起飞的目的地是广州，既不是回北京，也不是去大连。因为头天晚上，林立果交代他的就是准备第二天一早飞广州。
李克修０时０３分要了油车，深更半夜，部队行动即使再迅速，也要有段时间。刚刚睡着的３位机械师被紧急叫起后，赶到飞机上准备加油。由于飞机上自带的压力加油接头和机场加油车的加油导管不配套，不能使用先进的压力加油法，只好使用老旧的同其他飞机一样的重力加油法，这就比较麻烦。当机械师中的一人爬到机翼上准备加油的时候，林彪的轿车已急驶而来。第一个跳下车来的是叶群，她一下车就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并高呼口号：“誓死保卫林副统帅！”她跑到加油车旁，尖声叫喊道：“快把油车开走！快把油车开走！”林立果、刘沛丰手里拿着手枪，也一个劲地乱喊乱叫：“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
身经百战的林彪，从来没有像眼前这样惊慌失措过，也许他还没有从受警卫部队枪击中回过神来。飞机起动了，但是没有登机的舷梯。他们慌慌张张地跑到驾驶舱门下，攀着驾驶舱的小梯子，拼命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叶群披头散发，跟了上去。林彪光着脑袋，紧跟着往上爬，头差不多顶着了叶群的脚。
由于叶群、林立果的歇斯底里的催促，结果造成了两项导致２５６号飞机机毁人亡的重大原因：
第一，飞机一滴油也未加成。林彪出逃伊尔库茨克因空中油料不够，最后只得冒死迫降。
第二，机组人员未上齐。机组共９名成员——机长、第一副驾驶、第二副驾驶、领航员、通信员、主管机械师、机械师、特设师和空中女服务员，仓皇之中只上了机长和３名机械师，飞夜航至关重要的领航员和通信员都没上去，飞机成了瞎子和聋子，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酿成迫降失败。
（四）在北京的“小舰队”成员制定南逃方案和周宇驰、于新野劫夺直升机，从另一方面证实了“两谋”
１２日傍晚林立果离京飞往北戴河前，交代周宇驰全权组织第二天安排８架飞机，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设法弄上飞机，南逃广州。周宇驰在空军学院秘密据点里，要王飞晚上回空军机关具体组织实施。
晚上９时，王飞、鲁珉、贺德全（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一处副处长）、朱铁铮（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二处处长）、郑兴和（空军司令部军务部装备处处长）等人在空军办公大楼邝任农副司令员的办公室里，开会密谋第二天的行动。王飞宣布说：“林副主席决定，立即转移去广州，明天在广州召集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开会，宣布另立中央。我们的任务是保证黄、吴、李、邱安全到达广州。”接下来，他们围绕“护送”黄、吴、李、邱安全到达广州这个中心议题，考虑了行动的各个环节，设想了可能遇到的种种情况，讨论了行动方案，并确定了一个２５人的名单。
林彪座机在温都尔汗坠毁（5）
然而，他们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北戴河的林彪已经决定放弃南逃广州的计划，改为北叛了。林立果临离开９６号楼前给周宇驰打了最后一个电话，对周宇驰说：“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邵一海：《“联合舰队”的覆灭》，春秋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５２～２５５页、第２７９页）周宇驰马上打电话给王飞：“暴露了，不搞了！”此时约午夜１２时左右。王飞等一听，一个个呆若木鸡。许久，王飞才清醒过来，对众人交代说：“刚才研究的全部作废。要注意保密，泄露出去要杀头的！”
王飞等“小舰队”成员各自散去回家了，于新野没有回家，直接去了空军学院秘密据点。随后，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跑到西郊航空兵某师，以林彪手令为大旗，以“执行紧急任务”为借口，骗取了３６８５号直升机，于１３日凌晨３时１５分起飞。当飞行员陈修文判断出周宇驰要乘直升机叛国，并且周宇驰明确提出要飞乌兰巴托时，陈修文坚决不从，果断地与周宇驰周旋，最后将飞机降落在怀柔境内。周宇驰枪杀了陈修文，然后和于新野、李伟信相约一起开枪自杀。结果，周宇驰、于新野自杀身亡，李伟信放了空枪，走投无路自动投降。
“小舰队”的主楼密商和周宇驰劫夺直升机企图北叛，证实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和北上投靠苏联的阴谋，都是计划中的。而北叛，是在他认为南逃“暴露了”的情况下，仓促之间断然决定的。
（五）林彪座机在空中飞行１小时５３分钟后，坠毁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林彪座机从０时３２分一起飞，就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在北戴河发生林彪警卫参谋李文普被打伤，８３４１部队因阻拦林彪轿车不成气不过，冲林彪轿车开了枪的惊人一幕之后，肯定直接起到了两个作用：对林彪而言，此时他确信自己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要不顾一切地逃命。对北京的周恩来而言，他接到这一显然能判定事件性质的确凿的报告之后，有千条万条充足的理由采取一切措施拦截飞机。既然发生了非常事件，就要采取非常手段。
周恩来采取的一系列紧急措施中，第一个是命令华北地区的雷达部队全部开机，严密监视２５６号飞机的动向。
从地面跟踪绘制的航线图可以看出，２５６号飞机一直是在３０００米左右的低空飞行的，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有三：一是为了有效地避开地面雷达的搜索跟踪，二是为了有效地避开歼击机的空中拦截，三是为了有效地在没有导航的情况下观察地形、方位。而且，一直用每小时５００公里左右的速度，这是一个偏小的速度。据没来得及上飞机的第二副驾驶康庭梓事后分析，采用这样的速度肯定是潘景寅有意如此，可能一是为了尽量延长在国内的飞行时间，以求转机；二是为了节省油料，飞机上不多的油料不允许他做大速度飞行。（康廷梓：《林彪座机副驾驶员谈“９·１３”事件》，原载《湖南文史》２０００年增刊）
１３日凌晨１时５０分，２５６号飞机起飞１小时１８分钟后，在中蒙边界４１４号界桩上空，飞越国境，进入蒙古境内。不久，由于我方雷达探测距离的限制，２５６号飞机从雷达屏幕上消失。
事后，蒙古方面提供了确凿而又准确的时间、地点：２５６号飞机于１３日凌晨２时２５分，在蒙古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１０公里处坠毁。准确地点是：东经１１１度１５分、北纬４７度４２分，即蒙古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苏布拉嘎盆地。（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６４页、第２１６页）
这就是说，林彪座机出境后半个小时，就机毁人亡了。
由于肯特省的省会是温都尔汗，地处沙漠荒原，２５６号飞机是三叉戟飞机，故以后均称林彪在温都尔汗的下场为“折戟沉沙”。
“折戟沉沙”四字出自唐朝杜牧的《赤壁》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林彪事件后，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１６日晚，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熊向晖等汇报关于即将公开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一行的接待方案时，顺便谈到了林彪的机毁人亡。
毛泽东连连说：“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啊！”随后念了杜牧的诗，接着说：“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新观察》杂志１９８６年第１８期）
林彪座机越出国境中央做了全面准备（1）
（一）周恩来调兵遣将，运筹帷幄
整个“九一三”事件，可以说是周恩来一手处理的。因为，第一，当时周恩来是党内第三把手，受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第二，毛泽东南巡刚刚回京，一路疲劳，需要休息，加上对北京、北戴河许多情况的掌握并不那么具体。第三，当晚周恩来正主持中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会议，中央各方面的领导人相对集中，这就为他了解、沟通情况，实施决策和指挥提供了便利。当然，当北戴河出现林彪警卫参谋李文普被打伤，林彪等人向机场落荒而逃的突发情况后，周恩来及时报告了毛泽东。林彪座机强行起飞后中央采取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都是由毛泽东亲自拍板决定的，但周恩来参与了重要意见，并按照毛泽东的意思直接下达命令，组织实施。
周恩来的组织指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及时中断会议，集中全力了解处理北戴河的情况。１２日晚的会议８点钟开始，地点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参加人员是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的部长。晚上１０时４０分左右周恩来接到张耀祠的电话，转述林立衡关于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彪出逃，先去广州，再去香港，晚８点已经调来了林彪的专机２５６号的报告后，他沉着冷静，多方查询，及时稳妥地下达指示。在各种情况接连报来，会议已经不可能继续下去，他首先询问毛泽东在哪里，然后进入会场，宣布今天的会议结束，政治局的成员留下，转到新疆厅等候。而他，则转到北大厅，集中全力了解、处理北戴河的情况。
二是派遣得力人员，控制重要部门。周恩来在向吴法宪、李作鹏下令封锁２５６号飞机后，当机立断，派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值班室，派纪登奎到北京军区空军，叫吴法宪去西郊机场，并派杨德中同时前去“协助”。此举就把最重要的军事单位和军事部门控制起来了。（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１９～１２０页）
三是召集全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方面待命，一方面防止意外。周恩来通知所有在京的政治局成员立即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待命，他认为事态的发展有必要迅速通报给政治局成员。他在林彪座机越过边境，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到新疆厅向政治局委员们宣布了林彪北飞的消息，场内哗然。政治局委员们大吃一惊，面面相觑，谁也没有讲话，也不知道该讲什么。周恩来看看大家，声音不太高地说：“请你们待在这里，都不要离开新疆厅。”周恩来的用意，除了有情况迅速向政治局通报外，也有防止发生意外的考虑，毕竟，政治局内有林彪的亲信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时，在别人都紧张、沉重的情况下，张春桥却显得特别高兴，他意味深长地对坐在一起的李作鹏、邱会作说：“你们愁眉不展作什么？这是你们甩了一个包袱，你们解放了！”姚文元马上让工作人员拿茅台酒庆祝，叶剑英严肃地说：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这是一种耻辱，你们还有心庆祝？姚文元这才作罢。接着，江青、张春桥、李作鹏三个人就玩儿起扑克牌来了。（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人民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５９７页）
林彪座机越出国境中央做了全面准备（2）
四是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共同决定重大应对举措。据汪东兴讲，他在中南海接到张宏关于２５６号飞机已经强行起飞，与此同时又接到林立衡关于飞机好像是上天了的电话后，立即打电话给人民大会堂的周恩来，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也从中南海南楼到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周恩来随即到中南海，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汇报期间，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来电话给汪东兴，问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要不要派歼击机拦截？汪东兴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不能拦截。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要汪东兴马上去传达给吴法宪。（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０８页）周恩来同时建议毛泽东立即转移到人民大会堂１１８厅。
五是下达全国禁空令，下令迫降３６８５号直升机。林彪座机越出国境后，周恩来拿起电话，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没有毛泽东、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联合下达的命令，所有飞机不准起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１３日凌晨３时许，李德生向他报告，北京沙河机场起飞一架直升机，正向北飞行。他请示毛泽东后，下令空军出动飞机拦截，不听就打掉。由于空军的出动，加之飞行员陈修文的斗争，直升机迫降在北京怀柔，没有造成飞出国境的政治上的更大损失。
六是给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打招呼，抓领导层和军队、国家大局的稳定。从１３日清晨到下午，周恩来亲自给全国１１个大军区和２９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打电话，考虑到保密的需要，他使用的是经过斟酌的语言：“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会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备战。”他怕有的人还听不明白，又补充一句：“老病号跑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一听就明白了，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却怎么也听不明白，周恩来又说：就是第二个张国焘嘛。但韩先楚还是不大明白，他压根想不到林彪会跑。
七是重点抓好外交和战备方面应付不测事件的准备。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密切注意外电报道，研究并提出因林彪事件引起的对外交涉及应对方案。他亲自和政治局部分成员及总参负责人共同拟定紧急战备指示，并对北京地区的军队部署、京郊各机场的军管以及机动兵力的安排做了布置，加强了中南海的警卫力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８１～４８２页；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０４１页）他说：“要准备打仗。我现在考虑的，第一是打仗，第二是打仗，第三还是打仗！”他最担心的是林彪从苏联那里搬救兵，在苏联的帮助下打进来，国内林彪的党羽发动政变，里应外合。（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４０页）
（二）毛泽东强作镇静，宽容大度
尽管毛泽东对林彪一伙的表现有所警觉，但１３日夜林彪出逃的举动，还是令他深感震惊。毛泽东是从周恩来、汪东兴的汇报中得知林彪强行起飞的消息的。周恩来汇报未完，吴法宪来电话请示要不要拦截，打不打，还在射程之内。周恩来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头向后靠在靠背上，沉思片刻，不无忧郁地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要是把副统帅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呀？”“不要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有法子的事，由他去吧！”边说边在沙发上比画了一下。
林彪座机越出国境中央做了全面准备（3）
周恩来建议毛泽东转移到人民大会堂休息，以防不测。开始毛泽东不以为然，在周恩来的坚持下，他才前往大会堂。他委托周恩来全权处理外面的情况，自己尽管十分疲劳，但无论如何睡不着觉，便在１１８厅看古书等候下一步的情况。
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有心思看书，而且看的是线装书，可见他此时的心情是多么沉重、复杂！
当周恩来向他报告了２５６号飞机越过国境，林彪出逃已成定局，他冷冷地说了句：“不过是张国焘、王明以外，再加一个罢了。”
“九一三”之夜，表面上镇定自若的毛泽东所受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
自己亲手选定的接班人竟然叛他而去，他和林彪的关系竟是如此结局，这不能不令他震惊，令他愤慨，也令他伤感。
他的精神受到了极大刺激，此后他大病一场，身体状况明显不如以前了。这说明，林彪事件给他的打击是沉重的。
（三）得到林彪机毁人亡的确切消息后，毛泽东、周恩来的反应发人深思
林彪座机从雷达屏幕上消失后，中国方面并不知道飞机已经坠毁，而是认为超出了雷达探测距离。
１３日下午，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了全天同全国各地打招呼，要外交部、总参做好外交、战备等方面准备的情况，并附送空军司令部一份获悉蒙古温都尔汗地区一军用飞机坠落起火的电文。这份电文是空军有关部门通过无线电技术侦察获悉的情报，具体内容并不清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８２页）
中国方面真正获悉林彪坠机的确切消息是在１４日中午。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关于中国一架三叉戟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的电报传到外交部时，外交部核心领导小组正开会讨论如何应对林彪出逃引起的外交问题。１２时５０分，秘书将电报送到正主持会议的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面前。姬鹏飞阅完电报，用一种异常的语调对与会者讲：“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接着把电报念了一遍。随后，立即派人把电报送到人民大会堂，报告毛泽东、周恩来。
此时５０多个小时没有合眼的周恩来刚刚休息。外交部先报告了周恩来。被紧急叫醒的周恩来看完电报，异常震惊地连声说：“你看，摔死了，摔死了！”（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７１～１７２页）
毛泽东是如何得知这一确切消息的，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周恩来年谱》和《周恩来传》上所说，是周恩来“亲往毛泽东处报告情况”。另一种是汪东兴所说，周恩来、汪东兴等都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到外交部送来的电报后，报告周恩来。“周总理看到报告后，在会场上对我说：‘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你是不是马上去报告毛主席。’我说：‘我马上就回去报告毛主席。’当时，毛主席就住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我跑了一段路到北京厅，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主席。”（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１２页）显然，此处汪东兴所说他第一个向毛泽东汇报有误。
据汪东兴讲，毛泽东闻讯后问了不少问题。“毛主席想了一下，问我：‘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场看错了？’我对毛主席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毛主席又问：‘飞机上有没有活的人？’我对毛主席说：‘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这个消息虽然很不具体，但它却使毛主席、周总理和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心里的石头落了地。”（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１２页）
林彪座机越出国境中央做了全面准备（4）
周恩来向政治局成员宣布了林彪摔死的消息，会场上马上变得一片轻松。晚上大家吃了一顿好饭，还破例喝了茅台酒。（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２７页）
实际上，周恩来的反应是极为复杂的。
一周之后，当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送回林彪等折戟沉沙的大量照片，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看后，当房间里只剩下他和纪登奎时，却突然号啕大哭。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写道：“这是一种长久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爆发的哭声，一种痛楚无比撕肝裂肺的痛哭，纪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压根儿不会相信，发出这种哭声不是别人，正是面对墙壁双肩颤抖的周恩来！就是刚才还和大家一样露出久违的笑容，举杯庆祝这不幸中的万幸的周恩来！自从调到中央工作，纪登奎看到的周恩来永远是从容、镇定、乐观。像今天这样的失控，纪登奎是第一次看见，真感到太意外了，太震动了，以至说话结结巴巴：‘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对不？’周恩来回过身来，双肩依然在颤动，脸上老泪纵横，他摇着头，声音嘶哑地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
１０月初，周恩来到广州送走外宾后，应邀给广州部队领导机关作报告，谈了林彪出逃的一些情况，并说明了２５６号林彪座机不是他下令打下来的。他感慨地说：“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主席尚能宽容林彪，我周恩来为什么要阻拦他呢？主席南巡时也说过，林彪还是要保的，如果他承认了错误，还可以给他当一个政治局委员。主席对林彪都很宽宏大量，我为什么要置林彪于死地呢？”最后，他自责地说：“‘萧何月夜追韩信’还追回来了，可惜啊，我周恩来没能把林彪追回来……”（晓亮、文军：《十大元帅之谜》，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四）黄、吴、李、邱“四大金刚”六神无主，惶惶不安
在中央和军队里面，最引人注目的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的态度。根据林彪出逃后掌握的材料，他们并不了解林立果的暗杀阴谋，也不了解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阴谋。１９８０年审判时的特别法庭副庭长伍修权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回顾》一文中写道：“黄永胜是个主要人物，他的罪行特点是同林彪、叶群关系特别密切。”“吴法宪罪行的特点，是把空军的权力交给了林立果。”“李作鹏的要害问题，我们抓的是‘九一三’事件中，由他放跑了林彪的座机问题。”“邱会作的突出问题是在总后实行法西斯专政。”但伍修权后来说他们参与了“两谋”。
９月１２日是个星期天，这一天，黄永胜在家，吴法宪在家打乒乓球，李作鹏一家去逛颐和园，邱会作先开会后在西山看电影。如果第二天去广州另立中央，他们恐怕不会如此悠闲。此外，１２日晚“小舰队”王飞等制订第二天前往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时，曾有把黄、吴、李、邱设法弄上飞机的种种方案，其中包括欺骗，骗到机场后如果不从就绑架等。如果他们参与了另立中央的阴谋，是根本不需要这样来行动的。
但是，毕竟他们同林彪的关系不同寻常，何况林彪出逃前几天他们之间有些反常表现。并且，从已经缴获的林彪一伙的罪证材料表明，他们与林彪、叶群关系密切，有重大嫌疑。９月１４日毛泽东告诉周恩来：“看他们１０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
黄、吴、李、邱心中有数，在惶惶不安中，开始了串联。一天，邱会作来到李作鹏家，商量是否向中央写个检讨报告。李作鹏当即回答说：“不，要看看。”
据邱会作的妻子胡敏交代，大约１５～１７日间的一天，李作鹏对她说：“有些问题准备安到林彪头上，因林死了，查不清了。”
林彪一出逃，吴法宪的妻子陈绥圻就开始销毁证据，她销毁了吴法宪参加庐山会议期间的记录本和叶群写给吴法宪“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条幅，以及一个叫吴统成的人在１９７１年夏揭发林立果在广州搞阴谋活动的信等。（老久主编：《林彪和他的十大干将》下，甘肃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９８页、第４３５页）
１０天后，毛泽东要汪东兴向周恩来询问黄永胜等人的情况。周恩来当即与汪东兴前往毛泽东处汇报，说黄永胜等人在拼命烧材料，黄永胜把一个痰盂都烧炸了。
毛泽东说：他们是在毁灭证据，这些人是要顽抗到底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表示要立即处理黄永胜等人的问题。第二天，即９月２４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实行隔离审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８３页、第４８５页）
黄永胜被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押走时，“浑身打颤，两腿瘫软，是被两名卫戍区干部架着走出大会堂，塞进汽车的。”如果不是有鬼，何至于此！（《黄、吴、李、邱最后的顽抗》，载《光明日报》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３日）
但黄永胜的“鬼”，和政变并无关系。
林彪出逃激起的外交波澜（1）
林彪出逃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也引起了极大震动。由于事件的真相是逐渐披露的，这种震动也表现为从猜测、误会到证实后大吃一惊的戏剧性过程，并且一直伴随着种种传说。
（一）中蒙关系再度受到冲击和考验，但缓和的总体趋势最终没有受到影响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由于蒙古当局追随苏联反华，中蒙关系便处于紧张状态。１９７１年８月２２日，中国新任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到乌兰巴托莅任，标志着中蒙关系有所缓和，开始走向正常化。谁知不到一个月，就因一架中国大型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而出现了某种危机。
９月１４日上午，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紧急约见许大使，受政府委托通知如下事情：“１３日凌晨２时左右（注：后来蒙方肯定为２时２５分），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１０公里处，有一架喷气式飞机失事。经多方察看，那架飞机是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乘员９人，其中包括一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这件事我们通知中国大使馆迟了一些，因为事情发生在夜里，我们知道得也比较晚，而且我们还要派人去了解情况。”接着，副外长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空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国政府就此事的原因作出正式解释，蒙方保留再提出交涉的权利。最后，副外长表示：现在天气还比较暖和，尸体需要按照某种方式掩埋，请中方拿出意见。
当天中午，中国大使馆将此突如其来的情况用电报报告给外交部，并请示如何处理。党中央也就是由此得知林彪机毁人亡的。下午６点多钟，驻蒙使馆收到国内指示电报，内容大致是：许大使立即约见蒙古副外长，奉命通知：“１３日２时许失事的飞机，可能是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我们表示遗憾。请蒙政府立即派飞机载我大使及随员亲往现场视察。”经交涉，蒙方同意派飞机载大使前往现场视察。大使馆再次请示国内，尸体如何处理？１５日清晨，使馆收到国内关于死难者尸体处理的指示电，内称：尸体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确有困难，可拍照作证，就地深埋并竖立标记，以便今后将骨骸送回国内。电报没有提及这架飞机的任何情况。
９月１５日下午，许大使等４人在蒙方有关方面人员陪同下，乘飞机到坠机现场作了勘察。１６日上午，许大使等再度到现场复查。鉴于蒙方没有火葬的习俗，且当地不具备火葬条件，双方协议，就地土葬死者。土葬地点是蒙方建议的，他们走下现场西坡，来到距现场１１００米的一个较高的山坡前，指画着说：“这里地势较高，向东可以看到失事现场，而且每天迎着刚升起的太阳，葬在这里好。”１６日中午，死者无名无姓，每人白布裹身，享受到一口白茬棺木，按照编号，集体葬入一个昨夜挖好的长１０多米、宽３米、深１．５米的土坑。掩埋后，没有墓碑，每具棺木的头顶只有一个高出地面的木牌，上书红色阿拉伯数字编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