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义带着老鸦去了贵阳，准备取道安顺回云南。
贵州地处西南，民风与云南非常接近了，温义感到了一股莫名的兴奋。在贵阳他公子哥习性又发作了，让老鸦花大价钱租了辆小汽车，要坐着小轿车回老家。据说这辆车是贵州某军阀的遗物，虽然破得有些不成样子，但在贵阳这辆车是顶级奢靡的代表。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可以租用的车辆了。
温义认为自己是温家帮堂堂的二少爷，绝不能坐破烂长途车回云南，绝不能让乡亲们看到自己灰头土脸的样子，这不仅是自己的脸面，也是温家帮的士气。
破汽车跑长途必须得事先保养，老鸦和司机约定，拾掇好机器，第三天早晨出发。由于一时也走不了，温义只得在贵阳住了两天，就当是休息了。
温义第一次来贵阳，闲来无事带着老鸦四下溜达。贵阳城地处偏远，丝毫见不到的战争迹象。唯一不同的是黄包车上的人物大多光鲜亮丽，衣着时髦，明显不是西南特产。温义琢磨着，那些家伙可能是东部地区逃来的难民，其中弄不好还有上海的富商巨贾呢。战乱时期，偏僻地区的经济往往会得到超常发展，有人研究说，战争有平衡发展、协调分配的作用，或许真是这么回事。
南明河贯穿了贵阳市区，河堤高大，架秀楼附近开设了不少茶座，是个看风景的绝佳去处。当天下午温义带着老鸦河边喝茶，喝到一半时，他起身到堤坝上看风景，忽然发现南明河的滩涂上开满了野花，整条河花团锦簇的，如环绕城区的一支巨大的花环。温义大喜，正要跑下去看个究竟，却听老鸦感慨地说：“该割浆喽。”温义哼了一声，原来都是些婴粟花啊。贵州人居然把大烟种到了市区的河滩上，可见他们对大烟的酷爱的程度了。
老鸦对鸦片产业有着近乎崇拜的感情，他望着满眼的婴粟花说：“也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好刀匠？”
割浆是收获大烟的关键一步，就是用小刀在鸦片果实上割出缺口，然后收集鸦片果中流出的膏状物质，这就是生烟土。刀匠就是负责割果取浆的掌刀手，刀匠的技术水平决定了整片大烟地的产量。好的刀匠，一块地往往能割上四五个轮次，产量能提高50%。由于高水平的刀匠是抢手工种，为了拿到更高的工钱，有些刀匠发展出了不同凡响的独门绝学，成了行业宗师，其手艺也是传子不传女的。
温义说：“贵州的烟土产量比云南高，自然有好刀匠。”
老鸦脸上出现了不屑的表情，撇着嘴说：“贵州的烟土不是货色，叫花子才抽他们的烟土呢。”
温义哈哈笑起来，老鸦有明显的本位主义倾向，在他看来云南的东西都是天下第一等的物产，云南的人物都是人中龙凤。在北平时，旧京都的繁华和气派压抑了老鸦的尊严，他实在没有造次的本钱。但一到保定，老鸦就开始瞧不起当地人了，保定的东西永远是上不了层次的。如今到了贵州，这家伙的优越感就更加明显了。
温义正想挖苦他几句，忽然老鸦的眼睛直了。温义赶紧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也有点儿不名所以了。旁边的桌子坐着个年轻人，那家伙分头锃亮，穿戴时髦，西装是双排扣的，显然是上海流行的最新款式。此时这小子小心翼翼从一棵香烟中往外掏烟丝呢，烟丝掏了一半，他便从一个小包里取出些白色粉末来，极其仔细地装进到香烟里。再之后，这小子把香烟点燃了，猛了一口就抽下了半支，接着他的眼珠子立刻翻到脑门子里去了，好久都没落下来。
老鸦小声说：“抽白面的。”
温义已经听说了，这两年市面上开始流行一种叫白粉的东西，也有叫白面的。据说白粉也是从烟土里提炼出来的，纯度非常高，抽上两三次就可以上瘾。今天他是第一次看见有人抽白粉，而且还是大庭广众之下，这事颇让他颇觉新奇。
温义的好奇心强烈，凑过去搭讪道：“老兄，这东西哪儿有卖的？”
那家伙正闭眼养神呢，没反应，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半睁开眼，心满意足地说：“贵阳这个破地方，穷得连老鼠都要搬家了。这是我从上海带来的，不多了，不多了。”
温义又问了问价钱，让他奇怪的是，白粉的价格居然比烟土还要便宜些。无意中，他把这个问题亮了出来。那上海人撇着嘴说：“烟土叫什么东西，上海的小瘪三才抽烟土，烟土过气了。”老鸦的脸立刻气成了紫猪肝，烟土在他心目中具有崇高的位置，那一刻他竟产生了打人的欲望。温义赶紧改变话题，询问这东西一天要抽几次？那上海人说：“我不多，三次就够了。”
温义和老鸦交换了一下眼色，又同时吐了吐舌头。抽烟土，一天最多也就是抽两次，但这上海人抽白粉，一天抽三次还号称是抽得少的。如此算来，白粉的消费绝对比烟土厉害，想来白粉的败家速度也应该是惊人的。
回到旅馆，温义立刻给张快写了一封信。张快是他的同学，住在昆明，实际上是温家在昆明的眼线。这小子的正面职业是记者，私下里却代表温家与政府打交道，而且还负责搜集各种消息，协助温家帮的决策。温义在信中提出几条要求，希望张快尽快把调查结果传到温家帮，估计那时候自己应该回去了。
信发走了，天也黑了，二人养足了精神，准备上路。
第二天一早温义主仆来到花果园，那是老鸦与司机约定见面的地方。他们将从贵阳的花果园出发，经安顺、六盘水，然后进入云南。这条线路是温义亲自定下来的，据说风景优美，烟田众多。
花果园位于贵阳城的西南郊区，有一片很大的空场，根本就见不到什么果园。温义主仆老早就到了，但约好的小汽车却一直没露面。老鸦说：这地方的人比较懒散，一般是不大守时的。日上三杆时，小汽车终于踉踉跄跄地开了过来。司机把小车停在他们身边，一脚踹开门人却没有下车。温义歪着脑袋往里面看了看，只见司机逛荡一下倒在前座上，就跟要死一样。温义吓了一跳，这家伙不会是犯了什么病吧？此时司机从座位下拎出烟灯，迅速点燃了，他又抽出一把大烟枪，对着油灯就猛吸了几口，嗓子里发出了清晰的呵呵声。
这一来温义他们放心了，抽烟的人都好对付。老鸦把随身物品装上车子，然后二人心平气和地欣赏着这小子过烟瘾。十几分钟后，司机从车里滚了出来，一个劲鞠躬赔笑道：“先生，先生，真是对不起，来晚了，没耽误您的事吧？”
温义叉着腰说：“烟瘾过完啦？”司机笑着点头。温义一挥手：“上路吧。”
看样子司机的烟瘾不大，老鸦答应的路费也不低，车行了五六个小时，司机才停下来抽了第二次。一路无话，第三天他们抵达安顺了。司机向温义征求意见，往后的路可以走六盘水也可以走普安。老鸦建议道：按说普安近些。司机有些担心，据说普安要举行烟会了，规模空前，估计路上不大好走。温义他们家就是卖大烟的，对大烟的事都比较敏感，再加上温义天生爱凑热闹。于是他立刻决定走普安，看一看贵州的烟会与云南的烟会有什么区别。
烟会也叫烟场。北方人叫赶集，南方人叫赶场，烟场就是大烟收获季节的流通大会，参加烟会也叫赶烟场。烟会与一般集市贸易不同，烟会中交易始终是围绕烟土展开的，一切唯烟土是瞻。
每到鸦片开刀割浆的季节，中国的西部、西南部以及广阔的北方地区就会出现无数的流动人口，他们如蜜蜂逐蜜一样，追寻着大烟土的味道。甚至大量的城市贫民也跑到大烟田里打短工，给烟民们卖命。虽然收割烟土的活计辛苦，但工资高，而且绝不拖欠，其中最着名最抢手的工种就是刀匠。
另外无数的小商小贩也备齐了各样货物，成群结队地跑到乡下烟场，用日用品换些烟土。
此外什么说书的、唱戏的、算卦的、装水烟的、打泥娃娃的、唱快板的各色人等，也纷纷到下乡去赶烟会，规模大些的烟会往往能聚集十几万人。在当年，烟会几乎是农村的经济发动机。一到烟会时节，连地下的耗子都要紧急出动，惟恐误了好光景。
烟会上最为惹眼的是戏班子。那时的戏子班大多生活艰苦，沾一沾烟土的财气自然求之不得。烟会时无数的戏班子跑到乡下，大肆演出，紧锣密鼓。晚上戏班子搭台演大戏，白天则划整为零的深入田间地头，吹吹拉拉，清吟浅唱。那些满眼是粗手婆娘的农村汉子，哪里见过这等水灵的人儿？于是烟土还没有换成现钱呢，就装进了戏子的背囊。
其实烟会不仅能招惹蜜蜂，连马蜂都跟着来了。烟灰期间也是当地政府的官差衙役们最忙活的时节，他们纷纷下乡，多收捐税，也借机发点儿烟土财。另外庙里的和尚、观里的老道也看准了日子，专门在烟会期间跑来化缘。这时信徒们手里有钱，大多兴高采烈的，出手往往比平时大方。
烟会是中国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特殊产物，完全迎合了古老的生活传统，烟土这个舶来品与中国的传统民俗结合得天衣无缝。烟会上人物五花八门，物品无奇不有，各色人等的表演精彩纷呈，人间的许多悲欢离合都跟着烟会的节奏聚集，散落，归于无声。在农村，一旦有了烟会，即使最为偏僻的乡镇也会顿时繁荣起来，一般来说，烟会比过年热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