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终于各自说得情绪激昂起来了。
那社长甚至说，为了遂行当局的方针，纵然水池下方的田都变成无水灌溉的看天田也在所不计。至此已没有妥协的余地了。这分明是一句暴言。太明毅然决然的从坐着的椅子站起来。或许为太明的气魄压到的吧，社长叫住太明，自动妥协的说，只缴纳水租，并且在一两年内水池仍然可以蓄水。多么的狡猾，讨价还价，那么何不一开始就说要这样处置呢？这也是政府机关处理事情的心理吗？太明愕然。他走出水利会建筑物，看见其后面有七、八户相当好的宿舍。那是水利会的职员宿舍。从里面传出留声机唱片播放的目下咖啡馆流行的，低级趣味的日本流行歌。
‘以水租之名由民众身上榨取的血汗，结果是注入这种事。’太明这样想着，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愤怒。他抬起那因为愤怒而发热的视线，看到浴着微弱的冬阳，掠过大雪山顶上那白云的来去，似乎也有点孕育着不稳的气候。
母亲之死
战争时的一年相当于平时的一百年。以平时所见不到的激烈的速度与压力，一切的事物都在改变着。连植根于台湾人的历史与传统的种种风俗或习惯也不能例外。首先，义民庙的拜拜改变了。以往每年到了七月中元节，十四乡的居民聚集，供上一千多头的牺牲猪，使数万民众狂热的榜寮义民庙的大拜拜，今年连台湾歌仔戏也不能上演，像火熄了一样。还有旧历改为新历，太明的家也与村人同步调，迎接非常时期的新历的新年。那是没有情绪的，仅是形式的过新年。他母亲阿茶只过新历年意犹不足，到了旧历过年，她念念不忘又私下做了年糕，再一次祭拜祖先和妈祖。
又在高喊增产声中，到了插秧的时期了，因为当局励行插秧要‘正条密植’，取缔严厉。由于没有励行正条密植，而被传去挨警察申斥的农民前仆后继。被叫去的农民，要罚跪水泥地上一小时以上，还被打耳光。尽管如此处罚，农民与巡察的技术人员，或乡公所的职员之间，还是不断发生争执。例如因为励行正条密植，插秧的间隔用尺测量，若没有按照规格：纵二十一公分，横二十公分，检查人员使挑剔、指责。
例如有一个老农，同一的田，从童年时一直种到七十岁了，凭他自己的经验，他知道最适当的而收获量也最多的插秧法，因此他不改变，但巡察人员用尺测量后说，不合规定而挑剔。
老农便说明，从他的经验中得来的方法没错，上田和下田不同，因此不能一律如规定的插秧，还有通风不良的低洼地，如果过于密植，出穗时容易发生稻热病，以及若没有适当的间隔，稻茎生长不粗等的情形，希望能够按照他自己的经验插秧。太明正巧为这个老农当通绎，觉得老农的话说得有道理，但乡公所的人不听老农说的话。
‘不行不行，不照规定绝对不行，重新插秧，否则明天到乡公所来！’最后是这样威胁。他们只知道要农民依照规定，实际如何无所谓，硬要把一切纳入规定的铸型中才行，即使因此而出现减产的结果也不顾……老农对于官员的这种石头脑袋非常气愤：‘你娘的……’他嘟囔着，咋舌，把犁放入田中挥鞭：“呵伊，嘘嘘‘的赶着牛，把一列一列整齐地刚插好稻秧，让牛惨不忍睹地践踏倒。老农因为慑于官员的命令，不得不把自己费劳力刚插好的稻秧，自己用犁头铲除，太明想到老农难受的心情，非常同情。官员们看了，这才同意：’好，我们回去吧！‘临走时对于这样的对待老农，官员也觉得尴尬，便对太明讨好似的说：’老头子的脑筋顽固，这方面年轻人就容易了解。‘在严厉的取缔下，所有的稻田，纵横都按照规格整然如棋盘一样被统一了，使当局满意。但结果显然并没有达到增产的效果。尽管如此，当局依然固执于在桌子上计算出来的增产目标，因为实际的收获量未达到，便怪到农民头上，农民对于这过大的要求叫苦连天。而这增产的要求，以更加严厉的形式，压在农民身上来。突然，台湾被分配到应提供一百万石的米，这提供米的运动开始了。
在农民之间有一句：“四五九月人情断绝‘的谚语。在农村里四、五、九月经济枯竭，所以人情淡薄。农民插秧后，应支付的费用都支付了，然后便期待着收获，灌溉、除草、撙节度日，盼望着收获的时期，四、五月的田圃放眼望去一片青青，是对于未来的收获孕育着希望的月份，但生计是苦的。而且，丰收歉收全赖天候而定，所以农民关切天候，祈祷不要有暴风雨，他们翘首而待收获之时。就在这样的农民头上，突然下达了供出一百万石米的命令。街上的人已都在谈论这件事，而当事的农村却还没让他们详细知道，因此蒙受最大牺牲的农民，尚不知道其实情。不过，随着街上传说的各种消息，农村不安的空气也展开了。
有一天太明在花生田里除草，附近的三、四个农民聚集来，说起了有关供米运动街上所传的流言。
‘听说街上已买不到米了，米店都空空无米。’其中有人说，米总是不够的，有人说，别的地方一定可以买到米，有各种意见。但米粮的问题已开始急迫了，显然已是没有怀疑之余地的事实。这天晚上，太明的母亲阿茶说，最近村子里频频被偷窃番薯。太明听了，认为这和米不足有关系，便把白天在花生田里听到的话告诉母亲。
阿茶听了说：‘这怎么办呢！不过，太明，你阿公在生时经常说，年年防饥，夜夜防盗，他不曝露稻谷，一定收藏好，晚上还要检视外门。尤其是晚年，为了以备万一，每年蓄存着很多米。阿母也跟阿公学了这种习惯，所以我们家里没问题啦。’然后，她又说起阿公的祖先时代，在中国闹大饥馑时的情形，由于发生暴动，看到有炊烟的地方，暴徒必来抢。但阿公的祖父，从那年的收获便预料到会有饥馑，对于四、五、九月的粮食事先有准备，他把稻谷混合赤土做成‘土角’（混土砖瑰），堆积在墙壁边，暴徒们屡次来抢，都没有被发现顺利避了难。但是，无米的情形，还是使阿茶担心，她低声问太明：‘可是太明，这种情形，真的要怎么办呢？’太明说，朝鲜和北九州的歉收是事实，但日本的政治和昔日的唐山（中国）不同，不致于招来饥馑，这样的说明以使母亲安心，但他母亲还是显出不安的样子。
翌日，当保正的志刚从‘供应粮食报告会议’开会后回来，向村人传达会议的结果，议决：每人每日配给一合米（合：容量单位，十合为一升），其余的米谷全部供出，拒绝者便是非国民，要受严罚。志刚的传达，立刻引起村人的恐慌。各人绞尽智慧，有人要提供一部份粮食，其余的设法私藏着，有人要把米磨成粉，或做年糕，有人要把米蒸熟晒成饭干，有人埋在地下，有人藏在池里，大费周章，但个人为了一家的安全之计，没有办法不得不这样做。太明一个人超然，但阿茶和其他的村人一样用种种方法藏匿粮食。
过了四、五天，搜索队也到太明的村落来了。村民战战兢兢，心里祈求妈祖或义民庙的神明保佑。而胆子大的人，派人守望着，而把粮食搬移到树林或竹林里藏着，却显出若无其事的神情，这种大批私藏粮食的人，讽刺的是却逃过搜索之网。
太明的家被搜索时，起先没有被发现什么，最后乡公所的一个官员说：‘那堆放番薯的地方十分可疑。’阿茶听了，脸变成土色。
于是一个青年团员，毫不客气地走到那堆番薯旁边去搜索。
‘有啦，有啦！’他高兴的发出声音，大家的视线都一齐集中于那里。青年团员得意的把搜出来的一个石油罐，高高举起来给大家看，很沉重，内容是什么很明显，乡公所官员恨恨的以客家话骂了一句：‘不知死，非国民！’于是一行人把石油罐的搜得物意气扬扬地搬走了。他母亲阿茶从最初的恐惧恢复过来，突然绝望地大胆起来了：‘呃，白昼土匪！’她的声音虽然低，但是充满憎恨的尖声，搬石油罐的青年团员表情霍地变了，但那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被说中了的，一瞬的狼狈似的。
搬石油罐的青年团员就那样默默的走了，乡公所的官员对身为保正的志刚嘟喃了几句什么。
当晚志刚来，激烈地诘难母亲。太明在旁边听着忍不住袒护的说：‘阿兄，那些米不是阿母藏的，是我，不要那样的责备阿母。’但是志刚还是责备个没完，太明不禁反问他：‘那么阿兄家里如何呢？一点也没有私藏吗？’志刚哑口无言，他当然也私藏粮食的，但因为有保正的身分，可以免于被搜查，他这种利用特权私藏粮食的做法，比一般人的私藏更不道德，他被太明说中了这弱点，又嘀咕了几句，便回去了。目送着志刚的背影，阿茶说：‘夭寿子食日本屎！’（当日本人走狗的笨儿子！）阿茶言词锐利地骂着，她的眼眶里含满了泪。她对自己的儿子骂说‘夭寿子’，是有生以来第一次。
从那次日起，阿茶便躺下了，虽然那时过了两三天便下床了，但从此以后，像她那样勤劳的人，而常常说身体不舒服便躺着。身体的衰弱明显的看得出来。到了稻穗出盛的时候，嫁到广仁医院的妹妹秋云，不知以什么方法弄到手的，带了一斗米来探望母亲。
‘啊哎，阿母的脸色很不好！’那衰弱的样子使秋云吃惊。太明因为和母亲住在一起，每天看着不大感觉得出来，而秋云隔了许久才看到母亲，母亲身体的衰弱便很显著。事实上从那时起阿茶的身体已跟以前不一样了，到了将近稻子的收获期时，长久的人生疲劳一下子发出来似的，病卧床上了。广仁医院的林东岳尽心竭力为她诊治，但依然未见起色。有一天晚上阿茶把太明叫到枕畔，以振作的语气说：‘太明！稻子开始收割了吧？已可以安心了。’她又把种种蓄藏粮食的方法告诉太明，说的话很清楚，不久病状改变，进入昏睡状态，嘴里不时叫着爱子之名：‘太明！’而她的意识已不再清醒过来。林东岳始终不离左右地救治，但已没办法。她像朽木倒下般，长久的一生闭幕。
被摧残的青春
母亲的死，把太明原来就已减退了的生活意欲，更加的削减。他不想见到任何人，曾经使他感到心情平静的田园生活，看来也像笼罩着灰色的色彩般索漠。母亲去世过了‘百日’，他仍然没有走出书房，就这样不久岁暮，过年到了。
阿玉在阿茶死后，自然而然的代替为母亲，照料太明的生活。
她的儿子志南长大了，现在加入了青年团。
阿玉对太明由衷的一份好意，不知不觉的使太明的心体会到了。因此，在佃作问题上，她和佃农之间若有麻烦的纠纷时，太明便协助阿玉解决。阿玉的佃农是个抓住地主的弱点经常找些难题来的人。自从粮食供应运动开始后，佃农要求减租，或要把耕的田退还地主的事情层出不穷，那时候的情形是地主反而要向佃农低头。
正月十五日晚上，阿玉拜‘天公’，招待太明过去吃饭。这请吃饭包含着感谢太明平常对她的种种帮忙。太明对于阿玉的诚意，也就不客气的接受了，父亲胡文卿同席吃饭。
胡文卿虽然显著的老了，但身体仍然硬朗，喝了酒兴致好，便畅谈‘进出大陆论’。太明不赞成他父亲的进出大陆论的看法。这跟一般的进出大陆论者一样，他父亲也是中了日本人宣传的计，认为去大陆就是建设大陆。
但是，太明在大陆体会过生活，不赞同这种看法，不过太明看见父亲老了精神更好，还是很高兴。阿玉看着父子和睦的样子，欢欢喜喜地上菜，后来有点坐立不安的神情。太明关心地问她，才知道她儿子志南应青年团的召集，而尚未回来。召集间只有上午，邻家的团员已经回来了，只有志南到了晚上还没有回家。
尤其是近来因为青年团指导者粗暴的做法，使社会上的人常谈论著，因此她很担心自己的儿子出了什么事情吗？
到了九点，志南终于回来了，脸色苍白。
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因为校方劝他加入志愿兵，他拒绝，触怒学校的老师，把他禁闭到现在。
志南因为拒绝志愿服兵役，情绪暴躁起来的青年训练主任，把志南带到一室，狠狠地整志南一顿，罚他跪水泥地上，鞭打他，但是，志南还是不肯。
鞭打声连连响在志南背上时，志南猛然回身，从那主任手里夺下鞭子，当面把它卡嚓折成两段，然后从窗户跳出来，这是他所能做到的尽全力的抵抗。
但是，志南的这种行动，使学校的全体教职员都激动了起来，他们总动员来抓志南，志南不得不听天由命，乖乖地被带去办公室。
教职员们因为太激昂了，情绪失控的怒？志南，因此办公室内骚然沸腾，志南苍白的脸像石头般硬，忍受着被人痛骂，以一种不像年轻人的坚定口气说：‘老师！请把志愿兵的“志愿”二字，让我了解的说明好吗？’他不畏怯的这样说。这句话对于那些激昂的教职员，像被泼了三斗冷水似的有效果。这时，校长对事态看不下去，制止教职员再说话：‘你，跟我来一下：’校长说着，把志南叫去校长室。并且以温和的口气，详细劝说志南一番后：‘那么，你慢慢地考虑吧！’校长说完，把志南留在校长室走出去了，轮换的首席训导进来，他是台湾人，曾经当过志南的级任导师。他说：‘志南，老师并不认为你的看法是错的，只是时势由不得你有这种看法，不如就自己委屈一点，顺从地盖章吧！’于是他又把学校的方针和社会情势，详细地向志南说明，政府的做法是；有职业者在其服务单位参加志愿入伍，无职业者，由派出所办理志愿盖章。青年团员则由学校办理。世间的事情看来单纯，其实不然。这种名为志愿，其实并非出于自愿，但却可以产生由下而上的力量，促进征兵制的实施便是政府的方针。首席训导说明。然后又说：‘──所以老师不说对你无益的话，因为这后来会麻烦，你还是乖乖地听老师的话吧。今天你发生了这样的事，即使你志愿了，也绝对不必担心你会被征召，因为学校方面已没有勇气再推荐你，第一要模范青年才有资格……’他巧妙的游说志南。
志南终于听信他的话，在志愿书上盖章。听了志南说的这些话时，胡文卿和太明都暗然吞声。阿玉则从身为一个母亲而感到悲伤，掩脸哭着。
再会
映入眼帘的，听到耳朵里的事情，一切都使太明感到悲伤，他因为逃避现实，更加闭居家中，足不出书房。但是紧迫的时代动向，也毫不容赦地传入他的耳朵。首先在春去夏来时，突然传出德苏开战的消息。而德军立刻就席卷巴尔干半岛，使法国屈服，以破竹之势进行有利的对苏联展开战争，另一方面依然对英国作战，令人觉得世界现在已进入毁灭的时代似的。
太明的心情有点无法一直待在家不动，他想找一个可以谈谈话的人而走出书房。然而，却找不到他所希望的谈话对手，触目耳闻的，是唱着军歌割草的国民学校的学生或是年轻人去劳动服务后，农村只见老弱妇孺的景象，一切情形都呈现出战时的色彩。而在路上相遇的人，话题总是说，政府实施配给制后吃不到猪肉了，国语家庭（台湾人改日本姓名家庭）和日本人，纵然物资缺乏，因为有黑券配给（特别配给），依然可以配给到砂糖和其他种种民生物资。而民众应提供给政府的物资其范围扩大，米、番薯自不在话下，又增加了应提供猪、鸭、鹅、稻草、黄、月桃、菎麻、马草、竹、木材、苦楝子、拱树子、塞马头皮、扶蓉皮、以及金属类废品的破铜烂铁等二十几种，民众发牢骚，负担实在沉重得喘不过气。
有人自嘲地说：‘已经什么都属于国家的啦，儿子当然是国家的，马上连老婆也会成为国家的啦。’太明不得不重新好好的思考，首先为了改变心情，要换一个环境，他决定再寄居广仁医院。
他久未搭乘火车，在乡下习惯看山的眼睛，面对着明朗的海岸景色，眼睛一亮地感到新鲜。他望着海岸线的风物忘了时间。
‘呀，果然是你，好久不见了！’这样说着，站在太明眼前的是一个中年绅士。那是他师范学校的同窗，在日本的时候也见面相聚的蓝。他青年时代的神彩已消失，成为一个稳重的中年绅士的风貌。太明和他，是在到大陆去之前相见过而已，后来就没再晤面。
太明遇到了蓝，邀请他到广仁医院坐坐，叙叙旧。
他妹妹秋云迎接哥哥和他的朋友，高兴地招待他们。
蓝因为从事政治运动，坐过监狱，历尽种种遭遇，如今安定下来，开业当律师。他虽然已不像昔日那样的显露锐角，但话题一说到政治上的批判，从前的一鳞半爪便会现出来。
‘你知道吧？近来世间流行着：宁为瓦全，不为玉碎，这一种谬论。’他这样的说了开场白，便开始发表他的时局观，那是批判台湾人中的皇民派的看法。他们放弃自己的历史，？弃传统，一味希望皇民化，以为那样是为子孙谋幸福，因此皇民份子如雨后春笋般的增加。不仅如此，而且还陆续出现了皇民文士，皇民文学者。但是，纵然外表皇民化了，最后剩下的血统问题要怎么办呢？
‘那么，大概为政者便会认为必须连血统都一新，才是真正的皇民吧！’蓝这样说着叹息，然后他的枪口转到经济统制方面。
那时候，台湾也和日本内地一样，严厉施行‘经济统制’，但是在台湾于‘统制’之名下，巧妙地强化保护日本人的政策，统制公司的重要职位，高级职员全是日本人，而且大多数是老官僚，呈现出养老院之观。
而且，最近还有一种论调要把台湾人不断遣送到南洋，而把日本人移民到卫生状态已确立的台湾。乘着这种风潮，台湾人的所谓皇民派抬头了。这便是所谓的瓦全论。这实在是面临灭亡的民族，悲哀的一个侧面。
不过，太明则有另一种看法，他认为皇民化运动，的确是打击台湾人脊梁骨的政策，表面上看来，台湾人也许会因此而去势，但是事实上并未如此，因为中了这种政策之毒的，仅是一小部分因名利而眼睛看不清的台湾人，其他大多数的台湾人，尤其是在农民之间，依然保持着未受毒害的健全精神。
他们虽然没有知识没有学问，但有得自于大地的生活，由此而产生的生活感情，具有不为名利或空宣传所动摇的健全心理。他们与大地紧密相连，所以绝对不动摇。相比之下，有中间性格的皇民派容易动摇。这是因为他们由肉体的感觉而动的缘故，那是无根的浮萍，看来其浮力虽大，其实不然，稍微有一点风就会被流走。
这天夜里太明很晚才就寝，他又想起大陆上的情形，因为中日战争，由日本人捧出的，或自动自愿的，许多搭时局便车者进入大陆，他们施展各种手法呼唤民众前往，但民众却完全不为所动。因为这些搭便车到大陆去的‘指导人员’，是为了名利而出卖同胞，民众聪明的知道这种情形。太明想到这里时，觉得像黑暗中出现了一线曙光似的，那光代表什么呢？它无疑的象征着一种希望。
‘现在的黑暗，这就是黎明前的黑暗，不久便将天亮了。’这是太明思索之后得到的一个结论。他感到全身充满了清爽的活力。蓦地发觉天渐渐地亮了。
日美开战
病从心上起，这谚语的意思是，病情的好坏，在于情绪。太明的健康情形也是这样，他的苦恼是由于从他的思想上引起的，而在与蓝偶然再相遇的机会，不可思议的使他抱了一线希望。这虽然是淡淡的，却在直至如今他的绝望感中，投入一线曙光。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对光明的未来的想法，使他的心从消沉中振作了，因此，他的健康看来日益恢复了。
但另一方面，台湾的知识份子和年轻人在听任紧迫的环境中，因为不能照自己的意思有所作为而焦躁。即使有意到大陆去，但因为申请护照的麻烦手续，其梦想便破灭了。还有，台湾岛内的企业受到严格统制而无法动弹。甚至连祖先传下的事业，都因为受到统制而不得不放弃。就这样战争的压力，日益让人感觉到步步逼近。
那时，日本对美国的舆论强硬，开战危机一触即发。但太明相信日本还是有一些具有远见的良知之士，会避免引起战争之愚。然而，太明的这种希望无情地破灭了。
是十二月八日的事，隔壁米店老板拿着号外，慌忙跑来找太明。
‘我们的头家（日本的老板），终于跟富人开火了！’他兴奋地这样说，跟富人开火，结果是会失败的意思，他大概是为此而高兴的样子。
太明从米店老板的手里接过号外来看，读着那用跃出纸面的大标题报导的战果，那是出乎预期的大战果。
尽管日本旗开得胜，太明的内心里却想着：‘结果是重蹈中日战争的覆辙！’这使他心里才萌生出的最后一线希望，完全破灭了。
但从这种希望破灭的谷底，太明的心生出一个决意：趁这个机会再去大陆，过着没有矛盾的生活。他无法像米店老板那样说的。
‘我们不管世界怎样改变，只要身上有两块钱便行了。’（意思是若有两块钱便可以买一双高木屐，不管是洼洞或高岗都可行）。
太明无法这样袖手旁观，太明要去大陆，必须有大陆的签证，但太明在大陆的朋友，随着战争的进展都跑到腹地去了，并未留在日本占领的地域。眼前没有办法得到渡航许可。而且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上海的航路已三个月缺航，也没有航空的班机，想设想弄到签证，连其手段都没有，因此太明想去大陆的念头，不得不暂时打消。
新职
太平洋战争，转瞬之间扩大，进展。香港、新加坡也瞬间陷落。捷报涌到台湾，使皇民派或模范青年欣喜，他们都梦想着早日向南洋发展。但是，除了应召入伍以外，不能自由去南洋，所以梦想无法实现。
随着国际情势的急激变化，太明想回去大陆的念头更坚定起来，但依然一筹莫展。
他那热烈的大志，只因申请护照不得的原因而受挫折。那么他不得不暂时蛰伏以待时机。他这是守株待兔的做法，但探察他的心理状态，不见得完全是消极的，他好像是一只猫鼬（蒙鼠），看来潜藏着却不断窥伺对手的虚隙。
有一天，太明在院子里沉思着，忽然看见已结了无花果，那是掩蔽在大叶之阴，不注意不容易发现，结了好几个好几个丰硕的果实。他摘了一个用手剥分开来看，果肉里满满的是熟的通红的分布成花形状的籽，他注视着，心里涌起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感动。凡是生物有两种生存的方法，如扶桑花一样美丽地开了，不结实即凋谢，又如无花果一样，不醒目，在不为人知的地方，悄悄地结果实，这对于现在的太明，具有一种意味深长的启示。他对于无花果的生存方式，不由得心里受打动。
他一面把玩着无花果，一面走到篱笆边，台湾连翘整齐地挤入竹篱笆里，嫩叶萌芽似的筑成了青青的一面墙。太明看了那篱笆根，一根大树枝从篱笆底根编隙中间穿过，自由地伸展着他的手脚，他显露出惊异的目光，重新再看那树枝，如果它向上生出，或向横生长都必然会被修剪，而只有这根树枝能够免于被剪，任由它的生命力发展之姿，使太明深深地感动。
‘连台湾连翘都知道，不屈自己的个性挣扎着活下！’大自然的奥秘，使他开了眼界，他回顾自己，觉得自己连台湾连翘都不如很惭愧。
‘对了，要坚强地活着，像台湾连翿一样……’他这样下决心，这是意味着他将以往的消极态度中走出来，在环境条件许可下，尽量积极的生活着。他已踏入现实里。于是他在粮食局外围团体的米榖协会就职。
这个协会是由统制米榖而产生的掮客机关。表面上是承揽粮食局工作的辅助机关，实际上是以营利为目的。太明担任的是会计工作。会计上在各种预算项下，各有一两名职员分担其事务，太明的工作属于一般会计，主要的是处理薪俸和其他经费，每天平均工作半小时就行了。
太明的上司是会计主任，主任上面有股长，再上面有主管，主管上还有分处长。分处长由粮食局的事务所长兼任。这是因为他必须利用监督米榖业者的粮食局的势力，来大大控制米榖业者。因此分处长在这里只是一块重要的门面招牌，除了盲目盖章以外，不处理任何事。而盲目盖章的代价，则由协会领取旅费、津贴或奖金。
因为有这种额外收入，粮食局的官员大都兼任类似的工作，这个米榖协会似乎就是为此而存在的。太明是期待着工作而进入的，当他明了这种官僚机构的巧妙做法，感到非常失望。
股长和主任并没有什么需要处理的业务，遇有客人来访，谈一些无意义的闲话便耗了几小时，上层的人既然这样，那些等候上级裁决的书记或雇员，自然手就空着无事可做了。他们因为闲得无聊，为了排遣时间，并使人看起来他们是在做事情，而把无用的文件或公文夹翻开来又合闭，苦心地消磨时间。
太明到这里来上班才知道这种情形，这一套要领似乎是上班族应自悟的原理原则。然而他无论如何，就是无法有这种心情。
有一天，他觉得白白浪费时间，不如把时间用来读书，他看的是一本跟工作无关的文学书籍。一阅读起来，自然的热中，时间的经过都忘了，蓦地发觉他？桌的书记用手触触他的腰，他吃惊的回头看，主管严厉的目光望着他，但旋即走开了，太明想，周围的同事还不是都在混时间，所以他继续看书。
过了一会儿，工友来叫他：‘胡先生，主管请你去一下。’工友的脸上露出颇有意味的表情，太明以为是有什么公事，主刻走去见主管，主管一看到太明，突然一喝：‘喂！现在还看敌国的书好吗？’太明心想，是为了这么一点事，便解释说：‘不，那本书是《浮士德》。’‘浮士德也罢，基督也罢都不行，蟹行文字都是敌性的。’‘但是，浮士德的作者歌德，和希特勒一样是德国人。德国是日本的盟邦，也是敌性的吗？’‘什么？德国？’主管因为自己暴露了自己的无知，顿时显露狼狈之色，但立刻改口说：‘哪有人在上班时间看书，糊涂！’‘是，我明白了。’太明难堪的回到自己的座位。
在这样的上司下面做事令人遗憾，而一些同事，没事做，却翻弄文件装做有工作，心里却一味巴望着下班时间来临，这种机关的风气实在令人觉得非常败坏。而在这主管下，有许多学历、教养良好、品德高尚的台湾人，但台湾人毕竟是台湾人，无法任官。太明实际在这种单位工作，才深深地体会到台湾人立场的悲哀。
第二天，太明上班时，台湾人同事们都安慰他的说：‘哎！昨天被整了。’大家对主管都很反感，虽然嘴上没有说出来，因此大家都同情太明，其中一个姓范的青年雇员，他对太明说：‘胡先生，对勤务员要特别小心。’勤务员是会计课长的绰号。太明并没有什么可让人挑剔之处，所以他觉得不必对谁有警戒心，不过大家关心他的好意，太明感谢。
这一天中午的休息时间，太明在办公室附近散步，提醒他注意的范姓青年，微笑地从后面追上了太明，突然用流畅的北京话跟他打招呼，太明立刻直觉到他是从大陆回来的青年。
于是像他乡遇故知似的，有一种亲切感。
范谈起了种种事情，他是厦门高中的毕业生，在大陆住了五、六年，因为中日战争而回台湾。
他的家富有，不必要有工作，但眼前‘国家总动员’，游手好闲不太好，因此来这米榖协会工作，他是一个快乐的，讨人喜欢的青年，因此协会里的台湾人同事都爱他。范告诉太明关于协会里的种种内幕事情，使太明知道这里也有各种派阀、追从，以及为了讨上司欢心的告密等，这种复杂的气流漩涡着。
而且这里的台湾人中，也是有皇民派，那个日本名字叫中岛的局里的办事员，便是其典型的人。
他在二十年前就已皇民化，一直过着穿和服和喝味噌汤的生活，私立中学毕业后立即考上普通文官，很能干的人，对皇民化的努力也热心，但不知为什么，工作二十年没升进始终是一名雇员，不过薪俸是增加的，这反而妨碍他升迁，因为他的薪俸已跟股长相等，若要使他升官，至少须给一个主任的地位。那么就要立于日本人的头上了。因此，经过了二十年，他依然没有得到什么升官的机会，但这个悲哀的皇民派，很可怜的自已还不知道这原因，还以为自己不能升官的理由是皇民化不够的缘故，所以更加在这方面耗费精力。这种情形其他的皇民派也是相同的，那便是对台湾人妄自尊大，相反的，对于日本人却卑躬屈膝。而且他们连思想也效法日本人，还卖弄一知半解的话，幼稚的让人不忍卒听的对中国的批评，有一次他说：‘中国人是夸大妄想症，胡说八道的名人，什么白发三千丈，说这种荒唐无稽的话还自鸣得意，实在是无药可救的民族。’他在大家的面前如此放言，范以及一些平时就对中岛印象不好的人，都想狠狠整一整他的狂妄，而煽动太明。太明虽然觉得这样做没有大人气概，但他还是温和地反驳说：‘中岛先生，我和范桑都在中国居住过，中国是非常广大的国家，实在不容易捉摸，更何况像我这样平凡的人。不过，中岛先生所举出的“白发三千丈”之句，常被人用来说明中国人的夸张癖，但中岛先生，你知道其下句吗？’然而，中岛不知其下句，太明便说：‘大凡五言绝句，要把两句合起来才能了解其意味，其中有的甚至非把四句合起来才能了解。“白发三千丈”这句的情形也一样，不知下句，便不明白其真正的意义。因为被断章取义，所以才令人感到夸张。李白写，白发三千丈相比忧愁更长，李白的诗绝对不是夸张，会觉得夸张，那是因为不了解李白的忧愁。这首诗是李白被流刑夜郎后的作品，他的本心是爱国的，反而被判流刑之罪。像杜甫那样风格坚实的诗人，有时也会写出令人感觉夸张的诗，例如杜甫有一句“家书抵万金”，现代人花三分钱买邮票，即使是任何穷乡僻壤都可以通信，而不了解其心境，不过纵然是现代，若到大陆腹地或新畿内亚一带的地方去，大概便会了解杜甫的心境。日本人对“白发三千丈”任意解释，李白在地下也会苦笑吧。’太明这样半带开玩笑的说明，中岛说不出第二句话，其他的人舒了一口气，同时对太明学识的渊博，重新给予评价。
愚昧的后方
太明在米榖协会工作久了，对于其内部情形已详细了解，出差是他们增加收入的绝好时机。太明也曾和主任以调查‘检验手续费’的名义一起出差，从头到尾都有业者招待饭局。协会的检查员到米仓库检查，每人每日至少可以检验三、四千袋米，每袋的检验手续费三分钱，总数便相当可观，全岛的数量若以九百万袋计，仅是手续费便达几十万元，此外还有麻袋和碎米的外快。而且协会所做的检查只是预查，以后还要经过粮食局的复查。也就是说，实质上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协会却借粮食局的权限，坐享中间的利益。
而且，这个协会是老朽官吏的收容机关。因此，粮食局对于它的中间利益容忍，双方勾串好了，狼狈为奸。太明跟随着去出差的主任，拨了二十几年的算盘，为人沉默寡言，也许是由于出差在外的轻松心情，他对太明说：‘协会里的工作难做，但是要忍，服务十二年就可以领取四十个月的退休金和跟退休金相当的奖金，若是做到干部，退职也够吃一辈子。’由此可见，粮食局和米榖协会，与制糖公司或台拓、台电目的相同的机构。
分处长的妻子留在日本，因此他常出入玩乐场所，太明有一次看见一个可疑的女人来分处长处访问。
太明纳闷，便把那女人来的事问主任，主任翘起小指：‘她是牛（分处长的绰号）的这相好。’据主任的说明，分处长和那女人在值班室同宿，这种旁若无人的做法，太明惊讶，主任又说：‘你看这些。’主任说着，把几张餐馆的帐单显示给太明看。那些都是分处长消费的，已裁决由杂费项下支出，令人吃惊的公私不分的烂帐。不仅如此，又说：‘庆祝办事处落成时，业者赠送了几千元的礼金，牛把这些钱也都花在同一家餐馆里。’太明越听越感到吃惊。
但是这分处长不久应召也要入伍了，粮食局和协会联合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送会，这是最后了。他一走，从这天起，以往奉迎他的一些人，立刻像翻手掌般态度完全改变，批评他在任期内的横暴做法。还有，他爱好兰花，因为迎合他也爱兰花的一些人，变成对兰花连看都不看一眼了。
将新到任的分处长，听说喜欢钓鱼，会计股长便准备天蚕丝，大家忽然对钓鱼有兴趣起来，实在是很鲜明的变化，有人甚至早已把钓鱼竿带到办公室来。
新任的分处长是个年轻技师，在台湾出生看来稳重的日本人技师，果然如传闻的他喜欢钓鱼。所以大家对钓鱼的热度更高了。粮食局里的庶务股长把他自己做的挂鮠鱼袋特地带来，在中午休息的时间拿给大家看，大家顺口称赞，股长更得意，便讲解材料和制作方法，善于奉迎的人，即使是懂得的事也故意装作不知道地问他，使他更加的得意。
沾沾自喜的庶务股长，休息时间便到协会来，大谈其钓鱼经，那些以前热中于玩赏兰花的人，马上转向成为股长弟子的钓鱼党，没有人再回顾兰花了。那没有人回顾的兰花，太明有时照顾它们。他在前所长时代，并没有像大家那样为了奉迎上司而爱兰花，如今那些兰花无人回顾，他觉得兰花可怜，在中午休息时间，和范去散步顺便照料兰花。
所长主办了一个钓鮠鱼的比赛会，钓鱼热越来越盛，大家争先恐后的热中于钓鱼。
在前所长时得宠爱的一些人，又以同样的笔法得到新所长的欢心。只有太明不受这种风潮的影响，一个人超然。他的这种态度，上司似乎有一点不满意。
于是他渐渐地受到上司的冷待似的。
过了年，粮食局发表局长巡视的日程，因为局长兼任米榖协会的会长，大家期待万全的迎接。据说局长有一次视察某办事处时，因为汽车的联络不如意，局长勃然大怒。因此协会从前日便打扫办公室，尽管物资入手难，仍设法准备接待的茶点，办公室里的人全忙得不亦乐乎。
终于到了局长巡视的当天了，估计着局长莅临的时间，局员和协会职员当然要在办公室前迎接，望眼欲穿的等候着。可是时间过了，局长依然未到，大家等得很累，局长还是没来临，却看见局里的庶务主任急急忙忙跑来说：“局长因为坐火车累了，在旅馆里休息。‘大家听了都目瞪口呆，虽然没说出口，都感到很郁闷。于是像小学生一样行列散开随意聊天或用脚踢地上的石子。然后又过了两个钟头，得到通知局长离开旅馆了。大家连忙如先前一样列队等候。
不久传来嘟嘟的汽车声，车子在行列前停下，局长下车仅向大家轻轻点头，便走入办公室里了。诚然是个官僚派头的中年绅士。局长进去所长室大概不到十分钟。然后一巡厅舍即出来。大家恭恭敬敬地欢送。
但是局长对大家并不一顾，仅和所长说了两三句话，就匆匆上车走了。为了迎接局长的巡视，大家那样的神经紧张，却草草就落幕，因此非常失望。简直不过是‘瞻仰’了局长的脸而已。总之，协会所做的工作，都是一连串这种无聊极了的事。
范的操守
日军在南太平洋受到的反攻日益炽烈，军方这才发觉到敌军大量物资不知其底的威力，于是立刻向台湾岛内呼吁，谋求狂热地增强生产。与此呼应的，捐献金属运动加强了。所有金属制品，连锅釜在内都必须捐出来。这项捐出的工作以派出所为中心，透过乡公所和保甲人员来进行。金属制品搜集了相当数量后，便集中在一起，每街庄举行‘金属供出报国展览会’。以促进捐献的宣传效果。而每一次展览，协会的职员便被动员去参观，因此职员各自选择适当的时间去展览会参观。
那一天，太明邀范一起去展览会参观，会场内堆积着白铁罐、亚铅板、铁锈农具、铁窗栏、铁床、铁桶、铁板、铁轨、吊钟、铜锣等，不大的场地处处堆满着。而仓库那边，铁屑堆积如山。另外的一间特别陈列室，则陈列着铁制品、铝制品、铜制品、银制品等，还摆列着贵重的美术品，或祖先传下的家宝之类，宛如一间骨董店。赤铜花瓶、烟灰缸、仙人像、佛像、金银制作的装饰品等，价值一个自一百元至数千元之品有不少，而贵重品上都贴着捐献者的姓名牌子，那些全是知名人士之物。
太明看着这些物品，不知怎么有一种奇异的心情。一些出自名匠之手的有名的美术品，不久也将变成步枪炸弹或锐利的刀，供人做为大量杀人的目的。这真是和平与战争的象征。一样的金属，由于制作者和制作目的不同，可以成为优秀的美术品，也可以成为杀人的凶器。名匠煞费苦心制作成的美术品，却要将它重头改造为杀人的工具。这是多么糊涂透顶呀。他这样想着，兴趣索然冷了，连在会场里都感到痛苦，他催促范，匆匆地离开会场。
随着战局的越来越激烈，‘生产志愿兵制度’紧锣密鼓。在台湾，十八岁以上，三十八岁以下的男子，一律成为其征兵的对象。在协会方面也接到上面指示，应招募在职人员的志愿兵。但这与其说是招募，不如说是强制的，除非有正当的理由，必须志愿入伍。而所谓正当的理由，是指盲人或无用的残障者。但是太明因年龄已超过，所以没问题。
范在这种情势下，无论如何不肯志愿入伍，所长游说了他几次依然没有效果，因此他终于被协会解雇，他离开协会时，悄悄对太明说：‘被歪曲的历史潮流个人是无法力挽狂涛的，但是，希望自己能够超越。’太明从这个年轻友人的态度上，出乎意外的发现了他强？的精神，而感到鼓舞。
‘希望我们彼此都忠于自己，坚强些！’太明鼓励他。
范走后，太明突然感到寂寞。到协会去上班也觉得提不起劲，心里打算辞职，每天更是日益做着这准备。
有一天下班后，太明一个人在街上走着，并非有什么目的只是信步而行。街上没有任何景物使他觉得有趣，萧条的街头没有陈列一样他所喜欢的东西。他走累了，便进入一家吃茶店。
他许久没上茶店，叫了一杯红茶，店里的客人相当多，他一边喝茶一边看看四周，没有见到什么熟人。他一气地喝下一口红茶，那发红的红茶颜色使他想起大陆上的老红酒，他不禁想念起留在大陆的妻子和女儿。
‘紫媛长大了吧？她若是跟着淑春过着抗战之旅的生活，也许都没有好好读书呢。’他这样想着，亲子的切实感情由心里涌了出来，他想回大陆的冲动越炽烈。他觉得在协会上班糊涂，甚至连住在台湾都感到无意义。
蓦地他发觉坐在对面角落的一个男子正注视着他，太明觉得好像以前曾在哪儿见过那人，但一时想不起来。那人离开座位向这边走过来，向太明打招呼：‘你是胡君吧？’太明在其瞬间，从其说话的口吻勾起了从前的记忆，认出那人是佐藤。他认识佐藤是相当久以前的事了，太明从日本的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回台湾的归途在船上认识的。那时佐藤还是很年轻的青年，比现在瘦一些，左颊的一颗大黑痣依然如昔日一样。虽然只是相处了几天而已，但不知怎么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佐藤对事物锐利的批评，一直残留在他的脑海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