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明史》，列传第七十八。
⑤⑥⑦《世宗实录》，卷一。
⑧原为明清皇城第一门，清代改称大清门，民国称中华门。原址在今正阳门之北、毛主席纪念堂一带。毁于1954年。
⑨土木之变后，英宗朱祁镇为瓦剌俘虏，由皇太后指定，郕王朱祁钰奉命监国摄政，后经廷议，即位为君。这属于危难之时为应付紧急情况而发生的事情，并非正常的继承。
嘉靖：万岁，陛下 嘉靖：万岁，陛下(48)
{10}《万历野获编》，卷二，列朝，世室。
{11}《万历野获编》，卷二，列朝，触忌。
{12}{13}{14}{15}{16}《明史》，列传第七十八。
{17}{18}《世宗实录》，卷一。
{19}程颐：《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论濮王典礼议》，《河南程氏文集》，卷五。
{20}《明史》，列传第七十九。
{21}《明经世文编》，卷一百七十六，张文忠公文集一。
{22}欧阳琛：《王守仁与大礼议》，《新中华》，1949年第12卷第7期。
{23}{24}《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
{25}{26}《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大礼议。
{27}【美】苏均炜：《大学士严嵩新论》，《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82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
{28}《世宗实录》，卷七。
{29}《左传》，成公二年。
{30}《世宗实录》，卷九。
{31}《世宗实录》，卷二十一。
{32}《世宗实录》，卷二十二。
{33}《世宗实录》，卷三十四。
{34}《世宗实录》，卷三十五。
{35}《明史》，列传第七十九。
{36}《明史》，列传第八十四。
{37}《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大礼议。
{38}《明史》，列传第八十四。
{39}《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大礼议。
{40}《世宗实录》，卷四十三。
{41}《世宗实录》，卷七十九。
{42}《易》，序卦，传。
{43}钱穆：《朱子学提纲》，第6页－7页，三联书店，2002年10月。
{44}《中国大历史》，第200页，三联书店，1997年8月。
{45}《隋书·经籍志》：“凡祈禳祭告，必记醮奏章，称奏章之文曰青词。”
{46}李肇：《翰林志》。
{47}无名氏：《民抄董宦事实》。
{48}《世宗实录》，卷八十九。
{49}《万历野获编》，卷二，列朝，献帝称宗。
{50}《万历野获编》，卷二，列朝，进献谀诗得罪。
{51}《万历野获编》，卷二，列朝，贺唁鸟兽文字。
{52}《世宗实录》，卷五百零八。
{53}《世宗实录》，卷二，列朝，嘉靖青词。
{54}《世宗实录》，卷二，列朝，颁行《女训》。
{55}孔子原话是：“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大戴礼记·哀公问》）意谓，从政以仁爱为上；不懂得爱别人，也就不能保全自身。
{56}《万历野获编》，卷二，列朝，母后谥号。
{57}《国榷》，卷六十四，世宗嘉靖四十二年癸亥至四十五年丙寅。
{58}吴晗：《谈迁与〈国榷〉》。
{59}《国榷》，卷六十四，世宗嘉靖四十二年癸亥至四十五年丙寅。
{60}《世宗实录》，卷五百六十六。
{61}王维桢：《王氏存笥稿》，卷十五。
{62}孙承泽：《春明梦余录》。
{63}《世宗实录》，卷八十一。
{64}《世宗实录》，卷九十。
{65}《世宗实录》，卷一百零四。
{66}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九。
{67}《明史》，列传第九十七。
{68}《杨忠愍公全集》，卷首。
{69}《清史稿》，列传一百六十。
{70}黄云眉：《明史编纂考》。
{71}《世庙识余录》，卷十五。
{72}《国榷》，卷六十二，世宗嘉靖三十六年。
{73}【美】苏均炜：《大学士严嵩新论》。见《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
{74}{75}朱国桢：《涌幛小品》，卷九。
{76}《万历野获编》，卷八，内阁，居官居乡不同。参倒严嵩的关键人物邹应龙提供了相反的叙述：“今在南京、扬州、仪真等处用强，夺买人田产数十处，每处价可数千金，卖者价银才得十之四五而已，剥取民财、侵夺民利，如此类甚多。”（《皇明经世文编》，卷三百二十九，邹中丞奏疏，贪横廕臣欺君蠹国疏）不过，这里讲的是严嵩在南京、扬州一带的行为，不是袁州，说明严氏是逐渐才开始做坏事的。与严嵩相比，那个倒严领袖、扮演了为民除害角色的徐阶，在其故乡华亭，声名却极其狼藉，大肆侵夺民田，致有田产四十余万亩。海瑞在应天巡抚任上时，受理无数这类控诉。那么，就算对邹应龙叙述不存疑问，为什么“彼此彼此”，徐阶乃“贤相”，严嵩却是“奸相”？
嘉靖：万岁，陛下 嘉靖：万岁，陛下(49)
{77}{78}《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奸臣。
{79}《世宗实录》，卷二百一十三。
{80}《明史》，列传第八十四。
{81}《老子》，三十六章。
{82}《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
{83}《世宗实录》，卷三百四十五。
{84}《世宗实录》，卷三百六十四。
{85}《明史》，列传第九十七。
{86}{87}{88}《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
{89}{90}《国榷》，卷六十三，世宗嘉靖四十一年。
{91}《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
{92}《国榷》，卷六十三，世宗嘉靖四十一年。
{93}{94}《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
{95}《世宗实录》，卷五百一十九。
{96}《世宗实录》，卷五百四十四。
{97}《神宗实录》，卷一百四十八。
{98}《明史》，列传第九十八。
{99}《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
{100}{101}{102}《明史》，列传第一百一十四。
{103}“内忧”基本没有，正统以来几乎不可避免的“奄祸”意外地消失，严重的大规模的叛乱、暴动也不曾发生。“外患”方面，蒙古部落侵扰这老问题继续存在，但因蒙古已在衰落之中，强弩之末，虽然制造麻烦，自己却虎头蛇尾，没有构成英宗、武宗时期那么大的威胁；相比之下，倒是东南海防的“倭患”相当吃紧，但几经曲折之后，仗着胡宗宪用计及其制下戚继光、俞大猷一班名将的作战，最后算是弭平。所以，终其在位的这四十五年，嘉靖的日子可以说是比较平顺的，因此才能够优哉游哉躲在西内“大隐隐于‘宫’”。
{104}{105}《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
{106}{107}《世宗实录》，卷二百六十七。
{108}《万历野获编》，卷二，列朝，嘉靖始终不御正宫。
{109}《万历野获编》，卷二，列朝，西内。
{110}《国榷》，卷五十五，世宗嘉靖十年。
{111}《国榷》，卷五十五，世宗嘉靖十一年。
{112}《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113}《世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一。
{114}{115}《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
{116}{117}{118}《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释道，段朝用。
{119}《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佞倖，秘方见倖。
{120}《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121}《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
{122}《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释道，月中仙人。
{123}李国荣：《帝王与炼丹》，第6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
{124}《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佞倖，秘方见倖。
{125}《国榷》，卷五十九，世宗嘉靖二十六年。
{126}《国榷》，卷六十，世宗嘉靖三十一年。
{127}《国榷》，卷六十一，世宗嘉靖三十四年。
{128}《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
{129}{130}《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131}《世宗实录》，卷五百四十七。
{132}《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1)
人类历史转眼来到17世纪。
本世纪，西方以英国为试验场，发生和展开一系列向现代化转型的事件：国会作为*一方，与专制一方的查理一世，反复拉锯；革命爆发，查理一世被处死，克伦威尔执政；共和失败，英国人再次选择君主制，然而同时通过《权利法案》，以立宪方式限制了君主权力。
地球的另一端———东方，明王朝的中国也大事频生。积攒了二百年的病症，一股脑儿赶在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这二十年间，从内到外总体发作。巨厦将倾，朽木难支，东坍西陷，终于灭亡。
难题包括：阉祸、党争、内乱、外患。四大难题，无论哪个，严重程度在明代国史上都前所未有。单独一个，即足令人焦头烂额，此刻它们却四箭齐发、联袂而至，实为罕见之极的局面。
最后两位皇帝，天启和崇祯，由校和由检，一对难兄难弟。在断送朱家天下方面，朱由校未必功劳最大，却属于既往一十六位皇帝中最爽快、最慷慨者。在位短短七年，他以近乎狂欢的方式，为明朝预备葬礼，以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七年之后，他把一座建造好的坟墓交给弟弟朱由检，飘然逝去。朱由检则并不乐意进入坟墓，试图挣扎着走出来，然而死亡的气息已牢牢控制了一切。朱由检不思茶饭，全力抵抗，身心俱疲，终归是困兽之斗。朱由校庙号“熹宗”，若换成另外一个同音字，改称“嬉宗”，始觉般配。朱由检亡国吊死，由满清给他的陵墓起名“思陵”，似乎建议他多作反思①，实际上，崇祯面临的处境，并非思索所能克服，思之无益。
孟森先生说：
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自以为非亡国之君也，及其将亡，乃曰有君无臣。②
意谓，崇祯运气很差，亡国时偏偏轮着他做皇帝。天启才是名正言顺的亡国之君，可他却挺走运，早早死掉，把上吊的滋味、亡国的苦痛留与崇祯品尝。亦正因此，这哥儿俩同属一个故事情节，彼此关系类乎长篇小说的上下部，放到一块讲述，才算贯通、完整。
1620年
历史，确有其诡秘之处，时而越出于理性所可解释的范围之外。
谁能相信，1908年10月21日，清朝光绪皇帝刚死，次日，慈禧皇太后也就跟着死去。两大对头之间，生命终结衔接得如此紧密，不像自然天成，反而更像人为所致。于是，慈禧害死光绪之说油然而生。但事实偏偏并非人们所想象的，所有的病历记录表明，光绪完全属于病情自然衍化下的正常死亡。没有恩仇，没有阴谋。历史就是如此巧合。
类似的巧合，不止一次发生。并且，巧合之中的巧合更在于，它常发生于一个朝代或一个历史政治单元完结的时候。惊诧之余，人们情难自禁地把这种现象，视为冥冥中不可抗拒的运数，视为一种天启。
1620年，大明王朝也收获了它自己历史上的一个特异年分，迎来了冥冥中分配给它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运数。
单单这一年，紫禁城两个月内接连死掉两个皇帝，先后共有三位皇帝彼此进行了权力交割。
更堪怪骇之处是，第三位皇帝匆匆坐上龙床后，他替自己择定的年号，居然就是“天启”！天地间，难道真有神意不成？难道无所不知的神明，是连续用三位皇帝走马灯似的登场、退场，来暗示大明子民：阴云袭来，他们的国家即将风雨飘摇？
因为一年之内送走两位皇帝，1620年，中国破例出现了两个年号。依例，新君即位当年，应该沿用大行皇帝年号，第二年改元，启用自己的年号。可是光宗朱常洛登基一个月暴毙，导致在中国历史纪年中，1620年既是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前），又是泰昌元年（八月起）；进而，本该是泰昌元年的1621年，却变成天启元年。
明神宗———历史上他更有知名度的称呼，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长达四十八年。光宗朱常洛八月初一即位，九月初一日病故，在位仅仅三十天，不多不少，整整一个月。他们父子都各自创下记录：神宗享国之久，为有明之最；光宗承祚之短，同样是有明之最。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2)
这对父子之间，头绪远不止此。
万历是一个自私之人，自私程度人间罕见，一生所行之事，无不在尽兴书写这两个字。依一般人看来，身为皇帝，广有四海，富足不单无人可比，简直也失去意义。然而，万历却毫无此种意识，他顺应自己极端自私之本性，根本不觉得一国之主可称富有，表现竟像举世头号穷光蛋，疯狂敛财，搜刮无餍。终其一世，苛捐杂锐以变本加厉之势膨胀不已，不光小民无以聊生，连官员也是他的揩油对象，动辄罚俸、夺俸，有善谄之臣见他“好货”，“以捐俸【把工资原银奉还】为请”，他居然“欣然俯从”③，一时成为天下奇闻。
他的自私，不仅仅表现在钱财上，待人也是如此，包括对待亲生儿子。
万历践祚十载，大婚三年，居然未生皇子。这很奇怪，他正式的妻妾，就有一后、二妃、九嫔，没有名号的宫女不计其数。三年来，朝朝暮暮，行云播雨，但除去万历九年十二月产下一女，再无硕果。
然而，皇长女出生之前的两个月，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深秋十月，已是北京败叶满地的时节。这天，万历去慈宁宫请安，不意太后不在，由宫女接着，侍候他洗手。那宫女姿色其实寻常，柔顺可人而已，万历不知如何心有所触，或者出于无聊，或者感秋伤怀，或者索性是觉得在太后宫中悄悄乐一把格外刺激，总之，顺势拉过宫女，行那云雨之事，事毕即去。
孰料，此番不同以往，竟然一枪命中。宫女被发现怀孕，太后对儿子提起此事，后者却矢口否认。这好生可笑。偌大宫廷，只他自己是个男人，倘系别人所为，岂非是惊天大案？况且，还有《起居注》。太后命人拿来让他看，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一应俱全。万历不能抵赖，备觉羞恼。
论理，皇帝乃“真龙天子”，而云雨随龙，龙到哪里，哪里就会雨露润物，本来这正是他们的特征，没什么奇怪的。为什么万历会否认而且羞恼呢？原因只为一个：这是在母后住所偷腥。想必事前他依据自己极低的命中率，认定此举将化于无形，而不惊动太后。不巧，偏偏遇上一块过于肥沃的田地，种子落下，当即生根发芽。对此，他不但不高兴，反而感到丢脸出丑。
其实，太后不曾责怪他，相反喜形于色。渴望皇嗣的心愿，令太后并不计较万历略微不合礼数的行为。她对儿子谈论了这样的心情，要求给予怀孕的宫女以适当名分。然而，万历的自私本性却表露无遗。他不怨事情出于自己的越轨行为，却深深衔恨于宫女的居然怀孕，似乎这是她有意将了自己一军。在名号问题上，他一再拖延，第二年六月，因拗不过母亲才勉强封这宫女为恭妃。册封发表之后，群臣依例想要称贺，却遭断然拒绝。
也许，他在心中暗暗期待恭妃肚里的孩子并非男性，那样会让他的怨恨有所释放。但看来老天决心把这个玩笑跟他开到底。万历十年（1582）八月十一日，恭妃临盆，娩下一子。万历皇帝的皇长子，就这样诞生了！
说不准万历心里是何滋味。有喜悦，毕竟终于得子。然而，也极其的不爽。我们替他分析一下，不爽在于：第一，原本只想玩一把，不认为会搞大肚子，偏偏却搞大了！第二，事发，搞得很被动，心里已把那女子当做丧门星，巴不得她倒霉，结果人家偏偏有福———一次即孕，一生还就生男孩！第三，如果原先已然有子，多少好些，如今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偏偏让这女人生了去！第四，自己窝囊不说，还连累深深宠爱的淑嫔，令她永失生育皇长子的地位，而这意味着很多很多……
淑嫔姓郑，万历发现她的价值并迷恋上她时，正好是那位可怜的宫女肚子渐渐隆起的时候。郑氏于万历十年三月册封淑嫔，翌年八月，一跃而封德妃———这时，郑氏尚未贡献一男半女，地位却与生育皇长子的恭妃相埒。
等到万历十四年，郑氏果然产下一男，取名朱常洵，乃神宗第三子。此前，次子朱常溆，年方一岁即夭。故而，朱常洵虽然行三，现在实际却是老二，前头只挡着一个朱常洛；倘非如此，太子之位非他莫属。这更增添了万历对于恭妃及其所生长子的怨艾。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3)
万历几乎用尽一生，去报复无意间充当了绊脚石的恭妃母子。
郑氏生下朱常洵后，迅即晋封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生育皇长子的恭妃，反居其下。直到二十多年后，因为朱常洛生下皇长孙朱由校，恭妃才取得贵妃身份。
皇长子朱常洛的名分，也久拖不决，成为万历年间最严重的危机。从万历十四年开始，到万历二十九年止，为朱常洛的太子地位问题，群臣，还有万历自己的老母亲，斗争了十五年。万历则使出浑身解数，压制、拖延、装聋作哑、出尔反尔……所有人都相信，皇帝这种表现，包藏了日后将以郑贵妃所出之朱常洵为太子的目的。长幼之序，礼之根本，牵一发而动全局，若容让皇帝这么搞，天下大乱，一切无从收拾。因此，太后、群臣以及舆论的抵制，也格外坚决，令万历完全孤立。僵持到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太后大发雷霆，下了死命令，万历抵挡不住，才于十五日这天颁诏宣布立朱常洛为太子，同时封朱常洵为福王（藩邸洛阳，若干年后，李自成攻下洛阳，朱常洵惨死于此）。
终于被立为太子的朱常洛，时年十九。可以说，从出生以来，童年、少年、青年这三大人生阶段，他都是在父亲不加掩饰的排拒、打压与冷眼中度过的。“父亲”一词，唤不起他丝毫暖意和亲近之感。他终日提心吊胆地生活，养成一副极端懦弱、逆来顺受、唯唯诺诺的性格。
迫于礼制，万历不得不加封恭妃为贵妃，却不曾让她过上一天好日子。十三岁前，朱常洛尚与母亲住在一起，后迁移迎禧宫，从此母子“暌隔”，不得相见。恭妃幽居，极度抑郁，竟至失明。煎熬至万历三十九年④，抱病而终。病重期间，朱常洛想看望母亲，好不容易开恩准许，到了宫前，却大门紧闭，寂然无人，朱常洛自己临时找来钥匙，才进入这座冷宫。母子相见，抱头大哭。恭妃摸索着儿子的衣裳，哭道：“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⑤这是她对朱常洛说的最后一句话。《先拨志始》则叙为，朱常洛得到批准去看母亲，郑贵妃派人暗中尾随。母子相见后，恭妃虽盲，却凭超常听觉发现盯梢者，只说了一句“郑家有人在此”，就再不开口，直至逝去⑥———她这么做当然是为了保护儿子，不留把柄。其情其景，思之甚惨。
皇家人情薄浅如此，所谓金枝玉叶，过的其实乃是非人的日子。直到万历死掉为止，朱常洛没有一天能够昂首挺胸。不但不能，反而不知哪天会突然大祸临头。小灾小难不必细说了，单单搅得天昏地暗的大危机就发生过两次。一次为万历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之间的“妖书案”，此案错综复杂，牵扯人员甚广，简单说，与郑贵妃“易储之谋”有关。第二次是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四日的“梃击案”，是日，一身份不明的男子，手执木棍，从天而降，闯入太子所居慈庆宫，逢人就打，场面一时混乱不堪，幸被制服。汉子的来历、目标以及如何能够进入森严的宫禁，都是极大疑团。审讯结果，又指向郑贵妃。从古至今一致采用的掩盖真相的最好借口，就是宣布有关疑犯为疯癫（精神病患者），郑氏势力也迅速想到这一点，而万历皇帝则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解释。两个事件当中，朱常洛全都忍气吞声，尤其“梃击”一案，性质凶恶已极，但他察言观色，见父亲意在遮盖，遂违心帮着劝阻主张深究的大臣：“毋听流言，为不忠之臣，使本宫为不孝之子。”⑦
表面上是皇太子，实际他地位之可怜，超乎想象。万历病重已经半月，朱常洛作为皇太子却始终不被允许入内探视，到万历死的这一天（公元1620年8月18日，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还是没有机会见父亲一面。《三朝野记》详细记载了这天的经过：
壬辰【七时至九时】，九卿台省【泛指政府要员】入思善门，候问【等候召见】。甲午【十一时至十三时】召见阁部大臣【内阁成员和各部首长】，寻即出，皇太子尚踟蹰宫门外。【杨】涟、【左】光斗语东宫伴读王安曰：“上【万历】病亟，不召太子非上意！今日已暮，明晨当力请入侍，尝药视膳，而夜毋轻出。”丙辰【十五时至十七时】，神皇崩。⑧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4)
也就是说，朱常洛一直在宫门外焦急徘徊，直到万历撒手人寰，还是未能见上一面。另有记载称经过力争，得到一次见面机会，但查遍《神宗实录》《光宗实录》以及《明史·神宗本纪》，均未提及，恐怕还是《三朝野记》所载比较真实。为什么见不了？大约并非出自万历本意，他这时神志不清，难做主张。所以，杨、左二人才肯定地对朱常洛的亲信太监王安说，不召见太子，不是皇上的意思。谁的意思？只能是郑贵妃。这女人打算将垂危的万历一手控制住。杨、左认识到事情的严重，出主意，让朱常洛第二天一大早“力请入侍”，而且一旦入内，就别轻易离开。然而未等到第二天，下午，万历皇帝朱翊钧便已驾崩。
幸而朱翊钧没有在最后关头剥夺其皇位继承人的身份，七月二十三日，遗诏公布：“皇太子聪明仁孝，睿德夙成，宜嗣皇帝位。”⑨当然，这并不取决于朱翊钧的主观愿望，围绕朱常洛地位问题，各方斗争了三十多年，若能改变，早就有所改变，不必等到今天。
可对朱常洛来说，无论如何，终于熬出了头。现在，他是皇帝。登基日定在八月初一。
有道是：乐极生悲。这句话，用在朱常洛身上，再恰当不过。
他八月初一即位为君，八天后便病倒，第三十天即九月初一，便一命呜呼，独自在明朝同时创下两个纪录：当太子时间最长（足足当了三十九年），在龙床上待的时间却最短。
为什么刚坐上龙床没几天就一下子死掉了？因为“幸福”来得太突然。过去的三十九年人生，抑郁苦闷、意气难舒，眼看将及“不惑之年”，“解放”却突如其来，于是神魂颠倒。
所有记载都指出，朱常洛一旦翻身做主人，立即进入狂欢状态，全然不顾丧父之痛，日夜纵欲，尽情挥霍着寻欢作乐的特权，似乎想要在短时间内将自己几十年不快乐的人生，全数加以补偿。
替这把干柴添上烈火，使之迅速烧为灰烬的，恰恰正是他以往不快乐的根源———郑贵妃。
话说神宗死后，郑贵妃心神不宁，多年来就继承权问题，与朱常洛结下的梁子非同小可，如不设法化解，恐有不测风云。她想到的办法，并无奇特之处，不过是最最通俗的性贿赂，然而收效甚著。她运用自己对男人心理的深刻认识，精选不同风味美女若干，于朱常洛登基之日，当即献上。
这批“糖衣炮弹”，有说八枚，有说四枚———查继佐记作：“及登极，贵妃进美女四人侍帝，未十日，帝患病。”⑩谈迁记作：“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11}文秉没有语及人数，却提供了更有意思的情节———郑贵妃所进，并非普通美女，而是“女乐”。“女乐”，犹日本所谓“艺伎”，乃“特种职业女性”。她们除容貌之外，都掌握较高的歌舞艺能，也要受其他媚术的培训；她们不必是*，身份比操皮肉生涯者高，然倘有必要，所提供的“服务”不单可以包括任何内容，质量也非普通*堪比。文秉甚至很具体地说，“以女乐承应”的那一天，“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12}。“一生二旦”，指女乐中一位扮演小生的演员，和两位扮演旦角的演员。朱常洛这夜上演“挑滑车”，一人独挑三位职业青春美女，甚而车轮大战，由此病体缠绵。
对普通人而言，性生活过量而致人死命，除在艳情小说中见过，现实中很难想象。但我们不能忽视，朱常洛的情形与普通人很不一样。李逊之分析了三个原因：第一，朱常洛多年偃屈抑郁，兼营养不良，体质本来就弱（“上体素弱，虽正位东宫，供奉淡薄。”）。第二，继位前后，操持大行皇帝丧事，应付登基典礼等，劳累过度（“日亲万机，精神劳瘁。”）。第三，贪欢过度（“郑贵妃复饰美女以进。”）。{13}确应视为此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前两条，都不足致命，美女是关键。美女甫一献上，“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14}。换作一副好身板的男人，尚可对付，但以朱常洛的体质，这一夜，只怕就如民间所说：被淘空了。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5)
况且，还并不是“一夜*”。郑贵妃“饰美女以进”，是在登基的当初；到病情传出宫闱之外，已过去了七八天。七八天工夫，确实可将打小“素弱”的朱常洛榨干，渐失人形。
他的这些变化，人们都看在眼里。百官顾不上含蓄委婉，直截了当加以谏劝。八月七日，御史郭如楚奏请皇帝“起居必慎【起居必须谨慎】”，“嗜欲必啬【欲念必须收敛】”。八月八日，御史黄彦士致言认为，皇帝身体本来单薄，“急在保摄【保身摄神】”，“然保摄之道，无如日御讲读；接宫妾之时少，接贤士之日多”。“以练事则嗜欲夺而身益固【勤于政则无暇纵欲，从而有益于健康】。”八月九日，工科给事中李若珪就朱常洛亲政提出五点建言，第一点就以“保圣躬”为题，将话挑明：“天下劳形摇精之事，多在快心适意之时。一切声色靡丽，少近于前，则寡欲而心清、神凝而气畅。”{15}
朱常洛接纳没有呢？恐怕没有。八月十六日，内阁首辅方从哲在入宫问安时请求：“圣体未愈，伏望清心寡欲，以葆元气。”{16}从此话看，朱常洛病中仍未检点，行乐不辍。大臣们把这样的消息带到宫外，第二天，御史郑宗周据此上奏道：“祈皇上抑情养性，起居有节，必静必清，以恬以愉，斯可祈天永命以绥【平安，安好，安泰】，如天之福。”{17}病倒已近一旬，居然仍需群臣劝阻他节制*！也许那几位美眉是“狐狸精”变化而来，实在让人欲罢不能；也许朱常洛心中抱定“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宗旨，以“为人花前死，做鬼也*”的大无畏精神，决计将享乐主义进行到底。
他确乎进行到底了，进行到“头目眩晕，四肢软弱，不能动履”{18}为止。
随后，命内医诊视。医生名叫崔文昇，此人按说也算一个名医，多年服务于达官贵人府邸，从不曾出过差池。可他给朱常洛开的药方，却教人看不懂。当时，朱常洛“两夜未睡未粥，日不多食”{19}，孱弱已极，崔文昇却开了一剂“通利之药”，也即泻药，用后，“上【朱常洛】一夜数十起，支离床褥间”{20}。体弱如此的病人，竟用泻药？任何现代人，无须专门修过医学，也知“一夜数十起”，势必脱水，而使身体机能衰竭，别说体弱如朱常洛，就算一条壮汉，也禁不起这么折腾。这姓崔的，何以如此？他不可避免地招来重大怀疑，又引出郑贵妃为幕后主使的推测，以及东林党与浙党的彼此攻讦———这些，都是后话。眼下要紧之处在于，经过崔文昇用药，朱常洛的病况雪上加霜。
很奇怪的是，让崔文昇来治病，似乎竟是背地里悄悄进行的。东林党方面朝臣杨涟、孙慎行、邹元标、周嘉谟等人，乃是事后从别的途径才得知。当朱常洛由于服用“通利之药”病情加重后，杨涟专门上疏主张追究此事，朱常洛竟然还加以否认。他在八月二十二日发表上谕，声称：“朕不进药，已两旬余。卿等大臣，勿听小臣言。”{21}或许，他感到病之所起，有损脸面，于是极力避讳。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已然做下，现在却一意遮掩，以致连治疗也偷偷摸摸，贻误更甚，这可能是他终于不治的更重要的原因。
一直拖到八月二十一日，他才公开承认患病，“召太医院官，诊视、进方”{22}。但为时已晚，没有什么办法了。
挨了几日，自觉大限将至。八月二十九日，召见首辅方从哲等，忽然语及“寿宫”，方等以为所问是去世不久的神宗皇帝陵寝事，朱常洛却指了指自己说：“是朕寿宫。”诸臣不敢妄答，都道：“圣寿无疆，何遽及此？”朱常洛心知肚明，又叮嘱了一遍：“要紧！”
此时，委实已是“病急乱投医”，听说有个叫李可灼的官员，自称有“仙丹”，尽管方从哲等告以“未敢轻信”，朱常洛仍命立即献上。
候在外面的李可灼被宣入内，并献上他的“仙丹”———即所谓“红丸”。马上召来乳娘，挤出人乳，以之调和红丸，供朱常洛服用。服下，居然当即便觉好转。诸臣出宫等候，不久，里面传话：“圣体用药后，煖润舒畅，思进饮膳。”众人一片欢腾，以为奇迹发生。这时是中午，到傍晚五时（“申末”），李可灼出来，阁臣们迎上相询，被告知：皇上感觉很好，已再进一丸，“圣躬传安如前”，大家可以回家了。{23}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6)
然则，这红丸究系何秘密武器？它完全的名称是“红铅丸”。一见“红铅”字样，我们马上又想起嘉靖皇帝，他为求“红铅”，曾征选七百多名八岁至十四岁的少女入宫。没错，“红铅”就是经血。《广嗣纪要》说：“月事初下，谓之红铅。”历史上，出现过不少*，如魏晋有“五石散”，唐代有“助情花”；“红丸”则是宋明较有代表性的*，以红铅、秋石、辰砂等为配伍，用时另以人乳调之。从朱常洛服用后的表现看，红丸大概含有一定量的性激素，使其精神一振；药力刺激以外，也不排除所谓“回光返照”的作用。
诸臣松了口气，披着暮色，各自散归。“次日五鼓内，宣召急，诸臣趋进，而龙驭以卯刻上宾【“龙驭上宾”是皇帝死亡的避讳说法，好比说“御驾应邀到天堂做客去了”】矣，盖九月一日也。”{24}五鼓即五更时分，相当于寅时，现代时刻的三时至五时；卯刻，清晨六时至七时。旧历分大、小月，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万历四十八年八月是小月，仅二十九天，所以文中“次日”，不是我们现代人习惯理解的八月三十日，而是九月一日了。归结一下：九月一日三时至五时之间，朱常洛病危，略微苟延，至六七点死掉。
朱常洛一生：熬了十五年，才被承认为太子；又熬二十四年，终于当上皇帝；当皇帝仅仅二十九天，就一命呜呼。对他，我们可用八个字盖棺论定：生得窝囊，死得潦草。
这种命运，是父皇朱翊钧一手造成的。包括被几位美女淘空身子丧命，也跟朱翊钧有关———派遣美女的，正是朱翊钧的至爱郑贵妃，等于不在人世的朱翊钧，假郑氏之手，仍旧给了他最后一击。
这一击，使大明帝国在短短一个月内，送走两位大行皇帝———还让第三位皇帝匆促登场。有的时候，黎民百姓也许一辈子都盼不来改朝换代，而1620年，每个中国人却不得不先后接受三位皇帝的君临。
通常，专制制度下，人们对最高统治者的更迭，寄予特殊的希望，幻想借这样的机遇，万物更新———因为除了这种机遇，人们实在无法指望拥有别的令现实稍加改变的可能。而在1620年，人们不仅不可以做这种指望，相反等待他们的，乃是一种令人束手无策的灾难。
那第三个坐到龙床上的人，甚至自己都毫无准备。所谓毫无准备，并不仅仅因为一个月内连续死掉两位皇帝过于突然———更严峻的困境在于，从来没有人对第三位皇帝接替和履行其职务，做过任何铺垫。朱由校是在没有受过一星半点皇帝角色培训的情形下，即位为君的。祖父一生自私寡恩的连锁效应，和父亲流星一般的君主生涯，共同作用于这位十六岁男孩。当父亲匆匆揖别人世之际，朱由校甚至连太子都还不是，也不曾正式接受过任何教育，头上秃秃，胸无点墨，本朝历来没有一个皇帝如此，跟他相比，顽劣不堪的正德皇帝，也足可夸耀自己登极之前在各方面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按惯例，传位诏书应该就皇位继承人的德行品学表示嘉许。就连朱翊钧，也能够在遗诏中这样称赞朱常洛：“聪明仁孝，睿德夙成。”而朱由校从父亲遗诏中，只得到可怜而空洞的四个字：“茂质英姿”{25}，意思相当于“这孩子，长得蛮精神的”。向来虚浮的皇家文书，眼下竟也不知如何吹捧这位皇位继承人，因为他实在近乎一张白纸！
尽管如此，朱由校还是天经地义地走向龙床。1620年的中国，注定如此，只能如此。
沐猴而冠
也许，对一个新登基的皇帝不该使用这样的词汇，尤其在至今仍未走出对皇帝的习惯性敬畏心理的中国。
但是，我并未试图用这个词去贬低朱由校，或者谴责他，或者暗示不应该由他接替皇帝的位子。朱由校的继位，完全合法，那座金銮殿属于他，没有人比他的血统和资格更加纯正。
问题不在这里。
我此刻想到“沐猴而冠”这个词，是被它的幽默和喜剧色彩所打动。它描绘出一种最不和谐、最不相称、对彼此都颇为勉强苦恼的情形。在古人言，“冠”是一件极庄重、极尊严的事物，例如，脱离幼稚而成人要行冠礼，此前则只好称“弱冠之年”；孔子的高徒子路说“君子死，冠不免”{26}，认为如果是君子，死没什么，头上的冠是不能丢落的。然而，猴却是一切动物里，最不耐庄重与尊严的一员。把极庄重、极尊严的事实，加之于极不耐庄重与尊严的东西，这样的反差，已到极致；而且还“沐”而“冠”，先把猴子洗得干干净净，以便它看起来不那么邋遢。想出这词儿的，是太史公司马迁———他在《史记·项羽本纪》里说：“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也只有他这样的天才，才能在思想中凝聚如此透骨的幽默吧。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7)
朱由校生于万历三十三年，公历1605年。很遗憾，他不属猴。这年出生的人，属相是蛇，但由此可见，人的性格与其属相实无关系。从诸多方面看，朱由校更适宜属猴。他以贪玩著名，太监刘若愚亲自观察，给了他生性“不喜静坐”的描述{27}。他尤其喜欢上树掏鸟窝，一次树枝折断，掉下来，几乎遇险。他并非只是性格上有猴性，命运亦复如是。在做皇帝整个七年间，他基本被魏忠贤、客氏这对狗男女当猴耍，本人也极其配合、听话，任由摆布，以致连自己的老婆、孩子亦不保———非不能保，竟然是置之不保，完全不可理喻。
人与猴是近亲。人类学意义上，形貌若猴的“毛孩”，被称为“返祖现象”。我们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先生，虽非“毛孩”，却发生“返祖现象”。他的“返祖”，不是长出毛茸茸的脸蛋儿与四肢，而是精神上重返“至愚至昧”{28}的原始状态。
何出此言？说来无人肯信：17世纪20年代的“中国第一人”，几乎是个白丁！我们由礼科给事中亓诗教给朱翊钧的一道奏折得知，直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也即朱由校登基的前一年）三月，年已十五、作为皇太孙的他，自打从娘胎出来，迄今竟然未“授一书、识一字”！奏折原文是：
皇上【朱翊钧】御极之初，日讲不辍，经筵时御；为何因循至于今日，竟视东宫【朱常洛】如漫不相关之人？视东宫讲学如漠不切己之事？且不惟东宫也，皇长孙【朱由校】十有五岁矣，亦竟不使授一书、识一字。我祖宗朝有此家法否？
如非事实，丌诗教绝不敢这样理直气壮地提出来。况且还有旁证。《明史》载，早此六年，孙慎行（时任礼部右侍郎）也曾指出：“皇长孙九龄未就外傅。”{29}———即，朱由校已经九岁，却还从来没有给他请过老师。
朱由校糊涂到什么地步呢？简单来说：颠倒黑白，敌我不分，把坏人当好人，把好人当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