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下载尽在http://bbs.txtnovel.com---书香门第【yumiko1100】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龙床:14世纪-17世纪的六位中国皇帝
草莽之雄朱元璋 草莽之雄朱元璋(1)
中华自三代以降，文明光灿，环列皆蛮昧未化民族，虽时有袭扰，甚至国裂土分，可是说到举国沦亡的情形，却还不曾有过。直到南宋末年，蒙古高原崛起一个民族，尚武剽悍，仗着马肥人强，拉出一支前所未有的强大铁骑，以摧枯拉朽之势从东打到西，从北打到南，差不多征服了整个欧亚大陆。
全中国第一次真正地亡了。但那蒙古人，虽然骑兵厉害，武力之强自古所无，终究是草原上粗野少文、散漫任性的民族，以为不单可以马上得天下，也可以马上治天下，非但不向中原文明学习，以求洗心革面，却让自己的蛮昧习性一仍其旧，强暴治国，贪虐无度，不足百年便告终结。蒙古人被赶回北方大漠，重新过上四处劫掠、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代之行天的，便是大明王朝。那开国的君上，唤做“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偌长一串头衔，除却头两个字，剩下的皆系虚谀之辞，谁也记不住的，所以历来大家都只管他叫“明太祖”。
说起这位太祖皇帝那也真是迄来从无的一等人物，出于赤贫，十七岁那年父母继殁，孤无所依，不得已竟入寺为僧混口饭吃，未久，寺院亦败，他便只身一人“游食”四方———所谓“游食”，无非以乞讨为生。但偏偏这么一个人，当天下大乱之际，投身暴众，由士卒而头领，由头领而元帅，最后遍灭群雄、逐斥元室、一统中华，成就二百数十年之基业。自古以来，舍汉高祖刘邦外，中国并无第二个起于平民的皇帝；但那刘邦身为亭长，只能勉强算个平民，真正从社会最底层一步登天的，上下五千年，唯有太祖元璋！
说凤阳，道凤阳
平常，从南山坡望去，旷野无际，野草萋萋。宽大的山坡几乎一直很平缓地向北延伸着，只偶有起伏，间或点缀着几株孤零零的树。一条清亮的河流绕着山坡，静静流淌，阳光下就像条白绸带。
此河名濠，小，长数十里。源有二，一自横涧山，一自定远城北，在濠州之南合流，蜿蜒东北而入淮水。小固小，却非无来历。很早以前，庄子常流连于此。濠水以澄澈出名，是“临渊羡鱼”的佳处，当年，庄子偕惠子同来赏鱼，留下一段“子非鱼”的巧辩典故。上千年过去了，平静的濠水好像再没有新奇故事发生，只是默默流淌。
至正①十二年，大旱令素常清亮的濠水全无往日风采，就像从少女红唇一夜之间变成老妇槁唇。鱼儿无影无踪，河床随处呈现网状裂缝；少量幸存的河水，薄薄的，奄奄一息，在河中央最凹处反射出光来，几乎看不出它在流动。
一条死水，犹如濠州的人心。
不过，此地人民对这情形倒也并不陌生。八年前，一场更凶烈的旱蝗之灾，旬日之间夺走成千上万条性命。那一年，单单是孤庄村朱五四老汉一家，五口人便死了三口，四月初六朱老汉头一个撒手人寰，三天后，轮着大儿子重四毙命，又十日，朱家妈妈陈二娘丢下老二重六和老幺重八，也追着老伴和大儿子去了阴曹地府。可怜那重八年方十七，十来天的工夫竟眼睁睁连丧父母和长兄。好些年后，孤庄村父老说起此事，还都直摇头叹气，直道：“惨哩……”
如今，当年人烟寥落、鸡犬声稀的景象，又在孤庄村重现。落日下，极目而眺，偌大的平野全然空旷，生生看不到一个人影，甚至不见鸟儿飞过，那份静谧简直是一种透着忧伤的美，可是久处其中，却令人不免感到可怖。
就在南坡，一株老榆树下，有一个小土堆微微隆起，没有什么特征，上面光秃秃的只长些荒草，而且经年风吹雨刷，土包越来越平，眼看着就要消失了。但是绕着转过来，猛然却见一条大汉仰躺在土包旁，冷不丁吓你一跳！那汉子身长八尺，黝黑精瘦，穿一条污烂污烂的直缀，敞着胸怀，夕阳洒落处，肋骨历历可数，破帽儿遮脸，肚皮一起一伏———竟是睡着了。
“八哥，醒醒，醒醒……”
草莽之雄朱元璋 草莽之雄朱元璋(2)
汉子猛一惊，睁眼看时，是打小一处厮混的周家小三子。但见他背负布包，神色匆忙，似要出远门的样子。
“小三子，你这是要去哪儿？”
“说不得，八哥，出事了。那封书信被人知道了，想告发官家讨赏哩。我寻思还是投汤二哥的好，咱一起走吧。”
汉子眼珠轱辘转了转：“真的吗？”
“我还讹你不成？”周三儿顿足道。
汉子笑了：“兄弟，怎么就改不掉你那急脾气？要不，你先行一步，哥哥我随后就来。”
“也罢。”周三儿拱手道，“八哥，那我就和汤二哥在濠州等着你。”
“一路珍重，兄弟。”汉子在周三儿肩头用力拍了拍。
目送周家小三子渐行渐远的身影，暮色下，汉子忽然感觉到一丝凉意。一群昏鸦飞了来，落在老榆树上，“啊———啊———”的叫声送出，令本来极辽阔的四野，更显冷清。
汉子悲从心起，掉头冲着小土堆翻身便拜：
“爹，娘！二老在世，教儿本分为人，儿原不想投汤二哥，如今村里人死的死，逃的逃，庙里和尚也散去大半，儿没了着落……儿今二十有五，实不甘再像八年前那般游食为生……爹啊娘啊，儿当如何，替儿拿个主意吧！”
言毕，他就从兜内摸出一面小铜牌，那还是自己刚生下来时，吃不得奶，爹上庙里拜菩萨时请回来的护身符。铜牌一面刻着观音像，汉子拿在手里，默想：“观音像若冲上则去，冲下则留。”于是他开口道：“爹娘在上，且助重八则个！”
铜牌抛起，落在土坡草间，拨开一看，观音像冲上。再扔，如此；第三次又抛，仍如此。
汉子站起身，目光渐渐清澈，原本就有些凶悍的脸此时又蒙上了层刚毅之色。只见他头也不回地大步走了，直走到西下的夕阳血似的残红里去……
———以上多系虚构，是我在怀想明太祖朱元璋当初奋起于草莽之际时，自己心里描画出来的一幅“复原图”。1978年—1982年念大学期间，每年的寒暑假，我在合肥与上海之间，在这条铁路线上来来回回要穿行四次。每一次，列车行经临淮关—蚌埠这一区间，我望着窗外的淮西山川，脑中就止不住地浮想与朱元璋有关的旧事和画面。
虽然是虚构，但人物和大的情节皆有所本。其中，那个周家小三子，是周德兴；汤二哥，就是汤和。这两个人，还有徐达，都是朱元璋（小名重八）打小一起的玩伴儿，后俱为明朝开国元勋。史云，至正十二年郭子兴在濠州聚众反，汤和先行投了郭军，很快积功做到千户，此时他捎信给朱元璋，催促他也来入伙。元璋意犹未决，求之于卦，这才赶到濠州，由汤和介绍加入义军。读史读到这里，每令人心怀激荡、慨然不已：一座小小的孤庄村，蹇伏浩野，无凭无依，然而竟突如其来诞生、汇聚和涌现了一个豪杰群体。历史的脉络，当真非以常理可解释者，难道真的只能说是风云际会、天钟地秀之所致？
就因这巨大的传奇色彩，很早很早以前，朱元璋和他缔造的明帝国，就成为整个中国古代史中我最为之着迷的一段。跟明代比，历朝历代的魅力在我看来都要逊色一些，黯淡一些，包括一般备受推崇的唐代。诚然，唐代是繁荣的，强盛的，金碧辉煌的。然而伟大的唐朝所流淌的血液，太纯正太正统，因而也太寻常了。与纯正的唐朝相比，明朝从根子上有一种“另类”色彩，有一种反常规的源流，有着与“高贵气质”相悖的“野性气质”———这一切，均来自明代作为一个起于农民*9蛐底层社会的政权的本质。
在中国古代，前前后后有过无数次农民*9蛐底层社会暴动，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皆以“水泊梁山”模式完蛋，屈指可数的接近成功的几次，如唐之黄巢、明之李自成、清之洪秀全，或功亏一篑，或虎头蛇尾，或自行崩溃②。数来数去，在这成百上千次*中，衣褐履草的赤贫之民真正夺了政权且把江山稳稳坐下去的，只有朱元璋和他的明朝。所以，不单明朝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另类，朱元璋在前仆后继的农民起义史上也是一个另类。
草莽之雄朱元璋 草莽之雄朱元璋(3)
可惜，明史的价值很少被了解，特别是被普通的中国人了解。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的主要形式之一，最能反映普通人的口味。在所有历史题材或者说古装影视剧里，清代戏最热，其次是唐代题材，其他朝代基本也都有所表现，反而明代历史，至今我不记得有过什么像样的作品。
不过，有一个人非常清楚明史的价值，此人便是毛泽东。精于读史的他，对明史的重视远在其他朝代之上。对此，可以信手拈来几个例子：革命胜利前夕，他曾要求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学习材料印发给党内干部；建国后，他指示吴晗在中央党校专门讲授《明史简述》，让高级干部了解明代历史的基本面貌和政治制度；他还曾建议吴晗将旧著《朱元璋传》修订以后重新出版，并特别嘱咐不要把朱元璋写得太坏；他晚年发动“*”，又是以姚文元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为重要信号；他一生最后几年所着重思考并提出的著名“反霸”策略“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直接脱胎于名儒朱升给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言；不仅如此，更早的时候，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我们也明显看到了朱元璋军屯制的思路……对酷爱读史、以史为智的毛泽东来说，一部“二十四史”，能够从整体上吸引并触动他思考的，非明代莫属。
此草寇，非彼草寇
毫无疑问，朱元璋开辟了历史。在中国王朝演变史的意义上，许许多多的朝代创立者只是开创了一个朝代，而朱元璋在开创了朝代的同时，也开创了历史。
被捕杀，或者招安，是“宋江们”延续不变的命运，但这样的铁律，在朱元璋那里第一次也唯一一次失效了。若干年后，当朱元璋的子孙用同样的手法制服明代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时，那些新一代“宋江”心中一定特别渴望知道朱元璋是怎样跳出这种命运之外，改变了历史的宿命？
时势造英雄，这话既对，也不对。很多时候，似乎必然的时势，最终却并没有造就英雄，只造就了伪英雄；这类伪英雄一时也曾叱咤风云，露出王者风范，但就在几乎走上其命运巅峰的关头，不堪辕轭，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得轰然倒地———“大顺帝”李自成、“天王”洪秀全，此之谓也。还有的时候，时势貌似造就了英雄，然而不可一世的“英雄”却辜负了时势，不可思议地败给绝非为时势所看好所中意的弱者、配角或二流人物，项羽之于刘邦如此，袁绍之于曹操如此，陈友谅之于朱元璋更是如此。
所以，时势能解释一部分历史，却不能解释全部的历史。元末诸豪强，以地之广，以军之强，以物之饶，朱元璋均不占优，输给陈友谅、张士诚是不必说了，即便方国珍、明玉珍不少方面的条件只怕也比朱元璋得天独厚。
故明之得国，非得之于“天”，而是得于“人”。我尝将元末列强实力分门别类列于纸上，结果发现，朱元璋几乎在其他所有指标上都远远不如西边的陈友谅和东边的张士诚，但唯有一条，任何对手莫能与之抗：人才！在人才这个系统，朱元璋资源之足、结构之良，几臻乎理想。凝视朱元璋这一方的人才名单，你会觉得就像在欣赏国际足坛一支超豪华之师的阵容，帅、将、智各套班子俱为一时之选，锋线、中场、后防所有位置尽得最佳之人，甚至它的后备军也和顶尖绿茵豪门运转出色的青年训练营一样，随时和源源不断地在培养新人才俊。
这种创造力不可思议。如果说朱元璋手下第一代如云的名将，徐达、常遇春、邓愈、冯胜、汤和、傅友德、廖永忠、胡大海……尚可用风云际会、一时奇迹来解释的话，那紧接着第二代快速而强劲的崛起，就超出了我们的解释能力之外。李文忠，小名保儿，“太祖姊子也。年十二而母死，父贞携之转侧乱军中，濒死者数矣。逾二年乃谒太祖于滁阳。太祖见保儿，喜甚，抚以为子，令从己姓。读书颖敏如素习。年十九，以舍人将亲军，从援池州，破天完军【徐寿辉军队】，骁勇冠诸将”。③沐英，“少孤，从母避兵，母又死。太祖与孝慈皇后怜之，抚为子……年少明敏，剖决无滞。后数称其才，帝亦器重之”。曾从邓愈西征吐蕃，从徐达北征塞外，屡建奇功；洪武九年，长驱云南，敉平之，坐镇南疆凡一十五载至逝，太祖尝“亲拊之曰：‘使我高枕无南顾忧者，汝英也【就是你沐英啊】。’”④蓝玉，明初名将中晚生代的杰出代表，“长身赪【红】面，饶【富于】勇略，有大将才。中山、开平既没【死，通殁】，数总大军，多立功”。⑤其英名早成，神勇如吕布再世，是朱元璋晚年有计划逐一构害的军事奇才中的最后一个……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朱元璋帐下良将云集的情形，但我们不难想象，两军对垒之际，敌方统帅投向这支将星争耀的军队时，会是怎样一种嫉妒的眼神！
草莽之雄朱元璋 草莽之雄朱元璋(4)
当然，敌方统帅或许最应该首先打量一下自己的那副尊容———我们来看看朱元璋的两个主要竞争对手，乃何等样人。
张士诚，盐贩出身。至正十三年起于泰州，至正十六年得据吴地，进而再得浙西，拥江南富庶之地，于是心满意足，唯知自守。至正二十五年，陈友谅起大军来取应天（南京），约士诚合而攻之。士诚竟以其“一亩三分田”为自足，不予呼应。其于元室同样以苟且求存，降了反，反了又降，极尽讨价还价之能事，终逃不脱小贩本性。苟且至至正二十七年，业已击败陈友谅的朱元璋，得以腾出手收拾张士诚；是年九月，徐达破平江（苏州），士诚自缢死。
陈友谅，渔夫出身。原为徐寿辉部下，至正二十年以阴谋发动兵变，挟寿辉，而自立为汉王；不久，在采石矶（马鞍山）以铁挝击杀徐寿辉。时诸强中，友谅广有江西、湖广之地，兵强马壮，不可一世，骄横万分，锐意扩张，即兴兵东犯。旌旗蔽日，舳舻拥江，顺流扬威而至，志在必得，然而却被朱元璋用诱敌深入之计，大败于南京城外。两年后，双方再大战于鄱阳湖；此番，友谅尽出其精锐之师———当时天下无出其右的巨型舰队，“兵号六十万，联巨舟为阵，楼橹高十余丈，绵亘数十里，旌旗戈盾，望之如山”。朱元璋水军极弱，双方实力悬殊。但陈友谅一味恃强，朱元璋再次用计，以火攻大破陈氏巨型舰队，战局逆转，八月，友谅中流矢毙命。
张陈二人，一个当时最富，一个当时最强。以势而论，元室衰微之际，他们谁都比朱元璋更有资格成就霸业，一统天下。但士诚其人，永远只看得见眼前利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守财奴，本性如此，毫无办法。陈友谅骄狠雄猜，心黑手辣，虽非张士诚那种贪得无厌之徒，怎奈量小气狭、器局逼仄———仅从一件事上即可知其胸襟：鄱阳之战，友谅势蹙之际，居然“尽杀所获将士”以泄愤，“而太祖则悉还所俘”———同样也是本性如此，毫无办法。
在两个膀大气粗的邻居面前，朱元璋尽处下风，当初陈友谅搞扩张，先对朱元璋下手，多少也有捏软柿子的意思。但是后来他肯定发现搞错了人，至于鄱阳湖决战他“矢贯其颅及睛而死”之际，只怕会感到平生最为后悔的一桩事，就是在没有弄清朱元璋是怎样一个角色之前，贸然对其出手。然平心而论，陈友谅不把朱元璋放在眼里，于情于理都很说得过去。姓朱的算什么？一个小要饭的，一个窝囊到剃了光头委身破庙靠做勤杂工混口饭吃的可怜虫，要说面相，此人歪瓜裂枣，怎么看都是命贱运晦、毫无福分的人。
深入了解朱元璋生平后，我也大感困惑，甚至觉得历来人才学家所论述的成才规律有统统失效之虞。他生在一个无论古往今来都绝对是最最底层的家庭。父亲朱五四是佃户，靠租地主的田地过活，生了三男两女一共五个孩子，日子之惨淡可想而知。至正四年，一场大饥荒席卷而来，旬日之内，朱家成饿殍者三人，老父老母及长兄走马灯般撒手人寰，家里穷得不要说置备棺木，就连下葬的土地也没有，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日后身为皇帝的朱元璋，回忆此时情景，犹辛酸无比地写道：“殡无棺槨【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殽浆【没有饮食作为祭奠】！”⑥十五岁即成孤儿的元璋，只好托身寺院，做个行童———实际就是庙里管饭的童工。呆了不及两月，饥荒益重，庙里亦难维持，元璋即被打发到外面做“游方僧”，说得不好听，无非是一个和尚装束的乞丐。他要了三年饭回到家乡，也不知日后作何营生，此时天下方乱，先已投了郭子兴的汤和有信来招，元璋正愁生计无着，想了想，也就去了。———这就是朱元璋“走上革命道路”之前的简要履历。
由这履历，你找不到朱元璋以后从帐下亲兵而头领，由头领而统帅，由统帅而称王，由称王而尽得天下的任何的蛛丝马迹。这样一个久沉泥淖、困于人生的贫家子、孤儿、乡巴佬，休说受什么良好教育，即便粗粗识得几个字，也是在寺中才学会的本事⑦。然而，此人的头脑，此人的器局，此人的见识，此人的作为，完全不应该是他这种身世背景的人所能有的。
草莽之雄朱元璋 草莽之雄朱元璋(5)
跟历来的“草寇”截然不同，朱元璋从一开始就明确要求部下戒杀戒抢，每次攻城，必叮嘱领军诸将：“吾自起兵，未尝妄杀，汝等当体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毋掠、毋杀戮。有犯令者，处以军法，纵之者罚，无赦。”⑧又说：“克城虽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可见他出身虽粗鄙，头脑一点不粗鄙。在他做吴王时，浙江方国珍为了讨好他，以纯金玉饰马鞍来献，他说：“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才】能，所用者谷粟布帛，其他宝玩非所好也。”他命将宝鞍原物退回。击败陈友谅后，战利品中有一张陈友谅所用的极尽奢华的镂金床，朱元璋见了指着说：“此与孟昶⑨七宝溺器何异？”当即下令销毁。也是在他做吴王时，有官员奏闻，说街上有人遇见一老者，自称太白神，称：“吴王即位三年当平一天下。”官员大约以为这话主公很爱听，岂知朱元璋断然道：“此诞妄不可信！若太白神果见，当告君子，岂与小人语耶？今后凡事涉怪诞者，勿以闻。”有一次，他在同手下那群爱将们闲聊中说了这样一番话：“汝等非不善战，然临事决机，智或不足。宜亲近儒者，取古人之书，听其议论，以资智识。”⑩这种话，可能才是朱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辈，以及一切终不能改变“草寇”、“盗贼”命运的农民起义首领之间的本质区别。
我前面讲，朱元璋是皇帝中的另类，其实还应加上一句：在成为这个另类之前，他首先成了古来“草寇”中的另类———他是一个双重的另类。他之脱颖而出，做了古来“草寇”都想做而最后都做不成的事，就是因为他对“草寇”有一种明确的叛逆意识。碌碌如陈友谅、张士诚岂能望其项背？就是层次再高一些的李自成、洪秀全也远未达到朱元璋的觉悟。后二者与朱元璋大约有百分之九十的相似性，但剩下的百分之十就怎么也上不去了；李自成打下北京、洪秀全打下南京后，分别迅速腐化堕落，从内部土崩瓦解。
这似乎扯得有些远了。回到朱元璋的时代，我断定陈友谅、张士诚始终没有意识到他们共同而弱小的竞争者有一种特殊的禀赋。他们本该自惭形秽，或至少有所警觉，但没有，结果都输得很惨。
关键中的关键，是朱元璋高度重视并解决好了知识分子问题———我所谓“明之得国，非得之‘天’，而得于‘人’”，这才是最根本的一条。将领善战、主公明睿，是打天下的重要保证，但不足以得天下。从打天下到得天下，一字之差，差就差在知识分子队伍建设这个环节。匹夫起事，先天不足便在文化上，没纲领、缺宏图、少指针，盲人摸象，误打误撞，难成大事。
这种经验教训，样板戏《杜鹃山》总结得其实是对的：“井冈山派来了党代表。”一堆五大三粗、使刀耍棍的绿林爷儿们中间，忽然塞进来一个文质彬彬、白白净净的女秀才，从此，三起三落的杜鹃山农民起义军便“节节胜利”、“涓涓细水入长江”了。
朱元璋对这问题的认识深度，不逊于《杜鹃山》。他自己虽是大老粗，难得而且令人称奇的是他非常了解“文化人”的价值，并十分坚决地接纳和倚靠“文化人”。明代解缙谈及此时曾这样评论道：
帝性神开明达……始渡江时，首兵群雄多淫湎肆傲，自夸为骄。帝独克己下人，旁求贤士，尊以宾礼，听受其言，昼夜忘倦。{11}
尽管是“歌功颂德”，但都有史为据。《翦胜野闻》载：
太祖在军中甚喜阅经史，后遂能操笔成文章。尝谓侍臣曰：“朕本田家子，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开悟，岂非天生圣天子耶？”{12}
———这么自吹自擂似乎有点厚脸皮，不过，从中倒可见他以读书为善美、崇文尚学的态度。
几乎每克一地，朱元璋都不忘招贤求士，礼聘知识分子。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下徽州后召耆儒朱升问时政，而得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令朱元璋在整体战略上深受启发。他在采石访得儒士陶安，也很急切地征询陶安的政治见解，陶告诉朱元璋：现今群雄并起，但他们所想所要都“不过子女玉帛”，他建议朱元璋“反群雄之志，不杀人，不掳掠，不烧房屋”，“首取金陵以图王业”。朱元璋闻言大为感奋，赞道：“好！”（《国初事迹》）《明通鉴》也记述有朱元璋与儒士唐仲实的类似谈话，看来这种故事发生颇多。访贤问士的结果，使朱元璋感到自己的眼界和心志大为提高，也深深认识到知识分子对他成就王业的战略意义。据说，胡大海打太平府时找到一个叫许瑗的儒士，派人送来见朱元璋，“太祖喜曰：‘我取天下，正要读书人！’”{13}此语足见朱元璋看重“读书人”（知识分子），不是摆姿弄态的政治作秀，亦不仅仅是因为一时一事倚用其谋策，而是出于“取天下”这一长远战略。
草莽之雄朱元璋 草莽之雄朱元璋(6)
至正二十年，朱元璋的事业有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其标志就是，这年三月，他成功地将刘基、宋濂、章溢和叶琛延入阵营。这四人声望素著，才智、文章、学问，皆一时泰斗，堪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们连同早些时候在滁州加入的李善长，组成了一个绝对超一流的朱氏智囊团。以这些人为中坚的知识精英，不单单在战争中为朱元璋运筹帷幄，更从法律、政制、礼仪、财税等诸多方面为未来明帝国制订和确立了一整套的秩序。明代的后世批评家回顾说：
汉高祖谓：“吾能用三杰{14}，所以有天下。”……我明聿兴，公侯爵赏数倍汉朝：李韩公{15}之勋烈无异萧何，徐魏公{16}之将略逾于韩信，刘诚意{17}之智计埒【等同，并立】于张良……我朝开国元功，视汉高尤有光矣，大业之成，岂偶然哉！{18}
这的确说到了点子上。
近代明清史大师孟森先生论述明之立国的独特意义，讲了三条：第一，“匹夫起事，无凭藉威柄之嫌”；第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第三，“一切准古酌今，扫除更始”，有大量制度创新，开启中国历史新阶段———“清无制作，尽守明之制作”，“【清人】除武力别有根柢外，所必与明立异者，不过章服小节，其余国计民生，官方吏治，不过能师其万历以前之规模”。{19}这三条，都突出了“明之得国，非得之‘天’，而得于‘人’”。这当中“人”的因素，除开“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永恒、绝对之真理外，最能显出明代立国具体实践特色的，是明太祖在战争阶段就有意识地积极地构筑其“有机知识分子”阶层，从而使新政权一建立就形成完备而坚实的文化基础。
其他不说，单“黄册”、“鱼鳞册”两大制度创新，即足使明之立国成为中国史划时代的事件。“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20}由设“黄册”，明初有了完全的人口普查，建起真正意义上的户籍制。从社会角度看，它解决了流动人口问题并解放了往昔在贵族和地主豪强强迫下为奴的人民；从经济角度看，它理顺和保障了国家赋役的征调；从政治角度看，它大大强化了集权政体，影响跨越数百年而直到现代。“鱼鳞册”又称鱼鳞图册，是特别编定的全国土地总登记簿。明初决定对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实行丈量和登记，“厉行检查大小地主所隐匿的大量土地，以打击豪强诡寄田亩、逃避课税的行为……豪强地主被迫吐出他们过去大量隐匿的土地，就使朝廷掌握的担承税粮义务的耕地面积大为增加”{21}，孟森对此评论道：“明于开国之初，即遍遣士人周行天下，大举为之，魄力之伟大无过于此，经界由此正，产权由此定，奸巧无用其影射之术，此即科学之行于民政者也。”{22}此外毫无疑问，鱼鳞册编造也极大地强化了中央集权。
所以，明朝的建立，不像中国许多朝代制度因循，只是权力从某姓易手于某姓。明朝是历史上少数几个在制度上有所开创，真正形成自己文化内涵的朝代之一。尤其跟它之前全凭武力维持而文化颇为黯然的元代比，明代的创新、变革与建树更加彰显。但长久以来，国人似并不明了明代的文化分量，凡说到中国文化灿烂期，唯知以唐代为巅峰———此固不谬，不过以我看中国古代文化应该有两个巅峰，一个是唐代，一个是明代。唐所代表的是汉以来一步步发展到巅峰的皇家—贵族文化；明则代表了宋以来一步步发展到巅峰的文人—世俗文化。这两种文化气象不同，旨趣也不同，就像两代仕女图一肥腴富贵一清逸闲适的形象所表现的那样，各擅其胜，分别达到极致。明代文化不能说超越了唐代文化，但无疑全面置换了唐代文化的意象、主题和风格，不论诗文、书画、园林、饮食、服饰、家居，都别开一面、自造格局，确实堪为唐代文化的铢两悉称的对手。
写到这里，我们不免会为这样一个疑问而一惊：这朝代，这气象，竟由一个“叫花子”肇端吗？正是如此，千真万确。我们不必抬高朱元璋，把明代隽永的文化气息统统归功于他，但我们确实应该对这样一个出身赤贫的田家子，能明了文化的价值、大力弘文崇教，表示足够敬意。
草莽之雄朱元璋 草莽之雄朱元璋(7)
朱元璋在兴起及建国后，多次下求贤书。洪武元年九月的《求贤诏》说：“朕惟天下之广，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贤共成之。向以干戈扰攘，疆宇彼此，致贤养民之道，未之深讲，虽赖一时辅佐，匡定大业，而怀材抱德之士，尚多隐于岩穴，岂政令靡常而人无所守欤？抑朕寡昧，事不师古而致然欤？不然贤大夫，幼学壮行，思欲尧舜君民者，岂固没没而已哉？今天下甫定，日与诸儒讲明治道，其敢不以古先哲王是期？岩穴之士，有能以贤辅政，我得以济民者，当不吾弃。”{23}
过去历史教科书解释朱元璋从农民起义首领变为皇帝的原因，有一种“变质说”。这其实很对，朱元璋的确是有些“变质”的，像《求贤诏》里体现出来的思想，就明显是“变质”。这一点，若跟许多不“变质”而一直保持其“本色”的农民起义首领加以对比，可看得更清楚。
明朝末年，有个工部员外郎叫赵士锦（常熟人，崇祯十年进士），亲历甲申之变。他在李自成攻进北京后被俘，羁系于刘宗敏营约二十日，脱身回到江南后把在羁押期间所见所闻写入《甲申纪事》，令人从细节上得以目睹李自成军在北京的作为。刘宗敏身为大将，进城后唯知敛财，日夜拷掠百官，勒其银两，“有完银多而反夹，完银少而反不夹者；有已完银而仍夹者，有不完银而终不受刑者，识者以为前世之报焉”。“自十八日起，每日金银酒器疋衣服辇载到刘宗敏所。予见其厅内段【缎】疋堆积如山，金银两处收贮，大牛车装载衣服高与屋齐。”刘宗敏的行径，李自成非不知也，但竟无力辖制。赵士锦记述说：
初七日，李自成至宗敏寓议事，见庭中三院，夹着几百人，有垂毙者，不忍听闻。问宗敏得银若干，宗敏以数对。自成曰：“天象不吉，宋军师言应省刑，此辈宜放之。”宗敏唯唯。每日早将已死者用竹筐抬出，每筐三两人，以绳束之，至是五六日矣。
朱元璋在洪武元年即下《求贤诏》，而李自成军甫入京城则唯以拷掠士大夫为能事。按“阶级斗争学说”的逻辑，朱元璋本该和刘宗敏一样“苦大仇深”，但他却搞什么礼贤下士，分明是向地主阶级投降———由此看来，朱元璋之“变质”的确变得厉害。
“变质”，变出了中国唯一的“家庭成分贫雇农”的皇帝。我们当然可以大力批判朱元璋的“变质”，但他也许会反过来质问：骂我“变质”？少来！古往今来但凡造反的主儿，谁不想“变质”？我无非做了别人想做却做不到的事！———如果朱元璋这么说，我看他讲的也是事实。秦始皇游会稽，车队驶过，项羽躲在人群里暗暗发狠：“彼可取而代也。”谁不想“变质”？陈友谅、张士诚想不想变？李自成、洪秀全想不想变？问题是怎么变，往哪儿变，以及变成什么样儿。像朱元璋那样，不单从“贼寇”变成“皇帝”，并稳稳当当享国三十一年，又把江山传了二百多年———这种“变质”的成果，应是大家梦寐以求的。非不愿，是不能也。它需要毅力，需要牺牲，也需要洗心革面。这苦功夫，说来简单，做起来谈何容易，事实证明也就朱元璋肯下功夫且做到了家———所以也只有他跳出了农民起义军的宿命之外，硬是扭转了某种“历史规律”。
泥腿子皇帝
朱元璋“变质”的话题，并不到此为止。以“流贼”、“草寇”，而破天荒地建立了一代王朝，这是朱元璋的“变质”之处。但从另一角度看，此人倒没有怎么“变质”。
野史有一些故事，说朱元璋忌提旧事，一听“秃”、“光”、“贼”这样的字眼抑或哪怕是同音字，就不高兴，就杀人。然而，也有记载显示，他并不讳言贫寒的出身和悲惨的少年经历。濠州祖陵竣工后，词臣奉撰《皇陵碑记》，朱元璋阅后很不满意，称“皆儒臣粉饰之文”，他揽镜自观，“但见苍颜皓首，忽思往日之艰辛”，觉得以这种粉饰之文垂后，“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诫】”，决心亲自提笔，“特述艰难”，如实记述自己的出身、家境和遭遇，“俾世代见之”———这就是洪武十一年的《御制皇陵碑》。
草莽之雄朱元璋 草莽之雄朱元璋(8)
平常，他更不吝于以其身世和人生体验训导诸皇子，使他们勿忘家本。做吴王时，一日，朱元璋率世子朱标祭祀山川，仪式结束时他特地叫过朱标，指着身边将士们说：“人情，贵则必骄。”“今将士中夜而起，扈从至此，皆未食。汝可步归，庶【将近，差不多】谙劳逸，他日不致骄惰。”圜丘告成，朱元璋带着朱标前去视察，归途中，专门命随从引导世子绕道农家，观其居处饮食器用；俟其归，则召而诲之：现在，你知道农民有多么辛劳了吧？
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此语不简单。能意识到国家财政，皆出之于民。】故令汝知之。凡一居处服用之间，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于饥寒，方尽为上之道。【非常好的认识，难能可贵。他自己大体上也能遵循这认识执政。可惜其子孙完全不肖。】{24}
据说，朱元璋为使诸子习于勤劳，不滋骄惰之性，曾命内侍特制草鞋分发给他们，并规定，只要出城走稍微远一点的路，皇子们只能乘马行其中三分之二的路程，另外三分之一必须穿上草鞋步行。他定期打发诸子回老家谒祖陵，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说：“使汝等于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因道塗【途】之险易，以知鞍马之勤劳；观小民之生业，以知衣食之艰难；察民情之好恶，以知风俗之美恶。即祖宗陵墓之所，访求故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之不易也。”人一阔，脸就变，这似乎是经验之谈；所以，穷光蛋们揭竿而起之际每每要互相叮嘱一句：“苟富贵，毋相忘！”但实际上，他们往往忘性都比较大，不单自己患了遗忘症，倘若别人来提醒，他甚至还恼羞成怒。但从以上看来，朱元璋既没有患上遗忘症，亦不因为做了皇帝便对自己的低微出身讳莫如深。这其实需要很大勇气的。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可见朱元璋没有背叛自己的过去。
朱元璋其人，可用“皇帝＋农民”或“农民＋皇帝”来概括。在这两个天悬地殊的角色当中，跟中国历史上其他所有皇帝相比，朱元璋的皇帝味儿相对轻一些，农民味儿却最足。他曾在一份蠲免两浙秋粮的诏书里径直声称：“朕本农夫，深知稼穑艰难。”似乎对此身份甚感光荣，与臣下交谈也不惮表露其“小农心态”，曾经说：“吾昔在军中乏粮，空腹出战，归得一食，虽甚粗粝，食之甚甘。”饥饿的童年记忆，让这位皇帝对粮食和农事有一种几乎病态的敬畏。据说凡是空闲的土地，他都下令种上庄稼，而且还提出一种极其独特的“种植理论”：“我于花木结实可食用者种之，无实者不用。”总之，不能用来填饱肚皮的，就无用。他曾颁旨严禁种糯，因为这种作物不是用来吃的，是用来造酒的，于是被视为“糜费”。平时在宫中他跟太监宫女言“不离稼穑组紃”，后宫墙上门上，也到处画着《耕织图》。浙江金华出产一种香米，百姓“拣择圆净者用黄绢布袋盛贮，封护进呈”，年贡约三十石。朱元璋得知详情后，下令中止此贡，改由内侍在宫苑内垦种数十亩，“计所入，亦足供用”。这办法后来似乎还加以推广了，以致宫中闲地都成了农田。某日退朝，朱元璋专门领着太子诸王去参观他这一得意之作，他指着菜地说：“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其实他借鉴魏武而发扬光大军屯制，起因也是防止夺食于民；他说：“兵食一【完全，全部】出于民，所谓农夫百养战士一，疲民力以供闲卒，非长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兵得所养，而民力不劳。”
不过，这个“农民皇帝”对农事的重视，似乎有点过了头，不免掉进“小农意识”的泥坑里。譬如，有人建议开矿生财，被他训斥一通，认为只要偏离农本，便是追逐奸利。司天监（掌天文历法的机构）进献一款元代水晶刻漏———中设二木偶，备极机巧，“能按时自击钲鼓”，这或许是最早的自鸣钟———也被朱元璋一通臭骂，说“废万机之务，而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而害有益也”。竟下令把它砸碎毁掉……皇帝眼里只有粮食、庄稼和农活，中国其他方面的进化可想而知。
草莽之雄朱元璋 草莽之雄朱元璋(9)
这样一个君主，大抵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朱元璋之头脑与“近代”无缘，然而比之中国历史上数不胜数的无半点惜民之心的皇帝，此人算是良知未泯了。
一次，朱元璋出游钟山，回城时，从独龙冈徒步一直到淳化门，才肯上马。他感慨地对侍臣说：“朕久不历农亩，适见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悯其劳，徒步不觉至此。”话锋一转，他问这些近臣：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所以他们才辛苦成这个样子，你们这些当官的，心里曾经感念和体悯过农民吗？接着，他说出一句很让人震惊的话：“且均为人耳，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之艰难，古人常以为戒。”
不是朱元璋有“平等思想”，而是贫贱的出身使他比较能够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说出“均为人耳”这样一番话来，一般帝王断不能如此。
又某年隆冬时节，朱元璋视察城壕疏浚工地，见一民工光着身体，在渠水里摸索着什么，命人问之，原来是蛮横的督工官员把他的锄头远远扔到水中，民工只好自己下河找寻。朱元璋听说是这样，马上派人将民工叫上岸，另外发了一把锄子给民工。他生气地说：“农夫供役，手足皴裂，亦甚劳矣，尚忍加害乎？”他令侍从将那个恶官抓来痛加杖责，一面气犹未平，回头对随行的丞相说：“今日衣重【ｃｈóｎｇ】裘，体犹觉寒，况役夫贫困无衣，其苦何可胜道？”随即传旨役民收工。
我一度因朱元璋屡兴大狱、滥刑重典，而在心里将他归在“大暴君”的行列。后从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讲义》读到这样一句话：
太祖之好用峻法，于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未尝滥及平民，且多惟恐虐民。
深受震动。对照历史，这概括确与事实基本相符。以前，光注意到朱元璋杀人甚多，却不曾留心他所杀的主要是些什么人。经心史先生点拨，我对朱氏“*”的实质和特点，才知道要从更多的角度看。我以为，这种“*”产生于两个层面的动力：一是朱元璋为保证帝权不受任何威胁，而有意识有步骤地剪除勋臣权要的势力，这是他深思熟虑所制定和执行的计划———这一层，我后文详述；其二，他虽然坐在了皇帝的位子上，但幼年至少年得来的“为富不仁”、官贪吏横的深刻印象，仍然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留在其心里，使他本能地渴望打击这些人，甚至极可能形成了刻意报复的非理性心态。
总之，朱元璋在许多方面，显示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下层皇帝”才有的素质和个性。他的节俭，不是为了做出样子“垂范天下”，实在是习惯了过穷日子。
炎夏之日他在东阁临朝，天气太热衣裳汗湿，几次更衣，群臣发现这些衣服都是洗了再洗以致褪色的旧衣。南京宫室初建，负责官员将设计草图呈见，朱元璋“见有雕琢奇丽者，即去之”，理论是“宫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过为雕斲？”绝对老土。宫殿盖得差不多了，照例应在梁壁施彩绘画，还有人建议采用“瑞州文石”（或类乎今之所谓大理石）铺地，统统被他制止，而命儒士熊鼎“编类古人行事可为鉴戒者”以及《大学衍义》等儒经，“书于壁间”。对于自己这一创意，他很得意，说：“前代宫室多施绘画，予用此以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
洪武三年六月，天久不雨，朱元璋亲率皇室全体人员到山川坛求雨，一律穿草鞋徒步而至，以草垫为席，露天而坐，白昼承受曝晒，夜晚衣不解带即席卧于地；用餐由马皇后率众妃亲手煮制，完全是粗粮做成的“昔日农家之食”，一连三日，才回銮宫中。这种举动，且不说其精神，假使没有从小吃苦的底子，纵然有诚心恐怕也盯不下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