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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节:瞧瞧他的暴脾气(6).4

作者:张锐强 当前章节:15778 字 更新时间:2026-6-13 17:15

祖父蒙骜(3)

信陵君与蒙骜的大军,在华阴碰了个两对头。   两军相逢,一顿厮杀,各有胜负。秘密无法永远保守。蒙骜走后没过多久,真相随即水落石出。魏楚联军乘虚猛攻,击败这股秦军,然后再起兵追击蒙骜。就这样,五国联军将蒙骜团团包围。   打仗靠的是实力。硬实力和软实力。此刻蒙骜两处都不占优。经过激战,他终于带领残兵,冲出包围。信陵君随即指挥联军,一路掩杀,直杀到函谷关前。秦军紧闭关门,不来应战。联军在函谷关前耀兵月余,这才各自撤军。   这是东方国家最后一次协调立场,联合行动。联军虽然打了胜仗,但战果甚微:秦军主力完好无损,并未遭遇重创。   几年之后,蒙骜奉命进攻赵国,最终战死在太行山上。那是公元前240年的事情。那一年,我国史书上第一次出现有关彗星的记载;还是在那一年,阿基米德从古希腊的文化中心亚历山大城学成归来,回到了诞生地、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古希腊人首次测算出地球的周长;换句话说,当时古希腊人已经有了圆形地球的概念。而直到两千后,天圆地方、我居中央的意识,依然牢牢统治着国人的大脑。他们因此坚信,世界各国人等,都有远道而来、下跪朝拜的义务。   然而他们等来的不是朝拜,而是枪炮。

父亲蒙武(1)

蒙骜不断累积军功,最终被封为上卿。需要指出的是,上卿在春秋时期是官职,到了战国已经演变成爵位。蒙骜的上卿,便是这种性质。   统一天下的时代,也就是军人建功的时代。最有才华的人,会因此慢慢聚集到军界。蒙骜的儿子蒙武,也早早地披上了铠甲。   蒙武一生最重要的军功,是先后跟随李信和王翦,南下攻楚,最终将其剿灭。   灭楚并不顺利。蒙武辅佐的第一任主将,是名将李广的先祖李信。李信跟随王翦攻打燕国时,表现出了孤胆英雄的气概:他带领本部几千兵马,深入燕国腹地,一直追击到衍水。比起黄河,这条河流的名字,在历史上十分陌生。它在哪里呢?今天的辽宁本溪境内,现在的名称是太子河。   衍水得名太子河,是明代的事情,但起因却在李信和蒙武的时代。当时北方还有两股残余势力:燕国,以及在代地称王的赵嘉,也就是赵悼襄王先前的太子、赵王迁的兄长。赵嘉被秦军追着屁股猛打,弄得狼狈不堪,于是就给燕王喜出了一个馊主意。他说:“秦军紧追不舍,都是因为您的太子姬丹派荆轲刺秦,惹恼了秦王。如果您能杀掉姬丹,献出他的首级,秦军一定会停止进攻!”   燕王喜的见识,前面咱们已经领教过,这时又表现了一番。他信以为真,立即以商议大事的名义,骗出早已隐藏起来的太子丹,灌醉杀掉,把首级送到秦军的大营,请求他们退兵言和,留自己一条小命。   王翦和李信会答应吗?   当然不会。   他们的目标是彻底灭掉燕国,怎会在意一个小小的太子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旦灭燕,就是有十个百个太子丹,又能何处容身,还不是死路一条。   这个账燕王喜未必不清楚。他不过是死马当活马医。关键时刻,舍车保帅,不管儿子老子,一样牺牲。从这一点看,燕王喜几乎可以与流氓皇帝刘邦媲美:项羽威胁刘邦,要把他父亲煮死,刘邦表示完全没意见,只请求分羹一杯;彭城兵败,楚军追得刘邦无处躲藏,为减轻车子负重,他几次推下儿女,都被“司机”夏侯婴捡起。刘邦大怒,挥剑要砍夏侯婴,夏侯婴左躲右闪,这才捡回小命。   虎毒不食子,人毒能杀儿。也许,这是弱小的人,能战胜凶猛的老虎的根本原因?   燕王喜国灭不可耻,但这事可耻。尤其令人齿冷的是,他儿子的脑袋,根本没挡住秦军的马蹄。   李信带领麾下的数千人马,紧追不舍,一直追到衍水。燕王喜黔驴技穷,只有落荒而逃,直奔辽东而去。王翦和李信随即班师,准备灭楚——五年之后,李信还是跟随王翦的儿子王贲,北上辽东,俘虏燕王喜,灭了燕国。   两人凯旋而归,秦王非常高兴——燕国几乎灭亡,仇人太子丹首级已获;功劳未必很大,但正好挠到他的痒处:想当初他被荆轲追杀,挣断了袖子,绕着宫殿里的柱子,跑了不知道几多来回。性命没丢,但丢了面子。   这时秦王的目光,已经穿透宫殿和咸阳,指向遥远的南方。楚这个千里大国,还不曾遭受毁灭性打击,该轮到它了。攻楚计划没有问题,问题只是派谁统兵。对于李信的孤军深入,秦王印象深刻。像他这样开疆拓土、一统天下的帝王,自然而然地会欣赏那些敢于险中求胜的少壮派。因此他先问的是李信:   “要灭掉楚国,你需要多少兵马?”   李信的回答非常干脆:“二十万足矣!”   这种自信,很对秦王的胃口;他转头再问王翦,可王翦的要价,竟是李信的整整三倍。   这一下,秦王愈加坚信自己的判断:王翦老迈,暮气沉重;李信年轻,锐气可用。他感叹道:“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当下便启用李信为主将,蒙武为副将,率兵二十万,南下攻楚。   李信决定与蒙武分进合击,扫荡楚国。具体部署是,蒙武带领部队,沿汝河两岸,向陈邑(河南淮阳)、商水(河南商水)一线,攻击前进;李信带领主力,向汝河以南迂回,经舞阳(河南舞阳)、平舆(河南汝南)、蔡(河南新蔡)进击,最后在城父会师。   城父这个地方,前面曾经提到过:此前名将伍子胥曾在此戍边;此后智囊张良将会由此诞生。   两军分兵以后,进展都很顺利。李信很快就拿下了平舆,蒙武也顺利攻克寝丘(安徽临泉),大破楚军。随后更是一路摧城拔寨,势如破竹。   然而,危险正像雪球一般,在李信身后越滚越大。   这时,楚军统帅是名将项燕。在此之前,楚军多次被秦军击败,国势颓唐如此,项燕知道坚守一城一地,御敌于国门之外,已经毫无意义。唯一的办法就是集中兵力,收缩战线,以期给敌军迅猛一击。于是他下令,放弃秦军攻击沿线的次要城邑,集中兵力,尾随于李信背后,寻机破敌。

父亲蒙武(2)

项燕跟踪李信,整整三天三夜。等李信彻底放松警惕,他随即指挥所部,发起迅猛的攻击。绷紧的弓弦突然放松,迸发出无穷的力量。楚军高声呐喊,猛烈冲击,先后攻破秦军两处营寨,将七名都尉斩于马下。李信挥动令旗,竭力组织抵抗,想稳住阵脚,然而大势已去,不得不匆匆败逃。   李信一败,蒙武遂成孤军。他见势不好,立即下令,后军变前军,前军改后军,对后方布置出警戒线,三十六计走为上。   秦王终于明白,王翦并非老迈无用。然而此时,他早已托病辞官,归养于老家频阳东乡(今陕西富平东北)。秦王无奈,只好亲自赶过去,请王翦出山。   王翦当然不会马上答应。总得给他点脸色瞧瞧。他辞谢道:“老臣疲弱多病,狂妄悖乱,不能胜任,请大王另择良将!”秦王不肯,再请,王翦便顺理成章地张口要价:“大王一定要用老臣,那必须给我六十万大军!”   别说六十万,就是七十万秦王也能答应。只要能灭楚,多少人马,他都在所不惜。   王翦随即点齐人马,浩浩荡荡地开出咸阳。秦王亲自送行,直到灞上。分别之前,王翦向秦王伸手,要求良田屋宅园地的赏赐。秦王说:“将军既已出兵,何患贫穷?”言外之意,等你立功回来,会有多少赏赐等着,还需要劳您尊口!王翦却说:“给大王当将军,就是立了战功也不可能封侯,所以我想趁大王还亲近臣下,多要点良田美宅,好留给子孙。”秦王闻听大笑,立即允其所请。   出函谷关之前,王翦先后五次派使者回朝,向秦王讨封要赏。他手下的将领很不解,认为王翦的要求未免过分,但王翦的一席话,让他们醍醐灌顶。   王翦说:“秦王性格粗暴多疑,不信任人。如今全国的兵力几乎都在我手里,他能完全放心吗?我这样求田问舍,无非是告诉他,我时时都在考虑子孙后代,没有造反的打算!”   知人能到这个份上,怎么可能打不了胜仗。   这时,蒙武依然是王翦的副将。楚国得知消息,不敢怠慢,立即调集全部人马,准备与秦军决一死战。然而他们的这个打算,根本无法实施。因为进入楚国之后,王翦一直坚守不出,从不接战,无论楚军如何挑衅。   王翦的将令非常奇怪:让士兵每天洗澡,好好休息,同时提高伙食标准,努力改善生活条件。似乎他们不是为国出征的士兵,而是一群被喂养的猪。   这个战术我们似曾相识。不错,它一点都不新鲜,廉颇用过,赵奢用过,李牧也用过。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年龄的产物,这几位都是老将,老成持重;但其实还是性格的原因。长平之战中的白起,同样也是员老将,但战法始终咄咄逼人,从少壮直到暮年。   很久之后,王翦似乎醒过神来,就向侍从打听,士兵们每天操练至于,都干些什么取乐?侍从答道:“也没有别的,就是投掷石块,或者跳远比赛!”王翦一听,随即命令出兵。   这时项燕指挥的楚军,已经被拖垮。看来项燕还真是个急性子。按照廉颇和李牧的逻辑,项燕应该更乐意相持。然而非常不幸,还没开战,他的耐性已经输却一阵。   王翦此举,足以证明“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因为它完全违背“敌军远来、利在速战”的常识,是反其道而行之。   项燕带领人马,向东,也就是楚国的腹地退去。王翦和蒙武随即指挥所部,紧随其后,一路掩杀,大破楚军。战败的楚军撒开脚丫子一顿猛跑,但跑到蕲南(安徽宿州东南)时,又被秦军追上。   胜利者的短跑速度或者长跑耐力,总会超过失败者。至于为什么,这个课题值得体育界立项研究。   两军随即展开激战。这实际上是两国之间最后的决战。项燕深知其中利害,因此亲临一线指挥。楚军坚持多时,终究气势已灭,又被秦军击败。至于项燕的结局,就像淮河战役中的黄伯韬将军,或者孟良崮上的张灵甫将军,有自杀说,也有被杀说,难以证实。   这时的楚国,其实已经灭亡:既无大将可倚,又缺强兵能用。没过多久,王翦和蒙武随即攻克楚都寿春(安徽寿县),俘虏了楚王负刍,淮北楚地成为秦国的一个郡。残余势力在江南立昌平君为楚王,一年之后,这个楚王又成了“楚亡”。   王翦此人颇为神奇。东方六国除了韩国之外,其余五国都亡在他和儿子王贲手上。然而,似乎是为了映证“兵者凶器”的说法,他的后代很快就随着秦朝的灭亡而转势。十几年后,他的孙子王离与项燕的孙子项羽,再度在战场相遇。在那场被历史称为“巨鹿之战”的重要战役中,项羽为爷爷报了一箭之仇,俘虏了王翦的孙子王离。   蒙武跟随王翦灭楚,是公元前223年的事情。这年冬天,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开始进军亚细亚。当他到达弗尼吉亚城时,听说城里有个着名的预言:几百年前,弗尼吉亚的戈迪亚斯王在牛车上系了一个复杂的绳结,宣告谁能解开,谁就会成为亚细亚王。很多国家的王子和武士都来看过这个结,试图打开,但无一成功。亚历山大仔细观察许久,始终找不到绳头。正在这时,他突然拔出宝剑,对准绳结,一剑下去,将它劈成两半。   困扰人们数百年的难解之结,就这样被亚历山大大帝以自己的规则轻易解开。而他后来的成功,众所周知。   秦王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虽然残暴野蛮,但吞并六国的决心意志,跟亚历山大劈开绳结,约略相似。

蒙恬建功(1)

秦国的残暴,源于严刑峻法。蒙恬和弟弟蒙毅,都专门学过法律,当过文书之类的刀笔吏,也干过狱官。然而两代名将的血液,汇集到一根血管里,温度与劲道终究要超过墨水。蒙恬是否曾经投笔,历史不得而知;但从戎的结局,则确定无疑。他接过两代人传下来的兵韬将略,也挥起了帅旗。   公元前221年,王贲率领大军进攻齐国。这是秦国的最后一个对手——对手二字,是对秦王的侮辱,对齐国的抬高。障碍一词,更为贴切。   尽管长平之战,它不援赵粮草,五国伐秦,它也拒绝参与,但覆灭的命运并未因此而有丝毫的改变。齐国只不过多延续了几年,如此而已。   问题是,苟延残喘又有什么意义呢?诚如袁中郎所言:人生不得行胸臆,纵年百岁亦为夭。   不过拿这话去斥责赵王,又是典型的对牛弹琴。这个错误,不在牛,在人。   这一战,秦军是从北方、原来的燕国边境,一刀劈下来的。当时王贲和李信刚刚从辽东抓住燕王喜,彻底平定北方。齐军主力全都向东布置,却没想到,正北的头顶上,还悬有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   蒙恬参加了灭齐的战争。这场战争毫无悬念,没有开始,已经结束;期间只有能写入年终总结和个人简历的提要,不可能有精彩的细节。秦王诱骗齐王建,答应给他五百里封地,齐王建,这个执政四十四年毫无建树的亡国之君,立即屁颠屁颠地跑了过去,可结果呢,是活活饿死。当然,这个结局对他而言非常公正,因为他早已透支未来,饿死的痛苦也未必足够偿本付息:他执政的前四十一年,一方面有太后扶持,另一方面秦国实行“远交近攻”政策,一直太平无事,他可以纸醉金迷,日日花间长病酒。   当然,广阔的齐国故土,还是需要士兵的脚底一步步地丈量。就像伊拉克战争,无论再怎么高技术电磁战饱和轰炸,最后把军旗插上巴格达城头的,也只能是步兵。所以战后秦军回国,秦王还是得论功行赏。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   蒙恬因此被任命为内史。   前面说过内史腾,现在又出来一个“内史恬”,那么内史究竟是个什么官呢?简而言之,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委书记。   按照秦国官制,内史是管理都城的最高行政长官。天子脚下的一把手,古往今来都很重要,比如宋朝,开封府尹一度是太子的禁脔。蒙恬能出任此职,可见秦王的信任。   秦始皇——六国已灭,四海臣服,此时理应改口——对蒙恬的信任,不仅仅表现在这里。蒙恬的另外一项任命,也能看出端倪:独当一面,征讨匈奴。   接管了六国的土地,自然也要接管六国的责任,比如边防。燕赵两国都曾与匈奴等游牧民族接壤。名将李牧事业的第一桶金,就掘自北方。然而随着战事的炽烈,燕赵与秦国都不得不收缩北方的防御,倾全国之力互相搏杀,匈奴正好乘虚而入,此时兵锋已达阴山、五原(内蒙五原)、云中(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秦国的上郡(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鱼河堡)、陇西(郡治狄道,今甘肃临洮)等边境,也经常遭遇匈奴洗劫,关中与咸阳,几乎都能听到匈奴骑兵的达达马蹄。   这种状况,当然不能继续下去。既然内政已定,边防就成了头等大事。秦始皇将这副重担,压到蒙恬的肩上。   在有关史料中,找不到足以表现蒙恬将略的细节。可以想象,这是由于他缺乏强大的对手。他粉墨登场时,天下基本大定,燕国和齐国的残余势力,无力掀起大浪。没有对手的激发,你自然也无法表现出气势。譬如围棋对决,名局总是在实力相当的对手之间产生。若一方棋力甚差,你怎么下都行、怎么下都能赢飞,又怎么能奕出漂亮的手筋,不出臭棋就是万幸。   蒙恬生活的,就是这样的环境。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秦始皇怎么就敢把三十万大军和边防重任,交给这样一位从未独立指挥作战的青年将军?王翦已老,但王贲和李信犹在,用他们的风险,显然要小于蒙恬。   秦始皇干嘛要这样冒险?难道他生性喜欢走钢丝?   当然不是。   这正是秦始皇雄才大略的一个体现。跟他当初启用李信,道理如出一辙。统一六国的之所以是他而非别人,这也是个重要原因。人才是需要发现,也需要培养的。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秦始皇基本算是个眼力不错的伯乐。   因为蒙恬不负众望,打得确实漂亮。   生活在北方的游牧民族,到秦统一六国时,逐渐融合成东胡、匈奴和月氏三大民族,其中匈奴的实力最强。他们生活在蒙古高原,首领头曼单于可算一代雄主。头曼单于不断扩张,最后将东胡赶到燕山以东,月氏驱至祁连山以西,辽宁西北部、山西北部、内蒙宁夏一带,全部成为匈奴的牧场。尤其是水草丰茂的河套地区(黄河中上游的两岸平原)。在水草的滋养下,匈奴兵强马壮,具有强大的野战机动能力,很难对付。

蒙恬建功(2)

在此之前,六国防御匈奴,除了李牧之外,都没有好办法,主要靠修筑长城。然而长城终究是死的,无法彻底挡住匈奴如风的战马。秦始皇决心扭转这一局面。公元前215年,他亲自巡视边疆,然后制订出对付匈奴的总体战略:从内地大量移民,充实边境,挤占发展空间,开发经济,为战争提供人力物力保障;修筑从内地通往边境的道路,方便大军调动和以及物资运输;连接燕赵长城和秦长城,作为防御依托;调兵遣将,加紧战争准备。   战略一旦制订,目标的遂行就成了蒙恬的责任。   现在才弄清楚,孟姜女哭长城,也许记错了账:命令发自秦始皇,执行却在蒙恬。修筑长城,他是第一责任人。   工程开工的基本条件,现在需要三通一平:水电路通,场地平整。蒙恬修长城,无法奢望这等条件,但至少要清场,先把工地周围的敌军肃清。为此,他制订了相应的作战计划:以大部兵力进击河套北部,一部兵力从北地郡(郡治今甘肃宁县北部)出发,攻击河套南部。南北夹击,收复河套后,主力由河套北部渡过黄河,向高阙(内蒙古巴彦淖尔盟杭锦后旗东北。阴山在此有一缺口,状如门阙,故得此名)、阴山山脉挺进;一部兵力从河套南部渡河,向贺兰山方向,攻击前进。战役目标是,将河套陇西一带的匈奴,驱赶至赵长城以北。   公元前215年,第一次马其顿战争爆发;人类首次利用太阳能作战:阿基米德指挥叙拉古妇女,利用铜镜反射太阳,烧掉罗马海军的帆船;还是在这一年的冬天,蒙恬擂响战鼓,三十万大军正式出征。他带领主力,从陕西榆林向河套北部进发,一部兵力出萧蒹关进击河套南部。秦军动作迅速,且选择时机恰当——冬天不利于骑兵作战,给了匈奴人突然一击。   战国七雄中,骑兵最强大的是赵国。秦军有两项绝技:不要命的步兵,以及遮天蔽日的弩。蒙恬没跟匈奴人硬拼骑兵。他以步兵为核心,前面布置车兵,后方和两翼安排骑兵和弩兵策应,形成一个完整而强大的作战阵型。等匈奴人挥动弯刀紧跨战马冲杀过来,弩兵先射,然后车兵和骑兵掩护步兵发起反冲锋。   猎猎寒风中,沉闷的厮杀声汇集起来,响遏行云。鲜血淌在地上,很快就凝结成冰。匈奴人习惯游牧,此前又没有集中兵力,哪里是秦军的对手!没过多久,他们就抛下无数的尸体,匆匆向北逃去。黄河南岸地区,重新回归汉族。   蒙恬趁着严冬,休整部队,调整部署。次年春天,他带领主力从五原北渡黄河,迅速推进至阴山一线;另外派出有力之一部,渡河后攻占贺兰山。匈奴人饶是勇敢善战,但在三十万秦军跟前,实力对比还是过于悬殊。遭遇连续打击之后,头曼单于深为恐惧,只好带领人马逃往北方。   就这样,秦、赵原来的失地,全部被蒙恬收复。   攻克一个地方容易,牢固防守困难。所谓创业难,守业更难。为了巩固北疆,蒙恬奏请秦始皇,在新收复的地区设置九原郡,郡城在今天的内蒙五原,下辖四十四个县。   九原郡的设立,影响了后世的两位名将:三国名将吕布是五原人;1926年,冯玉祥将军在五原誓师北伐,最终打到北京,推翻北洋政府,将满清皇帝赶出紫禁城,停止优待清室的有关条款,末代皇帝溥仪由此成为难民。   肃清匈奴之后,蒙恬随即根据秦始皇的命令,不断向边疆移民,同时大量征调民工,连接秦赵长城,改善防御条件。他以高阙为中心,沿阴山山脉,加修到云中,连接上原来的赵长城;沿狼山山脉,新修了直通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的长城。与此同时,他还奉命责成云中、代、渔阳、右北平等郡,同时加修连接长城。就这样,西起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今辽宁省境内)的万里长城,第一次以完整的规模,出现在世人眼前。   要致富,先修路。这是现在的说法。秦始皇修路,根本目的则是为了江山永固。当然,也要方便出游。这个家伙很有意思,屁股坐不住,有点旅行家的风范,总想到处跑,寻找神仙和长生不老药。他下令,以咸阳为中心,修筑秦驰道:路宽五十步,每隔三丈,植松树一株。   这是全国性的大工程。共有九条道路。蒙恬的任务,是修筑其中的一条,叫秦直道,全长一千八百里,断山塞谷,工程浩大。这条道路一头是九原,另外一头则连着甘泉宫。《括地志》的说法是:“甘泉山有宫,秦始皇所作林光宫,周匝十余里。汉武帝元封二年于林光宫旁更作甘泉宫。”它位于今天的陕西淳化县以北五十里处,离咸阳一百五十里,是秦始皇众多的行宫之一,主要功能是避暑。道路修到这里,其作用自然不难理解。   遗憾的是,道路尚未贯通,一直期望长生不老的秦始皇已经作古,工程随即半途而废。

一首情诗(1)

《诗经》里有这样一首情诗: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山有桥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   从某种意义上说,《诗经》是文学作品,更是历史。其中的《雅》,尤其如此。《诗经》的年代离现在实在太远,这样的情诗,习惯于流行歌曲和超女快男的人们,读起来更像密电码。所以必须要翻译一下:   山上有枝叶茂盛的大树,池里有美艳的荷花;没见到美男子子都,偏遇见你这个小狂徒。山上有挺拔的青松,池里有丛生的水荭。没见到好男儿子充,却碰上你这个小狡童!   子都是春秋时期郑国的大夫,名叫公孙阏,字子都。他箭法出众不说,还是个超级大帅哥,《孟子》里说过:“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话说得很重,看不出子都之貌美者,都是有眼无珠之辈。亚圣孟夫子都这么说,足见其美不虚。   不过子都这人,却是个小心眼,堪比《三国演义》中的周瑜。   春秋时期,郑庄公是第一个称霸的诸侯。他不但跟周天子刀兵相见,还射伤了周桓王本人。这就是着名的繻葛之战。这场战争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从政治而言,它让周天子威信扫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传统因此不再,是“礼崩乐坏”的最好证明;从军事上说,郑军首次采用的“鱼丽阵”,让步兵和战车互相配合的阵型更加严密、灵活,有力地推动了军事技术的变革,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郑庄公打败周天子,更加来劲,东征西讨不断。可有一件事,他老搁在心里放不下:讨伐宋国时,南边的小国许(今河南许昌)竟然不肯跟随,这怎么能行。   他决心教训教训许君。   讨伐人家,总得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能师出无名。旗号重要,大旗更重要。领导么,好大喜功在所难免,面子工程从不鲜见。郑庄公嫌讨伐宋国时的旗帜不够威风,特意安排人重新制作了一面“蝥弧”锦旗,旗杆长三丈三尺,锦方一丈二尺,旗帜上系着二十四个金铃,旗面上绣着“奉天讨罪”四个大字,用铁绾在一辆兵车上。当年五月,他在宫殿门前检阅部队,传令道:“谁能举动这杆大旗,我就拜他为大将,赐给这辆兵车!”话音刚落,大夫瑕叔盈就站出来,大声道:“我能!”随即单手拔起旗杆,向前走三步,再后退三步,回到原来的位置,把锦旗稳稳地插回车上,面不改色,大气不喘,军士们顿时一片喝彩。瑕叔盈十分得意,正要拉走兵车,忽听有人说道:“这算什么希罕?我能拿着大旗当枪耍!”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大孝子颖考叔。有一回,郑庄公赐宴,上了很多肉,他却不吃,要揣起来。庄公很奇怪,问他原因,他说:“我要带回去给母亲吃,她不能经常吃到肉!”   要知道,这位母亲对颖考叔很不好。   却说颖考叔走到兵车跟前,举起大旗左右挥舞,哗啦啦直响,大家都看得目瞪口呆。郑庄公非常高兴,说:“你可真是虎将啊,一定当得起主将的重任!兵车归你了!”可他话音未落,又出来一位英俊漂亮的少年将军,高声喊道:“这有何难,我也能行!把车子留下!”   此君便是郑庄公的侄子,公孙子都。作为贵族,他箭法出众,又生就一张漂亮脸蛋,向来骄横,哪里瞧得起小吏出身的颖考叔;颍叔考呢,是员猛将,也是员不服老的老将,拉起兵车转身就跑;公孙子都拔起长戟,紧追不舍。可等他追上大路,颍叔考早已不见人影。   子都因此怀恨在心。   七月间,郑庄公正式下令,派颖考叔为主将,暇叔盈和子都为副将,攻打许国。郑军逼近许国都城,颍叔考奋不顾身,率先爬上城头。子都眼看颍叔考又要立大功,心里更加忌妒,二话不说,弯弓搭箭,嗖地一声射了出去。   子都的箭法确实出众。他射死了颖考叔这员神勇的老将,也射出了一个成语:暗箭伤人。   瑕叔盈连忙拾起大旗,指挥士兵继续战斗,这才把城攻破,灭掉许国。   这事后来被许多剧种搬上舞台。京剧里有出《伐子都》,是唐派戏,就是当年并称“南麒北马关外唐”的唐韵笙先生创演的。子都既然是将军,所以也就是武老生戏。   话题扯得比较远。好在主人公都是将军。收回来再说情诗。   这首诗,确切地说是民歌,源出郑国百姓。老夫子朱熹说过:“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王安石变法,他弟弟王安国是反对派,认为哥哥重用的都是一帮小人。于是王安石跟周围的人商议政事时,他就在旁边制造噪音,让人弹唱歌舞,好不热闹。王安石很生气,对弟弟说:“停此郑声如何?”王安国则针锋相对:“远此佞人如何?”

一首情诗(2)

可见郑国民歌,名声确实不怎么好,至少不够健康向上,不够主旋律。可这只是后代的看法。至少秦始皇不这么看。证据是,他的郑国妻子经常唱这首歌,他不但不制止,反而将他们俩的儿子,命名为“扶苏”。   从字面上看,“扶苏”二字,是香草良木、枝叶繁茂之意。秦始皇以此给儿子命名,用意深刻。从扶苏后面的表现来看,他确实没辜负父亲的期望。如果秦始皇安排得当,扶苏能继承皇位,秦绝不至于两世而亡。   从性格脾气上看,秦始皇和扶苏可谓琴瑟和谐,搭配得当:秦始皇性格刚猛暴烈,不伐血腥残暴,是个成功的破坏者。他用暴力顺利地打碎六国的一切,然后糅合成团,一统天下;扶苏呢,性格温和,仁义善良,完全能作一个成功的建设者。当然“建设者”三字不是最为贴切的,也许叫“维持者”更为合适。当时兵火连接,民不聊生;维持天下,最需宽仁。如果扶苏能接班,可谓绝配。于秦于民,都是幸事。   遗憾的是,秦始皇忽略了这一点。他以为用暴力得来的天下,还能用暴力统治。儿子在性格上的差异,不但没被他视为裨补,反倒被看作异端,依然摆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架势。   秦始皇下令,公子扶苏到边疆上郡、出任蒙恬大军的监军。这一纸命令,彻底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不但害了扶苏,也连累了蒙恬。   那么,扶苏到底怎么得罪的父亲呢?

正反始皇(1)

秦始皇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似乎不怎么好。   孟姜女哭长城,说明他暴虐,不体恤民情;滥施刑罚,动不动就跺脚——用刀剁掉脚,可不是随便踮起脚跟,在地上跺两下——割鼻子,说明他凶残,缺乏治天下牧百姓所必须的仁厚;焚书坑儒,说明他独断,容不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对不对呢?当然对,但是不全面。   子都漂亮,但那是正面形象。如果从背后看呢?他的屁股也美于常人么?显然不可能。   因此评价秦始皇,也不能只看他的屁股,还要看看他的脸蛋。   秦始皇的一生,一直在跟一个词较劲:统一。扫六合,灭诸侯,统一天下;修驰道,兴交通,统一轨距;铸上币(黄金,以镒为单位),用下币(铜,以半两为单位),统一货币;定小篆,理隶书,统一书写;齐法度,衡尺寸,统一单位;焚史书,坑术士,统一思想。   虽然最后一个统一不过是妄想,但前面几个统一,都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也方便了百姓生活。假如天下不能统一,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当时的状况。以我这个生活在山东胶州的河南信阳人为例,回一趟老家省亲,要从齐国出发,经过宋国,到达魏国,再到韩国,最终进入楚国;每经过一个国家,要办一回签证,护照上的文字各不相同;换一回货币,还不知道汇率是否公平,能否自由兑换。   想想都头大。   更何况,那些国家今天你掐我,明天我打你。也许走到魏国,前面就道路不通,难民回涌。   从这个意义上说,秦始皇实在功莫大焉。就连坑杀了四十万俘虏的白起,也是有功于国。虽然路径不是最合理的,但终点没错。   从某种意义上说,秦始皇和白起都是用自己的脊背抵挡历史明枪暗箭的人。他们付出成本,而让后人收获。这是非典型的善意转移支付。如果他们不那么做,统一过程会大幅度延长,那时的总体牺牲,又何止四十万。就像燕赵,长平之战之后,还有劲头互掐。燕国的六十万大军,估计至少要损失二十万。这样的数据还可以不断叠加,直到最后堆成高山,形成天文数字。   社会也好,文学作品也好,都不能同质化。它们都像中药,几味十几味乃至几十味一起慢慢熬,才能出药效。都说牡丹珍贵,可如果世上都是牡丹,那牡丹也就是狗尾巴草。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孔子的仁义礼智信,朱熹的温良恭俭让,诸葛亮的计谋多端,也需要秦始皇的暴虐凶残。如此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社会,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食物链。   这个结论一定要冒犯很多人。但我不能不说。人们都希望能统一标准,不搞双重或者多重标准,但那只是善良的愿望,无法成为现实。善良者可以当老师,铁腕者适合当君王。乱世重才,治世重德,不能总是道德论。天下纷争时,尤其需要钢铁意志的君王。项羽有情,不舍虞姬,兵败自杀;刘邦无义,抛弃儿女,乃得天下。   一句话,我们不能躺在和平的席梦思上,一味痛骂刘邦和秦始皇。我们当然希望这个社会能少些残暴无情,但须知水至清则无鱼;臭虫有害,世不能禁;老鼠无益,人不能绝。就是这个道理。   说了这么多,当然不是要把秦始皇奉为天神。他的成就与缺陷同样突出。他与扶苏最大的分歧,恰恰在于最后那个统一:焚书坑儒,统一思想。   在这个问题上,当然是扶苏的意见正确。然而秦始皇的决断虽然错误,但那错误尚可理解,反倒是李斯的推波助澜,不可饶恕。   这事的起因,在于政权的机构设置。   天下统一之初,丞相王绾建议延续周朝的做法,采用分封制,分封秦朝宗室为诸侯,出镇燕、齐、楚等边远地方,因为天下太大,难以管理。群臣们纷纷附和,只有廷尉李斯坚决反对。他说周文王、周武王封的子弟很多,后来又怎么样呢?互相疏远,彼此为仇,战乱不断,周天子也无法禁止。现在既然天下一统,那就应该实行郡县制。只有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这话秦始皇听了进去。他对此想必印象深刻。因为就源头而言,秦赵两国绝对有共同的祖先,姓氏完全相同。但到最后,还是有长平血战邯郸之围。于是他断然决定,采纳李斯的建议,将天下分为三十六个郡,郡下设县,实行中央、郡、县三级管理。   请注意,那时的管理层级比现在少了一重,但当时人口很少,一郡的总人数,也未必抵得上当今的一县。   其实在此之前,已有郡的建制。比如吴起在魏国,曾经担任西河郡守,到楚国后又治理宛郡。郡不是新生事物,新鲜的是彻底废除分封制,不再有诸侯。因功封的侯爵,只享受食邑上的赋税,不能建国。

正反始皇(2)

然而郡县全部设置完成之后,争论还没有结束。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中大摆宴席,群臣纷纷称颂,博士淳于越却不合时宜地批评郡县制。他说:“殷周之所以存续千年,就是因为它把天下分封给子弟和功臣。现在天下如此之大,宗室子弟没有封地,和百姓一样,万一发生田常、六卿之变,又有谁来相救呢?不以古为师而天下能长久的,从来没听说过!”   这话确实迂腐得可以,简直能闻到语言中散发的霉味。大狗要叫,小狗也应该叫,迂腐之论说说也没什么不可以,问题是秦始皇不开心。过去有“三皇”,也有“五帝”,嬴政自以为功绩超过他们,所以不满意群臣议定的尊号,一定要脚踏两只船,直接叫皇帝。这样的君王,又在那样一个场合,你非要逆龙鳞,提出批评意见,即便正确也不受欢迎,更何况还不正确呢。   秦始皇大怒,下令拿问淳于越,由丞相李斯负责审问处理。   李斯的处理意见非常富有跳跃性思维。他建议秦始皇,禁私学,焚《诗》《书》,钳制思想,实行文化专制。   民主的特征是有争论,没有标准答案;专制的特征是有标准答案,没有争论。李斯建议的核心,就是严格推行标准答案。   那么从郡县分封争论到建议禁私学,李斯又是如何得出的结论呢?他的论证过程如下:   儒生习惯于“不师今而学古”,往往以“私学”为武器,诋毁“法教”,指责当世,祸乱百姓,“入则心非,出则巷议”。一句话,他们常常厚古薄今,讥讽朝政。长此以往,必将损害皇帝和朝廷的权威,不利于“定一尊”。关于郡县制的争论,只不过是问题大海中的一滴水珠而已。   李斯建议,除了《秦记》、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书籍,六国史书、民间所藏的《诗经》《尚书》以及百家语,统统烧毁;不能收藏《诗》《书》,也不能议论,否则一律当众处死;禁止一切私学,只能学习秦朝的法令。   李斯算是彻底摸准了秦始皇的脉。所以这些建议,秦始皇大手一挥,全部照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浩劫,由此上演。秦始皇毁掉了民间藏书,十几年后,项羽东归之前,一把大火又把咸阳烧了几天几夜,官府藏书也被转化为无用的热能。那之前的史料极度匮乏,这两位暴君居功至伟。   真正有能力推行焚书的,当然是秦始皇,他应该是第一责任人,可我为什么说李斯的责任更大,更加可恨呢?因为秦始皇是皇帝,他这么做算是损人利己,固然可恨可鄙,但逻辑还算通顺;而李斯是读书人出身,“定一尊”只能尊嬴政,于他毫无关系,他提出这样恶毒的建议,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逻辑不通。   当然,这对李斯还是有点好处:取悦于秦始皇,他可永葆富贵;禁绝私学,只尊法家,他可以在竞技开始之前就淘汰掉对手。从这个意义上说,焚书的建议跟谗害韩非,内在逻辑一脉相承。   问题是,代价如此之大,可能的收获实在太小。他这种行为,是典型的为一块牛排、而出卖巴黎。   帝王这样固然可恨,读书人这样更加可恨,更加不能原谅。   空中的焦糊味尚未散尽,地上的纸页余烬未熄,次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   确切地说,这次事件应该称作“坑术”。被活埋的四百六十多人,肯定也有儒生,但以术士为主。引爆事件的导火索,在于为秦始皇求长生不老仙药的侯生与卢生的逃跑。秦律规定,“不得兼方,不验,辄死。”就是药方一旦不见效果,承办人就是死路一条。可怜侯生和卢生,哪有什么本事制出长生不老药,眼看危机将临,他们只好溜之乎也。逃就逃吧,逃跑之前还攻击——确切地说,只是议论,因为所言非虚——秦始皇,“贪于权势”,“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这些指责是如此的精准,秦始皇自然是暴跳如雷。他立即下令,全面追查诸生罪状,结果查出有四百六十多人犯禁,于是全部活埋。   可以肯定,即便按照秦朝当时的法律,这些人中也有不少是冤枉的。追查株连,告密揭发,累及无辜,在所难免。对于父亲的做法,公子扶苏很不赞成。他多次力谏:“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秦始皇听不得半点意见,哪怕它来自于亲儿子。扶苏说得多了,惹得他雷霆震怒,一纸调令,将扶苏贬往上郡。   公元前213年,东方的秦朝焚书,西方的罗马打败迦太基;公元前212年咸阳坑儒,扶苏被贬,阿基米德被蛮横无知的罗马士兵杀死。   阿基米德死前曾经悲愤地高呼:“不要破坏我的圆!”当扶苏一路向北,踏着漫漫黄土迎着猎猎北风前往边疆时,焉知他内心里不曾这样呐喊:“父皇,请不要毁掉您的大秦帝国!”

沙丘之谋(1)

蒙恬冤死的直接责任人是赵高。尽管彼时秦始皇已死,但他依然要负重要的“领导责任”。这不仅仅因为他将扶苏贬到蒙恬身边,还因为他赦免犯下死罪的赵高,留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客观地说,秦始皇将扶苏从中央下放到边疆,给蒙恬当监军,其实用心良苦。在他心目究竟算是贬斥还是锻炼,都很难说。   当时东方六国战事已息,只有北方的匈奴偶尔还会吹出两声号角。让性格善良宽厚的扶苏去感受战火的无情,经受刀兵的洗礼,可以擦去他身上在秦始皇看来属于柔弱和妇人之慈的东西;蒙恬是秦始皇最信任的大将军,根本不需要监督,但扶苏这个见习生,却需要老师传帮带。   如果几年下来,扶苏能成长为刚毅果敢的将帅,那秦始皇的基业,不就后继有人了吗?而且皇帝和丞相同时浮出水面。只是人算不如天算,秦始皇一心追求长生不老,却没想到最终暴死于求仙的旅途——当然,也有人认为,他死于赵国与胡亥的毒害,而彼时扶苏关山阻隔,天各一方,难以托付。   沙丘那片土地,注定要被定格成为历史。因为它见证了两个帝王的最后时刻,两人皆非等闲之辈: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一统天下的始皇嬴政。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带领李斯、赵高、胡亥一干人等出游。他们从咸阳出发,出武关,沿丹水、汉水流域到云梦,再沿长江东下直至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南),登会稽山祭大禹,然后刻石纪盛——类似风景区里笔迹斑驳杂乱的某某到此一游。当年七月,大队人马前呼后拥到达平原津(今山东德州南),秦始皇突然患病,只好暂停巡游,迁移到沙丘(今河北广宗县平台村南)宫颐养将息。   据记载,商纣王曾经在沙丘一带大兴土木,设苑台,养鸟兽,构筑酒池肉林,让男女裸体追逐嬉戏。后来赵武灵王又在这里设置离宫,想脱离国政,专注于军事。但是没过多久,他就被臣下包围在宫中,掏空鸟窝吃尽雏鸟,直到饿死。   那些事情不过发生在八十多年前,一切恍如昨日。赵国土地尽归秦朝,主父宫也换了主人。然而这位新主人的运气并不比其前任好多少。自从住进宫内,秦始皇的病势就日渐沉重。眼看即将不支,他只好挣扎着写好诏书,盖上玉玺——世人普遍相信,那颗玉玺是用和氏璧制作的——着公子扶苏立刻赶回咸阳,主持葬礼。   遗憾的是,诏书刚刚写好,还没来得及递发,死神的黑袍已经将他严严实实地罩住。这样诏书就落到了赵高手中。   赵高也是个不完整的男人,宦官出身。身材高大,书法出众,大篆写得很漂亮,而且极善察言观色,秦始皇很是信任,让他教授子女,后来又任命他为车府令。这是管理皇帝车马仪仗的官职,属于天子近臣,相当于今天的领导司机。因为他是宫中的宦官,为示尊崇,其官职前面都加有“中”字,开始是“中车府令”,后来又当了所谓的“中丞相”。   赵高之所以有机会捣鬼,是因为他还有一项兼职:兼行符玺令事。诏书写好得找他盖玉玺,所谓用印,方能生效;拿今天的话说,公章印把子掌握在人家手中。   于是赵高拖拖拉拉,私扣诏书,不交付使者传送。鉴于皇帝死于外地,太子尚未确立,为避免政局动荡,丞相李斯下令严格封锁消息,把棺材装进韫辕车,每天还像过去那样,送饭送水,百官奏事,如同什么事都不曾发生。   韫辕车是什么样子的呢?1978年,考古工作者发在秦始皇陵发掘出了一组铜车马,就是完全按照当年形制制作的,是秦始皇出巡使用的车队。车队由八匹马和两辆豪华马车组成,第一辆叫“高车”,又称“副车”,皇帝侍从官乘坐,他负责后面车上皇帝的安全,车里配备有防御武器五十根铜箭,还有盾牌。第二辆称为“安车”,又叫韫辕车,即温凉车。可能当时也有调节温度的设施,可以让秦始皇冬暖夏凉——当然都是相对的,不能与今天的空调比肩。安车比副车大而豪华,车座上彩绘有美丽的纹饰,一组组的小菱花,再加绘细如游丝的云气纹,色调艳丽。车上的伞盖也是活动的,像雨伞一样开启自如。   如今,车驾还像过去一样富丽堂皇,只是主人已经躺进棺材。国中无主,究竟应该怎么办,李斯一筹莫展。这时,赵高突然找到上门来:“皇上驾崩,外人不知,诏书和符玺也都在我手里。定谁为太子,全在丞相与高一句话,您看着办吧!”   作为胡亥曾经的老师,赵高与他整日厮混在一起,已成狐朋狗友。扶苏“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一旦继位,未必有赵高的好果子吃。不如将胡亥这个阿斗扶上去,便于控制。他们俩计议已定,赵高随即充当急先锋,前来说服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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