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生（3）
就这样，周勃完全控制住军权，最终铲除吕氏集团。幸亏此时勇将樊哙已死，否则只怕覆巢之下，他也没有好下场：他的老婆和儿子，全部被杀，其中他老婆的死法很惨——笞死，就是用鞭子活活抽死；周勃他们先用少帝的名义杀掉诸吕，后来考虑到少帝也是吕氏血脉，就迎立与吕氏没有血缘关系的代王刘恒为帝。 铲除诸吕、匡扶汉室，周勃功居首位——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这些功劳，回头再说。文帝即位后，犒赏功臣，提拔周勃为右相，赐金五千，食邑增加到万户。 然而周勃这个人，到底是吹鼓手出身，胸有韬略而无点墨，实在不适合担当重任。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幸亏左相陈平计谋多端，应对得当，也算从侧面给他解了围。当时文帝接着问陈平：“既然各司其职，那么你的职责是什么？”陈平连连谢罪：“陛下不知道我才智低劣，让我担任丞相。丞相的职责是对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顺应四时；对下创造万物生长的条件；对外镇抚四方夷狄诸侯；对内使百姓归附，让百官各安其心，各负其责！” 陈平滔滔不绝的口才，折服了文帝，也折服了周勃。出了宫殿，他责备陈平说：“你平时怎么不教我怎样回答呢！”陈平笑笑道：“你身居相位，怎么能不知道自己的职责？假如陛下问起长安城中盗贼的数目，你难道也想勉强回答？”周勃深切地感觉到才干确实不如陈平。这事不是能教会的。正好此时有人劝他急流勇退：“您诛灭诸吕，迎立皇帝，威震天下。如今皇帝信任，赏赐丰厚，您的地位也很尊贵，可是只怕这一切不能长久，您最终会大祸临头！”周勃觉得言之有理，随即辞去相位；陈平去世后，文帝又短暂启用过周勃。当时多数诸侯都滞留长安，钱粮要从食邑运来，劳民伤财。为此文帝下令列侯全部就国，离开长安。 首都终究是首都，大家都恋恋不舍，因此阻力重重。文帝就对周勃说：“我下令列侯全部回到封地，可有些人迟迟不走。我一直很信任器重您，希望您能带个头！” 文帝这个说法有点奇怪。因为担任朝职或者有诏令特许的，只需长子就国。然而更为奇怪的事情还在后面：周勃二度去相归国后，“岁余，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 周勃的封地绛县归河东郡管辖。奇怪的是，每到年末，河东太守和或者郡尉前来例行巡视辖区，周勃都害怕被杀，因此身披铠甲，同行的家奴也是全副武装；太守是一郡长官，郡尉是其的副手，主管军事。二者的俸禄都是二千石，级别比起曾经担任相国的周勃，那可真是戴草帽亲嘴——差一大截。人家不过例行公事，周勃为什么会如此恐惧？他难道犯有弥天大罪？他又因何被捕下狱？其实原因都隐藏在前面的故事中，谜底下文再去揭开，现在还是先来看看他的结局。 按照《史记》中刘邦的说法，周勃这个人“重厚少文”，看来口才还就是不行，不懂得如何回答，不管提问者是皇帝还是法官。他老这样结结巴巴，没反也像造了反。时间一长，监狱的阴暗逐渐隐去他身上侯爵军功的光环，狱吏也开始欺凌侮辱他。周勃无奈，只好行贿：送给狱吏千金，狱吏便在“牍背”——公文板的背面——写了这么几个字，以为点拨：以公主为证。周勃顿时如梦初醒。他长子娶了公主，明摆着一条高层路线，他竟然不懂得走，徒耗时日，靡费钱财。于是赶紧派人把平日皇帝的赏赐全部送给国舅薄昭，让他到薄太后跟前说情。薄太后本来是魏王豹的宠妾，后来魏王豹被韩信击败，薄姬作为俘虏被发配到织布房织布。刘邦偶见她有几分姿色，便慨然纳入后宫——在女人的问题上，刘邦真可谓泰山不辞小土，乃成其大：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 薄太后知道周勃并无反心，等文帝前来朝见时，便拿“冒絮”——头巾的一种——扔向文帝说：“周勃诛诸吕时，身上挂着皇帝的玉玺，统率整个禁军。他那时不反，难道会在一个小县里谋反？”文帝早已看到周勃的供词，闻听赶紧向太后道歉：“底下的官员们正在查清这事，准备释放他呀！”说完立即传令赦免周勃。 周勃出狱之后，曾经发出过真诚的感慨：“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也！”心多不平。那狱吏也是胆大，周勃有这等背景，他还敢收他的钱。不过周勃有个问题没想明白：他统帅百万军队时，所有的威风都来自于那枚小小的帅印，也就是权力；没有那些权力，他什么都不是；想当初要控制北军，他也只有拿到权力的象征——符节和帅印——之后，方能如愿。 一句话，在被威权扭曲的环境下，是人是狗都无所谓，权力才是唯一的决定性要素。
细柳扬名（1）
之所以在周勃身上浪费许多笔墨，是因为周亚夫后来建功，与周勃的一个失误有关。简直可以这么说：正是周勃的失误，才造就了周亚夫的成功。具体原因么，且容我慢慢说来。 周亚夫是周勃的次子。他的经历也是个传奇。 “白马盟约”说得很清楚，不姓刘不能封王，没有功不能封侯。周勃的爵位按照惯例由长子周胜之继承，周亚夫应该不会有封侯的可能，但最终却还是被封为条侯。个中原因，很有点意思。 周亚夫在河内郡——黄河以北为河内。郡治在今河南武陟西南——当主官儿时，有个叫许负的老巫婆，相面很有名气，于是周亚夫就把她请来为自己看相。许负搭眼一瞧，就对他说：“您的命相比较尊贵，三年封侯，再八年拜相，地位非常显贵。但您再过九年，就会因饥饿而死！” 真是一派胡言。周亚夫没法相信：“这怎么可能呢？哥哥已经继承父亲的侯爵，他死了也只能传给侄子，哪里能轮得到我？再说既然我地位尊贵，又怎么可能会饿死呢？” 但许负坚持自己的说法：这是周勃相貌上携带的信息，并非她的加工杜撰。她指着周亚夫的嘴角说：“您这里有条竖直纹，这就是一种会饿死的面相。” 后来那个老巫婆的预言果然得到应验：周胜之犯罪丧命，封爵被夺。文帝念及周勃功劳盖世，又下令从其子中挑选出最为贤良的继承爵位。结果周亚夫脱颖而出，被封为条侯。 周亚夫最初扬名，是因为细柳阅兵；而阅兵的背景，则是匈奴犯边。 那几年里匈奴经常滋事。刘邦死后，冒顿单于甚至还写信给吕后，大搞性骚扰：“你死了丈夫，我死了老婆。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这是什么话。刘邦的死并不影响吕后的私生活质量，她有审食其嘛。当然冒顿单于对这些技术问题并不感兴趣。他无非是挑衅而已。见大姨姐受到这般挑逗，樊哙大怒：“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各位将军都顺着吕后的心意面子，一个劲地起哄叫好。只有季布说了难听的实话：“樊哙可斩也！夫高帝将兵四十余万众，困于平城，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欺！” 这一下揭了樊哙的伤疤。白豋之围他可是亲历者，而非目击者。因此吕后再也没法提出兵之事，最后强压怒火，平心静气地回信说：“我已年老色衰，发脱齿落，行动不便，您还是挑选美女去吧。”然后赠与车马。匈奴自愧失礼，遣使认错，免却了一场战火。 有一年，北部边境烽烟再起，文帝赶紧调兵遣将，前来拱卫京师：宗正（掌管皇族外戚勋贵事务之官，九卿之一）刘礼驻军灞上，祝兹侯徐厉扎营棘门，河内太守周亚夫则屯兵细柳。 大战在即，要鼓励士气，做战前动员。文帝决定亲往三处军营犒劳慰问。这三处军营，分别从东、西、北三个方向拱卫长安，呈环形防御。距离相对当时的交通条件而言，绝对不能算近。文帝能一一前去，可见其重视程度。 文帝一行先到灞上，再到棘门。到了大营门口，军士看见御驾，全都主动放行，而且主将全部下马迎送到门口，惊师动众。这时文帝应该还没发现问题。两位主将的表现，他一定认为是理所当然。他是天子么。可到了细柳，周亚夫给他上了结结实实的一堂课：军士们刀出鞘，箭上弦，弓拉满，警戒庄严。前边开道的车驾见大营紧闭，估计有点生气，于是大声叫道：“皇上驾到！” 然而守卫营门的都尉根本不吃这套。他说：“将军有令，军中只听将军号令，不听天子诏令！”没过多久，文帝车驾到达，营门依然不开。文帝只好派使者持天子符节进去通报：“天子劳军，请开营门！”周亚夫这才下令，只开一道寨门，放行天子车驾。御者正要打马扬鞭，军士们又发出严正警告：“将军有令，军营中不许车马急驰！”御者闻听，只好缓缓驾车开入军营。到了中军帐前，周亚夫一身戎装出来迎接。他手持兵器，只是拱手施礼，并不跪拜：“介胄之士不拜，请陛下允许臣下行军中之礼！” 仪式感是极其重要的东西。它往往能散发出许多信息。这一刻，周亚夫的仪式感就打动了文帝。他闻听动容，欠身扶着车前的横木——苏轼之轼——向将士答礼，以示慰问：“皇帝敬劳将军！”礼仪达成，随即引车离去，并不逗留，以免耽搁军务。 群臣见此阵势，无不震惊。周亚夫随即一举成名。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从此以后，“细柳营”便作为名将的指代，频频进入诗词歌赋。中学时期曾经读过《李自成》，当时甚是喜欢。如今年深月久，对该书只有两个模糊的印象，一是书中的李自成同志，基本是个老八路形象；二便是其中的这幅对联：
细柳扬名（2）
柳营春试马 虎帐夜谈兵 现在看来，这一联远远不算绝对。因为“柳营”有实指，而“虎帐”只是泛称。但尽管如此，其形象还是能超越二十年岁月风尘之蒙蔽，可见当时的印象之深刻。 《史记》中这个细节甚为精彩。周亚夫此人确有心计。或曰脾气。如今官场小说流行，市面上层出不穷。如何在领导跟前亮相，抢个头彩，各级官员无不绞尽脑汁。他们想了很多，作家虚构了不少，但我就是想不出来，有哪一个的精彩程度超过了周亚夫。 没错，周亚夫此举费尽心机，有作秀之嫌。“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全副武装，保持警戒，都可以理解，但是箭上弦还要拉满弓，却不合常理。如果是见了皇帝车驾而采取的临时性预防措施，那只能说明侦察工作大有疏漏，所以将长安方向来的车队，当作了敌军；如果不是临时的预防措施，那就只能说明是他刻意为之。 道理很简单，即便一级战备，你也不能让士兵们打开枪支的保险。 弓一直拉满，用不了多久就会丧失弹性。所谓张弛有道。 当然，周亚夫这个作秀，是积极的作秀，于己有利而与国无害。或者更进一步说，利己的同时也利国利军：他通过这种方式突出自己、自我推荐，国家因此而获得一位栋梁之才，各方面都不坏。 周亚夫的聪明与心计瞒过了整部历史，包括司马迁本人。文帝更是不在话下。劳军结束皇帝回宫，出营门时感慨万千：“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霸上和棘门的军队，简直如同儿戏。假如敌军来偷袭，恐怕他们的将军都要当俘虏，只有周亚夫凛然不可侵犯！” 从那以后，周亚夫这个名字，就深深地刻入文帝的脑海。周亚夫能被封为条侯，肯定与之大有关系。估计群臣一报上这个名字，文帝眼前马上就蹦出那个不肯跪拜的将军形象。当下不用废话，立即照准所请。事情过去一个月后，匈奴兵退，文帝诏令三路人马各自撤回原防，却将周亚夫“扣留”于长安：任命他为中尉，掌管北军，负责警卫京师。 周勃费尽心机才得到的兵权，他儿子周亚夫几乎是唾手而得。 从河东郡守到首都卫戍司令，就是瞎子也能看出其中的重用。周亚夫的锦绣前程，就此起步。后来文帝病重，弥留之际嘱咐太子刘启，也就是后来的景帝：“关键时刻可以重用周亚夫。这个将军，靠谱！”景帝是个听话的好孩子，一上台就拜周亚夫为骠骑将军。 需要说明的是，在此之前的“将军”二字，都为俗称。不管是谁，只要带兵，就可以称为“将军”，完全是词语的本意；在此之后比如今天，“将军”只是军衔；但是从西汉开始，将军成为正式的官职名称，有各种各样的将军。最着名的骠骑将军还不是周亚夫，而是之后的霍去病。
周勃真相（1）
说刘邦是村干部，不仅仅是对他的厌恶。他的某些见识确实落后。比如在郡县制还是分封制的问题上，他就不如李斯。 历史证明，李斯在此问题上可谓唯一正确。他反对分封，认为靠亲情培植势力以为外援，完全是饮鸩止渴。刘邦好不容易马上打来天下，觉得秦朝灭亡太快，与没有诸侯保护不无关系，因此继续沿袭项羽的那一套。每灭除一个异姓诸侯王，就把他的地盘转封给宗室。 就这样，到景帝时期，全国五十四个郡，诸侯王占据三十九个，中央直接控制的只有十五个，不足三分之一。诸侯国如此强大，就像人已患病，小腿粗如腰，指头粗如腿，不可能屈伸自如。而且齐楚各国，已经各传子孙二三代，与皇家血缘关系日渐疏远，感情淡薄，更兼与朝廷存在利益之争，矛盾重重，叛乱只是时间问题。 最早发现身下火山的，是奇人贾谊。 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洛阳人，西汉着名的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他十八岁即有才名，经河南郡守推荐，刚刚二十出头就被文帝召为博士。这是个六百石的官职，负责保管文献档案、编撰着述、掌古通今、传授学问、培养人才。虽然职位不高俸禄微薄，但却有机会接触皇帝。正如赵胜所言，锥入囊中，很快就能崭露头角，贾谊便是如此。他有学问有见识又有激情，什么话都敢说，深受文帝赏识，不到一年，就被提拔为太中大夫。他提过很多建议，其中比较着名的是《论积贮疏》，指出弃农经商是“背本趋末”，主张重农抑商，大力发展农业，加强粮食贮备，以备灾荒。这个建议，被汉文帝全盘采纳。当时列侯多居长安，远离食邑，造成“吏卒给输费苦”，增加运输成本，劳民伤财。贾谊建议令列侯“就国”，全部回到封邑，在朝廷任职以及有诏令特许留长安的，要将长子送回封邑，其他人等，全部扫地出门。这个建议，也被文帝采纳。 然而当时列侯都不愿意离开繁华的首都。这个建议动了周勃、灌婴等一干权贵的奶酪，招致了他们的强烈不满。 周勃、灌婴等人与贾谊，可谓截然相反：年轻对年老，文化对鄙薄。尤其是周勃，“重厚少文”是史书上刘邦对他的评价，“少文”者，说得好听点叫质朴，说得直白点就是没文化。“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乡坐而责之：趣为我语。” 让读书人别引经据典绕弯子，直来直去痛快点说，要求不算过分。问题是其“重厚”二字，或者“木强敦厚”中的“敦厚”二字，只恐难当。他这个人，似乎天生跟有学问的读书人不对付。陈平刚来投奔时，官封都尉，被刘邦留作参乘——就是蒙毅曾经充当的角色，并且担当监护三军将校的重要职责。周勃看不过眼，于是伙同灌婴，在刘邦跟前上他的眼药。 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 绛侯、灌婴等咸谗陈平曰：“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覆乱臣也，愿王察之。” 说陈平“昧金”确有实据，但“盗嫂”则纯属人身攻击。幸亏他口才出众，自辩突围，否则刘邦必然要损失这个重要人才。他是这么应对的：“同样一件有用的东西，在不同的人手里作用不同。我侍奉魏王而魏王不用，所以离开他去帮助霸王；得不到霸王的信任，这才转而归附大王。我虽然还是我，但用我的人大不相同。我早就听说大王善于慧眼识人，所以才不远千里慕名来投。我走得匆忙，什么也没带，来到这儿也就一无所有。没有钱，我无法生活，也就办不了事，这才接受人家的礼物。如果大王听信谗言，不肯用我，那么那些礼物原封未动，我可以全部交出，请大王给我一条生路，让我辞职回家，老死故乡。” 这话有自我辩解的成分，但基本属实。他是逃亡而来的，天擦黑时逃到黄河边，请船夫渡他过河；刚上船，突然看见船舱里又出来一个人，不觉心里一咯噔：这两个人很可能是强盗，干彭越发迹之前的勾当。怎么办呢？陈平灵机一动，顺手脱掉上衣朝船上一扔，光着上身来帮船夫划船。船夫看他腰间空无一物，衣服掉在船上也没出声，知道他身上并无硬通货，彼此因此相安无事。 这两个老同志伤不了陈平，但伤害贾谊绰绰有余。听说文帝还要提拔重用，他们随即联络一大帮功臣勋戚轮流攻击，不停地对文帝说：“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这帮人地位高影响大，文帝实在招架不住，就将贾谊贬出长安，出任长沙王太傅。
周勃真相（2）
长沙那是什么地方？但令有归日，不敢恨长沙。这是唐朝诗人宋之问被贬时的真实心声。可见直到唐朝，那里还是一片蛮荒，何况西汉。正因为如此，这对贾谊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同病相怜，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屈原。这位怀沙自沉的诗人，也是遭到佞臣权贵的谗毁，被贬出都城，最终魂归汨罗。等贾谊到达湘江，只见眼前江水滔滔，屈原的形象彷佛正随着波涛跃动，令他浮想联翩，产生了强烈的书写激情，于是中国文学史上就有了这篇着名的《吊屈原赋》；文章是对大诗人的崇敬，更是悲愤的自我抒发。 悲愤与忧郁从此就成了贾谊心情的主旋律。这位才干超群的文学家政治家之所以仅享年三十三岁，心情不畅应当是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周勃等人对贾谊的短寿，负有历史责任。 至少从《史记》的《绛侯周勃世家》中，无法形成传主“重厚”或者“敦厚”的印象。倒是在别人的相关传记里，能看出此人其实并不咋的。不像君子，更像小人，如果一定要概括的话。前面说过，他身为丞相，竟然说不出自己的职责所在，可谓尸位素餐。但尽管如此，他还是非常得意：“绛侯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自送之”。此举遭到了大臣袁盎的非议。面对批评，周勃又是什么反应呢？他这么对袁盎说：“吾与而兄善，今儿廷毁我！”我跟你哥哥关系很好，你怎么能当廷批评我，拆我的台呢？脑子里只有私谊而无公心，哪有半点丞相风度，依然是吹鼓手的见识。 英布刚刚造反时，周勃的表现也很令人失望：“先黥布反时，高祖尝病甚，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群臣绛、灌等莫敢入。十馀日，哙乃排闼直入，大臣随之。”藩王谋反，军情紧急，刘邦生病，不见群臣。事关国家安危，周勃身为太尉，竟然不敢出面，最后还是樊哙当了先锋，推门进去慷慨陈词，将刘邦说动。那时周勃的“重厚”与“敦厚”又在何处？明眼人看到的只有处心积虑、明哲保身。 《淮阴侯列传》中有句话，非常有有意思：“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韩信为何如此看不起自己手下的这两个战将？尽管后面还有“生乃与哙等为伍”的感慨，但这话毕竟是从樊哙家里出来后说的。也就是说，韩信最看不起的还是周勃和灌婴，而这位仁兄，诋毁陈平也好，攻击贾谊也好，都是同盟军。 这绝对不是简单的巧合。 前面说过周勃劳苦功高，现在不妨具体分析分析，那些功劳究竟算不算出众。 司马迁此人笔法甚巧。对于不喜欢或者看不上的人，战功多用数据表达；而碰上喜欢的传主，则往往会有神来之笔。这个差别，在卫青、霍去病与李广的传记中，对比最为明显。在刘邦和项羽身上，也有此倾向。项羽非帝王，他的传记却入“本纪”，但又不叫《霸王本纪》，而称《项羽本纪》，且在刘邦之前。按照成王败寇的潜规则，汉朝的年号早已从楚汉争霸时开始，司马迁身为人臣，完全可以顺水推舟，可他却非要如此安排项羽的传记，当然大有深意。不仅如此，项羽的传记非常传神，即便在他日暮途穷的最后时刻；而对于刘邦所作的那些破事，则以春秋笔法，暗寓褒贬。周勃前期的功劳，都是流水账。比较大的数字，都发生在项羽死后，比如平定泗水、东海两郡。山中已无虎，胜之亦何武？平叛燕王时数据更加惊人，但谁都知道，卢绾不过是颗软柿子。 也就是说，在打江山的过程中，周勃确实有功，这一点不容抹杀——在那个年代他又处于那个位置，想不立功都没办法。换句话说，他想保留一双干净的、不沾血迹的双手，哪有可能——但是功绩并不算突出。 前期战绩平平，那么后期又如何呢？他平定诸吕，迎立代王，素有“周勃安刘”之说，功绩不可谓不大；然而细究起来，这个说法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历史骗局。 史家往往讲究正统。这个“正”字，基准线是统治者。这一点很是靠不住。即便吕后临朝称制，是篡夺刘氏江山，那也不过是场政变；江山就在那里，刘项能夺，吕后为何不能？问题只在于谁的统治更加清明，谁的政策更符合多数人即老百姓的利益。而至少从目前看，我们得不出吕后统治更加黑暗的结论。江山姓吕还是姓刘，对老百姓而言无所谓。我讨厌吕后，是因为政治这个大粪坑太臭，男人参与在所难免，女人委实不宜；女人可以不美，但善良应当是其底线。而一入政治漩涡再论底线，便是奢谈。
周勃真相（3）
更何况她又冤杀了彭越。 其实在冒顿单于“信骚扰”的问题上，吕后倒是表现出了政治家的气量和手腕。如果史书中关于她起初打算杀尽功臣的记载并非篡改抹黑的话，那也终究只是打算，并没有实施。她杀赵王如意、残害戚夫人，不可谓不狠毒，但却是通常的狠毒——政权利益争斗中，这些都是通常招法普通应对，算不上手筋。当然吕后的儿子惠帝刘盈对此大约会有不同意见：他见了戚夫人的惨象，不觉放声大哭，精神深受刺激，从此酗酒淫乐而不问朝政，没过几年便忧愤而死。之所以如此，当然可以证明刘盈良心尚存，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只怕也是少见多怪。有实据可考的历史到刘盈的时代，虽然也有将近两千年，但那时讲究礼仪，暴君尚少，且暴行多是小儿科；从那以后，人类全方位进步，自然也包括暴行。这些手段慢慢也就算不得新鲜。想想武则天，为了陷害竞争对手，亲生闺女她都能活活掐死，吕后比比她，还不是自愧不如？再说周勃与陈平，将樊哙的老婆吕嬃活活抽死，算不算狠毒？ 除了赵王如意，还有两位诸侯王也死于吕后时期，一般认为与她有关。但是清朝史学家赵翼早已指出，“赵王友之幽死，梁王恢之自杀，则皆以与妃吕氏不谐之故。”他们奉命娶了吕氏的女儿，但是两口子搞不好。 史书记载，吕后临死之前，这样对吕产、吕禄交待后事：“高帝已定天下，与大臣约，曰’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完全是防御姿态，并无大开杀戒的打算——当然情势也不容许。 吕思勉先生说得很到位：“诸吕之败，正由其无翦灭宗室、功臣之计”。 即便吕氏确有诛杀功臣、宗室的计划，即便后来的政变完全具有合法性，首功也根本不是周勃，而是齐王一系：齐王之弟朱虚侯刘章，就是那个巧拿鸡毛当令箭的酒司令，“以吕禄女为妇，知其谋，乃使人阴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朱虚侯、东牟侯为内应，以诛诸吕，因立齐王为帝。”齐王闻讯立即发兵西进，形成外部压迫；周勃掌握北军后，依然畏手畏脚，仅仅吩咐卫尉、平阳侯曹窋，将相国吕产挡在未央宫外，对刘章也不敢交底：“太尉尚恐不胜诸吕，未敢讼言诛之，乃遣朱虚侯谓曰：’急入宫卫帝。‘”刘章立刻带一千多名北军士兵入宫，杀死吕产和长乐卫尉吕更始。此时吕氏大势已去，周勃这才来劲：“太尉起，拜贺朱虚侯曰：’所患独吕产，今已诛，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 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政变的主谋是刘章，急先锋也是刘章兄弟。既然如此，怎么又有所谓“周勃安刘”的说法呢？说起来这还是政治阴谋。 由于少帝身上依然流着吕氏的血液，又是吕后所立，一旦长大，只恐生变。怎么办？周勃等人决心斩草除根，另立新君。杀诸吕夺政权，齐王一系有首功，但功臣们担心齐王势力太大，难以驾驭，经过一系列的权衡抉择讨价还价，最终决定迎立刘邦中子、代王刘恒为帝。理由是“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长者；且代王又亲高帝子，於今见在，且最为长。以子则顺，以善人则大臣安。” 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代王刘恒实在不敢相信。他的郎中令张武一针见血地指出：“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此以迎代王为名，实不可信。”然而中尉宋昌认为，周勃等人虽然心怀鬼胎，但客观形势逼迫他们也只能如此：“今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其党宁能专一邪？方今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强。”一句话，内有刘章，外有藩王，周勃等人远没有一言堂的实力。 代王找人算卦的结果是吉利，于是派舅舅薄昭去跟周勃接头，同时令宋昌先到长安看情形观局势；最后一切似乎都很正常，这才决定进长安摘桃子。他曾经这样表达自己当时的心情：“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也就是说，他对周勃等人，并不敢掉以轻心。 既然如此，怎么就有了“周勃安刘”的说法呢？因为刘恒继位后，首先杀掉少帝，然后尽力压制齐王一系——他们是竞争对手。“始诛诸吕时，朱虚侯章功尤大，大臣许尽以赵地王章，尽以梁地王兴居（东牟侯刘兴居）。及文帝立，闻朱虚、东牟之初欲立齐王，故黜其功。”就是说，本来答应封朱虚侯刘章为赵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梁王的，最终都是敷衍了事，竹篮打水。
周勃真相（4）
封建帝王向来讲究血统。刘恒不是长子，只是刘邦的四子，本来没有资格继承大位。为了尽力掩饰这个先天不足，并且压制竞争对手齐王系，只能大肆包装“周勃安刘”。体育号称游戏，宫廷斗争其实就很像体育。利益像大球，十几二十几个人拼命争抢；风险则像小球，你推我挡谁都拒之门外。“周勃安刘”这事，对于文帝而言就是个典型的小球。如果不能成功地把他包装为大功臣，那么刘恒一脉从此占据政权的基本合法性，又如何解决？不是他们自己要求，只是应功臣们的一再拥立：可见顺乎天意民心。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甚至不惜篡改销毁历史资料。朱东润先生仔细对照研究《史记》功臣表和《汉书》功臣表后认为，《史记》功臣表是吕后时期的原始档案，而《汉书》的功臣表则是所谓“洁本”。司马迁写《史记》时有些开国功臣事迹不详，但功臣表中却有记载，可见当时史料已经经过官方“整理”；吕后掌握政权后，为了笼络功臣，下令重修功臣表，刻在高庙上，司马迁直接将其抄进了《史记》。 现在就回到了本文开头的问题，周勃为什么会有那样过激的反应。 周勃迎立固然有功，但是对于妄言废立的大臣，任何一个君主都不会不提防。因此文帝对周勃，也是爱恨交加，既拉又打。一方面“上礼之恭，常自送之”，一方面又冷不防提问他丞相职责，令他“汗流浃背”；一方面高官厚禄，一方面又令他“就国”。 可以这样说，文帝对周勃未必就没有动过杀心。这句话太过突兀，肯定有很多人不信。这没关系，回头等你看到南朝名将檀道济的故事，你就会明白这个推测是合理的，并非戏说。 皇帝的心思，周勃一定清楚。所谓心照不宣。因此河东守尉例行公事的巡视，都会被他解读为末日来临，不惜采取全副武装的预防措施。巧的是，贾谊和周勃是前后脚离开的长安。贾谊被贬到长沙没多久，周勃也失去相位。文人较之政客，善良到底多些。贾谊听说周勃蒙冤入狱、遭受耻辱，愤愤不平地上表文帝，指出君主应该以廉耻礼义对待大臣。文帝照准所请，此后大臣如果确实有罪，都让他自杀，免得入狱挨打受辱。 这是题外话。周勃一死，文帝的心事大去，为了安抚其他功臣，也为了显示自己的仁德，于是又封周亚夫为条侯。 关于周勃的话题，看似扯得远了点，但其实都与周亚夫有关。“木强敦厚”这个评价，完全用错了地方。“木强”二字，放在周亚夫身上倒比较合适。虚的不说，只说实际。正是因为周勃灌婴等人跟佞臣邓通左右夹攻，撵走了贾谊，削藩之事被无限推迟，至少没了外部推动力，所以才有了将周亚夫推到历史舞台中央的“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1）
公元前154年，肿如粗腿的指头们终于按捺不住，起兵造反。吴王刘濞为主谋，本来联络了八个诸侯国，加上自己一共有九国。后来齐王临时退出，济北王被部下劫持没法出兵，实际参与的有七个诸侯国，所以叫作“七国之乱”。 周勃去相之后的公元前173年，贾谊终于稍稍出头，被文帝从偏远的长沙召回。贾谊忧心国事，回到首都就上了着名的《治安策》，也叫《陈政事疏》。文章一开头，他就大声疾呼：“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看看天下形势，一个问题令人痛哭，两个问题叫人流泪，六个问题让人长叹息，其他违法背理的事更多，不胜枚举。 《治安策》的核心思想，是藩王势力太大，影响中央安全。他强烈建议“众建诸侯以少其力”，就是诸侯王死后，将封地分割给子孙，“割地定制”、“地尽而止”。文帝没有立即采纳，直到公元前164年齐王刘则死，无子嗣位，才将最大的齐国一分为六，又封淮南王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等为王，将原属英布的淮南国分为三份。 但贾谊的有个建议，为最终平定“七国之乱”产生了重要作用。 贾谊回到长安时，虽然周勃已去灌婴已死，但佞臣邓通仍在文帝周围，所以还是未得重用，被转封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年幼，入朝时骑马摔死，贾谊因此而深深自责。梁怀王没有子嗣，按照道理应该撤销封国，贾谊认为这对局势不利，建议顺势加强文帝的两个儿子、淮阳王刘武和代王刘参的地位：将代王刘参迁到梁国，扩大梁国和淮阳国的封地，使彼此连成一片，北到黄河南接长江。这样一旦有事，梁国足御齐赵，淮阳可控吴楚，山东无忧。文帝深以为然，但因代王要防御匈奴，就没有动他，而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 后来的情势发展表明，贾谊此举可谓深谋远虑。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深”和“远”都是相对而言。封建梁王本身仍是逆流，与撤藩大局矛盾；执行抑商重农的政策，时间越长，流弊越深，早已为历史无数次证明。 景帝上台后，他的老师晁错受重用，为御史大夫。这人也是个削藩主义者。他明确指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景帝纳谏，下令削藩，不断找茬以各种鸡毛蒜皮的理由，动不动就削去诸侯的几个县一个郡，终于点燃了叛乱的导火索。其中的主谋刘濞身上，也有点传奇色彩。他是跟随刘邦征战的功臣，荆王刘贾死于英布之乱，刘邦考虑到吴﹑会稽一带民风剽悍难驯，需要勇敢健壮的人镇守，于是立刘濞为吴王，统辖三郡五十三城。分封授印过后，他将刘濞叫到跟前，仔细看看他的相貌，看出他脸上似乎带着反相，不觉有些后悔。但是金口玉言，木已成舟，无从更改，只好拍拍刘濞的后背说：“五十年后东南有人叛乱，难道会是你吗？天下同姓为一家，千万别造反！”刘濞还能说什么？跪下连连磕头道：“不敢！不敢！” 刘濞之所以会举起叛乱的大旗，其中有些缘故：他与景帝刘启有杀子之仇。刘启为太子时，吴国太子入朝，刘启跟他下棋。琴棋书画本为雅事，这两位太子下着下着竟然下出了人命：因为棋路的争执，刘启抓起棋盘就朝吴太子砸去。他肯定没想到自己的准头如此之好，竟能一招毙敌。 消息传到吴国，刘濞见朝廷并无真诚道歉之意，既恨且痛，大为光火。等儿子的尸体运回来，他愤怒地说：“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又将灵柩运回首都。其中之意，不言自明。从那以后，刘濞称疾不朝。茶几和手杖向为尊敬优待老年人的象征，文帝干脆赐刘濞几杖，特许他不必上朝，免得大家都别扭。 当时朝廷准备削除吴国的会稽、豫章两郡。刘濞接到诏书后，立即下令杀掉朝廷派来的两千石（大体相当于郡级）的官员，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起兵造反。他亲率吴楚联军二十多万，准备进攻长安；胶东、胶西、济南、淄川四国合围忠于朝廷的齐国；赵国则暗中勾结匈奴。一时间黑云压城，举国震动。长安城中的高利贷者，竟然都不肯给随军从征的列侯公子提供贷款，怕新政府上台后打了水漂。 关键时刻，景帝想起父亲的临终嘱托，立即起用周亚夫为太尉——在此之前，太尉这个官职已经废除二十多年，令他带领三十六位将军、三十万人马，东进平叛；派糊弄吕禄有功的曲周侯郦寄北上攻赵，将军栾布率兵援齐，大将军窦婴驻守荥阳，看守敖仓军粮以及洛阳武器库，以为后援。
七国之乱（2）
这是公元前154年正月的事情。那一年，西方的罗马和西班牙也爆发了战争。 虽然已经做了开战部署，但局势的严重程度还是超出了景帝和晁错的想象。景帝问策，晁错主张御驾亲征，他自己留守长安。这让景帝很不高兴。这不是要陷君父于危难嘛。亲冒矢石本是作臣下的职责，怎么反倒要我上前线？ 这个建议让晁错的一只脚踏进了地狱之门。他这个人，有才能有见识，也有为国的忠心，然而为人“峭直刻深”，就是非常直率刻薄，因此树敌甚多。比如他跟袁盎就是天敌，从来坐不到一起，一个见了另外一个必然起身就走，更不要说一起议事。典型的一个槽栓不下俩驴。 此时晁错偏偏又想治袁盎的死罪。袁盎曾经在吴国为相，接受过吴王的贿赂，回来报告说刘濞不会谋反。这桩案子晁错曾经审过，要判罪，最终景帝从宽发落，将袁盎削职为民。如今局势危急，晁错旧事重提，准备揪住不放，理由是袁盎知道吴王会反却不报告。袁盎闻听万分惊恐。此时再要追究，他必定难逃一死。怎么办呢？他决心先下手为强，于是请求景帝召见。当时景帝正与晁错筹划调拨军粮。他问袁盎道：“你曾经当过吴相，现在吴楚叛乱，你怎么看？”袁盎说：“不必担忧，吴楚必破！”景帝说：“吴王采铜铸钱，煮水制盐，招引天下豪杰，头发已白还起兵反叛，如果不是策划周密，会这么做吗？你有什么根据说他必败？”袁盎说：“吴王铸钱、煮盐确实可以取利，但哪里有豪杰可供引诱？果真得到豪杰，一定会帮他做正当之事，肯定不会叛乱。吴王招引的都是无赖亡命徒，所以才互相勾结，作乱国家。”这时晁错插话道：“你说得好听，拿个好办法出来！”景帝也问袁盎有何对策。袁盎说：“请陛下屏退左右。”周围的闲人随即退下，但晁错还是不走。袁盎当然不会开口。他想屏退的，其实只是晁错一人。真是该走的不走，该留的没留。袁盎进一步说道：“我所讲的话，臣下都不该知道。”晁错只好恨恨地退下。 袁盎趁机说道：“吴楚所恨的，只是晁错擅自抓住诸侯的小过错就削夺封地，因此以反为名，要杀掉他；等杀掉他恢复封地，就会罢兵。当今之计，只有斩晁错，派使者宣布赦免吴楚七国，恢复被削夺的封地，那样才能不动刀兵而恢复稳定。” 这话完全落在刘濞“清君侧、诛晁错”的套路之中。景帝未必不曾识破，但是畏惧叛军势大，于是沉默良久，然后说：“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意思是说，假如真象你说的那样，为天下苍生考虑，我不会爱惜某一个人。于是封袁盎为太常，要他秘密整治行装，出使吴国。 十多天后，丞相陶青、廷尉张欧、中尉嘉随即联名弹劾晁错，指责他要景帝亲征、自己留守长安，建议战争初期放弃一些地方，“无臣子之礼，大逆无道”。当然，这都是景帝的暗中授意。 晁错被杀完全没走法定程序，简直就是恐怖袭击。景帝心里多少还有点廉耻良心，因此无颜面对老师：他派中尉到晁错府上，假说皇帝令他上朝议事，晁错闻讯立即穿好朝服，跟着中尉上了马车。经过长安东市时，中尉忽然停车宣诏将晁错腰斩，然后灭族。 这个忠心耿耿为皇帝操劳的带着书生本色的政治家，竟然身着官服而受腰斩。这大约是历史上唯一的例子。是个十足的政治悲剧。 更大的悲剧在于，晁错的冤死，丝毫没能阻挡住叛军的进攻步伐。刘濞根本不见袁盎。宗正要宣读诏书，刘濞狂妄地说：“我已为东帝，哪里还有什么诏书？”景帝这才明白，冤杀晁错不过是“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然而第一皇帝永远是对的，第二当皇帝错误时，参看第一条。所以晁错死了也就死了，如同石子入池，波纹转瞬即逝。
大将建功（1）
除了战争，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消灭战争。此时叛军正在猛攻梁国，但周亚夫并不打算直接救援。他审时度势，提出了自己的战略构想：“楚军素来剽悍，战斗力很强。直接与之正面作战，难以取胜。我想暂时放弃梁国，让它拖住叛军，再想法切断叛军的粮道。等它们兵疲粮尽，再寻机决战，定能一举平叛！” 这个构想得到了景帝的支持。但是后来梁国不断求援，景帝的立场也随之改变。那时周亚夫又会怎么办呢？ 后事暂且放下，只说眼前。周亚夫拿到兵符将令，随即挥师东进。刚出长安到达灞上时，赵涉忽然挡住道路。他说：“将军此去，关系国家安危，能听听我的建议吗？”周亚夫立即下车请教。赵涉说：“吴王刘濞多年来一直在搜罗亡命之徒。他知道您即将东出函谷关，一定会在崤山、渑池之间的险要处，布置刺客，安排伏兵。您为何不从这里右拐南下，经蓝田、武关迂回洛阳呢？那样不过增加一两天的行军时间，您就能直接进入洛阳的武器库，然后敲响战鼓攻击前进。等叛军发现将军的旌旗，一定会惊讶不已，认为是神兵天降，正好出其不意！”周亚夫依计而行，顺利到达洛阳后，派兵回头搜索崤山和渑池一带，果然抓获了吴王派出的小股伏兵。周亚夫高兴地说：“七国叛乱战事蜂起，想不到我还能乘坐驿车安全到达这里！”当下立即拜赵涉为护军。 大军到达淮阳时，过去周勃的门客邓都尉又给周亚夫出了个主意：“吴兵锐甚，难与争锋。楚兵轻，不能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引兵东北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尽锐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塞吴饷道。彼吴梁相疲而粮食竭，乃以全强制其罢极，破吴必矣。” 这个建议的核心思想与周亚夫不谋而合，自然获得首肯。周亚夫随即带领主力，又向东北拐了个弯儿，到达彭越的老家昌邑（今山东巨野西南），随即坚守不出。 那一年吴王刘濞六十二岁。所以他下了道无耻的命令：国中所有十二岁到六十二岁之间的男人，全部披挂上阵。可谓倾巢而出。然而正是这一点，说明他败相已露：如此不得民心的穷兵黩武若能取胜，岂不奇怪？出兵之前，刘濞曾经召集亲信商议计策。这时大将军田禄伯说：“请给我五万兵马，我沿着长江淮河，攻占淮南和长沙，然后入武关直捣长安！”造了反的人，大约对人都会留个心眼，因此这个建议没被刘濞采纳。他害怕五万大军突然失去控制，像风筝一样飞掉。当然嘴上不能这么说。见吴王不同意，桓将军又出个主意：“咱们步兵多，可以在险要地形上作战；汉军骑兵和车兵多，只能在平原地带逞威。咱们应该快速西进，绕过沿途的小城市，直接抢占洛阳的军械库和敖山的粮库。这样凭借洛阳、荥阳之险，会合诸侯，即使不能马上攻占长安，也占据了争夺天下的有利态势！” 幸亏这个建议也被刘濞拒绝。否则周亚夫的历史必然改写。刘濞从都城广陵（今天江苏扬州）起兵二十万，北渡淮河，会合楚军，进攻梁国。梁王刘武是景帝的弟弟，梁国地处中原，国力雄厚。得到叛军进攻的消息，刘武立即调集梁军迎敌。两军在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相遇，爆发激战。结果可想而知。一般而言，在战争初期，总是进攻的一方占据主动。因为他们有精心准备，而且兵力占优。这场战役也是如此，叛军大获全胜，几乎将出战的梁军全部歼灭。初战告捷，刘濞兴高采烈，立即挥师西进，包围了梁国的国都睢阳（今河南商丘市南），试图泰山压顶，一举拿下。 梁王几乎天天都要派人求援，但周亚夫始终不肯发兵相救。没办法，梁王只好给皇帝哥哥写信，走高层路线。多数人的耳朵根子都不那么硬，容易人云亦云。此时物移景换，景帝早已忘记当初曾经核准周亚夫的战略构想，下诏要他立即派兵援梁。 梁王无权调动周亚夫，但皇帝的命令不是命令，而是圣旨，周亚夫按理不能无动于衷。然而这位将军向来倔强，从细柳阅兵时便可见出端倪：起初军士们全副武装，不让御驾进门，都好理解，免得为匈奴所乘；可是先见了天子符节，又见了皇帝本人，已经验明正身，这家伙竟然还是不肯跪拜迎接。这等倔强，岂是一般人所能？ 有多大的本事，就有多大的脾气。李白若无天纵之才，又岂敢凤歌笑孔丘，天子呼来不上船？ 将在外，不由帅。周亚夫对发自天子的诏令，同样不予理睬。当然，他并不像奉命援救巨鹿的宋义那样，置酒高会消极等待。在此期间，他按照预定计划，派弓高侯韩颓当率领轻骑，出击淮泗口，抄吴楚联军的后路，断绝其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