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何孝荣：《明代南京寺院研究》，第二章，《兴废和分布》。.3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16)
不错，士大夫确有“忠君思想”，“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并非虚言。但如把士大夫的“忠君”看做忠于皇帝本人，却完全没有搞对。士大夫所忠之“君”，乃是合乎其理念之君，并非某位坐在龙床上睡眼惺忪、打着哈欠的人。当一位人君是这副德性的时候，真正的士大夫是绝不服从的，相反，会拼着性命去纠正他。只要君主的所作所为不合圣人之道，士大夫宁可不要脑袋也要尽其批评之责。明代士风尤其如此，抗争极其惨烈，因为不屈而死于廷杖之下者绵绵不绝。这就是所谓的“文死谏”。但士大夫为谏而死的时候，与其说为昏君尽忠而死，不如说是为自己心目中有关君主的那种理想而死，这才死而无憾，死得心甘情愿。士大夫里当然也有小人、懦夫直至巨奸大恶之徒，但若论士大夫的纯正之义，则他们之所以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出现和存在的理由，便是充当维系国家与百姓之间关系的纽带。对于老百姓，他们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者、行使人和君权的捍卫者；而对于君主，他们却站在国家整体利益———亦即儒家伦理所主张的体现出辩证关系的君、民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立场上，在效忠君主的同时，不弃批评、纠谬直至抗争之责。简而言之，士大夫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只平衡器，两千多年的封建中国能够基本保持大一统、超稳定的生态，这个人群的作用至关重要。
搞清楚士大夫阶层的这种性质，方能对朱厚照同朝臣间冲突不断、愈演愈烈的现象看得比较透彻，进而弄懂他为什么明明知道太监、近幸之流像蛀虫一样几乎把国家整垮，却仍然那样倚信这一类人。
很简单：对朱厚照来说，士大夫是一股异己势力，是处处为难他、制约他，不让他随心所欲、快活度日的捣蛋分子。而宦官亲随等辈，才是可任意驱策的地地道道的家奴。这些人从不会对他说半个“不”字。非但如此，凡自己想做之事，想满足之欲望，这些人无不百般奉承，竭尽全力帮他实现；此外还有一条，或许更重要，那即是，他必须集结和培植属于自己的力量，张大此辈权势，来与朝臣抗衡。至于这些人品质有多坏，在外面又是怎样为非作歹，朱厚照毫不关心———他就关心一点：谁是我的人？
同样的问题，如果换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将有截然不同的思考。但在只想堕落，且唯恐堕落得不尽兴的朱厚照的脑袋中，唯存一个逻辑：顺我者亲，逆我者仇。众鼠辈吃准了这一点，皇上喜欢什么，他们便给他什么，而且只要给就一定给得很足！朱厚照想要的，无非是声色犬马，于是，他们就献鸡犬、戏文、乐舞，导引他出宫游冶花花世界，让他醉生梦死。大臣们觉得这些人明明是在害皇帝，正德自己可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他们才爱惜他，体贴他，真正对他好。大臣越是咒骂这些人，他就越发认定这些人是知己是依靠。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正德朝的路线斗争的主旋律，便这样定型了。
政变
正德元年九月发生了一件事，此事将皇帝与大臣之间的矛盾首度公开化，并为后来那场大政变埋下导火索。
九月二日，正德颁下旨意，委派太监崔杲前往南方督造龙衣。崔杲趁机奏讨一万二千盐引{55}，说是作为此番公干的经费。在古代，受产地和运输的限制，盐历来是紧俏甚至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物资，并与国家税收关系重大，故自汉代起即实行国家专卖的制度。盐既由国家垄断经营，势必有人要利用这一点，挖空心思从*取暴利。盐引本身已内含巨大差价，更有甚者，有人往往还会在官盐掩护下夹带私盐，倒卖后将暴利收入囊中，颇类似现代污吏的洗钱术，同时严重扰乱盐市。太祖时代，是严禁宦官出宫的，更不必说承办公事；永乐篡位，多有赖此曹，故从那时起，太监干政之禁不仅解除，且渐被皇帝倚为心腹，监军、镇守、织造、侦查……凡属皇家私密之事，无不付诸彼手。而对太监们来说，出宫办事就意味着可以大捞一把，索贿的索贿，敲诈的敲诈，不放过任何机会。到成化年间，到江南办理织造的宦官，就打起了盐的主意。本来，织造经费一律由户部拨给，有关太监虽然也可从中克扣，但拨款终究是死的，可供私吞的也就有限，倘如以盐引取代户部拨款，暗中夹带私货，一趟差事下来，很容易赚个盆满钵满。尽管按照祖制，盐政收入一律作为边防开支，不得挪作他用，但成化心疼家奴，情知彼之所为是中饱私囊，仍准其以盐引代替拨款，此例既开，直到弘治初年仍在实行。后来，大臣奏明弊害，弘治乃下令禁止。正德的登基诏书，重申了这一禁令。但实际上，登基之初朱厚照在政治上一窍不通，那份诏书系由大臣代拟，表达的都是文官的政见；时隔一年，现在他自然是不认账的。于是，他批准崔杲所请———既作为对内臣的笼络，又等于发出向朝臣挑战的信号。户部尚书韩文按其职责，理所当然对此表示异议，还搬出登基诏书相关条款，请求正德取信于天下。正德主意已决，坚持不改，驳回韩文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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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的决定，令群臣哗然。专司谏言监察之职的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的奏疏接踵而至，正德不胜其烦。对科道官而言，谏阻不合法度之事，是他们职责所在，一定会坚持到底。而朱厚照也深知，此场争执，涉及他权威的确立，必须咬住不放松，否则以后这个皇帝当起来实在“窝囊”。彼此这么僵持不下，数日之后，朱厚照对科道官们下了死命令，称有关盐引的圣旨已下达给崔杲等，君无戏言，所以谁再妄行奏扰，必予严办！
不过，朝臣方面还有一张牌未打。科道官品级较低，皇帝不妨厉旨呵斥，但刘、谢、李三位顾命阁老，却不可以如此对待。于是，这时内阁出面了，三老明确表示，给予崔杲盐引的敕书，内阁不打算拟旨。明代内阁无决策权，只有票拟权（即代皇帝拟旨），但若遇存在疑义之事，内阁倒也有权拒绝拟旨，并请皇帝重新考虑其旨意。三老这一招果然了得，正德无奈其何，一时陷入僵局。
毫不让步，恐怕不行了。朱厚照做出了一个小小的变动，他发现这些日子群臣所递本章中攻击最烈的乃是那个崔杲，于是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对此次使命的领衔人选进行微调，改派另一太监王瓒为首，崔杲副之。他认为，这一让步，朝臣有了面子和台阶，理应知足。不料，对方的回应竟然完全针锋相对：你让一步，我也退一步，然而对整个事情的原则与是非我们不能退让。经研究，户部做出妥协，同意将原先奏讨的一万二千盐引，一半支予盐引（即六千盐引），另一半则折成价银。这个方案的意义，一是适当降低太监贪污和国家财政损失的数额，而更重要的是它的象征意义：皇帝接受这一方案就等于承认自己有错，而大臣们则达到了证明自身行为合法性的目的。
正德虽然年少，但其身边的蝇营狗苟之辈却足以帮他透彻理解这方案的含义，所以略有犹豫之后，正德方面做出了强硬的回答：必须全部支给盐引！
九月十五日这天，正德在文华殿暖阁召见三大辅臣，展开最后交锋。李东阳在《燕对录》中记下了君臣间的全部对话，内中朱厚照时而装傻，时而耍横，倒也将其个性表露无遗。如，论及户部“半与价银，半与盐引”，他先问：“既与半价，何不全与盐引？”刘健等答道，户部用意在于节约用度。他马上说，既然是节省用度，户部为何不把折价之银留着，而全部给予王瓒、崔杲等盐引，“岂不两便”？意思是，盐引又不是现钱，把盐引交给太监由他们去折腾，留下实实在在的钱，户部何乐而不为啊？这纯属装疯卖傻，利用年龄小，假装天真，故作未谙世事的模样儿；其实只须一句话即可戳穿正德的面目———如果他真觉得现钱比盐引好，又何必固执地坚持要全部付与盐引呢？当然，刘健等不便这么反问，他们唯有耐着性子解释说：“价银有限，不若盐引之费为多。”正德则继续胡搅，问：“何故？”刘健等只得又将盐引可能夹带从而引发私盐雍滞、盐法不行的弊端解释一通。正德口称，如果真有此事，“朝廷自有正法处治也”。刘健等人不能说这些人因有皇帝庇护，根本不会得到“正法处治”；他们只能利用太监的品质做文章，指出“此辈若得明旨，便于船上张揭黄旗，书写‘钦赐皇盐’字样，势焰煊赫，州县驿递官吏稍稍答应不到，便行捆打，只得隐忍承受”。哪里还谈得上“正法处治”，“所以不若禁之于始”。与其指望将来“正法处治”，不如从开始就掐断发生这种事的渠道。话论至此，虽然正德以小卖小，胡搅蛮缠，三老却侃侃以对，有条不紊，正德眼见理论不过，终于抹下脸，“正色道：‘天下事岂只役几个内官坏了？譬如十个人也，只有三四个好，便有六七个坏事的人，先生辈亦自知道’”。“正色”二字，说明他确实急了，不再继续装傻。而且这几句言语十分不讲理，意思是说：何以见得天下事都坏在内官（太监）身上？如果非说十个人中间，只有三四个好人，另外六七个都是坏事的人，那么朝臣里面也一样（“先生辈亦自知道”）。至此，这场君臣对的实质才昭然若揭：盐引之争，争的不是盐引，是皇帝集团与朝臣集团谁是谁非。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18)
召对不欢而散。朱厚照扔下一句：“此事务要全行。”刘健等叩头退下，深感绝望。作为正统的儒家官僚，在这种局面之下，他们只剩下最后表达自身职责与操守的选择，就是引咎辞职。达成一致后，翌日，三人即递交一本：
自古帝王到从谏为圣，拒谏为失。国家治乱，常必由【因】之。顾【向来】顺旨之言易入，逆耳之言难受【采纳】。故治日【政治稳定的时候】常少，乱日常多。臣等每以此说进于陛下，诚欲陛下为圣德之君，天下成至治之世也。今文武公卿台谏，合词伏阙，皆谓盐法不可坏，而圣意坚执排群议而行之……臣等岂不知顺旨者有宠、逆耳者获罪，若贪位恋禄、殃民误国，则不独为陛下之罪人，抑亦为天下之罪人、万世之罪人矣。区区犬马之诚，犹望陛下廓【开拓，扩大】天地之量，开日月之明，俯纳群言，仍从初议，以光圣德，天下幸甚。若以臣等迂愚不能仰承上意，则乞别选贤能以充任使，将臣等放归田里，以免旷职之愆【过失】。{56}
辞呈中三人虽然自斥无能，但字里行间分明说，唯有皇帝应对此事负责。
也许，朱厚照唯一未尝料到的，便是内阁居然全体请辞。他毕竟年龄尚轻，登基方才年余，政治上毫无经验不说，连在朝臣中物色、培养“自己人”也根本来不及，一旦三老撂挑子，千头万绪自己如何应付得了，更何况以三老的影响，此事的后果将绝不仅仅是他们的离去……我们虽无从知道接到辞呈后正德的内心世界，但想必他经受了一场羞怒交加的感情风暴———因为最终在三辅臣辞职的压力下，他被迫宣布：接受户部方案，半与价银，半与盐引。
危机虽得暂渡，却可以想象正德与他的文官系统从此势不两立，结了极深的梁子。大臣们的做法固然有例可循，正德却不免感到被要挟的滋味，毕竟他乃新君，立足未稳，在此之际，竟遭内阁以集体辞职逼己就范，也确有身陷绝境之痛。
俗话说“君无戏言”。朱厚照头天还那么强硬地甩下“此事务要全行”的话，第二天便在内阁辞职的威胁下改弦易辙，虽然事后朝臣给他戴上“从谏如流”的高帽子，来帮他*，但他内心恐怕只会想到“奇耻大辱”四个字。仅隔一个月，当那场大政变爆发的时候，我们尤其感到，正是崔杲奏讨盐引事件把正德君臣矛盾推向极致，从而点燃了导火索。
在朝臣一方，也许解读有误，以为正德真的“从谏如流”，也许是想趁热打铁，抓住有利时机重创皇帝身边群小，也许两者兼而有之———总之，在赢得盐引这一回合的胜利之后，他们“把斗争引向深入”，矛头所向由事到人，从低级别太监转向正德最倚信的几个核心太监，即有名的“八党”———明代“八人帮”。
所谓“八党”，指环绕在正德身边的八位高级宦官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和罗祥，此八人自正德登极以来不单诱其堕落，实际上也渐渐控制了他。朝臣普遍认为，新君即位以来“圣学久旷、正人不亲、直言不闻、下情不达”以及“朝令夕改”“政出多门”{57}诸状，根子就在这八人身上。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应该乘盐引事件之东风，解决“八党”问题，斩草除根。
于是，“健等遂谋去‘八党’，连章请诛之。言官亦交论群阉罪状”{58}。盐引事件结束之后的一个月内，斗争达到白热化。以三辅臣为首，群臣奏章雪片似的飞来，攻势甚猛。一时间，朱厚照颇难招架。为缓兵计，他派朝臣并不反感的司礼监太监李荣、陈宽、王岳等，前往内阁说情、讨价还价，先说“朕将改过矣，其为朕曲赦若曹”，遭到拒绝后，朱厚照索性祭出“鸵鸟*”，对大臣奏折“留中不出”。然而，当户部尚书韩文挑头递上由各部大臣签名的奏疏时，朱厚照再也坐不住了。
这个韩文，前面我们已经认识他。在盐引事件里，他领导的户部首当其冲，站在与皇帝和太监斗争的第一线。可能因为他是管钱的，对于那些内幸如何靡费、贪污和侵损国家财政，了解更加深切，感受更加强烈；据说他每每奏完事从朝中退下，对僚属们谈及这些事，“辄泣下”{59}。他手下有一个人叫李梦阳，时任户部郎中。说起李梦阳，那可不是等闲之辈，虽然他居官不高，却乃当朝有名的大才子，以他为首的“前七子”是明代文学最重要的流派之一，所有搞文学的人耳熟能详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便是他所提出的文学主张。此人做官也是一个“刺儿头”，骨头相当硬。早在弘治年间，即曾因弹劾张后兄弟、“势若翼虎”的张鹤龄而坐牢。当日，三阁老并言官等交相上书猛攻“八党”之际，韩文在户部与一班下属亦倍加关注，日日谈论，说至慷慨激昂处，韩文免不了又是涕泗横流———这时，李梦阳在旁冷冷开了腔：“公大臣，义共国休戚，徒泣何为？谏官疏劾诸奄，执政持甚力。公诚及此时率大臣固争，去‘八虎’易易耳。”一语甫出，激得韩文气血上涌，“捋须昂肩，毅然改容”，赞道：说得好！“纵事勿济，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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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大的行动当即酝酿成型：第一步，由韩文领衔、李梦阳执笔、经众同僚讨论修改，草成一疏，在朝中广泛征集签名之后，上奏皇上；第二步，上疏后的次日早朝，将由韩文领头，偕九卿、阁员等重臣及百官，伏阙请愿，直至皇上下旨拿办“八党”为止。
想那李梦阳何等人也，由他担纲草疏，分量力度岂是泛泛可比？在《明史》里我们可以读到这件直接导致明代一场大政变的著名奏章，其云：
人主辨奸为明，人臣犯颜为忠。况群小作【为】朋，逼近君侧，安危治乱胥【都；皆】此焉关。
臣等伏睹近岁朝政日非，号令失当。自入秋来，视朝渐晚。仰窥圣容，日渐清削。皆言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丘聚、刘瑾、高凤等，造作巧伪，*上【指朱厚照】心。击球走马，放鹰逐犬；俳优杂剧，错陈于前。至导万乘【君上】与外人交易，狎昵媟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气靡宁。雷异星变，桃李秋华。考厥【突发状，指上述“异象”】占候【自然气候】，咸非吉兆。
此辈细人，惟知蛊惑君上以便己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业，在陛下一身。今大婚虽毕，储嗣【皇位继承人】未建。万一游宴损神，起居失节，虽齑粉若辈【指群小】，何补于事。高皇帝【朱元璋】艰难百战，取有四海。列圣【指过往明朝历代皇帝】继承，以至陛下。先帝临崩顾命之语，陛下所闻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以累圣德？
窃观前古奄宦误国，为祸尤烈，汉十常侍、唐甘露之变，其明验也。今永成等罪恶既著，若纵不治，将来益无忌惮，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奋乾刚【刚健的天道】，割私爱，上告两宫【父皇、母后】，下谕百僚，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变，泄神人之愤，潜削祸乱之阶，永保灵长之业。
确实是大手笔，奏章写得气势很盛，不容辩驳。开篇即以君臣大义立足，正气凛然；随之迅即一一点出“八党”之名，以一连串精炼有力的“四字句”，述尽他们的胡作非为；进而转入对朱厚照的“劝谏”，指出无论从自爱还是仰体祖宗创业之艰、先帝顾命之嘱的角度，“姑息群小，置之左右”都是有违做皇帝的责任和道德的；最后，则鉴之以史，用历史事实说明“奄宦误国，为祸尤烈”，“若纵不治”“必患在社稷”。通观全文，天理、人伦、历史全站在作者一边，正德里外不是人，简直一无是处。但更要命的是，奏章摆出了“清君侧”的架势，正德虽不喜读书，历史上一些“清君侧”典故还是知道的，而且他的直系祖宗朱棣当年就是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把建文帝赶下台，眼下，掂量掂量韩文本章里的用词，年少无助的他难免心惊肉跳。而比写在纸上的言语更令他惊惶的是，满朝官员这次采取了联合行动，伏在宫外请愿，志在必得，一定要将“八党”“明正典刑”。
朱厚照再次派王岳等前来谈判，这次开出的条件是，且留“八党”小命，将其发往南京“闲住”。所谓“闲住”，是明宫对获罪太监的一种处置方式，相当于流放。朝臣方面坚决不同意，正德就反复派人来磨泡，据说“一日三至”。最后一次，刘健忍无可忍，掀了桌子，恸哭道：“先帝临崩，执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干】，使若辈败坏至此，臣死何面目见先帝！”{60}王岳见状，知群臣此番倒“八党”决心已定，乃与衔旨同来的另两个太监范亨、徐智当场表示，他们赞成阁议，将回去密奏皇上明晨逮捕“八党”。史书上称王岳等“素忠直”，未必可信，比较可能的是，王岳等作为“八党”之外的内臣，在权力争夺上与后者素有隙怨，满朝上下齐心合力欲除“八党”，本亦正中下怀，刘健的坚定不移，更让他们打消疑虑，乃欲与朝臣里应外合，扳倒“八党”。刘健等意外得此奥援，信心倍增，以为大局已定。
古往今来，历史多次因某个小人而中间改道，此刻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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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当时在场有一人，姓焦，单讳一个芳字。此人乃一地道小人，《明史》给他如下评语：“粗陋无学识，性阴狠。”{61}正德改元，他靠谄媚做了吏部尚书，犹嫌不足，冀更上爬，加之跟刘健、谢迁不合，久有龃龉，所以虽然迫于时势而在朝臣倒“八党”运动中参与其事，内心却极不愿看到此事最终告成，因为显而易见，此事一旦告成则刘谢势力必然益发强大稳固。那日，一旁听了刘健与王岳们的计议，焦芳不禁暗中转动着脑筋。他以一个小人的天性以及独到判断，认定从本质上说，世上万事应该是“正不压邪”———只要“邪恶”一方有所防备，“正义”向来输得很惨。他觉得眼下就是这样一个可以押宝的关头，他选择把宝押在“邪恶”一方。就像三百年后的晚辈袁世凯一样，焦芳用来下注的本钱也是告密。他在第一时间把王岳与刘键密谋奏请皇上逮捕“八党”的消息，捅给“八党”。王岳还没来得及去见正德，“八党”一干人早已把正德团团围住，痛哭流涕，并将王岳等如何与外臣交结、合谋剪除异己的情状诉诸正德，其间，少不了添油加醋一番，以使正德形成这样的意识：除“八党”是假，这些人真正的矛头是对着皇上，必欲将其架空，然后任意摆布。
自韩文本章呈上后，正德一直在惴惴不安中度过，对方来势汹汹也若此，年仅十五岁的他自然又惊又怕，传说被吓得啼哭起来，连饭都不吃{62}。此刻又听到发生内廷、外臣相勾结的事，直有末日临头之感。
王岳支持朝臣的举动，犯了大忌。明制，内官不得与外廷交结，违者死。其实王岳等人实在有些冤，因为原本是正德派他们去内阁协调此事，并非私下暗通。但经“八党”一渲染，好像就变成了王岳背着皇帝伙同刘健另有图谋。
“八党”缠了正德一夜，先是哀求，待知性命无忧后，则转守为攻———告诉正德如何反击，而这恰恰是正德的燃眉之急。其间，刘瑾表现出他在此曹中见识过人的一面，他的分析直捣要害：朝臣为什么敢这么肆无忌惮地哗闹？根本原因是“无人”，是皇上没有在关键位置上安排自己的人！“有则惟上所欲为，谁敢言者！”{63}的确，“八党”虽受宠信，但其职守皆非要害，比如刘瑾，只是钟鼓司掌印太监———除了掌管每日上朝的钟鼓（说得不好听，就是敲钟的），再就是负责调教乐工、搬演杂戏。
刘瑾一点拨，正德豁然开朗。是啊，一旦在重要位子上都安排自己人，今后哪还会担惊害怕、受制于人？瞬间，他心头阴云一扫而空。正德立即颁旨，拘捕王岳、范亨、徐智，由刘瑾取代王岳入掌司礼监{64}兼提督团营，调丘聚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张永等并管京营事务。至此，内廷中枢以及京城主要特务机构和禁卫军，全落“八党”掌中，一场彻底的大政变就这样在夜幕掩护之下悄然发生……
然而，宫掖外，以为稳操胜劵的刘健对此木然不觉，他还这样对身边因久候无果而有些焦躁的群僚说：很快便有好消息，大家只需再坚持坚持。（“事且济，公等第坚持。”{65}）
毕竟是书生！
正德元年十月十三日清晨，候在左顺门外的百官终于看见了内使的身影，然而当宣读圣旨时，人们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旨意宣布，皇帝赦宥刘瑾等八人，并对他们的职务做出新的任命；旨意还强调指出，这是皇帝的最终决断。
天翻地覆的激变！所有人措手不及，呆若木鸡。刚才还信心满怀的刘健，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现场一片寂静，没有激愤，甚至连一点骚动也看不见，因为事情以人们最不可能设想的局面画上了句号，就像对弈的时候对方弈出匪夷所思的一招，而这一方根本就没有准备好下一手———棋局戛然而止！刹那间，从刘健到百官，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他们脸上布满迷茫的神情，就那样，稀稀落落地各自散去……《武宗实录》简短地记述了当时场景：“明早，健及【韩】文等率九卿、科道方伏阙，俄有旨：宥瑾等。遂皆罢散。”{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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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现场的平静截然相反，正德元年十月十三日清晨所发生的，实际上是大明帝国一场猛烈的政治风暴。《明史》在叙述这个时刻时几次用了“大变”一词，如：“顷之，事大变，八人皆宥不问，而瑾掌司礼。”{67}“八人各分据要地，瑾掌司礼，时事遂大变。”{68}这场风暴，彻底扭转了整个正德朝政治航船的方向，它至少直接带来三个后果：第一，久经败坏而好不容易在弘治年间恢复起来的文官政府，重回形同虚设之状态；第二，宦官和近幸势力再度崛起，为以后贯穿整个正德朝的“豹房政治”奠定基础，并构成真正的权力中心；第三，对朱厚照来说，则再也不必“戴着镣铐跳舞”，从此无任何力量能予其约束和制约，从而大可随心所欲展示“个性”，近乎“完美”地完成他古今第一“浪帝”的生涯。
政变中的人物和余绪
政变发生当天，“健等知事不可为，即日疏辞政柄”{69}。
这是继上月盐引事件后，内阁第二次全体请辞。仅隔一个月，朱厚照就完全换了个人，他不再被内阁辞职所吓倒，相反，他愉快而迅速地批准了这一请求。
照惯例，内阁辅臣这样级别的人物提出辞呈，皇帝就算内心十分乐意，也不宜立即应允，至少要来回折腾三四次，以示挽留。但这一次，朱厚照却径直批准———内阁三巨头中，唯一未准退休的是李东阳，这当中以及李东阳其人都有些故事，我们稍后再叙。
尘埃落定，主要当事人此后的遭际各不相同。
刘健：一代名臣，年高德劭。弘治十一年起任内阁首辅，“竭情尽虑，知无不言”，对拨乱反正、奠定弘治朝较为清明的政治，居功至伟。弘治深为倚信，“呼为‘先生’而不名”；临终之际，执手托孤，情殷意切。武宗嗣位以来，刘健继续其厘剔弊政的努力，同时竭其所能保护弘治以来政治改革的成果不受伤害，《明史》赞曰：“其事业光明俊伟，明世辅臣鲜有比者。”{70}评价相当高。这样一位功高老臣，一夜之间就下了台，连半句慰留的言语亦未曾听到，实际上他是被赶出了京城。次年，在刘瑾一手炮制且由正德诏示天下的“奸党榜”上，更名列榜首；再过两年，被削籍为民，追夺诰命。所幸他德高望重，品行无可诟病，刘瑾等虽深衔恨之，亦不敢置之死地。于是得以善终，二十年后嘉靖五年卒，享年九十四岁。
谢迁：内阁二号人物，退休后享受待遇与刘健同，但所受骚扰却远胜之。概因除刘瑾外，新权势人物焦芳也与其积怨甚深，此刻正好多方报复。先是罢其弟兵部主事谢迪的官，斥其子编修谢丕为民；正德四年二月，又借口浙江举贤周礼等四人皆谢同乡，“必徇私援引”，将此四人逮入诏狱逼供，欲将谢迁牵连进来，治罪抄家，只因李东阳力阻而未果，但周礼等人未予放过，全部流放，同时发布禁令：“诏自今余姚人毋选京官，著为令。”让家乡读书人，全体替谢迁受过。其余骚扰如“奸党榜”、夺诰、罚米等，不一而足。谢最后死于嘉靖十年，活了八十三岁。
韩文：“倒八”干将，运动失败后未效刘健、谢迁之所为，但刘瑾“恨文甚”，岂能轻饶？每天派密探监视韩文，想揪辫子；过了一个多月，探子来报，说国库发现有“伪银”（等于假币）输入，刘瑾如获至宝，以此问责，对韩文做出降一级勒令退休的处理———早知如此，韩文还不如当初主动辞职。事情并未到此为止。韩文丢官返乡途中，刘瑾令侦卒始终暗相尾随，一旦掌握任何不利于韩文的证据，即拿回京城问罪，“文知之，止乘一骡宿野店而归，逻卒无所得”{71}。不过，韩终未逃过牢狱之灾。刘瑾还是借户部文件丢失之事，将韩及侍郎张缙下诏狱，关了几个月，因罪不至死放出，但判罚他向边镇大同仓输送军粮，先后两次计1500石，相当于韩十年俸禄（尚书级，即部长级）之总和———史书上说，这以后，韩文“家业荡然”{72}。不过，韩老爷子也如刘、谢二人一样硬朗，挺过了刘瑾倒台，挺过了正德驾崩，直到嘉靖五年，八十有六高龄的时候与刘健同年谢世。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22)
李梦阳：执笔“倒八”奏疏，字字见血，状若飞刀，但这酣畅淋漓的檄文也注定了他此后的命运。收拾韩文后，刘瑾即拿他开刀，先谪贬到山西，随即勒令退休，不久，又制造事端将其逮于狱中，准备杀掉。这时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故事，当时另外有位大文豪叫康海的，与李梦阳并称“十才子”。康海文名既高，又与刘瑾同乡，刘瑾大概觉得与这样一位闻名海内的同乡交好，很有面子，所以有意罗致；然同一事自康海看来，却很没面子，一直敬谢不敏。再说康李二人，同为当世文苑重镇，不免有些“文人相轻”的意气，“各自负不相下”。及梦阳下狱，将死；这时有人告诉他，唯康海可救之。无奈，梦阳以片纸，仅书数字致康海，曰：“对山救我。”（对山，康海之号）再无他言。康海见书，二话不说就去刘府求见。刘瑾得讯大喜，“焚香迎海，延置上座”，而“海不少【稍】逊【谦让】”。坐定，康海劈头便问刘瑾知道唐玄宗命高力士为李白脱靴的故事否，刘瑾以为他是以李白自居，忙道：“瑾即请为先生脱之。”不料，康海却说：“李梦阳高于李白数倍，而海固万不及一者也。”刘瑾这才知其来意，他不能不给面子。“海遂解带，与之痛饮。梦阳遂得释归。”但五年后，刘瑾败，康海却因与之结交故，“罹清议”，坐其党而被免职。{73}事颇豪迈，令人荡气回肠。梦阳虽免一死，却从此历尽坎坷，越十余年即死，年仅五十七岁。
焦芳：那个以告密扭转乾坤的小人。人生能得几回搏？他这一搏，搏进内阁，“以本官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辅政”{74}，入阁拜相的同时，还保住了吏部尚书的位子，以后又“累加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尽得*，并证明“恶有恶报”的说法从来只是善良之辈的一厢情愿。明代士风的特征在于两面性突出：士大夫中硬骨头非常多，历朝少有俦匹，而同时也频频出现极端无耻下作、堕落腐烂的例子，焦芳便是后一情形的代表之一。焦芳有子名曰黄中，一如其父，不学无术，却偏偏要在廷试中被内定为状元，李东阳觉得说不过去，拟其为二甲头名，已很过分，焦芳却由此衔恨李，数次在刘瑾面前谗詈。一日刘亲自以诗试其子，事后将焦芳叫来训道：“黄中昨在我家试石榴诗，甚拙，顾恨李耶？”连基本可以说没文化的刘瑾都觉得焦黄中所做之诗“甚拙”，其不学无术的程度可想而知。后来，焦芳与另一刘党张彩（一作綵）争宠不利，失势，“乃乞归”；刘瑾事败，与张彩同被处死刑，焦芳却幸免于外，据说刘瑾死前发牢骚说：“今彩与我处极刑，而芳独晏然，岂非冤哉。”焦一生卖官无数、广受贿赂，赚得钵满盆满，“居第宏丽，治作劳数郡”（意思是，他的宅第极豪华宏大，筑建时动用数郡之力）。起义者曾攻下彼乡泌阳，入其府，“发窖多得其藏金”。这样一个作恶多端的无良小人，最终一生平安，难怪《明史》亦不禁惊叹：“芳父子竟良死！”
李东阳：弘治顾命三大臣的幸存者。参与了“倒八”运动全过程，并在失败后与刘谢联名请辞，独被留任，且在以后刘瑾罗织的“奸党榜”里不见其名。对此，有人认为正德不便将父亲嘱托的顾命大臣“一锅端”，而手下留情。但《继世纪闻》提出了如下指控：“【刘】瑾素与李阁老东阳有旧，重其诗文。密以韩文等所劾【指“倒八”奏章】询之东阳，得其大略，瑾等惊觉……”这个指控相当严重，倘果有其事，则李东阳所为不逊于焦芳。但此记载不见于别书，仅为孤证不可轻信，官史《明史》未予采纳。不过，当正人君子纷纷见逐、罹祸之际，李东阳独超然无恙，实为奇事。《明史·李东阳传》对这位“不倒翁”的描述，用词讲究，大有深意，很堪玩味。有这样两个场景：场景一———当时他与刘、谢共同疏劾“八党”，刘、谢持议欲诛瑾，词甚厉，“惟东阳少缓”；场景二———刘、谢辞职获准离京时，李来饯行，“泣下”，刘健嘲讽道：“哭什么呢？当初阁下如果也坚决抗争，现在自然就能够和我们一道被恩准辞职了。”史家写道，闻此语“东阳默然”。从这些细节来看，李虽未必屈膝附恶，但在大节大义之前，他选择明哲保身是无疑的。以后，在整个刘瑾当政时期，他的表现基本可以概括成三点，一是忍辱负重、“委蛇避祸”，二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护一些清正之士，三是为刘瑾的胡作非为擦屁股，“凡瑾所为乱政，东阳弥缝其间，亦多所补救”，令国家不致崩溃。因此当时人们对李东阳有截然相反的两种反应，有人认为“其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然而相反的是，“气节之士多非之”。他的一位门生、礼部侍郎罗玘，上书劝其从污泥浊水中早早抽身而退，否则自己深感耻为东阳门生，“请削门生籍”{75}。我一直想找到这封信，多年搜阅，最后在《玉堂丛语》里发现了它，照录于下：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23)
生【罗玘自称】违【离开】教下，屡更变故，虽常贡书【晚辈给尊长写信，谦辞】，然不敢频频者，恐彼此无益也。今则天下皆知，忠赤【正派人】竭矣，大事亦无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终日。”此言非與？彼朝夕献谄以为常依依【环绕不舍】者，皆为其身谋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岁之后，史册书之，万世传之，不知此辈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指自己，罗玘虽为学生辈，年龄却并不轻】，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谁复言之？伏望痛割旧志，勇而从之【听从内心忠赤之声的召唤】，不然，请先削生门墙之籍【逐出师门之意】，然后公言于众，大加诛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诚积直有日矣，临椷【书信，信函，通“缄”】不觉狂悖干冒之至。{76}
读此信，方知是时罗玘病重，将不久人世，而以此谏语为诀别，诚感人也。还有一个读书人，献给李东阳这样一首诗：
文名应与斗山齐，伴食中书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绿，鹧鸪啼罢子规啼。{77}
诗中讥以“行不得也哥哥”、“不如归去”之意。刘瑾倒台后，御史张芹即对李东阳提出弹劾，指责“当瑾擅权乱政之时，东阳礼貌过于卑屈，词旨极其称赞，贪位慕禄，不顾名节”。这都是确凿的。其实李东阳这一类政治家也算中国历史的特产，从古到今并不鲜见。他们都聪明过人（李幼时即是神童，为天子召见，过门坎时太监笑道：“神童腿短。”小东阳随口对以“天子门高”），身在官场，当政治极黑暗之际，他们八面玲珑、委曲求全，同时折冲尊俎、周旋揖让；从某种角度看，他们像中流砥柱，是乱世中仅存的良知，但换一个角度看，他们也实在难免同流合污之嫌。这种政治家所起的作用，究竟是避免国家和人民陷入更深的苦痛，还是在客观上助纣为虐、令*维持得更久更稳固？刘瑾专权之下，朝政是因有李东阳而幸，抑或反之？诚一言难尽，就连同他们的人品，也无法一概而论。正德三年发生了针对刘瑾的“匿名书事件”，刘瑾一口气将三百余名官员投入大狱，是李东阳力救得免。这样的事情他做得很多，刘健、谢迁、韩文、刘大夏等一批正派“老干部”，以及像杨一清这样的能臣，所以没掉脑袋，或者还能继续在政坛发挥作用，均与李东阳的拯救和保护有关。但既与黑暗同行，做“伴食政治家”，他们无可避免地在自己身上留下这样那样的污点，被人所诟病与不耻。如李东阳，政变后“八党”鸡犬升天，人人祖上受荫封迁坟，而所有祭文“皆李东阳撰”；刘瑾在朝阳门外创玄真观时，李东阳又为之撰碑文，“极称颂”。{78}———此等作为，在古代士林属最丑之事，不单对刘瑾和“八党”，就是对走卒焦芳、张彩之流，李东阳也加以巴结。{79}刘瑾败后，李上疏罪己，内云“委曲匡持，期于少济，而因循隐忍”。此数语，可作为古今此类政治家所共有的贴切、绝妙之写照。虽然活得很累，也饱受争议，但不管怎么说，李东阳立朝五十年而不倒，生前身后都荣显非常，七十岁那年去世，“赠太师，谥文正”。
整个事变，到翌年三月公布“奸党榜”，才算尘埃落定。“奸党榜”的意思相当于后世的“反党集团”。中国自宋代起，政治上有了一种新罪名，即所谓“党祸”；过去臣下或黜或诛，只是个人罪名，而“党祸”则开创了用有组织有纲领的所谓“结党营私”的小集团罪名打击某种政见的形式，并且从此成为在政治上处理统治层内部不同政见的主要思路。从明代来看，除了贪污、渎职等行政犯罪，只要涉及政见分歧，基本都被定性为“奸党”。这一思路对后世中国政治影响颇深，一旦发生政治见解的冲突，似乎便非要揪出某某集团方能作罢，而且不如此似乎也就不足以彻底搞倒搞臭政治见解相左者。
正德二年由胜利者宣布的“奸党”名单，共计五十六人。其中，宰相级二人，尚书四人，宦官三人，科道官四十一人，其他部员六人。这些人全部被勒令致仕（退休）、免职或被发配，其中一些人在不同程度地面临死亡威胁时却最终化险为夷，只有两名宦官王岳、范亨在解送途中被秘密处死。解读这份名单，能清楚地看到政变所带来的政治格局的两大变化。首先是朝廷人事的剧烈动荡，内阁成员三去其二，各部首长六去其四，内廷核心位置易人———可以说国家权力高层发生了一次大清洗、大换血。其次，名单中科道官（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的比例之高，逾七成以上，意味着司职监察、纠劾和言论的朝臣是朱厚照及其近幸势力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意味着政治由此转向一个言路不畅、更有利于专制*的局面。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24)
豹房秘史
今人往故宫观光，由天安门进入，行至巍峨的午门，向右看为东华门，由此径东可达繁华的街市王府井，向左看则是西华门。出西华门一直前行，穿过南长街，便是中南海。
中南海，连同今之北海，在明代原系一体，统称“太液池”，全是皇家园林西苑的组成部分。历史兴替，慢慢模糊了明代皇城的格局。在当时，今之故宫到中南海整个的广大区域，统属“大内”，所以西苑又称“西内”，其间并无百姓杂居，北长街、南长街也尽是宫殿和皇家各种办事机构。天启年间太监刘若愚的《酌中志》在《大内规制纪略》中，叙说详尽。
现在游故宫，打从西华门出来，折往中南海，沿途所见已是商厦林立的现代化景象。而在当年，这一带全属禁地，虽未必有“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盘盘焉、囷囷焉”{80}之盛，但的确是宫阙连绵，气象森宏。
整整五百年前———公元1507年———正德皇帝朱厚照又在此大兴土木，耗巨资修造了宫廷史上独一无二的怪胎，完全为他个人专用的宫殿群“豹房公廨”。
所谓“豹房”，是宫廷豢养观赏动物的场所，此外如虎房、象房、马房、虫蚁房等。至今，不少北京地名犹存遗影，如“虎坊（房）桥”、“报（豹）房胡同”、昌平区的“象房村”等。珍禽异兽，自古为中国皇帝所好，这爱好兼有几重意义：一是珍禽异兽往往被视为“祥瑞”，二是它们作为夷狄属国的“贡物”，象征“天朝上国”的威势，当然，更是宫中皇族消遣娱乐的对象。历代宫廷均有驯兽师，调教动物，作兽戏以娱君王，更有不甘寂寞之君如正德者，喜欢亲自下场与兽角力{81}———好像他的老前辈商纣王也很乐于此道。
由于不断有臣子进献、属国朝贡，加上历朝皇帝自行搜罗，豢养珍禽异兽之费实际已成朝廷一大负担。成化间，内官梁芳“进白水牛一只，每岁支费千余金”{82}。《治世余闻》有条记载，说正德之父弘治皇帝继位后，因见“蓄养四方所贡各色鸟兽甚多”，而首次提出将其放纵，“以减浪费”，但又怕“所司*豹之属，放即害物”，于是下旨：“但绝其食，令自毙可也。”不知是否真正如此实行，总之，皇家养兽玩兽其风之盛可想而知，单单豹房就不止一处两处，笔者所知，现在东单的“报（豹）房胡同”是其中之一，亚运村以北大屯一带，还有一处地名叫“豹房”———但它们皆非以正德而闻名的那个“豹房”。后者的地点在西华门内外，即紫禁城与西苑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