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魏军和秦军一直在西河一带拉锯。西河也叫河西，就是山西、陕西之间，黄河南段的西岸地区。秦魏两国在此交界。在翟璜的推荐下，魏文侯派吴起镇守西河。吴起认为，兵不在多而在“治”。他建议魏文侯，用他的新标准，考选士兵，组建一支精锐部队，名叫武卒，最终得以施行。吴起的新标准都有哪些内容呢？现在的人们看了，也难免头皮发麻。因为它实在太严酷：身穿上、中、下三副甲，头戴重盔，肩扛长戈，腰挂重剑，带五十支箭，背三天的干粮，半天行军一百里，到达战场能立即投入战斗，双手能拉开十二石也就是六百六十斤的硬弓。
当时的一百里相当于今天的四十一公里，差不多就是奥运会的马拉松项目。但是跑马拉松只穿短裤背心，而魏国的“武卒”，浑身上下负重累累。所以说，他们个个都是特种兵，单兵战斗力可想而知。
特种兵必然要有特种的待遇相配套。武卒的家庭，可以免除全部的徭役和田宅租税，他们在军中的伙食标准，自然也比普通士兵高。立了功还能获得爵位。魏国虽然山地多土地少，但是河东，也就是今天的山西运城解池一带，有大量的盐池。盐池里产的不是食盐，简直就是金子。古往今来，盐作为生活必需品，能够带来大量的利润，政府不肯放弃这块肥肉，总要垄断经营，这从湖北监利县得名的由来，可见一斑：赤壁之战曹军大败，曹操匆匆败走华容道，战后这块地方随即归入东吴的版图。因为这里“士卑沃、广陂泽”，“地富鱼稻”，西北部产盐，东吴便“令官督办”，“以监盐渔之利”。公元 222年孙权称帝后，干脆从华容县里划出一块地方，设立监利县。
说起来，那时候“领导重视”的方式，跟现在也差不多。首先就是设架子、立班子。否则机构又怎么会越来越臃肿呢？
魏国就靠盐池专营的收入，经过吴起的严格考选训练，组建成了强大的精锐部队武卒。他们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不是信口开河的虚夸。根据记载，当时吴起“曾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也就是说，全胜率高达84%。毫无疑问，这是个极其惊人的数字。这其中既有吴起的过人将略，也有士兵们的高超素质。当然，士兵们勇敢善战，也有赖于吴起卓有成效的训练。就是那句话：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吴起的治军方略，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军纪严明。令行禁止，纪律严明，才能出战斗力。有一次，两个士兵没接到命令就擅自出击，结果立了功回来，不仅没得到封赏，反而被吴起斩首。二是言而有信。有个成语，叫“移木建信”，说的是商鞅变法时，为了取信于民，就在市场的南门立了一根木杆，旁边贴着告示说：“谁能把这根木杆扛到北门，就赏他十金。”大伙儿看了告示，个个云山雾罩，搞不清怎么回事：把木杆扛到北门轻而易举，这个劳务费无论如何也不值十金啊。肯定是上边吃饱了撑的，瞎忽悠。商鞅一见，又把赏格提高五倍。有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扛走木杆，果然拿到了黄澄澄的五十斤。这一下，政府的威信随之树立。
据史料记载，吴起身上也有类似的故事。西河本来是秦国的土地，居民也都是秦人。吴起为了让他们信任自己，就在南门立了一根柱子，说：“谁能放倒柱子，就提拔他为上大夫。”刚开始也是没人相信，后来有个人站了出来——反正即便上边说了不算，他也不会有啥损失——没想到，还真被封了官儿。
柱子倒了，吴起的威信立了起来。这个故事跟商鞅的“移木建信”，有太多相似之处，很难说清版权的归属。按照道理，吴起在先，商鞅在后，似乎应当归于吴起。不过事情是古人做的，历史却是后人写的。笔头子一歪，张冠李戴是常事。所以我们暂且放下这个故事，看看明人宋濂在《龙门子凝道记》中，对于吴起守信的记载。说的是吴起外出，正好碰到一个老朋友，就要请他吃饭。朋友说：“行啊，等我回来吧。”吴起说：“那好，我在家等您。”结果吴起等得太阳花儿都谢了，直到天黑，也没见朋友的影子。怎么办？有约不来，吴起也就不吃晚饭。直到次日一早，他派人请来朋友，这才跟他一起，把晚饭和早饭一同吃掉。
宋濂后面有这样的议论：“起之不食以俟者，恐其自食其言也。其为信若此，宜其能服三军欤？欲服三军，非信不可也。”就是说，吴起之所以不吃饭等待朋友，是怕吃饭的同时，也食了言。果真如此，三军将士还能不信服他么？要取信三军，必须言而有信。
吴起治军的第三个特点，是善于使用精神激励。拿破仑曾经说过：“给我足够的勋章，我就能征服地球。”吴起也深谙此道。西河地区是秦魏双方的必争之地。对于秦国而言，过了西河，往西就是辽阔的渭河平原，无险可守。魏军兵锋所指，甚至连秦国的国都，都会受到威胁。正因为如此，双方的攻伐，从来都不曾停止。为了激励士气，吴起请魏武侯——当时魏文侯已经死去——亲自出面，举办庆功宴会。他让立上功的将士坐前排，使用金、银、铜等贵重餐具，猪、牛、羊三牲俱全；立次功者坐中排，贵重餐具和食物适当减少；无功者坐后排，只能用普通餐具。宴会结束后，还要在大门外论功赏赐有功者父母妻子。对死难将士的家属，每年都派使者慰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