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何孝荣：《明代南京寺院研究》，第二章，《兴废和分布》。.8
九月底，奉迎蒋氏的船队抵达大运河北端终点。不知她早有所闻，还是到了通州后才了解到儿子数月来与大臣———自然，以她来看，主要还是幕后的武宗之母张太后———之间就大礼问题发生的争论，总之，这个极具楚地风骨的女人双脚刚刚踏上京郊土地，便怒声宣布，兴献王尊号问题一日不解决，本老娘便一日不进北京城！她说到做到，当即赖在通州不走。史书上，留下了她的两句话。一句是：“安得以我之子为人之子！”这话是以一个母亲的身份讲的，应该也是讲给另一个母亲听的。另一句是：“尔曹已极荣宠，献王尊号胡犹未定？”{26}这句是以兴献王妃或一个妻子的身份讲的，但讲话对象却是随朱厚熜先期来京的王府人员，这实在有点奇怪。无论如何，那些人对于尊号问题是无能为力的，也根本轮不到他们插嘴。因此，如果说前一句话尚可因母子情深而被人理解，后一句就简直是找碴和胡搅蛮缠了，由此可见她的风格。
有人这样评价她：“母亲蒋氏，也是一个个性顽强的人，一直到她在15３8年死去为止，对这个少年皇帝影响最大。……要不是母后蒋氏为他撑腰，一个顽强而不懂事的少年君主，想不会那样硬干下去的。”{27}
因此，下面一幕给人的感觉更像是做出来的，是母子之间灵犀相通的里应外合：嘉靖皇帝听说母亲因为伤心和愤怒，拒绝进城，留在通州不走了，他“涕泗不止”，跑到张太后那里声称宁愿不干了，“愿避位奉母归”。
这种情形，是谁都不能预见到的。大家的反应，《明史纪事本末》只用四个字来描述：“群臣惶惧。”惧是害怕，惶是慌乱、不知所措。仅仅害怕，也还罢了，要命的是，大家被搞得措手不及，方寸大乱。
蒋氏这一手，跟一般泼妇的“坐地泡”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比如拆迁纠纷中，不愿被拆的一方往地上一躺，说：“有本事，你就把老娘也弄走。”往往就真的弄不走，如强行弄走，是要出人命的。
嘉靖：万岁，陛下 嘉靖：万岁，陛下(11)
蒋氏在通州“坐地泡”，她的宝贝儿子则在紫禁城闹辞职，配合极佳。自古以来，皇帝———传说中搞禅让的尧舜不算数，他们并非“皇帝”———除了自己翘辫子和被赶下台，都是一屁股坐到底，向来无有主动请辞的。没想到，嘉靖小小年纪，居然要创造这样的历史。
谁想得到呢？想不到，当然就“惶惧”了。
趁众人“惶惧”之际，嘉靖再次召见杨廷和、蒋冕、毛澄一班阁员，重申“父兴献王独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绪，又不得徽称，朕于罔极之恩，何由得安？”张璁也得了风声，赶来火上浇油，递交第二篇攻击内阁的奏疏，说：“非天子不议礼，愿奋独断，揭父子大伦，明告中外。”言下之意，议礼乃天子专权，陛下完全不必理会阁臣，自己做出决定。
几经搅和，继嗣派的防线不知不觉已呈颓陷之象。十月初，嘉靖突然发布了这样一道上谕：
卿等累次会议正统之大义、本生之大伦，考据精详，议拟允当，朕已知之。
钦奉慈寿皇太后【张氏】之命，以朕既承大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兴献后，宪庙【成化皇帝，庙号宪宗】贵妃邵氏为皇太后。朕辞之再三，不容逊避，特谕卿等知之。{28}
这道上谕，是政治造假术的一个典型文本。首先，它根本不是来自嘉靖本人；其次，里面“朕辞之再三”云云，亦纯属子虚乌有；所谓“考据精详，议拟允当”这种对辅臣的称赞之词，更不会合于嘉靖的心意。
只有一处是真实的，即旨意来自张太后。这说明，在蒋氏和嘉靖分别上演了“坐地泡”和“撂挑子”两出闹剧之后，继嗣派顶不住了，脓包了，认了；尤其说明，弘治夫人张氏不是弟媳蒋氏的对手———也许朝臣与嘉靖之间尚未分出胜负，这两个女人之间无疑却已见出高下。
以谁为皇考的问题，这里仍未解决，然而，对方被迫接受兴献王可以称“帝”———尽管还小气抠门地吝啬于一个“皇”字，只称兴献帝，不称兴献皇帝。但这些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继嗣派开始退却。《明史纪事本末》叙述这个文件出笼经过时说：“廷和见势不得已，乃草诏下礼部。”从最初以天时、地利、人和而居上风，到相持不下，再到“势不得已”，继嗣派已走上下坡路。对继统派来说，这比眼下取得何种战果都更有实质意义。缺口一旦打开，只会越来越大，那是无法阻挡的。
列位看到这里，不免愈来愈困惑，外加好笑：什么“大礼议”，说来道去、你争我夺、伤肝损脾，不就为了几个词儿、几个字眼吗？说实话，在下亦甚感无聊也。然而列位有所不知，先圣孔老先生有句名言：“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29}名，就是词儿———只不过是一些特殊的、表示权力专属的词儿罢了；器，是用具，这里专指标志着名位、爵号的器物，本质仍然是“名”。盖因权力这东西，一方面最实在，最实惠，另一方面也最虚玄，最神秘兮兮。搞权力搞到最后，往往就进入一种神秘抽象的境界，时常发生幻相，且需要通过幻相来揣摸、猜忌、狐疑、试探、旁敲侧击、察言观色……不一而足，所以，爱护权力非得像爱护眼睛一样，疏忽不得，保持高度的紧张与敏感，以至于细腻到一字之差。譬如轰轰烈烈的“大礼议”，到目前为止，双方你来我往咬住不放，我们瞪大眼睛所能发现的，始终是在个别字眼上的讨价还价。继嗣派这样强调他们的雅量与胸襟：瞧，我们已然同意在“叔父”前头加一个“皇”字，在“王”字前头加一个“大”字，来表示对兴献王的尊崇，你们怎么可以还不满意呢？等到抵挡不住，不得不称兴献王为帝时，他们却又很仔细地收回了那个“皇”字。而嘉靖及其母亲蒋氏哭天抹泪、寻死觅活要争的，恰恰也无非于此。这都是孔夫子一再强调的那句“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在今天，我们觉得很无聊、很神经，当时双方无疑却一致同意“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这场围绕着几个字眼而闹得不亦乐乎的大论争，不久还进一步升级，直到闹出十几条人命，兼带着把整个政局掀了个底朝天，这似乎就更好笑了。
嘉靖：万岁，陛下 嘉靖：万岁，陛下(12)
且说兴献王、妃分别得了帝、后称号，蒋氏颜面有光，乃收起“坐地泡”，赏脸入了京城。但是，他们自不会就此消停，仍然念念不忘那个“皇”字，以及更多。
隔了一个月，十二月中，嘉靖两次试探。第一次，只提出单给蒋氏的兴献后称号加尊皇字，被杨廷和顶了回去；第二次，御批于兴献帝后尊号上“各加一皇字”，又被拒绝。由这两次行动，可以看出嘉靖背后蒋氏的作用，因为第一次单提出给兴献后加尊皇字，可想见这女人特别在意，也闹得特别起劲，被回绝后，羞恼之下索性提出两个一道加。杨廷和不胜纠缠，表示不能受命，自己唯有引退。表示一出，即有百余官员齐声高叫“老九不能走”，上疏皇帝务加挽留。嘉靖一见，做了个顺水人情，“优诏留之”{30}———他本来意在试探，除了试探杨廷和现在态度究竟怎样、反对有多坚决，也想试探杨在朝中受拥护程度如何。现在，这两点他都已清楚。看来，事情暂不能操之过急。
他需要时间，来搬走杨廷和这块大石头。
不光是嘉靖需要时间，别人同样需要时间———那些希意干进、却还拿不定主意的人。时间将为他们把窥伺之门推得更开一些。不过，开头总免不了有几个去充当替罪羊。
例如一个叫史道的兵科给事中。此人自以为已看出端倪：皇帝与首辅势不两立，杨廷和这棵大树迟早要倒———这一点，他的确搞对了。他不曾搞对的是，跳出来充当弹劾杨廷和的第一人，势必会成为嘉靖倒杨行动的祭品。
他上疏质问，正德年间朱厚照荒诞不经地自称“威武大将军”，没有听说杨廷和有所力争，“今于兴献帝一皇字、考字，乃欲以去就争之？实为欺罔”。{31}他说得有道理，但一是持论过苛，难以服众———像武宗那样不可理喻之人，力争又有何用？二来，这番高论其实有犯忌之处，嘉靖看了未必舒服，因为他将兴献王尊号问题与朱厚照为自己胡乱加“镇国公”、“大将军”、“总兵官”头衔相提并论，岂不是嘲笑嘉靖昏乱。三来，他跳出来弹劾杨廷和，是很好的，不过嘉靖却不宜立刻倒屣相迎，相反他一定要表现得很生气，挺身回护廷和，这才便于他将来除掉廷和时得以阐明如下姿态：大家看啊，朕都保护他Ｎ次了，实是迫不得已的。所以，史道成为倒霉蛋儿，一道谕旨，他被送入诏狱，而杨廷和因遭弹劾依例提出的退休申请，却不被批准。
紧接着，又一个冤大头跳将出来。御史曹嘉替史道打抱不平，他认为史道弹劾杨廷和，尽其职责，没什么不对；皇帝把史道下诏狱，对廷和则温旨慰留，处置有失公道；又暗指替廷和及为之辩护的人，有结党营私的嫌疑。这个指责很严重，大臣要公忠体国，聚为朋党实为大忌。所以曹嘉此言一出，马上引来轩然大波。众臣反应显然是协调一致的，从曹嘉上疏第三天起，连续十一天，内阁成员集体留在家中，没有赴阁办事。而后，杨廷和、蒋冕、毛纪三位大学士，以及刑部尚书林俊、兵部尚书彭泽、户部尚书孙交、吏部尚书乔宇，各自提出辞呈，杨廷和和蒋冕连续递交了几次。嘉靖概不批准，三番五次派员至上述诸大臣府第传旨，请他们回阁视事，杨廷和等却称疾坚不出。表面看来，嘉靖仁至义尽，杨廷和们却颇为托大，乃至有要挟之意。其实，曹嘉的说法确实让人吃不消，廷和等人必须讨个说法，在未得到明确说法之前，不可以稀里糊涂地出来工作。而在这十一天里，嘉靖虽对杨廷和们好言相慰，一再重复如何寄予信任，却始终回避曹嘉劾章中的关键之处，即这些重臣之间是否存在朋党关系。以嘉靖这种聪明绝顶之人，早该清楚杨廷和避而不出所为何来；但他偏偏言不及义，尽说一些空洞的劝慰的话，且言语间不时微指杨廷和们只爱惜自己名誉，置大臣之义于不顾。似乎，他有意延长内阁瘫痪的时间，来彰显杨廷和等人的自私负气。直到后来，十三道御史刘廷簠在奏章里点破这一点，“自古去大臣者，以朋党为说”。并举出正德初年刘健、谢迁、韩文被以朋党之名搞掉的例子，嘉靖这才表示：“朝廷清明，岂可辄以朋党之说指斥大臣。”至此，十多天内阁空不见人的局面方告结束。杨廷和们虽然得到了“说法”，但这么多天“擅离职守”或“旷工”，纵事出有因、迫不得已，究竟也造成不好的影响，而在道德上付出代价。至于那个曹嘉，在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之后，只落得一个贬谪的下场。唯一的赢家，是皇帝本人。{32}
嘉靖：万岁，陛下 嘉靖：万岁，陛下(13)
这时，是嘉靖二年正月。
转眼来到年底。万岁小爷入住紫禁城已然两载，眼看就要十八岁。若在现代，十八岁即为成人，从此取得公民权。明代无此一说，但十八岁仍不失为人生一个重大关节，乳臭未干的嘉靖，目下应该喉结突出，颔生黑须，昂然一丈夫了，也终于到梳理羽毛，振翅高飞的时刻。
是年，对于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两省）及浙江来说非常不利，先是大旱，后又大涝。南京户部右侍郎席书递交的报告称，该地人民景况只有三等：“有绝爨枵腹、垂命旦夕者；有贫难已甚、可营一食者；有秋禾全无、尚能举贷者。”{33}就是说，处境最好的也需要告贷维持。
恰在此情势之下，嘉靖拟派遣内官前往南方办理织造。所谓织造，指宫中帝后等人服饰的供给，其本身费用已属奢巨，加之任事的内官往往乘机大捞，扰民极重，正常年景已令地方不堪，何况又逢大灾之年。所以消息传出，朝臣纷纷上疏谏阻。但嘉靖却如吃了秤砣一般，铁心不变，一再催促内阁拟旨。杨廷和反复申明江南民不聊生，人民犹处水深火热之中，如逼煎太甚，“各处饥民岂能垂首枵腹，坐以待毙，势必起为盗贼”。嘉靖就是不听，君臣再起争执。前者见无法说服内阁拟旨，竟撇开内阁，直接让人（应该是某位近侍）草诏，并付诸执行。
这是一个重要信号，也是公然的排斥。正如杨廷和所说，根据祖制，明朝“诸所批答，俱由内阁拟进”，这是制度，在当时犹如法律，而嘉靖的做法不啻于越过法定程序，性质非常严重。
杨廷和震惊于嘉靖的一意孤行，忍不住质问道：“今臣等言之不听，九卿言之不听，六科十三道言之不听———独二三奸佞【指宦官】之言，听之不疑。陛下独能二三奸佞之臣共治祖宗天下哉！”
末一句深中肯綮，语气未免过重。老首辅忧民心切，激于义愤，一时不能自已，而说出这种近乎顶撞的话来。
其实，嘉靖是用这种举动，宣布对杨廷和内阁的遗弃。杨廷和感觉到了这一点，却又难以置信。他在奏疏中提到一句：“臣等固当引身求避，以明不可则止之义。”这并非正式辞职，而是希望借这样一句话，换来皇帝积极的自我纠谬的回应。
但此番较量相较以往，判然有别。一贯对杨廷和加以挽留的嘉靖，突然改弦更张。《明史》记载，杨廷和于嘉靖三年一月退休，“帝听之去”，并无片语劝留。这就好像一出戏，推来阻去的一直很热闹，可突然间，一切就戛然而止了，人声鼎沸的世界瞬时死一般寂静，以至于一根针落在地上都能听见。
自正德崩后，一手敉定政局、定策迎立、拨乱反正、宵衣旰食、勤勤恳恳的老首辅，就这样去了。类似杨廷和这种级别的重臣，如果提出辞职，通常的做法是前两次都要予以拒绝，以示挽留，第三次才予批准———哪怕皇帝已极讨厌该人，巴不得他滚蛋，也要做做这种表面文章。嘉靖不按规矩出牌，尽管杨廷和久有去意，乞休并非假心，但从皇帝方面来说，至三方准，其意不在挽留，而是以示对一个服务多年、做出重要贡献的大臣的尊敬，嘉靖却冷酷地剥夺了这种敬意，尤其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出手如此辛辣果断，充分展示了他意志坚定、恩威莫测的性格。在以后的岁月里，人们还将有更多的机会来认识这一点。
杨廷和走了，不因“大礼议”，而因织造，这总让人感到蹊跷。在大礼问题上，杨那样执拗地与嘉靖作梗，而且多次恳切请辞，嘉靖竟一概不允。他不倒于“大礼议”，却倒于不相干的事情上，实属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明眼人自能看出，嘉靖此计乃借刀杀人。因为“大礼议”本身未见分晓，尚无结论，不可能以此斥退廷和，那么很好，我就利用织造之争把你挤走。织造这件事，有很多刻意而为的迹象。江南灾情那样严重，嘉靖偏偏要在此时行此事，且当从内阁到各部负责人再到科道官等所有人一致反对的局面下，不管不顾，矢志以行，甚至不惜采取撇开内阁、直接拟旨的极反常的举动……这一切，结果势必要将杨廷和推到风口浪尖，并迫使他以辞职来尽最后谏劝之责的地步。这太像一个精心构设的圈套。
嘉靖：万岁，陛下 嘉靖：万岁，陛下(14)
嘉靖三年一月，朱厚熜以这样一个行动，宣告杨廷和柄国时代的终结，也宣告了此后自己长达四十年真正“独立自主”的专制统治的开始。
此时此刻，他必定深深怀念着张璁。
自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兴献帝后称号以妥协方式解决，暂告一段落以后，张璁就被杨廷和调离北京，他得到了南京刑部主事的任命。杨廷和以为，让此人远离京师，减少他和皇帝接触的机会，庶可少生事端。
事实偏偏不是这样。张璁之去南京，恰好促成了继统派阵营的形成。先前在北京，张璁独力支撑，孤掌难鸣，几乎没有市场，任他怎么折腾，只怕也难成大事。在理学观点上，当时南北两京用今天的话来说，一个是正统派天下，一个是新潮派渊薮。因此到南京后，张璁意外邂逅了一批同志，一个叫桂萼，一个叫方献夫，一个叫席书，一个叫霍韬。这几个人同气相求，同忧相救，交往日密，一起就议礼问题充分切磋，遂结成统一战线。
仿佛掐准了似的，杨廷和这只“拦路虎”离去的当月，一道来自南京的重提议礼问题的本章也送达御前。作者是南京刑部主事桂萼，题为《正大礼疏》，明确提出，“皇上速发明诏，循名考实称孝宗曰皇伯考、武宗曰皇兄；兴献帝曰皇考，而别立庙于大内，兴国太后【即蒋氏】曰圣母”{34}。
三年前，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大礼议”首回合，嘉靖如愿以偿给自己父母加尊帝后称号，但同时也以承认孝宗为皇考、张太后为圣母———亦即礼法上的父母———作为交换。眼下，桂萼做的就是这个翻案文章。
它来得正是时候，嘉靖得疏大喜，即批转廷臣讨论。此时，原“大礼议”反对派领袖内阁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均已去职，蒋冕接首辅之位，九卿及各部侍郎以上人物，多数仍为杨内阁时代旧人，北京的政治气候仍对嘉靖不利。
桂萼疏文下到礼部，现任尚书汪俊召集七十三位廷臣进行讨论。当年议尊号时，汪俊即与毛澄同一立场“力争”，这次也不出意料，由他汇总的廷议，明确反对桂萼的主张；同时还特别指出：“谨集诸章奏，惟进士张璁、主事霍韬、给事中熊浃与萼议同，其他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皆如臣等议。”{35}这应当是事实，汪俊不敢瞎编：算上桂萼本人，持那种观点的总共四人，而反对者达二百五十余人，完全不成比例。
没有关系，嘉靖情知事必如此，他早有准备。他一面对内阁和礼部施压，一面征召张璁、桂萼、席书、方献夫等人来京。正德末年至嘉靖初年政治格局的更迭，已不可避免。
从嘉靖三年正月至五月，是反对派节节败退的一段时光。由于杨廷和这唯一堪称德高望重的枢臣引退，反对派思想虽仍然统一，但却少了中流砥柱，根本无法制约皇帝。他们先是同意兴献帝后称号中增加原先杨廷和执意不从的那个“皇”字，然后被迫接受兴献皇帝前面再加上“本生皇考”字样。嘉靖却得寸进尺，又提出在皇宫内为父亲设立牌位以便奉祀。
事至此，反对派明白，皇帝陛下必尽伸其志而后已，然以职责所在，他们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纵然是螳臂，也须挡一挡车轮，求个心安理得而已。
于是，在设兴献神主的问题上，退无可退的汪俊等人，态度突然强硬起来，坚决抗旨。这类似于弈局败势已定的情况下，刻意弈出错招，来替自己找个台阶。嘉靖果然大怒，斥汪俊等欺其年轻、藐视纲常。得此重责，汪俊和首辅蒋冕旋即引咎辞职，请求顺利地通过。首辅之位由杨内阁硕果仅存的毛纪接替，而对于“大礼议”至关重要的礼部尚书———某种意义上相当于现代主管国家意识形态、理论思想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嘉靖特批由原南京兵部右侍郎席书担任。
一朝天子一朝臣。政治权力的变化，总是体现于并通过人事变动来实现的。除席书接掌礼部外，五月间，张璁、桂萼、方献夫也分别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侍读学士，为他们将来进入内阁铺平道路。
嘉靖：万岁，陛下 嘉靖：万岁，陛下(15)
“大礼议”到了最后决战的时刻。
张、桂等人的言论，和嘉靖的重用，令北京政界普遍把他们视为希意干进、献媚邀宠的小人，张、桂等人一时成为公敌。给事御史李学曾、吉棠参道：“璁、萼曲学阿世，圣世所必诛。”刑部尚书赵鉴也敦促皇帝对张、桂等绳之以法，公然对人讲：“得俞【谕】旨，便捶杀之。”攻击还来自御史张翀、张本公、段续、陈相等多人。比四面楚歌的舆论环境更严重的是，很多朝臣甚至对进言皇帝惩处此数人不表兴趣，而欲径直饱以老拳，《明史》写道：“众汹汹，欲扑杀之。”
桂萼吓得关在家里，张璁也是躲了好几天，直到确信无复性命之忧，才敢上朝。在这期间，嘉靖动用权威，从动本参攻张、桂的人中挑出几个，投入诏狱，又以“朋奸”切责其余人等，方令事态有所缓解。
张、桂定了定神，开始发挥嘉靖调其晋京的作用。他们联名上疏，完全彻底否定朱厚熜继位以来杨廷和内阁有关兴献地位问题的政策，最后落实到一点，即去掉兴献尊号中的“本生”字样，指出：“若不亟去‘本生’之称，天下后世终以陛下为孝宗之子，堕礼官欺蔽中矣。”{36}
作为现代人，我们对嘉靖君臣数年以来争得不亦乐乎的称号，恐怕早有头晕眼花之感。所以，叙述至此，有必要对称号之争的变化，及其相互是何关系，总括起来作一交代和分辨。
最早，内阁和礼部认为兴献王不能称“帝”，打算以“兴献大王”的称号来解决与一般藩王的区别问题。嘉靖不答应。之后，同意称之为“帝”，但不同意用“皇”字，来保留与曾经真正君临天下的皇帝们的区别。嘉靖仍不满意，于是，兴献王又得到“皇帝”称号。在“皇帝”称号解决之后，嘉靖的目标转向“皇考”问题。“皇考”，意即“皇帝之父”。正德十二年十二月，由张太后下旨给予兴献王以帝号时，嘉靖接受孝宗为“皇考”并正式诏告天下。这一直是嘉靖的心病。他在挤走杨廷和后即着手解决此事，廷臣无力阻止，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于当年三月一日宣布，即日起兴献王的完整称号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献王成为“皇考”，但与孝宗比，前面多一“本生”字样；这样，嘉靖同时拥有两位“皇考”，孝宗是政治上的父亲，兴献皇帝是亲生父亲。
———以上是过往围绕兴献王称号问题，发生的全部争执及结果。
现在，张璁、桂萼发出最后一击：去掉“本生”字样，让兴献皇帝成为无论血缘或政治上的唯一父亲。他们说，“本生皇考”这样一个称号，表面上是皇帝赢了，实际却中了别人的诡计，“皇上不察，以为亲之之辞也，不知礼官正以此二字为外之之辞也。必亟去二字，继统之义始明”{37}。“愿速发明诏，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皇考’”{38}，把孝宗降低到伯父的地位。
从礼法上说，这不是简单的称呼上的变动，它隐含着嘉靖帝位继承关系和权力的由来，脱离孝宗这层意思，这直接动摇了视统秩、伦序为命脉的中国帝权的法理基础，其大逆不道，不逊于弑君和谋篡。在这样的关头，所有正统士大夫脑子里，都会冒出那样一句话：是可忍，孰不可忍？
谏阻的奏章纷至沓来，一片反对之声。嘉靖一概不予理睬，扣下奏章，表示对于去“本生”决心已定。群臣陷于绝望，一股悲抑气氛在朝中流传。
七月十五日早朝散后，官员们聚在一起议论着。兵部尚书金献民、大理寺左少卿徐文华断言：“皇上把所有奏疏留中不发，说明改孝宗为伯考势在必行，国家的纯正传统将就此中断了。”这道出了所有人对形势的一致判断，众皆默然，不知该如何措手。这时，吏部左侍郎何孟春猛然想起一桩往事，说：“有个很好的先例，成化年间，为了慈懿皇太后的葬礼问题，百官曾经集合起来，哭伏文华门，最终让宪宗皇帝接受了大家的主张。”此语甫出，杨廷和之子、翰林修撰杨慎大声应道：“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义死节，正在今日！”杨慎的呐喊，让大家慷慨激昂，“儒”气勃发。两个年轻的官员当即跑到金水桥南（即今天安门外），截住散朝途中的群臣，请他们留步，然后当场发表演说，倡申大义，“万世瞻仰，在此一举”，并激愤地说：“今有不力争者，共击之！”很多人留了下来，现场很快气氛高涨，人人热血沸腾，情不自禁，骚动不安，被一种共同的义愤所鼓舞。
嘉靖：万岁，陛下 嘉靖：万岁，陛下(16)
短暂动员之后，在金献民、何孟春等人带领下，激动的人群涌向宫中，浩浩荡荡来到左顺门外。据统计，参加这次嘉靖朝*的，上至九卿下至翰林、部、寺、台谏诸臣，达二百余人，规模空前。他们齐伏左顺门外，呼唤着太祖皇帝和孝宗皇帝（相当于现代人*高呼口号），哭声震天（这是士大夫对于皇帝的常用请愿方式，古人不晓得绝食之类，即便晓得，皇帝恐怕也不在乎）。首辅毛纪和大学士石珤闻讯，也赶来加入，请愿的声势更加浩大。二百多号人，在向来静谧的紫禁城中齐声呼喊，扯开嗓子痛哭，虽不是从来未有，也足够惊天动地。
嘉靖朝罢退居文华殿，正在做他的道教功课———这是他毕生沉溺不已的爱好———忽听左近人声鼎沸，急遣人外出探察，得报乃是群臣“聚众闹事”。此时约为晨间七时，“命司礼监谕退，不去”，直到午时（中午十二时至一时），一再派司礼监充当大喇叭播放“劝离通告”，“群臣仍伏不起”。嘉靖大怒，使出第一招：命司礼监把参与闹事者登记在册，并逮捕积极分子丰煕、张翀等八人。这一招非但没有吓退人群，反而引起更大骚动———杨慎、王元等，扑上前用力捶击宫门，同时大哭，“一时群臣皆哭，声震阙廷”。于是，十八岁的皇帝开始展示与其年龄不相称的铁血风格，调来卫戍部队，一股脑拘捕了一百三十四人，传令另外八十六人戴罪听候处理。两天后，他宣布了*手段———极具明朝特色的“廷杖”，也就是打屁股。共有一百八十多位闹事者被打屁股；虽同为打屁股，跟一般家长责罚逆子时打屁股断然不同，这是往死里打，“与我照实打”，被打官员中，直接打死或事后因为创伤过重而死者，共十九人。{39}
持续业已三载的“大礼议”，以文攻始，以武卫终；以口舌之辩始，以打屁股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大棒底下出真理。嘉靖发现，三年纠缠不清的问题，一顿板子就能立刻得出结论。自信政治正确的士大夫集团，则不得不哀叹“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翌月，由礼部尚书席书主持，最后议定孝宗“考名”。反对派已噤若寒蝉，只有个别人象征性地嘟囔了几句不同意见，就草草收场。继统派取得彻底胜利，这次的廷议，由张璁、桂萼、席书等人捉刀，做出了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的决定。
九月，正式颁布诏书：“已告于天地、祖宗、社稷，称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张氏】曰‘皇伯母’；恭穆献皇帝曰‘皇考’，章圣皇太后【蒋氏】曰‘圣母’。”{40}
“大礼议”看点
如果比做一台戏，百分之九十的人会觉得“大礼议”是台臭戏。内容乏味，情节无趣，既无爱情，又缺少传奇色彩，凶杀打斗更谈不上，比任何催眠药更让人昏昏欲睡。
看来，朱厚熜的故事，开场有些失败。本书先前登场的几个主人公，谁都比他来劲、好玩。在某种意义上确乎如此。不过，如果变换一个角度，事情也正好颠倒过来。坦率地说，朱元璋、朱棣、朱厚照这几位，虽在各自人生舞台上，各依禀赋，皆有极佳之演出，然他们身为皇帝又并无真正新意，无论哪种情形，都不难在历史上找出相似者———可以说，他们其实倒是颇为类型化的。
嘉靖其人，治国平天下没有骄人业绩，然而在*虐民或出乖露丑这方面，却也不曾显示出特别过人之处。但他有一点，却为历来君主皆所不及———可能只有一人勉强可与他一争高低，就是那个“篡汉”的王莽。
王莽是个有趣之极的人，他当上皇帝后，立刻运用到手的权力来推行一系列空想主义的实验。这些实验，不会使任何人（包括他自己）得到实际的利益，而只是为了表达他心目中的某种主义或理想。他以恢复古制为己任，决心重建井田制，重新启用古老的贝壳、龟甲、布帛作为货币，下令刑罚、丧嫁、居家乃至服饰、车辕制式都循周礼，还掀起广泛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能改的全部改成古名……这些古怪做法，部分出自道德热忱，更多的则展示着他内心对于自己的一种期许。他自命为黄帝虞舜后代，幻想是周公再世，他的抱负不在于经济国家，而是希望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圣王精神，跻身于其他经典儒家行列，成为不朽的精神象征。但是，他的这些追求，全都因为形式主义而破产，沦为笑柄。
嘉靖：万岁，陛下 嘉靖：万岁，陛下(17)
嘉靖没有王莽的狂热，却有相同的抱负；而且，王莽没有干成的事，嘉靖干成了。
最初嘉靖挑起“大礼议”，只是抱着很实际的目的，为亲生父母捞取帝后地位，以及维护自己的尊严。但随着事情的深入，他开始超越这目的。他越来越相信，自己正在做的，是一件有着重大思想理论意义的工作，这工作将改变和突破礼法理论某些不合理部分。通过“大礼议”，礼教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他本人将因此成为礼教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因此，如果说早期嘉靖与杨廷和之间是*，那么到后来性质完全变了，已经变成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嘉靖不再只是狭隘地为父母争名分、为自己正地位，而是向不合理的礼教旧秩序发起挑战，创造新的原理，把礼教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一个新的阶段。他热切期待这样的结果：经过由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礼教改革运动，诞生新思维新制度，“不但创行于今日，实欲垂法于万世，以明人伦，正纪纲”{41}，不论何时何地，人们世世代代都将沐浴在他的思想的万丈光芒之下。
历史上的伟大君主，他们显赫的声名无非来自于开国创代、辟疆拓壤，就算在制度上有所更新，也只限于政治、法律、田税这一类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事情。这些功业固然光辉灿烂，但正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往往人亡政息，或随朝代更迭而烟消云散，很少能够传诸久远。因此，他们再伟大，也不过是特定时代的世俗主宰者。
嘉靖从“大礼议”看到的，却是另一种前景。他的事业，将越过时间而成为永恒。人伦大礼，天地乾坤，“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交错，区别】”{42}。朝代有更迭有始终，再伟大的君王，其事业在身后也终有泯灭的一天，而人伦之义，祖天述地，与日月同存。因此，在礼法上有所建树，才真正不朽。
“大礼议”意外地使嘉靖发现了一条超迈过往伟大君主的途径。他恍然大悟：与其做一位特定时代的世俗主宰者留名史册，不如铸造精神范式，架设思想灯塔，做一个可为万世法的精神导师。
他的这种“觉醒”，轨迹甚明。以嘉靖二十一年“宫婢之变”为其帝王生涯分水岭，在前二十年“积极进取”的阶段里，嘉靖把全部的热情、精力和想象力，都投于礼教改革，奇思异想接踵而至：“大礼议”之后，更正郊祭；郊祭改易甫毕，又重修孔庙祀典；搞定孔庙祀典，转而厘正太庙庙制……真可谓乐此不疲，举凡国家礼制之大者，尽被他囊而括之，改而革之。
不但如此，他更于行动之外，隆重推出备载他所领导的礼教斗争伟大胜利及其理论贡献的“不朽文献”。这部文集，三编三定，历时四年。最早，由礼部尚书总其事，于嘉靖四年十二月编成《大礼集议》六卷，过了一年，再命修订并更名《大礼全书》，嘉靖六年八月《大礼全书》呈进，嘉靖阅后以为“未尽其义”，需要“通查详定”，且亲自另拟《明伦大典》之名，发回重编，又经过近一年，嘉靖七年六月，《明伦大典》告竣，事情终于尘埃落定。
《明伦大典》修成，嘉靖亲自作序，把它“刊布天下”，甚至“颁行中外”。那意思，不仅印成书在国内发行，似乎还作为赐品赏与外夷，好让他的光辉思想成为全世界的行动指南。
帝王喜欢别人臣服和顶礼膜拜，是普遍天性。不过像嘉靖这样陶醉于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扮演伟人，在古代却十分罕见。王莽有这倾向，但事情搞砸了，没有成为伟人，反令世人以小丑视之。除王莽外，好像再没有第二个例子。不论多么自以为是的君主，他们喜欢别人歌颂自己的，都是多么有雄才大略，多么勤政爱民，多么治国有方，是很实际的政治上的业绩，对于充当精神偶像好像没有太大兴趣。
嘉靖：万岁，陛下 嘉靖：万岁，陛下(18)
嘉靖却真正把皇帝当出了个性，当出了特色。翻一翻《世宗实录》，前半部分充斥着繁文缛节的叙述，今天主持这个仪式，明天讨论那个礼数。罔论巨细，津津乐道，不厌其烦。
嘉靖以九五之尊，对探究儒家经典理论表现出浓厚的专业的兴趣，是完全超出实际需要的，令人疑心关于此事他是否陷于某种程度的自我强迫症。我们试图认知此事，而有如下解读。
归根到底，时势使然。到明代，儒学和儒教真正形成一种泰山压顶之势，它的整套思想和礼仪制度确实成为笼罩一切的权威。过去，一般以为汉武帝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言后，儒家即居于帝权时代中国思想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但事实与此相差很远。汉代儒学盛极一时，汉以后，三国、两晋、南北朝以降，而迄隋、唐、五代，这漫长的时间里儒教和经学不仅谈不上独尊，不少时候还处在释、道之下。这情形，钱穆先生在《朱子学提纲》的《三国两晋至唐五代的儒学流变》一节中，讲述非常清楚。例如他告诉我们，在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朝代唐朝，儒家地位其实是很可怜的：
下至唐代，虽仍是儒释道三足并峙，而实际上，佛教已成一枝独秀。……在唐代人观念中，从事政治，实远不如汉儒所想之崇高而伟大。汉儒一心所尊，曰周公，曰孔子，六经远有崇高之地位。唐代人心之所尊向，非释迦，则禅宗诸祖师。周公孔子，转退属次一等，则经学又何从而获盛。{43}
汉亡之后，越七八百年，儒家、儒学、儒教才在宋代重拾升势。宋是儒学振兴的时代，大师辈出，理论和实践都呈现出高蹈态势，所以有人将宋代喻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而这势头，却旋因蒙古人的入主而受阻。和后来的满清政权不同，蒙元政权不屑于采纳中国正统文化，他们索性连科举亦予停办。不过，蒙古人的行状也许正好发生一种激励作用。在将他们逐还北漠之后，胜利者朱元璋颇以民族英雄和中华传统复兴者自居（这种情绪甚至令他在为首都选址时也首先考虑汴梁，唯因其地势无险可守才悻然放弃）。于是，宋儒开创奠基于前，明人踵继于后，儒家伦理真正推而广之，遍及和深入到社会生活和思想学术的方方面面，自此权威牢不可破，其余一概成为异端。
明代士风，是历史上儒化最充分和最彻底者（清代士大夫继承了这个衣钵）。明代的帝王，也是历史上这类人中受儒家伦理约束最重的一群（清代全盘接受明制，因此也延续了这种历史）。先前历代君主，不仅多有崇信佛道者，而且公然用自己的个人信仰影响举国的价值取向。反观明代，个人精神世界偏离儒家的帝王原就很少，偶尔出现一两个，如正德惑于番教、嘉靖沉溺道教，最终也把这兴趣限于私人范围内，无法将它扩大成国家风尚，来取代或削弱儒家的思想统治。
所以，明代带有中国帝制晚期阶段的典型特征：价值观、精神生活、思想意识形态趋于定型。它一方面表现为僵化，另一方面却也表现为制度化———无人能够超乎或凌驾于这种业已成为政治体制有机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之上。
在此背景下来看“大礼议”，我们感到，意外地很有趣味。
你会发现，它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别的朝代。掰着指头数数，不曾有哪个朝代为着这样一件虚头滑脑的事，倾朝相争，君臣反目，搞到性命交关的地步。虽然杨廷和们引经据典，找了一些例子，当做“故事”，好像这种事件古已有之。其实都有很大区别。
汉成帝以定陶王为太子之事，波澜不兴，平稳过渡，根本没有形成激烈的“路线斗争”。宋英宗的故事倒很是热闹（宋代，正是中国帝权晚期形态的开始），朝臣名儒也分做两派。不过比较一下，我们却能找出英宗的故事与“大礼议”的重大不同来。前者热闹归热闹，皇帝的处境却并不艰难，英宗并未费太多周折，就把事情轻松搞定。
嘉靖截然不同，自他从安陆启程前来就皇帝位，到嘉靖三年九月最终取得以兴献王为皇考的胜利，耗时整三年，使尽了吃奶的气力。其间，起起伏伏、委曲求全、柳暗花明之状，一言难尽。嘉靖哭过、辞职过，甚至派宦官秘密地造访重臣，走后门，说好话，连他老妈蒋氏也上阵参与，亲自出演一幕颇富市井风味的“坐地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嘉靖母子孤掌难鸣，虽然渐渐出现了张璁、桂萼等继统派，但严格说来北京朝中百官几乎一边倒全部站在他的对立面，处境相当孤立，直到最后，还引发“请愿”、“静坐”、“示威”，靠打屁股、搭了十几条人命的暴力*手段才摆平局面。
嘉靖：万岁，陛下 嘉靖：万岁，陛下(19)
所有这一切，显示了明代思想环境、政治环境都发生了重大改变。随着帝权进入晚期形态，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越来越保守，而制度则在趋于僵化的同时也越来越发展成一种超稳定机制，创造力的空间固然缩小了，但君主的权力空间也同时受到挤压。
嘉靖的遭遇，放到以往帝权环境下考量，似乎都是难以想象的。其实不光他，早在正德身上我们已经看见了来自礼制对于帝权的强大掣肘作用，甚至他们最“雄迈”的二祖朱元璋和朱棣，也不得不钻入儒家伦理做一个“套中人”。明代政治最奇特怪异的情形在于，一方面，从朱元璋起就努力地试图将权力全部集中在君主手中，撤中书省，罢相，令明代成为第一个名义上不设政府首脑的朝代，可另一方面，透视整个明代历史，恰恰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朝廷的主动部分实为百官臣僚之集团而不是君主”{44}，儒家伦理代言人的士大夫阶层，因为掌握了意识形态领导权，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使君主的意志，笼罩于他们的道德评判之下。
儒家官僚价值体系，在明代社会政治中的权重越来越大，以至于士大夫们俨然以合法性的标尺和捍卫者自居———这是一种明代特色。我们都还记得，当年朱棣以谋篡上台时承受了怎样沉重的压力，遭遇了怎样坚决的道德审判；这审判虽然无声，却更无从回避，让人寝食难安。嘉靖面对的，实际是同一种力量。不错，名义上君主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但“正义”（真理）却掌握在士大夫手中，他们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取得比皇帝更高的话语权。
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大礼议”的深刻原因。双方就几个字眼展开韧性十足的争夺，乍一看无聊而可笑，背后却关联着政治这场游戏在明代的独特玩法。过去，帝制时代的权力角逐，是在门阀、藩镇、宫闱这种层面展开，用武力、杀戮、幽禁、废立之类手段解决；而在“大礼议”中，权力角逐却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展开，通过抽象的理论甚至几个语词的争夺来解决。武则天的权威，靠废幽李家人、擢用武家人和宠任来俊臣一类酷吏，即可确立；朱厚熜却不得不去和阁臣、礼部、科道官员咬文嚼字，就礼学原理孰是孰非大费唇舌、互相辩驳。虽然武则天的办法简单得多，想必朱厚熜不是不乐于采用，问题在于他已无能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