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太明回来后围绕着他的环境，并非都使他觉得愉快的。村子里的样子已和从前有很大的改观，生气勃勃，油加利树已生长得很高了，道路拓宽了，那宽了的路上，虽然是车体老旧的公共汽车，但每天有四、五班公共汽车的交通工具，散发著文明的气息。而年轻人显著地增加了，他们对太明大都不熟识，问起他们的父亲之名才认识。围绕着胡家的族人，也各有变化，更令人不胜今昔之感：鸦片桶已在三年前去世，阿三去年入了鬼籍，阿四戒鸦片了，跟着女婿一家离开了村子。堂兄志达已无法靠律师通译维持生活，在村子里赋闲，谁都不理他。太明的父亲胡文卿虽然年纪老了，身体还硬朗，尤其因为中医少了，求诊（往诊）的人增加，医生的工作更忙。而胡文卿的第二夫人阿玉，在家庭里的地位安定了，因此不再像以前那样化妆浓厚，显露出了良母的样子。而太明之兄志刚已被村人推戴为保正，有其保正的势力，看来很忙碌的样子。
因为新陈代谢，与顺应神的摄理村人也改变了。但只有胡家的公厅依然古色苍然地耸立着，太明进入公厅，点燃线香拜祖先，祈求阿公的冥福，无限感慨。金箔剥落的‘贡元’扁额上布着蜘蛛丝，神龛上的金属器具显出暗淡寂寂之光。太明去大陆时，决心埋骨江南而求祖先保佑，如今不得不回来，他觉得有一种愧对祖先的心情。
在这样的环境中，太明对于他今后的出路做种种打算。他父亲胡文卿看太明的这种情形，便劝戒他说：“做官虽然身分体面，但切不可以执着。‘太明哪想到做官，只是没有一份工作生活苦闷。在家里住了两三天，他感到缺憾、空虚，心里涌起了一种无法形容的孤独感，心情无法平静。
他母亲阿茶，这时在他妹妹秋云家居住，太明还没有机会见到母亲。太明起先原计划把母亲接回来跟他一起过着平静的生活，但他回家后看了情形，觉得还是让母亲住在妹妹家里对母亲好些。总之，要等到见到母亲后再做决定。他须早一点去看母亲的，却懒得出门迟延着之中，母亲和妹妹一起回来了。
妹妹一看到太明，连一句久违的欣喜打招呼也忘了，劈头就以埋怨的口吻说：‘阿兄，你也太满不在乎了，母亲那样的苦等着你呢……’母亲阿茶则说：‘太明回来了，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啊，这也是城隍爷的保佑。’她睁大眼睛注视着太明，又频频用手拭泪。
蓦地，太明看母亲的手，她提着一个篮子，里面放着一只煮熟的鸡和一束线香，大概是要拜土地公或拜祖先，禀告太明已平安回家。妹妹手中的包袱里有一瓶花生米。母亲的慈爱太明不禁感到眼角发热，想在母亲的膝下尽情的哭，他想到自己的流浪之旅，不知使母亲感到多么的悲哀，太明觉得很对不起母亲。
这天晚上，他父亲胡文卿、哥哥志刚都在内，一家团圆。他母亲阿茶不愿意跨入丈夫之妾阿玉屋子的门槛，只有今晚，因为一心要见回乡的太明而打破前例。父亲胡文卿面对一家人长久以来始有的团聚，心里感到很满足，只有阿玉谦虚地没有一起上桌吃饭。她和阿茶虽没什么特别不和，但还是有一点不和睦。太明对于母亲阿茶的这种包容态度，不由得感到同情。
晚餐的气氛热闹。太明吃着最喜欢的花生，一边吃一边谈着大陆的风物。家人问他苏州和西湖的风光，但因为他没有实际去过，所以没有办法给大家满意的回答。但是，谈到上海和南京，他便滔滔不绝地说着，使大家听得很有趣。他父亲胡文卿非常高兴，说他希望一生能够到大陆去观光一次。母亲只是高兴地听着大家说的话。他哥哥志刚则夸言他把一部份房屋改造铺了日本榻榻米。他妹妹秋云已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了，仍然淘气地对当了保正的哥哥从旁起哄的说：‘以后要去哪儿，我就要跟阿兄一起去。’‘为什么？’‘因为你是保正呀，据说，当保正的人，可以叫火车停呢，是吗？’他妹妹嘲讽的话，母亲听了，叫一声‘秋云’责备似的以慈祥的目光瞪她一眼。志刚苦笑的说：‘胡扯，那是从前的事。现在的保正没有什么特权，搭公共汽车拥挤时，可以先上车，公职人员不过如此而已。’他认真的辩解，妹妹默然。
总之，这天晚上，太明一家人忘了平常的种种情形，直到夜深还可以听到许久未闻的胡家的人开朗的笑声。太明决定暂时住在妹夫的广仁医院里。妹夫林东岳还是个年轻医师，有理想。他的医院，因为医师亲切药价便宜，在附近的农民之间颇获好评，被以‘新医院’之名而使人亲近。太明在广仁医院住下，本身没有事，便开始帮忙医院的事务性工作。所谓工作，无非是接待一些病患以外的许多访客。
于是他发觉了不正常的事，动辄因为何事，几乎每天似的特高警察或巡警到广仁医院来访。后来才明白，他们来访的不是广仁医院，而是来找太明，对于从大陆寄给太明的信件，也多方的想知道其内容。但因为他们太过于频繁来访，结果太明和他们便像友人同志一样心安了。不过彼此心照不宣。
‘如果出门旅行，请事先向分局报告。’特高警察若无其事的这样说。
有一次太明因事要去南部，太明忽然想起自己经常受到特高警察的注意，并没有做什么亏心事，他决定照办，去分局报告。他到了分局，那面熟的特高警察，并不仔细听太明说到的旅行之事，而是开玩笑似的说：‘这一点小事，何必特地来报告呢……’太明非常扫兴。但是出发旅行时，他才知道那特高警察对他的警戒决不含糊。他在高雄换乘去屏东的火车，在屏东下车，再等候下一班南下列车的时候，那当儿他出了车站在街上走一走以排遣候车时间，他在公园观看热带植物时，蓦地发觉自己的身后有人盯着他的视线，他吃惊的回头，同时看见有一个男子迅速掩身树荫下。他吓一跳。那是今天早晨他到分局时看到的人。他忽然感到不安，回车站。火车进站，他最先上车。而那人也坐在次节车厢，一路如影相随似的跟随着他。太明想：‘果然是被跟踪了。’太明去分局报告的时候，那特高警察跟他开着玩笑，装做并没有细听太明的报告，却悄悄派人暗中跟踪他。太明觉得不能不警惕。
‘以后必须尽量避免惹人注意的生活着。’他这样想着自戒。而从旅行回来后。他就不再在人前出现，都待在里面读书。社会上的人渐渐忘了太明时，那使人心烦的特高警察便不再来访问。
‘哎哎，这就安心了。’太明想。但是那时太明听说在大陆的台湾青年，陆续被遣送回台湾，而且被关入监狱。令人感到暴风雨的预兆般不平常的空气。
战争的阴影
要来的事终于来了。中国大陆的芦沟桥轰的一发枪声，在升高的危机上点火。
对于芦沟桥事变的发展，各方面的人看法不一样。
‘与满州事变同性质的，不会发展成全面性战争。’也有这种乐观论。因此以隔岸观火的态度对待，老人有这种看法的比较多。但是战火从华北扩大到上海时，那乐观论调消失了，在人人紧张的注视着之前，事态终于发展成全面的两国的冲突。然后便是一泻千里了。太明对这历史性的大转变感到惘然。
随着战争的发展，台湾也立刻染上战时的色彩。
无论是农村或街上，人们所谈的话都是战争，欢送出征军人或军夫的旗子处处飘扬。并且展开‘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连乡村的每一个角落都召开宣传其总动员的演讲会，这时除了户长，连家庭主妇到青年男女都被动员，去听乡长、校长、保正等的讲话。
有一天午后，太明和邻家米店老板一起去听演讲会，这一天的演讲会是有关于献出黄金的总动员，为了‘膺惩暴支’，呼吁人民献出持有的全部黄金。乡长和演讲人都强调私藏黄金者不配做‘国民’，而且以保正与甲长都清楚知道管辖保内持有黄金者的姓名，来威胁人民自动献出黄金，以免追悔私藏不献。
演讲会结束的归途，太明和米店老板慢慢走回家，他们两人的前后，也有从公会堂出来的群众，三三五五一群的走着。那当儿听见走在前面的两个妇女的高声交谈的话：‘我的戒指？我从未戴过它，我想没有关系吧。’‘不不，结婚典礼时保正来了的，他看过。’‘可是，它是结婚的纪念嘛。’‘……如果被搜索到了，就糟糕了！’那中年主妇这样说，提醒年轻的媳妇。说到这里大概是发觉太明两人从她们背后渐渐走近了，而吃惊地立刻停止说话，而且突然加快脚步拉大距离。大概她们误认太明是保甲人员。太明觉得无趣。米店老板用客家话说：‘开新山卖老田。’他这话的意思是，卖了好田来开垦，也就是新田还没开垦好时，连老田都卖了的警句。太明只是轻轻点头表示同意默默的未发一言。两人沉默片刻，米店老板又发出这样一句警语：‘鞭长不达腹背。’也就是说，鞭子过长，无搔痒的用处。太明领悟反问：‘你的意思是说徒劳无功吗？’米店老板显露出正是这个意思的神情。
‘胡先生是有见识的人。中国广袤有四百余州，一省抗战一年也要十八年。这好像在大操场上追捉老鼠一样，搞得不好，老鼠没有捉到，人倒精疲力尽了。’他又接着讲了一些中国历代的兴亡史，他似乎颇有汉学的素养，喜欢使用这种富于暗示的话。他又说：‘第三保的保正口口声声说“圣战”、“非国民”，究竟日本的正义在哪里呢？’他发泄平日的愤懑。
太明对此找不出话回答，只是默默地走着。
供出贵金属的当局要求，在妇女们之间引起很大的恐慌。太明的身边，也为了捐献金耳环的问题，妹妹秋云和哥哥志刚意见对立。志刚自从当了保正后，就变成一个热心的支持战争者，因此对于供出贵金属也很积极，他为了保正就立刻把房屋装修成日本式，设神龛，连乡村罕见的榻榻米室都铺设了。到神社参拜夫妇齐穿着和服的讲究。事变发生了，他对战争的气氛着了狂似的，担任日本人的先锋工作，一个人忙得团团转。对于要求民众供出贵金属，他自己为了提高保正的实绩，硬要胡家的人捐献。秋云出于年轻女性爱首饰之情，对于仅剩的一对耳环踌躇着捐献，他以半强迫的逼她交出来。并且恐吓她：‘若遭受到家宅搜索怎么办？’或‘你不交出来，我就报告警察！’这样敌对的态度，一点也不顾手足之情，结果秋云只得流下舍不得之泪放弃了。
有一天，太明在米店的店头跟老板闲话时，突然有三个戴委任官制帽的日本人很威风地走进店里来，几个坐在门口休息的农民说：‘大人来坐！’说着立刻让坐，然后悄悄溜走了。这三个日本人，一眼看来便知是米壳检查员。那些农民刚才正在批评‘米壳管理令’的不合情理。总之，‘米榖管理令’是政府为了战时工业化而想出来的毒辣法案，是当局为了征发低廉的劳力，压低米价，使农村人口转变为劳动人口的手段。当局颁发米榖管理令，以期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方面保护糖业，另一方面可以供出劳动力。是政府把由农民的血汗结晶所作的稻米的生产价格掠夺一半以上的计划。而且更牵强附会到的深犁田事件。这个事件是借土地改良的名义，以实行榨取的政策。因为农民若将稻田依照命令犁到所指定的深度，便不能种稻子，那么无论你愿不愿意，都不得不改种甘蔗了。当时日本的官宪虽然用种种手段来压迫农民，但农民不屈勇敢地反抗，而被关进监狱的人相当多。这次用天皇的敕令，而且又是在战时情况下，不能随便反抗命令，所以除了忍气含泪之外没别的办法了。农民正纷纷发牢骚的当儿，那三个日本人来到了米店。
米店老板迎接这些不速之客，感到惊慌失措，平常都是由日语说得流利的儿子接待的，但那天恰巧儿子外出。检查员看他儿子不在，显然感到不满的样子。若他儿子在店里，凡事懂得应付，习惯周到的招待那些检查员。米店老板用一言半语的日本话解释儿子不在家。
‘什么？不在家？检查日事先就知道的吧？’检查员不高兴地顶撞他，然后说：‘好吧，总之，检查吧！’检查员气势？？地领先走，米店老板慌忙跟在他后面。打开米仓，袋袋的米高高地堆积着四、五列，检查员打量库存的米又看米店老板的脸，检查员的身体靠在米包用米见插的尖端刁难地在米袋上刺了几下，然后走到仓库的一隅和另外两个检查员悄悄地商量着什么，突然又转身对着门口喊带来的工人：‘喂！苦力！’苦力拿笊篱进来。于是其中的一个检查员，一下子用米见插刺入面前的一袋米，把积存于米见插的米摊开在掌心上检查，又把那些米故意胡乱抛入笊篱中，米碰到笊篱边缘撒落一地，检查员们一边用脚底去踩米，一边用米见插从一袋袋米的一端刺入检查，于是说：‘喂，有石子，检查不合格，全部重新精米！’检查员抛下这句话，其余的米也不检查了，迅速走出仓库回到米店。米店老板脸色发青紧跟着追，频频向他们求情，因为这批米近日就要装船运输，若检查不合格问题就大了。
太明亲眼看到这样的事，义愤填膺，心里气得直翻腾。超过一千袋以上的米，仅检查了十袋左右，其中的一袋偶然被发现了一粒小石子，便命令要全部再精米太过分了。但是，检查员结束了检查，并不立即回去，坐在店里把已凉了的茶无味似的喝着。显然另有居心，是一种垂涎欲滴的物欲态度。那时一个检查员看到放在院子的一个旧木臼，走过去看，他回过头大声对同伴说：‘是樟木的，上等品呢。’他说了，又垂涎地抚摸着。
‘什么？樟木的？’（樟木米臼用来当火，是当时在台湾的日本人最珍视的）
检查员之中的主任站起来，走过去看那米臼，然后笑嘻嘻地走回来对米店老板说：‘喂！把那臼子让给我好吗？’他狡狯地眯细着眼睛。所谓让，就是送给他的意思。太明看到这种情形，感到恶心，但他忽然想到若送他一个米臼，便可使那些通过检查，那也不得不送，因此他悄悄对米店老板耳语，劝他把米臼送给那人比较好。这老板不像他儿子会临机应变，既不懂日语又不会圆滑，不过听了太明的耳语，这才领会了。
赠送了米臼，主任突然就变成笑脸的说；‘对不起，不过老年人倒通情达理。’他的态度完全改变了，但仍然说：‘刚才检查的米调制不良，今后要注意。’然后他对部下说：‘今天就行了，给予通过。’他以眼神示意，部下听从也不检查，忙着全部盖上二等米的检查印。然后老板请他们喝酒，并硬请太明作陪，太明虽然无意在场，但为了给老板当通译便和他们同席。他们喝得有了醉意便说：‘当检查员最差的是植物检查员，最有甜头的是砂糖检查员，去糖厂不但有饭局，还有女人作陪。’‘是呀，说到喝酒，还是啤酒过瘾。’他们这样说着。女人和啤酒，这里都没有。他们是想去酒家。
‘这些家伙多么的贪婪无厌。’太明的心里这样想着。而他们话一说出口，不会就作罢的。结果老板又请他们上酒家达到目的，喝得醉醺醺的才搭最后一班火车回去了。
‘所谓圣战，今天的这些检查员的行为，报纸上的报导把中国人断定为杂草，称赞一把日本刀屠杀七十多人的事实为英雄事迹，这跟此类检查员之间的所做所为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太明想着。
这天晚上太明回家上床后，眼睛清醒着久久无法成眠。
被强征上征途
不久之后，太明从妹妹家回到自己的家居住。哥哥志刚仍然热衷于‘新体制’，不停地改善生活。但他的新体制，是建造一间新浴室，置着一个有木头香的桧木制大浴槽用来烧热水泡澡。他又认为红色是中国式的，因此家中的色彩也粉刷成日本式的颜色，连厕所也完全改造成和式的。
志刚迎接许久才回来的太明，问他：‘我的家，你看怎么样？’志刚问太明的口吻显露出得意的神情。因为太明知道妹妹秋云曾毫不客气的批评志刚的皇民化生活惹怒他，所以太明并不说一些批评的话。志刚便更得意，把他改善生活的苦心经验谈，宛如像对保甲民演讲时的语调说了一番后：‘今天午餐，请你吃日本式的吧！’他这样说，端上桌的是日本面条，志刚一面喝面汤，一面问太明：‘汤头的味道如何？你到过日本，口味高，这味道不错吧？’太明不想伤哥哥的自尊心，便附合著其意思说：‘口味我已经忘了，但大概是和这汤头差不多吧。’‘是吗？真的吗？’志刚更加得意。太明对于哥哥的这种单纯，心里涌起无法言喻的怜悯之情。
太明回家后，有时在院子里走一走，有时进入公厅看看。公厅的正中已设了新的日本式神龛，挂着日本风格的画轴，但是那幅画不出色单薄，看来跟大建筑物不调和。
他有时走出家里，信步在乡间路上走着，溜跶到街上。
街上的男女青年，女孩穿战时阿巴巴装，青年不约而同穿国民服。台湾装跟中国服一样，被视为‘敌性’的服装。因此布店和裁缝店生意兴隆。
太明不管在家里或上街，都感觉空虚，不论置身于多么狂热的群众中，他的心情都不会受到那热烈气氛的感染。而他的这种情绪，不久使他从无可奈何的格格不入中，再沉沦到孤独感的深渊里。他的这种看来虚无的表情，使他周围的亲人，尤其是母亲担心。当他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沉湎于孤独的思考时，母亲常像影子似的悄悄进入：‘太明！’母亲充满慈爱的、唯恐说错话的面露微笑叫他一声。这时，太明很了解母亲想说什么，母亲在很久以前，在太明尚未去大陆以前，劝他的一件事，近来她有时又会提起。她用淡淡的微笑先掩饰住想说的话，吞吞吐吐了一会儿，再叫他一声：‘嗯，太明！’然后她小心翼翼地说；‘你还没有打定主意吗？嗯，还是再娶一个吧！’她又提到这件事。
她知道太明娶了淑春有一个女儿紫媛。但她的解释是，现在大陆上的战火完全扩大了，她们不一定平安无事。
纵然她们都平安无事。将来还能够团聚，一妻一妾，也不是令人感觉负疚的事。
但是，太明对于母亲说的：‘再娶一个吧！’的口吻，感到一种形容不出的抵抗。当然这是母亲出于爱太明的好意。只是她是一个生于旧时代守妇道的，一个平凡年老的妇人，但太明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她的思考方法。
在他的妻子行方未明前，他绝对无意再婚。这与其说是对妻子的爱，不如说是一种责任感。
每当夜深人静，他独自一个人，他不由得会想起妻子而感到苦恼。然而郤无可奈何。
‘还是只有等待时机吧！’他这样的自己对自己说，为了激励自己的心，他翻阅正在读的《墨子》。墨子是比孟子的和平论更积极的反对战争的非战论者，论旨极其明快，阅读着感到很痛快。墨子与历史的悲剧性潮流对抗，想阻挡住，但在战国时代的社会情势中他的论说，对于滔滔的历史浊流只不过是一滴清泉罢了。事实上无论墨子如何大声疾呼和平，他个人的力量微小不起作用。
太明合上《墨子》，心里思考着知识分子悲剧性的共通性。他认为有心人胸中必然常存着墨子。但是，这种过去的知识分子，无论在任何时代都被抛弃于历史之外，经常是徒然悲愤慷慨。这岂不是就像在滔滔的历史潮流中漂浮的无根浮萍吗？太明又想，为了避免被卷入这滔滔的历史洪流，昔日的老庄或陶渊明或许还能够办得到，但现代人却不能够。在现代这种总体战的体制下，个人的力量已等于零。不管你愿不愿意，任何人在国家这至上的命令下，都无法避免卷入战争漩涡中的命运。老庄和陶渊明的智慧对于现代已失去了规劝之力。
太明如此这般想着种种事情，几乎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他的身边发生了一件可怕的变化之事，他突然接到一通命令，必须以海军军属（译注：“军属‘是军队或军事机关中，军人以外的工作人员）赴战场。那时的台湾青年，一批一批的被征召去当壮丁或军夫，太明虽然预期到自己可能也会被征集，但当他看到那纸命令时，全身不由自主的哆嗦着，复杂的感情无法镇静。
太明尽量装着平静的神情，走到母亲的房间，并且尽可能用不刺激母亲的语气，告诉母亲事情的来临。
但是不论他如何婉转的说，事实还是事实。母亲霎时脸色变了，一时说不出话来，突然；‘无天理！’她像绞断肝肠似的喊出这句话，便放声恸哭起来。太明不知要如何安慰母亲。只能告诉她在墩头湾登陆的军属都平安无事，努力的减轻母亲的担心。
终于到了上征途的当天，乡公所举办了一个欢送会，与太明同时被召集的还有两个青年。
这些被征召去当军属的都是有相当学历的本岛青年。首先乡长上台发表了一段千篇一律的致词，接着由出征者致词，其他两个被征当军宗的也轮流上台，慷慨激昂地披沥自己的决意，但仍然隐约的显露出被强征上征途的痛心之无奈。太明闭目，就像是对自己毫无关系的事一样，一点也不感动地听着。然后便轮到太明了，他实在不愿意上台讲话，但会场的空气容不得他不上台。
太明脚步沉重的走上讲台，觉得没有什么话可讲，但当他上了台，面对着会场中挤满了的无数听众的一张一张脸时……太明还是感到一种压迫，他机械般的开口了：‘诸位！’他说着环视会场时，蓦地看见他母亲坐在后排哭着。他勃然，但仍然勉强保持冷静：‘诸位！对于本日盛大的欢送会，我非常感谢！响应的，我将尽我的力量去做。’他只这样说，便一鞠躬下台。
因为他知道若再说下去，可能会说出不适当的话。听众原期待着太明会说出更长更热烈的话。而他却只简短地说了这些便迅速下台，一瞬之间失望似的愣住了，然后才发觉到似的，涌起如雷的掌声。
人间悲剧
淋漓的汗水拭不胜拭，不断地冒出来。在阳光晃眼的天空，飞机发出低沉的轰轰声，更使人感觉天气热得令人受不了。
太明应召入伍后，以军属身分被派遣到广东来。广东市内大体上已平静了，但居民还是有所怯怯的，过着不安的日子。太明在街上走着感觉到腰间挂着的不习惯军刀的重量，在街上遇到的市民，令太明感觉到都显露出一种形容不出的，无言的抵抗神情。市民们的态度，表面上恭顺的样子，但骨子里令太明感觉到充满了敌意。太明想对他们传达出自己的真情，但只是一点皮毛的同情倒不如不表示同情好，而且还不一定能表达得出来，因此他保持着沉重的沉默。
有一天，太明走过街上，在烈日似火照的桥畔，看到一个身体结实的汉子被八号线铁丝捆绑着。那时的广东市秩序相当恢复了，但依然还频频发生纵火、窃盗、暴动等事件。那汉子大概是属于这一类的人物。他被曝晒在烈日下，对于路人频频投以求救的目光。显然曾极力尝试欲逃走，全身历然可见其挣扎的痕迹。但路过的中国人都装作视若无睹的样子。那汉子的身旁竖立着一块木牌，黑黑的鲜明墨字写着他所犯窃盗的罪状，那中文的内容并以威吓的文句昭示大众：“作恶者一律与此人同罪。‘但是看那人的表情，有一点善良相，跟他身旁那木牌上所记载的罪状相比之下，令人觉得很可怜。
‘真可怜……这样被曝晒着，马上就会被晒干，成为木乃伊呢。’太明这样想着，感到一种无法正视那人的心情。
那人突然看出太明的眼睛里流露出同情之色，他的嘴要讲什么似的动着，但体力已非常衰弱，听不清楚他所说的话。
‘可能是湖北或山东人，不是当地的人。’太明从其口音推测他的出身地，对那人的怜悯之心油然而生，太明扫视着四周，看清没有人影，便迅速解开自己的水壶，送到那人的嘴给他喝。那人的双眼露出无限感谢之色，咕噜咕噜发出声音，如获甘泉地喝着水，无暇说话。
这时，突然从对面传来有人说话的声音，大概是日本兵。
‘不可以！’太明慌忙把递出水壸的手缩回来，就想走开了，又觉得不忍心，想想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便从口袋掏出了仁丹，把容器里所剩的仁丹粒全部放入那人的口中，太明才走开了。那人不久将因饥饿与口渴和酷暑，被晒干而死吧。他给那人的这一点小惠，毕竟救不了这个人的生命。不过，在他临死前短暂的还有一口气时，那人因为获得了水与仁丹，少许的滋润了他的生命。他这样想着，感到有一点安慰。这天晚上太明回到宿舍后，仍然忘不了那人充满感谢的目光。
有一天黄昏时候，因为天气太热太明到土堤散步，草地上有三个士兵正在喝酒。
‘军属！你也来喝一杯吧！’打招呼声传来。他们都是喜欢亲近人的士兵。太明便走过去加入那一伙人消遣。
不一会儿他们喝得有了醉意，便开始谈论女人。
‘不过，广东姑娘的贞操观念很坚固呢。’其中的一个中年士兵这样说，表露了他在某次的行军归途，对一个广东乡下姑娘所施的暴行不遂的事。
‘她硬不肯就范，我便拔出长剑亮给她看，她不禁瘫坐地上，我正想这可好极了，就要动手，她却一溜烟跑了，逃得快极了……因此，眼看着到手的美妞儿又被逃走了。’他到如今说起来仍然感到非常可惜的神情。另一个士兵用舌头舔舔嘴唇，说起他的经验谈。
‘我遇到的可妙极了。那是我们在华中的乡下搜索敌人时，发现麦田中有动静觉得可疑，悄悄的走近去，听见有人说话的声音，也有年轻女人的声音。顿时我感到心跳加速，跑进麦田，看见有差不多三十个以上的女人和小孩，他们哇的四散奔逃，但有两个年轻女人逃走不及，害怕得直发抖着我硬把她。。。我从未感觉过那么美妙。但是，事毕，我的战友那家伙唯恐以后事情暴露了麻烦，从那姑娘的背后一步枪给解决了。让我们取乐一番却马上就杀了她们，实在很罪过。’太明听着酒醉也清醒了。这些士兵还是比较老实善良的，也会做出这种令人不齿的兽行。因此对他们有重新的看法。
他们不知道这引起太明的反感，另一个年轻的士兵又说起，与那中年士兵不相上下的他所经历过的事。
‘我们进入南京城时，难民区里挤满了金陵大学的女学生，随你挑选，她们个个皮肤细白又嫩，比广东姑娘更好。可是，我们先锋部队的人都年轻，没人下手。而其后来的年纪较大部队的人，把她们全部收拾了。真是很可惜。’‘捷足先登。陷落后的三天全是我们的天下，但后来宪兵会进入就不行了。老实人常吃亏嘛。’太明不想再听下去了。
‘谢谢招待！’他匆匆道谢，便逃也似的走开那里，一边走一边想：‘啊，战争是什么呢？战争究竟是什么呢？’他想像着战争背后所隐藏的无数惨无人道的暴行，而感到一种坐立不安的心情，简直要发疯呢。
然后又过了几日，那一天，太明所属的部队逮捕了八名‘抗日暴动’嫌疑犯，虽然只是嫌疑犯，但是一经被逮捕，他们的命运便决定了。首先审问一下，太明担任通译。他们看来全都很勇敢，具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任何胁迫都不屈，显然对死已经有心理准备。
但是审问的结果，并没有确实的证据，因此那主持审问的军官渐渐不耐烦起来，而出诸于感情的下判断。他们被逮捕的直接动机，只不过是他们的手上沾有油渍这微不足道的理由，审问官硬认为那油是枪油，太明以那可能是机械油为理由，建议再慎重调查，但审问官不听。驳斥的说：‘别啰嗦了，这是上官的命令！’他一定要把那八名抗日暴动犯人处刑才满意。太明没有提出自己的意见的自由，他沉默着。于是审问官大声说：‘审问完毕，宣告死刑！’这宣判，太明以暗淡极了的心情听着。
逮捕‘抗日暴动分子’，其后仍然持续不断。依然是照例审问一遍，他们便被宣告死刑。也就是被逮捕了，便等于面临死亡。太明每次担任审问的通译工作，渐渐的对其职责感到说不出的痛苦。由他们从容就死的态度，表现出舍身殉国的崇高的勇气，使太明感到受压迫的心情，跟他们临死的精神安定比较，太明自己反而精神动摇与受到自责之心的折磨。
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使太明的精神受到很大冲击的事件。那一天，部队逮捕了‘救国义勇队’的十名抗日暴动分子，其队长是一个年仅十八、九岁的白面英俊青年。
受审讯时这青年的态度，比以往的任何抗日暴动分子更坚定。
‘你所属的单位？’‘救国义勇队。’‘队长是谁？’‘不必说。’‘你的身分？’‘中队长。’‘阶级呢？’‘少校。’‘学历？’‘师范学校毕业。’‘你的部下有多少人？’‘……’‘部队的所在地在哪里？’‘不必讯问，要杀就杀！’他这样说着，一笑，充分地表现出勇敢无畏的态度。
那天下午，终于要被执行死刑，连昨天的人一共十八名，他们被押上一辆卡车，后面跟着一辆载着武装士兵的车，六挺轻机关枪紧对着这些俘虏的背，枪身发出可怖的黑光。
太明跟着执行官同乘另一辆车，驶向刑场。开往在郊外刑场的道路，盛夏的烈日照射着柏油，只感到晃眼。不久，一队人马到达目的地。囚犯们依次从车上被押下来，排成一列，那前面已挖了大濠沟，那将成为他们的墓场之穴，他们被命跪在墓穴前面。
行刑时间到了，面向墓穴跪着的囚犯们，已面临死亡，身体不动，伸出脖子，静静地等候着这一瞬。
‘嘿伊！’刽子手一声运气时所发出的呐喊，震动了四周的空气，盛夏的阳光反射，日本刀的刀身闪光挥出空中的那一瞬间，低沉的咕地一声，头颅脱离胴体，滚落穴里，而那失去头颅的胴体，失去中心，崩溃似的向前倾倒入墓穴中，从头颈的切口，紫黑的血，咕噜咕噜地发出声音喷出来，转眼之间四周的地面染满紫色的血斑。
随着执行处决的进展，太明感到无法形容的身上发出恶寒，几乎半失神似的他勉力忍着，但后来全身的恶寒使他发抖得牙齿都格格打颤，那颤抖无论如何止不住。
最后轮到那游击队长的处刑。
那时太明突然听到那队长叫他：‘军属！’那锐声传来，太明一边颤抖着一边走近去通译。
‘不要用刀砍，用枪决好吗？’‘那浪费子弹。’‘既然那没有办法，墓穴另外好吗？’‘只挖了一个穴，所以不成。’‘是吗？’‘还有什么遗言吗？’‘没有。请给我一根香烟吧！’‘好。’太明点燃一根香烟，让游击队长的嘴含着。游击队长美味地吸着，白烟从嘴里吐出来，吸完烟，断然地说：‘不必眼罩，我是军人！’然后又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十八年后又是一个好汉……’他的口中念着这句话将完未完时：‘嘿伊！’刽子手运气的声音一响，游击队长的头颤脱离胴体，骨碌碌地滚落穴中，接着胴体倒了。那一瞬间，太明觉得眼前发黑，脸上感到飒的一阵冷风，就那样昏过去了。
‘软弱的家伙！’他好像听见背后有人这样骂他，后来的事便记不得了。
从那天晚上起，太明便发高烧躺下来了，热度高到四十度，意识不清，嘴里不断地说着呓语。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周时间，仍然不见好转，他终于被送入陆军医院。
太明的病因，是由于激烈的精神冲击所引起的。他在前线连续经历了异常的体验，战争的残酷，使他的精神激烈的动摇，再加上肉体的疲劳，已使他的精神和肉体失去均衡，又加上在刑场目击的惨状，对于他衰弱的心身，实在是过于强烈的刺激。因此他一旦倒下，便不容易爬起来。对于他拖长的病状，军医终于也认为不可救药。
‘送还吧！既然已这样留在现地也没有用处。’军医的一言，便决定了他的命运。于是有一天，他终于要被送回台湾了。遣送船静静地下了珠江，没有风，平静的日子。太明的身体好不容易稍有好转，他从船上眺望着渐渐远退的广东城市。想来被征召的期间短，而他却觉得非常的漫长。而今后他将能够再有和平的日子，可是战云依然覆蔽在人人的头上，其中纵然有人能得到和平，那毕竟不是真正的和平。也许有一天他又会被卷入战争的漩涡中，太明想着心里感到不安。
恢复期
太明回到台湾后，起先暂时住在妹妹夫家林东岳的广仁医院里。因为他是生病而被遗送还乡，若要回到熟识的人很多的故乡，使他感到有一点顾忌。因此他打算暂时不见任何人，一个人安心静养。
由于异常的体验，太明荒废疲劳的精神，在故乡和平的风物中，渐渐地恢复健康，但体力仍然尚未完全恢复，什么事情也不能做。而且虽然说是静养，但广仁医院出入的人多，还是无法真正使神经得到休息。太明在广仁医院住了短时期后，不久便回到故乡。太明的故乡，最高兴的是他母亲阿茶。她对于历经生死的儿子又回到她身边，今后无论有任何事，她心里发誓不会再放手让他走。她等着太明恢复健康，再向他提起中断许久不曾再跟他谈判的婚事，这一次一定要实现。儿子娶妻，她也一起过着幸福和平的晚年生活，这是她唯一的愿望。
太明回来后饥渴似的体味着故乡的风物和亲情，身体恢复健康后，却又渐渐开始感到苦闷无聊。
有一天，太明到志刚的保甲事务所探望哥哥，适逢乡公所的乡长助理东先生和附近的四、五个知识分子在那里杂谈着。这些人都已改为日本姓名，东氏原来姓陈，他把陈的偏旁除去，以那‘东’做为新姓。
太明的哥哥志刚，也把胡姓分解为二，改为‘古月’的日本式之姓。他们彼此称呼‘东样’、‘古月样’、来满足他们的皇民意识。同时，这在处世上也是一种方便。
东一看到太明便展现他圆滑周到的本性，先称赞胡家的家世及太明的成就，然后说：‘可是太明兄、你还是跟哥哥一样，改姓吧！’于是又说：‘不过，刚改姓时也有诸多不方便，有一次我到城里去，县府里那没有见识的课长，替我介绍县长说，东先生是改姓名，原来姓陈，令我感到不愉快。但是冷静的想来，这是过渡期的现象无可奈何，为了后代子孙经过这过渡时期之苦，便可以成为堂堂的日本人？？？？？’太明的样子看来显然不为这种意见所动，第一保甲的保正便从旁插嘴说：‘胡先生大概还不了解问题的切实之点吧。孩子到了进中学的阶段，就面临切实的问题了。不管任何保守的人，都会感到改姓的必要。’也就是说，未改姓者，升中学的入学考试的被录取率低，纵然录取了，将来学校方面依然会硬要他改姓。
太明听了他们改姓的论调，忽然想起‘物徕’这个日本人改姓的故事，他因为醉心于中国文化，而改为中国式的姓名，但后世的日本学者反而对此加以非难。毕竟一个人若除了自己本来的面目以外，没有别的能耐，不可能因为改姓名而产生出新的人格。而像这些人为了生活上方便的动机的改姓，令人感到其动机不纯的要素，太明不愿意这样。
那时流行着一首揶揄改姓的打油诗，公学校的低年级学童唱着：
厕所蝇（日语发音：阿卡泰，红鲷）
红鲷的改姓名
保正也不例外
厕所蝇厕所蝇
这首打油诗学童们有节奏的唱着，那是揶揄一些改姓名的人或国语家庭（日语家庭）有黑券配给的恩典，有时可以特别配给到红鲷。太明对于那从童心里唱出来的彻骨的讽刺精神，忍不住想笑，每当听到那最令人厌恶的厕所红头苍蝇，和最高级的红大头鲷并比，太明便觉得啼笑皆非，他脸上的表情复杂。他想起志刚的妻子用那在全保学校学来的简单生硬日语跟客人寒暄，寒暄将毕，满脸通红的跑进里面的光景。
‘厕所蝇和红鲷吗？台湾人的努力皇民化，终归是一场作秀罢了。’太明的心情觉得有点受不了。
又有这样的事，那时太明的母亲阿茶，为了生活上的自给自足，在自宅附近种蔬菜，种菜后有兴趣，又继续开垦新地。太明也帮忙母亲。不只种蔬菜，还种了三十棵香蕉苗，香蕉苗在新开垦的土地札根，日益迅速生长。
有一天，太明不厌其详的，仔细看着自己费心栽培的香蕉苗生长的情形时，突然听见背后传来一句日语的大声喝问：‘喂！这是你（？-？）种的吗？’太明回过头来，看见是水利会（水利组合）的巡视员，此人以前当警官。太明便回答：“是的。‘那人便以高压的口气说，这一带谷地是属于水利会管理的，不许擅自开垦种植农作物。可是，那谷地分明是胡家的所有地，太明理直地坚持那是胡家的地。但那巡视员强词夺理地说，谷里有水流着，便应视为河川，河川当然由水利会管理。并且硬说，连水埤侧的树木也是属于水利会的。
那时水利会的做法，受到普遍的批评，凡是与水有关系的都被视为课税的对象，这是水利会的做法。尤其这里来了这个巡视员以后，这种做法更明显。他是借口要对太明种的香蕉课税。为了要把他不当的课税要求合理化，那巡视员卖弄他的小聪明的法律知识，企图使太明屈服，这原是他们那些人的常套手段。太明听了，不由得怒气涌上心头，因此便严词反驳，那巡视员碰到这有理的反驳，便知道太明跟普遍的农民不同，是强硬的对手，说了几句话便回去了。
然而有一天，太明收到一封水利会寄来的通知书，事由是有关于水池的废止与对水池的特别水租，并且为了增产，应把水池填平，改为水田。水利会指定的应缴纳特别水租是十七元五角。太明看了，哼地呻吟。以上的特别水租每年须缴纳二次，共计三十五元。但是那水池改作水田后，每年不过只能收获稻谷一千斤左右，依照公定价格，仅值九十二元五角三分而已，对此课以三分之一以上的特别水租，再加上被课普通水租，那么种田做什么呢？若再加上开垦费和地租，比买新田的费用还高。而且，那水池并非仅仅是养鱼池而已，是弥补灌溉用水不足的蓄水池，是有切实需要而作的水池。
若把水池填平，池下方的四、五甲田，将成为干干没有水的看天田。显然是水利会无视实际情形的不当要求。太明决心去水利会一趟，询问其理由。
水利会的建筑物是堂堂的二层楼房，比乡公所有气派。这全是由不当课税在吸取大众的血汗之上所筑成的，太明战战兢兢地推门进入。一个年轻的台湾人办事员出来，太明简单的说明事情。那年轻的办事员从开始便以高压的态度对待太明，他说，增产是国家的当务之急，因此无法顾及一切的事情。而不同心协力者便是非国民。他的措词虽然不同，但其口吻，平常就听饱了，那是跟命令的口吻一样。是台湾人当日本人的爪牙来苛敛诛求台湾人。而且，借非常时期的名目？？？太明觉得不能退缩，但跟这个办事员交涉无益，他就鼓起勇气，要求跟社长见面。
社长以前当过乡下郡守，五十开外的人，身体硬朗的好好先生，跟那年轻的办事员不同，看来通情达理些，太明详细说明有关土地的事情和水池的原委。这些话无论谁听了都会同意的，条理分明的陈情。社长‘嗯，嗯’的听着，他说，增产计画是展望将来的方案，即使土地状况不适于改作水田，但还是有缴纳水租的义务，显露出有点妥协的意思。可是太明又把意见转到本质论上批评到水利会的做法，触怒了那社长，他的态度突然强硬起来，并且撤回前言，坚持一定要填没水池。太明了解自己不应该触怒他，但他相信自己所说的话没有错，不愿意委屈自己去迎合对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