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何孝荣：《明代南京寺院研究》，第二章，《兴废和分布》。.7
海瑞，果然是一位麻烦不断、“到处惹是生非”①（黄仁宇妙评）的人物。不过，眼下提到他却并非有谈论其人之兴趣，而是想借其在今天一般中国人心中颇为响亮的名头，引出另一人物的登场。
这便是海瑞当年抬了棺材去“骂”，然后被他罢了官，捉到牢里准备杀掉的嘉靖皇帝。
吴晗在《海瑞骂皇帝》里，对嘉靖为何挨骂，做了这样介绍：
明世宗作皇帝时间长了，懒得管事，不上朝，住在西苑，成天拜神作斋醮，上青词。青词是给天神写的信，要写得很讲究，宰相严嵩、徐阶都因为会写青词得宠。政治*到极点，朝臣中有人提意见的，不是杀头，便是革职、监禁、充军，吓得官儿没人敢说话。海瑞在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二月上《治安疏》，针对当时问题，向皇帝提出质问，要求改革。②
一幅荒怠皇帝的肖像。
说起荒怠，明世宗———年号“嘉靖”———确有那样的时候，不过这只是他的一个侧面，远非全部。嘉靖的荒怠发生在中晚年，在此以前，他非但不荒怠，简直还干劲十足，做过一些“惊天动地”的事。
这个人的一生故事丰富，个性也极特出，值得细细了解。单论为人的生动有趣，他远胜于自己的批评者海瑞。《万历十五年》称海瑞为“古怪的模范官僚”，说他“当然是极端的廉洁，极端的诚实；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可能就是极端的粗线条”③。纯粹从情节叙事看，海瑞这人没有太高价值。如果当年吴晗本意是想写一部引人入胜的好看的戏剧，他应该让嘉靖而不是海瑞来充当主角———当然，我们知道他写作的动机不在戏剧。
好在今天人们对于历史和古人回到了比较天真的目光，可以抱着有趣无趣、好玩不好玩的心态打量历史人物。正是在这样的目光和心态中，嘉靖显示出了他难得的价值。在整个嘉靖年间，他是全中国唯一曾经淋漓尽致展现自己个性的人物；不仅如此，他在古往今来的帝王中间，也以不落俗套的抱负与追求，塑造独特形象。此等人物，怎可埋没，又怎忍将其埋没？
ＯＫ。从现在起，让我们忘掉海瑞。
从世子到帝君
公元1521年，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在豹房一命呜呼。他这一死不要紧，远在两千里之外的湖广安陆州（今湖北钟祥县），却成了龙兴之地。
那正德放纵一生，在位一十六年，御女无数，耕耘颇勤，却从未听说有谁受过孕，原因何在不得而知，或许只能归之于滥情过度，天不佑彼。
总之，朱厚照撒手而去，留下一个皇储未建、国位空虚的局面。
根据皇位继承法，在没有子嗣时，将遵循“兄终弟及”的原则。朱厚照的情形相当特殊，他非但没有儿子，自己也是独苗———当年他父亲朱祐樘曾经为他生下过一个弟弟，然而不久即夭折。因此，现在“兄终弟及”原则的引用范围，不得不加以扩大。
内阁首辅杨廷和在向皇太后张氏汇报时指出：“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④
嘉靖：万岁，陛下 嘉靖：万岁，陛下(2)
里面提到的几个人，血缘关系如下：宪宗即成化皇帝朱见深，他共生有十四子，老大、老二都早亡，老三即后来即位为弘治皇帝庙号孝宗的朱祐樘，老四则是封国在湖广安陆的兴献王朱祐杭。朱祐杭生子朱厚熜，与朱厚照是堂兄弟关系。
现在，死去的朱厚照无子无弟，只能上推到父亲一辈最近的堂亲中寻找继承人；兴献王朱祐杭在成化皇帝诸子中仅次于朱祐樘，朱厚熜又是兴献王长子，则皇位非他莫属———这就是杨廷和所说的“序当立”。
可见朱厚熜的继位，完全依照程序，按部就班，一切合于规范。兴献王世子的资格没有疑问，根据礼法的排序，继承人只能是他；这同样说明，杨廷和、张太后另一方，也不曾就此事加入任何人为操纵的因素。
然而唯一的不足，是其中埋伏着一点含混之处：朱厚熜跟朱厚照是堂兄弟，他们各自的父亲则彼此是亲兄弟———那么，“兄终弟及”究竟指朱厚熜以堂弟身份从朱厚照那里继承皇位，还是指朱祐杭继承了朱祐樘？这一点，杨廷和们确实不曾特意地指明。或许，在他们脑中从始至终都认为，兴献王世子只能是朱厚照的继承人；或许，他们认为这根本是不言自明的，毋庸特别宣陈。
但事实证明，这似乎微小的百密之一疏，犯了想当然的错误，而种下严重危机，日后竟搅扰嘉靖朝十几年不得安宁。
由内阁拟定的武宗《遗诏》，是这样表述的：
朕绍承祖宗丕世【丕，伟大、盛大；丕世犹言“伟大的时代”】十有七年，深惟有孤【孤，负也；同“辜”】先帝付托，惟在继统得人，宗社先民有赖。皇考孝宗敬皇帝【即朱祐樘】亲弟兴献王长子，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即张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词【取得一致意见】，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⑤
先前的思想含混之处，继续留在这份宣布传位于兴献王世子的官方正式文本之中，尤其用“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一句，来界定朱厚熜的继承关系，明显有空子可钻。然而，麻烦到来之前，对此谁都不曾意识到。归根到底，那并不是一个注重法理的时代，若换作现代，不必说皇帝遗诏这样重要的文件，任何一份有法律效用的文书，都会字斟句酌，杜绝任何歧义的发生。
是时，兴献王世子年方十五———虚岁，若论足龄，还不到十四周岁。两年前，他刚刚失去父亲。没有史料显示，在接到武宗《遗诏》之前，他预先知道自己的命运正在发生根本的改变。事实上，时间决定了他毫无准备。北京最高权力当局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将由兴献王世子继位的决定，并且立即派遣大臣和内官赶赴安陆州迎接新君。正德皇帝三月十四日驾崩，三月二十六日，由司礼监太监谷大用、内阁大学士梁储、定国公徐先祚、驸马都尉崔元、礼部尚书毛澄组成的使团，就赶到了安陆州。即便兴献王府在京城设有内线并成功探知消息，也不大可能以比这更快的速度赶在天使之前让兴献王世子知道此事。
考虑到兴献王世子的年龄，以及来事之突然，我们不能不对这个十五岁少年在随后的处置和应对中显现出来的心计与态度，表示吃惊和佩服。
使团到来后的第六天，四月二日，兴献王世子辞别父王墓地和母亲蒋氏，踏上北去路程，而与以往的人生揖别。
跟北京使团只用十二天就赶到安陆不同，兴献王世子花了将近二十天才走完相同的路程。尽管前后已有一个多月国家无主，举国翘首企盼新君早日莅临，但是，年方十五的兴献王世子显得相当沉稳。他知道此时不宜表现出任何急切的心情，相反，倒是要拿出不紧不慢的姿态，庄重地接近那座已经属于他的都城。
他暂时驻跸于城外，静候朝廷出具有关他继位的礼仪细节。
当有关安排呈上时，朱厚熜怫然不悦了：由首辅杨廷和会同礼部商议的方案，兴献王世子将以“皇太子”身份继位为君。这意味着，在登基之前，朱厚熜须先从崇文门入东华门，居于文华殿，完成成为皇太子的仪式，然后再择日加冕为皇帝。
嘉靖：万岁，陛下 嘉靖：万岁，陛下(3)
十五岁的少年以一种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政治敏感，立刻表示拒绝。他阅读方案之后，对从安陆跟随而来的王府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意即，《遗诏》说得很清楚，我将直接即位为君，丝毫不曾提及需要先立为皇太子之事。《世宗实录》记载甚明，这是兴献王世子自己提出的疑问，并没有经过任何老奸巨猾的幕僚高参之流的启发。
仅仅十五岁的人，竟有如此的政治嗅觉。
这的确是一个节外生枝的要求。杨廷和最初提出兴献王世子的继承资格，包括起草武宗《遗诏》时，都是基于“兄终弟及”的原则。为什么此刻突然要求兴献王世子先成为皇太子，然后再即皇帝位？是礼法必须履行的一道相应程序，还是在这二十天当中皇太后张氏经过思虑，额外添上的一笔？后者的可能性相当大。如果仅仅是“兄终弟及”，兴献王世子可以把自己的身份解释为以武宗堂弟而继位，“皇太子”则意味着改变身份，先过继为孝宗之子———同时亦即张太后之子———然后登基。唯一的受益者，显然是张太后。
兴献王世子思虑细密、锱铢必较的性格，在此立即表现出来。他不想在别人的控制和阴影下做皇帝，哪怕只是名义上奉张太后为母亲。他是以藩王入继的身份来到紫禁城，对这座巨大的宫殿，他感到陌生，充满戒备和警惕；他在此无根无柢，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揣着些许自卑。
可惜，没有人注意他这种心理，进而设身处地想想他的感受。张氏急于看到在亲生儿子驾崩之后，新君能够明确表示对她皇太后身份的尊崇，她的地位和自我感觉应该和过去没有什么两样。而杨廷和这样的正统儒家官僚，满脑子原则，于祖训和礼法唯知一丝不苟，办事过分的较真，过分的不通融。而且，北京方面上上下下，“主场”意识确实过于强烈。虽说兴献王世子是即将即位的皇帝，但这个国家的制度和理论却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自以为有捍卫这种制度和理论的义务，也希望做到无可挑剔，任何时候都不愧对历史。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层面上保持着自负，并且视为事关荣誉，不肯稍稍退却和放松———后来，他们在“大礼议”中前仆后继，精神盖出于此。然而，这严重地伤害了从遥远的小地方赶来即皇帝位的兴献王世子。
跟北京的衮衮诸公相比，兴献王世子有什么呢？许多方面他都处于不利境地，不过他却牢牢掌握有三个优势：一、皇帝的宝座注定属于他，这一点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二、尽管年方十五，他却已经形成和显现出成熟的政治素质；三、不要忘记，他来自“九头鸟”之乡，“九头鸟”死缠烂打、百折不挠、一拼到底的精神，杨廷和们很快就可以领教。
朱厚熜斩钉截铁地退回礼部呈表，命其重拟。杨廷和出乎意料，但并没放在心上。他率群臣以上疏的方式，敦促朱厚熜接受和履行礼部所拟程序，并重复了其要点：“上【指朱厚熜】如礼部所具仪，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群臣】上笺劝进，择日登极。”⑥朱厚熜再次加以断然拒绝。
双方僵持不下。
国家无君一月有余，新君明明已迎奉来京，却迟不即位。这种局面拖不得，拖下去，人心浮动，乱由隙起，不知会发生什么事。
兴献王世子吃准了这一点。从根本上说，现在是北京方面有求于己，应该让步的也是他们。无形中，他以国家为质，来逼迫对方满足自己的条件。
张太后发话了：
天位不可久虚。嗣君【皇位继承人】已至行殿【城外驻跸之所】，内外文武百官可即日上笺劝进。⑦
这道懿旨表明，张太后知道拖不起，打算让步。她让文武百官“即日”上笺劝进，而杨廷和前日还坚持说，要等兴献王世子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之后，群臣才能上笺劝进。这暗示着张太后可以接受取消具有完成皇太子身份的象征含义的那道程序。
于是，群臣三进笺表，兴献王世子头两次推谢，第三次接受下来。这里的两次拒绝没有实质含意，依惯例必须劝进三次，头两次一定要推辞，第三次才“勉从所请”———这不过是古代当“非常情形”之下，最高权力实现移交的一种酸腐套路。
嘉靖：万岁，陛下 嘉靖：万岁，陛下(4)
不过，“劝进至再，至三”而后“勉从所请”，虽为虚礼，幕后却悄悄进行了一番实质性的讨价还价。
兴献王世子及其幕僚进行磋商后，提出新的即位仪注。其要点是，四月二十二日举行登基大典，新君将从正阳门中门入城，经大明门⑧正面入宫；在派遣勋贵官员为代表告于太庙和社稷坛的同时，新君本人将前往武宗“几筵”（即灵前）谒见，然后叩拜张太后；做完这两件事，就直趋奉天殿。奉天殿，即现今太和殿（清顺治年间改称），民间俗谓“金銮殿”是也，为帝王临朝之处。登上奉天殿，就意味着行使帝权。可见，朱厚熜方面设计的仪注，从实质上省却了取得皇太子身份的环节，而直接临朝称制。当然，这里面也给朱厚照和张太后留了面子：登基之前，先去两处拜谒。对方固可将此解释为尽皇太子的义务，兴献王世子却也不妨有他自己的解释———作为皇位继承人，落座之前，跟大行皇帝和皇太后打一声招呼，照照面，这样的礼节总还是要讲的嘛。
张太后以及内阁肯定不喜欢这种安排，但出于无奈也只能同意。这样，朱厚熜拟定的即位程序，就以礼部尚书毛澄的名义加以公布。
风波似乎就这样平息了。四月二十二日，登基大典顺利举行，上自皇太后下至百官，都松了一口气。武宗晏驾以来，事情千头万绪，每个人神经都高度紧张。尤其由旁支入继为君的局面，本朝尚第一次出现⑨，谁也没有经验。虽然出了小小的岔子，但好歹已经应付过去，大家都盼着新君正位之后，万象更始，国家步入正轨，将前朝的弊政逐一纠矫。
至少内阁首辅杨廷和没有把即位礼仪之争放在心上。这位武宗在世之时一直抱负难伸的政府首脑，此时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在新君到来之前，他已经成功解决掉前豹房近幸和以江彬将军为首的军人集团，解散了豹房里乌七八糟、三教九流之众，关闭滥设的皇店，封存宣府离宫（所谓“镇国公府”）的财物。接下来，他想办的事情还很多。他在代为起草的即位诏书中指出，正德年间“权奸曲为蒙蔽，潜弄政柄，大播凶威”，亟待拨乱反正之处比比皆是。诏书差不多就是一份改革宣言，里面列出的除弊计划及拟推行的新政，达七十余条。诸如，削弱日益膨胀的宦官权力，恢复文官政治；大幅度裁汰臃肿不堪而又惯于作威作福的锦衣卫旗校；抑制特权阶层，挤压他们得利的空间；查还为皇族勋贵太监之流所侵夺的民田；治理*，尤其是冒功、冒职、冒赏等现象；彻查冤假错案，重建法制，案件审理必须合乎程序，以《大明律》为断案之唯一依据。废止弘治十三年之后新增的一切条例……
这是一位实干的政治家。他所列出的改革内容，非常具体，并且多属当务之急。他一定特别期盼随着新君即位，国家稳定下来，然后迅速展开对各种问题的治理。
或因此，他对礼仪细节，考审未精未详。有关这方面的疏漏，沈德符曾经评论道：“兄终弟及祖训，盖指同父弟兄，如孝宗之于献王【朱祐杭】是也，若世宗【朱厚熜】之于武宗，乃同堂伯仲，安得援为亲兄弟？”⑩尽管由于武宗是独子，“兄终弟及”的引用，事实上只能面向旁支，但考虑周全些的话，杨廷和至少可先做一番理论疏证工作，将来免生龃龉。但一来事情紧急，二来想必他主观上对这种虚礼确实重视不足，自以为秉忠办事，大方向正确，而思虑则主要放在解决实际问题上。
然而，朱厚熜脑子里想的却是另一套。如果他也像杨廷和一样，将注意力集中在怎样尽快扭转正德朝的种种倒行逆施，让朝政恢复清明和秩序，而不那么在意自己的私利和面子，则会迎来一个君明臣贤的局面。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兴献王世子不仅是一个自尊心强的人，而且是过于自尊的人。这种禀性，又为其以藩王入继大统这种身份进一步地火上浇油，令他对于面子极为敏感。他始终以一个外省人的眼光，来揣测京城集团，认定后者的诸种安排，都潜含对于他额外的轻蔑。登基大典上，有一个细节准确深刻地揭示了他这种心理：
嘉靖：万岁，陛下 嘉靖：万岁，陛下(5)
辛巳登极，御袍偶【意谓事出偶然】长，上屡俛【通“俯”，弯腰，低头】而视之，意殊不愜。首揆杨新都【即杨廷和，廷和，新都人】进曰：“此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天颜顿怡。{11}
无非衣服不甚合体，他毕竟才十五岁，可能个子也偏小，事先准备的龙袍长了一些，有关方面考虑不周是有的，但仓促间未臻善美，对于心胸豁达之人来说，不会放在心上，至少可以谅解。朱厚熜的表现却是，频频弯腰低头打量这不太合体的龙袍，脸上极其明显地流露出不快———这套身体语言，说明他小肚鸡肠，不是干大事的人。而且很可能，他内心会把别人这种工作上的疏忽，视为故意，成心让他难堪，或至少对他这个外藩出身的皇帝不够尊重，糊弄了事。杨廷和察觉到他的不快，急中生智，用《易传·系辞下》里一句颂扬古代圣君黄帝和尧舜的话来开释，朱厚熜才找回心理平衡。
还有一个细节。登基那天，即位诏书发表之前，内阁送呈朱厚熜批准。“帝迟回久之，方报可。”{12}拖了很长时间，才答复同意发表。原因是内中有一句话，让朱厚熜很不受用。这句话是：“奉皇兄遗诏，入奉宗祧。”祧，指祭祀。入奉宗祧，直接的解释是接过祭祀祖宗的职责，而实际的意思是过继给别人，成为别人家香火的传递者。兴献王世子坚持认为，自己继承皇位所循原则是“继统不继嗣”，说白了，只当皇帝，不当孝宗、武宗家的后代。所以“入奉宗祧”这句话，他最见不得。久拖不复，而终于同意，应该是经随行的王府谋士苦劝，告以“小不忍则乱大谋”，暂且隐让的结果。
这样的细节，其实蕴涵着一股很可怕的能量。出身、个性，加上抵京后直至登基大典的种种别扭，已使他对于京城集团形成成见。一旦有了成见，像他这样睚眦必报、心劲甚强、习惯于咬住不放的人，势必要将肚内恶气尽吐之而后快的。
大明王朝刚刚送走一位没脸没皮、胡作非为、根本不要面子的皇帝，又迎来一位超级敏感、超级自尊、超级爱面子的新皇帝。这对堂兄弟之间，一切犹如冰炭水火，分别走到两个极端。历史也真幽默，竟然做出如此安排。朱厚照在位一十六年，以泼皮方式当皇帝，嬉笑怒骂，毁圣非礼；紧接着，就来了一位对礼法死抠字眼、斤斤计较，进而有志开创礼制新时代，欲以伟大的礼学思想家、理论家名垂史册的君主———这让人怎么受得了？
“大礼”之议
朱厚熜登基，改年号“嘉靖”，以明年为嘉靖元年。
嘉靖时代开始了。
这年号，是朱厚熜亲自取定的。内阁原先奏请以“绍治”为年号，被否决。朱厚熜不喜欢那个“绍”字的“继承”含义，虽然“绍治”无非是将治世发扬光大的意思，也不喜欢，他在心理上讨厌一切暗示他需要“继承”什么的字眼。他所更定的“嘉靖”，语出《尚书》“嘉靖殷邦”，意谓“美好的政治，富足的国度”。
后世，人们对他就以“嘉靖皇帝”相称。
起初，的确很有一番“嘉靖”的气象。除罢前朝弊政的诏旨，一道接着一道。“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为数十四万八千七百，减漕粮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其中贵、义子、传升、乞升一切恩幸得官者大半皆斥去。”{13}皇家鹰犬、宦官的势力大为削弱，老百姓的经济负担减轻许多，而拉关系、走后门、靠政治*升官发财的人，纷纷失去了职位。“正德中蠹政厘抉【清除】且尽”，“中外称新天子‘圣人’”。{14}
其实，这一切跟嘉靖皇帝并无关系，所有举措，都是杨廷和依据他所起草的即位诏书精神，一一加以落实罢了，嘉靖无非签字批准而已。那些在新政中蒙受损失的人，很清楚“罪魁祸首”究竟是谁。他们咬牙切齿，恚恨不已，以致要跟杨廷和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廷和入朝，有挟白刃伺舆旁者”{15}———情形如此危重，以致嘉靖皇帝不得不下令派百人卫队，保护杨廷和出入。
嘉靖：万岁，陛下 嘉靖：万岁，陛下(6)
这个正统的儒家官僚，在过去多年的政治生涯中，饱尝个人理念与现实之间激烈冲突之苦。身为首辅，他眼睁睁看着正德皇帝恣意胡为，“未尝不谏，俱不听”，“以是邑邑【悒悒】不自得”，心灰意冷，多次提交退休报告，却又不被批准。现在，终于改朝换代，国家迎来新的君主。这就像注入一剂强心针，杨廷和的政治热情高涨起来，积郁多年的抱负似乎有了施展的机遇。应该说，他对于嘉靖皇帝是寄予很高期待的，“以帝虽冲年，性英敏，自信可辅太平”。复活的热情，对年轻皇帝的期待，使杨廷和特别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职责，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向嘉靖全盘托出自己的政治理想：“敬天戒，法祖训，隆孝道，保圣躬，务民义，勤学问，慎命令，明赏罚，专委任，纳谏诤，亲善人，节财用。”{16}这三十六个字，浓缩了儒家对于“有道明君”的基本认识，果能一一践行，寓涵在“嘉靖”中的愿望，庶几可以变为现实。
嘉靖对杨廷和的除弊举措，均予照准；对杨廷和疏请的三十六字，也“优诏报可”。单就这些迹象看，君臣和睦，嘉靖朝似乎有一个良好开端。但所有这些，或者并未触及朱厚熜的个人利益，或者不过是一些空洞的道德承诺，他不难拿出开明的姿态。
而在新气象的底下，一股暗流已经悄然涌来。
即位刚刚第三天，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嘉靖降旨遣员，去安陆迎取母妃蒋氏来京。两天后，四月二十七日，他又发出旨意，同样与自己的父母有关，“命礼部会官议兴献王主祀及封号以闻”{17}。
———此即“大礼议”之肇端。简明通俗地讲，礼，就是王权制度下的等级秩序，是这种秩序对社会成员的关系与差别的规定。因为这次所涉及的是皇家级别的人和事，所以特别加上一个“大”字。其他很多时候也都这样，比如，皇帝结婚称“大婚”，刚刚去世的皇帝叫“大行皇帝”等等。
迎取蒋氏的谕旨这样说：“朕继入大统，虽未敢顾私恩，然母妃远在藩府，朕心实在恋慕。”{18}据说，辞别蒋氏、启程来京之际，朱厚熜“不忍远离”，好一顿哭鼻子，“呜咽涕泣者久之”。论理，十五岁并不算小孩子了，但作为王子，自幼娇生惯养，独立性比较差，对母亲仍感依恋，这可以理解。
提出兴献王封号问题，也在情理之中。兴献王世子现在成为皇帝，作为皇帝本生父，名分如何，和皇帝之间关系又怎样，自当议定。
倘若事情仅只如此，就很寻常。实际却不这么简单。嘉靖这两个连续动作，是继位过程中就礼仪问题与北京当权派所发生的矛盾的延伸———他没有忘掉矛盾，也不打算回避，相反，进一步表明了挑战的姿态。
礼部尚书毛澄承旨，召*议商讨兴献王封号问题。与会者对这个问题在理学上如何看，没有犹疑；关键是找到“故事”，亦即以往历史上处理此类问题的范例。杨廷和举出两个先例，认为最适合作为处理眼下兴献王地位问题的范本。
一个是汉成帝以定陶王刘欣为皇太子的故事。成帝在位二十余年仍无子嗣，因此在绥和二年决定册立皇侄刘欣为太子。刘欣成为太子的同时，自动过继到成帝一宗。为了解决定陶王一支奉祀乏人的问题，成帝下旨让楚孝王之孙刘景袭爵定陶王。
第二个例子来自宋代。宋仁宗无子，遂于至和二年立濮安王第十三子赵曙为皇太子，此即日后之宋英宗。英宗即位后，从伦理上如何认定身份，当时的大儒名公之间一派混战，欧阳修等人主张英宗可以本生为皇考，而司马光等认为“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论战持续十八个月，是为宋史上有名的“濮议”事件。结果，英宗强行决定以本生为皇考，司马光等台谏集体请辞作为抗议。英宗虽以权力达到目的，但在道义上却没有赢，因为理学宗师程颐明确站在反对立场，说：“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伦也。”{19}既然你继承了别人的家业，就理当成为别人的后代，这样的义务是不可以放弃的。正因程颐这样的大宗师持此观点，杨廷和才把宋英宗的故事当做能够支持己方立场的例子，加以引用。
嘉靖：万岁，陛下 嘉靖：万岁，陛下(7)
两个例子，一个是正确的实践，另一个虽然实践是错的，但理学上却早已形成公认为权威的结论，可以说代表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非常好，相信皇帝从这样两个例子当中，自然能够了解眼下关于兴献王的封号问题可取的态度是什么。
大家一致赞同杨廷和的意见，并由毛澄形诸文字，作为奏章上呈嘉靖。奏章叙述了汉代和宋代那两个例子，又引征程颐的观点，最后写道：
今兴献王于孝宗为弟，于陛下为本生父，与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凡祭告兴献王及上笺于妃，俱自称“侄皇帝”某，则正统、私亲、恩礼兼尽，可以为万世法。{20}
扼要地讲，他们建议，以后嘉靖要称孝宗朱祐樘为父亲，而改称自己亲生父母为叔父、叔母。
朱厚熜见奏，气不打一处来：“父母岂有说换就换的？”发回再议。
五月二十四日，再议的结果出来了：大臣们不单坚持原有意见，还争辩说，本朝历来皇帝对于藩亲，在相应情形下，都只称伯父、叔父，是不能加称“皇”字的，同时自称也径用“皇帝”，后面并不带名讳的；现在，廷议认为皇上对于兴献王可以称“皇叔父大王”，可以在“皇帝”后面加上自己的名讳，明显把兴献王与其他宗藩区别对待，已算格外破例，相当隆重了。争辩的同时，他们还把程颐的《代彭思永议濮王礼疏》专门抄了一份，请嘉靖看，隐约有教训的意思。
嘉靖不吃这套，命礼部“博考前代典礼”，“再议以闻”。潜台词是，别拿程颐压我。
毛澄、杨廷和们同样固执。他们的确重新开会研究了，但只是做做样子，上报的意见丝毫未变。
嘉靖一时没有办法，就来个“留中不发”———把问题搁在那里，以表示坚决不同意廷臣的立场。
皇帝与重臣之间争执不下，已两月有余，闹得满城风雨。面对传闻，有个人静观其变，到了七月初，觉得看出了一些眉目，因此决定出手。
此人姓张名璁，浙江永嘉人氏。他前半生功名不顺，从弘治七年起，二十年来，连续七届会试皆落榜。到了第八次，也就是正德十六年辛巳科，时来运转，终于中了二甲第七十七名进士。此时，他年近五旬，一般而言谈不上有何辉煌前程了。但他并不死心，因为有人曾替他算命，说他不光有中进士的命，还有“骤贵”的命。中进士的预言已然实现，恐怕“骤贵”也不远。他笃信不疑。新皇帝登基以来，他密切关注朝中动向。新皇帝因欲尊崇本生父之故，与朝廷当权派陷于拉锯局面。张璁一面睁大眼睛、竖起耳朵观察，一面用心思考。观察，主要是搞清楚皇帝的决心到底有多大，如果陛下本人态度不够坚决，那么以杨廷和在朝中如日中天的威望和势力，他张璁贸然出手，下场一定是逮不着狐狸还惹一身骚。至于思考，则因此事实质在于如何阐释礼学的精神，所以理论上要过硬，站得住，足以和对方抗衡。
嘉靖两次把廷议退回“命再议”，以致搁置廷议不予答复，让张璁确信陛下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同时，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他自信在理论上也找到了突破口。眼下，满朝上下还无一人敢于站在皇帝这一边，跟杨廷和唱对台戏，张璁却断定僵局迟早要被打破。四十七岁的新科进士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能否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皇帝、抢得头功至关重要。建功立业，在此一举。
七月三日，张璁递交了他的《正典礼第一疏》。这是一个转折。此前，以嘉靖为一方，朝臣为另一方，阵线分明。嘉靖几为光杆司令，孤家寡人，除了他从安陆带来的藩邸僚属，没有哪个朝臣敢于附和他的观点。现在，天下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终于出现，虽然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礼部观政进士”———类似尚未正式授职、处在实习期的大学毕业生———但毕竟有不同的声音发出。让嘉靖喜出望外的是，这声音还颇有分量，堪比重磅炸弹。
嘉靖：万岁，陛下 嘉靖：万岁，陛下(8)
对这么一颗重磅炸弹，我们只能不吝笔墨，全文译为白话，俾令读者知其详尽：
正典礼第一疏{21}
臣下我个人认为：孝子的极致，是尊亲；而尊亲的极致，是竭尽一切和所有，加以奉养。
陛下应承天意、顺从人心，继承皇位，立即提出追尊兴献王、更正他的名号，同时派人迎接母亲来京奉养，这完全是发乎内心的孝情的自然流露，是必然的、无法抑止的。
现在，廷议形成了这种意见，说陛下由“小宗”入继“大宗”，应该以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夫妇为皇叔父、皇叔母。这种观点，无非是拘泥于汉定陶王、宋濮王两个典故而已，以及程颐所谓“为人后者为人子，不得顾私亲”的说法。对此陛下不能苟同，指出此事在礼学上关系重大，应该广征博考，得到最恰当的结论。我由此深深体会到，陛下具有一颗何等纯孝之心。
从收到的反馈意见来看，都认为廷议是正确的，这恐怕有胶柱鼓瑟之嫌，并不切合实际；其次，也是党同伐异的表现，并不符合圣人之教。对此，至少我是不赞同的。
试问，天下怎有无父无母之国呢？我身处清明的时代，对居然出现这样一种论调深感痛心，不得不出来澄清一些基本原理，为陛下辩护。
最高经典《礼记》说得很清楚：“礼，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而起自于人的情感。”因此，归根结底，圣人是根据人的情感来创作礼制的，以人的情感来规定亲疏、评判嫌疑、区别异同和明辨是非。也就是说，礼绝不违背人情。
汉哀帝和宋英宗，很早就被汉成帝、宋仁宗立为皇位继承人，养于东宫。这种情形下，“为人后者为人子”是说得通的。现在，武宗作为孝宗继承人，居帝位十七年，他驾崩之后群臣遵照祖训、奉武宗遗诏，迎取陛下入继大统。这是另一种继承关系。
我认真研究过祖训。祖训说：“如果皇帝无子，就实行兄终弟及。”孝宗皇帝是兴献王的兄长，兴献王是孝宗皇帝的亲弟弟，而陛下则是兴献王长子。武宗皇帝没有子嗣，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祖训所规定的伦序，实际上就是兴献王以孝宗的亲弟弟取得继承权，从而顺延到陛下这里。所以《遗诏》里面这么说：“兴献王长子，根据伦序应当立为皇帝。”这句话，丝毫没有以陛下为孝宗皇帝之后的意思。陛下是按照祖训规定的程序，直接继位为君的，这跟哀帝、英宗预先被立为成帝、仁宗太子而继位，其公私关系有天壤之别。有人或许感念孝宗皇帝恩泽，不忍心他无后，这固然可以理解。然而，倘使兴献王今天仍然健在，那么当他继承皇位时，显然也没有因此变成兄长的后代的道理吧？
退一步说，虽然兴献王不在人世了，陛下称他一声“皇叔父”还不是特别为难的事，但陛下生母仍健在，而且就在迎来北京的途中，今后如以“皇叔母”相称，那么母子就必须以君臣之礼相见，天底下哪有以自己母亲为臣的呢？
依礼，长子不应该成为别人的后代。况且兴献王只生有陛下一个儿子，虽说利于天下而为别人之后蛮高尚，但无论如何也不存在儿子让自己父母绝后的道理吧？
所以我认为，陛下在“继统”武宗的同时继续尊崇自己父母，是可以的；反之，以“继嗣”身份成为孝宗后代而与自己父母绝亲，是不可以的。“统”与“嗣”不是一回事，继统不必循父死而子立的关系，从前，汉文帝以弟弟身份继统于惠帝，宣帝则是以侄孙继统于昭帝，都没有听说需要以放弃与亲生父母的关系为条件。
仍旧是那句话，礼的本质是人情，抽掉人情这个根本，礼就走到自身反面，成为非礼。
以我个人孔见，今日之事如此处理为善：应该为兴献王在京师建立单独的奉祀场所，来突出尊亲这一最高孝道；同时本着母以子贵的原则，使陛下生母享受和兴献王一样的尊荣。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突出兴献王作为一位父亲、陛下生母作为一位母亲本来应有的地位。
嘉靖：万岁，陛下 嘉靖：万岁，陛下(9)
人，都该当自觉认识生命本于父母这个道理；“礼”的探讨者，也都该当用自己的良心去体会礼学真义。可现在有些人，不去考量古礼的根本出发点，反而拘泥于后代的一些典故；不遵照祖训中的明确思想，反而从史书中翻出陈旧的篇章说事，这是我全然不能理解的。
本来，只有天子才可以谈论“礼”。现在，陛下虚心求言，我才敢就大礼问题发表己见。我坚决反对以廷议为大礼之议的正确意见，它将助长后世的实利主义，亦即为了利益而抛弃天伦，这是大大有害于孝道的。
手握威柄的大臣固然可以指点江山，却也不妨碍微不足道的小臣有所献言，这都合乎各自的本分。古训说，遇到什么话违乎你心，一定别忘了考量它是否合于道，遇到什么话与你志趣有异，也要看看它究竟怎样不合于道。有时候，以忠耿的样子说出的话，未必都合于道，同样，好像志趣不高的话，也未必都不合于道。我以上所谈，既不敢献谀陛下而使自己失于忠诚，也不敢为刻意表现自己的什么耿直而误陛下于不孝。一切，都请陛下明断，在我，只愿做到恳切和服从。
秀才就是秀才，头头是道，正本清源，直接从根子上打击“继嗣派”；一句“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一句“圣人缘情以制礼”，让嘉靖吃下了定心丸。
《明史·张璁传》说，此前嘉靖受阻于廷议，自己又无力反驳，正不知如何是好，“得璁疏大喜，曰：‘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立刻批转廷臣讨论。而对方的反应，则“大怪骇”，既意想不到，也很有些慌乱。可见张璁之半路杀出的威力。
为什么？
一来张璁所据理论，确实站得住脚。儒教纲常，忠孝为本，这是人所皆知的。其次，张璁认为论礼不得悖逆人情。“圣人缘情而制礼”，并非他的杜撰，查查《礼记》，这一点是很清楚的——《礼记·丧服四制》明白地写道：“顺人情，故谓之礼。”
其二，张璁的观点不是孤立的，背后有人，而且还是一股颇为强劲的力量。近世学者欧阳琛指出：“考赞礼诸臣之思想渊源的人，多为姚江王门高弟，则此一新旧士大夫集团之政争，实与当时新兴王学及正统朱学之对立有关，此又欲明大礼议之思想背景者不可不知也。”{22}
“姚江王门”，指王守仁（王是余姚人）。“大礼议”中，赞助嘉靖的人，往往为阳明弟子，或与之有思想渊源者。王氏本人虽未直接介入“大礼议”，但他的理论主张，无疑是跟继嗣派相左的，例如他说：
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礼，皆因人情而为之节文，是以行之万世而皆准，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传记之讹缺，则必古今风气习俗之异宜者矣。此虽先王未之有，亦可以义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袭礼也。若徒拘泥于古，不得于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礼之礼，行不著而习不察者矣。{23}
所谓“先王制礼，皆因人情”，显然正是张璁持论的基础。
王学的核心诉求，欲使理学返璞归真，从形式主义回到本义和本心，“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虽先王所未有，亦可以义起”，认为不论天理或人礼，皆源于良知即内心的真善，否则，“若徒拘泥于古，不得于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礼之礼”，走到反面。王氏所要摇撼的，正是宋以来以程朱为正统的理学。黄宗羲评之：“先生悯宋儒之后学者，以知识为知。”他要拨开这迷雾，使人了解“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24}的道理。
这里面的玄学奥思，我们不必深究，只是应该晓得，嘉靖挑起的这场“大礼议”，因为背后有新兴理学崛起的缘故，才如此波澜壮阔。倘若不然，就只是嘉靖的一点私念而已，很难走得那么深，那么远。
一面是嘉靖死命维护个人利益，一面是杨廷和等主流官僚要捍卫正统理学价值观，一面是张璁等反宋儒的新兴力量想在思想和理论上崛起。这三方各执一端，一并混战，好戏只是刚刚开始。
嘉靖：万岁，陛下 嘉靖：万岁，陛下(10)
嘉靖把张璁的《正典礼第一疏》交发廷议，杨廷和只说了一句：“书生焉知国体。”毫不客气地将疏文封还。封还，又叫“执奏”，是明代内阁的一项权利，虽然旨意到阁，但如果内阁认为不妥，可以退回请皇帝重新考虑。同样，皇帝如不同意内阁意见，也有一个针锋相对的办法，即“留中”。先前，嘉靖对内阁用过“留中”这招，此番杨廷和投桃报李，回敬一个封还。
张疏被封还之后，嘉靖索性直接用手敕的方式，强迫内阁拟旨。七月十六日，他亲自召见杨廷和、蒋冕、毛纪这几位大学士，当面把一道手敕交给他们，上面写道：
卿等所言俱有见，第【只是】朕罔极【无穷尽的，专指与父母之间的情感】之恩，无由报耳。今尊父为兴献皇帝，母兴献皇后，祖母为康寿皇太后。{25}
既有点可怜兮兮，却也有图穷匕现的味道。谁知，杨廷和等人顽固非常，以“不敢阿谀顺旨”为由，再次封还。顺便说一下，手敕里提到的“祖母”，指朱祐杭生母、成化皇帝的邵贵妃；嘉靖不单要将父母升格为皇帝皇后，也想给九泉之下的老祖母邵氏加上皇太后的名分。
男人之间的矛盾闹到这地步，一般就陷于僵局，除非撕破脸面，真刀真枪干仗。嘉靖当然很想对杨廷和们来个一锅端，但此刻尚非其时，自己羽翼还不丰满，腰杆还不硬。因此，必须有另一种人物登场了。
自然是女人。
平素生活中，一家人和另一家人吵架，纵然男人揎拳裸臂，多半并不济事，真正解决问题的是女人，谁家女人泼辣、耍得开，能够连哭带骂，满地打滚，拿出“今天老娘跟你们拼了”的狠劲，胜利的天平就会朝那一边倾斜。
其实我们发现，国家大事上面往往也如此。
就在杨廷和们坚定不移地坚持着自己立场的时候，通州传来消息，嘉靖的妈咪、兴献王妃蒋氏已经大驾光临。样板戏《沙家浜》里，刁德一先生跟阿庆嫂女士才交谈数句，就连连叹息“这个女人不寻常”；不过倘与蒋氏相比，恐怕阿庆嫂之“不寻常”，犹有不如。因为蒋氏根本不用进城，就已经搞得大家狼狈不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