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很高兴有这样的邂逅。佐藤说最近才来台北，因为没有朋友极力劝太明到台北来。
太明听从佐藤的意见，打算辞去协会的工作，但因为种种关系无法立刻请辞，他等着适当的时机。
有一天，会计股长把裁决卷宗啪地丢在太明的桌子上，这是对太明的某种态度，也是跟两三天前的事有关系。股长说要太明帮忙他弄些花生米，帮忙是一句文雅的话，其实是希望太明送给他一些花生。这是上层部的人想获得战争时期难入手的物资常套手段，太明虽然了解却没有给他帮忙。所以他当面给太明一个难堪。太明平静地打开卷宗，看见原公文上被用红笔画了许多线。他仔细检讨那些被订正的文字，实在不合理。
股长或主任，可能是因为没有事情做，总是把原来的公文加以修改，这表示他们已经过目了。至于修改的方法，那是为了修改而修改，例如日志上写著「XX莅厅‘，便被修改为’XX巡视‘。可是这次的公文被修改的情形不同，全文都被红笔抹杀、订正。而被订正的新文章，读起来却文意不通。若就这样把公文发出去，各分所一定会困惑。虽然说已经被裁决了的公文太明没有责任，但他仍然没有勇气发出这种公文。他为了慎重起见，便去请示分处长。分处长对于这种不通的文字大概很惊讶，立刻把股长叫来问话，其结果，分处长了解股长订正的意图，分处长便苦笑着命他修改。分处长以苦笑置之，然后却留下无法以苦笑了结的问题。第二天，股长悄悄的把太明叫去，狠狠申斥一顿，那是不合道理的完全感情用事的斥责法，而最后竟然说：’好啦，我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的，你给我记住！‘没有什么记不记住，这时太明的心已决定了，在这样的空气中再待下去他受不了。他当天就提出辞呈不干了。
隔了好久他才回故乡，一年不见，他父亲胡文卿看起来老了十年似的。村人看来都明显的露出饥饿相，颧骨高突眼眶凹下，双颊落肉面无血色，再加上衣服破破烂烂，更显出一副邋遢相。一度为了改善生活而流行的阿巴巴装也不见了，又恢复穿原来的台湾服装。朋友们见了面总是互诉粮食缺乏的痛苦，太明很惊讶世情变化得这么快，他想到这是因为战争造成的。
胡文卿对于太明的回来非常高兴，一直到深夜了仍然在太明的屋里谈着话。
‘太明！我总感觉人民有一点被逼得走投无路，这种情形将怎么办呢？’他说出了对时局的不安。由于他是中医有职业上的不安。因为交通断绝，中药的药材已完全无法进口，代用品又没有药效，因此本来可以医治的病人也常无救死亡。医生在这种情形下已完了，他已对自己身为医生感到可怕。尽管如此求诊的人多，处置困难。尤其米是配给的，因此病人增加，以配给的量每天吃稀饭，一个月还欠十天无米可炊。而且，既无粮食代用品，也没副食物，一直营养不足。吃不饱而工作加倍，衰弱的身体没抵抗力，仅是必须去参加激烈的劳动服务就让人民吃不消。
胡文卿内心的不安，便是由此而来，他老了，很想依赖太明，容易的就流泪了，他又说：‘太明，当今的时世，简直超过秦始皇的恶政呢。’他叹息的这样说。秦朝采用商鞅的变法富国强兵，施行焚书坑儒的愚民政策，兴筑万里长城奴役人民，又实施保甲制度的铁锁政策。因此被称为中国有史以来的暴政。胡文卿把口碑相传的修建万里长城的情形，说给太明听：‘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单丁独子也须行。’也就是说，有三个壮丁的家庭须一人服役，五个壮丁的家庭须二人服役，单身或独子也须服役。并且是以保甲的连带责任征用，所以没有一个人能逃避。胡文卿说，现在政府所征召的军夫、军属、工人、服务队员，从比例上来说，已超过三抽一，五抽二以上了。而且实施配给制度，在不容许逃避这一点上，彻底发挥保甲制度以上的威压了。
太明找不出话来安慰年老了的父亲的叹息，他只能说再忍耐一时便会好转，但是他说的‘一时’，究竟还要多久？太明自己也不明白。
还有，他父亲担心的原因，便是在如今的情势下，他死的时候，恐怕连棺材也买不到。
‘你母亲有福气，葬礼和棺材，那时还能办理得风光。’他这样说着，怯怯地向太明提出：‘太明！我想趁现在先买一具棺材置放着……’太明对于身体这么硬朗的父亲，精神却如此衰弱，他的心里感到说不出的苍凉。
不过，胡文卿依然鞭策着老躯，尽他做医生的责任，他的诊所每天从早上便涌来许多的患者，他们大都是过劳或恶劣的粮食引起的疾病。太明探头看诊察室，得知战争的惨祸超过他预想以上深刻的情形，在医疗地方出现，他不禁感到暗然。有一个患者并非对谁而言，自言自语的说：‘我去“青埔仔”的公用地劳动服务，那里卫生恶劣，到处都是粪便，走出工寮，无论田圃、山岗，遍地都是粪便，我一想到这种情形无论如何就是吃不下饭。瞧瞧！我的皮肤变成这样了！’他这样说着用手指捏一下前臂的皮肤给大家看。在他旁边一个候诊的妇女，接下他的话，担心地问胡文卿：‘先生！我的病会好起来吗？身体这么虚弱……’她说她结婚六年，从未生过病。但自从去年，她丈夫应召入伍后每夜失眠。她挂念着丈夫，担心着孩子的抚养，想着想着天就亮了，因此身体渐渐衰弱，胸部难受。给任何医生看，都说担心对身体不好，可是担心却总是无法消除，她这样说着深深地叹息。
胡文卿听着患者的诉说，一一嗯嗯地回应表示他细听着，给予病人应有的安慰。他回头对太明说：‘唐诗里有：闺中只是空相忆，不见沙场愁煞人，这诗句大概就是写这样的境遇吧。’胡文卿显露出，他拯救不了这个病人的心灵的无奈表情给太明看。
太明有一天晚上接受熟识的农民的招待。太明出外就职好久了才回村子，所以农民要请他吃些料理。太明不好意思无视其盛情，便黑夜走了二公里路到那农民的家。到了看见四、五个认识的农民坐在竹子做的手提油灯昏暗的灯影摇曳下。他们见了太明都站起来让座。太明坐下，其中的一人说：‘先生，市内没有山猪，吃不到的吧？’山猪是指配给以外的黑市猪肉的隐语。然后：‘先生！’他打招呼，忽然压低声音：‘其实今晚，在我这里……’他说着，做出杀猪的手势。表示杀了猪，请太明吃。说过了私宰的话，大家等着夜深。
到了十一点了，锅里满满的烧着开水，三个农民走去猪舍，只听到一点声响而已，又恢复夜的寂静。只不过十分钟的时间便把猪装入笼子里来了。把那笼子连猪沉入水池中，猪一点也不哭，只听池水咕嘟咕嘟冒出声音而已。过了一会儿水又恢复原来的平静。农民把猪笼拖上来，担回来了。太明对于这样简单的处理法感到惊讶。他小时候，每年七月中元必会看到杀猪拜拜的，锐利的刀刺入猪的喉部，猪声嘶力竭地哀嚎，宰杀不俐落的不容易使猪猝死。太明想起小时候所看到的情形，不禁对私宰的巧妙感到吃惊。
农民把溺死的猪烫滚水剥皮，眼看着屠体被处理干净了，开腹后，附近的人不经通知自动地集来一人得到几斤。太明也分到四、五斤。猪肉分配好了，农民们立刻开始料理，农民一边切肉一边说：‘先生，新鲜的里脊肉很美味……’农民这样说着拿起那几乎还会颤动里脊肉给太明看，太明想，门外汉做的料理马马虎虎吧。猪肉煮好了，农民首先盛一碗请太明品尝。太明吃了一口，因为过于美味惊叹。也许是因为空腹，或是料理拿手，总之，那几乎是他有生以来从未尝过的美味。他喝着米酒，不客气地大吃大嚼。一边吃一边听着农民说的话：近来私宰的手法巧妙，绝对不会流传出去所以也就安心。村人全体饥饿，因此没有人会去告密。在黑市上，村人的心完全一致，不仅如此，大家预想到未来的大灾难，切实地感到必须同心协力。这是弱者的抵抗。所谓‘饿鸡不怕打’，饥饿的鸡任凭如何被打还是要偷食，同样的，饥饿的人不怕谁了。这对太明是一个教训。
第二天，太明到其兄志刚的保甲事务所打招呼。那里正聚集着一些甲长们，商量着供应鸭子的事。每一甲被分配到应供给四只。但鸭子的黑市价格已涨到公定价的十倍，因此没有人愿意照公定价格供应，因此正在商量对策。
结果决定，鸭子都照黑市价格换算，其差额由各户负担。
商量完了，一个老甲长对太明说：‘胡先生，我们都经常缴额外的税。昔日有所谓劫富救贫的义贼，如今却要劫贫济富。我七十岁了，这样的时世是第一次看到。’老甲长认为把民众供应的家畜和蔬菜，作为改日本姓名的‘国语家庭’和日本人的黑券配给的特别配给，视为一种劫贫济富的做法。志刚立刻责问的说：“这是什么话？连儿子都不是我们自己的，属于国家的了，若想想那些应召入伍的人，供应一些食物不能发牢骚。‘老甲长很惶恐。太明对于哥哥还是这种态度起反感，也没好好地寒暄致意就出来了。
又有这样的事，那一天，太明在村子里出名吝啬的阿旺的水池附近散步，看见两三个陌生的穿国民服的青年在钓鱼。他以为是派出所的警察大人，又觉得不是，看来像乡公所的人。各人的鱼篓里都钓得了几尾相当大的鲻鱼。太明看着的当儿又钓上了一尾。
‘若是被吝啬的阿旺看到了，一定很生气。’太明想。但是他离开那里没走多远，便遇见那吝啬的阿旺。
阿旺知道那些人在他的水池钓鱼，他发牢骚的说：‘衙门狗这些人，就像活阎王。’吝啬的阿旺对这些人也无可奈何。供应粮食、国民总动员，全是由他们办理的，如果被这些人盯上就完了，不但粮食的供应量增加，还会遭遇到意外的事情。而从战争以来，乡公所人的特权渐渐增大，如今已跟派出所的警察大人一样令民众畏惧。太明的哥哥志刚也罢，这种乡公所的人也罢，全是在强权背后，仗势欺人。
不愉快的事还有，去海南岛一段时间的志达回来了，他不知如何弄到一个据称是百万富翁之女的年轻貌美姑娘，志达带着她到处走访亲戚朋友，得意地吹牛。据他说，他到了海南岛后，施展他长年当律师通译磨练出来的辛辣手腕，赚了一大笔钱，受到一位百万长者的瞩目，而得他的女儿做妾。
志达那天也到太明家来访，果然那姑娘漂亮。但从太明在大陆上所见惯女性的眼光看来，自然地觉得她的教养低，不像一个大家闺秀。志达在太明这个中国通面前倒是不吹法螺。从志达所说的话推测，他不过是当日本军方的一名密探罢了。志达原是警察出身，他擅长此道是太明的看法。
志达说话时顺便故意把外国制上好的金表给太明看，说是那边的大官赠送的。太明觉得这显然是不义之物。志达走后，胡文卿问太明：‘依你看，他怎么样？’这句‘他怎么样’之言意味深长，可以做种种解释，太明汲取父亲之意说：‘志达终究如同没有物资保证的军票一样。’太明的意思是说，志达就像现在南洋所使用的军票一样，因为没有信用，会渐渐地变成无价值。胡文卿回应一声：‘嗯。’他的脸上浮现出同感的表情，又说：‘反正，像他那种性格的人到哪里都…’胡文卿把志达的为人提出来加以批评。太明认为不仅志达如此，现在一些搭时局便车者全是自私自利的人。
太明回来没多久，便目睹种种现实，但他已不感到悲伤，他认为这是过渡时期的必然现象，他心里对自己说，与其忧心忡忡，不如不要迷失自己。‘
虎狼之府
太明听从先前偶然再会的佐藤的劝说，到台北访问他。
佐藤在上次相会时，提议请太明帮忙他正从事的杂志编辑的工作。
太明的来访，佐藤高兴的迎接。而佐藤一知道太明已辞去协会的工作更欣慰。于是立刻说明发行杂志的宗旨。他的意图是，在极端言论的统制下，利用合法的局面以达到某种任务。
‘历史已来到转换时期，因此必须要有成熟的条件。小儿科般的走法没有用，必须踏踏实实稳扎稳打，着眼于本质的事物。对时局张起否定的论阵虽然简单，但那是自取灭亡。伪装成与时局同心协力，徐徐地让读者知道现实，这是杂志必须持有的编辑方向。’太明听了佐藤这一番话时，认为这也是一种见识，佐藤是跟向来太明所会过的日本人完全不同，自然而然的对他涌起尊敬之心，觉得他是个足以共事的人。
太明马上便和佐藤共同工作。太明的任务是照佐藤的编辑方针搜集材料，因此须采访台北的知识分子。这也并非多么难的工作，但先要认识一些人颇费苦工，然而习惯了，太明便觉得比在协会无为的浪费时间有意义。杂志一期一期地发行问世，使太明感到新鲜的喜悦。
佐藤在工作之中，常常讲起他自己对世界战局的推测，太明对于佐藤透彻的分析和洞察赞叹不已。而战局果然如佐藤所预言的进展。联军在诺曼第登陆了，而在太平洋继麦金、塔拉瓦之后传来塞班岛的玉碎。战局和政局都激烈动荡。到了这时候。在现实的险恶之前对太平洋战争的战局之肤浅乐观预测才消声息气。
太明不禁有一种不吉的预感。而那天他和佐藤上街，是炎热的日子，夏天的阳光照着柏油马路刺目。两人走着，从背后传来太平洋决战歌的合唱，那是本岛人青年的皇民炼成队的进行。因为两人慢慢的走，皇民炼成队随即超越了两人，四列纵队的队伍井然有序，但个个衣服褴褛，打赤脚徒步的青年看起来寒酸不忍卒睹。佐藤目送着那队伍说：‘你看，那些像败残兵似的样子……你再看看那些女人……’佐藤所说的那些女人，是指路上那些盛装逛街的日本女人，他又对太明说：‘你对于这两者的对照，认为如何？’虽然佐藤并不多说，但仅他的这两句话，两人彼此的感触相通。
佐藤这辛辣的批评家，一切的事情都是他评论的对象。例如家庭消防的训练也一样使他批评，照佐藤看来，那是无可救药的日本人非科学性的表现，是精神主义者所产生的愚昧作法。
这样看来，那在糕饼店和餐馆前大排长龙，衣着光鲜的日本妇女和摆派头的绅士，若把他们那傲慢的假面具剥了，还不是跟被贬低的台湾人一样，令人觉得面目可憎寒酸。
不一会儿两人走到荣町，进入一家吃茶店，相当大的店内，客人很多座无虚席。佐藤大概常来这家店，他站着，频频环视周围，显然是看看有没有熟人。于是从角落里有一个人站起来向佐藤招手。佐藤看到了：‘噢！’他应声，带着太明走过去。对方也有一个同伴，据称两人都是新闻记者。太明忽然发觉两人的胸前都佩著文学奉公会的会员章。太明想，他们是作家啦，心里就对他们涌起了敬畏之念。
坐下后，话题马上移到文学方面上，太明有些爱好汉诗，虽然对于文学也并非没接触，但对于现代文学，外国文学，以及文坛的趋势不大了解。因此他们所说的话，在他听来，全是耳新的，很新鲜。看见太明谦虚地听着他们的话，其中的一人又向太明讲解莫泊桑怎样、巴尔札克怎样，及俄国文学怎样，就像是对新入生的训辞似的，那渊博的学识使太明完全倾倒，使他觉得仿佛探到了未知的世界般，心里有一点感到兴奋。
不久，四人一起步出吃茶店。佐藤让对方的两人走在前面，他一边走一边对并肩同行的太明悄声耳语：‘胡君！瞧你对他们很敬佩的样子，其实也没什么可敬佩的，说穿了，这不过是把《世界文学全集》导读的现买现卖罢了。’佐藤照例以他那辛辣的说法一贬到底。太明对于佐藤锐利的批评眼和透彻的观察力表示敬意的，但这时候，佐藤泼冷水般的说法，不知怎么太明却觉得反感，觉得喜欢揭人疮疤也应适可而止。然而当太明随着他们到报社，在那里待了一会儿，对于佐藤所说的话才了解。
报社内的情形，也许是因为截稿的时间到了，记者们都面对稿纸用铅笔疾书，谁走入编辑室都不注意，只埋头于自己的工作。那姓丁的和另外一名记者带着太明和佐藤走过室内中央，到了编辑室一隅，把挂在壁上裱装好的标语指示给他们看。这些全是照情报部的依嘱制作的，战意昂扬洋溢的标语，丁姓记者一张一张掀起给他们看，看到他自己的作品时便问：‘怎么样？这标语如何……’他只差自己没有称赞很不错吧，这样说着他打量佐藤和太明脸上的反应表情。太明对于丁的这种态度，忽然感到他很庸俗不像文学者，因此太明脸上的表情就变得僵硬了，同时，觉得连刚才他在茶馆所讲的文学漫谈，都有点浅薄，俗不可耐，这时他才想到佐藤所批评的话。太明这样想着，看来连那些宣传文句，都仅是光说不练的人嘴皮上的题目而已，所以太明更觉得讨厌。那是回避须实践的牺牲，仅用笔杆欺骗一切的口舌之徒。他觉得这种大言不惭的徒辈，偏偏会出头。而那仅是嘴皮上的题目，却误导不不知多少纯情的青年。他这样想着，连报社全体的空气，都令人觉得无法忍受。
不一会儿太明和佐藤两人走出报社，佐藤说：‘都是一些差劲的家伙！’佐藤不吐不快。
‘胡君！刚才你在茶馆里不是对他们很钦佩吗？如果这些家伙也有文学精神，文学家会痛哭呢。现在的作家哪会有良心，有良心的人就无法写了。日俄战争时代的作家还有几分良心，所以才能产生《一兵卒》这样优秀的作品。像现在的作家这样眼睛朦胧的家伙是看不见现实的可怕。所以他们一直心甘情愿做军部的爪牙。’佐藤说到这里停顿一下，于是突然想起来似的说：“刚才那姓丁的说：从事文学工作，不这样不会成功。他们显然是把文学当作商品。但文学并非个人成功与否的问题，而是对人类是否能有更多贡献的问题。‘’胡君！报社里哪会有好人。近来报纸上频频提出台湾人的待遇问题而论，但从知道其内容者看来，会惊讶他们竟能真有脸写出那种论调。在这次的统制，他们这些从日本来的都是没有良知的人，据说一个最低阶的记者本俸也有一百九十五元，另外加俸五成，编辑局长本俸一千元，加俸五百元。而台湾人职位最高的处长却只能领到一百四十几元。但他们却在报纸上大书宣称：”改善台湾人的待遇“，胡君，他们是想打动天下人的心吗？‘佐藤以他一流的冷潮热讽这样说，但太明这时对他的话不像刚才那样起反感，而且，他觉得那些全是迎合时局以外无任何意义的作品，若是被后世的批评家注意到，那些失去灵魂，失去真实的文学精神的这个时代的文人，无疑的会被批评得体无完肤，因此他在心里对自己誓言：不如无为自然，不如用无策来因应。
塞班岛陷落后，随即喊出了台湾全岛要塞化。促起六百七十万岛民全体总跃起，为了要塞构筑，台湾人连六十岁者都被动员。
太明也接到动员令，须出席‘勤劳护国献身大会’。接到动员令者聚集于公会堂的大讲堂。因为特殊的职务，无法参加勤劳献身队者席设二楼。太明怀着佐藤为他酌情处理的证明书也挤在二楼等候着。大会开始时照例举行国民仪式，由主办单位代表致词，接着由军政长官说明其宗旨，皇民奉公会本部的主要人员大声疾呼地的演说。台湾人方面则御用绅士轮班上台呼吁民众以身殉护国大义，以一死捧报国之诚，他们的演说都获得如雷的掌声。
开完大会，数千市民分成各队，跟随着领队去从事构筑作业。最后还有一千余人左右留在楼上。这些人各持有证明书，或是残障者或病人。有证明书者几乎都是台湾人绅士，太明也在其中等候当局的检查。
不一会儿，市公所的五、六个职员上二楼来，他们是担任安排国民动员工作的人员，其中的一人站在正中间开始指挥。
这个指挥的人胸前佩着在乡军人记章特别惹目。不知为什么，他自始就杀气腾腾，用含着怒气的声音的大嗓子说明检查的顺序。大家鸦雀无声地静静听着。前面的话说完了，指挥者更大声的说：‘大家依次序走出去，从第一排起在左边的人向左走，在右边的人向右走出去，在办理人员前待命。’他这样命令，但并没有说明是从前面的第一排，或纵列第一排，因此出现两种行动；左列从前面第一排的人起步走，右列纵的第一排的人也要走，那指挥者看了，马上走过来，一连打了七、八个人的巴掌，说他们违反命令，其中挨打的一人勇敢地抗辩说：“照命令行动的。‘指挥者不听完他说的话，便大声怒斥：’马鹿野郎（混蛋）！‘同时抗辩者的脸上响起啪哒的打耳光声。
静悄悄的，没有人作声，但在场者无不对指挥者的残暴，内心里燃起熊熊的怒火，从那沉默中，令人感觉到火辣辣的无言的抵抗。
过了两小时太明才终于出了公会堂，也许是因为太激动了，脑袋昏昏的，跟他一起出来的每一个人看来全脸色苍白。
而经过半个月，太明又接到勤劳护国动员令。这次是动员上班族在星期日劳动服务一天，日本人也不例外。星期日到了，清早五点集合，各服务班编队出发，太明也荷着园艺用的铁锹去参加。
这些队伍宛如被赶引去屠宰场的羊一样无精打采，而还没走到两公里时，这些人已疲劳了，队伍已散乱不整齐了，被从后面而来的农民中队赶过。
农民们有活力，劳动服务的工具齐全。
超越前进了的农民，回头看着太明他们的队伍彼此说：‘连这种脸色苍白的人都被动员，真是太严厉了。’不久队伍到了╳╳公用地，已经有开始工作的班了。从乡间来的义勇报国队，卖力地挖土、挑土。但从城市里来的人因为工具不齐全，用手取粘土块，人人一手一手传递。
太明的那一班几乎都是薪水生活阶级。班长来到，把他们分成两组：用担架搬运组和挖土组。太明被分为搬运组人员，他的搭档是个年轻有精力的台湾人官吏，劳动服务非常起劲，好像跑也似的搬运，因此太明和他的步调配合不上，对方终于不耐烦要放慢脚步等候着与太明配合，便向班长报告太明偷懒，班长马上过来责问太明。
太明瞬间掩饰的说：‘实在是从昨晚就已肚子不适没有办法。’‘是吗？若是生病那也没办法。’班长倒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既然有病，就去休息吧！’他解除了太明的劳动。太明坐在树下看着大家劳动：‘这不是卑怯，也是一种消极的抵抗。’太明这样想着。这时两个日本人从太明的面前经过，但并没有注意到在树下的太明，大声说：‘工作由驴呀（指台湾人）去做，他们实在肯干。’‘是的，就像牛一样。’太明听了他们这样的对话，不禁怒红了脸。
第二天，佐藤见到太明，嘲弄的说：‘以锄头建飞机场的作业，怎么样啦，有进展吗？’然后，他又问太明：‘你对于台湾的要塞化和美军登陆，看法如何呢？’‘日本军希望在台湾作战吧？如果这样便可以利用台湾的物资和人力。昔日发生雾社事件的时候。其镇抚也是驱使周围番社的人去做。现在大陆上也扶持了汪精卫，采用以夷攘夷的政策。而且台湾又具备了做为要塞的绝好条件。但是美国不会把台湾做为什么问题，因为台湾对大局没什么影响。台湾要塞化，我认为结局对日本没什么利益，但对台湾人相当有利。’太明把平常所想的事，照实说出来。佐藤说：‘照你的看法来说，这便是恶意发挥了善意的效用。’佐藤这样说着笑了，从佐藤的话里听来，显然他也赞成太明的看法。然后他靠着安乐椅子眼睛看着天花板好像思索着什么。
‘今天我们到狼的根据地去走一趟！’佐藤这样说着，用力把菸蒂扔掉，霍地站起来。太明以为佐藤所说的狼的根据地，显然是指皇民奉公会本部，所以也没再追问什么，就跟他一起去了。然而出乎意外的，目的地是最高学府的大学。他想：‘为什么这里是狼的根据地呢？’但办完事情离开时，太明才终于了解佐藤所言的意味。
太明想起四、五天前的报纸上，登了一篇这所大学的校长和某教授所写关于日本语教育的论文，认为要使台湾人彻底皇民化，必须？杀台湾语才行，这是学者不应该有的暴论。由此可见御用学者对当局的政策奉承之心完全表露出来。太明这样想着，便觉得如佐藤说的这里就是狼的根据地吧。近来政府的官员太多由这所大学出身，皇民奉公会的顾问，也是由这里的教授担任。这所大学才是对殖民地榨取的合理化、其精神武装的根据地。这里的教授不忠实于学术和真理而忠实于政策，这只须从那么被认为不合理的，台湾全岛画一的‘正条密植’插秧政策，而这所大学的农学院无任何一位教授有异议便可以看得出来。在这里学问的精神已死亡，只有担任政策走卒的工作，是至上的命题。真的是挂着学问殿堂的招牌，扮演着精神上的虎狼角色。
到了十月，即有大空袭。
但空袭的目标都是军事设施，一般市民没有什么大危险。不过与空袭台湾呼应似的，美军登陆雷特岛。展开激烈的绝地反攻。这时候，日本人看来有一点气息奄奄。象征着帝国主义耸立着的总督府建筑物，也好像披上一袭丧服似的，看来有一点苍凉。
战局的展开日日不利，那一天佐藤突然说：‘德军只不过做着动物般的抵抗罢了，无意义的牺牲。马上就要看到历史的大转变了。’佐藤批评了战局，然后坦白地说：‘其实我想回日本。’他的意思是，现在就应回日本，对于将来的新形势做活动准备。他所说的新事态究意是指什么而言，太明从他平常的言行中想像，便有某种程度的了解。佐藤要回日本，太明感到寂寞不舍，但知道佐藤的决意坚定，没有办法挽留他。为他着想，应让他得到更有意义的活动场所和机会，现在应好好的庆祝他踏上壮途。而且佐藤所办的杂志，如今大体上已达到了目的，没有理由再挽留他。
终于到临别的时候了。太明略表心意的为佐藤饯行，两人喝了很多酒，对谈着，佐藤握着太明的手说：‘胡君！我喜欢你这种诚实的人，我一生不会忘了你。可是你太过于诗人气质，为人太过于洁白，拙于面对现实。今后对于这一点要十分注意。因为不伴随实践的理论，是空虚的理论。’佐藤由衷的这样忠告太明。
皇民派的悲哀
太明从台北又要回到故乡。佐藤回日本后，太明为了处理杂志社未做完的工作，仍然留在台北一些日子，如今都已处理完毕，便要回家乡了。杂志的停刊很可惜，但由于资料及其他原因，已无法继续出版，而且佐藤所期待的发行杂志的目的，已达到了某种程度的效果。
若想到已尽力奋斗了，太明不觉得遗憾。一旦要回去，太明对故乡满怀着一颗心，但仍然带着一抹哀愁上车。
太明回来后过了两三天，乡长助理东先生和两三个乡公所的职员，到志刚的保甲事务所来征收总动员献金，保甲内的住户舍不得掏出钱者都被叫去。胡文卿因为感冒在家里睡觉，所以太明代替父亲到场，被叫的人员到齐后，那乡长助理便对大家训话。
‘我们这一庄在进入大东亚战争以来，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从消除私心奉公服务到贯彻殉国的大义了。从这次的总动员运动看来，真的已表现出一亿一心之诚，不肖的我很有助理的面子。尤其是我们这一庄的某医师一个人就乐捐一万元以上的献金。相反的，今天聚集在这里的诸位，仅是少数目的捐献，就要我劳足而来，这太不光荣了。’他这样说着对大家一瞥，继续说：‘我国如今实在面临着非常时期，不，应该说是，超非常时期，敌人虎视耽耽窥隙，台湾要塞说不定有一天就变成台湾战场。为了万全之计，六百七十万人须团结一心真的总动员起来，忍受一切牺牲和一切痛苦，必须做到当局所要求的。这便是我们国民应尽的义务。诸位都是忠良的国民，想必已了解总动员的宗旨，不必现在我还要在这里啰啰嗦嗦的再说。总之，应好好的认识时势，不要让别人讥笑我们是非国民，自动献金！’他的语尾用力，非国民一词特别震撼大家的心。然后乡公所的职员一个一个调查，大家因为刚刚听了乡长助理的训示，尽管无法再说什么，但仍然举出家庭的情况或各人的种种理由来要求减免献金，但没有效果，其中有两三个人彻底求情，但结果还是不得不在认捐书上盖上私章。因为胡文卿本人没有来，最后才轮到太明。胡文卿是医生，乡公所的人说，捐款应照户税二倍才行，尤其说出应捐一千元。太明指出中医和西医不同收入少，而且胡文卿自身已年老无法出门往诊为理由，请求依照普通捐款。那乡长助理脸色一变：‘胡先生出身最高学府，而且还在大陆待过，是村子里的先觉者，做梦也没想到你会说出这种不明事理的话。’他说了这种挖苦的话。太明心头火起，但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尽量冷静的回答：‘东先生以某医师做标准，把它当做不成文法般来要我们多捐献，同样是医生，但中医和西医大不相同。西医由当局配给法定价格的药，尽管如此，近来西医有人擅自把药价提高三、四倍，更有甚者，把药改换为红纸包或青纸包，当作贵重药品，一份药收费高达五元或十元，也就是从患者榨取的钱累积到一万元吧。而中医收取的是诊察费，看诊一人三角钱，十个人也仅有三元而已，在乡下一天有十个病人便是最多了。医生本来就是以仁术济世，与赚钱的商业不同，若把行医视为是赚钱的行业便错了。贤明的东先生，应该明白这一点道理的吧？’太明这样说着，心平气和的拜托让胡家以普通捐款额度献金。
但那乡长助理不准，举出胡文卿的不动产，硬要特别捐款。太明便再说明关于土地的收支情形，一甲步土地的收入，缴纳了税金、国民储金以及其他法外税款后，剩下的仅有一百元而已。但乡长助理仍然唠唠叨叨的坚持着，太明终于生气了：‘东先生，你以某医师为例子来要求人捐献，这也是合理的，例如像你这样人格高尚，富有爱国心的人，在捐献上一定可以做我们的好榜样，请恕我很失礼，为了给我们启蒙，请公开你的捐献数目好吗？’太明这样反击，乡长助理二话不说，马上让步了。太明知道他硬要别人捐钱，自己却是不出钱的人，因此胡文卿的捐款，才能够以普通的额度了事。一些和太明同时被叫去的人，对于太明的做法都心中称快，归途有人说：‘给台湾人一顶帽子（地位），他便不顾别人的死活啦。’这样纷纷批评乡长助理。
有乡长助理这样的人，但也有人打心底愿意皇民化，而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台湾人与日本之间的隔阂，因此而真正烦恼的台湾人。
有一天，突然来访太明的公学校时代的同事李训导，便是这样的一个人。二十年没见面，他看来很苍老简直判若别人，姓名也改为日本名的‘吉村’。他仍然过着教坛生活，但最近似乎精神很空虚的样子。
‘我执教鞭二十年了，因此都可以获得勋章了。在这期间，我诚心诚意的努力皇民化运动，做到’国语家庭‘化自不在话下，而且改姓名等，不顾父母的反对最先实行。我觉得自己一代的吃苦头，若能赚得子孙的幸福，还是划得来的。然而，现在的情形呢？我觉得越沿着其线努力，反而越离开其线。他们有属于自己的长久传统和历史，但我们却没有这些。这种隔阂是无可奈何的。结果如今看来，人为无可奈何的事，我却一直努力打拼着呢。’他这样说着，寂寞地笑了。我们无法说他这是愚昧的努力而笑。至少这里有一个从别的意味而言真的苦恼着的人。这也是台湾人的悲剧。太明无话可安慰他，只是暗然默默的。
恍然大悟
志刚的儿子达雄突然从大学回来，原因是为了要参加特别志愿兵。志刚迷于皇民化运动，儿子要志愿当兵，反而高兴，但他的妻子哭着阻止，但是达雄自身志愿的决意坚定，对于母亲的阻止不在意，反而说：‘阿母的脑筋古板。’达雄反驳母亲的固执。而他母亲还是不会就此放弃劝阻，她去拜托胡文卿规劝达雄，可是胡文卿还是没有一种能够使达雄的决意改变的理论和说服力。最后这劝解的差事轮到了太明。达雄的母亲哭着拜托他，太明答应了：‘好，我来试试吧！’太明看到了达雄。达雄了解太明也是想劝阻他，所以从开始他的态度就很坚决。太明要先从解开他的心情着手。便说：‘达雄！今天和叔叔两人闲话一番吧！这是我从中国带回来的茗茶，跟我们这里的茶叶有一点不一样，你品尝看。没什么可请你尝的，为了庆祝你的征途，喝一杯茶，哈哈哈……’太明若无其事的这样说出来，达雄的心情显然已缓和一些了。太明便又说：‘达雄！志愿是很可嘉的事，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想法呢？把你的信念说出来听听好吗？’达雄便满怀信心地，表露他所相信的事，据他所想的，台湾人今日正站在能不能成为日本人的大考验阶段。现在正进行着的圣战（他说是圣战），只有我们同心协力，才能够通过这考验。为了解放十亿东亚人民而当做人柱，便是我们青年人的宿愿。这种理论是很幼稚的看法。太明想：‘这里也有一个缺乏批判力的，可怜的年轻人！’太明突然回想起应召军属时的事情，他在大陆看到祖国的抗日青年，还不到当兵的年龄，而勇敢的为大义殉身的英勇之姿历历如在眼前。太明心情沉痛的望着达雄。
达雄就跟那些高唱军歌，神气十足的迈着大步，那种粗犷的，连人性都忘了似的青年完全一样。太明每当看到那些被巧妙地画一化、傀儡化的青年们，他总是会感到皮肤有些冷，而他却无能为力。但达雄是他的侄儿，有血缘关系，不，即使不是亲人，对一个即将误入歧途的青年，他也必须设法挽救他才对。太明这样想着，心里便涌起一股形容不出的热情。
他首先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伦理国家的理想，经常在霸道之前崩溃的过去历史说起，他说明这是因为国家的根本理念有矛盾。到了近代国家更形堕落，资本主义把其成立的基础的一方求诸于殖民地，经常压迫弱小民族的发展，纳粹德国更站在狭隘的世界观上，错觉自以为是最优秀的民族，梦想称霸世界。在台湾呢，不但是榨取台湾的物资，而且还加以精神上的破坏。
‘达雄！你看看在我们眼前的现实吧！’太明说到这里口气终于激烈起来：‘他们要台湾人成为日本人，一方面却采取强硬统制，把台湾人控制得无法动弹。现在你想抛出生命去作战，究竟你是为谁？为什么要抛出生命呢？你好好想一想吧！’太明自然而然的口气热烈起来，一向保守的他，很少在人前滔滔说出自己的信念，但现在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要以自己的劝说，挽救出一个濒临在迷妄深渊的青年……
太明又说，战争中的大量杀人，以国家的名目而被合理化、英雄行为化了。一切的矛盾，从国家中怀胎而生。历史以国家的前提而歪曲，教科书把国家的存在正当化，不过是为了拥护其权利的宣传文罢了。从小学至大学的教育过程，总之，是其一贯的宣传过程而已。由于这种教育，人人习惯于国家生活，这又成为因袭再成为制度。制度把人纳入一个模型。不愿被纳入其铸型者，被称为异端者。
太明把其间的事情，引用中国的缠足为例子来说明。缠足以前在中国是一种美的标准，因为缠足而违背道德的一面则不被问及。全体社会都以为这是善的、美的，对它不生疑问。但是，因为接触了西洋的近代文化，以为缠足是美的看法便崩溃了。新的美的标准，新的道德标准登场。而中国女性的解放史，由于缠足的废止，而写下其第一页。制度有使人盲目的一个要因。太明再以国家与国家的对立问题而言，若社会进步了则其对立便会消失，战争的必要消失了。到了那时，战争将只是以过去曾经存在的残虐习惯记录于历史罢了，太明这样做结论。他所说的这种放弃战争的立场，不过是观念性的抽象论，但这里至少有更高的理想。虽然形式不同，达雄陶醉于一种观念，以它做为行动的基础，因此太明的这一番说法，对于达雄所抱的观念便有了说服的效果。
太明长长的热烈讲话结束时，达雄如梦初醒般，发红的脸舒了一口气。太明说及的内容，对于达雄，是他不曾听过的新鲜的惊讶。他不胜感叹地说：‘叔叔的看法实在与众不同，超过赤色分子。’‘我的看法，不是赤色的或黑色的，而只是把当然的事，当然的思考，把事实以事实来观察而已。对于事实有认清的勇气，这至少是知识分子应采取的态度，你认为如何？’太明这样说着，看达雄，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太明的那些话，显然达雄已了解。
‘叔叔！我很明白了，我会再重新考虑。’达雄这样说，一直低着头。太明感觉得到自己的劝止，已获得某种说服的效果。太明有一种感谢苍天的心情。
牺牲
第二天中午，胡家的门前停下了一辆军用卡车，从车中抬下一个躺在担架上的病人。发生了什么事呢？家人立刻奔到担架旁，那是阿玉的儿子志南。
志南从上月起被召集去劳动服务队，在××公用地做工。因为过度的劳动而倒下了。而劳动现地卫生状况差，而且也没有医生。因此病情日益恶化，终于无法救治了，最后才被护送回来。志南在担架上昏昏睡着，枯瘦的脸完全无血色，一瞥几乎认不出这就是志南，变得如此的惨澹极了。想到这就是那样的硬被逼着在志愿书上盖章，而被召集的志南，其凄惨，实在令人心酸。
家里顿时慌乱起来，胡文卿先诊察，因为病况已无法再拖延的恶化了，他一时很着急，立刻派人去请街上的西医。因为以他中医的医术已无法着手诊治了。医生马上赶来了，注射三针强心剂，说，然后要看经过的情形而定。病情已相当的急迫，从那医生的表情也看得出来。
太明在志南被抬回来的那一瞬间起，便对周遭的什么感到一种强烈的愤怒。究竟是谁把志南摧残成这样的呢？如果是他自愿的倒也罢了，他不愿意，硬威胁哄骗硬被征召的，摧残成这样的身体才送回来……他觉得这简直是太不负责任、太残酷的做法。
傍晚时分，也许是强心剂的效果，志南终于恢复意识，他对于站在床边的人，一一看着他们的脸，看到太明时：‘阿兄！’志南虚弱的叫他一声。
‘怎么啦，志南！你振作一点！’‘我已经不行了，以后拜托你照顾了。可是，落到这样的地步……实在遗憾……’然后他面对着胡文卿和母亲阿玉说：‘阿爸！阿母！再见……’志南就那样，脑袋突然搭拉垂下来，咽下最后一口气，真是想不到他这么快就死了。
首先阿玉放声痛哭，胡文卿虽然没有哭出来：‘天呀！’他低声喃喃叫天，眼睛一直闭着。
太明全身哆哆嗦嗦，心里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激动，这不仅仅是悲哀的感情，而是更深刻的，一种从灵魂之底被摇动起来的使人恸哭之情。志南那无声的尸体，被痛苦折磨曲了，在太明看来好像志南控诉着他的遭遇似的。
弟弟的死，不由得使太明必须与某一问题对质决定。弟弟的死，那是死于非命。他成为没有代价的牺牲，而失去了年轻的生命。这在弟弟本身，是无可奈何的，就像宿命般的情形。太明这样想着。而这种宿命，已经不只是弟弟的遭遇而已，不久无疑的也会降临到太明自己和他父亲的身上……。要‘活下去’的路已绝了，能够通往的是，走向死亡的路。太明想像亲人全死了以后，只有他一个人活着的情形，那是灵魂都冻住了般的活墓地。
而如果只不过是苟活着罢了，又有什么意义呢？
想来太明一直到现在的生活方式，非常的不彻底，他想认真的生活着，但事实如何呢？他从事过几种职业，但没有一项工作做长久。恋爱的情形也一样。
他想认真地生活着，然而对自己岂不是虚伪的吗？他没有克服现实的勇气，只是一切都妥协。他高等工业学校毕业，以台湾人来说是受了最高的教育，究竟这有什么用呢？他觉得自己简直跟蝼蚁之辈一样，是个软弱无力而没有用的人，对弟弟的死应感到惭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