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的经过，《吴越春秋》记载最为详细。《吴越春秋》大量采用《春秋》、《国语》、《左传》等史书的资料，另外还有很多独到的细节与故事，是研究吴越历史的重要佐证。但因为其中记载有神怪之事，所以被史家所诟病。很多人认为，它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开了《三国演义》的先河。最后那段话，大约能支持这个观点，怎么看怎么像戏说。国人的历史思维习惯于从结果倒推。如果一个人早年浑账，晚年有成，那一定是浪子回头金盆洗手的好青年，比如周处，也比如楚庄王；如果一个人早年恭谨而晚节不保，那一定是包藏祸心，比如王莽。其实并非如此。谁身上都没长前后眼，凡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那些禀赋异常者，顶多也就多看个三五步，谁能一眼看穿几十年？
不管怎么说，伍子胥将要跟伯嚭同朝共事，事实已定。回头再说楚国。当初楚国国丧期间，吴国派烛庸、盖余两位公子带兵前去偷袭，想顺手捞一把，结果被楚军断掉后路。这时，国内又传来消息，国王易主，阖闾登位，正所谓进退失据。这可怎么办呢？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这两个公子一合计，干脆阵前易帜，成建制地投降楚国。后来，他们被封在舒。这个地方，大致在今天安徽舒城和庐江之间。
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但阖闾心里可没有忘记。王位坐稳之后，公元前512年，他首先派兵灭掉徐国，就是季札挂剑的那个国家（值得一提的是，吴军灭徐，采取了水攻的战法。这是我国军事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第一次利用堤防蓄水攻击的战例）；然后捎带着攻下舒，将烛庸和盖余捉拿归案，斩首示众。这一仗，孙武、伍子胥和伯嚭，都是亲身参与者。阖闾本想乘胜推进，攻打郢都，但孙武和伍子胥都不赞成。他们说：“连年征战，百姓十分辛苦。时机还没到，先等等吧。”
楚国虽然国君昏庸，大臣专权，怨声载道，但毕竟是千里大国。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吴国还没有一口吞掉它的肚量。怎么办呢？伍子胥到底是楚国人，熟悉楚国情况。他建议阖闾，将军队分为三支，轮流骚扰楚国。楚军一来，吴军随便抵挡一阵，然后转身就跑；等楚军撤回去，下一支吴军，从头再来。
这是军事史上有明确记载以来的第一个游击战术。其核心思想，就是疲惫敌军，放松他们的警惕。从那以后，又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变种，但内核并未改变。
伍奢临死之前的浩叹，终于演变成现实。面对吴军的长期骚扰，楚国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公元前508年，楚国派令尹子常领兵攻击吴国，消息传来，伍子胥主动请缨，前去迎敌。这是他跟老东家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正面作战。那一仗，他赢得干净利落，在豫章，也就是今天的安徽淮南一带，大破楚军，然后乘胜追击，攻占了居巢。这个地方，属于今天的安徽巢湖。
公元前506年，楚国进攻已经臣服吴国的蔡国。伍子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建议阖闾，联合蔡国和唐国，一同攻楚。这两个国家，对楚国也早已是深恶痛绝。蔡国的君主蔡昭侯立即把自己和大夫的儿子，送到吴国作为“质子”，也就是人质，以示决心。阖闾随即拜孙武为大将，伍子胥为副将，出动全军主力，共计三万人马，乘船沿淮河开进，目标直指蔡国，也就是今天的河南。
大军开到淮时，孙武下令，弃舟登岸，沿陆路开进。因为逆水行舟，速度很慢，而且众所周知，吴军擅长水战。孙武这样，可以造成战役突然性。这其中的“淮”地，有人认为在安徽凤台，有人说是河南潢川西北，总之在淮河岸边。
三千五百名精锐的吴军作为先头部队，昼夜兼程，越过楚国北部的大遂、直辕、冥厄三处险要关口，直抵汉水东岸。这三处险关不在别处，就在我的家乡，河南信阳南部。
兵来将挡。楚国还是老规矩，令尹子常统兵御敌。双方的军队，隔着汉水对峙。子常的副将，是左司马沈尹戌。他建议，子常带领主力坚守汉水西岸，正面牵制吴军，他带领一支人马北上，到方城，就是今天的河南方城县一带，集结军队，迂回到吴军背后，烧掉他们的船，毁掉三关，切断他们的归路，然后两面夹击。
这是个相当专业的建议。它直指吴军的要害。不要忘了烛庸和盖余的命运。他们倒霉就倒霉在后路被断。吴军人少，楚国地大。一旦归路断绝，那就是标准的汪洋中的一条船，破船。倾覆只在早晚之间。
子常并没有当场反对。可是等沈尹戌北上之后，他又动起了小心眼：如果这样打了胜仗，头功只能归沈尹戌，而不是他子常。这怎么能行。正好这时，一个叫史皇的大夫，大概摸透了子常的脾气，看出了他的心思，于是跳出来，建议子常立即进兵。因为楚军人多势众不说，还在本土作战，有主场之利，表面看占据了绝对优势。
子常果然是贪。贪财不说，还贪功贪利。他立即改变战役决心，率领主力渡过汉水，依托大别山和小别山列阵，准备与吴军决战。
阖闾要求硬碰硬，打出威风士气，但孙武不赞成。他带领人马且战且退，就是退着退着突然停下，出其不意地跟楚军干一仗，然后再退，一直退到柏举才停下。这个地方具体在哪里，现在依然有争议，主要有两个说法：湖北汉川说，湖北麻城说。
撤退期间，两军短暂交锋三次，楚军都没占到便宜。他们既疲劳又轻敌。孙武认为决战的时机已到，于是在当年的11月18日下令，全军列阵，准备交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