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了茶店信步在田畔上走着，一股形容不出的感情涌上来心里充满了苦涩之感。田里刚除过草的稻秧已长到六、七寸高了，田面青翠。在田畔上游玩的青蛙被他的脚步声惊吓，扑通扑通跳入田里。他忽然想到小时候跟阿兄志刚用小竹枝扎成束打小青蛙喂鸭子的事情。那时阿兄精力充沛而富有侠义心，总是保护着他。而如今却工心计，自私自利，简直是判若两人，他这样想着注视青蛙逃散的样子。蓦地抬起头看见一个穿宽大西装的人走近来，他是阿三。阿三讪讪地笑着想走过去。他不禁心里冒火，憎恶和愤激如波涛般汹涌起来，血往上冲，使他感到头昏。阿三好像跟他打了什么招呼，但没有传进他的耳朵里，阿三走过后他的愤怒仍然难消。这并非因为分财产的事对阿三的愤怒，而是对于半生以上在胡家做食客生活的阿三其卑鄙下流的一股憎恶。
迷惘与彷徨
春雨绵绵歇了，茶树的新叶散发出清香的时候，采茶女活泼的山歌处处可闻。入夜后，新叶的气味浓得化不开的黑暗里，胡琴的旋律迷入地飘送着。一切都显得朝气蓬勃，充满嫩嫩的青青香气的季节。
然而太明对于季节的变换也扭向一边置若未见，仍然只是待在书房里。他对于人生有一点抱着怀疑的心态。而想从书本里寻找出解答。但孔子、释迦、基督，以及康德、黑格尔都无法给他解答。于是他浮游于这个观念到那个观念的世界，过着没有目的之空虚的日子。而有一天，在他闭门不出的几个月后随便上街了。在村道上跟他擦身而过的人，如今都已忘了他似的，对他并不表示特别的关心。这样使他还觉得舒坦些。
太明最近身体瘦多了，感觉衣服宽大，他注意着肩膀一带的感觉走到了街上，他从大街到市场周边溜跶着。街上依然有很多人。他随着众人漫无目的闲逛着。
这时他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叫：‘胡君！你是胡君吧？’太明回过头来，看见那是在公学校时代的同事黄代用教员。黄走到太明身边，跟他握手说：‘呀，好久不见了！太概有六、七年吧！’他怀念的望着太明的脸。
他的样子已完全改变了，俨然一副绅士派头，两人被街上的人潮推涌着无法站在那里说话，便挤出人潮，进入市场拐角的一家面店。黄说：‘好久不见了！喝一杯吧！’他高兴的这样说着，点了冬菜鸭和八宝菜。酒过数巡，渐渐地话也多起来，他谈起别后以来的动静。据他说，他在太明离开学校后不久，他也离开了公学校，而从事经营甘蔗农场。黄本来就有社交上的手腕，对于实务也擅长，因此他的甘蔗农场在制糖公司的支持下不断发展。而如今也很顺利的经营着农场。谈话告了一个段落，于是话题转移到公学校时代的往事。说着时，黄忽然改口吻问太明：‘而胡君，你呢？现在怎么样呢？’太明老实地说出近况，于是问他：‘黄桑，你的农场可以雇用我吗？’太明装作开玩笑的这样说。黄说：‘你到我农场……难道真的吗？’黄不相信，但太明一再表示有这个意思。
‘呃？你说的是真的吗？真的你有这意思吗？不是耍弄我的吧？’他叮问着。‘其实，现在农场的会计正缺人手而伤脑筋着，若你肯接受，那就太好了，帮了我的大忙呢！’太明的意思立刻就决定了。
‘拜托，让我去做吧！’‘真的吗？那真是多谢！’从开玩笑而弄假成真，黄高兴极了，用力握着太明的手。他那不变的友情太明高兴得几乎落泪。他抛下那小小的自尊心，认为在农场以农民为对象而工作，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这样想着，积压在他心里已久的阴霾仿佛晴朗了似的。两人非常意气投合不禁多喝了几杯，相约再见告别时，彼此的双脚都有一点蹒跚不稳。
新生活
那是一望无际的甘蔗田，被锄起的赤土之畦，几百条平行规则整齐的一条条互有界限，一直伸展到远方。处处可看见戴斗笠的女工（被制糖公司雇用的农妇）之群散布于其间作业着。也看见了四、五辆运肥料的牛车发出格托格托悠悠然的声音。还有一条水量少了的河流，闪着白光流向远方隐约可见的海。
太明自从到农场工作后，心身恢复了活力。农场的面积有四十多甲步，会计的工作轻松，每天工作一小时便处理完了，其余的时间太明在农场内溜跶，或跟农民闲话家常，有时心血来潮，帮女工们整理或捡拾蔗苗。这样做使他的心身适度的疲劳，因此夜里在农场的宿舍里睡得很熟。太明便从那病态的心情，渐渐转成为快活的心情。
黄忙于跟外部的交涉，农场内的事情完全交给太明处理。
农场里在种下蔗苗后，要除草、中耕、培土、接连不断地有工作。他在那里过了三、四个月，太明自己都觉得气色好了，原来苍白的脸不知不觉已泛出血色。但是女工们因为工资很低，一天的收入只有三、四毛钱，因此她们中午自带的便当往往是蕃薯签。太明一个人吃白米饭觉得不好意思。当时经济不景气到谷底，中学毕业的人也只有二十七、八元的月薪。太明在农场的薪水是四十八元。虽然留学四年仍然如公学校训导时代一样的月薪。但在黄的农场里这已是最高所得了。
他常常用一部分薪水买些蕃石榴或柿子，请女工们吃。女工们都对他有好感，即使是私人的事情也找他商量，他也尽量照顾她们。
有一天，太明劝一个做工的孕妇都临足月了要在家里休养，但她不休息。工资是按日计算的哪有余裕休息。太明没有办法，尽量分配较轻便的工作给她作。这女工的名字叫阿新嫂。
有一天晚上，他在梦幻中被一阵慌张声惊醒跳起来。
来的是两三个女工，着急的说：‘阿新嫂难产，所以想借一些人参。’产妇出血须用人参止血，但太明很遗憾手头没有人参。她的家就在附近，太明立刻跑去，邻居的妇女已来了，纷纷表示意见，听见房内有人说：‘不能睡着呢。’激励产妇振作的声音传出。因为男人不可进入房内，她的丈夫阿新哥和孩子都站在房门口。太明从竹子编的墙壁缝窥视房间内，那不寻常的严重样子沉沉欲睡的产妇，旁人硬要她醒着而在她耳边频频大声叫：“阿新嫂！‘因为胎盘出不下来，出血不止，希望给产妇喝人参汤，然而到处找不到人参。太明提醒她们应让产妇安静才好，但充当助产的欧巴桑相信’睡着了会死‘的相传说法，不听太明的话。太明对于生产也没有知识，但以常识来说，他认为应让产妇安静的睡。然而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去请医生来，他飞奔到派出所打电话，但半夜里电话一直打不通。太明无奈只得回来。那时阿新哥在房门口惊慌失措，孩子们则：”阿姆！阿姆！’的哭叫着。
太明对于这些人的无知感到恼怒。这些人不相信现代医学。当太明要去请医生时，连阿新嫂本人也说：‘不要去请医生，若要给男人看，不如死了，算了。’她在痛苦的气息之下这样的叫着，表明不愿意给医生看。照这样子看来，纵然医生来了，也无法进行急救。至少若有个产婆在场，总是比较有面对难产的知识，而阿新嫂的难产却连产婆的帮助都没有。这些人认为，产婆是中产阶段的太太们生产时请的，农妇生产不必请产婆，顺其自然的生产。顺利的生产当然没问题，但若碰到难产就无法挽救了。由于其无知与顽固所形成的这种难破除的愚蠢习惯，往往便可以获救的母亲的生命，或有时甚至连婴儿生命都无意味的丧失。
阿新嫂也成为这种不幸之签抽中了的女人，应是庆生的分娩之床，一瞬之间化为死床。太明呆然在那里，心里想着：‘多么的糊涂、多么的愚蠢、多么的……’他的心里再三这样的想着之中，忽然想起了他记忆中的事，有一天，他为了什么事去阿新嫂家，夕阳已西下四周昏暗，院落端有猪‘呜呜’叫着，蚊子很多扑脸而来。室内黑暗尚未点灯。太明在院子里大声叫：“阿新哥！‘没有回答。他不停步的走到正厅，正想进入，蓦地看见地下有一团什么，他险些踩到，吃惊地停住脚步重新看看，那是小孩。大约五岁的小孩，身体裸着睡在地下。再里面也有两个躺看，他在门口更大声的叫’阿新嫂！‘听见从后面传来女人的声音，不一会儿阿新嫂挑着肥料桶，手里携着蔬菜回来了，看见太明高兴地殷勤打招呼，迅速把肥料桶放下院子，进入屋里，’心肝仔！‘她说着抱起孩子，亲亲脸，把孩子一个一个抱上台湾眠床。她这才点灯，请太明进屋。之后阿新哥也荷锹从田里回来了。夫妇两人都工作到很晚。尤其是阿新嫂，从农场回来，便到菜园浇水或施肥料，每天少不了这一课，然后才准备晚饭。孩子们等待得很累了，就睡在地上了。
太明把来一趟的意思交代清楚了，便马上要回去，但阿新哥站在门口，粗臂大张开拦着不让他回去。
‘就是蕃薯签或稀饭也罢，请你留下来吃吧！’他说着很热心地挽留，太明原不想打扰，但那非常的盛意不便拒绝就接受招待了。
阿新哥马上把小孩子叫醒帮忙剥花生壳，在暗淡的手提油灯下阿新哥一边剥花生壳一边说：‘年纪大了没用啦，年轻的时候，精力太充沛不听父老的话，种甘蔗失败了。我本来有八甲步山地，从甘蔗会社领取二、三百元，把山地完全开垦。会社很吝啬，补助金少得不如泪滴呢，每一甲步只补助四十元，仅是开垦费就高达一百五、六十元，而收成的甘蔗，由会社擅自订价格收购，价格太低了，无论如何不划算，而事先宣传一甲步地可以收获十几万斤甘蔗，我的土地是属于山地，所以至多收成六、七万斤，我们夫妻两人拼命工作，也没有办法，终于连山地也不得不卖掉。然而这也是运气，有一次遇到干旱完全歉收，那时连甘蔗苗的费用都未收回。本来农业五年里就有两年的天灾。若不是干旱就是暴风雨。不过，胡先生，你的头家善于交际所以经营得不错，他承包运输甘蔗，每年有几千元的杂收入，而且又是甘蔗栽培的奖励委员，从那里又能够领取奖金。我因为不懂日语所以不行。若我未从事种甘蔗也不会这么穷……不过那时候我也雇用过十几个苦力呢，哈哈……’他落寞地笑着，心里有无限的感慨。阿新嫂在隔壁厨房准备晚饭心无杂念，锅子里炒着，沙啦沙啦作响，花生香阵阵扑鼻。不久阿新嫂笑着出来。她再三的说没有什么菜，表示歉意，虽然显得很不好意思，但脸上又清楚的看得出来，因为太明能留下吃饭，而使她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她说：‘先生来了呢就这一点便会发财！’她这样寒暄着，端菜上桌，阿新哥在太明的碗里斟满米酒，自己的碗里也斟满。两人一边吃花生一边喝酒，太明很愉快。他想到那时的情形，对于阿新嫂的死更加感到悲痛。
由于发生了这件事情，使太明深切地感到不仅儿童需要教育，连已经成为大人了的，这些无知的人也需要教育。为了使这些人不再由于无知而发生这种悲剧，他决心要用自己的知识来灌输她们。他认为教育不一定只在学校里施行，如今在他周围工作的女工们也都是应教育的对象。
太明一旦下了决心，立刻就利用午休的时间，每天对女工施行促成教育。他利用大树荫作临时教室。从日本语、算术等，渐渐地教她们一些生理卫生的基本知识。这年轻的教师受女工爱戴。而且女工们对于太明的教授法深深得益，她们对于这午休时间的授业很感兴趣，因此知识增长进步也快。太明接触着这些对于如干涸的砂地吸水般，不断吸收知识的女工们，他做为教育者的喜悦便如泉水般涌出来，而感到一天一天都是美好充实的。
然而农场生活，也并非都是明朗的一面，到了秋天农闲期女工们也不到农场来上工，太明趁着其余暇查查农场经营内容而感到愕然。他一向相信黄说的话，以为农场的经营，帐面上都是黑字，其实却是都呈现赤字。而且因为今年连续干旱，亏损更大，实际情形这样，为什么黄却不在意呢？太明感到纳闷不解，有一个机会时他便问黄这事情，但他若无其事地笑着说：‘闯事业就是这样，像当教员一样的很诚实在社会上是难推展的。我从制糖公司融资二万元，其他的农场也这样。但这种情形若向社会公开将会破产，所以都对外宣称农场有盈余有盈余。其中也有的农场因为向制糖公司借的钱无力偿还，而宣告破产，可是，制糖公司是赚钱的一方，须有要领的依靠公司，而能够生活教育孩子便行了，这是我的人生哲学。’太明这才知道‘原来如此’，如今他才看到世间的另一面，然而若是这样的经营因难，他不应该还主张提高女工的工资，他反省自己的越分行为，太明说出这一点，黄说：‘若付得出会提高工资的，这样很好。’他的口吻很看得开，然后又说：‘到了收获的甘蔗搬运期又可以赚入几千元弥补。最可怜的是农民。他们受到鼓励种植甘蔗奖励人员之言鼓舞，非常努力的种甘蔗，但因为没有保障，甚至落到无法维持下去。但无论如何，像这样持续干旱，就没有办法可想了。若是越走越陷入因境，实在无法突破，我们两人再去当教员吧！’他说着，发出并不担心的豪爽的笑声。
辗转流离
平静的田园，严酷的现实步步逼近了。一方面，中秋节时候，镇上有一场某思想团体的演说会，演讲人与临场的警察发生了小冲突，一种不平静的空气低迷。太明没有去听那场演讲会，但过了三、四天，那经常来农场的刘保正，这一天又来了，他是个五十出头的乡绅，穿着笔挺西装，悠悠然的摇着白扇子进入农场的办公室：‘胡先生怎么样？最近忙吗？上次演讲会你没有去吧？’他说了开场白，然后便详细说起那次演讲会的情形，以及其前后镇上的动静。
‘在那思想团体要来这里演讲的前一天晚上，有一个便衣刑警来看我，他讪讪地笑，提醒我注意，演讲人的团体来时，我的工作是不可让镇上的人有大表欢迎的动作。听说那个团体到新竹时，街上的人放爆竹表示盛大的欢迎。为避免重蹈这种覆辙，他事先来我这里做事前工作。因为在我的“保内”我说的话保民都很听从的。刑警也很知道这种情形，所以到我那里来拜托。’刘保正得意的说，太明听了渐渐地感到不愉快。这是因为他那种采取旁观者的，胳膊扭不过大腿的明哲保身态度，明显的表露无遗，所以令太明不快。据刘保正说的，那思想团体演讲人中，似乎詹也在其内，如果蓝也来演讲，他想去看看蓝，但他知道蓝在此以前就因为思想问题而被监禁。至于詹不过是由于蓝的介绍而认识的朋友，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太明并不想特地去看他，心里正这样想着，刘保正又说：‘在那次的演讲会里有个“不知死”的家伙，演讲中，他大声喝采，这个家伙就是修理皮鞋的驼子，当场驼子安然多事，但第二天，他把修理皮鞋的用具放在路旁进入面店吃面时便被逮捕，关起来，若以违警例子而言，大概要吃上二十九日的囚禁。’他以这种口吻继续说，太明听着之中，对于刘保正，他的心里涌起了冒火似的一种嫌恶之情。
刘保正外表看来虽然有乡绅风采，但其私行颇令人觉得可疑。他曾经听闻女工说过，证明刘保正行为不堪的话。他跟别的女人有关系自不待言，他为了想当保正每天到派出所去，甚至为警察的女眷跑腿，诸如此类的事情。
把刘保正的这种种事情联系起来想一想，他的人格卑劣，更使太明觉得他是个令人生厌的卑鄙家伙，他走后，太明觉得的不愉快像残滓般仍然留在心里有好一会儿。
而比较起来，蓝和詹为了贯彻自己信奉的主义主张，不辞危险全力活跃的精神，不由得令人感到其英雄气概。跟他们相反的，太明想到自己的生活方式未免太毫无作为无意义了。经过这一番反省之后，太明那看来暂时安定下来的心境，又不断地感到苦涩的烦恼，那苦涩久久挥之不去。但他依然留在黄的农场里帮忙做事，在这个意味上他是黄的一个忠实协助者。而秋、冬过了，正月来到，农场的岁月流逝，到了四月的结算期时，黄的农场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在这以前，黄屡次向制糖公司贷款，而且大胆地硬强行采取扩充农场的政策，这样总算勉强的能够支持，想不到突然因为制糖公司的农务主任调动，新任的由日本派来的人，对于黄的周转金不再融通，而使他突然陷入困境。他虽然拜托前任的农务主任疏通，但无济于事。后来才知道这是公司高层决定的，并非一个农务主任的意思就能够决定。因为黄没有可靠的不动产，公司不再承认他为新的融资对象。
不仅如此，黄的农场从正月到春季期间亏损高达六千余元。
从正月后的整整两个月期间，勉强在其期日支付了开销，但因为有甘蔗田的高燥地带的爪畦种甘蔗，由于天气干旱，每甲步的收获量仅三万五千二百斤而已，再加米价下跌，蔗价被决定为每百斤仅四十三元六毛钱，平均每甲达一百五十元的赤字。其结果，对制糖公司便有二万五千余元的负债了。然而，黄仍然计画预定下年度再扩充十甲步，因此拟再向制糖公司预借。但现在估计预借不到，真的是一筹莫展了。
太明不忍坐视不救，提议把他的财产提供为黄周转应急，但黄不接受：‘谢谢！你的友情我很感谢，但因为我对你的友情，我坚决不能接受。’黄的意思坚定，不管太明如何劝他，黄还是不接受。他度过世间的重重艰难之途，因此，不愿意朋友连财产也为他牺牲。
‘你的决心既然这么坚定，那就顺你的意思了。为了农场的再兴，我很愿意协助你，但既然不能够，我只有祝福你再接再厉的努力！’太明这样的鼓励黄，他便离开农场，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办法，不过这对太明而言却是一个转机。女工们依依惜别的送他到车站，她们挥着手帕一直到列车看不见了才停。
‘她们都曾跟我一起工作，把我所学的教她们……’太明从车窗探头，和逐渐退远了的女工们挥别，心情渐渐感伤起来。
女工们的影子、车站、有农场的村子，转眼消失于原野的远方，他忽然发觉火车正全速力飞跑于一片无边无际起伏的木麻黄田野间，在那尽头闪着远方的海，像跟列车在赛跑似的。
大陆的呼声
太明久别回家，在他离家的期间，家里有种种的变化。首先使他感到惊讶的是，他还认为是孩子的妹妹秋云未婚夫婿已定，正在忙着准备结婚，未婚夫婿是他父亲胡文卿朋友之子，医专毕业的年轻医生。
另一个变化是，他哥哥志刚近来迷恋镇上的一个艺妓，志刚大概很少照顾家庭，因此和嫂嫂之间感情不睦。分家继承了财产，能自由的处理金钱，便立刻纳妾或玩艺妓，这是社会上常见的事。太明对于哥哥的这种变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慨。只认为这是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情。想到嫂嫂的立场，他也想忠告哥哥，但显然会被认为是多余的操心。而太明在村子里没有谈话的对手，便整理整理老阿公遗留下的书籍，忽然看到一本心有感触的书，便随心的细读，老阿公似乎还活在他留下的书籍中。其中的随园集和陶渊明诗集，处处有他阅读时用笔打的记号，显示出那是他喜欢读的书。太明被那些书吸引着，手不释卷地没入随园或陶渊明的世界里。太明的父母连妹妹都婉转地劝他结婚，但他置若罔闻，看来他是想在读书三昧中，渐渐地使心的调和恢复过来。然而宁静了的心，有一天因为发生一小事件，而使太明的心完全乱了。
那一天，太明的母亲阿茶，因为什么事大声嚷嚷着从后山跑下来。后山有胡家的墓地，一团工人就在那里挖掘，所以阿茶吃惊的跑下来。她看到那现场时，由于那里是祖先的墓地，为顾全起见，极力阻止，但一个自称监督的强硬汉走来：“啰嗦！‘并打了阿茶一巴掌，阿茶仍然抵抗着，但对方听不懂台湾话，又连连打了她几巴掌，阿茶因此哭嚷着从后山跑下来。
那时候，甘蔗栽培已发展到太明的村子，那工事是为了甘蔗栽培所需要的架设台车的轨道施工。
太明听了母亲所说的事情，勃然变色地跑到现场去。但是对手的汉子态度十分高压，对太明的抗议鼻子里哼着冷笑：‘我是柔道四段，你若走近来受伤我可不管，谁的土地我不管，你有理到公司去讲，公司里有三个法律顾问。’接着他又说：“我叫北野，你记住我的名字。‘很嚣张。
太明痛恨暴力。对方既然要用暴力，再说什么也无济于事。因此他忍气吞声知难而退。这天晚上，那叫北野汉子的可憎面目浮现在眼前，使他难以成眠。
到了第二天，太明还是因为这件事而满肚子不舒服。母亲阿茶说：“啊啊！无妄之灾啦！‘她为了解厄消灾，吃素面和鸡蛋，她的样子是看开了。但太明年轻，又接受过新时代的教育，无法把它当作一场灾难而忘了。但是，若循法律途径抗争，由以前的种种情形来看，不论理由如何，台湾人从未胜诉过。那是从头便绝对胜不了的一场官司。而且，这次倘若受伤了，还有话说，仅是挨了一巴掌理由薄弱。若是以私有地被擅自挖掘这一点来做为问题，对方既然有其法律专家，自然会巧妙地找出遁辞。
这事情太明越想越觉得胸口好像胀裂似的难受。虽然母亲没有受伤，但太明的心却像受了深深的，难愈的创伤。
‘陶渊明也无力治愈这个创伤！’太明抛下书本，大声这样说。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呢？他想到，他从小便喜欢常常这样设问，而自问的问题，从未在心里得到答案，于是不觉就忘掉了。但那并非忘掉了。而不过是沉于记忆之底罢了。每当他的心受到新的创伤时，便连沉淀的旧记忆，也跟着新的愤怒一起被挑动起来。于是他梦想着，能使自己从这苦闷之境脱身出来的，可以自由呼吸的新天地。在他的心里，梦想著有一天要到隔海的父祖之地的大陆。
这样的日子中，秋云的婚期快到了，家里忙着为她准备嫁妆，虽然近年来有心人主张结婚典礼简朴化，他还是依照旧习俗听年长者的意见。在许多的嫁妆中，妹妹所喜欢的近代式衣橱和三面镜梳妆台等格外显目。
终于到了结婚当天，那蜿蜒长长的嫁妆行列的排场，仍然足以让人想到名门世家的情形，亲戚、朋友、村里的热心人士都来道喜。
徐新伯保正身上穿着新做的礼服，胸前佩着绅章。他是主宾，坐在正厅的上座，主要的宾客都坐在正厅之席。鸦片桶代表胡家担任招待，太明亲自向客人敬酒，酒酣时候，徐新伯不客气的照例大声发表社会评论：‘不识时势出头的家伙是傻瓜，什么社交啦、关说啦，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从前也一样。只是说法有异，总之，不过是把有关于金钱的事说得好听罢了。从前则话说得露骨，所谓有钱有理，钱能左右正义，如今则是律师，或关说，其实还是钱在发挥作用。我在十几年前就知道这种事。公学校的训导价值二千元。’他稍停顿一下，得意的环视大家，于是用五根手指拨摸颚须说：‘留学生无价值，这批评，是当时我进步的看法，大家不懂还一直说我的头脑古板。怎么样？如今不懂的人还是不懂。上次胡先生的夫人被打。抛出二千元看看，那效果比十个留学生的智慧大多了。要关说将一个工头炒鱿鱼，别说要二千元关说费，五百元就足够了。若是我三百元就可让他被炒鱿鱼。’他趁着酒势放言高论，因为他是保正大家都默默的听着，但内心都不服。只有鸦片桶陪着笑脸。徐新伯又乘势说：‘太明君知道守本分，所以是了不起的，像我一个亲戚，法政大学毕业后出任名誉乡长，每个月只有三、四十元车马费，但月月的交际费、活动费等的开销，使他的父母叫苦连天，终于只当了一任期就差一点破产了。而辞了乡长职，委任官又当不成，当雇员可笑没面子不能做。结果当名誉乡长也不过是“赐金碗”（虚有其表）罢了。还有比这种情形更傻的呢，那就是一些搞思想运动的人，一时那么风光的到各地演讲，现在几乎都身系囹圄的呻吟着。曾经来庙口演讲的姓詹和姓蓝的都被关在牢里了。我夙有先见之间明，让子弟受教育，我认为受六年公学校教育就很够了…。’徐新伯像教训大家似的长篇大论终于完毕。酒过数巡，大家乘兴愉快地闹着，但向来这种场合总要说一言的鸦片桶，近年来遇到手头的不景气说话少了。阿三和阿四对徐新伯的话随声附和，助酒兴，但因为沦落到打零工，已不再在绅士之间饶舌。太明听了徐新伯这番话，忍着窝囊气，尽主人的礼貌招待他。
秋云出嫁的喜事办完，家里便只有太明和母亲两人。母亲虽然希望太明早日成亲，但因为本人无意也不勉强硬劝他。母亲为了排遣无聊，有时便到太明妹妹家。妹婿是开业的医师，处事得体的好人。有时妹妹回娘家他总是陪着来。太明原觉得医生就像卖蒸馏水，如剥削钱财的税务官一样，对这两种人没有好感，但他和妹婿谈笑之中，这种观念被修正了。妹婿曾这样说：‘我的对象是疾病，而不是金钱。我希望一生救助十万个人，但不想赚十万元。然而若救了十万人便可得十万元。’他说着笑了。他的说法令人觉得相当滑头，却不令人觉得是一个普通的俗医。
妹妹的结婚告一个段落，太明安心了，又闭入自己一个人的思考中。如今他对于祖父私淑陶渊明，醉心老庄的境涯感到羡慕。若是能够他希望春、夏、秋、冬都过去了，一下子成为老人。否则年轻的肉体里燃烧着希望和理想，使他对于现在的失业感到如深刻的刑罚似的。他为了要理清这种心情，以求得一处安住之地，那么他应往何处去呢？而老子的幽玄哲理、孔子的教诲都没有指示他一条路。他只有在荆棘的路上挣扎着独自寂寞地行走着。正月又到了。屋后的橘子结实累累。他徘徊着出去橘子园走着。蓦地看见去年剪了的枝子上长出新枝，结了金黄色的果实。那新枝比剪前结出更美的橘子。他那时把思考着的结婚问题，在心底仔细咀嚼地想起来。若是结婚了便会生孩子，生殖了一个跟自己一样的人。被人蔑称‘你呀！’他想，‘若是被叫你呀－，一代就够了’，他这样反覆的想着之中，突然听见母亲在后面叫他，母亲告诉他，公学校时代的同事曾训导来访。
太明对于他在公学校时代，对日本籍教员的横暴痛烈的批评后辞职离开学校，后来听说曾训导去日本留学，帝大毕业，接着便去中国大陆。这次突然在太明面前出现，是因为他父亲去世而回台湾。太明以惊讶、期待和敬畏，面对这位已变貌为很耀眼的友人。
曾所说他自己的近况，对太明而言一切都令他感到吃惊和新发现。他现在是中国某大学的教授，以宽阔的眼界，洞察新时代的动向。他从在公学校的教员时代，即有惹人注目的风貌和辩才的人，现在由于其人的成长成熟，已是有宽阔温厚的人格。这对于局限在狭小的天地未接触过杰出人物的太明而言，曾看来，是仰之弥高的人物。曾热心的地劝太明前往大陆发展时，太明的精神上心情上不觉涌起了一股青年的朝气。
曾不久就回大陆了，过了大约两个月左右的有一天，太明收到自大陆寄来的一封信，寄信件的人是曾，太明的手迫不及待的拆开封口，如饥似渴地急读着信。那是通知太明，他已推荐太明到国立模范女子中学去担任数学教师。
‘还是他的友情实在！’太明对曾以无限的信赖和感谢之念想着他的种种。太明对大陆的梦想，如今就要实现了。已经没有什么会阻挡他的去路。只等他去坚决实践。‘现在正是脱离这狭小的天地的时机啦！’太明在心里这样说着。
太明在大陆谋得一份教师职位的事，立刻传遍村子里。太明这个人物又从村人的遗忘中浮现出来再度受人注目。他父亲胡文卿说：‘专门学校的教师，说来相当于昔日的进士或翰林，这是很大的荣誉。’他说着很感欣慰。虽然儿子要去大陆，他感到有点寂寞和不安，但想到他的将来，也不便表示反对。
太明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似的，活力充沛的准备渡华的一些事情。他不打算再回来，因此向亲戚朋友一一访问并道别，对于故乡的风物也抱着一种惜别的心情。
母亲阿茶的发起决定一家团栾到城隍庙拜拜。母亲事前斋戒沐浴吃素的净身慎心。到了去拜拜当天，父亲穿长衫礼服，母亲也难得的脚穿鞋子，阿玉打扮得与她的年纪不相称的盛装，哥哥穿新西装，嫂嫂穿一件流行过时的裙子。一行八人，连妹妹夫妇都加入其中。母亲在城隍庙中堂的垫子上跪着恭敬虔诚地祈求太明的成功，父亲在供物前高声朗诵祈祷文。太明捧着线香恭敬地合掌。母亲为太明抽了一根神符之签是：上上吉。拜拜后，太明的妹婿提议拍撮一张纪念照，一行人便到当地第一的照相馆。摄影场在二楼必须脱鞋上去，太明领先走在前面，大家跟着纷纷上楼，阿茶上到楼梯中段时，突然听见后面有人说：‘喂！这老太婆！’男人这样骂的声音炸裂开来，一个穿和服结红色鼓形腰带的姑娘跑来：‘你呀！不可穿鞋子！’她责备的目光望着阿茶的鞋子，阿茶连忙脱下鞋子。阿茶第一次经验到要脱鞋入室。太明的脸全红了，他是兴奋，也是难为情。他遗憾由于自己的疏忽，使母亲丢脸。同时对于出之于以侮辱般态度的对方觉得可憎。他不想拍摄照片了，但父亲为了吉利，叫太明忍着不要介意。他为了顾到父亲的心情，勉勉强强站在中央拍摄记念照。归途，谁都不提及拍照片遇到的不愉快之事。妹婿故意开朗地饶舌，以引起大家的兴致，但只有太明默默地不作声。忽然看见大雪山笼罩着乌云像要下雨的样子。
他放心不下的是母亲，他妹婿了解他的心，答应他会照顾母亲。母亲也以前就希望和他妹妹住在一起。父亲有阿玉跟着，若发生问题的时候，哥哥也在近旁，没什么需要考虑的，他到哪里都没有后顾之忧是值得庆幸的。他细听着父老和前辈的意见，然而一想到拍摄照片之事，心情变得希望早日去大陆。他马上申请护照。郡公所的一位年轻警察恭敬地跟他打招呼，他以为警察认错人了，迟疑着答礼。那警察自称是他的学生，他惊讶地细看，才从以前的记忆中想起那学生的面影而喜出望外。那学生亲切地为他介绍郡守。郡守是一位温和的人，听了他渡华的目的说，会指示早日替他办理护照。他感谢郡守的厚意，告辞时，郡守说：“到中国去也辛苦。像你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如留在台湾，为岛上的文化尽力才好。‘他也并非没这样想，但他既然已下决心便不再三心二意。总之，由于郡守的关照，护照比他预想的早日发下。
他选择了吉日，以踏上勇跃向大陆发展的壮途，终于到了出发的当天。他到公厅焚五香，祈祷祖先的保佑。公厅的栋梁上悬挂著「贡元‘的匾额，匾额的金字已剥落骄傲的流露出古老的传统似的气氛。在中庭里则爆竹霹哩哗啦响。鸦片桶在胡家一族人的面前说：“一代做官三代富’。阿三和阿四的脸色有一种情况苍凉的神情，向太明说：”恭喜恭喜！‘亲戚和村子里的热心人也来送行。太明对于这盛大的送行，感到一种不成功死也不回来的心情。不，他决心不再回来。
爆竹声更响，他静静的从公厅走出来。站在两旁并列送行的人口口齐声说：“做大官恭喜！‘来到门楼时，鸦片桶对他说：’太明！在江南有胡家的祖庙，那是祖庙中最大的庙，因此财产也多。你若是做了大官一定要去拜拜，那你就可以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贴膝礼“金呢。‘他父亲春风满面地混在送行人之中，母亲阿茶流露着依依不舍的神情。太明走出门楼一再回头看自己的家。心里有一种就像得’贡元‘那样的，给胡家扬眉吐气的愿望。
太明的妹妹夫妇和哥哥志刚送他到基隆。基隆下着雾一样的细雨，下一阵毛毛细雨，晴一阵。他站在码头眺望对岸，想起了那年出国留学时，那避人眼目一个人来为他送行的女性。自从在这里别后便没有再见过面。想必她过着幸福的生活吧……听说夫君富有而且是医生，已有两三个孩子。太明想到自己至今仍然单身，一事无成……如果他和这个女性结婚，也许自己也在乡下过着满足而幸福的日子呢，他想起当时的情形心情落寞。
开船的铜锣声响了，妹妹秋云的眸子闪着依依的惜别之情。他的哥哥如小时候那样提醒太明注意种种事情，只有他妹婿并未显露感伤的神情，他笑着说：‘一句话说那里是大陆，其实上海跟台湾如眼睛跟鼻子之间的距离，比日本还要近，差不多从这里到台东去的时间罢了。’太明听了这话并没有深受感动，他只是放心不下父母，一再的一再的拜托他们照顾父母便上船。三千吨级的汽船离开码头，送行的人热烈地挥着手帕。青青的鸡隆山看来像缓慢地移动似的。船出了外港，暮色低垂，船身的摇晃激烈起来。他进入船舱里躺下。
翌日天气晴朗，是最好的航海风和丽日，他走到甲板上眺望，已看不见山影。洋洋大海黑潮汹涌。飞鱼随着船脚闪着白光飞跃。他忽然感到心情爽朗，已经被忘得一干二净的诗情如轻音乐似的旋律在他的心里回响着，他一气呵成地作了一首七言律诗。几乎不需要推敲的诗，但第七句‘岂为封侯归故国’，似乎不妥。因为他是日本籍民，去大陆并非归故国。这一句他斟酌着用其他种种字眼来代替，但找不到适当之词。他蓦地想起清朝沉德潜的笔祸事件而栗然。沈是仿孔子的‘恶紫之夺朱’之句而咏黑牡丹，其诗句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成为问题，而蒙冤罪被处极刑而死，因为明朝姓朱，所以被误解为诽谤明朝的皇帝。
太明想起阿公告诉过他的不少笔祸事件，使他觉得容易被人误解的句子应修改。他终于想到新句‘游大陆’来代替。于是用铅笔把那首诗抄在笔记本上。
优柔不断十余年忍睹云迷东海天拙策非惊才不足雄心未已意缠绵半生荆棘潸潸泪万顷波涛淡淡烟岂为封侯游大陆敢将文字博金钱他一边看着笔记本一边高声朗诵。他的脸上洋溢着愉快的微笑，心如浩瀚的大海般无限地舒展。以前的一些幼稚的想法现在觉得很可笑。蓦地看见遥远的地平线上大陆已微微的显露了。
可眺望紫金山之家
传说紫金山腾王气，每当夕日映照那山姿格外美，笼罩着整座山的紫色之霭，仿佛如传说的二千多年前，楚威王为了镇国而埋在那地下的黄金所散发出来的瑞气似的。到了秋天，那紫气看来更分外艳美。从山顶到玄武湖形成一条磊落的棱线形容不出的美。
太明学习北京语感到疲倦时，便从曾公馆二楼的窗户，眺望着这样的紫金山之美，他常常看得入神。把它与台湾习见的峻险的山姿比较，它还是有一种大陆的山才看得到的磊落之姿。
曾家的人住三楼，除了吃饭的时间以外不下来，因此二楼经常无人空落落。北京语教师每天来教授太明一小时课，他回去后简直连人影都没有。在这样的宁静中，太明与金山的山容相对着，思潮起伏，种种思绪不断地涌起。
太明到曾公馆来已住了将近一个月了，因为语吾不通，很少外出。曾那么极力劝太明来大陆，并且还为他找了一份教师的工作，但他却极端的恐怕他们两人的出身台湾被人知道。因此在太明由上海登岸时，他就一再提醒太明注意。
‘我们无论到哪里都不会被信用，如宿命的畸型儿似的。我们本身没有全何的罪，却要接受这种待遇是不公平的。但这是无可奈何的。我们不要有成为受排斥的继子根性，我们不是要用语言，而是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为建设中国而牺牲的热情，我们不落人后。’他说明这种复杂的立场。太明本身在日本留学时曾经于中国留日同学总会的席上，老实的自称是台湾人而受到意外的屈辱，因为自己有过这种经验，所以确实很了解曾的这种心情。可是因为是‘蕃薯仔’（台湾人的别称），为什么就必须忍受如此屈辱呢？太明这样想着心情暗澹起来。
然而，尽管如此，每日闭居曾公馆如同被软禁一班的生活，他感到受不了。至少也要上街走走，接触清新的中国气息。像如今的状态，不知哪一天他才能够操北京语，他希望能够早一天站立在讲坛上。但曾却对他说：‘胡君，建设中国的路程长远，决不要操之过急。你看那扬子江，悠悠长流，其实流速相当快呢，我们也必须具有这种大河的风格。’曾的态度沉着，但是太明在这种徒然耗费日子之中，起初对中国所抱热情就快要失去，而感到心中不安。
他无所事事，想起了船上陆后的那几天在上海所过的情形。上海呈现出生动的现实的中国风姿，使他感到他对中国的预备知识之浅薄和过时。尤其是法国租界一带飘着西欧的近代空气，使生长于农村的他完全被压倒。街上所见的年轻女性，从她们的时装下，涵藏着五千年来被锤炼的文化传统，它散发出高雅的芳香。
他在租界搭公车，公车上层空空的只坐着三个女学生，每个人都拿着封面美观的外国杂志或书本。同行的曾说明：‘这是上海女学生的流行，手拿书本是唯一的骄傲。’他认为这是以读书人为傲的封见思想的残滓，尽管如此，她们那洗练的趣味吸引他的视线。那优美的上海鞋子、袜子、手提包，从上衣到下衣，适合于自己而搭配的统一的颜色都颇堪吟味。她们流露儒家所谓的中庸之道，不走极端，不囫囵吞枣欧美的文化，保留自己的传统而显露出中国女性的理性。太明被吸引的看着那些女学生久久不移开视线。肌肤细腻，肌理娇嫩，灵活的眸子，使他看得出神。不禁令人感觉她们是比太明所处的社会更高的，仿佛贵族似的小姐。中国文学的诗味由女性表象，并且由儒家所培养的过去的历史，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这些古典的幽雅令人感觉活在近代的文明里。他极力的想听听她们谈话的内容，但没有人饶舌，偶尔听到的说话声则是极缓的语调，太明不懂其语言，但听来感觉得出其谨慎的话风。显然台湾女性粗野的谈吐不同具有洗练的韵味。他竖耳谛听着，希望能够听到她们说的一言半语，然而他一句也听不懂。直到现在他认为台湾话有闽南话和客家话两种，都属于中国话，他既然懂客家话和闽南话，到了大陆语言容易学，却是想得未免太简单了，实际面临，太明才知道自己所懂的话没有用，才后悔没有事先学习北京语。
太明跟随着曾在大上海观光几天。文化建设当然是在参观之内，六国饭店、小巷，连野鸡（卖笑妇）如洪水的街隅都蹓跶了。
上海，居住中国人、欧美人、日本人，大家杂然而居，形成不调和的调和。他也到共同租界徘徊，那里耸立着抹煞人性的金权主义的怪物般高层筑物压风景，而在那大楼之间，人与车的激流狂奔着。那激流的壮观，从路的这边要过街到对面都像冒死似的。他下了决心才穿越过马路，跳入对面的先施公司。而那里又是人的一切欲望的坩埚。那人工享乐气份，使人置身于其间一会儿仿佛会感到头痛似的。太明为了寻找清新的空气而上去那屋顶层，那里在暗淡的光线下充满了年轻男女，他们悄悄私语着，目光锐利的风尘女郎寻求着嫖客东跑西跑，也有人在太明面前拉到客便消失不见了。永安公司和大世界也都跟先施公司一样，这些地方只使人的灵魂麻痹，没有使人的灵魂安祥之物。
太明像逃也似的回到住宿处。但到了第二天，他为了看看这活动的城市之貌又走出旅馆。他见识到了种种人，有口含烟斗尊大的西洋人，或不知道李白之梦自做聪明的日本人，崇拜西洋的姑娘、乞丐、路上的病者等，还有躯体容貌都堂堂，但看来已完全被去势了的锡克族人，在银行、公司、工厂门前腰里佩挂着手枪以武装之姿的站立者。他们现在除了充当忠实的看门狗以糊口之外，没有别的生活方法了。不过锡克人虽然温和，但那所持的黑光的钢铁杀人武器－手枪－则是太明没见惯之物，而觉得非常可畏。
终于要去南京时，太明对上海没有一点恋恋不舍之情，而是想早一点离开那庞然大物般的都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