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棒槌才读不出司马迁对李广的深切同情。问题在于这种同情并未偏离史家的根本原则。作者本人，当然应该而且必须要有淋漓充沛的感情，否则就无法成就千古名篇，只能增加故纸堆中的垃圾。无论对李广还是对卫、霍，我认为司马迁的分寸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对李广，不以成败论英雄；对卫、霍，你们有功封侯天经地义，但我保留不喜欢你们的权利。
回到李广身上，“亡道后期”是正常现象，并非其无能之表现。如果你去过沙漠就会明白这一点。茫茫沙海四面无边，毫无标志可作参照，迷路本来就是大概率事件，更兼向导逃亡。其实不止李广迷过路，公孙敖也迷过，就连曾经在西域摸爬滚打十几年的张骞也未能幸免。而且按照惯例，这个罪过当斩，但不会真斩。有爵位者以爵位顶罪，无爵位者可以钱赎罪。这一点谁都明白。因此卫青派人过去调查时，还带着干粮牛酒，以示慰问。既考虑到了李广身为老将的面子，也算是临时改派任务的歉疚。双方都有面子，李广完全可以借坡下驴，但是他没有。他说得很清楚：已经心灰意冷，不想再受刀笔小吏的羞辱。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李广完全被声名所累。飞将军的美名，捧杀压垮了他。大家都有这种印象，他理应封侯。从文帝开始，这个气泡越吹越大，效应有内外两方面：从内而言，别人说得越多，李广越信以为真，封侯的心理预期越高；就外而言，别人越发相信他确实“数奇”。所以汉武帝先是不愿意派他出征，后来又临时调整部署，不让他当前锋。
李广的脾气跟关羽相似：心高气傲，爱惜将士，但鄙视文人。卫青派长史过来调查情况，他认为配合调查是侮辱，因此“不对”，不予配合；卫青召他来司令部“对簿”，接受调查，他更视为侮辱，于是愤而自杀。
也就是说，自杀完全是李广的个人原因。他实在太想封侯，而当时的封侯标准又过于死板，不尽科学。像李广孤军独对左贤王那一次，就完全可以封侯，因为他实际上打了胜仗。
战争胜败的根本标准，并非伤亡对比，而在于战役目的是否达成。那一次李广和张骞的任务是牵制左贤王，李广一支孤军吸引左贤王两天之久，并且给予敌军重大杀伤，这绝对是个胜仗。正所谓“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责任完全在于张骞误期，否则必定能打个不大不小的胜仗。遗憾的是，当时人口少，生命金贵，立功的标准就是那么死板。因为伤亡惨重而被问责的大有人在，最倒霉的还不是李广，而是卫青的发小公孙敖：进攻河西，误期失爵，漠北战役又未能立功封侯。后来再参战，因为部队损失大，按律当斩，这家伙不知道是不是舍不得钱，竟然“诈死”，搞人间蒸发，可五六年之后还是被抓住下狱。由于老婆那边与巫蛊案有牵连，最终被灭族。他比李广的起伏更多，一生四次出将。
如果说汉武帝对卫青、霍去病完全没有感情分，那肯定也是扯淡。但是作为君主，他得分甚高。他是事业型帝王，很赏识少壮派，希望能提拔任用培养开拓型人才。因此后来霍去病的声望地位很快就与卫青同步：二人同为大司马，皇帝特别下文规定，二人待遇相同。但说到重用，霍去病已经后来居上。因为其勇气与战绩确实突出：他孤军深入，以八百骑而毙敌超过两千，随后又在河西战役中表现神勇。
如果一定要说汉武帝对李广不公，那么也只能从这个角度出发。
对于将军而言，有盛名而无大功，其实是最高境界。因为一将功成万骨枯，劳民伤财。但前提是他参战次数足够少。假如某位将军真是身负兵韬将略，那么七十多次机会应该足够。锥入囊中，应该很快就能脱颖而出。这个结论的基础是概率论。在李广身上只有三个答案：要么数据有误，要么概率论不是科学，要么李广本身就是个谎言。舍此别无他途。
仔细想想就会明白，七十多次这个数据本身没有错误，但后人的理解大有问题。这个数据，估计连李广射死两个神箭手、活捉一名那回，都包括在内。白起征战七十多次，因为当时是战国，敌人很多。而李广的时代，与匈奴的大规模战事有据可查，就那么几回，其中李广只参加了四次。所谓七十多次，基本上相当于语气词，因为绝大多数都是边境线上的小摩擦，规模甚小，谁都无法斩首千级，以此封侯。就是本文开头公孙昆邪的那些话，次数频繁而已。每当秋高马肥，匈奴总要前来小偷小摸，这是其天性；最终李广出兵他们要退，不出兵也会退。而这样的每次袭扰，都被李广记录在案，最终累加到七十。景帝听从公孙昆邪的建议，将李广从上谷调开，最根本的意图可能还不是保护李广本人，而是要维护汉匈之间极度脆弱的和平。
其实《史记?匈奴列传》中记得很清楚：“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根本没有大战。
也就是说，七十多次征战而未立功，并不能损害李广的英名。因为真正构成战役级别、有可能封侯的，仅仅四次。其中他一次因为向导逃亡而迷路；一次全军无功，他又是后将军；一次被敌军主力俘虏，最终机智逃脱；一次偏师抗击主力，表现极其出色。
由此可见，李广绝对不是司马迁同情之笔虚构出来的笨蛋。那样的人也不可能得到司马迁的同情。李广此人虽然算不得大将，但却是员良将猛将，机智勇敢箭法超群，所以李白不惜攀亲，追认先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