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着捏造而且死无对证的“汪文言口供”，阉党提出长达二十余人的有罪名单，赵南星、杨涟、左光斗等皆在其内。他们从中挑选最为切齿痛恨的六人———杨涟（前左副都御史）、左光斗（前左佥都御史）、魏大中（前吏科都给事中）、袁化中（前御史）、周朝瑞（前太仆少卿）、顾大章（前陕西副使）———派缇骑（锦衣卫）至各地捉拿，投入诏狱，分别栽赃三千两至四万两不等；赵南星等十五人则命各地方抚按提问、“追赃”。
吴中为东林发祥地，有一大批东林要人。故而，天启六年春，继杨、左之后，魏忠贤为使吴中东林要人落网，又专门炮制一案。手法与汪案如出一辙：造假。他们抓住了任苏杭织造的太监李实的一些把柄。据说吴地东林党人被逐还乡之后，有意效仿当年杨一清用张永除刘瑾故事，“用李实为张永，授以秘计”，事为魏忠贤所闻，威胁李实，命他以“空印白疏”———盖了苏杭织造官印的空白公文———为交换，然后由魏忠贤死党李永贞于“空印白疏”上构撰诬陷文字，呈奏朱由校，将苏、锡、常一带削职或落职在家的八位重要的东林党人逮捕归案。{142}以上只是一说，内幕则一直不明。实际上，东林党人不大可能与李实密谋，后者贪虐，屡与苏松巡抚周起元等东林党人相冲突。刘若愚说，崇祯元年七月初四，他被提出监，御前讯问，“只辨朱墨之压否何如”，即辨认文字是不是后写上去的，据此“乃止以墨迹盖朱，即指为永贞成案，永贞虽死，真正捏砌填写此本这人，尚漏网幸免扬扬于圣明之世也”{143}，语气相当存疑。
被批捕的吴地八位重要东林党人是：高攀龙（前左都御史）、周起元（前右佥都御史、苏松巡抚）、缪昌期（前左赞善）、周顺昌（前吏部文选员外郎）、周宗建（前御史）、黄尊素（前御史）、李应升（前御史）。他们的罪名是贪污———“诬起元为巡抚时乾没帑金十余万，日与攀龙辈往来讲学，因行居间”{144}———周起元贪污公款，并用于东林党人的活动与联络。上述八人，坐赃三千至十万不等，先后被投入诏狱；只有高攀龙在缇骑将至的前夜自沉园池，他在遗书中说：“臣虽削籍，旧属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则辱国矣。谨北面稽首，以效屈平【屈原】之遗。”{145}事后看，他的自杀，竟然幸免于炼狱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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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大逮捕，在各地都引起社会严重反弹，甚至激成民变。这是整个天启统治期间，中国唯一令人感动的时刻。
杨涟“在朝正直，居乡廉谨，天下共知”。因此，在其湖北老家，“一闻逮系，郡县震惊”，老百姓奔走相告，“欲夺涟而禁官旂”，城外“众集至数万，府道开谕【府、道两级政府发布公告】不能散”。最后，是杨涟亲自“带刑具出城”，以“恐累族诛”为由恳求父老乡亲，群众始散。等到杨涟押解上路之日，随囚车前来送行的，有上万人之多；老婆婆、卖菜的、盲人和乞丐“争持一钱以赠涟”，为助杨涟“完赃”略尽绵薄之力。各州县以及乡村，“为涟设醮祈祷生还者，至数百处”。连锦衣卫官兵，或出于感动，或示好民众，也出钱在关帝庙前为杨涟设醮。进入河南，情形一如湖北。“河南州邑，无不为涟请祷。”更有数以千计的人，自备资粮，把杨涟一直送到黄河岸边。{146}
周顺昌在故乡吴县极有声望，平时民间若有冤情，抑或事若涉及民众利益，他经常出面找有关当局陈诉，“以故士民德顺昌甚”，非常认可他。抓捕周顺昌的消息传开，一连数日，县城喧闹不止，街头到处是非正式*，为周鸣冤叫屈。到起解那天，数万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不期而至，向巡抚毛一鹭和巡按徐吉请命。素来飞扬跋扈的厂卫鹰犬，起初没把人们放在眼里，厉声呵斥：“东厂逮人，鼠辈安敢如此！”把镣铐狠狠扔在地下，气势汹汹地叫嚣：“犯人呢？犯人在哪儿？”走狗的气焰益发激怒民众，有人喊道：“我还以为是皇上抓人，原来是东厂这帮杂种！”一语甫毕，在场数万人“蜂拥大呼，势如山崩”，竟动起手来，打得厂卫鹰犬抱头鼠窜，当场打死一人，多人重伤。毛一鹭、徐吉吓得不敢吱声。直到较有民望的知府寇慎、知县陈文瑞“曲为解谕”，事态才渐渐平息。{147}另一说，现场大乱时，是周顺昌亲自劝解，加上巡抚、巡按被迫承诺，暂不押解周顺昌，“明晨出疏保留”，然后百姓亲眼看见将周顺昌安置在官署，方才作罢。第四天，趁夜半寂无人知，缇骑押着周顺昌偷偷乘一小舟，“如飞而去”。{148}逮捕周顺昌引发的*，令魏忠贤“大惧”，一度不敢再派缇骑出京。
左光斗、魏大中、周宗建等人的被捕，在各地均引致程度不同的骚动。
镇抚司诏狱，实为人间活地狱。里面的酷刑，除想象不到外，没有做不到的，种种惨毒，难以尽述。权以杨涟所受之刑为例，他被许显纯铁钉贯耳、土囊压身，毒打至“体无完肤”{149}，“死而复甦【苏】者数次”{150}。清初桐城派泰斗方苞，作为左光斗的同乡后辈，在名篇《左忠毅公逸事》中，记录史可法亲口对其父母讲述的当年潜入诏狱探望恩师左光斗，所目击的情形：“左公被炮烙……倚墙席地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
左光斗意识到，再这样下去，魏忠贤、许显纯一伙势必用酷刑直至把他们整死。他不甘心这样被了结，与他的同志们商议，是否屈承罪状，“冀下法司，得少缓死为后图”{151}。这是因为，自从朱棣以来，诏狱便是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秘密监狱，生杀予夺，一切可以不依程序，当犯人罪行被确定之后，才移交刑部等司法部门定罪。左光斗的建议，就是抱此一线希望，先逃脱许显纯毒手，再图后举。这提议，其他五人均表同意；他们当中一半人原先职务与司法有关，显然，是依据经验认为可行。他们的天真在于，面对穷凶极恶之魏党，仍然以为程序可以起作用。于是，“诸人俱自诬服”。
可是他们所期待的情形根本不曾发生，六人的认罪，让魏忠贤喜出望外，益觉立于不败之地，继续羁押六人于诏狱，并迅即转入“追赃”的下一阶段———“令显纯五日一追比，不下法司，诸人始悔失计”。追比，即给完赃规定日期，到期不完者用刑；五日一追比，就是以五天为一期限，不能如数缴款，到期用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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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东林党人，大多为官清廉，家境也很清寒。魏大中“宦游十载，家徒四壁”；周顺昌“出入京华，唯一肩行李；涉历宦途，止廿亩山田”；李应升“廉名远布，宦橐萧然”。{152}
杨涟更是家境“素贫”，所有家产充公，尚“不及千金”。他下狱之后，年迈老母流浪在外、寄宿谯楼，两个儿子以乞讨糊口和奉养祖母。“征赃令急”，杨涟根本拿不出钱来，“乡人竞出赀助之，下至卖菜佣亦为输助”{153}，仍是杯水车薪。根据许显纯的奏报，追比的成果不过是：七月八日追得三百五十余两，七月十三日追得四百余两{154}……而栽在杨涟名下的赃款数额是二万两！以此速度，最后完赃将追比多少次可想而知———他是断无活命之望的。
尤有甚者，朱由校感觉五日一追比还不过瘾，特命加重处罚，改为“逐日追比”。
杨涟等赃私狼藉，著逐日研刑【细致、深刻用刑】追比若干。著五日一回奏。待追赃完日，送刑部拟罪。{155}
这个朱由校，且不说作为一国之君，即便从任何日常为人的基本道义看，都可称狼心狗肺。他宠任客氏、魏忠贤等，驱逐朝中正人，甚至将杨、左等逮捕下狱，我们皆可置之不问；然而，他竟以“逐日追比”惨毒无比的方式对待杨、左，完全超出于“愚闇【暗】”之外，唯以天良丧尽可堪解释。当年，杨涟于“移宫案”中，为他帝位不保忧心如焚，日夜焦思，“六日须发尽白”{156}。这种光景，我们仅见于阻于昭关的伍子胥，所不同者，伍子胥乃为自己性命不保、家仇难报至此，杨涟却是为他矢志效忠的君主和国家如此。对这样的忠臣和恩人，朱由校竟然似欲食肉寝皮而后快，普天之下心肝烂掉的人，他可算头一个。
有此严旨，而杨、左又无法完赃，其毙于狱中的命运已然注定。在打无可打、打得已无人形之时，公元1625年，天启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深夜，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三人，被许显纯秘密处死于诏狱。杨涟时年五十四，左光斗五十一。人们见到他们的尸体时，血肉模糊，溃烂不可识，“尸供蝇蛆，身被重伤，仅以血溅旧衣，裹置棺内”{157}。
八月、九月，首批投入诏狱的“六君子”中余下的三位，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也先后遇害。
以吴中东林党代表人物为主的第二批遭*者，周起元、缪昌期、周顺昌、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于天启六年四月至九月间，同样在饱受酷刑之后，尽数毙于狱中。
另有前刑部右侍郎王之寀，以另案先期死于狱中。王是“三案”之第一案“梃击案”主要办案官员之一，时任刑部主事。他坚持事实，而事实对郑贵妃等极不利。当时，万历皇帝已有二十五年不曾露面，就因为王之寀就“梃击案”提出的证据相当有力，牵涉郑贵妃，才逼得朱翊钧二十五年后首次接见朝臣，亲自为郑贵妃辩解。此事轰动一时。后来，王在党争中遭到陷害，削职。天启朝初复出，战斗力不减，就“红丸”“移宫”案，猛烈攻击群小。天启五年，修《三朝要典》，列王之寀为“三案”罪首，“遂逮下诏狱，坐赃八千”{158}。
细思之，天启党祸，对明朝命运并无决定意义。党祸发生，诚然起到了助纣为虐之效；但设若不发生，谅亦无改国势颓坏之趋向。整个事件中，我们只发现一点积极因素，即民心向背，拘捕东林党人时，各地迸发出来的在古代难得一见的民间社会径直表达政治意愿的热情，十分可贵。倘使认识到民心可用，顺势而为，或可拯救国家于衰弱之中。然而，这近乎天方夜谭，以二百余年来朱明政权的极端黑暗和反动，顺民意求改革，当系世间最不可能发生之事。
朱由校、魏忠贤用骇人听闻的毒狱，将这政权的反人民本能，做了最后一次淋漓尽致、欲罢不能的宣泄。任何时候，回顾这段充斥了*、虐待和残忍的历史，中国人都将深感蒙羞。聊以欣慰的是，正义仍存人心，而东林党人的表现也显示了极其勇敢、刚强的英雄气概。时隔近四百年，捧读《左忠毅公逸事》那样的篇章，仍令人热血沸腾，肃然起敬。历来中国人文中的这种精神和情怀，应当视为民族宝贵财富加以搜蒐，世世传诵、哺育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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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特意将李应升下狱后写给其子李逊之（《三朝野记》作者）的遗书，恭录于后；其文平白，其情深挚，其心坦荡，读之可知正人君子如何处世：
付逊之儿手笔{159}
吾直言贾祸，自分一死以报朝廷，不复与汝相见，故书数言与告汝。汝长成之日，佩为韦弦，即吾不死之日也。
汝生于官舍，祖父母拱璧视汝，内外亲戚以贵公子待汝，衣鲜食甘，嗔喜任意，骄养既惯，不肯服布旧之衣，若长而弗改，必至穷饿。此宜俭以惜福，一也。
汝少所习见游宦赫奕，未见吾童生秀才时，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艰难支持之日也。又未见吾今日囚服逮及狱中，幽囚痛楚之状也。汝不尝胆以思，岂复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势不可凌。此宜谦以守身，二也。
祖父母爱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训汝，汝傲而弗亲，今吾不测，汝代吾为子，可不仰体祖父母之心乎？至于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亲，三也。
吾居官爱名节，未尝贪取肥家。今家中所存基业，皆祖父母苦苦积累。且吾此番销费大半。吾向有誓愿，兄弟三分，必不多取一亩、一粒。汝视伯如父，视寡婶如母，即有祖父母之命，毫不可多取，以负我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
汝既鲜兄弟，止一庶妹，当待以同胞，倘嫁中等贫家，须与妆田百亩。至庶妹母，奉事告年，当足其衣食，拨与赡田，收租以给之。内外出入，谨其防闲。此桑梓之义，五也。
汝资性不纯，吾失于教训，读书已迟，汝念吾辛苦，励志勤学。倘有上进之日，即先归养，若上进无望，须做一读书秀才，将吾所存诸稿、简籍，好好铨次。此文章一脉，六也。
吾苦生不得尽养，他日伺祖父母千百岁后，葬我于墓侧，不得远离。
尘埃落定
1627年9月３0日，旧历八月乙卯日，天启皇帝朱由校以二十三岁之龄和并非致命之绝症正常死亡。
真是罕有之怪事。这么年轻，也无人谋害，根据史料，死因只是上溯两年之前发生的溺水事件———当时乃是盛夏，他受惊之外居然受凉，并且健康状况就此崩溃，缓慢而不可逆转地走向死亡。他可能是有史以来身体抵抗力最差的小伙子，弱到让人无法理解，只能情不自禁地设想，必是天不佑彼，就像他所代表着的朱明王朝。
他死后两个多月，也即天启七年十一月，魏忠贤自杀。客氏入浣衣局后掠死。客魏两家均被抄家；魏忠贤侄魏良卿，客氏子候国兴、弟客光先伏诛、弃市，家属无少长皆斩。
大臣中爬至高位的阉党，只杀了一个人，崔呈秀。
阉党势力盘根错节，未能一遽而除。
崇祯元年上半年，魏忠贤扶植的内阁黄立极、张瑞图、施凤来等陆续被罢免。五月，毁《三朝要典》，销其版。崇祯二年三月，始定逆案，分处磔、斩立决、秋后处斩及充军、坐、徒、革职、闲住等罪名，计二百余人。而阉党人数，实远多于此。
拨乱反正过程中，令人唏嘘的一幕，是遇难诸臣后代奔走呼吁，以及他们揭露出来的凶残与黑暗。噩梦般的细节，见证、诠释了人妖颠倒、法度荡然、暗无天日的现实。
袁化中之子袁勋率先上书，拉开了遇难诸臣后代鸣冤的序幕。
几天后，黄尊素之子———未来的明清之际的思想巨人黄宗羲，上书崇祯皇帝，陈述蒙冤者的惨状，和冤案对一个家庭的毁灭：
迨下镇抚司打问……酷刑严拷，体无完肤……一日，狱卒告父曰：“内传今夜收汝命，汝有后事，可即书以遗寄。”臣父乃于三木囊头之时【“三木”是脖子、手、脚上都上木枷；“囊头”是把头用口袋套住】，北向叩头谢恩，从容赋诗一首，中有“正气长留海岳愁，浩然一往复何求”等语。自是，而臣父毙命于是夕矣。
诬坐赃银二千八百两，臣痛父血【父亲流血而痛在臣身】，比【等到】遍贷臣之乡商于京者【故乡在京城做买卖的商人】，并父之同年、门生，差足交赃将完【钱快要凑够时】，而杀机遂决矣。{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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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份倾述父冤的奏疏，可以想见其父黄尊素的遭际，对黄宗羲反君权的*思想的萌芽，起了很大作用。
杨涟之子杨之易，拿出了父亲在狱中被打得遍体脓血之时，蘸血所写绝笔书《枉死北镇抚司杨涟，绝笔书于狱神之前》。全文两千余字。杨涟自知必死，叩托于顾大章，万一得见天日呈于圣上。顾大章妥为藏匿，终于保留下来。
绝笔书将全部感受归纳为一句话：“公论与人心、天理俱不足凭。”杨涟讲述自己在狱中的情形：“一入都，侦逻满目，即发一揭【揭，揭帖、私揭等的简称，古代与公事有关的文书或信函】亦不可得，下情不通至于如此。打问之日，汪文言之死案絷，不容辩【意谓汪文言在案中死于拘禁，令人无从质辩】。血肉淋漓，生死倾【顷】刻，犹冀缓死杖下，见天有日，乃就本司不时追赃限之狠打【自己强忍酷刑，也从未想到自杀，为的是要等到拨云见日的一天】。此岂皇上如天之意、国家慎刑之典、祖宗待臣之礼，不过仇我者立追我性命耳！借封疆为题，追赃为由，使枉杀臣子之名归之皇上。”{161}
字字血，声声泪。
魏大中之子魏学漮、周顺昌之子周茂兰，也各上血书。魏学漮代表“惨死诸臣之子孙”，恳求崇祯皇帝准许将元凶魏忠贤、许显纯首级交与他们，献于“镇抚司牢穴前，呼其先人，哭痛浇奠”。{162}由于冤情似海，一时间，血书潮般涌来，以致崇祯不得不加以制止：“血书原非奏体，以后悉行禁止。”{163}
奸人就戮，阉党覆灭，忠正洗冤。在某种意义上，明代最暗无天日的一段历史或许可以说尘埃落定了。然而，事情本身虽然画上句号，它的影响却不曾终止。这样一种恶，投射于人心和社会的阴影，不会因为几个恶人受到惩罚而消失。表面上尘埃落定，内里的颓丧、不满和绝望，则留存于生活的每个细胞。
这就是新皇帝朱由检面临的根本性的悲剧局面。他精疲力竭以求重整朝纲，却发现从人民百姓到士大夫，没有人买账。最终看来，朱由检不过是试图以一人之力，去还晚近几代皇帝共同欠下的永远还不清的债。
他不明白事情是这样的，困惑、哀叹、愤怒、自怜。
他不知道，只有明朝灭亡，才是真正的尘埃落定。
这个皇帝不享福
历史，是一位喜欢恶作剧的老人。我们看到，至少自弘治皇帝之后，明朝百多年中，没有一个皇帝肯稍微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然而，在它行将完蛋之际，反而跑出来一位决心好好工作的皇帝。
人们历来都把崇祯皇帝视为悲情人物。除了亡国、吊死的下场，许多人还替他抱一些不平，嗟叹此人勤勤恳恳，一生操劳，却不得好报。只因人们久已习惯了皇帝的淫逸，一旦偶尔有个将身心扑在国事上的，大家好像反而于心不忍，觉得这样当皇帝，有点亏。
不管怎么样吧，崇祯皇帝———朱由检———真的是没享过一天的福。他的不享福，与老祖宗朱元璋宵衣旰食那种简单的勤政生涯不同。除了身体的忙碌，朱由检苦在精神和内心。登基前后担惊受怕；做皇帝一十七年，朝野内外，危机四起，一团乱麻，他左支右绌，疲于应付，吃不香、睡不安；末了，死都死得不轻松，国破家亡，带着耻辱和锥心之痛，吊死。
那张龙床对于他，真可谓如坐针毡。
光宗朱常洛生子不少，一共七个，活下来的却只有两个。一个是朱由校，另一个就是朱由检。
朱由检排行老五，万历三十八年（1610）十二月生。母亲刘氏，生朱由检那年，十八岁。朱常洛这个人跟他父亲朱翊钧是一丘之貉，都很薄情寡恩。刘氏十八岁替他生了儿子，他待人家却很不好，刘氏极为抑郁，万历四十二年（1614）死掉，只有二十二岁，正是花季妙龄。
朱由检四岁失去母亲，朱常洛把他交给西李———就是“移宫案”中那个赖在乾清宫不走的李选侍。那时有两个李选侍，为了区别，人们分别把她们叫作西李、东李。西李是一个刁蛮的女人，却为朱常洛所喜欢。东李人很好，后来，朱由校继位，请东李承担抚育五弟由检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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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五年，朱由校的母亲王氏也悲病交加死掉，朱常洛又把他也送到西李宫中。这样，兄弟俩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当时，朱由校已经十四岁，朱由检九岁。
西李的颐指气使，朱由校后来忘得一干二净，反过来跟客魏一道，*把自己从西李手中解救出来的杨、左等人。但朱由检不曾忘记。
“至泰昌元年九月内移宫后”，刚登基的朱由校降旨，朱由检“改托光庙选侍东李老娘娘，即曾封庄妃者看视”。东李的庄妃封号，是朱由校给的，朱常洛不曾封她为妃。
这是朱由检一生中比较幸运的事。东李，也就是现在的庄妃，性格“仁慈宽俭”。逐字地讲，就是心地善良、有母性、待人宽和、生活朴素。她给了朱由检很好的照顾，“爱护关切，胜于亲生者也”。在给予母爱的同时，也把比较端正的人品传授给朱由检。
但是，一般狗眼看人的势利之人，却并不尊重她。负责服侍庄妃的太监头目叫徐应元，是魏忠贤的铁哥儿们，赌友兼嫖友。他眼里没有庄妃。“应元既倚逆贤，借势骄蹇，每叩见时，或扬扬自得，或笞詈左右，无所忌。”庄妃是个内向的人，受了气全咽在肚子里，“谨重寡言，负气愤郁，竟致病薨”。死于哪一年，不详，当在天启二年以后。
朱由检从小丧母，在西李宫中度过一段无人疼爱的时光，好不容易在庄妃这里重新找回母爱，却又很快失去，痛苦可想而知。庄妃之薨，令他极“哀痛”，“未忍视慈母异生母也”，亦即，在他心中，庄妃跟亲生母亲一般无二。而是谁害得慈母过早逝去，他一清二楚。所以，朱由检与魏阉之流之间，是有深仇的。{164}
天启二年，朱由检封信王，但一直住在宫里，直到天启六年，才迁信王府。天启七年，朱由检十七岁，选城南兵马副指挥周奎之女为王妃，即后来的周皇后。
以前人生冷清孤寂的处境，养成了他谨慎多疑的心理。他很难信任人，小小年纪就懂得防范别人，用疑惧的眼光看世界。这不能怪他。那种经历与环境，谁都不可能发展出豁达敞亮的性格。他做信王时就很有心眼儿，“虑左右侍从半是逆贤之党，倘被逆贤所知，或致猜防忌，畏殊未便”。身边的徐应元“每倚逆焰，屡恣肆不谨，今上【朱由检】久优容之，或改颜假借之，纤毫圭角不露也，圣度之用晦委蛇如此”{165}。
他尽力保护自己。“帝初虑不为忠贤所容，深自韬晦，常称病不朝。”{166}远离政治，也就是远离祸害。
但皇兄病重之际，他是躲不过了。天启七年八月十一日，朱由校传召朱由检。弟弟入内，见哥哥倚靠在床上，投来深深的注视。
熹宗凭榻顾帝曰：“来！吾弟当为尧舜。”
帝惧不敢应，良久奏曰：“臣死罪！陛下为此言，臣应万死。”
熹宗慰剋至再，又曰：“善视中宫。魏忠贤可任也。”
帝益惧，而与忠贤相劳，若语甚温。求出。{167}
这就是朱由校传位于朱由检的那一刻。恐惧，不是装出来的；眼前每一个人———从哥哥到魏忠贤———以及他们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脸上浮现的任何细微的表情，都必须非常准确仔细地辨别和了解。
十天后，终于传来朱由校的死讯。魏忠贤派他的心腹太监涂文辅，到信王邸迎接朱由检入宫。有人如此形容这一时刻：“烈皇昔由藩邸入继大统，毒雾迷空，荆棘遍地，以孑身出入刀锋剑芒之中。”{168}据说，入宫前，朱由检从自己家中悄悄藏了一些吃的在袖中，“不敢食宫中物”；当晚，“秉烛独坐”，一夜未睡，以防被害。{169}
以当时情势，戒备、担心、紧张，可以理解。但也见出朱由检多疑、心事过重的性格。后来，在十七年的执政生涯中，这种性格，坏了不少事，甚至是他走向毁灭的根由。
对于解决魏忠贤，他的处置还算有力。登基后，表面上仍优容客、魏，暗中将内廷要害处，慢慢换上从信王府带来的人，魏的亲信如李朝钦、裴有声、谭敬等，一一准其辞休，所谓“逆贤羽翼，剪除一空，复遣散内丁，方始谪逐逆贤”{170}。不过，这也谈不上像有人惊颂的“天纵英武”、“聪明睿智”。所用手法，老生常谈。关键是魏忠贤缺乏勇气，心存侥幸，紧要关头为其“小人物”本质所主宰，傻性复发，而选择坐以待毙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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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朝中阉党分子，也用类似办法，潜移默夺，先削其势，解除他们的职务，再于崇祯二年定逆案。
过去几任皇帝失政，缘自认识昏聩，甚至反动。朱由检的认识不成问题，知道何为是，何为非，而非将是非颠倒。单单这一点，他可谓百余年来明朝唯一不曾猪油蒙心的皇帝。
解决魏忠贤的当月，他指示兵部：“朕今于各镇守内臣概撤，一切相度机宜，约束吏士，无事修备，有事却敌，俱听经督【经略和督师】便宜调度，无复委任不专，体统相轧，以藉其口。各内官速驰驿回京。”{171}这是大动作。镇守制度，是永乐以来依靠宦官、重用宦官政策的主要体现，是明朝的一个祸根。
过了几天，朱由检指示户部停止苏杭织造。“朕不忍以衣被组绣之工，重困此一方之民。稍加轸念，用示宽仁。”{172}这也是大动作。苏杭织造，绝不仅仅是做几件衣服的事；历来，为着几件衣服，蠹虫们盘剥敲诈、作威作福，压得东南之民喘不过气来。
朱由检指示吏部，立即着手进行政治*：“诏狱游魂，犹然郁锢，含冤未伸。着该部院、九卿科道，将已【以】前斥害诸臣，从公酌议，采择官评。有非法禁毙，情最可悯者，应褒赠即与褒赠，应恤荫即与恤荫；其削夺牵连者，应复官即与复官，应起用即与起用；有身故捏赃难结、家属波累羁囚者，应开释即与开释。”{173}态度非常鲜明，要求非常明确，考虑也很周全：对牵涉到的每一个人，重新甄别，给出官方鉴定。该恢复名誉的恢复名誉，该抚恤的给予抚恤，被错误解职的回到原工作岗位，含冤致死而身背赃务的一律解除，其家属在押者，一律释放。
如果崇祯早生几十年，在那种时候做皇帝，也搞这么几下子，绝对是鹤立鸡群，绝对可以作为一个有作为、不平凡的皇帝留诸史册。可惜，明朝到了1627年这样的时候，这一切不顶用了，历史对于朱由检提出的要求，远多于此，也远苛于此。搁在往常，这么勇于破除陋政，已属难得；但现在，他不单要能破，更要能立，国家千疮百孔，危在旦夕，必须拿出办法来。在“破”的方面，崇祯做得不错，然而对于“立”，他却拿不出什么办法。
就主观言，他确实努力了。他曾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屡召平台，时厪【勤字的古体】商确【榷】，期振惰窳【羸弱、懒惰、空洞等状态】……衷靖【《方言》：“靖，思也。”《字林》：“靖，审也。”衷靖，意谓自己由衷的想法】共尔位【诸臣】一洗欺玩颓靡之习，共收奋膺熙绩之功。”{174}这是事实，不是自吹自擂。里面提到的“屡召平台”，指皇帝亲自接见群臣，处理日常政务。这种情形，自武宗起六代天子，基本消失，朱由检不单把它恢复，并且一直坚持下来。他郑重承诺，除酷暑奇寒等过于恶劣的天气以外，“朕当时御文华殿，一切章奏，与辅臣面加参详，分别可否，务求至当”。
他打算面对现实，动员群臣一齐来找出弊端，甚至他本人就是现实的最激烈的批评家。崇祯四年，他借遭遇旱灾为题，敦促举朝反思，一口气列举了十一种严重歪风：一、臣下“事多蒙蔽”，不讲真话；二、“用人不当”，有才干、有能力者不能进用；三、“任事者推诿不前”，尸位素餐，得过且过，明哲保身；四、“刑罚失中，而狱底多冤”，司法*；五、“墨吏纵横，而小民失所”，基层官吏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六、“遵、永之援军，扰害土著”，派往遵化、永平前线的军队，扰害民众；七、“秦、晋之征夫，妄戮无辜”，在山陕两地征夫过程中，擅杀人民；八、“言官之参论，修怨徇私”，负责纠察政纪的官员，不秉公行使职权，而掺杂个人目的；九、“抚按之举劾，视贿为准”，地方要员根据贿赂，来决定对于属下的荐举或参劾；十、“省、直之召买，暗派穷黎”，各省及南北直隶，把徭赋的负担主要加之于穷人；十一、“边塞之民膏，多充私囊”，国家用于边防军事的粮饷，被大量私吞。{175}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41)
他对局面如此之坏的理解，落在吏治这一点上。他要以吏治为纲，纲举目张。
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经正德、嘉靖、万历、天启四朝，毁得最彻底的就是“士”这个阶层。信仰全丧，操守和职业道德也跟着土崩瓦解。大家全在坑蒙拐骗、损公肥私。
然而，崇祯虽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却拿不出解决的办法。
简单讲，此时的明朝就像一家即将倒闭的公司：朝廷与官员之间，就好比雇主和雇员之间失去了信任，原来双方订立并且要彼此信守的契约被破坏了，循规蹈矩、认真负责、勤恳工作的雇员，一个接一个倒霉，而耍刁使滑、胡作非为、中饱私囊的雇员，反而被欣赏和提拔，给予各种实际好处甚至荣誉。所以，如今每一个雇员都明白过来应该怎么办，不再遵守契约，也不再相信他们的雇主。
崇祯的做法，无非是重申朝廷与官员之间的契约，并要后者相信他这个主子跟前面几位是完全不同的。而对官吏们来说，他们根本不可能再相信朱家，除非彻底换一个新的雇主。
以前的士大夫对于朱家，心中存着“效忠”二字；而今他们脑子里只有“博弈”意识，即大家都在玩一场游戏，你玩我，我也玩你，互相玩，就看谁玩得过谁。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天未明，时李自成军已攻入皇城，鸣钟集百官，竟无至者。朱由检登煤山，自缢；死前于袍服上大书：“无伤百姓一人！”
一个比较理想主义、比较有激情的皇帝，碰上了一群不再相信理想主义、不再有激情的士大夫，事情就比较搞笑了。
崇祯的见地不能达致这一层，所以感到气愤：我这个皇帝，够正派，够勤奋，够负责，够辛苦吧？你们上哪儿找这么好的皇帝？为什么还不振作，还不兢兢业业，还不积极进取、奋发有为？没有好皇帝，你们抱怨；有了好皇帝，你们却也并不珍惜……他很替自己不平，而益发厌恶“深负君恩”的臣子，久而久之，就有“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激越之语。
孟森先生对此语尤不以为然，讥问：“孰知用此亡国之臣者即凿然亡国之君也？”{176}这责难，在逻辑上肯定是成立的。然若仅仅以此逻辑回答一切，又未免偏颇。整个崇祯时期，锐意进取之君与病入膏肓、难挽颓势的现实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是一对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它们彼此牵制、互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死结的方式纠缠起来，一道把明王朝绞死在一棵歪脖子树上。
我们现在就不妨看一看，在何意义上“臣皆亡国之臣”算得上有感而发，而“君非亡国之君”云云，却在何意义上并非事实。
君臣之间
政风劣坏，人们往往以“*”二字言之。但细察其情，*也是有分别的，不能一概而论。
有一种*，钻制度与法律的空子，以权谋私。这类现象，任何朝代都有，无法根除，或者索性可以认为———权力必然伴生*，唯程度不同而已。制度比较严密、监管比较有效，就轻一些，反之就重一些。总之，这种*虽同属可恨，但我们无奈，却只能以“正常”理解之，除非权力本身这东西，人类可以消灭之。
还有一种*，已不仅仅是偷偷摸摸钻空子，简直成了与制度和法律分庭抗礼的另一套规则、尺度。制度、法律，名义上虽在，却已形同虚设，社会的真正运行不能按照公开的合法的准则，而非得按照*的准则，不然就不能运转，就简直无法办任何事。这种*一旦发生，社会必已到崩溃边缘，因为在它背后，是人心的彻底涣散，社会没有任何公信，完全返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动物状态，显示了“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普遍而强烈的预感。
对现代中国人来说，第二种*是怎样的，他们有绝好的参照，即1949年国民党政权从大陆败逃之前两三年那种情形。
明朝末代皇帝，所面临的也是一模一样的局面。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42)
李清，在崇祯年间中进士，并开始做官，历刑、吏、工三科给事中，官场见闻极广。明亡后隐居，将所历者记于著述，因为曾任职三科，故名《三垣笔记》（垣，古时也是官署的代称）。明末政坛的*，究竟到什么地步，翻翻此书，大致可以明白。
内有一条，记锦衣卫头目吴孟明，“缓于害人，而急于得贿”。其子吴邦辅“尤甚”，“每缉获州县送礼单，必故泄其名，沿门索赂，赂饱乃止”。东厂情形亦复如此。李清举了一个例子，说某知县送给翰林院编修胡守恒二十两银子，求他写一篇文章，胡守恒的钱还没拿到手，仅仅事为东厂所闻，“亦索千金方已”。
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有这样几点：一、锦衣卫、东厂是当时两大刑侦部门，竟然完全变成敲诈搞钱的工具，而谁都晓得，司法*（执法违法）乃是最可怕的*；二、事情的背景，应该是崇祯狠抓吏治，展开清查贪官污吏的行动，然而连这样一个行动本身都变成了*的一部分，时事糜烂到何等地步可想而知；三、吴孟明及其儿子“故泄其名，沿门索赂，赂饱乃止”的做法，令人目瞪口呆，但同时这做法的背后，也确实是以大量*现象为支撑，“缉获州县送礼单”即为明证，可见从中央到地方，统统烂掉，大家无非是在黑吃黑。
很黑暗吗？且慢，仅仅索贿受贿还不算什么，更有甚者，不是什么人都能让当权者接受你的贿赂，这钱送得出、送不出，还得有门路。当时有个叫吴昌时的礼部郎官，专门充当行受贿赂者的中间人，出了名，所有被查出问题的官员，都走他的门路，“必托昌时以数千金往方免”。而姓吴的，自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亦扬扬居功”。这是李清亲眼所见。
是不是只有东窗事发、大祸临头的人，才行此龌龊之事？非也。权钱交易，渗透到官场的每个细胞。每年政绩考核之时，便是权钱交易的旺季，因为考核的结果与晋职或改迁直接相关，想高升的，或想换个肥差的，此时就全靠金钱开路。李清说：“予同乡数人，转易如流，问其故，皆以贿之增减为升降耳”。谁说金钱万能是资本主义特产？封建主义下，金钱也万能嘛。
工作中的棘手问题，同样靠钱摆平。崇祯即位以后，对赋税抓得很紧，给各地方定下额度，但这额度又很有些想当然，不容易完成。不完成，休说升官不可能，还得停发工资和降级，据说有“住俸数十次，降至八十余级者”。如此，计将安出？还得靠孔方兄出面。“时户部【财政部】堂司皆穷于磨对，惟书手为政，若得贿，便挪前推后，指未完作已完，不则【不然】已完亦未完也。故一时谣言有‘未去朝天子，先来谒书手’之诮。”书手，也即文书，负责编抄的刀笔小吏。地位虽卑微，但在这件事上意外地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他们的所为，说白了就是做假账，现代社会的*分子也很用得着这种人。
上述种种，尚为可想象之*。李清另外所记的某些情况，完全匪夷所思，若非白纸黑字、有名有姓地记录下来，谁都无从设想那样的情节。
崇祯十一年三月，清兵深入关内，围困北京，明廷几乎覆亡，只因这一次清人似乎尚未做好取而代之的准备，仅饱掠而去。前后数月内，明军从无还手之力，而当清兵退却之时，却有人以为其机可趁，借此发一笔国难财。有个太监叫孙茂霖，朱由检给他的命令是不要放跑敌人（“严旨令无纵出口”）———这也很扯淡，人家根本不是失败逃跑，是主动退却，何谈一个“纵”字？———但更绝的是孙茂霖的做法，他领着人马，在长城关口布置好，等北退的清兵到来，先向他们要钱，“孙及部下皆得重贿，凡一人出，率予五两，乃不发炮而俾之逸”。拿买路钱，就放行，否则，开炮。当时清兵在中原劫掠数月，满载而归，而且本来不准备打了，已“无必死心”，每人掏五两银子，小意思。于是，孙茂霖居然得逞。这件事被揭露以后，朱由检极为震怒。不要说朱由检震怒，就是时隔四百年的我们，听到这等事，也彻底目瞪口呆。人一旦疯狂到只想捞一把，看来就必定是天良丧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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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故事，令人哭笑不得。翰林院庶吉士郑鄤被参下狱之后，李清跟郑的同乡、御史王章谈起此事，王言语间极为鄙夷，李清于是问：“孙尚书（礼部尚书孙慎行）可谓你们家乡的正人君子吧，何以他老先生会那么欣赏郑鄤呢？”王章叹气道：“孙大人爱读书，但他身边的人，全都拿了郑鄤的贿赂，每次孙大人正看什么书，准有人飞速报知，过了几日，郑前来拜谒，孙大人一谈起所读之书，郑无不口诵如流，让孙大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历来行贿，要么为了升官，要么为了枉法，要么为了发财。为了解别人读什么书而行贿，真是头一遭听说。这个故事也许不值得扼腕，却足够让人大开眼界———连孙慎行喜欢读书这么微不足道的细节，都引得“左右数人莫不饱鄤贿”，崇祯时代的政坛还能有一处干净地方吗？
明末政治的涣散，并不止乎*一端。办事不力、不堪用命、敷衍塞责、虚与委蛇，是普遍状况。即便没有*到那样的地步，以当时士大夫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明朝离亡国亦已不远。
崇祯图谋振兴的抱负，很快受到这种现实的沉重打击。他好几次怒不可遏地当面斥责大臣：
你们每每上疏求举行召对文华商榷，犹然事事如故，召对俱属虚文，何曾做得一件实事来！
朕自即位以来，孜孜以求，以为卿等当有嘉谋奇策，召对商榷时，朕有未及周知者，悉以入告。乃俱推诿不知，朕又何从知之？{177}
这些批评，一针见血。一则，正德、嘉靖、万历、天启四朝，所有皇帝基本都不理朝政，凡事潦草，廷臣难见帝君一面，即有奏对，也多为虚套，一百多年不曾认真研究问题、处理问题，大小臣工早已养成大而化之、马虎含糊的习惯。二则，科举取士本身，就是从虚文浮礼中选拔人，满嘴子曰诗云，实际的经世治国才干原非所学所长，当着承平之世，这种弊端不大显得出来，一到多事之秋、国家急需用人之际，士大夫拙于实干的本质，立即彰然。
关于科举误国，我们可能以为那个时候的人认识不到，非等19世纪洋枪洋炮把西方文明打到中国来，才认识到。其实不然，明朝人不单有此认识，而且认识之精准根本不逊于鸦片战争之后。崇祯九年，有个名叫陈启新的武举，上书论“三大病根”，列为头条的即为“以科目取人”。他是这么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