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枚针对吴起的流弹，杀伤力委实不小。它列举了吴起的三大道德罪状，以及任用吴起的两个危害。吴起斩杀乡邻，是为不仁；杀妻求将，是为不义；母丧不归，是为不孝。鲁国是姬姓诸侯，开国君主是周公姬旦的长子姬伯禽，也就是周武王的亲侄子。清代的高士奇说过：“周之最亲者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因为这层关系，周礼最细心的保存者和最积极的实践者，莫过于鲁国，这就是那句话的来历：周礼尽在鲁矣。鲁国对礼仪重视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则故事可以作为参考。周朝分封诸侯之初，姜尚曾经问姬旦：“您准备怎样治理鲁国？”姬旦回答道：“尊尊而亲亲。”就是尊重尊者，亲近亲人。一句话，重视人伦礼仪，别尊卑，分亲疏。周公接着反问姜尚：“您又准备如何治理齐国呢？”姜尚直言不讳地说：“尊贤而崇功。”意思很明白，尊重贤能，崇尚功业。
这事《淮南子?齐俗训》和《汉书?地理志》都有记载。齐国与鲁国的分野，由此可见一斑。尽管后来出现了“田氏代齐”事件，姓田的贵族崛起，夺取国家政权，把姜尚的后裔流放到了海岛，但那种治国思路，大抵没有废弃。所以在姜齐中出现了“春秋五霸”之后，田齐又成为“战国七雄”，而鲁国则早早地衰亡湮灭。一枚硬币总有正反两面。礼仪之邦往往孱弱而缺乏血性。道理和正义，经常被弱者奉为圭臬，是因为他们格外需要这样的保护伞，而强者对它们，从来都是不屑一顾，践踏而去。鲁国的地位如此之高，却一直国势不振，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被“礼仪”二字所误。
作为孔子的出生地，鲁国对于吴起的这三大道德罪状，难以接受是可以想见的。这很好理解。我们不妨参看管仲临死之前，跟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的对话。当时齐桓公征求管仲的意见，遴选可以接替他相位的人。管仲最先否定了鲍叔牙，因为鲍叔牙虽然是正人君子，但过于刚烈，善恶分明，容易记仇，不利于团结任用百官，发挥各自的长处。于是齐桓公问道：“易牙呢？”管仲说：“他不惜杀掉自己年幼的儿子，做成肉羹以讨好国君，没有人性，不宜为相。”齐桓公又问：“开方怎么样？”管仲说：“开方是卫国公子，他舍弃做千乘之国太子的机会，屈身侍奉国君十五年，父亲去世都不回去奔丧，如此无情无义，怎么会真心忠于国君？况且千乘的封地是人梦寐以求的，他放弃千乘的封地俯就于国君，期望值必定远远超过千乘之封。国君应尽量疏远他！”齐桓公又问：“那么竖刁行吗？他宁愿自残身肢来侍奉寡人，这样的人难道还会不忠？”管仲摇摇头说：“连自己身体都不爱惜的人，怎么会真心忠于您呢？”
请注意这番对话的发生地。它不在“尊尊而亲亲”的鲁，而在“尊贤而崇功”的齐。齐国人都持这样的观点，吴起在鲁国，怎么可能有好果子吃？完全可以这样说：一个不孝顺母亲、珍爱妻子的人，怎么会真心忠于鲁国的国君？
鲁国抛弃吴起，结论近乎正确，论据和论证过程小有问题。主要是任用吴起的那两个所谓危害，完全站不住脚。人也好国也罢，弱小者只有不断自我修炼，增强内功，才有可能生存乃至发展，一味示弱，就像小羊跪在狼跟前苦苦哀求饶命，怎是长久之计？所谓卫国的罪人，鲁国不方便使用云云，更是满纸荒唐言，否则楚才晋用一词，又如何解释。
历史无法倒推，也从来不接受辩解。反正吴起初经战阵的胜利，是典型的皮洛斯式的胜利：代价太高，得不偿失。尽管有满腹的兵韬将略，他也只得收拾起简单的行囊，心情悲怆地离开鲁国的都城曲阜，像枚孤单的落叶，被秋风吹向天涯。那些日子里，当他独自一人置身于在旅店的孤灯野火之下，不知道他可曾会想起冤死的妻子？或者说，当他想起冤死的妻子时，不知会作何感想？
细读史书中关于吴起的篇章，推敲他的性格为人，那时他恐怕不会想起泉下的冤魂。他那股追逐名利的劲头，类似于曹操的独白：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所以那段时间吴起考虑的问题，一定实际得多：自师从曾申开始，直到被任命为将军，他在鲁国前后待了六年左右。如今哪里还有更加合适的市场，可以把正值壮年的自己，卖个好价钱呢？
这个市场是有的，而且也不太远：一路向南，魏文侯治下的魏国。
魏国兴起
战国七雄中，最先崛起的是魏国。魏国之所以能占到这个先机，与两个人物密不可分：魏文侯与李悝。
三家分晋之后，智伯的领地多数归了赵国，韩魏两家，所得相对少些。魏国山地多良田少，粮食压力一直比较大。魏文侯继位之后，任用李悝，率先变法，国力逐渐强盛。李悝的名字，也写作“李克”，甚至“里克”，但是《汉书》认为，李悝和李克是两个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秦始皇实在居功至伟：若非他下令一把火烧掉各国的史书，历史怎么会如此扑朔迷离色彩斑斓？
李悝最大的贡献，是编纂了一部《法经》，在经济上主张“尽地力之教”，以及推行“平籴法”。《法经》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篇，后来商鞅把它带到秦国，秦汉两国的法律，都以《法经》为蓝本。因为这个缘故，后世把李悝视为法家的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