睥睨，是斜着眼看，侧目而视，有厌恶或高傲之意。这里，高傲大概谈不上，那就是厌恶了。
“食君禄，报王恩”，本是士之道德。但也不必拘泥———倘若朱由检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皇帝，“睥睨”不为过。可是，以崇祯在位十七年的情形看，似乎尚不至于得到这种对待。于是，谁都明白，这“睥睨”，未必出于对死者的厌恶，却一定是对紫禁城龙床的新主人示好。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62)
在很多方面，新主人跟被他赶下台的旧主人的老祖宗，非常相似：起于底层，天生豪杰，百折不挠，众望所归……论得国之正，李自成与朱元璋一般无二；论器局气度，李自成在明末比之于张献忠之辈，也正如朱元璋在元末比之于陈友谅、张士诚之流。
李氏大军入城时，一派王者之师的风范。连冥顽不灵的遗老遗少，亦不得不承认：“军容甚肃。”{229}“贼初入城，不甚杀戮。”“【民间】安心开张店市，嘻嘻自若。”{230}“有二贼【农民军士兵】掠绢肆【绸庄】，磔于市。市民大喜传告，安堵如故。”{231}
大明国工部员外郎赵士锦先生，在三百六十二年前，闯军入城当天，从现场向我们发来他亲眼所见情形的如下报道：
十九日早，宫人四出，踉跄问道，百姓惶遽。
先是，十八晚，传召对。是早，大学士丘瑜、修撰杨廷鉴、编修宋之绳，以侍班入长安门【明皇城诸门之一，在天安门东侧，今不存】，见守门者止一人。至五凤楼前，阒其无人。亟趋出。
是时，大竂【僚，大僚犹云大官】尚开棍坐轿传呼，庶寮亦乘驴，泄泄于道路间也。
予在寓，闻宫人四出，亟诣同乡诸大老【佬】所问讯。诸公谓：“吴【三桂】兵昨夜已至城外，今始可保无虞。”予答云：“恐未必。”
予作别出门。予骑已为一内相【宦官】策之而去。长班【跟班的】有一驴，予乘之，由刑部街又至一大老所。大老尚冠带接属官【下级】，雍雍揖逊。予亟入言外事如此；大老亦如“三桂始至”之言，予亟别之。
是辰巳时候【上午九时左右】。灰烟布天。见内相策骑如飞，啣【衔】尾而来。男妇【男人女人】纷纷；有挈子女者，有携包袱者，有瞽目跛足相倚而走者。
至焦家桥，炮声忽寂。见城上守兵疾走如飞，乱滚至城下。
予下驴站立。有二三百男妇，自西来。云：已进城矣。
少顷，又有二三百人来。云：“好了，好了，不杀人了！速粘‘顺民’二字于门首！”
百姓有觅得黄纸者，有得红纸者，俱书“顺民”二字，粘于门。
少顷，复设香案，粘黄纸一条，书“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
贼兵俱白帽、青衣，御甲负箭，啣【衔】枚贯走。百姓俱闭。有行走者，避于道旁，亦不相诘【闯军并不拦问百姓】。寂然无声，惟闻甲马之间。
【闯军】大叫云：“有驴马者，速献出！敢藏匿者，斩！”
【百姓】有驴马者，即牵出。
少顷，将大宅【富人之家】斩门而入，小宅【普通市民】插令旗于门首，以示欲用之意。
予时避于焦家桥胡同内。
至午后，百姓粘“顺民”二字于帽上，往来奔走如故。平定、阜城、崇文、齐化诸门，俱以是时破矣。{232}
从初时惊恐、逃乱，到心态渐趋平稳，再到市面很快恢复正常，仅仅二三个时辰，改朝换代的动荡，即变成百姓“往来奔走如故”。这是来自一位前政府中下层官员的描述，应该说是客观可信的。
赵士锦同样提到那两个因抢劫前门商铺遭到处决的闯军士兵：“贼初入城，有兵二人，抢前门舖【铺】中紬【绸】缎，即磔杀之，以手足钉于前门左栅栏上。予目击之。”{233}
这样的军队，配得上“王者之师”的称赞。
可惜，这种情形只维持了不到一天的时间。
白天，北京市民还在为先前的恐慌暗暗好笑，感觉自己庸人自扰，以为沧海桑田之变，不过尔尔。夜幕刚刚降临，人们就意识到大事不妙。对闯军入城纪律井然做过客观陈述的赵士锦写道：
日间，百姓尚不知苦。至夜，则以防奸细为名，将马兵拦截街坊出路。兵丁斩门而入，掠金银，*女。民始苦之。至夜皆然。
这是普遍一致的报道：
贼初入城，先拏娼妓小唱，渐及良家女。良子弟脸稍白者，辄为拏去，或哀求还家，仍以贼随之。妇女淫污死者，井洿【水塘】梁屋皆满。{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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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兵初入人家，曰“借锅爨”。少焉，曰“借床眠”。顷之，曰“借汝妻女姊妹作伴”……安福胡同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235}
刚进城的纪律井然，表明闯军并非不曾意识到改变流寇作风的重要性。然而，看起来这一认识仅仅是农民军少数领导人（李自成、李岩等）才有，另一些或更多的领导人，以及普通官兵，则并不真正接受。有报道称，违纪士兵将民女掳至城墙上*之后，惧怕被路过的将领发现受责，“竟向城外抛下”。还有报道称，军纪弛乱后，李自成曾试图制止，士兵竟一片哗然，说：“皇帝让汝做，金银妇女不让我辈耶？”{236}
士兵敢于如此，不过是上行下效。
闯军头号大将刘宗敏，便是表率。进城后，刘日夜唯以弄钱、搞女人为能事。赵士锦作为被刘宗敏扣押者，有机会目击许多这类事。“是日【三月二十日】，予在宗敏宅前，见一少妇，美而艳———数十女人随之而入———系某国公家媳妇也。”“每日金银酒器疋衣服辇载到刘宗敏所，予见其厅内段疋堆积如山。金银两处收贮。大牛车装载衣服，高与屋齐。”四月七日，李自成到刘宗敏寓所议事，亲眼看见三进院落之中，几百人在受刑（所谓“追赃”），有的已经奄奄一息，李“不忍听闻，问宗敏得银若干。宗敏以数对。自成曰：‘天象不吉，宋军师【宋献策】言应省刑，此辈宜放之。’宗敏唯唯。”实际上，李自成似无力约束刘宗敏。作为登基的热身活动，需要“劝进”，刘宗敏大不满：“我与他同做响马，何故拜他？”{237}
所以，单看闯军进北京城的头半天，颇像王者之师，颇像约三百年前攻克金陵的另一支农民军；但仅隔几个时辰，一到晚上，就不像了。
为什么朱元璋在金陵待下去，李自成却在区区四十天后，就不得不从北京落荒而走？答案就出在进城头一天这几个时辰之间。
颇有人替李自成鸣不平，以为他冤得慌。我看不出道理何在。固然，搞钱搞女人，抢劫*的，不是他，他甚至还试图加以制止。可是《三字经》说过：“养不教，父之过。”一个家庭搞不好，做父亲的难辞其咎；何况一支军队的领袖，一个新兴国家的立国者？他如果是个称职的领袖，会早早做到根本不让类似情形发生，而不是发生了再临时去制止。
归根结底，是他的责任。他并不曾做好夺取北京城的准备，结果却来了。
于是，北京城告诉他：不成，你来的不是时候；你还不配；你走吧。
人们本以为历史上第二个洪武爷已经出现，岂料，几个时辰后就发现原来是误会。历史家用于描述朱元璋的那些词儿：起于底层，天生豪杰，百折不挠，众望所归……都还可以继续用在李自成身上，不过，有一个可以用于朱元璋的词儿，难以用于李自成———这个词是“雄才大略”。闯军进城后的糟糕表现，说明它的领导者缺乏“雄才大略”。
从三月十九日进城，到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三番五次准备登基，就任全中国的统治者，成为紫禁城龙床的新主人，但也三番五次地推迟。明明水到渠成的事，硬是实现不了。当然，“非不愿也，是不能也”。
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率大军抵达山海关，与满清、吴三桂联军决战。一败涂地。他逃回北京，四月二十九日，匆匆在紫禁城武英殿称帝，当天晚上酉时至戌时之间（大约十九时左右）即仓皇出走。
他也仅仅坐了几个时辰的龙床。
一个农民起义领袖，一个成功把崇祯逼得上吊的传奇英雄，一个“中国”人，一个已经把金銮殿踏在自己脚下，可以说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人，在争夺“中国”的领导权时，却输给了“鞑子”、“酋奴”、“异族人”———这样的观念在当时是客观事实———实在说不过去。
李自成推翻了明王朝，能够说明明王朝的罪恶和不道义，却不能说明由他来填补国家权力的真空是合理和正确的。历史老人的选择不会出错。满清占据了北京和紫禁城，而且在那里呆了下去，证明两者之间，它是更合适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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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军入城时，北京市民由疑惧而很快轻松，用“安堵如故”、“奔走如故”、“嘻嘻自若”来表示对明政权的垮台毫不惋惜，以及对新政权的拥护和支持。然而，四十天后，当闯军离开这座城市时，却变成了这样的情形（《明季北略》引述当时不同目击者的报道{238}）：
贼先于宫中列炮放火，各私寓亦放火。零贼飞马杀人，百姓各以床几窒塞巷口，或持梃小巷，突出击之。须臾，九楼城外皆火，贼东西驰，不得出，至暮，胥毙。
酉戌间，逆闯拥大兵出前门，止留残卒数千，在内放火。三十日天明，宫殿及太庙俱被焚毁，止存武英一殿，宫女复逃出无数。大内尚有重大器物，无赖小民于煨烬中取攫无遗。午间，九门亦火，止留大明门及正阳门、东西江米巷【就是现在的东西交民巷，明清时为北京最长的胡同】一带未烧，盖贼留一面出路也。其未出，悉为百姓所杀，凡二千余人。
来时风光，去时可悲。四十天的时间，北京人民的态度，天翻地覆。
历史真的很诡秘，像是有灵性。本书从朱元璋写起，结束时，不成想落在李自成这里，恍惚是走了一个轮回。轮回，因果循环；然而又非简单的重复。李自成和朱元璋，几乎完全的相似之中，却闪现出巨大的不同。
与明朝周旋十余年、战而胜之的李自成，末了，似乎又以某种方式输给了它———至少输给了明朝的创始人朱元璋。正因此，明朝的灭亡和李自成的失败，同样发人深省。
李自成逃走第四天，崇祯十七年五月初三，大清摄政王多尔衮进入北京。五月十五日，传令“除服薙发，衣冠悉尊大清之制”。
这一天，西历为公元1644年6月19日。
明朝真正灭亡了。史家写道：“自洪武戊申年至此，凡二百七十八年云。”{239}
2005年11月写起
2006年9月写毕
【注释】
①南明弘光朝一度给朱由检上庙号为“思宗”，含义应该是以“思念”之类为主吧。满清用在崇祯陵墓上的“思”字，当然是另外的意思。
②《明清史讲义》，上。
③《万历野获编》，卷二，列朝，捐俸助工。
④《明史·后妃传》记作薨于万历四十年，但《明史纪事本末》和《先拨志始》，均记为万历三十九年九月，疑正史误。
⑤《明史》，列传第二。
⑥文秉：《先拨志始》，卷上，万历起天启四年止。
⑦⑧李逊之：《三朝野记》，卷一，泰昌朝纪事。
⑨《神宗实录》，卷五百九十六。
{10}《罪惟录》，列传，卷二。
{11}《国榷》，卷八十四，泰昌元年八月。
{12}《先拨志始》，卷上，万历起至天启四年止。
{13}{14}《三朝野记》，卷一，泰昌朝纪事。
{15}《光宗实录》，卷四。
{16}{17}{18}《光宗实录》，卷六。
{19}《光宗实录》，卷七。
{20}《三朝野记》，卷一，泰昌朝纪事。
{21}{22}《光宗实录》，卷七。
{23}{24}{25}《光宗实录》，卷八。
{26}《左传》，哀公十五年。
{27}刘若愚：《酌中志》，卷三。
{28}《明清史讲义》，上。
{29}《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一。
{30}鲁迅：《人生识字糊涂始》。
{31}《熹宗实录》，卷一。
{32}《明通鉴》，卷七十八。
{33}《熹宗实录》，卷一。
{34}《三朝野记》，卷二（上），天启朝纪事（上）。
{35}《熹宗实录》，卷一。
{36}八大山人朱耷也是从皇族里出来的天才，不过他的一生主要在清代度过。
{37}{38}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十，禁御秘闻，天子巧艺。
{39}{40}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四，客魏始末纪略。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65)
{41}{42}《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十，禁御秘闻，天子巧艺。
{43}《酌中志》，卷十四，客魏始末纪略。
{44}她的比较有名的前辈，数东汉时安帝乳母王圣。王圣被封为“野王君”（野王，地名），“煽动内外，竞为侈虐”，颇为了得。不过“野王君”只是弄权而已，故事的丰富性较诸客氏相差不是一星半点；就为祸之烈、个性张扬之充分而言，客氏皆属登峰造极，“独一无二”。
{45}《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46}朱长祚：《玉镜新谭》，卷九，爰书。
{47}印鸾章：《明鉴》，卷十四，熹宗。
{48}沈起凤：《稗说》，卷二，魏忠贤盗柄。
{49}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集部、别集类，同治癸亥二月初六日，茨邮咏史新乐府。
{50}史玄：《旧京遗事》。
{51}《稗说》，卷二，魏忠贤盗柄。
{52}{53}“宦者赵进教、徐应元、魏忠贤三人，相为嫖友。”（《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十，宦者奸淫。）
{54}{55}《酌中志》，卷十四，客魏始末纪略。
{56}《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十，禁御秘闻，客媪始末。
{57}{58}{59}参见任道斌：《出版说明》，《甲申朝事小纪》，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60}《熹宗实录》，卷十四。
{61}《熹宗实录》，卷十五。
{62}《熹宗实录》，卷十一。
{63}《熹宗实录》，卷十五。
{64}《酌中志》，卷十四，客魏始末纪略。
{65}《越缦堂读书记》，集部、别集类，同治癸亥二月初六日，茨邮咏史新乐府。
{66}{67}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内府衙门识掌。
{68}《明史》，列传第二。
{69}《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十，禁御秘闻，客祸绝嗣。
{70}《先拨志始》卷上，万历起至天启四年止。
{71}{72}《酌中志》，卷八，两朝椒难纪略。
{73}《明清史讲义》。
{74}《酌中志》，卷十四，客魏始末纪略。
{75}《玉镜新谭》，卷一，原始。
{76}《酌中志》，卷十四，客魏始末纪略。
{77}《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78}《玉镜新谭》，卷一，原始。
{79}《万历野获编》，卷六，内监，丐阉。
{80}《玉镜新谭》，卷一，原始。
{81}《稗说》，卷二，魏忠贤盗柄。
{82}《酌中志》，卷十四，客魏始末纪略。
{83}相关引述，出处均同上，不赘一一。
{84}《稗说》，卷二，魏忠贤盗柄。
{85}{86}《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87}《明清史讲义》。
{88}《酌中志》，卷十五，逆贤羽翼纪略。
{89}《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90}《恩格斯致斐·拉萨尔》，《*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３46页，人民出版社，1972。
{91}“党争”详情，后面还将单独叙述。
{92}《三垣笔记》，下，弘光。
{93}《明清史讲义》。
{94}《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95}{96}《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四。
{97}《先拨志始》，卷上，万历起至天启四年止。
{98}《玉镜新谭》，卷七，建祠。
{99}《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四。
{100}《明史》，志第四十九，职官二。
{101}《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
{102}《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103}《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四。
{104}《玉镜新谭》，卷七，败局。
{105}《国榷》，卷八十八，天启七年十一月。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66)
{106}《崇祯长编》，卷三。
{107}《明清史讲义》。
{108}吴应箕：《东林本末》。
{109}{110}刘承干：《三垣笔记跋》。
{111}{112}《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113}《熹宗天启实录》（梁本），卷四十一。
{114}{115}《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二。
{116}《酌中志》，卷十五，逆贤羽翼纪略。
{117}《国榷》，卷八十六，熹宗天启四年。
{118}《熹宗天启实录》（梁本），卷四十三。
{119}《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三。
{120}{121}《玉镜新谭》，卷二，罗织。
{122}《国榷》，卷八十六，熹宗天启四年。
{123}《三朝野记》，卷二下，天启朝纪事，三年癸亥。
{124}《启祯野乘一集》，卷一，叶文忠公传。
{125}{126}{127}{128}{129}《熹宗天启实录》（梁本），卷四十七。
{130}《酌中志》，卷十四，客魏始末纪略。
{131}他就是前面叙严嵩事时，路过严嵩老家意外发现严嵩乡声极好的那个大学士。
{132}《三朝野记》，卷三上，乙丑正月起。
{133}《酌中志》，卷十一，外廷线索纪略。《东林点将录》的详细名单，见《先拨志始》，卷上，万历起天启四年止。
{134}《三垣笔记》，上，崇祯。
{135}《三朝野记》，卷三上，乙丑正月起。
{136}《熹宗实录》，卷六十七。
{137}{138}《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139}《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二。
{140}《三朝野记》，卷三上，乙丑正月起。
{141}《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二。
{142}《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三。
{143}《酌中志》，卷十五，逆贤羽翼纪略。
{144}《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三。
{145}{146}《玉镜新谭》，卷二，罗织。
{147}《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三。
{148}《玉镜新谭》，卷二，罗织。
{149}《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二。
{150}《熹宗实录》，卷六十一。
{151}《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二。
{152}《玉镜新谭》，卷二，罗织。
{153}《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二。
{154}《熹宗实录》，卷六十一。
{155}《熹宗实录》，卷六十。
{156}《熹宗实录》，卷六十一。
{157}《玉镜新谭》，卷二，罗织。
{158}《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二。
{159}《玉镜新谭》，卷二，罗织。
{160}汪楫：《崇祯长编》，卷九。
{161}{162}汪楫：《崇祯长编》，卷十四。
{163}《周忠介公烬余集》（周顺昌），卷四，附录，周茂兰鸣冤疏。
{164}以上叙述，并见《酌中志》，卷四，恭纪今上瑞征第四，卷八，两朝椒难纪略。
{165}同上，卷四，恭纪今上瑞征第四。
{166}{167}《崇祯长编》，卷一。
{168}文秉：《烈皇小识》，序。
{169}{170}《烈皇小识》，卷一。
{171}{172}《国榷》，卷八十八，天启七年十一月。
{173}《烈皇小识》，卷一。
{174}《崇祯长编》，卷十二。
{175}《崇祯长编》，卷四十五。
{176}《明清史讲义》。
{177}《烈皇小识》，卷一。
{178}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之十二，崇祯九年丙子，陈启新疏三大病根。
{179}以上袁崇焕事及引文，均见《烈皇小识》，卷一。
{180}《三垣笔记》，中，崇祯。
{181}《烈皇小识》，序。
{182}《烈皇小识》，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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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烈皇小识》，卷三。
{184}《春明梦余录》，卷四十八，都察院。
{185}《烈皇小识》，卷二。
{186}{187}{188}《烈皇小识》，卷四。
{189}《明季北略》，论明季致乱之由。
{190}史惇：《恸余杂记》，东林经济。
{191}《明季北略》，流寇大略。
{192}《明史》记为崇祯十二年至十三年之间事。此处因叙事材料引自《明季北略》，故从之。但《明史》说似更合理，盖因十一年自成大败于洪承畴，仅以十八骑逃至商洛山中，里面没有李岩。
{193}以上叙述，据《明季北略》，李岩归自成。
{194}《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
{195}《明季北略》，陕贼剿降略尽。
{196}以上据《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五，锦宁战守。
{197}{198}《清史稿》，列传二十四。
{199}《清史稿》，列传五，诸王四。
{200}《明季北略》，卷之二十，崇祯十七年甲申，风变地震。
{201}《明季北略》，卷之二十，崇祯十七年甲申，元旦文武乱朝班。
{202}《明季北略》，卷之十五，崇祯十二年乙卯，王承恩哭梦。
{203}《流寇长编》，卷十七，崇祯十七年正月庚寅。
{204}《明季北略》，卷之二十，崇祯十七年甲申，初十徵戚珰助饷。
{205}《甲申纪事》。
{206}《三垣笔记》，中，崇祯。
{207}《明史》，列传第二。
{208}《三垣笔记》，中，崇祯。
{209}《明季北略》，卷之二十，李明睿议南迁。
{210}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第四章，《北京的陷落，南迁之议》。
{211}《明季北略》，卷之二十，附记南迁得失。
{212}南迁之议，见诸多书，如《明季遗闻》《明季北略》《国榷》《烈皇小识》《绥寇纪略》《甲申传信录》《三垣笔记》《牧斋有学集》等等，但各家所记，在时间与细节上颇为不一，致有人对此事的经过，整体加以怀疑，谈迁《国榷》即引杨士聪之说：“邦华等未尝具疏，亦未尝奉明旨，他人何由而沮之。坊刻数本皆称光时亨沮之，厥后爰书以此而成。”我的看法，彼时危在旦夕，一切混乱，秩序荡然，这种情况下，造成史实细节的不确定（档案失佚无所本，而多由口口相传的方式被追述，比如杨士聪指出的，谁都不曾见过李邦华的那份奏疏）是很正常的。类似的例子，曹化淳究竟开的哪座城门，各家记述也不一。对于这种非常时刻之下的历史记述，态度上有一定保留，可以，但像杨士聪那样一笔抹杀却又不必。
{213}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中，虞渊沉下。
{214}《甲申纪事》。
{215}《明季北略》，卷之二十，十六报贼焚十二陵。
{216}《甲申纪事》。
{217}《烈皇小识》，卷八。
{218}{219}《明季北略》，卷之二十，十七贼围京。
{220}《甲申纪事》。
{221}《明季北略》，卷之二十，十八日申刻外城陷。
{222}《流寇长编》，卷十七，崇祯十七年三月甲辰。
{223}《明季北略》，卷之二十，十八夜周皇后缢坤宁宫。
{224}《甲申纪事》。
{225}各家文字不一，撮其要者如是。
{226}《北归记》。
{227}《明季北略》，卷之二十，李自成入北京城。
{228}{229}《烈皇小识》，卷八。
{230}《明季北略》，卷之二十，李自成入北京城。
{231}《国榷》，卷一百，思宗崇祯十七年。
{232}{233}《甲申纪事》。
{234}{235}《明季北略》，卷之二十，奸淫。
{236}《明季北略》，卷之二十，四月三十日自成西奔。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68)
{237}《甲申纪事》。
{238}《明季北略》，卷之二十，四月三十日自成西奔。
{239}《明季北略》，卷之二十，吴三桂请兵始末。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 后记
写明朝，在我首先是“有趣”。这是我个人对历史的介入点。人们对一段历史的重视程度，一般与其盛弱兴衰的面目成正比。这再正常不过，反映了历史的功利的一面。历史本来就是功利的，“以史为鉴”这句话所以成立，即因它后面的功利逻辑被普遍认可。一般中国人，对了解汉唐以及康雍乾时期的清朝，肯定更为热心，因为它们强盛，最能满足我们光荣与自豪的感情。不过，历史比较好玩、有嚼头、耐人琢磨、发人深思的段落，通常不在强盛期。例如：魏晋和两宋相较先前的汉唐，都有些虚弱、绵软；然而，魏晋的情形比两汉有趣得多，两宋的内容其实也比唐代丰富，似乎都更能产出异样的思想与人物。以明朝的国势，在中国历史上，也算一个收缩期。单就版图看，跟之前的元朝、之后的清朝比，实在小得可怜。二百七十八年中，处境一直窝囊，休说北方游牧民族骑兵大军动辄随意进出，摇撼京城，就是数千人、几百人的倭寇，也能够纵横东南为所欲为。明朝对于我们也许不是一个扬眉吐气的时代，然而它的意义，却只有两三个朝代堪比。它是中国帝制的晚期，文化上有一种集大成和尘埃落定的味道；同时，中国向近代的转型，不始自清末，实从明代开始。因此，明朝虽不显赫，却韵味十足。从二十年前选定明代文学为毕业论文题目起，我对明代的阅读即不曾中断，愈陷愈深，作为业余爱好延续至今。如今写此书，与职业、饭碗、职称无关，纯由兴趣来。
本书动笔的真正时间，应该追溯到2004年的夏秋。当时写了朱元璋，以《太祖元璋》为题呈交《大家》杂志副主编李锦雯女士，承不弃，于翌年第一期发表出来。原本，我尚无持续和集中从事这方面写作的计划，只是觉得兴之所至时，不妨写一点，下一篇还根本不知何时才会动笔。不久，敦煌文艺出版社物色类似的选题，找到李国文老师。国文老师因为看过《太祖元璋》，有不错的印象，乃以鼓励后进的热情，专门垂电，为我和敦煌文艺出版社牵线。在此，要向国文老师致以诚切谢意，若非他的推动，本书至今恐怕还只是装在我自己肚子里。
写了将近一年，基本每日不辍，保持着一二千字的进度，不徐不疾，慢慢也就积至四十万字。这当中，来自朋友的关问，使写作一直有愉悦的心境。
边写边改。写着后面，同时改着前面———总是发现有可改之处，将来肯定还是如此。
除《太祖元璋》外，朱棣和朱厚熜两部分，也已单独拿出来，由《钟山》杂志发表。朱厚照的一个片段，也在《长城》杂志发表。在此，向两家杂志主编贾兄梦炜、李兄秀龙致谢。
敦煌文艺出版社张兄国强作为本书责任编辑，阅校甚细，指谬纠误，于其他技术层面，献力更多，令人铭心难忘。
脱稿，付梓，二十年的一个心愿，算是了结。感谢所有支持了我的师友。
本书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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