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何孝荣：《明代南京寺院研究》，第二章，《兴废和分布》。.9
于是，我们这位可怜的嘉靖皇帝，迫不得已只好卷入一种充满“学术气息”的行为，跟科举出身、饱读经诗的朝臣们进行为时三载的反复的“学术研讨”———一旦从这角度来看，我们会感到“大礼议”的发生，简直有一种让人忍俊不禁的可爱。
让人感到格外幽默的是，取得“大礼议”胜利后，嘉靖对于此种“学术”活动，竟有欲罢不能之势。先前，他无端而吃力地———从年龄到“学力”来说都是如此———被拖入深奥枯燥的礼学探讨，而眼下那些迂阔夫子或者卷铺盖滚蛋或者缴械投降，不再有人试图拿圣学经典烦扰于他，他反倒在心中生出寂寥来，以致不断地自行寻找并提出新的“课题”，把相关“研究”引向深入，全面刷新从祭祖到祭天地、祭孔的国家大典的理论与实践。当他将这些礼仪一一“更正”时，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不是任何皓首穷经的名公鸿儒，恰恰是皇帝陛下本人。
似乎“大礼议”硬生生把一位皇帝打造成兴致盎然的学术专家，不过，嘉靖远非被动地适应他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皇帝的当法，从他后来对于儒家经典理论问题的沉迷，我们固然看到了迫不得已，但更多地还是发现他有一种因势利导、将计就计的主动。
“大礼议”给这位少年皇帝造成的屈辱，莫过于儒家官僚———广义上说也就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阶层”———运用自己的精神优势、理论资源和对话语权的控制，使自己处于文化领导地位。嘉靖可能发现，在大明朝，皇帝这个职业已经不是想象的那样崇高，在他这位世俗王者的头上，其实另有一位无冕之王———儒家意识形态。后者虽没有强大到使欧洲教会与王权分庭抗礼的地步，但在道德上的优势却是毋庸置疑的，否则，杨廷和这些人何以会觉得连别人父母是谁，也应该由他们来指定呢？
嘉靖：万岁，陛下 嘉靖：万岁，陛下(20)
过去，有很多这样一类故事：穷人因为不识字，被富人坑了骗了。作家柳青的父亲就是因为此种遭遇，节衣缩食，发誓让儿子成为有文化的人。少年朱厚熜初来乍到，被一帮“北京知识分子”利用对于经典理论的造诣所压制，似乎也是相同的处境。这注定他的“翻身”，绝不仅仅是简单地取得“大礼议”的胜利，而一定要以树立起自己在经典理论上比“知识分子”更大的权威为代偿。一言以蔽之，当初“知识分子”是在何种方面、何等意义上欺负他的，他最后就必须在同一方面、同一意义上将对方踩于脚下，令后者转而对他报以仰视。
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恩仇录，它展开于君临天下的皇帝与握有文化领导权的知识分子官僚之间，其焦点是皇帝尝试通过自己禀持的最高政治权力，和运用这种权力，褫夺知识分子官僚的文化领导权。
最初，皇帝的动机也许只是出于复仇、赌优争胜或寻找自我平衡，但在实践中，他发现了更大更深刻的意义。越来越多的胜利和成果，让他意识到，占领精神制高点，成为时代的精神导师，绝不仅仅是带来荣誉感的满足；事实上，这本身就导致权力的加强和提升，一个普通的皇帝只是通过谕旨去体现他对于臣下的主导作用，而成功地居于精神制高点，这样的皇帝，将进而从思想上指引着百官，也就是说，对思想意识形态的控制，蕴涵着真正不可抗拒的权威。其实，孔子有一句话早就点破了这道理：“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嘉靖的所作所为，正是对礼乐自天子出的实践。
当“大礼议”的现实目标达到后，嘉靖非但不消停，反而益发不甘寂寞地逐一更正所有要典，这样的态势表明他的认识的重大转折，那就是追求一种精神领袖地位，已经成为他塑造自我的方式，甚至是他独特的统治术。
他的皇帝生涯明显地分成“勤政”、“倦政”两大阶段。在统治后期，他潜心于道教，除了个别人，群臣二十余年不能见其一面，自然谈不上有何政绩。因此，他所有的“政绩”基本上都集中于早期的“勤政”阶段。而在这阶段，嘉靖究竟做过些什么呢？即位初年对制度、经济、人事方面的一些改革，实际上系由杨廷和擘画实施，嘉靖不过照准而已。其间，真正由他主动采取的行动，可以说几乎全在礼制的更新方面。
古来皇帝里，这近乎绝无仅有。大多数皇帝无所作为，只顾玩乐；少数有作为，办了一些实事。嘉靖不属于两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他有作为，却对“办实事”不感兴趣，所谓的“作为”全部集中在思想意识形态或者说虚文浮礼的领域。他在这方面花的工夫和取得的“成就”，超过帝制史上任何一位君主（即秦始皇以来，以前的周文王不在此列）。
嘉靖的努力，不全出于想名留青史一类的虚荣，他其实有很实用的考虑，或者说逐渐发现“务虚”而不“务实”，对于驾驭群臣、抬高自己的权威，好处甚大。纵观整个明代，做皇帝做得最轻松，最游刃有余，数他朱厚熜。
他在三十多岁上退居西苑，到六十岁死掉，这样漫长的时间，一直不曾亲理朝政，但他居然从来未尝失去对局面的控制。从他本人的行迹来看，他绝对可以算是一个荒嬉的皇帝，可是，居然没有什么人能够钻他的空子，无论内官，还是外廷，都不曾出现奸雄级的人物（包括那个在史家夸大其词下被说成大权奸的严嵩，关于此人，我们后面将专门谈论他）。这简直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根本原因，即在嘉靖以心驭人的绝招。这是他经过“大礼议”和更正国典等一系列思想意识形态交锋的锻炼，摸索并总结出来的一种统治术。统治后期，他表面上过着隐居生活，对朝政撒手不管，也不见其人，可实际上这是一种心理战，外面有个风吹草动，从逃不出他的耳目。群臣完全猜不透皇帝在想什么，反而小心翼翼。
他的心术统治法，最典型的表现，是“青词”。“青词”，是道教用于祭神的骈俪体表文{45}，以朱笔写在青藤纸上{46}。嘉靖躲在西内崇道，经常设醮，让大臣们为他撰写青词。他对这件事的运用，继续贯彻了统治前期在儒家礼仪问题上的“政教合一”思路，也即，既是宗教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写得好，称旨，就给予政治信任，否则相反。此时的几个重要大臣，夏言、严嵩、徐阶，都经常为他写青词，其中严嵩提供的青词———不少出于其子严世蕃之手，世蕃人虽不堪，却是少有的语言奇才———尤能博嘉靖欢心，所以也最受信用。有人于此道不通，写不了，或能写却写得不好，竟被削职为民，如驸马邬景和、吏部左侍郎程文德等，都是如此下场。反过来，嘉靖自己也经常以青词来代替谕旨，语意晦涩，使人如坠五里雾中———他这么做，是故意的，除了借以测验臣下对于他的精神世界（宗教信仰）持何态度，也专门造成一种令人犹疑不定的心理，平添别人的畏惧。
嘉靖：万岁，陛下 嘉靖：万岁，陛下(21)
嘉靖与明代士风
帝制时代，政治是否清明，跟士风相当有关系。
一般人对明代士风的印象多不太好，觉得士人当中盛行享乐主义，嫖妓、搞同性恋、拿女人三寸金莲的小鞋子行酒，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出现以后，*文学在明代甚嚣尘上，可以说是历来所无；虽然这些小说前面往往冠冕堂皇地加上一篇劝诫世人当心色魔伤身的序文，却遮掩不住作者对纵欲贪欢的欣赏，每个读过这种作品的人，都难免会想象明代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当时流行所谓“名士风度”，也很出了一批这种放浪形骸的名士，从王世贞、屠隆到秦淮河畔的钱谦益、冒辟疆、侯方域，以及李渔、张岱等，或浅或深，都染上了这种习气。除了行为有失检点、不够端正的情形，更糟糕的是很多士大夫人格低下，卖身求荣，摇尾乞怜，助纣为虐，无所不至。魏忠贤身边就有一批这样的士大夫，他们的无耻，竟到了甘为阉宦儿子、孙子的地步。宗臣的名篇《报刘一丈书》，里面描述了一种朝夕候于权者之门，厚颜巴结显贵的人，这种人在当时显非少数，凡读过此文者，对明代士风都将有一种油然而生的鄙夷之意。
有个具体例子，大书法家董其昌。此人官做得很高（礼部尚书），艺术成就更冠绝一时，所创“董体”秀美温柔。倘依着“字如其人”的老话去揣想，谁都无从设想现实中他会是比南霸天、周扒皮坏上百倍的恶霸。而事实上，董其昌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流氓。他退休后在松江乡下，“倚势横行，民不堪命”，劣迹累累，仅因一件小事便纵喝豪奴毒打生员陆某，犹未尽意，复将其妻母掳来府中，“大都剥裤捣阴，四字约而概矣。打后大开重门，祖常【其昌子】南坐，对众呼为榜样【谁再敢……瞧瞧这便是下场】。复将诸妇，舁入坐化庵中，泥涂满面，上无蔽体之衣，血流至足下，乏掩羞人【疑为“之”字之误】布。观者摩肩，人人发指，咸谓董氏之恶至此极矣”。民众约齐告到官府，不想董其昌早将官府打点，于是民怨益甚，到了第五天，终于激成大乱，十余万松江百姓聚结董府之外，人山人海，骂声如沸，投砖扔石，最后放起火来，大火彻夜不休，董家豪宅付诸一炬。乡里人给了他这样的评语：“吾松【松江】豪宦董其昌，海内但闻其虚名之赫奕，而不知其心术之奸邪。交结奄竖已屡摈于朝绅，纳苞苴复见逐于楚士”，“欲壑滋深，惟图积金后嗣；丹青薄技，辄思垄断利津”。{47}
单看这些，明代士风之坏，似乎是不可收拾的。
其实，明代士风本不是这样子。我们虽不能简单以“好”“坏”来形容，却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跟过去历朝比，明代士风算最端正的。由于儒家思想权威在明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明代士大夫的精神是历来最正统的，士大夫之间，砥砺名节是普遍的风气，对于刚直不阿、勇于任事、杀身成仁这类品格的追求，相当热诚。加上开国时期朱元璋用极严酷的手法整饬吏治，明代士大夫很长一段时间里鲜见贪黩之徒。永乐篡位，大杀忠正之士，对于士风虽然有所斫伤，不过根基尚未动摇。所以，我们才得以看见从方孝孺到于谦，以至于正德年间刘健、嘉靖初年杨廷和这样一代一代绵延不绝的刚毅清正的士大夫代表人物，他们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身后都站着一大群禀持同样精神与原则的同事与同志。而相反的，逢迎拍马或明哲保身的情形，非常少有，偶有这种败类，也举朝侧目，使其无地自容。例如成化年间的大学士万安。武宗皇帝那样荒淫，但身边的追随者，那些济恶之人，要么是内竖武夫，要么是伶人番僧，没有一个文臣肯与之为伍。到严嵩之前，明代士大夫中间也不曾出过一位利用职权大肆贪污受贿的大臣，倒不乏韩文那样去职之时行囊空空的例子（韩文丢官返乡途中，刘瑾令侦卒暗相刺探，希能发现不利于韩文的证据拿回问罪，但韩“止乘一骡宿野店而归”，刘终无所得）。其实，即便到士风几乎烂透了的天启年间，明代士风的深厚传统也仍有极耀眼的表现，在杨涟、左光斗身上，以及魏大中、周顺昌、高攀龙、李应升等许多人身上，硁硁自守、刚劲肃如、忠义自命的风范，较诸方孝孺未尝逊也。
嘉靖：万岁，陛下 嘉靖：万岁，陛下(22)
所以，我对明代士风有三个基本的看法：第一，跟历朝相比，它不仅不算差，总的来说还属于更端正一些的；第二，从它自身来看，的确有变化，从比较端正变得比较丑陋；第三，这种变化由累积而成，但嘉靖朝无疑是一个转折点———由嘉靖朝起，士风转向堕落（虽然仍不乏忠介之士），复经万历、天启两朝，而至不可收拾，明朝亦随之败亡。
为何说嘉靖年间是转折点？通览一下明朝历代政坛和士林风气，会明显地看到，正自此时起，正气下降厉害，邪气上升严重，形形色色的“小人”开始层出不穷。以往政局之坏，除去皇帝本人的因素，十之*都坏在宦官、外戚、特务、近幸这样一些人手里，嘉靖朝则很不一样。以“阉祸”为例，宪宗以来直到明季，几乎代代都有为恶甚巨的大宦官出现，独嘉靖朝是个例外。嘉靖年间政局基本上由文官政府掌控。这一时期虽也诞生了自己的反面明星，但他却非汪直、刘瑾、魏忠贤一流，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正途出身的士大夫———严嵩。知识分子严嵩能超越一帮“传统坏蛋”脱颖而出，是有象征意义的，意味着士大夫或者说儒家官僚这个集团，已经开始质变。
然而，主要责任不该由士大夫阶层承担，尤其不该由个人承担（我是指严嵩）。在专制体制下，“一”即为最大数，民众虽广，却兆亿而不能抵其一。这个“一”，就是独坐于权力最顶端的皇帝陛下。如果在*政体内，他这个“一”至多只是个“一”，与千千万万个“一”相平等；但在专制政体下，却完全颠倒过来，千千万万个“一”加起来，也休想和他这个“一”相等。人民如此，官员其实也一样，再高的官儿，在皇帝面前，还不是一颗被随意吹来吹去的尘埃，除非专制统治衰象已现。只要它还稳固，就永远遵循这条法则：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嘉靖与宦官的关系，不像明朝大多数皇帝那样迩密，事出有因。
首先，与他的出身有关。明代的正式皇帝中，他是仅有的两个以外藩而践祚的人（另一个是以武力篡权的成祖朱棣）。跟通常长于东宫的袭位者不同，嘉靖在紫禁城就像半路出家的和尚，无根无柢，没有打小陪伴长大、可寄心腹、离不开少不了的太监。这是他得以未蹈倚用宦官旧辙的直接原因。
其次，他也用不着。不要忘记，嘉靖的个*威，是通过与士大夫集团十余年的拉锯战，树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专攻士大夫的命门，瓦解其精神优势，颠覆其文化领导地位，从而取得彻底胜利。当他从思想上击溃士大夫阶层之后，后者在他面前已完全缴械投降。因此，驾驭士大夫正是嘉靖最大的成功之处，他可以很好地控制这些家伙，根本没必要去依靠另外一些人，利用别的力量来抵消和抗衡士大夫阶层的力量。
他所须做的，只是使自己的驾驭技巧更加纯熟老道，使游戏的玩法更加游刃有余。
他借“大礼议”，向士大夫明确发出信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几位支持他的干将，张璁、桂萼、方献夫，都飞黄腾达，三人均位列九卿（尚书），均入阁参与机务。而反对派，辞职的辞职，罢免的罢免。这还不算完，嘉靖七年六月，嘉靖以胜利者姿态发布敕旨，实际相当于一份“奸党榜”，里面开列了主要的反对者名单，数其罪过，并宣布最终处罚。对于“首恶”杨廷和，指责他“怀贪天之功制胁君父。定策国老以自居，门生天子而视朕”。约而言之，就是把自己凌驾于皇帝之上。嘉靖恶狠狠道，杨廷和之罪，“法当戮市”，但他决定宽大处理，将其革职为民，从统治者阶级中驱逐出去。其他几位大角色毛澄、蒋冕、毛纪等，革职，但保留他们使用原官职冠带的待遇（即所谓“冠带闲住”。毛澄已死，不在此列）。{48}
这对鼓励谀顺的确起到非常好的示范作用，且马上生效。张璁等人的发迹史，对儒家官僚体系的许多边缘人物，构成重要启示：只要揣摩好皇上的心腹之事，满足他的心理，就可以找到升迁捷径。一时之间，此辈竞起邀功。翻阅史料，会很有趣地发现，迎合嘉靖、积极建言的人，几乎咸系下级官员、地方小吏、退休赋闲人员或曾受过处分的丢官者，如听选监生、致仕训导、革退儒士、府学教谕等。《万历野获编》为使他们的事迹不被埋没，特地在“嘉靖初议大礼”这一条中“略记于后”。被提到的有：历城县堰头巡检方濬、致仕训导陈云章、革退儒士张少连、教谕王价、原任给事中陈洸、锦衣卫革职百户随全、光禄寺革职录事钱予、致仕县丞欧阳钦、光禄寺厨役王福、锦衣卫千户陈升、湖广璧山县听选官黄维臣、广平府教授张时亨等。把这份名单从头看到尾，眼前很难不浮现一幅“小人物狂欢图”（里面甚至有个厨子也赶来凑热闹）。
嘉靖：万岁，陛下 嘉靖：万岁，陛下(23)
上述诸人，有不少在进言之后官复原职，甚至得到提拔。嘉靖的做法，不唯给希意干进之人打开方便之门，更主要的是，等于明白无误地对全体儒生阶层表示，在“君子”与“小人”之间，选择后者会比较有好处。
后来，这努力终于收获了一个最极端的“先进典型”，此人名叫丰坊。说起此人，他一家跟“大礼议”有着极不寻常的渊源。当年左顺门请愿事件中，他的父亲、翰林学士丰熙是骨干分子，“率修撰杨慎等诸词臣，于嘉靖二年，痛哭阙下，撼门长跪，力辩考兴献之非”{49}，随后遭受廷杖，“濒死”，捡了条命，下狱，流放。到嘉靖十六年，圣旨特赦当年因抗议而被流放的诸臣，“独丰煕、杨慎等不宥”，同年丰熙死在流放之地。丰煕是这样一个精忠之士，丰坊自己在左顺门事件中，曾随父伏门跪哭，也受了廷杖，事后丢官。衡以士大夫的正统道德，他们父子本属一门两代忠义，实乃莫大光荣。但这个丰坊，居然在嘉靖十七年上书，“请加尊皇考献皇帝称宗”。“称宗”，只有实际统治过国家、有自己年号的皇帝才可以，如果兴献皇帝称宗，别的不说，单单大明王朝的历史如何叙述就会造成无法解决的难题。因此这件事，丰坊拍马屁倒在其次，而是这马屁拍得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哭笑不得，就连严嵩那样一个惯来俯首帖耳的老滑头，也感到荒诞不经，小心地奏告嘉靖：“称宗则未安。”但嘉靖却不管安不安，“上必欲行【丰】坊言”，而且把同样持反对意见的户部侍郎唐胄关到监狱里去，严嵩见势不妙，赶紧改口，奉命，“进献皇为宗”。消息传出，丰坊的行径让所有人震惊不已。他刚刚死了父亲，“距其父殁时，尚未小祥也”；小祥，是三年丁忧期的一个阶段，时间为死者丧后的十三个月。依礼，丁忧之期，即便在职官员，也要去职守孝而不问政治，丰坊却公然献章邀宠，而且所谈是这样一种严重背叛乃父生死以执的政治立场和人格精神的内容，简直等于在亡父脸上狠狠扇了一耳光。为此，沈德符送给他八个字：“不忠不孝，勇于为恶。”真是诛心之论。
丰坊以最极端的方式，将朱厚熜对士林风气的摧折凸现出来。
封建帝王喜欢臣下顺从，不喜欢他们违拗，乃是常情。不过，由于封建社会官方意识形态儒家伦理对君臣关系的独特约定，合格的君主应该容纳正直的臣子，而臣子也应该以正直的品格来对君主尽忠，所以虽然皇帝骨子里都反感“直臣”，但较“好”的皇帝会装出喜欢的样子，不善伪装者会对“直臣”施以解职、谪贬、夺俸、体罚、治罪直至杀头的惩处，这样的事情很普遍，然而却有一道底线，即：皇帝无论怎样打击“直臣”，他也不可以去鼓励臣子谀上，手中晃动糖果，把他们引上这条路。嘉靖之前，明朝再不堪的皇帝，包括武宗在内，都不曾逾此底线。武宗与大臣之间的冲突，较嘉靖有过之无不及，但他的应对，除了斥退、罚俸、打屁股，就是敬而远之，采取“不合作主义”，自己躲得远远的，并未试图将大臣统统变成应声虫。
嘉靖的恶劣，不在于廷杖打死若干人，不在于将反对派发配戍边，不在于张贴“奸党榜”，而在于公然表彰阿附。谁站到我这边来，我就赏以官爵，就让他越过一切的常规和考核复职晋职。这种奖励卑微人格的做法，将百余年来明代士林基本保持住的端正风气大为削弱。基本上，杨廷和走后，嘉靖年间的内阁就不再有正人君子，杨一清、张璁、桂萼、方献夫、夏言、徐阶，包括严嵩在内，这些人本质上都不算坏人，有的还是能力颇强的政治家，但他们都认清了一条，对皇上必须逢迎，绝不可以再抱着先师孔孟的教诲不放，在认为对的事情上坚持己见。嘉靖的确达到了他的目的，无论发生什么，身边再没有大臣敢于作梗，最终他总是能够如愿以偿。然而，士大夫的灵魂越来越猥琐，心计越来越伪巧，处世越来越油滑。机会主义盛行，厚黑之术发达。这些，他是不在乎的。鼓励阿附，分化瓦解了士大夫。虽然心术不正之人历来就有，但从前在统一的道德准则的强大压力下，那种人是见不得天日的，现在倒好，阿附有功，投机有理，终于“勇于为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
嘉靖：万岁，陛下 嘉靖：万岁，陛下(24)
另一种摧折士大夫的办法，是让他们歌功颂德。
专制政治，必辅以个人崇拜。这是现代人的经验。质诸中国帝权时代，反倒未必。古代的帝王们，虽无一例外都享受着臣下的歌颂赞美，然而那是仪式化的，是一种“概念崇拜”———被崇拜的是君权这概念本身，极少有针对皇帝个人的。作为个人崇拜，历史上几乎看不到，纵然很雄伟的君主也都没有去发动针对他本人的歌功颂德，无论嬴政、刘邦、刘彻、曹操、李世民、赵匡胤或者朱元璋。基本上，帝权时代君主固然至高无上，但个人崇拜并不流行。这一点，很多人存在误会。
但嘉靖年间，却出现了古代少有的个人崇拜高潮。当时的观察家这样评价：“古今献诗文颂圣者，史不胜纪，然惟世宗朝最为繁多。”{50}为什么？因为朱厚熜本人的大力提倡和推动。“世宗朝，凡呈祥瑞者，必命侍直撰元诸臣及礼卿为贺表，如白龟、白鹿之类。往往以此称旨，蒙异眷，取卿相。”{51}祥瑞，是所谓吉利之物，被人穿凿为并且嘉靖自己也认为是上苍对于国泰民安、形势大好的表彰，是世逢有道明君的佐证。
因此，各种祥瑞纷至沓来，累盈御前。仅嘉靖三十七年，据礼部上报，仅仅各地献来的灵芝即达一千八百零四株。更有为投其所好，而不惜制假者。陕西有名唤王金的庠生，从太监手里重金盗买宫中各地所献灵芝一百八十一株，粘成所谓“芝山”献上，得到赏赐；不久，王故伎复施，又将一只乌龟背甲分涂五色（古以五色象征东西南北中，至今北京中山公园社稷坛仍存“五色土”），诡称天生“五色龟”，这次效果更佳，嘉靖非但不疑，还下谕礼部称之为“上玄之赐”{52}，告太庙，命百官表贺，并超授王金以太医院御医之职。
只要有人进呈祥瑞，嘉靖必命大臣撰写文章，大肆宣扬。越是这样，进呈祥瑞的也越多，不断催生新的歌功颂德的文章，事情就像滚雪团一样越滚越大。
嘉靖十年，郑王朱厚垸献上两只白鹊，朱厚熜大悦，专门举行仪式，献于太庙，特意送往两位太后宫中观看，又“颁示百官”；一见陛下如此隆重地对待这两只鸟儿，群臣不敢怠慢，马屁赶紧拍上，“鹊颂、鹊赋、鹊论者盈廷”。
这当中，不时有些始料不及的故事发生。嘉靖三十七年四月，胡宗宪从浙江献一只白鹿，礼部尚书吴山就此及时上了贺表，很称嘉靖的心意，得到“特赏”。但过了不久，这个吴山却被嘉靖勒令“闲住”，原因是最近有一次日食发生，他老先生大约觉得日食不算什么吉祥的事，未上贺表，可皇帝陛下偏偏认为日食也是祥瑞，而吴身为礼卿居然不上贺表，一生气，就让他“闲住”了。
又一次，嘉靖所心爱的一只“狮猫”（不知何样，大约很稀有吧）死掉，“上痛惜之，为制金棺葬之万寿山之麓【一只金棺呢，有志探宝者不妨留意，万寿山即今景山】”，这不算完，又命身边承旨的大臣们都为这畜生写悼文。想那御前诸臣，一律进士出身，个个是文章高手，此番却被一只死猫难倒，“俱以题窘不能发挥”。唯独一个叫袁炜的学士，高屋建瓴，提炼出“化狮为龙”的主题，最惬圣意。结果就因此文，袁某“未几即改少宰【古称，此处指吏部侍郎】，升宗伯【古称，此处指礼部尚书】，加一品入内阁”，不过半年之内，连续跳升几级。
袁某的文章一定很狗屁，不过，好就好在很狗屁，其他大臣搜刮枯肠而写不出，亦因他们没能放下架子去做狗屁文章。说穿了，其实也很简单。无非是要像吹捧皇帝本人一样，吹捧那只“狮猫”，参透这一点，“化狮为龙”的主题是不难想到的。
写了狗屁文章的袁某，嘉靖不惜重奖，令其数月间骤贵。可见，除了“勇于为恶”外，他也鼓励士大夫们“勇于狗屁”。有没有效果？当然很有效果。狗屁文章一时满天飞。天台县知县潘渊，煞费苦心制成《嘉靖龙飞颂》献上，此文“内外六十四图，凡五百段，一万二千章，效苏蕙织锦回文体”。织锦回文体是一种文字游戏，顺读逆读皆成文，如“打虎将将虎打”之类，这位潘知县能够以这种文体，搞出五百段、一万二千章，估计头发都掉光了，真够难为他的。
嘉靖：万岁，陛下 嘉靖：万岁，陛下(25)
当时还有一副长联，难度也相当不小，也堪称“杰作”：
洛水玄龟初献瑞，阴数九，阳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诚有感；
岐山丹凤两呈祥，雄鸣六，雌鸣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53}
此联对得是异常工整，严丝合缝。然而，内容猥琐无耻之极，无一字不是屁话。国家取士、养士，却让他们的精力和才华都消耗在这种事情上，可悲可叹！
渐渐地，这股风气发展到嘉靖的例行公文乃至随口一句话，都有人赶紧作为文学创作的主题，吮毫染墨，将它们变成诗词歌赋。
某年正月，有一天下了很大的雪，嘉靖对大臣们说：我正想见见大家，老天就下了这么一场好雪（“天赐时玉”）。就冲这句话，时任礼部尚书的夏言，迅即写成《天赐时玉赋》献上，搞得嘉靖“大悦”。
嘉靖二十六年，例行的天下官员朝觐仪式之后，皇帝发表敕谕，这本属官样文章，“旧例套语耳”，却有个叫陈棐的给事中，居然将这篇敕谕“衍作箴诗十章上之”，但这回马屁拍到了马脚上，嘉靖大怒，认为陈某不自量力，胆敢舞文弄墨，自附圣谕：“欲将此上同天语【等同于皇帝的话】，风示【传播于】在外臣工，甚为狂僭。”指责他侵犯了皇帝的话语权。陈棐得到的处分是“降调外任”。此人“素善逢君”，认定拍皇帝马屁总应万无一失，不意这一次“求荣反辱”，想必他也只好背地里枉叹一声：真是伴君如伴虎啊！
不光孔孟门徒行此肉麻之举，神职人员也不甘寂寞。嘉靖十三年，朝天宫道士张某，发愤创作，连篇累牍写了一堆的诗。计有《中兴颂诗》二十一首、组诗《金台八景》《武夷九曲》《皇陵八咏》等。此外，但遇瑞露、白鹊、白兔等事，零零散散，“俱有诗上进”，简直是“颂诗专业户”。但张某不合于献诗之后，伸手讨要一篇官方序文，那意思显然是想把这些马屁诗以官方名义结集出版。嘉靖将此事“下部议”，让有关方面鉴定。“有关方面”的结论是，这些诗和它们的作者“猥鄙陈渎，僭逾狂悖，希图进用”。之如此，我的推测，一则张某创作过于“勤奋”，热情过高，“有关方面”早就不胜其扰，二则不能排除“有关方面”的人士心存嫉妒，不肯让他如愿以偿。结果，嘉靖看到鉴定书，也不耐细问，根据上述意见把张某抓到牢里关起来。
在“聪明人”看来，吟诗作赋并非歌功颂德的唯一方式，只要有心，方式无处不在，甚至更令被歌颂者感到愉快。下面的故事，是一绝佳之例。
嘉靖乃是“孝子”，在他眼中，母亲蒋氏系人间最仁慈、最高尚、最有道德的女性，这本来无可厚非。做皇帝后，他进而想在全国推行这个看法，让天下女子都奉蒋氏为典范———这就不讲道理了，但权力在他手里，别人也没办法。为此，他拿出一部手稿交给辅臣，是蒋太后所著《女训》，打算在全国发行。当时内阁首辅为张璁，次辅桂萼。张璁接到《女训》，“赞美，请上御制跋语于后”，请嘉靖亲自撰写一篇跋附于书后了事。这应对，尚属得体，不太过分。嘉靖本已同意照张璁意见办理，不料桂萼不肯省油，跳出来大献其谀：
《女训》一书，臣拜观详味。知天启中兴，圣贤继出，胚胎于此矣。
这话说得非常非常让人起鸡皮疙瘩，不译成现代汉语，恐读者有未尽解其作呕之处，试译如下：
《女训》这本书，微臣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反复认真学习，加以体会。由此才明白了大明朝所以承蒙天恩所赐，迎来伟大复兴，以及圣贤出世的局面，实在是始于并决定于那神圣的孕育过程啊。
“胚胎于此”之语，厚颜已极，不仅颂扬了《女训》这本书，暗中还美化了那次“神圣的受孕”。这并非我强加于桂萼的解读，他的的确确有神化嘉靖和蒋氏的意图，因为上述话语之后，他紧跟着就提出了一个不可思议、让人眼珠子滚落一地的建议：今后，应该在所有怀孕的母亲中间开展“胎教”———原文如此，这是迄今为止鄙人所知最早出现的“胎教”字眼———而教材就是《女训》！桂萼以“将马屁进行到底”和“把蛋糕做大”的精神，深入展开论证。他建议：一、除《女训》之外，还应配备辅导教材，可将有关妇德的古诗搜集成篇，并且附上导读；二、从历代“哲妇”里选取十余人，运用她们的事迹，作为蒋太后思想的陪衬；三、再编一本图册，取材于皇宫后妃居处的绘画，以“花鸟寓目之物”形象地传达后妃之德，供学习者体会和感受。谈完“软件”，他转而对“硬件”建设出谋划策。此时，他狮子大开口，提出了令人震惊的构思———他要求政府投资，从中央到地方，全国普遍创办宣传蒋氏妇德思想、接受《女训》教育的女子专科学校：
嘉靖：万岁，陛下 嘉靖：万岁，陛下(26)
令两京、布政司、府州县，各修官女学。设庙，奉先代女师【女性杰出历史人物】之神【牌位】。傍有廊，为习女工之所。中一堂，为听教之堂【课堂】。选行义父老掌其事。每年十月开学，十二月止。其教矇瞽【比喻尚未启蒙】之人以《女训》一书，教令讲解背诵，量与俸给【适当发工资，以为奖励】。提学官【教育督导者】岁考阅之。又欲选大家有家法之人为媒氏【官方媒人】，凡女七岁以上入学，习《女训》者，书其年月名籍，令之收掌。国有大嘉礼【遴选后妃】，按籍而取之。则太子必得圣女，诸王及士大夫家亦有士行之女配矣。
不知这是不是历史上中国第一份开建“国立女校”的建议书？谁说我们传统上无视女性受教育的权利？这可是明代一位总理级人物亲自提出的构想。假如撇开拍马屁的性质不论，平心而言，桂萼在这份建议书中还真展示了他头脑新锐、能够开拓进取的素质。开设妇女学校，借助教育手段培养掌握太后思想的专门人材———这样的思路，在现代也许毫不稀奇，可如果它出现在16世纪，你就很难不表示惊讶和佩服了。不但如此，建议书甚至连学校的规制、教学内容、考核方式、“毕业生”去向，全部一一考虑停当，看上去完全可行。只可惜，桂萼把这副脑筋用在了歪门邪道上，倘若施之于正经事，其才良可用也。
嘉靖原只想替母亲出一本书，却触发了这么辉煌宏大的马屁变奏曲。桂萼所拍的这个马屁，是我所知道的古今中外最具创意的马屁；其他常见的马屁，写颂诗颂文也好，立生祠搞偶像崇拜也好，刻碑勒石记载丰功伟绩也好……都不如这个有想象力。不过，有一点桂萼不够负责任。真要将这马屁实施，需要国库掏一大笔钱。在他，双唇上下一碰，哇里哇啦一通宏论，不费吹灰之力，嘉靖却拿不出这笔钱来。或因此，“蒋太后思想女子专科学校”终于并未办起来。
可能，这才是桂萼极其无耻之处。他明知吹牛不上税，而放胆把马屁往极致处拍，只赚不赔。时人谓之：“欲谀悦而迂诞不经，令人齿冷。”又道：“古人云：人之所死，其言也善。验之此公，殆不其然。”{54}拍这马屁是桂萼去世前一年的事，人们诧异于已然没几天好活的人了，他为何不能释意宠辱，还干这种丑事。
对此，笔者倒有一解。嘉靖年间歌功颂德的风气，有一些属于投其所好、希图进用，另一些则别有原因。后种情形，尤其发生于官居高位、功成名就者身上。这些人其实无利可图，如果一定要探究他们图什么，我以为也只是图身家性命可保而已。他们太了解皇帝陛下的禀性，对他的顺从、歌颂和崇拜是无止境的，必须达到“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地步，这是他们在嘉靖时代混碗饭吃的宿命。否则，不能“爱君”，恐“不能有其身”{55}。
桂萼的马屁拍得是很过分，但显而易见，主要含意都是用心揣摩过嘉靖本人的内心，从中提炼出来的，譬如“天启中兴，圣贤继出”这句话，实际上反映的正是嘉靖的自我评价。有件事明确证明了这一点。蒋太后死后，追其谥号时，嘉靖授意定为“安天诞圣献皇后”。“诞圣”云云，特指蒋氏生产了他这么一个“真龙天子”。耐人寻味的是，嘉靖同时将朱元璋高皇后的谥号也改掉，从“承天顺圣”改作“成天育圣”，这个“育圣”是指高皇后生下了成祖朱棣———这究竟何意？普遍的看法是：“盖其时，世宗自谓应运中兴，功同文皇之靖难。”{56}高皇后“育圣”，他母亲蒋氏“诞圣”，他是以此自比为“再定天下”的朱棣。
所以，桂萼的马屁并非乱拍，那正是嘉靖屁股的痒痒处。当他下颁《女训》于阁臣，明智如桂萼者，一眼瞧出嘉靖此举之“痒”痒在何处，就挠了个他舒舒服服，如此而已。其实大家都这么干。即以改高皇后谥号一事论，原来的谥号，着重表述的是高皇后对朱元璋开国立业的“助赞”之功，嘉靖一改，重点却放到诞育朱棣的层面，其间为私忘公之弊非常明显，假使大臣仍有责任感，无论如何要据理抗争，但当时政府中的几位显要，李时、夏言、严嵩，都不曾道半个“不”字，“但知逢迎上意，容悦固位而已。宗庙大体，彼岂暇顾哉”。
嘉靖：万岁，陛下 嘉靖：万岁，陛下(27)
可是倘若不这样，就要冒屁股被打烂的危险。嘉靖是很喜欢打人家屁股的。“廷杖”这折辱士大夫的刑罚，明代历朝都用，但只有嘉靖年间才是家常便饭，而且严重程度往往不止乎屁股被打烂。我们固然能从“杀身以成仁”的角度，去鄙薄桂萼抑或夏言、严嵩们，那是他们品行不够高大完美，但这并不足以令我们把他们看成坏蛋。假如皇帝本来不恶，臣子却把他教唆恶了，自然是奸臣，但如果皇帝坏在前头，臣子只是没有胆量阻止他的坏，那么，责任显然不应该由臣子来负的。
嘉靖所奉行的，正是“两条腿”方针：歌功颂德，如若不然，就打屁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而动辄打屁股，不好指望有太多的勇夫。
《国榷》作者谈迁，是一位很严谨的史家。他在论述嘉靖统治的历史影响时指出：“狡伪成风，吏民相沿，不以为非，亦一代升降之关也。”{57}作为对全部明史做过大量而透彻研究的学者———他“对史事的记述是十分慎重的，取材很广泛，但选择很谨严，择善而从，不凭个人好恶”{58}。———谈迁的意见应该是颇具分量的。其以上所论，清楚点出：世风大坏自嘉靖年始；“狡伪成风”而“不以为非”，且自上而下，从士林一直影响到民间，在明朝二百七十八年历史（截至崇祯自缢）中是个转折点，对此，嘉靖可以记头功。
自从左顺门事件成功压制知识分子声音之后，朝廷内外基本上处处歌舞升平，没有批评，没有敢于或愿意说“不”的人。这样，到了嘉靖末年，突然冒出来一个“骂皇帝”的海瑞，让人稀罕，成为一个事件，乃至五百年后还被演成戏剧。其实在正常情形下，海瑞那道“骂皇帝”的本章，算不了什么，单说明朝，先前就不知有多少，而且火力也不知强多少。海瑞所为之构成一个事件，应该说是拜嘉靖之所赐，是他将“犯颜直谏”这历来的寻常之举，变做弥足珍贵的现象。
在收拾臣子、令他们敬畏服顺的方面，嘉靖乃不世出的高手，不单明代诸帝没有手腕可以比得了他的，在两千年整个帝制史上也鲜有堪相颉颃者。南面为君之术，到得他手中，才炉火纯青。他的这一特长，历来人们认识得很不够，强调得也很不够。可以说，从高超的“政治艺术”角度讲，嘉靖是权术史上一个被埋没了的大人物。
对于士大夫，只来硬的，效果其实不理想，尤其里面一班“刺儿头”、倔脾气，自以为气节铮铮，你越跟他动硬的，他就益发来劲。过去，曹操很厉害，说杀人就杀人，但碰到弥衡这把硬骨头，也就没有好办法，不过曹孟德还算聪明，知道杀之无益，把弥衡推给刘表，让刘表去承担杀士之名。本朝皇帝数朱元璋、朱棣最有能耐，但在对付士大夫上，手段却也平平，无非是狠与杀，两人在位，都杀了不少，可是士大夫的气节好像并没有因此磨损多少，刘基、宋濂、方孝孺这些大儒，内心仍是不屈的。
朱厚熜并不拒绝狠硬的手段（我们说过他对打屁股的热衷，超过前代），但这只是他收拾士大夫的“外家功”。他内外兼修，全套功夫远非止此一端，耍得铁砂掌、通臂拳，也擅长葵花宝典、九阴真经之类。他死后，隆庆年间的一位进士李维桢讲了几句很有味道的话：
世宗享国长久，本朝无两。礼乐文章烂焉兴举，斋居数十年，图迥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其英主哉！{59}
“图”，谋划；“迥”，在这里作遥远、辽阔讲，不是一般理解的“差别很大”那个意思。合起来，“图迥天下于掌上”，是说天下虽大，却尽在他掌握之中。“中外俨然如临”，更具体地针对着“斋居数十年”，意谓“休看世宗皇帝几十年匿而不出，可大家却觉得没有哪一天他不曾亲自临朝”。“礼乐文章烂焉兴举”则讲他重视、狠抓意识形态，成功控制文化领导权。分析了嘉靖的皇帝经之后，李维桢由衷赞叹了一句：了不起啊！
的确了不起。嘉靖不单享国长久“本朝无两”（他死后才出了一个超过他的万历皇帝），他的统治术，同样“本朝无两”。
嘉靖：万岁，陛下 嘉靖：万岁，陛下(28)
过去历史上，以及明朝本身，都不乏因为荒嬉或沉溺于私趣而“不理朝政”的皇帝，正德、天启两位皇帝就很典型。朱厚熜的行径，乍看跟他们很像，他在统治晚期埋首求道，藏在西内基本不露面，许多臣子甚至二十年不曾睹“天颜”一次。如果就此以为，他也是一个“不理朝政”的皇帝，则大错特错矣。
《世宗实录》论及此，道：“晚年留意于玄道，筑斋宫于西内”，但“宸衷惕然，惓惓以不闻外事为忧。批决顾问，日无停晷，故虽深居渊穆而威柄不移”。{60}什么叫威柄不移？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印把子嘉靖始终攥得牢牢的，根本不曾松手。他虽然深居简出，但对一切都保持高度警惕（“惕然”），从来对外面发生的事放心不下，也没有什么能够逃过他的耳朵；不仅如此，他虽然不公开露面，省去所有公务活动，却不曾放弃对文件的批阅，重大决策都由他本人亲自做出，经常召见少数重臣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直接过问每件事情。
《实录》所述，表面看像是对嘉靖的吹捧，其实倒是真正的“实录”。这里有一个佐证。当时有人在徐阶（嘉靖年间最后一任内阁首辅）家中，亲眼见过嘉靖的手谕和所批阅过的奏章。他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