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到朱元璋的成功处，是较诸元末乱世诸豪强他能礼贤下士，吸纳和信用读书人，比较好地解决了知识分子问题。这是他的英明处，到底他是一个识大体的人，知道知识分子不用不行，不用不能成大事。然而，这仅是他同知识分子关系的一个侧面，而完整地看，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方面为我所用，另一方面深为防范，甚至怀有天生的疑惧。
这就又说到他作为皇帝的那个特殊性：泥腿子皇帝。由赤贫一跃登上大宝，贵之已极，但社会身份和地位的这种天翻地覆，并未将先前低微的文化身份和地位同时抹去。他虽一直很努力，恶补文化，从目不识丁到能写能读，已相当不易，不过与幼读诗书的知识分子比，他对文化的掌握仅属皮毛，“门外汉”的感觉大约是难免的。他对打仗很在行，对权力斗争也很在行，在这两方面他有充分自信，且不惧任何人；可一旦遇到文化、语言一类事，他就发怵，觉得里面道道太多，曲里拐弯，稍不留神就会中招儿。事实上，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曾吃过不少亏，有的还近乎耻辱———其中自有故事。
焦竑《玉堂丛语》载：
国初，郊祝文有“予”、“我”字，上怒，将罪作者。桂彦良进曰：“汤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将我飨。’儒生泥古不通，烦上谴呵。”众得释。{32}
草莽之雄朱元璋 草莽之雄朱元璋(19)
同一事，《明史》亦有记载：
七年冬至，词臣撰南郊祝文用“予”、“我”字。帝以为不敬。彦良曰：“成汤祭上帝曰‘予小子履’；武王祀文王之诗曰“‘我将我享’。古有此言。”帝色霁【雨云收散谓霁，比喻开颜】曰：“正字【桂彦良，官“太子正字”】言是也。”{33}
那时，每岁都要在专门日子里在圜丘举行祭天地大典，其间有祝文，而这种文字是由文臣负责起草，因为祭典的主角是皇帝，祝文自然要依皇帝的口吻来写。结果朱元璋发现，祝文里面居然有“予”、“我”这样的称呼，而不用皇帝自称时专用的“朕”，这岂非大不敬？于是大怒，就要降罪祝文的起草人。这时，他的文字秘书桂彦良赶紧过来悄悄解释：作者这么写，系用古典……原来，朱元璋这个大老粗，丝毫不知皇帝称“朕”，迟至秦始皇时代才发明，而最早在汤武时代，古王也是以“予”、“我”自称的。他白白闹了笑话，却又发作不得，一定很窝囊，好在贴身秘书及时提醒、遮掩，总算没有当众露怯。
另一件事则更令他蒙羞。
黄溥《闲中今古录》载，洪武初年，朱元璋决定以后的政策向知识分子倾斜，并说“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这自是高明之见，但却引起那些跟他打天下的武人的不满：
诸勋臣不平，上【朱元璋】语以故曰：“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诸勋进曰：“此固然，但此辈善讥讪，初不自觉。且如张九四原礼文儒，及请其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句，彼安知之？”上由是览天下所进表笺，而祸起矣。
这回，他当着别人面，结结实实地出了一个大洋相。内中，“张九四”即张士诚，当年朱元璋的死对头。此人出身我们前面说过，也是起于底层的鄙夫，原来连个大名儿都没有，发迹后专门请文化人替他新起的，而改叫“张士诚”。眼下，那位进谗者吃准了朱皇帝文化素养有限，料定他不知道《孟子》里有“士，诚小人也”这么一句，故意下了一个套。朱元璋果然冒冒失失脱口赞道“此名甚美”，结果对方早等着呢，将这名字出处和盘托出，还加上一句“彼安知之”。这个“彼”明里指张士诚，暗中讽刺的岂不正是朱元璋？朱元璋这个跟头栽得可不轻，他原来在文化上就自卑，此刻本来以为简简单单的“士诚”两字，无甚费解处，不料却寄寓了这样一个典故，而且里面包含了那样“险恶”的用心。自己一头撞上去，热脸贴了个冷屁股。这番羞辱非同小可，足令他记一辈子———看来，读书人肚里的弯弯绕确实多，一字一句都可能包藏蛇蝎心肠———所以黄溥叙罢此事，归纳道：从此朱元璋就以猜忌的眼光对待天下所进表笺，“上由是览天下所进表笺，而祸起矣”。
这段情节虽只见于稗史笔记，但我倒觉得和人物、历史都特别丝丝入扣。首先，那件事出在别人身上也就罢了，出在张士诚身上，尤易使朱元璋有“物伤其类”之感，他们虽是对头，可一旦摆到文化人面前，却一样是苦出身，一样会因肚皮里没墨水儿而随便受人戏耍———这一定是他最强烈的感受。其次，这件事绝就绝在它的方式上，文化人靠什么暗算了张士诚呢？语言和文字。透过此事，朱元璋明明白白认识到，千百年来由一代代文化人共同打造的话语体系，是一座隐喻和象征的迷宫。你看，孟子的那句话，可以句读为“士，诚小人也”，但稍改变一下，却被句读成“士诚，小人也”，来达到他们损人牙眼的目的。可见语言和文字，确是一柄杀人而不见血的刀！
这个故事的可靠，在于朱元璋一生屡兴文字狱，一多半建立在咬文嚼字、胡乱猜谜的基础上，都是抠字眼抠出来的文祸。他变得对文字高度警觉，疑神疑鬼，以致到神经质的地步。《朝野异闻录》载：
当时以嫌疑见法者，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内有“作则垂宪”句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长寿表》，以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句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作《贺冬表》，以表内有“仪则天下”句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旦贺表》，以表内有“建中作则”句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以表内有“睿性生知”句诛。澧【沣】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以表内有“圣德作则”句诛。陈州府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表内有“寿域千秋”句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表内有“遥瞻帝扉”句诛。祥符县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以表内有“取法象魏”句诛。台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官赐宴笺》，以笺内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句诛。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表内有“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句诛。盖以“则”音嫌于‘贼”也，“生知”嫌于“僧智”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发髡”也，“有道”嫌于“有盗”也，“式君父”嫌于“弑君父”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
草莽之雄朱元璋 草莽之雄朱元璋(20)
有几个未作解释的，我们依朱元璋的心理去揣测：“寿域”是否有嫌于“*”？“取法”是否有嫌于“去发”？总之，不出此类意思。
《闲中古今录》亦载：
杭州教授徐一夔撰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同“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
这些都毫无道理，就像当今世俗之辈以“4”意会“死”、以“8”意会“发”一样，其实正好暴露了朱元璋无知少文的素质。不巧的是，这样一个人恰好是皇帝，就活该当时的读书人倒霉。读书人墨水儿喝得多，就喜欢“拽辞儿”；平常“拽辞儿”是雅事，这个节骨眼儿上偏偏就拽出大祸来。而且什么时候得罪，预先根本无法料知，因为那位特定的读者，完全非理性，天晓得他脑子里对一个语词会生出何种联想！
应该说，朱元璋在教育子孙时，并不讳言自己出身穷苦、早年生活窘迫这些事实，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流露出一种自豪。但以上文人所犯之忌，恰恰又全是由于朱元璋认为他们在影射他的过去。这似乎是很矛盾的现象。换言之，那些往事，他自己说得，别人说不得；由他自己道来是一种滋味，而经文化人道来就是另一种滋味。看来，最终还要归结到他在文化上的自卑心理，这心理转而导致他对知识分子怀有根深蒂固的猜忌，觉得这类人总是居心叵测，话里有话，专门借语言占便宜、使绊子。朱元璋实际上患了“语言恐惧症”。
人就是如此被生活不可抗拒地书写。尽管他现在君临天下、广有四海、统驭万民，但生活经历还是把他某一方面的自我感受定格在从前，使他到死在这个方面都高大不起来，而永远卑微。他的每一次文字狱，他每一次疑神疑鬼，都在诉说着这可怜而弱小的自我。
虽然专制乃极权与生俱来和普遍之禀赋，而透过朱元璋，我们却进一步发现，如果这制度的意志由一个文化身份低微者来掌握，那么，它反理性的特质甚至可以越过政治、思想、伦理这些显性的一般社会内容，而直抵隐喻的世界；亦即，不光人们明确表达出来的思想将被限制，即便抽象的精神趣味，比如对语言的修辞、使用和选择怎样的字眼这类最低限度的个体精神自由，亦在干涉之列———它们必须适合*者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一旦跨出这限度，后者就毫不犹豫地用暴力加以制止。
顺此逻辑，朱元璋的猜忌对象“合理”地从表笺一类公文扩散到文学创作，从个别字词的“不敬语”扩散到一篇诗文的主题与立意，从修辞的技巧层面扩散到作者的思想倾向和意识形态。
《国初事迹》载：
佥事陈养浩作诗云：“城南有嫠【寡妇曰嫠】妇，夜夜哭征夫。”太祖知之，以其伤时。取到湖广，投之于水。
旷夫怨妇，古诗历来最寻常的传统主题，不知被诗人吟咏了多少年，从不曾出事，这个陈养浩无非蹈故袭常，却落得个溺死的下场。
有两个和尚，一个叫守仁，一个叫德祥，喜欢作诗，也惹祸上身：
一初【守仁字】题翡翠【这里是鸟名，不是宝石】云：“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好处栖。”止庵【德祥字】有夏日西园诗：“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池塘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未得长。欲净身心频扫地，爱开窗户不烧香。晚风只有溪南柳，又畏蝉声闹夕阳。”皆为太祖见之，谓守仁曰：“汝不欲仕我，谓我法网密耶？”谓德祥曰：“汝诗热时无处乘凉，以我刑法太严耶？又谓六月由浅，三年未长，谓我立国规模浅而不能与礼乐耶？频扫地，不烧香，是言我恐人议而肆杀，都不肯为善耶？”留罪之而不善终。{34}
其实稍解诗趣的人都看得出，守仁诗是要说一种禅意，德祥诗表达的却是对自己心性修行未纯的省思；经朱元璋一读，则全部读成政治。
草莽之雄朱元璋 草莽之雄朱元璋(21)
某寺庙壁间不知何人一时兴起，题诗其上，被朱元璋看到，竟将全寺僧人杀光：
太祖私游一寺，见壁间有题布袋佛诗曰：“大千世界活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也何妨！”因尽诛寺僧。{35}
布袋佛，即那位笑口常开、大肚能容天下事的弥勒佛，几乎每座中国寺庙都能见着他那令人忘忧心情舒朗的形象，深合中国人对于达观哲学的追求，但到朱元璋这里，也变成对时政的讥刺。
最奇的，是高僧来复的遭遇。这位江西和尚，应召入京建*。其间朱元璋赐宴，来复也是多事，席间呈诗一首作为谢恩。诗云：“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迭滥承上天赐，自惭无德颂陶唐。”这诗不献还罢，一献，小命丢掉了：
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36}
这可真是冤哉冤哉！来复和尚明明拍马屁，说朱元璋赐以异国上天的美食玉液，款待自己这么一个“无德之人”，他只有倾心献上对圣明君上的歌颂之辞……这些意思，倘他不用诗的形式来说，断不会招祸，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酸溜溜地写成诗，那朱元璋已经习惯成自然，一见你来“雅”的，他就犯嘀咕———这狗娘养的大概又绕着弯儿骂我哩，“遂斩之”。
有时，引用古诗，竟然也丢性命。洪武二十六年的状元张信，被朱元璋任命为皇家教师。教学内容自然包括习字。这天，张信从杜甫诗集中取四句，书成字帖，命学生临摹。老杜史称“诗圣”，他的句式历来被认为是最讲究、最精炼，也最工整，深受历代文人景仰，张信大约也是对杜诗心慕手追的一个，所以很自然地将他喜欢的一首杜诗写下来作为字帖。那确是好诗：
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檐。地晴丝冉冉，江白草纤纤。
此诗对仗极工，意象独绝，兼得瘦劲与空灵之妙，诗家评为“语不接而语接”。张信少年得志，二十岁做了状元，正是一帆风顺之际，他对此诗的喜欢一定是纯唯美的，而其中的忧患滋味恐怕未必领会得。但朱元璋却足够敏感，一下嗅出杜诗中的苦难气息：
太祖大怒曰：“堂堂天朝，何讥诮如此？”腰斩以徇【警示】经生【儒生】。{37}
张信并非唯一死于腰斩这一酷刑之下的文人，还有一个受害者，名气远比他大，此人就是明初文坛“四杰”之一的高启。《明史》记其事曰：
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怀恨】之未发也。及归，居青丘，授书自给。知府魏观为移其家郡中，旦夕延见，甚欢。观以改修府治，获谴。帝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年三十有九。{38}
“观以改修府治，获谴”，指苏州知府魏观以原张士诚王宫旧址重建“市府大厦”，这行为本身就有引火烧身之意，很愚蠢，偏偏高启凑热闹写了一篇《上梁文》（盖房子上屋梁的祝文），内有“龙蟠虎踞”之语。这还了得？除了真命天子，什么人可称“龙蟠虎踞”？朱元璋大怒，断定魏观和高启“有异图”，置于“极典”———据说，高启所受腰斩还不是一斩了之，而是“被截为八段”{39}。高启被杀的直接原因，好像是政治问题，其实不然。《明史》说得甚明：“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换言之，对这个大诗人，朱皇帝早已心怀不满，但不知何故暂时隐忍未发。史家多认为，“有所讽刺”而令朱元璋“嗛之未发”的诗作，是高启的一首《题宫女图》。诗云：
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
此诗写了后宫某妃嫔的剪影，叙其被君王召去侍宴，宴毕由女仆扶醉而归，候至深夜，唯闻犬声的孤寂情怀。这类诗是所谓“宫怨诗”，唐以来不计其数，若论写得哀伤、凄绝的，较之为甚者比比皆是，如白居易、元稹、顾况等，却从不曾听说有谁掉过一根汗毛。高启只能怪自己不幸生在朱元璋时代，竟因一首“老生常谈”式的宫怨诗，“触高帝（朱元璋）之怒，假手于魏守（魏观）之狱”。{40}清人朱彝尊的《静志居诗》甚至考证说，《题宫女图》是讥讽元顺帝的，与明初宫掖毫不相干———倘如此，高启就简直“冤大发”了。
草莽之雄朱元璋 草莽之雄朱元璋(22)
高启之外，又有名叫张尚礼的监察御史，同样因宫怨诗得罪。跟《题宫女图》比，张尚礼这首诗写得颇有些“直奔主题”：
庭院深深昼漏清，闭门春草共愁生。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
该诗显然化用了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只是情境更为露骨，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如此春情难耐的并非民间少妇，而是宫中某个寂寞的女人。据说，朱元璋读此诗后，深感这位作者“能摹图宫阃心事”，也就是说，写得实在太逼真了，就像钻到宫女心腹里去一般———对这种人，朱元璋做出的安排是：“下蚕室死。”{41}所谓“蚕室”，宫刑、腐刑之别称；盖受宫刑者，创口极易感染中风，若要苟全一命，须在蚕室似的密处，百日不遇风，方能愈合。显然，张尚礼下了“蚕室”后，没能挺过去，伤口感染而死。
“你不是操心宫女的性生活吗？我就阉了你！”这，就是朱元璋给一位宫怨诗作者的答复。旧文人赋诗为文，无非是要么谈谈政治，要么谈谈风月，谈不成政治就谈风月———这宫怨诗，其实就是风月的一种，之所以代代不绝地延传着写下来，对于士子们来说并不是抱有“妇女解放”的宏大志向，甚至连给皇帝“添堵”的想法也没有，实在只是借此玩一点小感伤，扮一扮“怜香惜玉”态。这酸溜溜的小风雅、小情调、小卖弄，大家从来心知肚明，也从来没被看得太重。唯独到朱元璋这儿，作宫怨诗就会换来腰斩、割生殖器的恶果，搞得剑拔弩张，一点没有趣味和幽默感。
这里，姑且不谈专制不专制，朱元璋的反应和处置方式，确实表明他是历来帝王中少有的一个对文人文化、文人传统一无所知的粗鄙之辈。像宫怨诗这种历史悠久的创作题材，早已失去任何现实意义，而只是文人的一种习惯性写作，一种自我陶醉而已。朱元璋对这种心态全然陌生，竟对本来近乎无病呻吟的东西认了真，动用国家机器，大刑伺候。双方文化心理上的错位，让人哭笑不得。估计明初的文人雅士们惊愕之余，还不免一头雾水：政治固然可以不谈，但怎么风月也谈不得了呢？
一直说到这儿，我发现大兴文字狱的朱元璋与历史上其他钳制言论、烧书罪文的专制暴君，有一个本质不同：他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为着推行自己的思想权威，让读书人都遵循“朱元璋主义”来思考和说话。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他毫无建树，完全仰仗儒家政治伦理。他之所以杀那么多人，跟许多推行文化专制的统治者意在搞他自己的“一言堂”，还是有所不同。
朱的滥杀，主要出于自卑。表面上，他杀人，他是强者；潜入深层看，倒是他才处于弱势。这弱势的实质即是，由于特殊出身他尽管做了皇帝，却完全不掌握话语权———他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他所做的那个“皇帝”，是由儒家意识形态来定义的，可对这套话语系统他恰恰全然陌生，解释权握在士大夫手中。他们有一整套的语汇、语法，暗语、转义、借典、反讽、潜喻、异趣……不一而足；他们运用自如，如鱼得水。而朱元璋倒很可怜，稍不留意即碰一鼻子灰，时常对不上话、接不上碴儿。他恼怒、羞愤、着急，怎么办？杀人。这是他唯一可以保持强者姿态、摆平自己的方式，就像一条狗，叫得越凶、情态越躁，越表明它陷于恐惧之中。我们不妨比较一下朱元璋和曹操，这两个人都以多疑滥杀著称，但显然地，曹操的多疑来自于自负才高，“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强悍，朱元璋的多疑却来自于自己的文化弱势地位，随时在担心被文化人戏耍和瞒辱；所以，为曹操所杀者，俱为性情狷介、恃才傲物之名士，而朱元璋所杀文人，死得都有些莫名其妙———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小心翼翼的士吏，例如那些撰写表笺的地方府学教官们。
不过，有一件事情，朱元璋却真正是在不折不扣地搞文化专制主义。这件事情的进攻目标和打击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孔孟之道”的另一半、高居儒家“亚圣”的孟子。
草莽之雄朱元璋 草莽之雄朱元璋(23)
朱元璋恨孟子，大有道理———但这倒不是当年孟子那句“士，诚小人也”，曾让他出过大洋相。
孟子是为暴君发明“独夫民贼”这种称呼的人，他也第一个将人民视为国家主体———民贵君轻，君主被放到次要位置。他这样评论人民推翻大暴君商纣王这件事：“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42}说，我只听说过人民起来诛灭了一个名叫纣的独夫，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弑君的事情。谋逆杀死君主曰“弑”，“弑君”一词本身就明确包括道德犯罪的指责，但孟子在纣王灭亡这件事上，根本不承认这个词。他认为汤放桀、武王伐纣这类事都是诛独夫不是弑君，可以作为正义而永远加以效仿。他还讲到，正直的政治家事君无非两点：“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43}如果君主有重大的劣迹，一定要加以批评纠正，反复多次他不接受，就让他下台；如果君主只有一般的劣迹，也一定要加以批评纠正，反复多次他不接受，大臣就应该辞职离开他。
朱元璋是什么人呢？我们对他，虽不能简单地称为暴君，但他却是把君权推到无以复加的极致的人，本来就独尊独大的中国式君主霸权（试比较一下欧洲古代君权，就能看出中国古代君权是多么彻底：在欧洲，且不说还有教权与君权分庭抗礼，即便贵族骑士阶层也能在君权之下保持某种荣誉上的独立性），在他手中发展到垄断一切的最高阶段。这样一个人，与孟子的政治学说可以说是天生对立的。反过来看，孟子力倡反对“独夫”，不也正戳在朱元璋的痛处吗？
以孟子“民贵君轻”的观点论，他千百年来居然被专制君主们尊为圣人，里头绝对有大虚伪。在专制君主那里，他理该是不受欢迎的人，他的思想理该是不受欢迎的思想。我的朋友李兆忠先生在《暧昧的日本人》里说，日本虽然学习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但独对孟子坚决加以排斥，因为孟子对君主的轻视与不敬，有损天皇的权威。我认为，这才是正常的。而中国的君主们，虽然一定很讨厌孟子，却还是假惺惺地赞美他的思想。至少朱元璋在这一点上比较坦诚，不那么虚伪。他是唯一不加掩饰、大大方方将对孟子的嫌恶表达出来的皇帝。全祖望的《鲒埼亭集》载：
上读《孟子》，怪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时将丁祭【每年的仲春和仲秋上旬之丁日，各有一次祭孔，称为“丁祭”】，遂命罢配享【旧以孔子门徒及其他儒家先哲附属于孔子者一并受祭，称配享】。明日，司天奏：“文星暗。”上曰：“殆孟子故耶？”命复之。{44}
朱元璋话意甚明：倘这孟老儿活在当今，一条老命就算交代了！也许，腰斩都不足以释恨，非将其凌迟抽肠不可！恼恨之下，又无人可杀，只好以将孟子牌位从孔庙撤掉作为惩罚。但那些儒生马上使了个坏，第二天就上报说文星黯淡、天象异常。他们知道，当皇帝的都迷信天命，敢得罪孟子，却不敢得罪上天———这是当年董仲舒成功灌输给他们的一种思想，天道合一，“天不变，道亦不变”，天有变就说明道失常，皇帝最为害怕了。朱元璋一听天象异常，自己也就疑神疑鬼：“莫非因为孟老儿的缘故？”他只好重新恢复了孟子牌位。
想杀人，人早死了，没得杀；撤牌位，上天又不高兴，给你来个星光惨淡。朱元璋的这个文字狱，搞得最不爽了。但他自不肯善罢甘休。怎么办？还有个办法，说起来是老套子了：删书！对孟老儿实行书报检查！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正式把这项任务交给翰林学士刘三吾。经检查认定，《孟子》存在“谬论”的凡八十五段，这些统统删去，几占全书的三分之一。
这大抵是另一种酷刑———思想的腰斩。斩不了孟子其人，就斩他的言论著述。腰斩对象，包括：不得说君主不仁义、不得说统治者奢欲贪享、不得批评穷征暴敛、不得反战、不得说暴君可诛、不得说民贵君轻、不得说人民有权得到温饱———“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草莽之雄朱元璋 草莽之雄朱元璋(24)
刘三吾奉旨删孟，编成《孟子节文》{45}；同时，又奉旨作《〈孟子节文〉题辞》一文，其中，除了“批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宣布了这样一条决定：
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壹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
什么意思呢？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自即日起，所删《孟子》八十五条，从国家教科书中驱除，不得作为教学内容，亦不得作为考试内容；这两项的取舍，一律以所自封为“圣贤中正之学”的版本———亦即《孟子节文》为本。
这是厉害的一招，“挖根”的一招，远胜于将某某书禁毁了事的一般做法。身为六百年前的皇帝，这样透彻理解了教育的意义，用控制教科书的办法来达到禁止某种思想的传播的目的，见识真的很高明。一旦把教科书管起来，让读书求学的人打小了解的孟子就是经过教科书规范过的孟子，而且代复一代皆如此，则“天下人尽入吾彀中矣”。再者，读书是为什么？做官。怎样才能做官？通过科举考试。那好，我就规定考试内容和范围，必须以《孟子节文》为准，解题、说理也必须循《孟子节文》所暗含的有关孟子言论的认识导向；久而久之，本来的孟子、完整的孟子、真实的孟子，自然被人淡忘……这就叫思想的愚弄、精神的壅闭，它岂不比简单禁绝一本书来得深刻？
我们前面曾表彰过明代文化的繁荣，那的确是不错的。明代的戏曲、小说、书画、小品文、园林乃至服饰、美食、木器、陶瓷……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勃然兴发，臻乎精美。但现在我又要指出，细心体察，当不难发现明代文化取得的成就，几乎都在生活化、日常化的层面上，换言之，都含有现世享乐主义的特征。而特立独行、雄浑刚健、泼辣不羁的思想风度，却极孱弱，近于式微。明代知识界思想的活跃程度以及知识分子对精神品格的追求，不要说无法跟两汉、魏晋、唐宋相比，甚至不如元朝———只要把元明两代同样具有代表性的戏剧作品，放在一起比较，就很容易看出明代诸作雅则雅矣，思想和精神厚度却大逊于元代，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人笔底流淌的生命力，足以让除汤显祖之外所有明代剧作家含羞遮面。所以，明代文化是一种两面性非常突出的文化：它既极其繁盛，又颇为空虚柔弱。这不能不说与朱元璋在思想上对明代知识分子实施的“精神去势手术”，有极大关系。
朱元璋虽是大老粗，但此人对于怎样挖掘极权的潜力，实在有过人的天赋，在收拾文化人方面，有很多发明创造或独到之处，先前的帝王没一个比得过他。你看他挥舞着“雌雄双剑”，一手“文字狱”，一手“八股取士”，把知识分子驯得服服帖帖。尤其是“八股文”，扣住了读书人的命门。因为命题只限于《四书》《五经》（当然都经过《孟子节文》式的处理），舍此以外读书再多都没用，所以知识分子的思想就被死死地限制在这个令人放心的黑屋子里面。他的这些创造，让取代明朝的清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后者以“外夷”入主中原，更需要思想的禁锢和麻木，所以对朱元璋的两*宝照单全收，一手“文字狱”，一手“八股取士”，以致到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活泼、自由的思想杳无踪迹，书生学人一头扎在考据、章句、版本、目录之学中。
中国的人文精神就此沉沦，直到清末，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巨大震撼下才重新苏醒。当时，龚自珍一边无奈于“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一边痛切发出“万马齐喑”的哀叹，并写出《病梅馆记》一文，内云：“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堪称专制主义下对病态人文精神的绝妙写照，那所谓“文人画士孤癖之隐”，就是朱元璋一类极权君主的“孤癖之隐”，他们用这样的“孤癖之隐”斫修雕琢知识分子，使他们丧失生气、成为病梅，且以此为“美”。
草莽之雄朱元璋 草莽之雄朱元璋(25)
机关算尽太聪明
乍看起来，朱元璋打造的君主极权体制，铁桶一般，百密无一疏，他自己亦感得意，死前二年颁布《祖训条章》，自云“即位以来，劳神焦思，定制立法……开导后世”，“日夜精思，立法垂后”，所创制度“永为不刊之典”，子孙要“世世守之”，“后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人到晚年，总想给自己说些盖棺论定的话，特别是那些自以为很伟大的人物，他们临死前，通常会设法让人们记住自己这一辈子干过哪些大事，建立了什么伟业。看来，对朱元璋来说，他最想让人们记住的，就是“立法垂后”。他觉得在这个方面他不仅付出最多心血、下了最大功夫，而且干得相当完美；他甚至对自己的成就产生了某种迷信，以为有如此完备的体制在，就算后代无能，也可以轻轻松松当皇帝（“以后子孙，不过遵守成法以安天下”）。
果真如此吗？
*者总是自信———不，过度自信———而至于虚妄的。就在朱元璋对于自己的极权体制的迷信之中，许多危机和矛盾已经潜生，而他浑然不觉。
最深的危机或矛盾直接来自他本人的两重性上。
我们经常笼而统之地使用“独夫民贼”一词，这未必对。有时候“独夫”不见得是“民贼”。在朱元璋身上，我们就看到“独夫”和“民贼”的角色相分离的情形。在将所有权力集于一身，并暴虐残酷地打击、消灭任何他认定或想象中会威胁其权力者的方面，他是不折不扣的独夫，是比秦始皇更极端的大*者；然而，跟很多*者相比，他却没有太大的祸国殃民的表现———虽然我们前面说过他对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极度排斥，但终其在位三十一年的情形看，他在行动上还是努力恢复民生，让老百姓有地种、有饭吃，让孤寡鳏老有所养，自诩并且也特别愿意别人把他评价为惜民爱民的仁君。
暴君和仁君，一身而二任，既向往仁爱，又加倍以*维护其极权，这是他的大悲剧。
阅读有关他的史料，不论正史、野史，我们都感到自从当上皇帝之后，朱元璋的行止，包括心理，都一直处在鲜明的矛盾之中。比如，他一面让自己成为一个对血腥和酷刑着迷的屠夫，一面却延请纯正的儒师，把太子朱标、太孙朱允炆培养成过于仁柔的人。对此，甚至朱元璋自己都有些无所适从。
当意识到朱标性格过于慈善时，他曾试图加以改变，以至于有一次专门叫人将满载尸骨的大车拉到朱标面前，故意刺激他。洪武十三年，儒学大师、同时也是太子傅的宋濂得罪朱元璋，朱元璋不光逮宋濂二子下狱，且传旨御史，准备把宋濂杀头抄家。朱标闻讯，赶到御前泣谏：“臣愚戆无他师，幸陛下哀矜裁其死。”朱元璋怒斥道：“俟汝为天子而宥之！”朱标悲绝无门，竟投金水河自杀，幸被救起。朱元璋听说，哭笑不得地骂道：“痴儿子，我杀人，何与汝也！”父子心性之迥，竟至此乎？
其实，有子若此，恰恰说明朱元璋内心矛盾的两面，否则，朱标不会被教育成这样。而且这种教育不仅从朱标身上体现出来，也继续延至太孙朱允炆。朱元璋在遗诏中指定朱允炆继承皇位时（朱标不幸于洪武二十五年病故），对他有四字评价：“仁明孝友。”朱允炆的仁厚较诸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父亲早死，三个弟弟尚年幼，朱允炆悉心关爱，日则同食，夜则同眠。朱元璋看了，又感动又欣慰。洪武二十九年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后，朱元璋即让其“省决奏章”，锻炼考察他的执政能力。年轻的皇太孙立刻显示出与祖父的区别，“于刑狱多所减省……尝请于太祖，遍考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太过严苛】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明史》评价朱允炆“天资仁厚”、“亲贤好学”，说他当皇帝短短四年中的施政“皆惠民之大者”。假使朱允炆不是迅速被叔父朱棣推翻篡位，从他的禀性和当政时的作为来看，也许真能出现极权专制而得仁君的奇迹。
草莽之雄朱元璋 草莽之雄朱元璋(26)
但这是不可能的。恶的极权与善的仁政，水火不容；并且恶肯定会战胜善，因为这种恶来源于体制，而这种善仅仅是个人修养，后者的脆弱不堪一击。朱元璋缔造了一种本质上恶的体制，却把太子、太孙依仁厚之君的标准来培养，还指望他们驾驭得了这种体制，不啻于置其于瓿内焙烤。体制如此，那个暴虐鸷狠颇得朱元璋衣钵的朱棣，必然胜出；极权天然地是为这种人物预备的。
在通往极权的道路上，朱元璋大开杀戒，无论同起草莽、忠心耿耿的元勋，还是计定乾坤、辅国佐君的良臣，或者能征惯战、勇冠三军的宿将，一一被他除尽。等到建文帝———他的仁柔太孙继承大统时，除了一张高高置于金銮宝殿上的龙床，朱允炆身边竟无英才，要么是方孝孺{46}那样刚正有余、韬略不足的正人君子，要么是李景隆{47}那样的纨绔子弟。当朱棣听到李景隆被任命为大将军、统兵五十万杀来时，哈哈大笑，说出如下一番评语：“【景隆】智疏而谋寡，色厉而中馁，骄矜而少威，忌剋而自用。未尝习兵，不见大战。”朱允炆的前敌总司令居然“未尝习兵”！那么，熟知军机的人哪儿去了？都被杀光了！设若蓝玉还在，朱棣能笑得出来吗？{48}可怜朱允炆从小被当做一个贤君培养，一肚皮墨水儿和圣人之道；而在他的对面，那个燕王叔父，反而因为被委以“屏藩帝室”的重任，长年戍边练兵，是个娴于兵马的沙场老手。朱元璋机关算尽，唯独没有算到祸起萧墙之内，借以羽翼皇室的保护网，末了恰恰向他钦定的皇位继承人收紧、收紧，将其扼死其中……
不是朱棣不重亲情，实在是皇位的魅力太大太大，而父皇创下的体制又赋予他夺取皇位的天然便利。放眼望去有什么力量能制衡他？别说制衡，就是有能力伸出手指头扯扯他衣袖的人也看不到。那亲民仁爱的侄子守着一座空空荡荡的京城，别人看他高高在上，握着空前巨大的权力，而在朱棣自己看来，这学生娃小可怜儿手上其实什么也没有，是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父皇英雄一世，糊涂一时。这样的权力岂是一介书生消受得了的？它只能属于跟它一样强悍的人！
历史竟如此幽默吗？在孝陵地宫里注视着身后事的朱元璋，看到他“劳神焦思”、“日夜精思”建构起来，理应固若金汤、万无一失的帝权，如此轻易地崩溃、垮掉，他会想到什么？也许，他会有一种被皇四子、现在自封为永乐皇帝的朱棣所击败的感觉。也许，他会沮丧地承认：在对极权的认识上，燕王比他这个老子更深刻。也许，他还在反省：不该遵循圣王之道来培养朱允炆，不该把朱允炆推上以“极权”为材料制成的皇位，却又让他仁义为君。
其实，朱元璋最惨重的失败在于，他别出心裁且身体力行想要证明的既当“独夫”而又不当“民贼”的政治路线，被事实彻底否定了。明朝十六位皇帝，一大半是标准的独夫民贼———窃国大盗朱棣、窝囊废朱祁镇{49}、色鬼朱见深{50}、活宝加孽障朱厚照{51}、炼丹癖朱厚熜{52}、悭吝鬼朱翊钧{53}、弱智大王朱由校{54}……论祸世害民的本事，个个有一拼，谁都不让着谁。虽然历史上的皇帝从来没几个好东西，但劣坏到这么普遍的程度，以前各朝代确实未见可与明代相比者。
绝对的权力，绝对邪恶。
从个体看，独夫未必是民贼。然而，独夫开创的政体，或者那种造就了独夫的政体，最终必将祸害人民。
【注释】
①元顺帝年号。
②我个人不把汉之代秦，视为农民暴动的结果。汉之代秦，应属于战国以来“秦—六国”互动关系的进一步演变，陈胜、吴广起义只是这种关系的先期效应。此意，杜牧的《阿房宫赋》分析解释的极是：“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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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④《明史》，列传第十四。
⑤《明史》，列传第二十。
⑥《御制皇陵碑》。
⑦《皇明本纪》：“【太祖】复入皇觉寺，始知立志勤学。”
⑧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
⑨孟昶，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后主，公元9３4年—965年在位。国亡，降宋，封秦国公。传此人穷奢极欲，连撒尿的便器，也是玉器镶着宝石做成。但后人有疑此为宋太祖赵匡胤为败坏孟昶名誉而编造的故事，与这说法相矛盾的，据说孟昶主蜀期间，颇受百姓爱戴。
{10}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
{11}解缙：《天潢玉牒》。按，此书原不著撰者名氏，但明《纪录汇编》、清《胜朝遗事》收编此书时，题为解缙撰。此说有一定合理性，因《天潢玉牒》系朱棣篡位后，出于涂改历史需要，推出的诸种出版物之一，而解缙作为当时的主要文臣，很可能会主持它的编写。姑存疑。
{12}无名氏：《翦胜野闻》。
{13}《国初事迹》。
{14}“三杰”，指萧何、韩信、张良。
{15}李善长，封韩国公。
{16}徐达，封魏国公。
{17}刘基（伯温），封诚意伯。
{18}邓士龙辑：《国朝典故》，野记一。
{19}孟森：《明清史讲义》。
{20}《明史》，志第五十三，食货一。
{21}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
{22}孟森：《明清史讲义》。
{23}无名氏：《皇明本纪》。
{24}《典故纪闻》，卷一。以下所述诸事及朱元璋言论，多据此书，不赘一一。
{25}朱元璋画像，最著名的有两幅，一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一悬于南京明孝陵享殿内；前者系宫廷画工美化修饰的结果，后者才接近朱元璋真容，现在中学课本上的朱元璋像所依据的就是这一幅。
{26}{27}《明史》，列传第十五。
{28}《翦胜野闻》。
{29}《国朝典故》，野记一。
{30}陈友谅的头号大将，曾在鄱阳湖一役中险些活捉朱元璋。
{31}被红巾军创始人刘福通奉为主，称帝，建国号“宋”，纪元龙凤。朱元璋一直尚奉其号；韩林儿死后第二年，改称吴元年，又明年改国号“明”，改元洪武。
{32}《玉堂丛语》，言语。
{33}《明史》，列传第二十五。
{34}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十四。
{35}同上，卷三十七。
{36}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卷三十二。
{37}皇甫录：《皇明纪略》，七。
{38}《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三，文苑一。
{39}祝允明：《野记》。
{40}钱谦益：《列朝诗集》，甲集，高太史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