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不知道机上是谁，出于人道主义，中方人员还对“遇难同胞”三鞠躬，表示哀悼。
接下来，中蒙双方就飞机是否系军用飞机、坠毁原因、入境责任等问题，先后举行了５轮会谈，以便形成一个双方签字的文件。出自各自的利益，加之有些问题真相并不清楚，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在所难免，甚至多次发生激烈争论。
林彪出逃激起的外交波澜（2）
９月２３日，大使馆根据国内指示，向蒙方索要死者遗体、遗物，但没有成功。
９月２９日、３０日，蒙古广播电台和《真理报》先后播发和刊出消息，报道了坠机事件，就中国飞机“侵犯”蒙古领空一事，向中国方面提出“抗议”，并要求作出“正式解释”。
事后分析，９月２０日以后，蒙古方面根据种种迹象，已揣测出飞机上有一位大人物，并已猜想到林彪，但又难以肯定。以至９月３０日晚我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蒙方国防部的外事处长私下“咬着耳朵”问我使馆工作人员：“林彪还活着吗？”我使馆工作人员根据国内指示回答：“一切如旧。”
总起来看，中蒙双方在坠机事件上的处理是理智的，尽管其中有些冲突和不愉快，但在对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双方的配合基本上是友好的，刚刚有所好转的中蒙关系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出现波折和逆转，而是继续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６４页、第１９６页、第２７２页、第２７３页）
（二）苏联克格勃积极介入坠机事件，苏联政府暗自庆幸
苏联在蒙古驻扎了大量军队，无孔不入的苏联克格勃在蒙古的活动十分活跃。林彪座机坠毁之后，克格勃很快就介入其中，并进行了耸人听闻的活动。
在中国大使馆人员９月１５日到温都尔汗坠机现场勘察前，苏联方面已经捷足先登，抢先到现场拆走了三叉戟飞机的主发动机，取走了飞机上的“黑匣子”。他们的专业人员是从赤塔乘坐苏军直升机飞往现场的，为此，蒙古方面刻意将中国大使馆人员前往现场勘察的时间推迟了一天，以保证苏联方面有足够的时间先行研究、取证。（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９３页、第３３５页）
开始，克格勃并没有弄清飞机的真实情况和死者的真实身份，他们只是对这架英国制造的飞机的发动机感兴趣。到９月２０日左右，他们已从种种蛛丝马迹中猜测出飞机上有一个大人物，甚至差不多怀疑到是林彪。为了证实这一点，于是，林彪坠机后５个星期，十多个苏联人专程从莫斯科赶到坠机现场，十分残忍地挖开坟墓，逐个检验尸体，将林彪和叶群的耳朵和头颅割下来，耳朵用于鉴定耳廓，把头颅放在架起的柴锅里煮，然后把头骨装箱，带回苏联慢慢研究。
为了使鉴定头骨和耳廓的结论万无一失，根据林彪在苏联养伤、养病过程中留下的病历，１１月７日，克格勃第三次来到坠机现场，第二次掘开坟墓，开棺验尸。他们详细检查林彪的尸体，并带走了尸体的上半身。他们在林彪尸体的右肺确实发现了钙化的硬块，证实了与病历中的Ｘ光片完全一致。
据参与此事的苏联方面人士称，从坠机事件发生到１９９３年澳洲记者彼德·汉纳姆获准采访当年参与验尸的克格勃人员，２２年间，全世界只有４个人知道这个事件的结果，他们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和克格勃将军扎格沃兹丁、病理学家托米林。（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３３页、第３３６页）
由于出现坠机事件，驻蒙古苏军一度处于紧急战备状态。
林彪出逃激起的外交波澜（3）
林彪出逃，前往投靠苏联，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选择。就苏联一方而言，事情却未必那么简单。如果林彪叛逃成功，苏联有可能持欢迎态度，为手中掌握一张同中国、同毛泽东对抗的“王牌”而喜出望外；但也有可能感到为难，因为捡到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当时任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的库里克后来说：“我们感到最为庆幸的，是林彪没有真的飞到苏联来。”的确，如果林彪真的到了莫斯科，中苏之间的麻烦就难以预料了。库里克的话，也许确实反映了苏联方面的某些真实想法。（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６９页）
（三）国际上议论纷纷，各种猜测和传言不断
林彪出逃后，尽管中国方面保密工作做得很好，许多公众场合有关林彪的标语、口号、题词、宣传画甚至报纸的提法保持不变，但还是在国际上引起了种种猜测，有些说法耸人听闻，近乎天方夜谭。
中国国内是在国庆节前后开始自上而下地传达林彪事件的。由于当时中国还不开放，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纪律观念、保密观念很强，因此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国外并不知道中国发生了林彪出逃事件。到９月下旬，国际上关于林彪的猜测和议论才多了起来。
最权威的新闻发布是蒙古的电台和报纸。它们在９月２９日、３０日首次公布了中国一架大型喷气式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的消息。
最敏感的新闻媒体当属法新社、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和日本、香港的报纸。奥地利电视台和报纸，９月３０日至１０月１日援引上述媒体的消息报道：“９月１３日凌晨，中国武装部队一架喷气式飞机在蒙古上空坠毁，有９人死亡”；“日本政府部门据法新社消息称，这架飞机是被击落的，机内有被黜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他企图逃往国外未遂丧命”。
英国《卫报》１０月１日刊登记者莱斯卡萨９月３０日从香港发出的报道，内称：不管所传在蒙古发生的飞机坠毁事件的意义如何，这里的分析家却认为，从９月中旬以后，中国领导人中发生了重大问题。人们普遍排除了早些时候毛患病或去世的推测，而赞成环绕副主席林彪和政治局其他委员的地位问题的一些说法。林一些年来身体一直不好，从６月以后没有在公开场合露过面。不管是因为生病或是国内的政治原因，林的权威的削弱，都有必要使中国最高领导人重新排队。军事领导人最近几周引人注目地没有露面，这使许多分析家作出这样的推测，那就是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特别卷入了当前这场危机；另一方面，周恩来继续不断地在公开场合露面，并且看来已经完全控制了局势，他可能比以前更为有力。
美国《华盛顿邮报》１１月２７日在头版位置，刊登了记者史丹利·卡诺写的题为《林彪据信已死》的报道，第一个在美国披露了“九一三”事件的消息。
１２月１４日，香港《快报》刊登来自北京外交界的消息，说一名苏联外交官向一名经常同他打网球的巴基斯坦外交官讲，蒙古所报道的坠机事件，上面有林彪。这是苏联当局派人把９人尸体挖出后，经过严密的生物化验确定的。
１９７２年１月，英国《新观察家》驻莫斯科记者听苏联人议论，苏联专家把已烧焦的林彪尸体整理出来，发现尸体上中了９颗子弹，呈蜂窝形。（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７３～２７４页）
这些外国报道，用意也各有不同，有的是出于商业目的抢新闻，有的则是借此攻击和诬蔑中国；有的是消息来源不准确不可靠，有的则是蓄意编造甚或制造谣言；有的表现出迷惑不解，有的则是幸灾乐祸。
林彪坠机的原因探析（1）
（一）因油料不够而紧急迫降
按说，林彪座机最紧张的是三个阶段：一是能否从北戴河起飞；二是起飞后会不会遇到麻烦，比如遭拦截包括被击落；三是越过国境后会不会被苏蒙方面防空部队误以为轰炸机或侦察机而击落。当这三个阶段都侥幸闯过去之后，它只要放心大胆地向预定的伊尔库茨克飞就是了，为什么要冒险野外迫降呢？
答案是：飞机没有油了。
按规定三叉戟飞机满载油量为２２吨，续航能力５小时（其中包括１个小时的保留油量），平均每小时耗油４．５吨。但９月１２日傍晚２５６号三叉戟飞往北戴河时，加油１５吨。从北京飞山海关，半个小时略多，用油２．５吨，这时油箱中有油１２．５吨。１３日凌晨２５６号从北戴河仓皇起飞时，没来得及加油。从北戴河到温都尔汗约１１００公里，飞机出境前在内蒙古的贝尔庙上空原地盘旋了一圈。空中飞行时间１小时５３分，加之飞行中一直保持在２５００～６５００米的中低空，耗油较多，这样飞机上就只剩下２．５吨上下的油了，而这时油箱有一部分油，因为油泵抽不上来，还不能使用。它要继续低空飞行，最多只能飞２０多分钟。照此油量，不要说伊尔库茨克飞不到，就是乌兰巴托也飞不到。在此情况下，飞行员只有野外迫降，别无选择。（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５８页、第２７７页）
以上分析是林彪出逃后不久，空军参谋长梁璞作出的。
２５６号三叉戟第二副驾驶，因没赶上登机而幸免一死的康庭梓，也作了同样的分析。他说：“山海关机场起飞时，飞机上的油量只有１２吨半，按正常的高度、速度飞行，把最低的平均耗油量也计算在内，最多只能飞行两个小时。”因此，潘景寅在飞行１小时５３分钟后野外迫降，是合乎事理的。（《湖南文史》增刊第２７页）
（二）一系列主客观原因导致迫降失败
无疑，潘景寅断然决定迫降是正确的，但为什么又导致机毁人亡的后果呢？这里面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１． 判断失误，没有弄清飞机的准确位置。飞机坠毁地点位于温都尔汗东北仅６０公里（空中直线距离），而温都尔汗就有个简易机场，跑道是从草原上轧出来的，周围的地势非常平坦开阔。２５６号三叉戟飞到那里降落，油量是完全够的。但是，潘景寅却没有去。之所以如此，可能是错把迫降现场当做了温都尔汗简易机场，或者潘景寅压根不知道温都尔汗有个简易机场，他只是急切地选择个地势平坦的去处做迫降场用。由于飞机上没有领航员，也没有地面导航，精神高度紧张的潘景寅很难弄清自己的确切位置。尽管如此，潘景寅能选择地势开阔平坦的苏布拉嘎盆地，该盆地是沙质土壤，南北长３０００多米，东西宽８００多米，到处覆盖着三四十厘米的茅草做迫降场，已属不易。（于弓编：《林彪事件真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６０页）
２． 陌生的地形和没有光亮，加剧了夜间迫降的难度。内行人都知道，飞机迫降本来就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夜间在异国他乡迫降就更是难上加难。１３日之夜，是个暗夜，天上没有月亮。碰巧的是，温都尔汗那夜正好停电，整个城市漆黑一团。但是盆地西北方向１０公里处著名的贝尔赫莹石矿没有停电，有灯光，很可能潘景寅把有灯光的地方看成了温都尔汗简易机场。至于地形，平坦之中其实暗藏危险，中间有高低不等的土包。（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８７页）
林彪坠机的原因探析（2）
３． 面对特情紧张过度，操纵失当。迫降，不能放起落架，要用肚皮擦地，最担心的是擦地后飞机起火爆炸，这就必须把油放掉。把油放光，需原地盘旋２０分钟，但潘景寅没有这样做，很可能考虑到长时间盘旋会招致地面防空炮火的威胁。他虽然做了迫降的一系列准备，但迫降的着陆动作并没有做全，着陆速度过大，而减速板却未打开，结果造成飞机接地后遇到凹凸不平的地面后弹起、倾覆、折断，然后起火爆炸。
４． 技术欠佳，难逃厄运。潘景寅尽管是挑选出来的，但驾驶三叉戟飞机的技术还未到娴熟精湛的地步。相反，由于１９７１年８月份三叉戟专机维修改装就绪后，他试飞了几次，去过山海关机场，也飞过较远的航线，但他始终对自己的“落地”动作不满意。９月１２日晚三叉戟飞机拉林立果去山海关的前一天，潘景寅又飞了一次东北航线，有人看到他情绪不好，问怎么啦？他说“落地”问题还是不理想（刘岩：《我参与处理“九一三”事件的回顾》，原载《中华儿女》２０００年第９期）。正因为他技术上存在如此致命的短处，在突发情况面前也就很难处理好了。
潘景寅的飞行技术，并不算最好。师长时念堂回忆说：潘景寅是专机师副政委，内向，不那么开朗，话极少。他的优点是非常沉稳，但也由此带来脑子有点“木”。他飞伊尔－１８时，就飞得不精。１９６９年潘景寅驾伊尔－１８飞往山海关机场，“撞”上雷雨，下不来了，怎么也对不准跑道。那次我在后舱，上去把潘景寅换下来，这才让飞机落了地。陈联炳（飞三叉戟的团副参谋长）对我说了好几次，叫我快点飞三叉戟，我们说了不算，意思是潘景寅不行。
５． 三叉戟飞机的设计对迫降极为不利。它的机翼、机腹部有油箱，高速接地，很容易造成油箱摩擦受热起火。自三叉戟问世以来，国内外还没有迫降成功的先例。因此，潘景寅即使驾驶技术再高明，也难以弥补飞机设计上固有的缺陷，何况潘景寅的技术水平还不是最精。
（三）关于几种传闻的由来和匡正
１． 飞机是被中国方面击落的吗
这种说法，一度甚为流行，根据是飞机上有个大洞。
据最先到达坠机现场视察的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孙一先证实，飞机机翼的翼根处，的确有一个直径４０多厘米的大洞，大洞的旁边还有兔耳朵形的细长洞两个。一开始，他曾怀疑这个大洞好像是一枚地空导弹打的。但进一步探查这个洞的底部，却发现并未穿透，机翼另一面完好无损。而大洞周围不规则的铝刺，刺尖有的朝里，有的朝外。如果是地空导弹打的，怎么可能不穿透机翼，而且洞口朝上呢？经过仔细观察和深入分析，他最终否定了自己一开始的认识。（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９５页）
但是，也还有人坚持林彪座机是被导弹击落的。张宁在《尘劫》一书第２７８页中，引述第二炮兵一位转业军人的话，说用导弹击落了林彪座机。那位转业军人说：“当年出事时，我在基地当兵，我们接到开炮命令，不知道是什么目标，以后听到文件传达，心里才明白是林彪座机。”张宁问他是不是搞错了，打的恐怕是周宇驰的飞机，这位二炮军人笑道：“打直升机哪用导弹？周宇驰的直升机是在北京郊区迫降的，根本没用开炮。我们导弹发射的方向不是北京。我们用的是新式导弹，弹头进去反向爆炸，当时打伤了飞机。”
林彪坠机的原因探析（3）
针对机翼上一面完好，一面有炸开的大洞的情况，编造“新式导弹”的说法，显然是无稽之谈。直到现在，还没有听说过弹头打进飞机能反向爆炸的地空导弹。况且，在当时，中国根本没有能打２００公里的地空导弹。就是到了３０多年后２１世纪的今天，我国这样射程的地空导弹也未问世。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周恩来陪同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到广州参观交易会，送别外宾离境后，应邀给广州部队领导机关作报告，说了林彪叛逃的一些内情。会上，有人递条子问是否总理命令部队用导弹把林彪座机打下来的。周恩来看完条子，非常严肃、郑重地说了下面一席话：
“我再说一遍，林彪的座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能命令部队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队把他打下来，我怎么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交代啊！当然了，林彪座机外逃时，我是及时向主席报告了的。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组织纪律性嘛！但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走，就由他走吧。主席尚能宽容林彪，我周恩来为什么要阻止他呢？主席南巡时也说过，林彪还是要保的。如果他承认错误，还可以给他个政治局委员。主席对林彪宽容大量，我为什么要置林彪于死地呢？”（图们、肖思科：《特别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４２页）
１９７２年春，在京西宾馆的一个中央召开的会议上，针对有人提出中央为什么不阻拦林彪的飞机而让他跑掉的问题，周恩来在讲话中说：林彪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叶群给我打电话说他要在天上转一转，当时并不知道他要飞到哪里去，做什么事，在这个情况下你们哪一个（周恩来用右手食指指着与会人员）敢下决心把它拦截下来？拦截副统帅的专机，把林彪打下来，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代？！
这就清楚地说明，中国方面是根本不会击落林彪的专机的。（刘岩：《我参与处理“九一三”事件的回顾》，《中华儿女》２０００年第９期）
林彪事件发生后，为了确实弄清飞机坠毁的原因，中央命令空军成立专家组，对飞机坠毁的原因作出结论报告。空军专家组由著名空战英雄、空军军训部第二部长王海（后来担任空军司令员）牵头，成员有空司机务部副部长何培元、空政组织部副部长陆德荣、空司军训部副处长王季南、王涛和空司机务部参谋赵汉立、金华。后来，公安部也派人参加。空军专家组明确认为：“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可以排除”，“机身上引起种种猜测的大洞，是飞机上油箱里的油同时向外燃烧爆炸时形成的。”（王海：《我的战斗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９７页）
还有两个更有力的证据：第一，林彪专机越境方向我方根本没有部署地对空导弹。第二，林彪专机坠毁地点离国境线３６０公里左右，那时我方根本没有能打这么远的防空导弹。即使在防空武器不断升级换代的今天，也做不到。
２． 飞机是被苏蒙方面击落的吗
林彪坠机的原因探析（4）
如果说林彪座机被中国方面击落的可能性被排除，那么会不会是被苏蒙方面击落的呢？
的确，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在中蒙边境驻扎有大量军队，其中包括雷达、防空和航空兵部队。中国方面一架大型喷气式飞机夜深人静时突然深入蒙古境内，其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
但孙一先认为，事实上，苏蒙方面的雷达部队并没有及时发现越境的三叉戟飞机，原因可能有二：一是９月１２日是星期天，翌日凌晨仍处于休假状态，苏蒙军队官兵松懈麻痹，值班不认真，没有发现空中特情；二是三叉戟飞机保持中低空飞行，有效地躲过了地面雷达的搜索。
唯一的例外是，４１４号界桩附近的蒙军阿沙盖图边防站，９月１３日凌晨曾发现一架飞机深入蒙境，但他们把这个消息压了９个多小时才上报边防总队，而边防总队又因故延误了近９个小时，直到９月１３日下午４时以后，才上报到乌兰巴托公安部边防内务军事事务局。也正是这次突发的空情，检验出苏军的防空系统漏洞不小。因此，１０月底，苏联国土防空军总司令巴季茨基空军元帅专程到蒙古活动近一个月，检查和整顿苏蒙军的防空系统。既然苏蒙方面连空情都没有及时发现，还能谈到发射地空导弹或出动歼击航空兵击落林彪座机吗？（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７９页）
孙一先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蒙古方面虽然没有击落三叉戟，但他们的雷达还是发现了目标，这是根据我侦听部队获悉的情报得知的。９月１３日２２时１５分，空军司令部报告说：１８时０４分，蒙古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凌晨２时半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起火坠落，因此，从１８时起进入一等戒备。周恩来接到这份报告，立即报告了毛泽东，并相应做了紧急战备部署。
２００９年前后，又出现了苏蒙方面击落林彪座机的新说法。苏联资深外交官、汉学家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中文名“顾大寿”）新近出版了回忆录《我的中国生涯》，其中有一段详细记述了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后，他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工作时，苏联驻华使馆派他到温都尔汗实地查看、现场的经过。他写道：“林彪、叶群、林立果乘坐军用飞机急匆匆地从北戴河机场起飞，但是，他们在越出中国国境后，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地区被击落”。“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空军雷达发现中国一架军用飞机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空，错误地把它当做是侦察机。“（阎明复：《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炎黄春秋》２００９年第１０期）
顾大寿没有明确地说出林彪座机是被蒙、苏哪方击落的，他这里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无法自圆其说：既然被击落，机上人员的尸体为何完整无损呢？
３． 飞机是在空中遇到麻烦了吗
有人怀疑，林彪座机或许是空中遇到了麻烦，比如机械方面出现了故障，再比如气象方面遇到了困难。
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是从巴基斯坦转手买来的同类飞机中最好的一架，机组人员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在政治、思想、技术、作风方面均过得硬的干部，飞机的维护保养是无可挑剔的，因此不存在技术方面的故障。而且从北戴河起飞时，飞机状况是好的。周恩来查问飞机时，胡萍回答吴法宪并授意潘景寅说飞机有点故障，是为了欺骗周恩来，掩盖阴谋。至于天气情况，也无异常。蒙方在９月１６日提供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飞行失事的现场调查纪要》中说：“据乌兰巴托中央机场气象台报告，在９月１３日两点钟时，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上空有二至四级的云，能见度５０公里，无危险的气象情况，无风沙，无雾，无风。”（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１７页）这就是说，林彪座机的坠毁，与飞机机械和天气状况无关。
林彪坠机的原因探析（5）
退一步讲，如果飞机空中遭遇机械故障，直接的后果要么发生爆炸，要么失去控制，无法操纵。王海肯定地认为，“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的。”他的理由是失事现场留下了一道相当长且清晰的迫降轨迹，飞机残骸散布呈带状且比较集中，机上人员尸体也非常完整且散布在一小片面积内。如果是凌空爆炸，残骸和现场根本不会是这个样子。如果飞机失去控制，也不可能做出一系列基本符合迫降特征的动作。（王海：《我的战斗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９７页）
４． 飞机上发生了枪战或搏斗吗
从理论上说，飞机上发生枪战或搏斗，足以导致飞机失去控制，机毁人亡。而坠机现场又发现了７支手枪，２支微型冲锋枪，４３发子弹，这就更给机上枪战搏斗说提供了佐证。１９７２年１月，英国《新观察家》驻莫斯科记者听苏联人讲，苏联专家已把烧焦的林彪尸体整理出来，发现尸体上中了９颗子弹，呈蜂窝形。这家报纸的意思是，飞机上发生了激烈枪战，导致飞机无法操纵而坠毁。
如果发生枪战，至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他有枪；第二，他对林彪叛逃以死相拼。从飞机上的乘员来分析：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绝不可能搏斗，司机杨振刚也不可能；潘景寅在聚精会神驾驶飞机，也难有搏斗的可能；唯一有可能的是３名机务人员，但这３名机务人员没有配备武器，手枪在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手里，林立果也不可能到飞机上给他们发枪。那么，没有枪，怎么向林彪射击呢？退一步讲，从当时人们的思想实际出发，林彪是大名鼎鼎的副统帅，即使他们明知道是仓皇起飞，即使他们感到情况异常（他们未必就知道是向蒙古、苏联方向飞），但他们会有胆量向副统帅开枪吗？
最有力的证据还是坠机现场的实际情况。９月１５、１６日两次到坠机现场视察的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写道：“是否像外电所传，飞机坠毁前机上发生过搏斗？根据对飞机坠毁现场和飞机残骸进行的技术研究，以及对尸体进行的法医鉴定，没有发现搏斗的痕迹。９具尸体都没有任何弹孔。几具尸体头部的血迹，是飞机爆炸时撞伤和急速甩出时摔伤所致。外电传林彪尸体有枪击的‘蜂窝状窟窿’，纯属无稽之谈。”（于弓编：《林彪事件真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７５页）
王海也肯定地认为：“飞机坠毁前机内没有发生过搏斗。机上３个机械师没有带枪的可能，他们知道飞机是未经批准强行起飞，但并不知道飞机要去哪里，不可能知道此行是林彪叛党叛国，因此不会允许他们携带武器。”（王海：《我的战斗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９７～２９８页）从他们的尸体分布在林彪尸体周围看，倒像是保护的样子。
但是，前面提到的顾大寿的回忆却持异议。他说：“温都尔汗地区干燥炎热，死者的残骸埋在沙里，所以还没有腐化。我们在飞机的舱壁上发现子弹的弹孔，这些弹孔的边缘全都是向外翻的，可以断定子弹是从飞机里面射击的。这说明机舱内曾经发生了搏斗，还使用了武器。至于在飞机坠毁之前，机舱里面发生过什么事情很难说。但是，可以肯定飞机坠毁不是由于机舱里面的射击所致，因为飞机坠落下来，着起火来，并发生了爆炸。”（王海：《我的战斗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９８页）
林彪坠机的原因探析（6）
都是现场目击者，是否发生枪战却说法迥然有异。哪一种说法更真实可靠呢？
５． 潘景寅有可能发难吗
尽管飞机上只有潘景寅一名驾驶员，给他的夜间驾驶带来极大的困难，但从另一方面讲，又给潘景寅本人创造了极大的机遇。他起飞后改变航向，很可能是在叶群、林立果的威逼利诱下进行的，并非出于本愿，也事先缺乏思想准备。如果他坚决反对林彪出逃，再如果他深知林彪叛逃成功后的严重后果，他很可能拼死斗争，不惜机毁人亡来粉碎林彪的企图。但是，潘景寅有人为破坏的可能吗？
王海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了空军专家组的意见：“驾驶员潘景寅当时也不可能进行了搏斗，这一点可从他当时的政治和现实思想情况及飞机起飞前后的情况判断出来。９月１２日深夜，林彪一伙是仓皇出逃的，登机时没有正常舷梯，是从工作梯爬进机舱的，这些情况驾驶员当然清楚。林彪一伙登机后，驾驶员没有得到航管部门的指令就匆匆开车，飞机先滑入草地，以后转入滑行道，然后强行起飞，由于操作慌乱，２５６号飞机的机翼航行灯撞到了加油车的加油口上，这有事后在山海关机场捡到的２５６号飞机航行灯玻璃碎片为证。这一切都是驾驶员自觉所为，他当然也就不可能随后在飞机上进行搏斗。”（王海：《我的战斗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９７～２９８页）
潘景寅起飞前接到过截然不同的两种命令，他最终还是起飞了，仅此一点，就可以判断他不会搏斗。他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其天职。给他下命令的，有林彪、叶群，有吴法宪，他当然听林彪、叶群的。
此外，从飞机有操纵、有准备的迫降的情况看，潘景寅也没有发难的可能。
倒是飞机出境前在内蒙古的贝尔庙上空莫名其妙地原地盘旋了一圈，给人们对潘景寅，对机上情况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提供了无限思索的空间。
但是，潘景寅的死却是个难以下结论的问题。潘景寅死后，长时间没有哪一级组织或领导为他做结论，不少人怀疑甚至公开声称他是林彪死党。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１５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时谈到了“九一三”事件，他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的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斗争，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邓小平的话，只能说是他的一个判断。但正是因为有了邓小平这个话，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２３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作出了潘景寅是“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的结论，民政部门发给了潘景寅的家属应有的抚恤金。（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８２～２８３页）
６． 可靠的结论是什么
林彪座机究竟是如何坠毁的，这曾引起周恩来的极大关注。当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专程回国向他报告坠机现场情况时，他就指示要切实弄清坠机原因。此后，他亲自到西郊机场，察看另外的三叉戟飞机。他还指示空军司令部组织专家组，给中央写出专题报告。空军专家组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搞清了飞机坠毁的真实原因。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９日，专家组向中央提交了报告。报告中专家组的结论是：
我们根据大量证据认定：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也就是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作出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有这样几点：其一，失事发生的场地是经过有意选择的。在温都尔汗附近这片戈壁滩上，这块地点地势是比较平坦的，飞机着陆的方向也刻意进行了选择，这些情况不可能完全是偶然的。其二，飞行员实施了野外迫降动作。他在飞机接地前主动打开了前开缝翼，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动作，前开缝翼只有人工操纵才有可能打开。其三，起落架轮毂完整，没有撞击和磨损的破坏痕迹，主轮胎良好，仍有气压，这说明在迫降时飞行员没有放下起落架。其四，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接地的。这一切都表明，２５６号飞机当时是在飞行员有效控制之下，而且是主动作出了使飞机迫降的选择。
根据各种情况判断，２５６号飞机当时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实施迫降，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飞行员着陆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着陆速度过大，而减速板却未打开；其二，三叉戟是下单翼飞机，它的机翼、机腹部有油箱，在高速接地时，极易造成油箱破裂、机翼折断，引起燃烧爆炸；其三，当时飞机仓促起飞，机上没有副驾驶和领航员，飞机迫降时正是夜间，又处在完全陌生的区域，一个飞行员难以应付种种特殊情况。
我们认为，当时２５６号飞机之所以要在温都尔汗实施野外迫降，主要原因是因为该机油料不够。这架飞机是仓促起飞，准备工作不充分，没有加满油料；在外逃时该机又长期在２５００～６５００米高度飞行，低中空飞行耗油量大，到失事地点前后油料已感不足，因此被迫进行野外降落。另外，因为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又没有导航，当日恰逢暗夜，飞行员在空中不可能掌握精确位置，飞机是在这种情况下盲目降落。（王海：《我的战斗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９８～３００页）
到坠机现场视察过，并回国当面向周恩来汇报过的驻蒙古使馆工作人员孙一先，对专家组的报告评价甚高。他说：“这个研究报告作出的结论，我在若干年后才知道，感到十分欣慰。许大使和我们视察现场后，向国内报告的看法，以及我回国向周总理当面汇报中的分析，虽然是比较肤浅的，但并没有搞错。”（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７８页）
对于林彪出逃事件的主要评论
林彪出逃事件发生后，从毛泽东、周恩来到中央其他领导人，震惊之余，也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他们的评论，各有角度，但都极为精辟。
毛泽东谈得最多。他多次说：林彪他们搞反革命活动，谁个晓得？我就不知道嘛！“治病救人嘛，有病也不让治。原来准备在三中全会时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准备安排林彪的工作的。”“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的头。”（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６０页）
１９７３年５月１５日，周恩来在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会议上，用了４个半小时的时间，谈了林彪出逃事件的前因后果。他说：“庐山会议后，林彪对主席更加仇恨了，用了很多恶毒的语言攻击毛主席……五一节晚上，林彪上天安门城楼只待了５分钟。过去每次去天安门，他都是紧跟，拿着语录本，紧跟毛主席后面，从东到西，‘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这次他不跟了，对主席恨极了！这天，他本来是不愿意来的，叶群哭着在他面前跪下，苦苦哀求：‘你要是不去，咱们一家人都得死了！’‘没有那么紧张，那么严重嘛。’林彪答应只来５分钟……林彪对毛主席是仇恨的，他是封建资产阶级思想，只要有土壤，他就酝酿一次阴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林彪的叛逃是逐渐演变的，发展的，‘九一三’事件不是偶然的。”（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人民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５５５～５５６页）
周恩来在林彪出逃后接见部分驻外使节时说：林彪事件的发生，既在预料之外，也在预料之中。说“预料之外”，是指他和毛泽东怎么也没有想到林彪会跑。因查问他私调飞机一事，他心惊胆战，逃跑了。说“预料之中”，是指林彪一伙自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一直阳奉阴违，抗拒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他们的批评帮助。对林彪，毛主席一直是保他的，事实也证明对他是仁至义尽了。毛主席同斯诺的谈话林彪最反感了，他这个人一辈子不能批评，一批就消极。林彪摔死了是偶然性，但他失败是必然的。
在说明“九一三”事件缘由的同时，周恩来对林彪本人的历史和变化过程作了客观而冷静的分析。他说：不能讲毛主席从“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已看出林彪反党，只是当时为了打倒刘少奇而没有提林的问题，这不是我们党看问题的方法和主席的作风。我们要历史地、辩证地、发展地看问题。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是发展的，不能说林彪早先的思想和他以后的思想是一样的，会有变化的。同样，我们对林彪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怎么会一下子就识破他呢？九大时还不可能识破他，否则，怎么会让他当副主席？林彪的欺骗性也就在这里。因此，对林彪要作具体分析，他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要以为说他坏，就从头到尾都是坏的。林彪取得接班人的地位是有历史原因的，是当时党内形势发展的结果。总之，对我们党来说，林彪事件的教训是深刻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０４６～１０４７页）
朱德评论说：“林彪是自我爆炸的。他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搞反革命政变，妄图谋害毛泽东主席，另立中央。我们党是有经验、有力量的党，他是绝不会成功的。”
邓小平在江西南昌下放，他听了林彪出逃事件的传达，愤愤地说了句：“林彪不亡，天理不容！”后来，邓小平评论林彪说：“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本事，但是个伪君子。利用毛主席的威望发布一号命令，贬低毛主席，抬高自己。林彪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就是有那么几个书生在胡闹。”（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４６页）
陈云在工厂下放，他听了林彪出逃事件的传达，沉思良久，感慨地说：“想不到这个人干出这么没良心的事！”（朱佳柱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６５页）
聂荣臻说：“林彪之坏，过去不曾预料。”“林彪最后变成一个资产阶级野心家和阴谋家绝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他长期坚持剥削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结果。随着地位的提高，他的这种思想不但没有得到克服和改造，反而越来越严重，在‘文化大革命’中终于发展成为野心家，最后成了党和祖国的叛徒，以至自取灭亡。这完全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８６４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