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主持蜀国国政十多年里，有七年处于战争状态：一次南征，六次北伐，其中有一次他未直接参战，只派魏延等进兵羌中。而姜维呢，先后九次北伐。九次北伐胜多负少，姜维的才能可知。但问题在于，姜维即便胜利，也是只开花不结果，得势不得分。如果上升到战略高度，可能都要算作失败。因为北伐的根本目的都没有达到。
成都武侯祠内有座蜀文化博物馆。我在里面看到过三国形势图。这个图不新鲜，《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表述更加详尽细致；但是有组数据引起了我的兴趣，那就是魏蜀吴三国的人口数量对比。具体如下：
蜀汉940000人
曹魏4432881人
东吴2300000人
这组数据当然有其来源。关于蜀国的户口，史籍中有前期和后期两个数字。《晋书?地理志》记载：章武元年（公元221年）“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景耀六年（公元263年）蜀国灭亡时的人口，王隐在《蜀记》中记载“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
西晋时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记载，景元四年（公元263年），魏国人口“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杜佑在《通典?食货?历代盛衰户口》记载与此略同，仅人口数为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由此推断，当年魏国应有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户、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人。
吴国的户口，难以考查。《晋书?地理志》说，孙权赤乌五年（公元242年），吴国“户五十二万三千，男女口二百四十万”。《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则记载，吴国灭亡时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这两组数据大致相同，看来吴国自从赤乌五年之后，再没有统计过户口，或者数据遗失，因此王浚灭吴后，只能按照三十八年前的旧口径上报。
无论如何，这组数据大体能反映出当时三国的人口分布。蜀汉的人口数量不足曹魏的四分之一，不及东吴的一半。当时还是人多力量大的时代，人口几乎就是第一生产力第一战斗力，蜀国实力之弱，可见一斑。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只要有好的统帅，羊羔也能训练成狮子，但问题在于蜀国没有这样的统帅：绝对才能不低，相对才能不高。
诸葛亮比司马懿强不了多少，姜维比起邓艾、钟会，也不占绝对优势。对此当时主政的费祎，认识更加清醒。“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他这样告诫姜维：“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徼幸而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
吴蜀实力弱，老虎吃天的唯一办法是两家联合。这一点诸葛亮认识清醒，将之定为基本国策，甚至早早地与吴国定下了瓜分魏国的计划。如果单纯搞结果论，这一点未免滑稽，但发生在诸葛亮身上，又让我们不忍耻笑。他到底是诸葛亮，贤相之名庶几可当。尽管后来两国一直保持着联盟关系，但无法真正协调立场，作为部署军事斗争的基础。两国协同攻魏，行动从来就没有成功过。几十年过去，姜维应当能看得清楚；对于彼此的实力对比，他怎么就没有个清晰的认识呢？魏国灭蜀之前，判断倒是非常准确：“自定寿春以来，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虏。今吴地广大而下湿，攻之用功差难，不如先定巴蜀……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境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过五万。今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以刘禅之暗，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蜀军总兵力十万两千，司马昭的判断是九万，可谓精确。如果考虑到那个命令有战前动员的意思，不宜夸大敌军实力，则更加精确。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被歇后语讥为非大将之才的廖化，认识都比姜维清醒：“‘兵不戢，必自焚’，伯约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少于寇，用之无厌，何以能立？”他苦劝姜维，“连年征伐，军民不宁，兼魏有邓艾，足智多谋，非等闲之辈”，不要“强欲行难为之事”。
兵犹火也，不戢自焚。战争是柄双刃剑，搞不好伤不到别人，却砍了自己。廖化指出了当时蜀军的命门所在：智不出敌，力少于寇。智谋不比敌人强，兵力明显比人家弱。这样的状况，有个比较好听的说法，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可问题在于，谁有那样的权力，把战争强加于蜀国百姓头上？上面关于蜀国前后期的人口数据，来源不同，直接对比未必合适，但有一点还是要引起注意：《晋书?地理志》说，公元221年蜀有二十万户、九十万人，《蜀记》则记载，到公元263年，这两组数据分别为二十八万和九十四万。假定这两组数据可靠，那么在四十二年里，蜀国户数增加了四成，但人口的增长仅有百分之四强，两者之间相差悬殊。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无法不联想起蜀军的连年征战。
这些意见姜维当然都没有听。
姜维最大的悲剧在于，他还是个饱学之士，正人君子，一心为公。名臣郤正这样评价他：“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如果是个小人佞臣坏蛋，我们大可扔下书卷，骂两句解恨，但对于姜维，又实在不忍加之恶言。曾经有人这样评价南宋奸相贾似道：“阃才有余、相才不足”。当时南宋称安抚使、制置使为阃帅，基本相当于现在的军区司令，只不过兼管部分民政。读到这个评论，我经常会想起姜维。尽管他从来不曾居于相位，但自公元253年费祎醉酒、被魏国降将郭循刺杀之后，姜维在群臣中对蜀国的影响最大，几乎将整个蜀国都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不是丞相也差不多。
