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子，侍中，卫尉王接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石显惮周堪、张猛等，数谮毁之。刘更生惧其倾危，上书曰：“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臣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凤皇来仪。至周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则日月薄食，水泉沸腾，山谷易处，霜降失节。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陛下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今贤不肖浑殽，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舛午，胶戾乖剌，更相谗诉，转相是非；所以营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来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然者，由谗邪并进也；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矣。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政日乱；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昔者鲧、共工、驩兜与舜、禹杂处尧朝，周公与管、蔡并居周位，当是时，迭进相毁，流言相谤，岂可胜道哉！帝尧、成王能贤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荣华至今。孔子与季、孟偕仕于鲁，李斯与叔孙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贤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孙，故以大乱，污辱至今。故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言守善笃也。《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时而反，是反汗也；用贤未能三旬而退，是转石也。《论语》曰：‘见不善如探汤。’今二府奏佞诌不当在位，历年而不去。故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拨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是以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故《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诚足愠也。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今佞邪与贤臣并交戟之内，合党共谋，违善依恶，歙歙訿々，数设危险之言，欲以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罚，孔子有两观之诛，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览《否》、《泰》之卦，历周、唐之所进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之聚，杜闭群枉之门，方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显见其书，愈与许、史比而怨更生等。
是岁，夏寒，日青无光，显及许、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内重堪，又患众口之浸润，无所取信。时长安令杨兴以材能幸，常称誉堪，上欲以为助，乃见问兴：“朝臣龂龂不可光禄勋，何邪？”兴者，倾巧士，谓上疑堪，因顺指曰：“堪非独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见众人闻堪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以为当诛；故臣前书言堪不可诛伤，为国养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诛？今宜奈何？”兴曰：“臣愚以为可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师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于是疑之。
司隶校尉琅邪诸葛丰始以特立刚直著名于朝，数侵犯贵戚，在位多言其短。后坐春夏系治人，徙城门校尉。丰于是上书告堪、猛罪，上不直丰，乃制诏御史：“城门校尉丰，前与光禄勋、光禄大夫猛在朝之时，数称言堪、猛之美。丰前为司隶校尉，不顺四时，修法度，专作苛暴以获虚威；朕不忍下吏，以为城门校尉。不内省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报举，告按无证之辞，暴扬难验之罪，毁誉恣意，不顾前言，不信之大也。朕怜丰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为庶人！”又曰：“丰言堪、猛贞信不立，朕闵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迁堪为河东太守，猛槐里令。”
臣光曰：诸葛丰之于堪、猛，前誉而后毁，其志非为朝廷进善而去奸也，欲比周求进而已矣。斯亦郑朋、杨兴之流，乌在其为刚直哉！人君者，察美恶，辨是非，赏以劝善，罚以惩奸，所以为治也。使丰言得实，则丰不当绌；若其诬罔，则堪、猛何辜焉！今两责而俱弃之，则美恶、是非果何在哉！
贾捐之与杨兴善。捐之数短石显，以故不得官，稀复进见；兴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谓兴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见，言君兰，京兆尹可立得。”兴曰：“君房下笔，言语妙天下；使君房为尚书令，胜五鹿充宗远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兰为京兆，京兆，郡国首，尚书，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则不隔矣！”捐之复短石显，兴曰：“显方贵，上信用之；今欲进，第从我计，且与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与兴共为荐显奏，称誉其美，以为宜赐爵关内侯，引其兄弟以为诸曹；又共为荐兴奏，以为可试守京兆尹。石显闻知，白之上，乃下兴、捐之狱，令显治之，奏“兴，捐之怀诈伪，更相荐誉，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弃市，兴髡钳为城旦。
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犹惧不克。况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徙清河王竟为中山王。
匈奴呼韩邪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久之，单于竟北归庭，民众稍稍归之，其国遂定。
孝元皇帝上永光二年（己卯，公元前四二年）
1春，二月，赦天下。
1春季，二月，大赦天下。
2丁酉，御史大夫韦玄成为丞相；右扶风郑弘为御史大夫。
2二月五日，御史大夫韦玄成当宰相；右扶风郑弘当御史大夫。
3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3三月一日，日食。
4夏，六月，赦天下。
4夏季，六月，大赦天下。
5上问给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变，衡上疏曰：“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吏民触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徼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臣愚以为宜壹旷然大变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桢幹也。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也。《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今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臣闻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晻，水旱之灾随类而至。陛下祗畏天戒，哀闵元元，宜省靡丽，考制度，近忠正，远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上说其言，迁衡为光禄大夫。
5皇上问给事中匡衡，询问地震日食等天地变化的缘故，衡匡上书说：“陛下亲自身体力行，为国家开辟太平道路，怜悯愚昧的官吏人民，误触法网，连年 都有大赦，使老百姓得到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是国家之福！不过，据我的考察，每次大赦之后，作奸犯科的人并没有减少，今 作奸犯科的行为并没有停止。今天刚刚释放出狱，明日却又犯法，重新坐牢，这是由于疏导他们的工作没有抓住重点。现在的社会风气，贪图钱财，轻视道义，喜爱追逐声色 犬马，把豪华奢侈当作目标，亲族的关系日渐淡薄，而婚姻的关系却十分密切，苟且结合，用身家来博取财富；万变不离这种倾向，即使一年之内有数次赦免， 仍不能避免使用刑法，我愚昧，认为改正之道，在于大刀阔斧，改变社会风气。朝廷对于国家，就像筑墙时所用的模版。朝廷官员如果怒目相对， 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争斗的祸患；在上位的人如果专权弄事，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抗拒的心理；在上位的人如果互相伤害，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杀机； 在上位的如果有贪图钱财的大臣，那么下面就会有偷盗抢窃的人民；这是因为墙版是墙的根本。治理国家的人，最应该谨慎的，是提倡什么。礼教的推行， 用不着逐家拜访，也用不着见人就去劝说；只要贤能的人在位，能干的人尽忠职守，朝廷尊重礼仪，文武官员相敬互让，道德的行为，从内心发展到体外， 从最近的人开始，然后人民才知道谁作为榜样，努力效法，不知不觉中，善行日益增加。《诗经》说：‘商王朝首都的风俗礼仪高贵大方，是天下人的标准，谁都要模仿。’而今 ，在汉王朝首都长安，天子亲自推行圣王朝的教化，可是社会风气跟远方并没有差异，各郡、各封国的人到了首都，不知道学习什么，最后却学会了奢侈荒淫；所以推行教化 最根本的地方，也是培养社会风气最重要的地方，应该最先着手。我曾经听说，天上跟人间的分际，精气互相激荡，善恶互相推展，下面有所动时， 在上面可以看出迹象，太阴变化，则静的东西会动（指地震），太阳变化则光明会被掩盖（指日食），水灾旱灾，类似的灾祸会接踵而至。陛下敬畏上天的警告， 只有怜悯天下人民，节省庞大开支，建立国家制度，接近忠良，疏远奸佞，提倡大仁大义，矫正败坏的风俗习惯，使高尚的道德，首先在京城发扬光大，美好的声誉， 传播到国境之外，然后广大的教化才可以完成，礼仪谦让的美德，可以复兴。”刘奭欣赏匡衡的意见，升匡衡当光禄大夫。
荀悦论曰：夫赦者，权时之宜，非常典也。汉兴，承秦兵革之后，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设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荡涤秽流，与民更始，时势然也。后世承业，袭而不革，失时宜矣。若惠、文之世，无所赦之。若孝景之时，七国皆乱，异心并起，奸诈非一；及武帝末年，赋役繁兴，群盗并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蛊之祸，天下纷然，百姓无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际，拨乱之后：如此之比，宜为赦矣。
荀悦评论说：对于囚犯的赦免，只是一种权宜的措施，不是正常的司法典范。汉朝的兴盛，恰在秦王朝战乱之后， 几乎每个人都身负重罪，如果一定要依法办理，挨家逐户，都应诛杀。所以刘邦约法三章，颁发大赦 命令，洗刷社会上的罪恶污秽，使人民从头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当时局势，不得不如此。可是到了后世，大家承袭了这个制度，不知道改革，已经失去时代意义。在惠帝、文帝时，根本没有大赦。在孝景帝之时，发生七国之乱，人心浮动，奸诈百出，到了武敌末年，赋税沉重，差役频繁，盗匪四起，加上皇太子刘据事件，巫蛊大祸，天下惊惶，人民生活困难，无依无靠。等到刘秀上台，平息灾难，用来跟前世相比，由他赦免罪犯，才是最恰当。
秋，七月，陇西羌彡姐旁种反，诏召丞相韦玄成等入议。是时，岁比不登，朝廷方以为忧，而遭羌变，玄成等漠然，莫有对者。右将军冯奉世曰：“羌虏近在竟内背畔，不以时诛，无以威制远蛮，臣愿帅师讨之！”上问用兵之数，对曰：“臣闻善用兵者，役不再兴，粮不三载，故师不久暴而天诛亟决。往者数不料敌，而师至于折伤，再三发调，则旷日烦费，威武亏矣。今反虏无虑三万人，法当倍，用六万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万人。一月足以决。”丞相、御史、两将军皆以为：“民方收敛时未可多发，发万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饥馑，士马羸耗，守战之备久废不简，夷狄有轻边吏之心，而羌首难。今以万人分屯数处，虏见兵少，必不畏惧。战则挫兵病师，守则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见。羌人乘利，诸种并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国之役不得止于四万，非财币所能解也。故少发师而旷日，与一举而疾决，利害相万也。”固争之，不能得。有诏，益二千人。于是遣奉世将万二千人骑，以将屯为名，典属国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为偏裨，到陇西，分屯三处。昌先遣两校尉与羌战，羌虏盛多，皆为所破，杀两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众多少之计，愿益三万六千人，乃足以决事。书奏，天子大为发兵六万馀人。八月，拜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以助之。冬，十月，兵毕至陇西，十一月，并进，羌虏大破，斩首数千级，馀皆走出塞。兵未决间，汉复发募士万人，拜定襄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未进，闻羌破而还。诏罢吏士，颇留屯田，备要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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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第二十九卷（回目录）
汉纪二十一 孝元皇帝下永光三年（庚辰、前41）
汉纪二十一 汉元帝永光三年（庚辰，公元前41年）
[1]春，二月，冯奉世还京师，更为左将军，赐爵关内侯。
[1]春季，二月，冯奉世回长安，调任左将军，封关内侯。
[2]三月，立皇子康为济阳王。
[2]三月，元帝赐封皇子刘康当济阳王。
[3]夏，四月，平昌考侯王接薨。秋，七月，壬戌，以平恩侯许嘉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3]夏季，四月，平昌侯王接去世。秋季，七月壬戌（疑误），任命平恩侯许嘉当大司马、车骑将军。
[4]冬，十一月，己丑，地震，雨水。
[4]冬季，十一月己丑（初八），地震，降雨。
[5]复盐铁官；置博士弟子员千人。以用度不足，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徭役故也。
[5]恢复盐铁专卖制度。规定博士弟子的定员为一千人。这是因为朝廷经费不够开支，而民间又有许多人免除赋税徭役，使朝廷无法供应内外徭役的缘故。
四年（辛巳、前40）
四年（辛巳，公元前40年）
[1]春，二月，赦天下。
[1]春季，二月，大赦天下。
[2]三月，上行幸雍，祠五。
[2]三月，元帝前往雍城，祭祀五帝。
[3]夏，六月，甲戌，孝宣园东阙灾。
[3]夏季，六月甲戌（二十六日），孝宣皇帝陵园东门失火。
[4]戊寅晦，日有食之。上于是召诸前言日变在周堪、张猛者责问，皆稽首谢；因下诏称堪、猛之美，徵诣行在所，拜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领尚书事；猛复为太中大夫、给事中。中书令石显管尚书，尚书五人皆其党也；堪希得见，常因显白事，事决显口。会堪疾，不能言而卒。显诬谮猛，令自杀于公车。
[4]戊寅晦（三十日），出现日食。元帝召集那些先前说天变灾难都是为周堪、张猛而发的官员进行责问，他们都跪拜于地谢罪。于是，元帝下诏褒扬周堪、张猛，调回京师长安。任命周堪担任光禄大夫，支中二千石俸禄，主管尚书事务；任命张猛当太中大夫、给事中。而这时候，中书令石显兼管尚书，尚书五人都是石显的党羽。周堪很难见到元帝，虽有建议，往往不得不拜托石显代为转达，大政方针的决定权被石显控制。正巧周堪得了失音病，不能说话而去世。石显又诬陷张猛，让他自杀于公车官署。
[5]初，贡禹奏言：“孝惠、孝景庙皆亲尽宜毁，及郡国庙不应古礼，宜正定。”天子是其议。秋，七月，戊子，罢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冬，十月，乙丑，罢祖宗庙在郡国者。
[5]当初，贡禹上奏章说：“孝惠帝、孝景帝的祭庙，因为亲情己尽，应该撤除。各郡、各封国设置皇帝祭庙，不合古代礼制规定，应该改正。”元帝认为有理。秋季，七月戊子（初十），撤除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的祭庙，都不再祭祀，只设置官吏兵卒守护。冬季，十月乙丑（十九日），撤除设置在各郡、各封国的祖宗祭庙。
[6]诸陵分属三辅。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诏勿置县邑及徙郡国民。
[6]元帝下诏，各位皇帝的陵园，以其所在地区，分属三辅管理。在渭城寿陵亭部原上预设坟墓，下诏不要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县，也不要强迫各郡、各封国移民到那里。
五年（壬午、前39）
五年（壬午，公元前39年）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三月，幸河东，祠后土。
[1]春季，正月，元帝前往甘泉，在泰祭祀天神。三月，再往河东，祭祀后土神。
[2]秋，颍川水流杀人民。
[2]秋季，颍川郡水灾，淹死百姓。
[3]冬，上幸长杨射熊馆，大猎。
[3]冬季，元帝前往长杨宫射熊馆，大肆游猎。
[4]十二月，乙酉，毁太上皇、孝惠皇帝寝庙园，用韦玄成等之议也。
[4]十二月乙酉（十六日），元帝采用丞相韦玄成等的建议，下诏拆毁太上皇、孝惠皇帝的祭庙。
[5]上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人人以为得上意。又傅昭仪及子济阳王康爱幸，逾于皇后、太子。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臣闻治乱安危之机，在乎审所用心。盖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养其心，休烈盛美归之二后，而不敢专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佑焉。陛下圣德天覆，子爱海内，然而阴阳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议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也，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无所信。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留神于遵制扬功，以定群下之心。《诗?大雅》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盖至德之本也。《传》曰：‘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馀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必审己之所当戒而齐之以义，然后中和之化应，而巧伪之徒不敢比周而望进。唯陛下戒之，所以崇圣德也！
[5]元帝喜好儒家的学说，又 喜爱文章辞语。对宣帝的法令制度多有改变。谈论政事，提出建议的人，多数都被召见，每人都认为受到皇帝的注意。这时候，傅昭仪和她的儿子济阳王刘康，正受到元帝特别的宠爱，超过皇后和皇太子刘骜。太子少傅匡衡上书说：“我曾经听说，治乱安危的关键，在于人主是不是慎重用心。接受天的旨意的君王，任务在于开创大业，使它世代相承，无穷无尽地传下去。而继任的君王，心思要放到继承和发扬祖先的恩德功勋上。从前，周成王继承王位之后，追思祖父周文王、父亲周武王成功的道理，用以培养自己的心性，把美好的声誉和荣耀，都归功于祖父和父亲两位先王，而不敢自己居功。因此，上天享受他的供品，连鬼神也都保佑他。陛下圣明的恩德，象天一样覆盖大地，象爱护儿女一样爱护四海之内的百姓。可是阴阳没有调和，奸诈邪恶也没有禁止。这大概是因为臣子未能发扬光大先帝的盛大功业，反而争先恐后地抨击过去的法令规章不可用，一定要加以改变。然而，很多制度改变了之后，无法执行，只好再恢复原状。结果是，在下位的人发生纠纷，官吏和平民无所遵信。我常在内心痛恨，国家放弃了人心所乐的已成的功业，而白白去做那些纷乱的事情。但愿陛下仔细回顾汉室世代相继的事业，留意遵守先帝的法制，弘扬先帝的功业，用以安定臣僚的心。《诗经?大雅》说：‘不要忘记祖先的教诲，努力修养自己的德行。’这是达到‘德’的根本方法。《诗传》说‘知道应喜爱什么，应厌恶什么，使性情变好，圣王的道路就是如此。’修养性情的方法，必定要知道自己的长处，而弥补自己的缺欠。聪明通达的人，警惕苛察；见识不广的人，警惕被蒙蔽；勇猛刚强的人，警惕过于暴烈；仁爱温良的人，警惕没有决断；恬淡安静的人，警惕贻误时机；胸襟广阔的人，警惕疏忽大意。必须了解自己所应当注意纠正的缺失，以大义来弥补它，然后才能达到万事和谐的美好境界。那些伪善的乖巧之徒，才无法结党搭帮，企望挤进朝廷。务请陛下警惕自己，使陛下的圣德更为崇高。
臣又闻室家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故《诗》始《国风》，《礼》本冠、婚。始乎《国风》，原情性以明人伦也；本乎冠、婚，正基兆以防未然也；故圣王必慎妃后之际，别适长之位，礼之于内也。卑不逾尊，新不先故，所以统人情而理阴气也；其尊适而卑庶也，适子冠乎阼，礼之用醴，众子不得与列，所以贵正体而明嫌疑也。非虚加其礼文而已，乃中心与之殊异，故礼探其情而见之外也。圣人动静游燕所亲，物得其序，则海内自修，百姓从化。如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奸因时而动，以乱国家。故圣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义。《传》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我又曾经听说，家庭如果安详和睦，天下自然治理得好。所以《诗经》开头就是《国风》。《礼记》开头就讲冠礼、婚礼。用《国风》开头，追溯性情的根本，表明人伦之间的关系。用冠礼、婚礼开头，，为安详的家庭奠立基础，以防患于乱起之前。所以圣明的君王，必须慎重处理妃嫔与皇后之间的关系，注意区分‘嫡子’与‘庶子’的不同地位，把礼仪纳入自己家内。卑贱的不能超过尊贵的，新来的不能排在旧有的之前。必如此，才合乎人情，理顺乎阴气。嫡子尊贵，庶子卑贱，嫡子成年，举行加冠礼时，在高台上隆重举行，使用甜酒祝贺。其他的儿子，不能用这种仪式，其目的就在于显示嫡子的尊贵，使立于无可怀疑的地位，不仅仅是表面的礼节仪式而已，而是内心对待嫡子与其他儿子截然不同，所以用礼仪。把真情显露于外。圣人的一举一动，和谁欢宴娱乐，和谁亲近，都要使尊贵卑贱都有一定次序。如此的话，全国百姓都会自我修养，顺从归化。如果应当亲近的反而疏远，应当尊重的反而放到卑贱的地位，那么乖巧的邪恶之徒就会乘机而动，使国家混乱。所以圣人谨慎小心，不愿有一个坏的开头。用心防范于乱起之前，决不因私人的恩情，伤害正大的原则。正如《易传》所说：‘家庭端正，则天下就安定了。’”
[6]初，武帝既塞宣房，后河复北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东北入海，广深与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是岁，河决于清河灵鸣犊口，而屯氏河绝。
[6]当初，武帝曾经堵塞黄河决口，筑宣房宫。后来，黄河又在北面的馆陶决口，形成屯氏河，沿东北方向入海，因为河床广度深度跟黄河相同，所以听其自由发展，不再堵塞决口。本年，黄河在清河郡所属灵县鸣犊堤再度决口，屯氏河于是无水干涸。
建昭元年（癸未、前38）
建昭元年（癸未，公元前38年）
[1]春，正月，戊辰，陨石于梁。
[1]春季，正月戊辰（二十九日），陨石坠在梁国。
[2]三月，上行幸雍，祠五。
[2]三月，元帝前往雍城，祭祀五帝。
[3]冬，河间王元坐贼杀不辜废，迁房陵。
[3]冬季，河间王刘元，被控残杀无罪之人，撤销爵位，贬逐房陵。
[4]罢孝文太后寝祠园。
[4]元帝下令撤除文帝母亲薄太后的陵园。
[5]上幸虎圈斗兽，后宫皆坐；熊逸出圈，攀槛欲上殿，左右、贵人、傅等皆惊走；冯直前，当熊而立。左右格杀熊。上问：“人情惊惧，何故前当熊？”对曰：“猛兽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当之。”帝嗟叹，倍敬重焉。傅惭，由是与冯有隙。冯，左将军奉世之女也。
[5]元帝前往虎圈，观赏野兽搏斗，妃嫔们都在座奉陪。一只熊突然跳出圈外，攀着阑杆想上殿堂。元帝左右的侍从、贵族，包括傅婕妤在内的妃嫔们，都惊慌逃命。只有冯婕妤，一直向前站着挡住熊。武士把熊杀死。元帝惊魂初定后，问她：“人人恐惧，你为什么上前阻挡熊？”冯婕妤说：“猛兽凶性发作，只要抓着一个人，就会停止攻击，我恐怕它直扑陛下的座位，所以以身阻挡它。”元帝感激嗟叹，对冯婕妤倍加敬重。而傅婕妤大为惭愧，从此与冯婕妤产生隔阂。冯婕妤是左将军冯奉世的女儿。
二年（甲申、前37）
二年（甲申，公元前37年）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1]春季，正月，元帝前往甘泉，在泰祭祀天神。三月，前往河东，祭祀后土神。
[2]夏，四月，赦天下。
[2]夏季，四月，大赦天下。
[3]六月，立皇子兴为信都王。
[3]六月，元帝赐封皇子刘兴为信都王。
[4]东郡京房学《易》于梁人焦延寿。延寿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以孝廉为郎，上疏屡言灾异，有验。天子说之，数召见问。房对曰：“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上令公卿朝臣与房会议温室，皆以房言烦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许；上意乡之。时部刺史奏事京师，上召见诸刺史，令房晓以课事；刺史复以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后善之。
[4]东郡人京房跟从梁人焦延寿学习《易经》。焦延寿常说：“得到我的学问而丧失生命的，就是京房。”他的学说长于占卜天灾人祸，共分六十卦，轮流交替地指定日期，用风雨冷热作为验证，都很准确。京房运用这种学说，尤其功力深厚，被地方官府推荐为“孝廉”之后，他到朝廷充当郎，屡次上书元帝，议论天象变异，十分灵验。元帝喜欢他，数次召见，向他询问。京房回答说：“古代帝王按功劳选拔贤能，万事都有成就，祥瑞显现。衰亡之世，任用官员则以遭诋毁还是受称赞为依据，所以政治腐败，因而招致天灾变异。应当考察文武百官的行政效率及其政绩，天灾变异才可停止。”元帝命京房主持这件事，京房于是拟定了考功课吏法，上奏元帝。元帝下令，公卿朝臣与京房在温室殿举行讨论会。大家都认为京房的办法过于琐碎，使上级和下级互相监督侦察，不可施行。但元帝却倾向京房。当时，正好各州刺史向朝廷奏报事宜，集中在京师长安。元帝召见他们，命京房向他们宣布考核之事，刺史们也认为不可施行。只有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开始时反对，后来转为支持。
是时，中书令石显颛权，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二人用事。房尝宴见，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将以为贤也？”上曰：“贤之。”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幽、厉何不觉悟而更求贤，曷为卒任不肖以至于是？”上曰：“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令皆觉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齐恒公、秦二世亦尝闻此君而非笑之；然则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房因免冠顿首曰：“《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示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上曰：“亦极乱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谁与？”上曰：“然，幸其愈于彼，又以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上良久，乃曰：“今为乱者谁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谓石显，上亦知之，谓房曰：“已谕。”房罢出，后上亦不能退显也。
这时，中书令石显正独揽大权。石显的好友五鹿充宗任尚书令，二人联合执政。有一次，元帝在闲暇时召见京房，京房问元帝：“周幽王、周厉王为什么导致国家出现危机？他们任用的是些什么人？”元帝说：“君王昏庸，任用的都是善于伪装的奸佞。”京房进一步问：“君王是明知奸佞而仍用他们？还是认为贤能才用他们？”元帝回答说：“是认为他们贤能。”京房说：“可是，今天为什么我们却知道他们不是贤能呢？”元帝说：“根据当时局势混乱，君王身处险境便可以知道。”京房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任用贤能时国家必然治理得好，任用奸邪时国家必定混乱，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轨迹。为什么幽王、厉王不觉悟而另外任用贤能，为什么终究要任用奸佞以致后来陷入困境？”元帝说：“乱世君王，各自认为他所任用的官员全是贤能。假如都能觉悟到自己的错误，天下怎么还会有危亡的君王？”京房说：“齐桓公、秦二世也曾经知道周幽王、周厉王的故事，并讥笑过他们。可是，齐桓公任用竖刁，秦二世任用赵高，以致政治日益混乱，盗贼满山遍野。为什么不能用周幽王、周厉王的例子测验自己的行为，而觉悟到用人的不当？”元帝说：“只有治国有法的君王，才能依据往事而预测将来。”京房于是脱下官帽，叩头说：“《春秋》一书，记载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天变灾难，用来给后世君王看。而今陛下登极以来，出现日食月食，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大地震动，天落陨石；夏季降霜，冬季响雷，春季百花凋谢，秋季树叶茂盛，降霜后草木并不凋谢。水灾、旱灾、虫灾，百姓饥馑，瘟疫流行。盗贼制伏不住，受过刑罚的人充满街市。《春秋》所记载的灾异，已经俱备。陛下看现在是治世，还是乱世？”元帝说：“已经乱到极点了，这还用问？”京房说：“陛下现在任用的是些什么人？”元帝说：“今天的灾难变异和为政之道，幸而胜过前代。而且认为责任不在这些人身上。”京房说：“前世的那些君王，也是陛下这种想法。我恐怕后代看今天，犹如今天看古代。”元帝过了很久才说：“现在扰乱国家的是谁？”京房回答说：“陛下自己应该知道。”元帝说：“我不知道；如果知道，哪里还会用他？”京房说：“陛下最信任，跟他在宫廷之中共商国家大事，掌握用人权柄的人，就是他。”京房所指的是石显。元帝也知道，他对京房说：“我晓得你的意思。”京房告退。后来，汉元帝还是不能让石显退位。
臣光曰：人君之德不明，则臣下虽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观京房所以晓孝元，可谓明白切至矣，而终不能寤，悲夫！《诗》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又曰：“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孝元之谓矣！
臣司马光曰：君王的德行不昌明，则臣属虽然想竭尽忠心，又从何着手呢？观察京房对元帝的诱导，可以说是把道理说得十分清楚透彻了，而最终仍不能使元帝觉悟，可悲啊！《诗经》说：“我不但当面把你教训过，而且提起过你的耳朵。不但是用手携带着你，而且指示了你许多事。”又说：“我教导你是那么的恳切细致，而你却漫不经心、听不进去。”这说的就是汉元帝啊！
[5]上令房上弟子晓知考功、课吏事者，欲试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愿以为刺史，试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为奏事，以防壅塞。”石显、五鹿充宗皆疾房，欲远之，建言，宜试以房为郡守。帝于是以房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
[5]元帝命京房推荐他的学生中通晓检验政绩和有能力考察官吏的人，准备试用。京房上奏：“中郎任良、姚平，希望能用为刺史，在各州试行考绩制度。请准许我留在朝廷，转报他们的奏章，免得下情不能上达。”然而石显、五鹿充宗都痛恨京房，想使京房远离元帝，于是向元帝建议，应该试任京房为郡守。元帝遂任命京房当魏郡太守，允许他以考功法去治理本郡。
房自请：“岁竟，乘传奏事”，天子许焉。房自知数以论议为大臣所非，与石显等有隙，不欲远离左右，乃上封事曰：“臣出之后，恐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愿岁尽乘传奏事，蒙哀见许。乃辛巳，蒙气复乘卦，太阳侵色，此上大夫覆阳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间，必有欲隔绝臣，令不得乘传奏事者。”
京房请求：“年终时候，请准许我乘坐驿车前来，向陛下当面报告。”元帝许可。京房自知数次因为议论受到大臣的非议，跟石显之间怨恨已成，不想远离元帝身边。于是上密封的奏章：“我一出京师，恐怕被当权大臣所害，身死而事败，所以盼望在年终之时，得以乘驿车到京师向陛下奏事，幸而蒙陛下哀怜而允许。然而，六月辛巳（二十日），阴云乱风四起，太阳光芒暗淡，显示高级官员蒙蔽天子，而天子心里怀疑。六月己卯（十八日）、庚辰（十九日）之间，定有要隔绝陛下与我的关系，使我不得乘坐驿车奏事的事情发生。”
房未发，上令阳平侯王凤承制诏房止无乘传奏事。房意愈恐。秋，房去至新丰，因邮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遁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为灾。’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谓臣曰：‘房可谓知道，未可谓信道也。房言灾异，未尝不中。涌水已出，道人当逐死，尚复何言！’臣曰：‘陛下至仁，于臣尤厚，虽言而死，臣犹言也。’平又曰：‘房可谓小忠，未可谓大忠也。昔秦时赵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乱，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诡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异，当正先之死，为姚平所笑。”
京房还没有出发，元帝命阳平侯王凤奉诏通知京房，不要乘驿车回京师奏事。京房心中更加惊恐。秋季，京房出发，走到新丰，托朝廷传送文书的差人再上密封的奏章：“我先前于六月间曾上书陛下，所说《遁卦》虽未应验，但占候之法说：‘有道术的人刚刚离去，天气寒冷，大水涌出成灾。’到了七月，果然大水涌出。我的学生姚平告诉我：‘你可以说通晓道术，却不能说笃信道术。你所预测的天灾变异，没有一件事不应验。现在，大水已经涌出，有道术的人就要被放逐而死在外边，还有什么话可说！’我说：‘陛下最仁爱，对我尤其宽厚，即令因进言而死，我还是要进言。’姚平又说：‘你只能说是小忠，不算大忠。从前，秦朝赵高执政，有一位叫正先的人，因讥讽赵高而被处死，赵高的淫威从此形成。所以秦朝的衰乱，是正先推动的。’而今我出任郡守，把考核功效引为自己的责任，只恐怕还没有着手便被诛杀。求陛下不要使我应验大水上涌的预言，像正先那样死去，让姚平嘲笑。”
房至陕，复上封事曰：“臣前白愿出任良试考功，臣得居内。议者知如此于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试师。’臣为刺史，又当奏事，故复云‘为刺史，恐太守不与同心，不若以为太守。’此其所以隔绝臣也。陛下不违其言而遂听之，此乃蒙气所以不解、太阳无色者也。臣去稍远，太阳侵色益甚，愿陛下毋难还臣而易逆天意！邪说虽安于人，天气必变，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愿陛下察焉！”
京房到陕县，再上密封奏章：“我先前建议由任良负责官员考绩，让我留在朝廷。议论此事的人知道这样对于他们自身不利，而且不可能把我和陛下隔绝开来，所以说：‘与其学生出面，不如试用老师。’可是，如果派我当刺史，又怕我面见陛下奏报，于是又说：‘当刺史，可能与太守不同心，不如当太守。’目的在于隔绝我们君臣。陛下没有反对他们的主张，听从了他们的建议。这正是阴云乱风所以不散，太阳失去光辉的原因。我离京师长安渐远，太阳的昏暗越来越重。盼望陛下不要难于征我回京师而轻易地违背天意！邪恶阴谋，人虽不觉，上天却必有变化，所以人可以欺，天不可以欺，请陛下详察！”
房去月余，竟征下狱。初，淮阳宪王舅张博，倾巧无行，多从王求金钱，欲为王求入朝。博从京房学，以女妻房。房每朝见，退辄为博道其语。博因记房所说密语，令房为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柬与王，以为信验。石显知之，告“房与张博通谋，非谤政治，归恶天子，诖误诸侯王。”皆下狱，弃市，妻子徙边。郑弘坐与房善，免为庶人。
京房离开一月余，竟被征回京师，逮捕入狱。当初，淮阳宪王刘钦的舅父张博是一个看风行事，无善行的人物，向刘钦要了许多金钱，到京师长安活动征召刘钦入朝。张博曾跟随京房学习《易经》，而且把女儿嫁给京房。京房每次朝见，回家之后，都把跟元帝之间问答的话告诉张博。张博于是暗中记下京房所说的机密言语，让京房代刘钦草拟请求入朝的奏章。他把这些密语记录和奏章草稿，都送给刘钦过目，作为他工作的证明。石显知道此事后，指控：“京房跟张博通谋，诽谤治国措施，把罪恶推到皇帝身上，贻误连累诸侯王。”于是京房跟张博都被捕入狱，在街市上斩首，妻子儿女被放逐到边塞。御史大夫郑弘，被控跟京房是朋友，遭免职，贬作平民。
[6]御史中丞陈咸数毁石显，久之，坐与槐里令朱云善，漏泄省中语，石显微伺知之，与云皆下狱，髡为城旦。
[6]御史中丞陈咸不断抨击石显。过了一段时间，石显指控他跟槐里令朱云是好友，泄露宫禁之中的机密，这是石显暗暗侦察得知的。于是陈咸、朱云都被捕下狱，判处髡刑，罚做苦工。
石显威权日盛，公卿以下畏显，重足一迹。显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为党友，诸附倚者皆得宠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绶若若邪！”
石显的淫威和权势日益增长，公卿及以下的官员都害怕他，人人自危，不敢稍有宽纵。石显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为死党密友，凡依附他们的人，都得到了高官厚禄。民间有歌谣说：“你是姓牢的人，还是姓石的人，是五鹿家的门客吗？官印何其多，绶带何其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