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极不情愿地被毒品拉住了手
2月19日，我和晨宏兄来到了云南边境耿马河底岗边防检查站，从地势上看这里两边是山，中间是一条唯一的公路，路的下方是一条河流，河流上有一座公路桥，南来北往的车辆行人都要从这里经过，真可谓是铜关锁匙的交通咽喉，把边防检查站设在这里不可谓没有眼光。
我们到的时候正是车流量最多的中午，全站官兵全体出动对来往车辆和旅客进行着紧张而有序的例行检查。
经了解得知这是个二线站，近年由于缉毒缉枪成绩突出，1993年被评为集体一等功、1996年被公安部授予“先进集体”，1998年2000年被评为“人民满意”单位，可见这是个光荣的先进站，而他们的光荣先进，自然与他们付出的辛劳与汗水分不开。这里日均车流量客车70余辆，货车900余辆，每天过往人员达4000余人。由于车辆多人手少，站里实行每天24小时的全天候执勤，休息的时间很少。因这条马路直通盂定等边境口岸，全国各地的各路人马都往这里涌来，给检查工作带来不少难度。
在路边我们看见几个来自遥远的新疆的高鼻子、黄头发的旅客。交谈中我们见到了被称为“缉毒大王”的年轻战土胡家华。这是个腼腆的战士，来自云南宜良，让他说说他自己的事，而他却似乎无话可说，且脸红到耳根，但正是他于一小时后从一辆勐定开往昆明的客车上查获了2300克海洛因，经询问得知这里既有胡家华的机智，也有群众的帮助，这说明这个站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人民群众也痛恨万恶的贩毒分子。海洛因如一袋袋的洗衣粉藏在厚厚的棉被里，稍不注意就会疏忽过去的，假若这些毒品进入内地，这又将给社会带来多少危害，给多少家庭带来灾难？这是怎样想象也不为过的。
两个犯罪嫌疑人，一男一女分别铐在两边，男的不过三十来岁，年轻白净的脸上是一双呆滞的目光，此时他在想些什么呢？妻室儿女？抑或是父母亲人？那个女的背对我们站着，时髦的短发下，紧身的黑衣黑裤和一双松糕鞋，显出她那苗条婀娜的身材，我们想她顶多不过二十岁，有着这样身材的女性一定也有着一副娇好的面容。按照国家《刑法》347条的规定，贩卖海洛因50克以上，即可判处15年以上徒刑直至死刑。这就是说，如果他们最终贩毒的事实被认定，那么他们面临的将是极刑。这样年轻的生命，难道他们不怕死吗？
我想，不，他们正是想活得更好梦想着一朝暴富，才铤而走险干起了这贩毒的为全世界正直的人们所不齿的罪恶勾当。
一个梦的产生和破灭就在这短短的一念之间。人们呵，谁不想过得好一些，富足一些，但那只能靠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去获取，一切违法的非分之想都是徒劳无益的，这已被无数人枉然的生命和牢狱之灾所证明。“珍爱生命，拒绝毒品”，真的，这并非危言耸听。
第二天，也就是2月20日，河底岗边防站又传来捷报，战士杨高峰在对一辆南伞开往临沧的中巴车进行检查时，在两名旅客所带的纸箱内发现夹层，在夹层内藏有海洛因7000克。经突审，她们交待海洛因是在南伞有人许以重金让她们带到临沧的，她们不认识接货人，但到时会有人找她们。
后来此案移交公安机关继续侦。而两个女性犯罪嫌疑人的年龄听了更是叫人心惊，赵庆生于1978年12月8日，不过23岁，云南龙陵县人。李翠兰，现年15岁，连身份证都还没有，云南永德县人。她们最后的结局又会是怎样的呢？
在勐棒边防站，站长周顺昌带我们来到一个叫白水的小村边，他说那就是有名的“寡妇村”，有30来户人家，因贩毒贩枪，被抓被杀的几乎家家都有。由于寨里许多人被抓被杀，渐渐的这里有了“寡妇村”之称，这个村子，远远望去座落在有竹有木的山坡上，竹木掩映之中一户户人家多为破瓦建成，这在山里颇不容易，那一户户屋顶升起的袅袅炊烟，显出小村的恬美幽静。
我提出到村里去看看，站长说就在外面转转罢，这些年来由于毒品的原因，这个寨子对外面来的人总怀有一些距离和戒备，就是当地的工作人员也轻易是不会进去的，面对这样一个村子我心中不由生出一种怅然之感，这也使我联想到了许多事情。
“狼”敲开了中国大门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大张旗鼓地开展禁烟禁毒运动，短短几年便在全国范围内基本禁绝了毒品，使我国在此后的30年内一直成为世界公认的“无毒国”。
那么，毒品何以又再次成为中国人重新提起的话题呢？这还得从那个神奇诡秘而又阴森可怕的世界最大的毒品基地——“金三角”说起。
“金三角”位于泰国、老挝、缅甸交界地区。这里有两条河流：夜赛河和湄公河。“金三角”本指两河之间的一块小小的三角洲，因为这块三角洲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每年三四月间，庄稼一片金黄。可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金三角”地区则是指以盛产鸦片而闻名于世的那一大片地方，包括泰国清业府和清迈府的一部分，老挝会晒、南塔、丰沙里、朗勃拉邦省的一部分，缅甸掸邦的一部分，其中属于缅甸的那一部分面积最大。“金三角”地域广袤，有人估计总面积为15.5万平方公里，有人估计19.4万平方公里。进入80年代以来，传统的“金三角”地区不断向北部地区发展，实际上已经延伸到中国云南省边境特别是临沧、德宏边境以外的大片地区。
1998年，我作为全国禁毒展览的主创人员，受到公安部的表彰，荣立了三等功后，怀着对毒品的仇恨，回到云南就要求到缉毒最前沿的临沧地区南伞边防工作站代职，率领官兵与盘踞在南伞对面境外掸邦第一特区的毒枭进行生死搏斗，多次与境外毒枭打交道。在参加11月5日缅掸邦第一特区禁毒表彰会时，与彭家声见面，彭主席送我一本《特区禁毒法》，我告诫他“言必行，行必果”。然而，这几年，他们“以军护毒，以毒养军”的策略一直未改变，并越演越烈。搞点替代种植，烧点海洛因，杀几个贩毒者，这是每年惯用的伎俩，目的是掩人耳目，那里每年生产和代销毒品海洛因就有2000多吨。
1990年元月坤沙投降缅政府，大家都认为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其实他的部下四分五裂，各占山头，仍然靠毒品维护生活。罗星汉、彭家声虽到处宣传禁毒，其实上他们控制区海洛因加工厂却越来越多。仅彭家声控制的云南省临沧境外的果敢地区加工厂就达45家，海洛因产量占金三角的三分之一。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边民互市日益活跃，客观上为国际贩毒集团和贩毒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于是，对云南的毒品渗透便愈演愈烈。由于有了毒品来源，久已禁绝的吸毒现象又沉渣泛起，而且迅速发展蔓延开来。
在云南长达2000公里的中缅边境上，山岭纵横，丛林密布，多数地方均以江河大山为国界。其间，临沧地区，便是一个边民互市的重要通道和聚散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情况，使它成为了缉毒的前沿阵地。毒祸流入境内，迅速成蔓延之势。
白色魔鬼在狞笑
这是发生在云南边境某市的一次父子间的对话。
父亲看着儿子的成绩单，怒气冲冲地问儿子“你怎么搞的？”
谁知儿子理直气壮地回答：“你，我算是给你争气的了。虽然成绩考得不好，但没有吃四号！”
父亲听了儿子的回答，就没有吭气了。“四号”是当地对海洛因的简称。
海洛因按纯度分二三四号，但群众习惯把海洛因统称为“四号”，把吸食海洛因的人称为“四号客”，“四号客”中以青少年居多，特别是男孩子。当一对年轻夫妻生下孩子后，亲友们赶去祝贺，打听生了男孩还是女孩，那位初得贵子的父亲哭丧着脸说：“一个小四号客。”这是告诉别人，生了一个男孩既大喜又大忧，如果长大后“一不小心”吸上“四号”，还不如不生！
于是，许多父母都想法把尚小的孩子送到内地，投亲靠友。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也有父母把孩子送到内地，但那是为了使孩子受到好的教育，考上大学。但80年代后期以来，父母让孩子远走他乡都是为躲开毒祸。
不用奇怪人们“谈毒色变”。因为毒品之为祸，实在过于惨烈。
家在昆明市北门街的吴清是一个27岁的青年，他停薪留职出来开了一家家具店，在银行存有六七万元，手里有近二万元现金周转。家里除了录像机、收录机、洗衣机、彩电之类外，还有两辆进口铃木摩托。可吸毒一年多后，存款和现金全花光，连家也全卖了。妻子苦劝无效，和他离了婚。离时，他坚持要小女儿，妻子也只好答应他，并给孩子3200元抚养费。不久他把孩子的这笔钱也吸光，经常身无分文。
有一次女儿病了，他无钱送孩子去医院，他母亲就给他10元钱给孩子看病。可他抱着文儿出去，却走到一个贩毒分子家，把10元钱全买毒品吸了，而不去医院给孩子治病。后来他无钱买毒品，就以500元钱把孩子卖给人家，自己拿这笔钱吸毒。孩子的奶奶凑了500元钱把孩子赎回来，送进幼儿园，嘱咐教师除了他们老俩口外，任何人接孩子都不行。吴清华后来没钱了，又打算卖女儿。幸好幼儿园教师遵照孩子奶奶的嘱咐不让他接走孩子，孩子才免于第二次被卖。
个旧市的青年农民张松林，也是为了逼父母给钱买毒品，用尖刀顶往父亲的肋骨。但他父亲年轻时是全国民兵英雄，身手灵活，一拳将他打倒在地上。他口头上向父亲认错，暗地却飞起一脚蹋向父亲下身。一次有人开玩笑说“松林，你在脸上糊屎，我给你钱买海洛因。”他果然跑进厕所抓了一把大便涂在脸上，然后向这人要钱。
吸毒还使许多人堕落，走上了偷窃、贪污、抢劫、杀人、贩毒，卖淫的犯罪道路，直至死亡。
云南昆明市金花宾馆长途电话服务台服务员庄华是旅游学校毕业生，原来工作认真，连续两年被评上先进工作者。可她为了和吸毒的男友赌气而自己吸毒成瘾后，用涂改发票，多收现金等方法，贪污挪用公款7000多元，２０００年６月８日，又打开保管室保险柜，盗窃旅客存放的现金9.5万多元，终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镇康县一个13岁的女孩子吸毒后，她还到缅甸九谷卖淫，一天之中接待五六个嫖客。
至于由吸毒致死不计其数，去年仅云南就有1万多人死于吸毒。
艾滋病的正式名称是全免疫缺陷综合症，它是由人体免疫缺陷引起的一种目前难以治疗的疾病。这种病毒通过性生活、输血、静脉注射毒品和感染腹中胎儿等途径传播。
在西方国家，以性接触，特别是同性恋男子感染的多。
而在中国，90%以上的感染者都是静脉注射吸毒感染的。
从1990年在云南边境发现第1例，在短短的10年间中国艾滋病毒感染者已高达19.8万人，其中96.8%的感染者是吸毒人员。
80年代以来，在云南西部边疆开始死灰复燃的毒潮，其蔓延之快，是始料不及的。
据统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1991年为14.83万人，短短的10年后，2000年底已达86万人，由吸毒诱发的其它违法犯罪案件剧增，毒品对我国社会治安和人民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危害。
90年代初期，云南、四川、贵州、广东、广西、甘肃、陕西、山西、内蒙古、宁夏等出现问题的省区被公安部列为禁毒工作的重点省份。然而，10年之后国家禁毒委再次进行调研，结果却令人吃惊：尽管这些省区做了大量工作，但毒品不仅没有被遏制，相反却大面积蔓延，吸毒问题更加突出，全国都已经泛滥成灾。
北京市演艺界吸毒问题严重，有的人已经难以自拔，甚至出现多人吸毒过量致死。有的还操起贩毒生意赚钱，或者以贩毒养吸。贩毒团伙也看重这个收入很高的阶层。著名电影演员朱洁，因在电影《长大成人》中扮演一吸毒人员，好奇尝试吸毒，后上瘾死于吸毒。著名摇滚歌星罗琦也因吸毒，臭名远扬。
学生吸毒问题在许多地方都有发现，不仅大中专院校有，中学、小学中都有学生吸毒。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的几所中学也发现了少数学生服用精神类药品影响学习和身体的健康，以初中女生为多，仅银川十中就有20多名学生购买服用安定药片和三唑仑药片。多数学生原因是学生中流传服药后飘飘欲仙的感觉引发好奇而服食，也有的学生有悲观厌世心理和受社会无业青年引诱所致。
吸毒对未成年人的恶劣影响令人担忧。海南省一位家长在写给省领导的信中痛心疾首地这样诉说，他10多岁的孩子吸毒成瘾，家里已经为其戒毒先后花费近万元。第二次戒毒出来后很快复吸。父亲问他，父母没钱给你吸毒，你怎么办？孩子竟回答，去抢，去杀，死了也不怕！
同行晨宏告诉我，今年春节他回家乡德宏探亲。听到好些他所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因吸毒贩毒有的被抓被杀，有的还关在牢里，其中一个叫勒光的景颇族同学，上中学时他们住的是同一宿舍，睡的是上下铺，他瘦高的个儿，留着巴基斯坦式的胡子，显得潇洒而英俊，后来听说他做生意发了，家里盖了瓦房娶了个漂亮的傣族姑娘，日子过得很是红火，但几年前又听说他因贩毒事发被抓了，这些都是听说，但后来在昆明的拓东体育场有一年国际禁毒日被宣判的死刑犯中，他的个子胡子他从电视上是看得很真切的。有一个叫滚么的，论起来我得叫他表哥，他是他们村里的能人，当过兵，回来后是村长县政协委员，领着寨里的人修通了公路，架起了电线，引来了自来水，养牛带头致富盖起了瓦房，从邻寨娶来了最好看能干的媳妇，这次回去本想和过去一样到他们寨子找他喝酒的，但家人告诉我他因贩毒已被判刑，这样的一个人也居然贩毒，我百思而不得其解。在离晨宏工作地不远处，有一条米轨铁路，是我经常散步的地方，铁路上常散落有一次性注射器的绿色塑料袋，有人告诉他，那是吸毒贩毒人员丢弃的，有一天他还真看见一个看起来只二十岁戴眼镜的青年，从他身边匆匆而过然后越过铁路在路基边急不可耐地做着什么，等走近一看，只见他正用一只手往自己的另一只手进行注射，他注射着毒品时不管不顾的作为，颇让他震惊。
联想到这些，我们不由得再一次对自己说，毒品离我们并不遥远。同时也增添了我们对边防武警战友的崇敬之情，如果不是他们流血、流汗，甚至不惜生命的代价把大量的毒品堵在边关和国门之外，那我们的社会将会变成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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