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何孝荣：《明代南京寺院研究》，第二章，《兴废和分布》。.2
不久，“郑皇亲传奇”终于传到弘治帝耳中，帝龙颜大怒，当即开动专政机器，将郑旺、刘山一干人等下狱，定为“妖”案———转换成现代语，案件性质约摸相当于“现行反革命”。
该案疑点突出。皇家档案藏头露尾，稗史间则出入极大，故其真相无可明。据我推断，郑旺其人实不值一哂，无非是一个明代市井“碰瓷”者，就像今日胡同里专门制造事端、讹人钱财的无赖，穷极无聊而冒险，不计后果以求一逞。
但朱厚照身世之疑却不因郑旺的无稽而消融。
疑一：弘治十七年“妖言案”结案，《罪惟录》载，这年秋天，“奸人刘山伏诛”{23}。只杀了刘山，没有郑旺。据说弘治皇帝对此案有如下批示：“刘林【即刘山】使依律决了……郑旺且监着。”{24}“且监着”就是关在牢里，既不杀也不放。为什么？当时，有人就提出“若果妖言，旺乃罪魁，不即加刑”，从犯刘山反而被处死，个中情节“尤为可疑”{25}。弘治不欲郑旺死，此实可玩味。杀刘山，理由很充分：家奴逆主，何时何地皆当杀之，所以把刘山杀掉，总是不会错的。郑旺呢？可以杀，也可不杀，关键系于弘治未来打算怎样做。杀掉郑旺，就意味着封死了有关朱厚照生母的议论，让事情到此为止；不杀郑旺，弘治皇帝显然给自己留了后门———一扇通往为朱厚照生母正名的后门。不过，这扇后门弘治并未来得及用。他料不到，翌年，年仅三十六岁的自己竟会撒手西去。老天爷给他的时间不足以去打开这扇从现实到情感都颇为沉重的后门。弘治这番苦心，聪明人是不难体会的。他死后，朱厚照继位，照例大赦天下，主办“妖言案”的刑部尚书闵珪乘机将郑旺释放，有人提出此等大案主犯之赦免与否当请示今上，闵珪则打马虎眼，说凡大赦令没有明确列出不准释放者，可以不请示（“诏书不载者，即宜释放”）。闵珪的处置很聪明，一来他明显对先帝当初的心迹深有领悟，二来如今先帝已逝，把郑旺杀掉吧，有违先帝本意，继续关下去则既无了断的可能，也许还徒增今上烦恼，所以只能放，不声不响地放！然而，那郑旺却是一块“泼皮牛二”式的滚刀肉，捡了条命非但不叫声“惭愧”，反倒再次搅事。可能他也不傻，也从弘治的蹊跷处置上猜出朱厚照非皇后所亲生的传言绝非空穴来风，因此“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穷到他那份儿上，赌就赌了，赌赢闹个国丈当当，赌输就“砍头不过碗大的疤”。正德二年十月，他除了再次散布自己女儿是皇上生母的说法，还冲击紫禁城，道是前来上访，面奏皇上“国母见幽之状”———自然拿下，二度投入刑部大狱。这次他就没那么幸运了，已是正德皇帝的朱厚照二话不说，结果了他的小命。正德杀郑旺跟弘治不杀郑旺一样有道理。首先，正德刚接班做皇帝，稳定压倒一切；其次，新帝践祚，正要借重太后，用沈德符的说法：“时孝康【张后谥号】与武宗母子恩深，岂有更改之理？”{26}这郑旺不是瞎捣乱吗？再次，子不言父过，弘治倘若亲自正本清源是一回事，由朱厚照来翻这个案子就是另一回事，就是往先帝脸上抹黑，就是不孝。最后，这有关朱厚照的出身、血统，他不是明朝开国以来唯一的“皇嫡长子”吗，如果生母从张后换成别人，就不仅失去这身份，且势必沦为毫无名分的“宫人之子”。所以这个郑旺弘治虽不曾杀，但落到正德手里，后者一定要对他说：“你死定了，而且会死得很难看。”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8)
疑二：《治世余闻》记述，编修王瓒当时奉命在大内司礼监教书，一日教完书出来，经过左顺门时看见有人被严实地裹在“红毡衫”（厚毛所织大氅之类）里，由两名太监押出。不见其面，但从露出的两只小脚可辨出此系一妇人。王瓒好奇，尾随而去，见妇人被送往浣衣局（明朝发落宫人之处，“凡宫人年老及罢退废者，发此局居住”{27}），浣衣局官员一见此女来到，“俱起立迎入，待之异常”，似乎她身份非同一般。王瓒事后对几个同僚描述了上述情景，结果没几天，就传来“郑旺妖言案”开审的消息。这宫女是谁，跟朱厚照生母传闻有何关系？被如此诡秘地送往浣衣局的宫女，有记载说名叫“黄女儿”，也有记载说名叫“王女儿”，可能因口口相传之故，黄王音近，所以记有不同。总之不姓郑。是否可以假设，郑旺所谓太子系其女郑金莲所生固然是胡说八道，但太子非张后所生，其生母另有其人却是一个真实而被掩盖起来的秘密？总之，明代作者普遍认为这个被裹得严严实实悄悄送往浣衣局的宫女，与几天后开审的“妖言案”之间，一定是有干系的。
这谜团，单在旁人心头挥之不去也罢，设若朱厚照自己心头如此，事情就严重了。这正是这桩表面看来只是“皇家花边故事”值得细说之处。正德一生，荒唐至极，性情举止乖戾不常，每令人匪夷所思。史家论此，多以君道衡之，加以批判。这固然是对的，然在我眼里，正德除去脑袋上戴着顶皇冠，也是一个由生到死、长着嘴来吃饭长着鼻孔来出气的人。他的一生不要说做皇帝完全做砸了，单讲做人也做得极其失败，我们看得很分明，这个人内心有很多变态的地方，从人格上看基本不能算一个正常人。因此，比他为君失道更根本的，是他为人是否病态的问题。
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当意识到我们是在讨论一个病人而非一个皇帝，那么，他的成长史，他的隐私，他的内心秘密，就是一些最重要的方面。同时，普遍用来衡量人是否幸福的那些参照物，对他也完全适用。比如说，由父母身份的疑问而造成人自我肯定上的障碍以及对其社会角色确认的困难，在私生子身上普遍表现得很强烈，如果正德对真正的生母存有疑问，他实际上就处于一种相似的心理状态。比如说，亲生母亲不明或者曾经明了却突然间失去这指归，一般会置人于对世界的冷漠，令他们的性格产生玩世不恭甚至反社会的倾向。又比如说，缺乏母爱或自感没有母爱，有时让人的成长过程缩短，少年老成世故，有时刚好相反，这个过程会变得特别漫长而艰难。在正德身上，体现出的是后者，神经质、自控性差、责任感缺失、沉溺于游戏意识、行为幼稚而不自知。还有一点，一个心理严重受挫的人，其行事往往会以某种偏执的方式寻求自我补偿，越是郁郁寡欢越追求无度的欢愉，越是脆弱怯懦愈急于营造及表现一种刚强勇敢的表象，如此等等，一俟条件具备，此等心理能量便会如汪洋溃堤般轰然涌出，一发不可收———在继位当了皇帝的正德身上，这很典型。
有趣的是，正德生在明代宫廷史上一个看上去最幸福的家庭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至少在公开的意义上，他父亲弘治皇帝生活中没有其他女人，“上平生别无幸与，后张氏相得甚欢”{28}。这在古来动辄三宫六院、三千宠爱的皇帝中间，近乎奇闻。好几次，臣子们做出忧国状，以传宗接代为由，上书要求弘治选妃，弘治居然概不领情。弘治元年，一个太监就跪求皇帝，“选女子于宫中”，“以待上服阙”。弘治二年七月，礼科右给事韩鼎者呈上奏章，搬出典故说，古代天子一娶就是十二个女人，“以广储嗣”，这可是国家大事啊，皇上您千万别耽误了自己！弘治三年，又有人出言相劝，敦请弘治“博选良家女”，这回是宗室荆王。弘治四年，人们仍然喋喋不休，一个叫丁谳的无足轻重的家伙（吏部听选监生）恳切上疏，热盼皇上选妃设嫔……年年如此，活现了“皇帝不急太监急”那句话。大抵，他们清楚这拍的是最万无一失的马屁，好色之心人皆有之，更不必说皇帝了———历史上有几个皇帝是不好色的呢？然而这回情形偏偏例外了，弘治不为所动，每年有人为此动本，他总是温旨推辞。古人讲“从一而终”，那是给女人讲的。一个男人，而且是有法定权利拥有众多女人的皇帝，居然做到了从一而终，难怪有人要惊呼：“上自青宫{29}婚后，未几登大位。无论鱼贯承恩，即寻常三宫亦不曾备，以至于上仙。真千古所无之事！”{30}其他当皇帝的，所御女子有鱼贯而入之势，弘治倒好，一直到死为止连最起码的三宫也不搞，可以*而坚决不*，让任何男人看，确乎是千古所无之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照今人的观念，想必弘治特别特别爱张后，否则绝难至此。所以，有位弘治的传记作者就说：“他俩的爱情很专一，与民间夫妻相似。”{31}提到了“爱情”这样的高度，且评为“专一”———再说下去，不会引出一个举案齐眉式的佳话吧？问题是，如果弘治夫妇果真两情融洽、恩爱无比，如此幸福家庭，却造就出朱厚照那样一个有畸态人格的后代，儿童心理学的原理岂不只能改写？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9)
其实，对史料加以分析，我们却发现弘治与张后“相得甚欢”的背后有着诸多难言之隐，或者说，弘治的“专一”乃是一种无奈的现实。
问题出在弘治自己身上。
我们应该不会忘记，前面述及弘治父亲成化皇帝时，出现过的那个超级妒妇万贵妃。这女人为了补偿自己的失子之痛，一跃而为成化骨血的连环杀手，而弘治则是第一个从其手中奇迹般逃生的婴儿。
弘治生母姓纪，普通宫女。成化在宫中偶然遇见，宠幸了一把，于是怀上弘治。万贵妃耳目甚众，消息自然首先传到她耳内。好几年了，凡有这种事情，万氏总是一视同仁的。她随即派某婢前去下药，或者弘治命大，或者中药不像西药那样十拿九稳，结果药到根未除，而那位婢女终于也觉不忍，就没有将实情回禀万氏，只说纪氏本人病得一塌糊涂快要死了，万氏轻信未疑。等到弘治生下来，消息再次传到万氏那里，万氏大怒，改派太监张敏去把婴儿淹死。弘治再次命大，张敏寻思：“上未有子，奈何弃之？”也背叛万氏，密为安排，将弘治母子隐匿在宫中某不为人知的处所，暗中给予食物，令其母子得以活命。这故事发生在成化六年，张敏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不错，上下一直被瞒着，直到成化十一年某日，张敏为成化梳头时，成化对镜叹曰：“老之将至而无子！”听到这话，张敏突然伏地奏道：“死罪，万岁已有子也！”成化目瞪口呆，忙问子在何处。张敏再奏道：“这事说出来奴才就死定了，只是恳请皇上千万为皇子做主！”
下面的情节，《明史》写来甚是凄惨：
帝大喜，即日幸西内，遣使往迎皇子。使至，妃抱皇子泣曰：“儿去，吾不得生。儿见黄袍有须者，即儿父也。”衣以小绯袍，乘小舆【轿】，拥至阶下，发披地，走【跑】投帝怀。帝置之膝，抚视久之，悲喜泣下曰：“我子也，类【像】我。”
“发披地”，是因弘治出生以来，为防泄露行迹头发都不敢剪，那样子完全是个小野人，如今长到六岁，终见天日，并且随即被立为皇太子。据说万贵妃闻知成化父子相见的消息后，“日夜怨泣”。皇太子她总算不敢加害了，纪氏和太监张敏则难逃厄运。当年六月，纪氏突然“暴薨”，张敏出于恐惧也吞金自尽，一场真实的“狸猫换太子”式宫廷传奇以此收场。
说起来，弘治真够可怜的，经历着如此可怕的童年。在母亲腹中，即因万氏下药致其生下以后头顶有寸许处根本不生毛发。本已先天不足，以后又藏匿暗室，苟且偷生，营养严重不足。身体孱弱可想而知，而担惊受怕投在心理上的阴影，更非可以消除者。虽赖张敏保全住了性命并终见天日，恐惧却未随之远去。数月以后，生母不明不白地死去，明明忠心耿耿、立有大功的张敏也畏而自尽，说明环境依旧险恶。母亲死后，弘治被祖母周太后置其宫中所养，幸如此才得保全，但余悸实际上一直缠绕着他。一次，万贵妃召弘治去，说请他吃饭；临行前，老太后特意叮嘱：“儿去，无【勿】食。”到了那里，万氏先赐饭，弘治答道：“已饱。”再送上汤羹，弘治不知如何回绝，竟把真话说出来了：“疑有毒。”一个不过几岁的小孩子，心里面始终装着被人下毒的疑惧，该是怎样阴暗的体验！
这使他在肉体和性格两方面都成为一个非常柔弱的人。
这柔弱，加上不幸的童年，意外地带来一个不太坏的皇帝。在政治上，弘治是明代诸帝中作恶较少的一位。由于身体不行，此人欲望不强，甚至偏于寡淡，他在女人和性的问题上表现得比较超脱或曰“高尚”，实由此来。他父亲成化皇帝时代，有个大臣叫万安，以进房中术和拍万贵妃马屁，爬到了大学士的高位上。弘治登基，万安相信以房中术邀宠必当屡试不爽，于是照样给弘治来了这么一手，将他多年对房中术的心得写成奏疏，封在小盒子里密呈弘治，弘治见后即命太监怀恩拿着小盒子到内阁办公处，当众斥问万安：“这像一个大臣做的事吗？”搞得万安无地自容。{32}这故事历来都被当成弘治锐意澄清吏治的例子，不过，倘允许我们以“小人之心”另作揣度，恐怕万安也搞错了对象。综合各种史料来看，弘治实在没法子热衷于实践什么房中术；以他的身子骨，不要说搞女人，寿命的维持已很吃力，最终只活了区区三十六岁。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10)
至于其与张后的关系，似应从两方面来看。首先不必排除起初他在感情上对张氏确实比较依赖，盖因自幼遭际太苦，六岁甫离苦海又遽丧生母，忠仆自尽，过几年老祖母也弃之而去，凡是他以为爱着他的人，皆不在人世，当是时也，足可想见弘治与张氏成婚意味着什么。极度的孤独令他一度视张氏为最大的慰藉，而不济的身体客观上又使他对广纳嫔妃毫无兴趣，事情无非如此。
其次就是他懦弱的性格在起作用了。弘治与张后感情究竟怎样？我研究的结论是：早先不错，后来很差。因为张氏实在不是一个可爱的女子，即便不提正德身世这桩悬案里面的种种纠葛，单看张氏的为人，弘治也不可能从她那里感觉到多么幸福。张氏的两个亲弟弟鹤龄和延龄，在她的纵容下无恶不作，是明史外戚里数一数二的流氓；他们的母亲金夫人也是丑类，利用女儿的地位，收受贿赂。张家兄弟素日里欺压良善的不法之事就不提了，单看他们在宫中所为便可知他们嚣张到何等地步。某年大约是元宵节吧，二张入宫与弘治、张后等共饮观灯，中间弘治起身如厕，将皇冠除下交给一旁伺候的内侍。弘治刚走，二张便上前把皇冠夺过来，当众顶在自己脑袋上，以为戏耍，简直是狗胆包天。据说那个张延龄甚至曾经借酒奸污过宫女。{33}诸如此类根本属于太岁头上动土，是羞辱和挑战帝权的行径，二张都做得出来，没有张后的纵容是无法想象的，由此亦可窥出张后对老公实在很不尊重，民间夫妻尚知彼此维护，而张后对弘治却只有蔑视。弘治虽弱，却不傻，以上情节他事后均有所闻，他难道不觉得是奇耻大辱？难道他不知二张所为的症结是张后的纵容？难道他看不出自己在张后内心占据着何等可怜的地位？
所以在与张氏的生活之中，弘治非但不可能“相得甚欢”，至少是憋着一肚子气。这股鸟气搁在别的皇帝身上，早就发作了，但弘治性情太弱，从小习惯了逆来顺受。他采取的办法是很没有阳刚之气的，他对几件事的处理可见一斑。
一次，张后突然提出做珍珠袍，并指名让太监王礼去广东采办珍珠。弘治大约早有经验，一听就知有猫腻。他审得实在，果然是王礼用几千两银子贿赂张母金夫人讨这差事，借机到地方上大捞一把。弘治先让人到内府找来足够的珍珠应付了张后，然后背地里把王礼叫来痛责一顿：“这遭且将就罢，今后再敢来说，必剥皮示众！”{34}
再一次，张家兄弟麾其家奴在外侵夺民田，之后又操纵司法，受害者有冤难申。事情传到弘治耳中，他派太监萧敬调查后得知事情属实，依律办了张氏家奴。萧敬回宫复命时，正赶上帝后二人用膳。张氏当即柳眉倒竖，骂萧敬道：外廷那些官员跟我们为难也就罢了，你这狗奴也学他们的样儿！张氏一骂，弘治居然也跟着把萧敬臭骂一通。过了一会儿，张后离去，弘治忙把萧敬叫到近旁，道歉说：“适所言，非我本意。”还拿出白金五十两赏赐萧敬，说什么：刚才自己与皇后偶然拌了几句嘴，所以迁怒于你，你不要当真，这些钱是给你压惊的。（“偶与后有怒，言特戏耳。恐尔等惊怖，以此压惊。”{35}）
又一次，在皇家别墅，也是家族内部的聚会，弘治、张后、太子朱厚照、金夫人以及张家兄弟聚饮。这时，二张在外面已经闹得极其不像话，屡屡引起朝臣弹劾。酒及半，张后、金夫人与朱厚照入内更衣，趁这工夫，弘治装做出外游赏，招呼二张同行，走得稍远，弘治把张鹤龄单独叫到一边，不知说了什么，“左右莫得闻，遥见鹤龄免冠首触地，自是稍敛迹”{36}。应该是讲了一些很重的话。
以上几件事，弘治如出一辙，表达真实看法全部偷偷摸摸背着张后。但这也怪不得他，偃潜偷生的童年记忆令他生来就以弱者自居，凡事隐忍、隐忍、再隐忍，窝囊惯了。我们所要明白的只是，在他与张氏表面上相安无事的背后，埋伏着激烈的内心冲突，这冲突关系到利益、权力直至个人尊严，最终，自然关系到彼此感情。故而所谓的他们“相得甚欢”，要么是假象，要么只是某一阶段的特定情形。总体上来说，这个1487年至1505年之间中国的第一家庭绝不是幸福的。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11)
此类情景，太子朱厚照岂能不看在眼里？外人为假象所蔽，朱厚照须不至———毕竟那都是眼皮子底下发生的事。懦弱的父亲和霸道而又冷漠的母亲，会给一个孩子的心灵带来什么？他将凭此理解人生，深宫巨墙之内，人与人之间本已只有奴役、欺压、争夺和倾轧，岂料双亲之间竟也少爱寡恩。尤其身为母亲的张后，没有予人一丝温柔的感觉，处事从不见其宅心的半点爱意，心胸狭隘，唯知利己，周身充满了市井气（她出身于一个小文人家庭，看看她那个母亲金夫人和两个兄弟，就可知道这家人鄙俗之至）。不论朱厚照生母悬案真相如何，张后既然在公开场合充当着母亲的角色，她至少应该有模有样地履行这身份。但是，我们在史书中找不到哪怕是很简单的一笔她关爱朱厚照的描述，倒是有不少她如何偏向、庇护其娘家人的细节，这虽然也是中国民间根深蒂固的一种伦理意识，却仍然给人这样的印象：张氏对于成为弘治的妻子，潜意识里有一种吃亏的感觉，她是在用胳膊肘向娘家拐的方式对弘治实行报复，或为自己寻找某种补偿。究竟什么地方令她感到这样吃亏，而必欲借别的方面狠狠往回捞呢？无论如何，这个家庭没有唤起张后的柔情蜜意。我们在史料中看到弘治与太子间尚不乏天伦之乐，朝罢之后，他会陪朱厚照玩耍，有时甚至领着儿子干一点稍微出格的事情，比如夜晚在宫中潜游{37}；然而，未有迹象表明这种富于情趣的举动亦曾发生在张后与朱厚照之间，不仅如此，朱厚照与张后明显只是徒具母子名分，他后来决绝地搬离皇宫、住进豹房的行为，显示了他对象征着他的家庭和成长之地的极端厌恶。而最值得深思的是，多年后他独自死在豹房，情景凄凉；从病重不起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史家没有让我们看到作为母后的张氏守在儿子的身旁。
我们不了解朱厚照何时得知自己生母另有其人这种说法。是从郑旺在正德二年第二次发难时知道的，还是之前即曾耳闻？不论何时知道，也不论朱厚照在何种程度上相信这种说法，他内心就此所受到的冲击应该都是剧烈的。一直目睹着父母貌合神离的状态，又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世置于扑朔迷离的疑团之中，加上对自己真实生母悲惨遭际的挥之不去的种种幻想，这一定会令他对世界产生相当的厌恶感，对周围貌似衣冠楚楚的正人君子们形成本能的不信任甚至排斥情绪。这一切反应，搁在任何人身上均为必然，正德虽为皇帝，亦同样不会被放过。当人们后来震惊于明代居然有这么一位千奇百怪的变态皇帝时，不要忘记他首先从最本质的人的意义上，经受了情感和心理的折磨。
如果天子是少年
有部小说叫《少年天子》，老百姓似乎挺爱读，单那名称就能满足我们民族对“皇帝”的埋藏极深、说不清道不明的将敬畏与期待混合在一起的心态。但实际上，“少年”与“天子”的搭配，在九成九的情形下，意味着灾难。试想，一个权由天授、人民唯有默默承受的“天子”已经够糟糕了，还赶上心智未熟、半大不小、本身在成长之中，欲望骚然而理性暗弱的“少年”，岂非灾难？寻常人生，少年时代有如花朵，可这花朵一旦被捧到龙床之上，十有*不是美和香的，而会变得丑陋，散发出一种怪异少见的恶臭。
弘治皇帝双腿一蹬“宾天”而去，他给亿万人民留下了什么呢？留下一个十五岁的“君父”———古时候，事君如事父，皇帝就是普天下百姓的父亲；从此，上至耄耋老者下至黄口小儿，中华举国之民的福祉就全交与这位乳臭未干的“父亲”了。
有一个人最清楚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公元1505年即弘治十八年五月初六，乾清宫东暖阁。一大早，司礼监太监戴义奉旨宣召内阁重臣刘健、谢迁、李东阳觐见皇帝陛下。弘治已经病了一周，自知不久于人世，此刻他身着便服，强打精神，端坐御榻正中。首辅刘健等来到御榻前叩头，“上令前者再。既近榻，又曰：‘上来。’于是直叩榻下”。弘治这才开口说道：“朕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们】多费心。我知道。”话语恳切、温和，充满感激慰问之意。他一边说，一边握住了刘健的手，“若将永诀者”，令人动容。他当众口授遗诏，由太监做了记录。然后，弘治对三大臣讲了最后一番话：“东宫聪明，但年少好逸乐。先生每【们】勤请他出来读些书，辅导他做个好人。”多年后，李东阳把当日君臣对话的全过程，尽量回忆起来，记在他的一篇从政笔记{38}中。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12)
这就是所谓的“托孤”吧？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素来的隐讳都不必了。弘治于是亮出儿子在他心目中的真实形象：他无疑是爱他的，一句“聪明”，将这喜爱表露无遗；然而，除去父之于子的天然亲爱，从对祖宗江山的责任感，弘治不能不说出他对朱厚照的忧虑：一、好逸乐；二、厌于读书；三、恐怕不是一个做好人的坯子。
这三条，弘治说得都比较客观，纵然他不说，别人也都看在眼里。当然他还抱着一线幻想，以为这都是儿子“年少”所致，而非禀性使然，因此他恳求深为倚信的刘谢李三位大臣，帮儿子一把，使他最终变成个“好人”。
第二天，弘治单独召见太子本人。父子间又说了什么，无考。
就在召见朱厚照的时候，弘治“龙驭上宾”。
毫无疑问，他是在难释的忧虑之中合上双眼的。
他把平生之中的最后两天都用来做同一件事：安排儿子的未来。
他预感到什么了吗？
弘治两眼一闭，做了“大行皇帝”。太子朱厚照即位，“以明年为正德元年，大赦天下，除弘治十六年以前逋【逃】赋”{39}。权力的交接很平静，很顺利，也很老套；自古以来，中国这方面制度稳定而成熟，一切按部就班，极少出乱子———不论继承皇位的是何等样人。朱厚照———从此以后我们得叫他正德皇帝———就这样平静而又顺利、看上去毫无新意地登上了皇位。当时，大明子民谁也不知道，他们迎来的将是有史以来最古怪最搞笑的一位皇帝。
不知道朱厚照对于父皇的辞世有无伤恸之感，从史料来看，父亲的死和自己登上皇位，在他全然是一次彻底的解放，犹如骤然之间烈马松掉了嚼子、小鸟冲出了樊笼。
十五岁，最是不尴不尬的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十五岁的人身体已经发育，开始有成人的欲望和部分自我意识，但同时自制力差，又仍如孩童一般贪玩；有强烈的自主愿望，却又因理智和情绪不平衡，往往使得这种自主愿望变成对自己的放纵；而且，几乎每个十五岁的人都莫名其妙地陷在反叛意识之中，与社会、家庭、师长以及一切试图束缚他们的人为敌。
任何人在十五岁的时候失去父亲都非常糟糕，更不必说一个十五岁的皇帝！假如早几年遇到这种事，母后张氏尚能以天子年幼而对其行使监护权，朝中重臣也可因顾命之名切实约束新君———就像后来万历初期李太后与张居正联手监管十岁的万历皇帝一样。然而，对于正德而言，他刚好在十五岁这一年继承了皇位。按明代宫廷制度，皇帝十五岁即视为成年，标志是举行大婚。正德元年八月，正德与中军都督府同知夏儒之女夏氏行大婚礼，随即又册沈氏为贤妃、册吴氏为德妃。一后两妃，至此，十五岁男孩儿朱厚照办完了向“已婚—成熟男人”过渡的象征性手续，他有资格自己“当家作主”了———无论是作为男人，还是作为皇帝。
然而，他是怎样自己“当家作主”的呢？
明制，“宫中六局，官有‘尚寝’者，司上寝处事。而文书房内官，每记上幸宿所在，及所幸宫嫔年月，以俟稽考”{40}。也就是说，皇帝理论上可以随意享用后宫每个嫔娥，实际上却并不能为所欲为；一是要事先通知“尚寝”官，由后者做准备，二是召幸了谁、何时何地，须记录在案。这种制度，并非出于道德考虑，而是因为皇帝的性行为关系到皇家骨血的确定问题，来龙去脉含糊不得。不过，客观上这的确是一种限制，令皇帝的私生活毫无秘密可言，同时也给别人———比如太后、皇后之类———的干预留下余地。正德深感不爽。他要的是，想什么时候搞一次就什么时候搞，想搞哪个就搞哪个。堂堂天子，搞个女人居然还要事先申请、事后登记，岂非笑话？于是，他断然地“悉令除却省记注，掣去‘尚寝’诸所司事”，“遂遍游宫中”，首先在宫中为自己实现了“性解放”———当然，这只不过是他毕生“性解放革命”的第一步，以后我们会在他漫长的宫外生涯中看见许许多多更大胆的举动。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13)
“食色，性也，人之大欲存焉。”正德迫不及待地废止起居注、罢停“尚寝”的职能，此举虽公然违反祖制，却也不难理解。与此相比，他登基当了皇帝———或者说终于“获得自由”———之后，所纵容自己尽兴去做的另外一些事，却委实令人称奇。
起初，他整日领着一群年龄一般大小的小太监在宫中“为角觝蹋麹之戏”。角觝，与今之摔跤、相扑相仿。蹋麹又称“蹴鞠”（麹与鞠通），古代球类游戏，源于且流行于军中，“蹋鞠，兵执也，所以讲武知有材也”{41}。此游戏大约用于训练士兵的身体柔韧性，后来成为有闲阶层的一种嗜好，民间乃有专挟此技邀宠于达官贵人者，《水浒传》中高俅即赖之得端王（后来的宋徽宗）赏识而发迹；此外，据说国际奥委会已将其认定为足球之起源。正德此人，如果生在当代，送到体校练练摔跤、相扑或者足球，大概是块料子，将来在奥运会上摘金夺银、为国争光抑或成为一代国脚亦未可知，可他偏偏是皇帝！一国元首，丢下偌大国家不闻不问，整天价臭汗淋漓地跟人抱来摔去，或没完没了地在绿茵场上大呼小叫、带球过人、拔脚怒射……这情形，怎么想象都教人哭笑不得。
倘仅如此，还算不了什么。从大臣们的进谏中我们得知，登基以来，正德“奢靡玩戏，滥赏妄费”，喜好“弹射钓猎，杀生害物”。将“鹰犬狐兔”等形形色色的动物圈养于宫内，紫禁城几乎变成一座动物园；又将太监组织成军队，披甲戴胄，执弓挟矢，以宫禁为操演场，真刀真枪地玩“骑马打仗”。{42}
虽然历来威严肃穆的皇宫已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但这跟后面的事情相比，也还算不了什么。渐渐地，正德觉得光在宫中折腾已不过瘾，他开始四处微服游荡，“随所驻辄饮宿不返”，据说回到宫中呆的天数，一个月也不过四五日。他在外面到底干啥？说起来那可就绝了。除去普通荒淫帝王都可想象到的“弹射钓猎”一类内容，正德确实玩出了个性。他曾让人把一条商业街封锁起来，命内侍从宫中搬来成堆的衣物，摊在每家店铺前面，自己则扮成小贩，“身衣估人衣”，头戴商人的“瓜拉帽”，手里拿着账簿和算盘，“自宝和至宝延凡六店，历与贸易”，跟太监扮成的店家讨价还价，彼此还一定要假戏真做，你来我往，“喧询不相下”，然后让一个事先安排好的人，以市场管理员（“市正”）的身份出面调解。过罢购物和讨价还价的瘾，他会在一群人的簇拥下，闯至由太监掌管的皇家酒铺，那里“筝筑琵琶嘈嘈然，坐当炉妇于其中”，典型的“娱乐场所”格局，一干人等旋风般地在其间周游，“杂出牵衣，蠭簇而入”，“濩茶之顷，周历数家”。发展下去，“凡市戏、跳猿、騗马、斗鸡、逐犬”一类游乐场，正德无所不至。他还把宫女从宫中弄出来，置之于这些场所，充当“小姐”（“扮演侑酒”），“醉即宿其处，如是累日”。{43}
———如果天子是少年，问题就出在这儿。倘只视其为普通孩子，朱厚照上述行为，大多并不如何乖张，虽然年届十五还喜欢玩骑马打仗、过家家一类游戏，或许有点缺心眼儿，但出格与古怪却谈不上。甚至就连他放浪形骸、醉卧花丛的行径，也不过是古往今来任何一个“问题少年”都可能误入的歧途，是好是坏，终究属于他个人的问题。
然而，他不仅仅是一个普通孩子，他是皇帝、天子，是一身系天下、系万民的九五之尊。事情荒唐就荒唐在制度把这样一个孩子放到这样一个位置上。从正面讲，为君者必须恪守君道，儒家伦理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做君王的要守君王的本分与义务，做臣子的要守臣子的本分与义务，做父亲的要守父亲的本分与义务，做儿子的要守儿子的本分与义务，大家都不失名分，社会才有君臣之义，家庭才有父子之伦，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那样，天下必然大乱，家国只能不保。从负面讲，既然君主极权体制赋予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其个人品质就完全成为国家安危、百姓祸福的唯一决定性因素。赶上有进取心的君主，则国家幸甚；哪怕次一等，只要为君者不太犯浑，虽然庸庸碌碌、无所作为———比如弘治皇帝———黎民也算有造化；一旦这么巨大的权力与某个下流坯捆绑在一起，结果只能是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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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毁”人不倦，尤其是不受约束的权力。现代*政治出现以前，没有一种能对君主权力进行有效制衡的法律制度，但并不等于毫无约束。就中国而言，采取的是道德的办法，即儒家政治伦理。第一个中央集权式的君主专制政权秦帝国出现之后，因为毫无制约，君主自我膨胀、为所欲为，结果短时间内呜呼哀哉。这一点后来的统治者都看在眼里，所以继秦而起的汉王朝，一方面接过了秦代中央集权式的君主专制政体，另一方面也为了它自身的利益，而在统治趋于稳固的武帝时代“独尊儒术”，正式承认儒家伦理为君主专制的政治基础。概约地讲，此一政治基础有两个要点：一是君权神授、至高无上、不容侵犯，二是君主应自觉接受以抽象名义出现的“天”、“道”，实即儒家伦理的约束，做“有道明君”。汉武时代所奠定的中国君权的这一政治基础，为以后历朝历代所传承，几无例外，机构之建、职官之设、礼仪之订乃至教育考试的目的与制度，都由此而来。不过，这政治基础虽然不再是一条腿，而是两条腿，但它只是一种“共识”而非契约，非常脆弱，不具强制性，尤其对于君主来说。责任感强的君主，或愿意学习儒家伦理并虚心接纳其约束，倘若碰上禀性陋劣的君主，儒家伦理简直形如废纸；因为享受无边权力的诱惑，确实没几个人可以抵挡，权力之“毁”人，能量无可比拟。所以历来的君主中间，七成以上都是胡作非为、祸国殃民之辈。
纵观朱厚照一生，不得不说这个人生来有些病态的性情，人格发育明显有偏差，但他恰恰在最需要引导的年纪失去父亲，自己却当了皇帝。从心理学可知，对孩子特别是男孩来说，“无父状态”极为致命，那意味着准则、模范、禁忌、秩序乃至理想的一系列缺失。生而不知有父或未成年而遭遇“父亲”符号的空缺，要么会使人的成长失去方向，要么会置人于权威瞬间瓦解、底线突然溃散的境地。朱厚照不仅面临着这样的局面，更糟糕的是，他同时还被赋予巨大无边的权力，成为“老子天下第一”的皇帝，这对于他原本极富破坏性的人格，不啻是如虎添翼，令所有人束手无策。
儒家伦理这套系统仍在运转，试图发生作用，然而在“少年天子”急欲释放对“无父状态”欢欣鼓舞的心态面前，它简直就是一个笑柄。先帝遗言“东宫聪明，但年少好逸乐。先生每【们】勤请他出来读些书，辅导他做个好人”。几位老臣安敢忘怀？根据祖制，明代的天子终生实行制度性学习，学习的内容为儒家经典、“祖宗”的训诫与箴言以及国家地理等，形式主要有“日讲”和“经筵”两种，前者为日常功课，后者为专题性的较深入的经典讲座。弘治所谓“勤请他出来读些书”，指的就是辅臣应该帮助新君把“日讲”和“经筵”坚持下去。我们从《武宗实录》中看到，从朱厚照即位的弘治十八年，到改元后的正德元年、正德二年，围绕着“圣学”之事，朱厚照与大学士刘健、李东阳等人反复拉锯周旋，彼此扯了近两年的皮。一方以先帝嘱托为由，锲而不舍，反复劝学、奏请复讲，一方则想方设法加以拖延推辞。
弘治十八年十月，刘健在奏章中说：先帝去世以来，进讲一直没有恢复。原来考虑到“梓宫在殡，圣孝方殷”，便将此事搁置下来。眼下，丧事全部料理完毕，天气即要转寒，再拖下去，进讲就要等到明年才能恢复（按规定，严寒季节或盛暑之时，皇帝学习可以暂停），因此，他请求无论如何于十一月初三重开日讲。{44}朱厚照勉强同意，但复讲之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维持不过月余光景，至十二月十四日，即“以天寒暂免”{45}。这一免，就免到了翌年二月。正德元年二月，举行了朱厚照当皇帝后的第一次经筵，由李东阳、谢迁分别讲授《大学》首章和《尚书·尧典》首章。但是到三月份，我们却又看到刘健的这样一个奏章，说今年二月二日肇开经筵，“然自开讲以来，不时传旨暂免”，统计下来，一个多月里“进讲之数才得九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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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是被朱厚照折磨得太苦，老首辅这篇奏章忍不住把话说得比较重一些了，他引用了孟子的一句话“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作为对朱厚照品行的批评；然后他又着重反驳了朱厚照用以逃避读书的几个借口，比如“两宫朝谒”和“择日乘马”———刘健指出“乘马等事似与讲学两不相妨”，为何乘马就不能学习了呢？至于“慈宫问安”，“往来不过顷刻”，益发谈不上会影响学习，而且“以顷刻之问安而废一日之学业，恐非所以慰慈颜承尊意也”。这番话，不光是批驳了，隐约也在揭露正德说谎，并责备他有负父母期望，相当不留情面。
朱厚照却不为所动，依旧我行我素。五月，他借口天气“炎热”，将“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式的学习，也索性中止，下旨“至八月以闻”{46}。等到八月，却赶上大婚，只好再次推后，迟至九月三日才重开日讲。可是十月间，我们又从李东阳所上奏折里得知：“近日奉旨停免日讲，至明年二月以闻。”屈指算来，从五月借口天热停讲，到九月复讲，总共讲了不过“十一二日”，现在又传旨停讲，而且一直要到明年二月再提此事。也就是说，在几乎整整一年当中，朱厚照的学业都是荒废的。李东阳在奏章中苦劝：“冬至节尚远，天未甚寒，停止讲读似乎太早……伏乞收回成命仍旧日讲。”但结果是“不纳”{47}。翌年即正德二年的二月，三起三落的讲学恢复未数日，旋又罢停。三月李东阳上疏，称：“比奉旨罢日讲，伏望特降纶音，仍旧日讲。”未见答复。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看见辅臣就学习、读书一事进本督促和恳求朱厚照，双方持续两年的劝学与反劝学的拉锯战，最后以朱厚照的胜利而告终。
在整个过程当中，朱厚照把他对读书、对圣贤之道的反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为了躲避读书、躲避责任、躲避圣贤之道，他说谎、搪塞、耍赖、装聋作哑、出尔反尔，使出浑身解数与朝臣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人虽有弘治遗命在身，名义上又是朱厚照的老师，但这些身份的“合法性”，在一个无知然而身为天子的少年面前，被证明没有任何意义。这场劝学与反劝学斗争的实质，实际上是承认或者拒绝“为君之道”，绝不止是读不读书的问题。从一开始，朱厚照就借这件事，明白表明他断然不肯就范于儒家伦理所规定的“君主”理念。反过来说，刘健等人渐渐也觉察到危机远比日讲、经筵不能恢复或屡被中断严重得多，正德元年六月，刘、谢、李三老联名上疏，用两句话来概括朱厚照登基后的表现：“视朝太迟，免朝太多；奏事渐晚，游戏渐广。”{48}这透露出他们的不满已从读书方面发展到对朱厚照的君德产生质疑。
秦始皇之后，中国大部分时间都维持着大一统格局，其基本缘由之一，在于汉代以来国家治理一直建立在“皇权＋文官”统治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反观中世纪至现代*政体之前的欧洲，以教会、世俗君主和贵族武士的三足鼎立为基本权力结构，不能实行真正的中央集权，所以那里时常处于四分五裂之中。中国的大一统，至关重要的是文官系统的环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士大夫阶层。它的基本功能在于作为一个中介，承担君权与民间社会之间的通讯，范仲淹之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再好不过地演绎了这个阶层的特性。
但是，以往在粗疏和大而化之的阶级批判的误导下，中国人对自己历史上的封建统治机器有许多概念化的错误认识，尤其不知道、不了解帝权与文官系统之间的真实关系，以为后者对于帝王一味效忠服从，沆瀣一气。其实，严格地讲，文官系统或曰士大夫集团并非唯皇帝马首是瞻，它有自己的理念、准则和职业操守，那便是儒家伦理。儒家伦理里面的“道”是高于一切的，包括作为具体个人的君王。创始人孔子已经注意区分“国家”与“君主”的概念，将国家置于君主之上，认为君主的正义性（合法性）来自于“国有道”，来自于国民的拥护，所以说：“国有道则民昌，此国家之所以大遂也。”{49}“君以民存，亦以民亡。”{50}“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51}亚圣孟子进一步发挥孔子的思想，毫不含糊地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52}亦即，在百姓、国家、君主三大要素里，君主是最次要的。不宁唯是，孟子还彻底认定一旦君权失道，其被推翻是合理合法的：“顺天者存，逆天者亡。”{53}“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54}在君主制时代，这样的思想不可谓不激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